查看原文
其他

卌年 | 罗志田:77级,不可复制的一代

罗志田 新三届 2021-01-05


  学者简历

本文作者


罗志田,1952年生人,1977年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在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1987年到美国新墨西哥州立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史学大师余英时先生。1994年至2003年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科杰出教授,现任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主要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外关系史,是当前中国近现代史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 


原题

七七级 , 不可复制的一代




作者:罗志田



人生不论苦乐,总有很多可以开悟的机会。机会来了,人多有所触动;然而若无所悟,机会也就过去了。凡事看得远一点,就少许多近忧。这一代也曾看着那些不放心又力不从心的前辈累得够呛,到自己也成了“大佬”,可别失了分寸,永不知老之将至。前人四十就已不惑,我们成熟得晚点,五十、六十总可以了吧。所谓“不惑”,大概就是知所进退,该放手时就放手——

那些难以企及者,可弃若敝屣,不必总在思虑未来。真合己意者,乃幸福之所在,尤当珍惜。肉食者且不论。对读书人而言,治学本含英咀华,厚积薄发。含蓄日久,自有一股郁勃之气,沛然不可遏抑。临近退休,亦正久积洋溢之时。善养浩然之气,可补锐气之不再。充分利用这精力减退而识力增进的时间,做几件自己想做的事,写几本自己想写的书,又何乐而不为。

——罗志田


填写简历时,我非常愿意接受的一个群体认同,便是“七七级”。对有些人,这或许是个可以分享“集体荣誉”的称谓。对我自己,却更多是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然而正因“七七级”渐渐成为有“面子”的称谓了,而简历又是相对开放的,我现在反有些不敢把个人的记忆放进表格了。或许人生就是这样曲折向前的吧。

个人的回忆


1977年是我下乡的第九年了,那一年大队中学临时请我代课。我虽号称中学毕业,实际念书不到一年,却要教初中三年级的语文和化学,实在有些误人子弟。记得是放农忙假时,我回到成都的家中,母亲既惊讶又高兴地说,这么快!上午才给你打电报,下午就回来了。原来家里得知停止多年的大学考试真要恢复了,所以要我赶紧回来准备,其实我根本没收到电报,不过是碰巧而已。于是在家集中补习了一个多月。由于上中学不到一年就进入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那是名副其实的“补习”;与今日高考前的“复习”,完全不是一回事。

由于“时间短、任务重”,可算是真正的拼命。每天睡觉也分成两段,一次约睡三个钟头,其余时间基本都坐在窗边的桌前。对面楼里也有一家的小孩正做同样的事,后来其家长说,早就推测我一定考上,因他们几乎就没看见我离开过桌子,颇叹我何以能不睡觉。当然偶尔也要出门请教,记得还去成都二中学习怎样写作文,请教以前教过我二哥的费绍康老师,那真如醍醐灌顶,获益良多。考试前又回大队中学上课,自己教作文的段数也突飞猛进。恰好全公社举行统一的作文考试,我的学生还获得第一名。一个大队民办学校的学生超过镇上公办学校的学生,在当年乡下也是不小的新闻(其实主要是那学生自己聪明,他后来一路念乐山专区的重点中学、上海交大,更到美国常春藤大学念博士,是乡村孩子中的一个异数)。另一女生也得高分,后来到县高中或师范校念书,现居西安,小孩都进清华大学了。

我就这样白天教书,晚上继续补习,准备即将到来的考试。我所在的四川省仁寿县是个大县,人口过百万,当年应届毕业的高中生班就上百个,全县还有和我一起下乡的知青近两千人,绝大多数学历都在我之上,不少是老高中的。这样,在填报志愿时,我第一志愿填的是成都师范学校的中文高师班,即所谓中专“戴帽”的大专;第二志愿是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到第三志愿需要换专业,才填了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完后已近过年,大队中学放假了,我也就回到成都家中。大年三十的前一天,我正在城里一老同学家中喝茶,忽然弟弟从郊区的家里赶来,告诉我录取通知到了,我被取入川大历史系。


那是长期停招后的第一次,录取不太看志愿,所以我能被第三志愿的重点大学先录取。大学毕业后我才知道,取我的老师当初也担有政治风险,因我的家庭出身有些“问题”,经过争议,终以“重在表现”的理由取了我。且我本是在农村考试,通知应是寄送到乡下的。川大招生办的人竟然查到成都我家的地址,特地寄到家里,让我们能愉悦地过年。下乡已九年的我,是家中的“老大难”问题,那次过年的气氛当然好极了。

我会永远记得这一经办人的细心周到,我猜其家中或者也有知青,所以很能体会这个通知的重要吧。那时“文革”尚未完全结束,“斗争哲学”之余威尚在,而川大从招生到发通知都相当有人情味,非常不容易,使人难以忘怀。

