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晓娅,15岁到陕北插队,当过赤脚医生、生产队会计、大队妇女主任;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北京某中学执教6年语文;通过公开招聘考试进入中国青年报社,先后多个部门任编辑及部门主任。1991年创办“青春热线”,为成长中的青少年提供电话心理帮助,开始进入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领域。在大学、中学开展了包括危机干预在内的多种形式的培训和辅导活动,并为大学生开设了“心理健康与个人成长”选修课。
今晚关机睡觉
——告别我的妈妈
作者:陆晓娅
已经很多年没有关过手机睡觉了,一天24个小时开机,只是害怕不能及时接到那个电话。但电话终于来了——在西班牙北部毕尔巴鄂的一家公寓里,当地时间凌晨两点多钟,我被电话铃声惊醒。开始还以为是内地的骚扰电话,但听到话筒里急促的声音,我知道最担心的事情可能发生了。来电话的是妈妈养老院的医生,说妈妈今天早上精神特别不好,他们想要进行几项检查,需要征求家属同意。相隔数千公里,我鞭长莫及。养老院联系了我的弟弟,他和弟妹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看到情况不妙,打120把妈妈送到医院急救。妹妹也火速从外地赶回。这几年妈妈虽然在持续的衰退中,但从未发生过紧急情况。明年就是她的90大寿了,我也做好了继续照顾她的心理准备。从2015年1月,我们送妈妈进养老院,我和弟弟妹妹就成了养老院的“模范家属”,一周七天,至少有四天我们会轮流出现在养老院里:推妈妈到花园晒太阳,给妈妈喂饭,拉她走路,到小医院找大夫给她按摩已经开始挛缩的身体……养老院的许多老人都非常羡慕妈妈,而妈妈自己却浑然不觉,因为她早已认不得我们。
妈妈的下坡路是一条缓慢平稳的斜线,一直波澜不惊,几乎没有让我们惊吓过。这四年多来,她生活在品质不错的养老院里,得到很好的照顾。因此,已经退休的我们仨儿,也会轮流出个门,给自己放放风。弟弟妹妹告诉我,老妈是心梗,送到朝阳中西医急救抢救中心的CCU了(心脏科重症监护室),目前情况已经稳定。是否马上结束旅行回国?本来,我把这次旅行命名为“三个女人两颗牙”,打算跟两位女性朋友在西班牙和葡萄牙自驾的。一位朋友也是家中有老母,和她轮流照顾老妈的弟弟发现有癌变,要进行手术,她只好退掉了机票。另外一位女友是我堂妹,会开车却不懂英文(其实我也不懂多少),如果我回来,她只能跟着我回来,也要承担不小的损失。惊醒后抓过手机看微信,看到身为医生的弟妹的留言:我刚给CCU大夫打电话问了妈妈的病情,她说昨天入院后用上了常规内科治疗冠心病的治疗手段,心率、脉搏和昨天没有太大变化,心电图也变化不大,上午送去的化验复查结果还没回来,目前病情还算稳定。睡不着了,在手机上查看机票,发现从马德里回北京的飞机最多,也最快。幸亏明天就到马德里了。接下来的两天,弟弟妹妹们不断“汇报”情况,看来老妈似乎正在恢复,除了一项指标外,其他的都已经正常。两牙行程还未过半,原本接下来是去南部的安达卢西亚,那是西班牙最为迷人的地方。但我决定从马德里飞回北京。妈妈已经高龄,肌体脆弱,病情随时可能有变。妈妈离世后,我想想就觉得很神奇:从她第一次心梗发作到最后离世,一共10天。她好像就是为了等我,从第一次心梗中恢复过来。她给了我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也给了我们从心理准备到丧葬准备的时间。
