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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丨余师群:“肝炎”病退回京,差点误了我的大学路

余师群 新三届 2022-03-21


  作者简历


余师群,北京五中1968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加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五团八连,1973年离开兵团回京。1974年北京东城区胜利服装厂工人。1978年考入入北京经济学院学习,1982年毕业后入北京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工作。1996年调任中汽财务公司、中建财务有限公司,2014年退休前任公司稽核风险部总经理。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


原题

我的高考路
(外一篇)




作者:余师群


时间如白驹过隙,眨眼之间,距离我去内蒙古兵团已近半个世纪了。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我和所有兵团战友一样,经历了无数的酸甜苦辣,但要说我曾有过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刻,却只有高考时期发生过。

我是北京五中1968届初中毕业生,1965年考入五中时,还小小地骄傲过,我上的小学两个毕业班一百多学生,只有我一个人考入五中这样的重点中学。当时学校要求戴校徽,我每天坐公共汽车上学时,都会迎来很多赞许的目光。

“文革”开始后,一切理想都成为泡影。1968届毕业生有些参军、进工厂的机会,但由于我的家庭出身,这些机会都不属于我,只能于1969年9月5日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

1971年年中我在连队墙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好像是学习毛主席某篇著作的感想,内容主要是提倡批评和自我批评,任何人,包括连队领导在内都应该虚心接受批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篇文章很快受到指导员的批评,在全连大会上还含蓄点出文章作者的出身、阶级立场存在问题。当时很多战友可能不知道指导员说谁,但我清楚地知道是在说我。现在看指导员的批评不算多大事,当时却给我思想造成了很大压力,不免对前途悲观、失望,遂于1971年底以得“肝炎”为名回家治病,1973年年中正式以“肝炎”病退回京。

1974年1月街道分配我入东城区服装管理处胜利服装厂当工人。虽然我工作努力,受到师傅们的赞扬,连年获得“先进生产者”称号,但每当我站在裁衣服的大案板前手握电裁刀时,心中不免凄然:难道我这辈子只能站在这里裁衣服了吗?

感谢邓小平,1977年底恢复了高考制度,我在没有任何准备和复习的情况下参加了1977年高考,结果可想而知,其中数学成绩只有8分,好像只做对一道因式分解题。我决心继续努力,参加1978年高考。

为这次高考,我从三个方面做了准备:一是为腾出复习时间,我主动报名参加单位挖防空洞的工作,这种工作虽然很累,但能三班倒,可腾出时间学习。我自信凭兵团练就的劳动能力,再累再苦的劳动也不在话下;二是在自家的楼道尽头隔出一个0.8平方米的小空间充当我复习功课的书房(当时我家住的是“筒子楼”,我家就在楼道尽头的两间房);三是请景山学校的数学老师为我补习数学。

我对自己的考试能力也作了合理的分析:我没有学过物理、化学,要在半年内利用业余时间学到能参加高考的程度是做梦,因此只能报考文科。文科考试科目是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这五个科目中我的数学最差,为避免数学拉分太多,我应该把主要精力和时间用于主攻数学。其余四个科目中政治、历史和地理都靠平时的积累及死记硬背,这些可抓紧各种点滴时间进行。语文科目根本没法在短期内学习和提高,只能靠平时的积累,我只要练习写几篇作文就可以了。

我爸爸是中学老师,他帮我找了一位景山学校数学老师为我补习数学。第一次去老师家,带的什么礼物已经忘了,但记得很清楚的是,老师家大约在东四十二条,一家三口人挤在大杂院中一间八平米的小屋里。进门就是一张大床,大床侧面摆个方桌,桌上摆满了书,大床上面还架一张小床,我们就坐在大床边上开始上课,腰不能挺直,以防头撞上小床。


老师测试了我的数学水平,虽然面有难色,但微微一笑,还是开讲。从此,我每星期日去老师家补课一次,一直坚持了三个月,逐渐我感觉摸到了数学的门道,就开始在家做习题。

我找来1977年各省市的高考数学题。我的目标是数学能得到40分左右就行,因此我避开难题,选考卷的前半部分做,慢慢地我开始有信心了。

与此同时,我抓紧一切时间复习其他科目。当时我们厂每天下班后都有政治学习,学习中我都是第一个发言,然后就埋头干自己的事。师傅们大多是家庭妇女参加工作的,默许我的做法。就这样,高考一天天临近了。

填报志愿时,我自知高考成绩不可能很高,不敢报考北大、清华等名校,文科中我喜欢历史,因此决定第一志愿报人大历史系,第二志愿忘了报的什么,最后的志愿我知道是用来垫底的,挑了一个北京市的不知名院校——北京经济学院。选专业时我想,会计专业是当账房先生的,肯定没人愿意干,我就选它吧。