实际开学已进入1978年了,我在农村的好友姚仲文兄,用背篼背着我的行李,把我一直送进学校报到。在川大校园里,这一图景或也不多见,似乎象征着人生的一段结束,又一段开始。

那几年学习的经历,恐怕也是中国大学教育中前所未有、后亦未必会再现的。大学停止招生已十二年,同学中应届生很少,彼此的年龄相差甚远;班上年龄最大的约32岁,恰是最小者的两倍,25岁的我则属于中间一段。而当时的师资,几乎动员了全体高段位的老师;有些现已不在世的老师,当年还没有轮到给我们上课呢。


晚来的学习机会不易,那时我暑假也住在学校。记得第一个暑假就是读《资治通鉴》,而一些同学还曾组织起来共读《史记》。我自己散漫惯了,经常逃课,到学校图书馆看各种“内部书籍”。曾经有那么多年,全部公开的读物不过几十种。突然可以使用图书馆,而且可看“文革”中给老干部准备的各种翻译书籍,那种感觉,说是如饥似渴,实不过分。内部书看完了,又泛览他书。坦白说,除《通鉴》和前四史外,还真没看多少“专业书”。

川大历史系当年的学风是重基本功,特别是语言。同学中不少人相当注重语言工具的掌握,后来考外校研究生的,不分中国史还是外国史,大多在古汉语和外语上皆得高分。我在乡下背过半部《古文辞类纂》,离桐城正宗自然还远,或可说稍得皮毛。但英语则完全是从头开始,摸底考试仅得十分,即写完字母而已。

最初学英语也不过跟着走,过了一学期,参与读《史记》的好友葛小佳说,他的英语已远远超过班上的进程。当时同学中有的英语甚好,已在看所谓原著。而小佳的英语也同样是进大学才开始学的,那时与我的水准就不可同日而语了。他为让我能赶上,自己特意停学英语一学期。这样的义气,现在大概较难见到了。我不能不拼命追赶,到二年级差不多赶上他的水准,大家又继续推进。再到三年级时,我们竟然成了全校文科的前两名。没有那时的努力,后来恐怕就不能出去读书了。


现在有些同学回忆,说我们那时就一心想出国,所以努力学外语。其实如我前面所说,当时“文革”的“结束”还在进行之中,在成都这样的地方,几乎无人能有出国念书一类的“高瞻远瞩”。简言之,那根本不是一般读书人“上进”的选项。历史记忆在不知不觉中常随后见之明而移易,于此可见一斑。不过,当年的形势发展确实日新月异,到毕业的时候,去外国读书,对一些人就成为实际的可能了。

后来同年级中真有不少人到欧美读书,且所读多是名校,反倒是在外国治学最有成绩的葛小佳,念的是美国一般州立大学。我想,当年那批留学生,大概也和国内的七七级学生一样,进入什么学校,基本看机缘,但其训练未必都在课堂上获得,所以在国内国外读什么学校不特别重要,主要还是靠自身的修为。我自己是在毕业工作五年以后才负笈远游,紧赶慢赶,博士答辩时已经41岁了。

川大历史系七七级学风的另一特点是眼界较宽,思想开放。在本行的固然出色,留学的却大部分都转了行。朋友中,葛小佳始念社会学而转治心理学,霍大同学了精神分析,而戴思杰干脆进入著名的巴黎电影学院学导演,都成为那一行的佼佼者。念什么专业就教什么的,也就一二人而已。我在美国念的课程是以美国史为主,不过因拟追随的老师退休,一时后继无人,系里许我改换门庭,遂转入中国史,大大缩短了读书期限。(普林斯顿大学的亚洲史要学两门亚洲语言加一门欧洲语言,而美国史则仅要求一门外语。)所以我一共就念过两门中国史的阅读课,如今所教的专业,也还是半自本科的教育、半从自学而来,算不得科班出身。

现在回头想想,当年川大历史系老师所教,未必是历史学的所谓知识,恐怕更多是学者怎样治其所学。在此基础上,我们得到的鼓励,是做什么都要做到尽可能好。(按宋儒程颐的说法,不想做到最好,便是自弃)前者大概就是所谓入门,后者或一般所谓发展。入得其门,学校之能事已毕。以后如何发展,就是学生自己的事了。


蕴涵丰富的符号


七七级这一群体是多元的,工农兵商,做什么的都有。对有些阅历特别丰富的人来说,这或只是人生的一个插曲;那些年少的,不过是按部就班地上了大学。就我个人而言,却真正是人生的一大转折。

我下乡时仅16岁,此前也和全国人一样饿过饭,身高还不到一米五,贫下中农不得不为我制作特定高矮的粪桶。记得临走时母亲在我的棉衣里缝了五块钱和五斤全国粮票,意味着已经做了非常不妙的准备。在那时的各种人生选项中,可以说基本已经排除读大学了。(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大学招生已经实行“有成分、不唯成分论”,像我这样的家庭出身,实已难进大学。)后来居然能进大学读书,有那样好的老师和同学,不能不说是意外的惊喜。上天如此眷顾,能不常怀感恩之心!