从马德里回来当天去医院看她。原来很担心妈妈进了CCU会浑身管子,样子非常痛苦和悲惨,但看上去没有想象得那么糟糕,甚至她的脸色还很红润。监护室的护士和护工先后来和我交流,告诉我妈妈的情况和他们做了什么,让我觉得这个医院很有人性,心下十分感激弟弟妹妹们做了正确的选择。我把手放在妈妈的额头上轻轻抚摸,她睁开了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我,接着嘴里发出咕咕噜噜的声音,像是要对我说话的样子。妈妈已经到了阿尔茨海默症的后期,早已失去了完整表达的能力,平时只能发出一些简单的音节。2015年初进养老院时,她就已经认不得我们了。现在,这个眨巴眼的妈妈是认出我来了,想和我说话吗?我不能确定,也不敢确定。对于我们来说,和妈妈交流,听听她最后的遗言,早已是一种奢望。我撩开被窝,找到她那只没有扎针的手,把我的手放到她的手心中。她攥住了我的手。我弯下腰,对着她的耳朵,轻轻地和她说:“妈妈,我是晓娅,我是你的大女儿,我从国外回来了,你能认得我妈?你女儿在你身边,别害怕……”不管她知道不知道攥住的是女儿的手,知道不知道在她耳边说话的是她的女儿,我想这只手也会让她感觉到温暖,这轻轻的话语也会让她知道有人在陪伴,不那么孤单吧?老妈的大脑里是个什么状况?她的内心还有情感流动吗?现在她究竟能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她身体疼痛或难受吗?她知道自己已经生命垂危吗?她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事情吗?她害怕死亡吗?她希望我们为她做些什么吗……一切的一切,都像是被吸进了黑洞,我们无法知道,阿尔茨海默症让我们生活在平行世界中。
老妈看着她在国外当记者时的照片,不知道是否还能认得自己?
CCU的探视时间是半小时,我还要让别人进来。特别是在四川生活的堂妹,她没有选择马上转机回家,而是到医院里来看望我的妈妈。说来也是缘分,在她的妈妈病逝前,我利用讲课的机会回到家乡,和老人家做了最后的告别。现在轮到她了。我轻轻把手抽出来,但分明能感到妈妈不想松手。她虽然没有很大的力气,可我还是能感觉到她在拉住我。第二次去看妈妈,觉得她的脸色不再红润。抚摸她的时候,她睁开一下眼睛又马上闭上了,显然没有昨天的状态好。护士说,她自己大了两次便,护工还帮她在床上洗过头发。我很惊奇,和护士确认:是她自己解的大便,不是用开塞露?护士给了我肯定的回答,并说大便有点稀,他们会继续观察。这几年,作为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的理事,我也在参与一些事情。协会的“七彩叶”志愿者在海淀医院等地方为晚期病人提供服务,我有时候也会到现场看他们如何服务。每当看到志愿者们用特制的工具给那些卧床的病人洗头、理发,我都非常感动。有些人想做临终关怀志愿者,以为可以做些精神超度的事情,没想到志愿者却在做这么普通的事情。我却一直觉得,这些看上去并不高大上的服务,对于病人来说无比宝贵,它让临终者感到舒适和有尊严。没想到,我的妈妈也得到了这样的服务。妈妈会缓过来吗?我问医生,医生说,高龄老人需要观察,一般两个星期如果指标正常可以出监护室。希望似乎还在,我们甚至还讨论了妈妈出了监护室是在这里住院,还是回养老院或住养老院旁边的社区医院。但另一方面,我们心里也清楚妈妈的病情可能会恶化。以前,我们讨论过妈妈走的时候给她穿什么衣服,反正不能穿寿衣店的衣服,那与她的身份和气质太违和了。妹妹建议穿妈妈在国外工作时做的墨绿色丝绒旗袍。为了和这件旗袍相配,她网购了一双绿色绸子面的布鞋,还找了几条真丝围巾。这些天妹妹已经把它们都拿到自己家,熨烫好了,内衣也准备好了。我听说南方人是用亚麻做铺的盖的,曾经专门去公主坟找大新服装布料店,那家店里有各种颜色的亚麻布,但是找过去却发现大新已经不见了。