终于走进考场,考卷发下来了,最初几分钟,我的脑子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起来,只听到自己心脏咚咚狂跳。我深吸了一口气,开始进入考试状态。

皇天不负苦心人,我1978年的高考成绩达到387分(其中数学49分,历史92分),超出一本分数线47分,是东城区服装管理处文科考生第一名,师傅们都为我高兴,我自己也是踌躇满志,静等佳音了。

一类院校发榜了,人大发榜了,我的考分超出人大分数线不少,却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我的心情坏透了。

1978年8月的一天早晨,我刚上班,车间来了一位北京市高考办公室的同志找我,是一位四十岁上下的女士,她开门见山地对我说:“人大调阅你的档案时发现你是从内蒙古兵团因肝炎病退回京的,所以把你的档案退回了高考办公室,现在你要和我立刻到医院检查身体。”

我想说我没有肝炎,现在身体也没病,但我其实什么都说不清楚,只有跟着她到宣武医院抽血化验。宣武医院为高考体检专门进口了先进的检验设备,吃过饭也能抽血,而且半小时内就出结果。在公共汽车上我忐忑不安,我担心本来没肝炎,但由于感冒或别的原因化验出问题,那就太糟糕了。

化验结果出来了,我一切正常,但这位同志说我可能已经错过人大招生的日期了,她尽量把我插进别的学校。

顾不上向工厂请假,我从医院直接回家,躺在床上,我的思绪杂乱无章。我清楚地知道,1978年的高考是我最后的机会,以后的高考会越来越难,我一个在职的工人考上大学的希望会越来越渺茫,我的一生将在服装厂度过?我小学是班里学习尖子,理想是当科学家,1965年考入北京五中,如果没有文革,我大学早已毕业,或许在科学院上班了。但“文革”让我到内蒙古种地,又逼迫我做假病退回京,没想到假病退却真实地挡住了我上大学的路,我该怎么办?

一连两天,我躺在床上不吃饭,任凭父母劝说也不下床,脑海中有无数的画面闪过。我想起小学时学习的快乐,想起兵团的艰苦生活,想起自己渺茫的前途,想起父母为我操的无数心,上不了大学怎么办?这个问题死死纠缠着我。两天里我没有吃饭,绝食的真正理由不清楚,一个念头却越来越清晰:自杀明志!

我下了决心,如果不能上大学,我就到商店买汽油,当时北京的商店卖三分钱一小管的打火机用汽油,我多跑几个商店,买100管汽油,灌到一个瓶子里,再准备一沓子传单,上面要控诉“文革”,控诉命运对我的不公。找一个星期日到广场,撒完传单后以汽油浇身再点燃,我要以自己的生命控诉“文革”,控诉命运对我的不公。想到深处,我自己把自己感动得哭了。

第三天下午,我的工友小郭子大叫大嚷地闯进我家门:“考上了!考上了!”接过录取通知书,得知我被北京经济学院录取了,我从床上一跃而起,和小郭子(他被首都师范学院录取)一起奔“老莫”,花了十元钱点了三个菜外加一瓶酒,庆祝我们的新生。
 

  2017/7/5



延伸阅读
热汤面



作者:余师群


 
1978年,我大学一年级时,学院开设了语文课,学习内容当然不是什么语法和修辞,而是名著欣赏和作文。

一次上课,老师宣布每人当堂写篇作文,题材不限、字数不限、内容不限。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写篇像样的文章,难度不小,当然要找自己最熟悉、印象最深刻的题材来写。对于我来说,印象最深刻、自己最熟悉的事情就是兵团生活了。我略作思考,就想好了作文内容,并起了个题目——《热汤面》。

过几天又是语文课,老师在课上念了几篇范文,其中就有我的《热汤面》。记得老师一边念,同学一边笑,课堂气氛好轻松!