或因其特定的机遇,“七七级”后来成了一个象征性的符号,仿佛是风云际会,天才一群群地来此相聚。然而,这些人中很多都少小失学,缺乏从小到大的系统训练;先天不足,其创获多来自阅历和悟性。在那些阅历无法代替或补充训练的领域(例如自然科学的一些学门),悟性也就难以体现其作用。即使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里,当风尚偏于追随而轻忽积累之时,“天才”也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就变成了“奇才”。(把“奇”“怪”一类字冠于“才”之前,通常意味着对才气的不充分承认。)其实不论天才、奇才,多少都带些“倒放电影”的味道。那的确是个相对独特的群体,或许真是难以“复制”;但也和所有群体一样,兼具高明与平庸。

盖若要“复制”,则包括读大学前的经历,意味着大学十多年不招生,这当然是谁都不希望重复的。七七级的学生,都是“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对那一代人的多数来说,“文革”更多是一段暗淡也黯然的记忆,有点像西方的中世纪。(中世纪是因为后来的人自居“现代”又向往古代而得名,也因此被视为一段“黑暗的时代”。)不过,由于七七级在大学读书时“文革”尚在“结束”之中,这些人虽被视作“后文革”的学生,却并未出现多少对“文革”的反思(那些参与“伤痕文学”的或是例外),以至于后来一些对“文革”的“理性”认知,部分似也出于七七级人之手。


就整体言,“文革”的暗淡,或也使七七级自身多少带点“文艺复兴”的味道——因为一下子“解放”了很多老教师,包括那些经历过五四的一代,七七级人在课堂上衔接的,往往不仅是“文革”前的学术,更是直接回溯到更早。当然,这更多是一种“客观”的相似,他们中多数人并不像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热爱希腊、罗马那样,对其所衔接的时代亦步亦趋;不少人毋宁像那些年两套丛书的名称所提示的,更愿意“走向未来”,也更关注“中国与世界”。

而上述衔接的跨越性,恰也反映在中外学术交往之上。或因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闭关锁国,中国学界对5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的西方论著(包括研究中国的论著),极为生疏,所知甚少。由于这一断层的存在,尽管我们现在追赶“国际前沿”的速度已经相当快,但今日西方的“国际前沿”,正是在那基础上产生的——其回应、修正和突破的很多问题,就是那个时代的学术取向和学术成果。追赶者若不了解其针对性,很可能追到不同的方向上去。

换言之,七七级的不可“复制”,包括了强弱两方面。他们中很多都曾上山下乡,接触了中国的底层,类似于上过高尔基所说的“社会大学”。这可能是其特有的强项,尽管也仅在一些特定的领域里才是明显的强项。不过,即使在适用的领域里,也还要不忘上述双重学术断层的存在。学问从来是积累的,较具建设性的态度,是温故才能知新;即使基于更坚决的“走向未来”态度,也要推陈才能出新。“故”与“陈”且不知,自然谈不上“温”与“推”,也就大大减却了创新的基础。


我自己的感觉,我们这一代人,总带几分理想的色彩,(譬如多曾经过“文学青年”的阶段,总有些办刊物的冲动,等等)又稍多独立精神,(这极不适合于官场,在越来越向官场“倾斜”的学界,也渐不合拍,却是做好学问的根基)两者都使这些人容易坚持己见,不够随和。若能保有理想而兼顾现实,坚持独立而不忘包容,或更能随顺时世。

不过,某次一位年轻人告诉我,在他们眼里,“50后”有着阴暗的一面,因为从提倡阶级斗争的年代过来,不免带点儿整人害人的遗风。我对此有些保留,(至少我自己的同学,见面都有发自内心的亲热;步入老年,还能开稍带攻击意味的玩笑而不往心里去)但平心而论,这看法也不无所见、不乏实据。这也引起我的反思——既曾受过熏染,可能真需要随时告诫自己,不要无意中堕入旧日窠臼。

七七级这一代人,现在已渐入老境。他们的命途,其实不那么幸运——少小即曾饿饭,中学多未读完,稍长又颠沛流离;开始事业闯荡之时,看重的是资历;眼看渐有所成,又讲究年轻化了。但那些大都是所谓“赵孟能贵”的部分,亦浮云而已。正因比其他时代的人领受了更多生活的艰辛,就更应多识得几分人生的真谛。至少身心状态要努力保持一致,不宜身已老之将至,而心态仍然年轻,继续经历着“成长的烦恼”!