妈妈的iPad画
11月15日,周五。早上问正要上班的女儿周六是否去看外婆,女儿说去。上午不能探视。在家整理东西。中午给自己煮好了速冻饺子,准备吃完就去医院。饺子刚放桌上,电话响了,是医生,说老妈又心梗了,他们正在用药,希望我们马上过去。到了老妈病房,她双眼紧闭,但药物似乎起到了作用,监护器上的一些指标在好转。弟弟、弟媳和妹妹,还有我的女儿都陆续赶到了。我们轮流进去看妈妈。我有点担心女儿看到外婆的样子会害怕,给她看了外婆在病床上的照片,希望她有心理准备。女儿出来后流着泪告诉我,看到外婆她并不害怕,但是心里很伤感。她是在北京的唯一的孙辈,爷爷走的时候,她也是和爷爷告别的唯一孙辈。因为妈妈的状况又“稳”住了,我们决定我和妹妹在医院附近的旅馆住下,弟弟和弟媳先回家。妹妹在旅馆的床上铺开给妈妈准备的衣服,我们商量着穿什么不穿什么。我们并不在意什么三身五身,是新是旧,一心只想着把妈妈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妈妈年轻时还是蛮时髦的,特别是因为在国外工作,会有些漂亮衣服,有些还是在国外买的。记的1960年代她回国时带我出去,我总要与她拉开一小段距离,因为觉得这个妈妈“太不艰苦朴素”了,“洋里洋气”的,像个“修正主义者”。这些年,她的阿尔茨海默病到了晚期,颈椎变形抬不起头,只能用口布遮在胸前,全然没有了当年的知识女性样子。现在,如果她要走,就让她优雅地走吧!丝绒旗袍很长,可以直到脚面,我觉得配一双白袜子就行,妹妹觉得黑袜子比较好。于是两个人就出去找了家超市,买了一白一黑两双棉袜,还买了一支口红,想着要不要给她化化妆。我们家的女性基本上都是素面朝天的,但我们不希望妈妈的遗容太过苍白或灰暗。中午饭就没吃的我,此时饿得有点心慌。找了家饭馆要来菜单,还没点菜,电话就响了,是医生打来的。这时我们离医院不过300来米,对服务员说声对不起,妹妹回旅馆拿衣服,我直奔医院。医生告诉我,这一次可能没有希望了,老妈的心跳已经没有了。她说她知道我们签署了“不进行有创抢救”,但为了等到家属,大概也是为了给家属安慰,现在有医生在给老妈做心脏按压,也在给老妈用药维持。“是轻轻的按压,不是那种很重的,”她说,“你看是不是还要继续按压和用药?”这些年在生死学领域探索,对于“死亡”我并不陌生,也接受了“尊严死”的理念。但面对自己的亲人,要在自己的亲人临终时做出抉择,是和讲课与写作全然不同的场景。我感觉到自己的心在咚咚地跳。想到公公去世时我先生曾说,过去一个人的命是老天决定的,现在这个决定权似乎转到人的手中,可是我们有权利做这个决定吗?谁有权利做这个决定呢?现代医学的强大实在令人惊叹。我看到过失去吞咽功能靠鼻饲管活了一年的失智老人,也看过到在ICU里躺了三年还活着的人。但那真的是在“活着”吗?妈妈病床前,有两个年轻的医生在为她按压心脏,我能感觉到那其实已经是一种安慰性措施了。既然无力回天,就让医生们休息,也让妈妈能平静地离开吧!我深吸一口气,对医生说:“不用按压了,如果药物还能维持就继续,等我弟弟妹妹们来。”看了看床头的监护仪,高压已经没有了。我抚摸妈妈的额头,她也不再有反应。我走到床的另一边,把手伸进被子,拉住了妈妈那只没有扎针的手。护士进来,看了一眼监护仪,说:“血压怎么那么高?”