下面,我就凭记忆把那篇作文再写出来。

我们连开始浇夜地了。为什么要夜里浇地?可能是“马不吃夜草不肥,庄稼不浇夜水不长”吧。我被分配浇夜地,心里有几分高兴,因为这个活儿新鲜,白天除了睡觉还可以有大把时间干自己的事。

当时连里种植水稻,需要每天夜里浇水。说起来这还算个技术活,浇水人需要掌握一块地所需的水量,浇少了地势高的地方可能浇不上水,浇多了会把稻苗淹死。另外,水渠开口大小要适中,口太小水流太慢,完不成任务,口太大有可能把渠背冲出大口子就堵不上了。

晚上吃完饭不久,天擦黑时,我们这些浇夜地的人就该出发了。内蒙古高原的夏夜略有凉意,应该说挺舒适。我穿上长衣、长裤,外面再套上雨衣(防露水打湿衣服),头部蒙上纱巾以防蚊虫叮咬,扛上铁锨,手提马灯就上路了。稻田离宿舍约一公里,走到地头后先开始巡视自己负责的那块地,约有一百亩吧,看看哪块地缺水,确定浇地顺序,然后就打开渠口开始浇地。

夜幕降临了,我靠在斗渠渠背上,望着满天星斗,脑子里忽然涌出“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诗句。耳边听着轻轻的流水声,思绪开始回到少年时代,眼前浮现出家人的音容笑貌。此刻,一切都那么美好。

今天我的心情格外好,因为炊事班要给我们浇夜地的人做热汤面!这可能也体现连首长对我们浇夜地的同志们的关心吧。要知道,我们的伙食现在是每况愈下了,糜子米饭都不管饱,菜也没有油水,每人都馋得不行。今天夜里十二点左右我们要加餐,炊事班说给我们做热汤面,这绝对是个重磅好消息。炊事班要我们对外保密。我们充分理解他们的苦衷。如果全连都在夜里吃热汤面,非把炊事班吃穷了不可。但我还是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的好朋友孙小成。孙小成是天津人,天真、豪爽、嘴馋,我们经常聚在一起“精神会餐”:我侃北京全聚德烤鸭和炸油饼,他就聊天津起士林西餐和狗不理包子。孙小成要我设法给他搞一碗面吃,我也答应了。

时间在慢慢流逝,我感觉肚子饿了,口水开始变多,脑海中浮现出热汤面的“光辉形象”,怎么都去不掉。我有些恨自己太没出息,强迫大脑想些别的事情,但作用不大,热汤面的形象越来越光辉了。终于,看看星星位置,我觉得时间差不多了,拔腿向连部食堂走去。

进了食堂,发现大家差不多都到了,看来我不是最馋的。面条已经擀好,摊在案板上很让人赏心悦目。炊事员正在炝锅,大铁锅内放勺猪油,再下葱花,香味立刻扑鼻而来,半桶开水下到锅里,厨房里白烟缭绕,一派祥和景象。水开后,下入面条,再开后,放入白菜丝、盐,眨眼间,一大盆香喷喷的热汤面摆在我们面前。

大家都不客气,开始招呼。我也打了一饭盒面条,低头猛吃。真是人间美味,就是烫了些,但管不了那么多,吃到嘴里才是胜利。此刻,厨房里无人说话,只听见一片吃面条的吸溜声。

我一边端着饭盒吃一边用眼角余光扫视灶台上盛面条的大盆,看看还剩多少。我始终没有忘记今晚的神圣使命——让孙小成吃上热汤面。饭盒内的面条快吃完时,我发现情形有些不妙——大盆里的面条不多了,我再不下手,孙小成就吃不上了。我当机立断,不等手里饭盒内的面条吃完,就抢前一步,又盛了满满一饭盒面条。我顾不上大家诧异的目光,端着快溢出来的饭盒,朝宿舍走去。

那时我们是睡大炕,一个班的宿舍是个里外间,里间的炕是南北向,较长,睡六个人,外间的炕是东西向,较短,睡四个人,每人的褥子平均宽度也就80厘米。我摸黑走进宿舍,悄悄走到里间孙小成的铺位前。他仰面躺着,嘴巴微张,呼吸匀称,睡得正香。我拍拍他额头,凑到他耳边轻声说:“醒醒,面条来了”!这句话就像魔法一样,他睁开眼,似乎闻到了面条的香味,一瞬间变成俯卧,用手指了指炕头,我把饭盒放上去,他立刻狂吃起来。吸面条的声音有点大,我生怕把别人吵醒,他却不管不顾,风卷残云般把一满饭盒的热汤面干掉了,含糊不清地说了声谢谢,翻过身又进入梦乡。

我蹑手蹑脚地遛出宿舍,内心充满了成就感,同时对自己的“哥们义气”有些小感动和小自豪——虽然自己没有吃够热汤面,却让我朋友过了一把热汤面瘾。

以上就是我近四十年前的作文。眨眼五十年快过去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公家宴席、私家宴席我吃了很多次,也出席过人大会堂、北京饭店的宴会,但无论在什么地方吃,无论吃什么,都不如在内蒙古河套平原的小房子里吃的热汤面过瘾。

2017/7/5

 

原载知青专辑《乌加河之殇》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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