我们的学术状况,有着特定的国情。恢复高考后那几年入大学者,身当十多年的断裂,的确多些传承的责任。不过,学术乃集众之事,总有易代之时。在理工科,学术易代似乎已经完成。文科方面,这一代或可多发挥所谓“传帮带”的作用——年富力强的,固不妨“站好最后一班岗”;对大多数人而言,恐怕还要尽可能支持新人接班,甚或扶助其“领班”。最好是慈眉侧立,多些旁观,少些介入。很多事确非人人可为,年轻人却也未必就做不好。总要“相信人民”、相信后来者,不然,学术又何能前进?

人生不论苦乐,总有很多可以开悟的机会。机会来了,人多有所触动;然而若无所悟,机会也就过去了。凡事看得远一点,就少许多近忧。这一代也曾看着那些不放心又力不从心的前辈累得够呛,到自己也成了“大佬”,可别失了分寸,永不知老之将至。前人四十就已不惑,我们成熟得晚点,五十、六十总可以了吧。所谓“不惑”,大概就是知所进退,该放手时就放手——

那些难以企及者,可弃若敝屣,不必总在思虑未来。真合己意者,乃幸福之所在,尤当珍惜。肉食者且不论。对读书人而言,治学本含英咀华,厚积薄发。含蓄日久,自有一股郁勃之气,沛然不可遏抑。临近退休,亦正久积洋溢之时。善养浩然之气,可补锐气之不再。充分利用这精力减退而识力增进的时间,做几件自己想做的事,写几本自己想写的书,又何乐而不为。

好友葛小佳1996年曾在美国《发展心理学》上发表一文,探讨禀性与教养(Nature and Nurture)之关联互动,被认为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已成为那一领域不能不提的经典论文。我不敢讨论该文的内容,却不妨借其题目“说事”。

对任何人而言,禀性都是重要的。常乃惪甚至认为,文学的“伟大与否,全视乎作者个人情感是否伟大”;史学亦然,“必有伟大的生命力者,始得为伟大之历史家”。但不论我们出身如何,教养都可以让人改变。(古之所谓教,正在于改变人。)唯改变之后,能不忘自我,也不忘教养之所从来,或可兼具本性与教养之长。

七七级者,禀性千差万别,更多成就于教养。其共同的特征是:学生多来自社会,阅历丰富而志趣广泛;老师也不仅为一校一专业培养人,而是以天下士的标准为时代为社会育人。与后来人比,七七级的学生多少都有些迂远而放不下身段,但眼界开放,无论治学从业,并不十分拘泥;且总是向往独立,不肯俯仰随人;又始终保留几分理想的色彩,故与日趋现实的世风稍感疏离。

这更多是基于我在四川大学历史系的经验之谈,但整体言,七七级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已为天地留此一景,却无须复制。一个人或一代人明白了自己在社会甚或历史上的位置,也就是知了天命。这一代人,其实也和历史上任何世代一样,不过守先待后而已。于斯足矣,夫复何求。


(本文原载罗志田著《风雨鸡鸣:变动时代的读书人》,三联书店2019年12月出版。)


转载微信公号湃客,版权事务请联络编辑

给老编续杯咖啡
就摁下打赏二维码吧

新三届之歌许纪霖:77级大学生与他们的时代
周伟林:复旦经济系77级校园生活
复旦数学77级:在新世界门前追忆逝水年华:北大经济系77级
北大经济系77级:应运而生的改革时代之子北大中文77级:数风流人物还看当年
77级自画像:我们承载着时代精神贾建初:一群77级,飘在亚特兰大这是他们的大学故事,
也是77级的青春记忆余世存:老三届和新三届的喜剧顾则徐:"新三届"学者的生命悲剧王立东:珍重,我的“新三届”陈侃章:77级78级大学生历史履痕钱江:独具特色的77、78级大学生侯杰:走向国际的新三届音乐人"77级"和"78级":谁更聪明?杭大77级阮建忠:首闯自费留学美国之路寿柏年:77高考,我人生最重要转折点陈侃章:1977年高考语文题考几分?

1977年高考试卷"蹿红",
网友感叹我也能上清华北大
1977年北京全真试卷,你能得多少分?
李辉:晒晒我的1977年高考试卷

陈平原:再也写不出比“高考作文”
更有影响的文章了

李希跃:我们家有六个77级大学生张效雄:1977年兄妹三人同赴考场"新三届"走出13位美国科学院院士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长摁二维码
加盟新三届2
我们不想与你失联
备份新三界
余轩编辑、子夜审校
公 号 征 稿主题包括但不限于:


童年  文革  上山当兵月  青工  高考校园  浪漫  菁英 职业  学术  追师长……新三届人一路走来的光阴故事40后、50后、60后的关注热点都是新三届公号期待分享的主题来稿请附作者简历并数幅老照片投稿邮箱:1976365155@qq.com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