我也一惊,恍惚中回头看到高压低压都在100以上,我想,那是我拉住妈妈手时她的身体做出的反应吧!真是太神奇了!我不再关心监护仪,我知道那些还有一些波动的曲线早晚会变成一条直线。但我知道人临终时最后关闭的是听觉系统,所以我趴在妈妈身上,轻轻地对她说(旁边病床还有一位95岁的老人,我不希望打扰到她):“妈妈,这些年你太辛苦了,就放心地去吧,去和爸爸团聚吧!你的三个孩子都很好,都能自立。你的孙子、外孙女,还有你的重孙子也都很好。谢谢你给了我们生命……”妹妹很快带着衣服过来了。这时,这波药物的作用已经过去了,医生问我们是否还要再用药。我和妹妹都知道,用药只是心理安慰。正逢周五晚高峰,弟弟可能一时赶不到,但他也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所以我们告诉医生不需要用药了,就让她安静地走吧!我们知道,妈妈一旦离去,需要马上给她清理身体和穿衣服。护工说,应该用白酒给妈妈擦身,可是我们没有准备白酒。我们希望亲手给妈妈穿衣服,但毕竟没有经验,担心穿不上或穿不整齐,所以决定请专业的殡葬公司。我出去给殡葬公司打电话。妹妹一个人在病床边陪伴妈妈。她一手拉着妈妈的手,一手抚摸着妈妈的额头,跟她说:“别害怕,我在呢,爸爸在那边接你,别害怕。你放心地走吧,我们都很好,放心吧……”护士进去,和妹妹一起给妈妈做了最后一次心电图。打印出来,心电图已经是一条直线。妹妹看表,18:48。后来,医生在死亡证明上写下了这个时间。
妈妈的画:化蝶
护士和护工要给妈妈做遗体护理,让我们暂时离开监护病房。护士和护工的工作完成后,殡葬公司的人也赶到了。我们一起给老妈擦身,从里到外一件件穿上衣服。我看到妈妈虽然瘦弱,但是皮肤仍然光洁,皮下仍有脂肪。这些应该归功于养老院吧。虽然妈妈早就不会自己吃饭了,每顿饭都是喂糊糊,但毕竟是营养师配餐的糊糊啊,且妈妈似乎一直保持食欲,能吃下不少糊糊。为了让妈妈获得更好的口感,我们和护理员们,还常常会喂她一点能嚼得动的食物,比如没有刺的鱼、豆腐、南瓜、发糕……穿旗袍和穿鞋子时稍微费了点功夫,但穿上后很服帖。最后,妹妹在妈妈脖子间结了一条深色的丝巾,上面有几朵红花。老妈因为颈椎弯曲,早已不能平躺,这两年只能侧身而睡,非常辛苦。但离世之后,也许是肌肉松弛下来吧,她竟然躺平了!现在,她安睡在枕头上,虽然脸色有些苍白,但有丝巾上的红色花朵映衬着,她显得很平静,好像很享受平躺着睡觉的样子。 全家四代人在养老院合影
不过,听从殡葬服务人员的劝告,我们没有给老妈化妆,因为据说遗体冷藏后油彩会花了。穿过周五晚上的车流,我和弟弟送灵到八宝山。人们正在开始享受又一个周末,而我们的老妈,一个从江南水乡走出来的知识女性,走完了她89年的人生,魂魄已经西行,躯体还静静地躺在我们的身边。回到家,我决定关上手机睡觉,再不用担心半夜铃声了。关灯后,32年前爸爸离去的那个夏夜浮现出来。那是1987年7月14日的夜晚,我在妈妈房间里陪她睡觉,黑暗中,传来妈妈阵阵哭泣。还有,1969年1月16日的夜晚,15岁的我即将离开北京去陕北插队。妈妈让我上床睡觉,自己在台灯下为我补一件衬衣。我听到很少表达感情的她,在轻轻地抽泣。2019年11月16日-24日
作者为大学生开设“心理健康与个人成长”选修课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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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