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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丨苏镇：大男孩的腼腆+小姑娘的羞涩，我们未能走到一起
苏镇，出生1950年代，插队生涯四年，1978年考入湖北财经学院。毕业后先后在北京交通大学、中信集团、申万宏源证券公司就业。退休后读书、旅游、写作，积累约二十万字。
原题
校园岁月三忆
——“新三届”的生活片段
“七七级、七八级、七九级”，本来是作为在校学生年级的称谓，却因为特定的时代和历史赋予了它特殊的含义，它伴随了共和国最辉煌也最难忘的四十年岁月，使其不仅是一代人知识群体的身份标签，也是这个伟大的时代参与者与见证者最靓丽的名片。
作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回首那段青春岁月，既是对自己成长经历的回顾和反思，也是对国家与事业发展历程的极好见证。因此，经过一番思考，我从校园往事中挑出几个片段来写，形成如下的《校园岁月三忆》，算是对那段青春岁月的怀念。
我们的学校，建校历史可追溯至1948年。经历了从“中原大学”—“湖北大学”—“湖北财专”—“湖北财经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南政法财经大学”的更迭传承。我们处于财经学院阶段，属于承上启下的一代。我们的校园，坐落在江城武汉蛇山之麓、辛亥革命胜地阅马场与大东门之间，有着浓厚的历史人文氛围。
我们入学当年的春天，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突破性的口号，极大地提振了全国人民为“四个现代化”奋斗的信心，预示着科学的春天已经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郭沫若老先生致辞中引用的古诗句，形象地代表了我们那一代大学生当时的精神风貌。可以说我们是踏着激昂的歌声，意气风发地走进大学校园的。
我们的专业，叫做“基建财务拨款与信用”，一个挺别扭的名字！据系主任介绍，这是专门为建设银行培养业务干部的专业。此时，刚刚走出“十年浩劫”的国家正值百废待兴，而我们的专业，也正处于草创时期（据了解，我们前面的“师兄”只有76级工农兵学员和77级），几乎属于无正式教材、无专业书目、无参考文献资料的“三无”状态。除《基建财务信用导论》一书是正式出版物之外，其余专业科目均使用校内油印课本。
老师虽然很努力，但讲的最多的仍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国家建设方针和行政政策的解读，我们印象最深的，是葛洲坝水电站和武钢“一米七”轧机项目案例的建设教训。薄薄的教科书，就算我们从头背到尾、再从尾背到头，看书穿透到纸背去，那知识含量也满足不了我们嗷嗷待哺的求知欲望。于是乎，哲学、历史、文学、社会学、宗教、法律、政治、经济、外语、新闻、美学、音乐等学科，都成了我们涉足和遨游的天地，专业倒成了副业！
我们专业的另一个特点，是课程设计跨学科众多，但核心学科显得羸弱。针对“基建”，我们学了建筑识图、工程设计基础、工程预算编制等课程，由于我们没有工科基础，所学科目只能蜻蜓点水，一知半解。对于“财务”，我们学了建设单位会计、施工企业会计和建设银行会计，虽然学得最累的课程之一是《施工企业会计》（另一门最累课程是《工程预算编制》），但却没有学过最基础的会计学原理及企业财务管理，缺乏财会学科的系统训练。对于“信用”，我们学了基建财务信用管理、建设银行会计，但却不学金融学、银行学和货币学，对于应该成为我们今后职业的专业主干来说，则显得十分薄弱。
至于在我们毕业若干年之后，该专业更名为“投资系投资管理专业”，但我们当年尚无真正市场意义的“投资”概念，所谓的“投资管理”仍然是国家财政功能意义的拨款管理。综上所述，我们所学的专业由于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科学研究方法，难以构成严谨的学科体系和完整专业，基本属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在经济管理体制正处于新老交替的时代，许多东西均属于学完即废的过时知识，所培养出来的学生，基本属于五业不精的“万金油”式人才，这是我们所学专业的窘境。
毕业年余，为了在就职的北方交大开设相关专业课程，我回访了母校，也跑了东北财大和财经出版社选教材，均无所获。只好自己编写油印教材，尝试把投资决策控制和项目管理的理念和相关内容编进去，孤独地探索新路。
有一次，中央财经大学的著名教授姚梅炎写了一部《基建会计学》书稿，很客气地请我帮助提意见，我一看内容基本还没脱“名词解释、伟大意义、重要作用”的传统老八股教材的窠臼，便不知天高地厚地提了几点意见，惹得老先生兴师问罪、当面呵斥。我当时只是对专业不满有所思索，但尚未形成系统的思路，因此只好向传统低头，但我实在不愿与顽固保守的老朽为伍。
到了1980年代后期，在建设银行总行工作的何XX同学发表了“应将基本建设拨款改为贷款”的探讨文章，敢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看到后很是兴奋，从学校给他打电话，想就其论点切磋一番，可电话那头的何同学支支吾吾的语焉不详。后来才得知他因此文章受到了处分！但时过不久，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基建投资管理体制革新的洪流也就奔涌而来了。
我们在校的四年，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首先是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解放了人民的思想。七八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国家建设将转到以经济发展为主的正确方向，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宏大叙事，这使得我们恰逢了最美好的发展时光。
在校期间的几件大事，对我们的思想进步和成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其一是我们入学后的次年春天，校园里爆发了“驱赶湖北日报社，争取合法的学习生活空间”的运动。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校园的一部分被两三家外单位长期占用着，其中湖北日报社占的地方最大。随着高考恢复和招生扩大，学校的教室、宿舍和生活设施越来越紧缺，因此，学生们“揭竿而起”，喊出了“驱逐湖北日报，还我校园”的口号。
我们的同学，有不少人踊跃参与了运动，我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行动，但在感情上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表示支持争取和维护全体师生权益的合法诉求。运动“领袖”们慷慨激昂的演讲，诉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声讨大字报，以及紧随此运动之后的学生会干部的竞选活动，加之此时北京西单墙北风南潜的影响，以及知名学者到校做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展望”的报告，都掀起了不同程度的思想风暴。对于我们知晓了解民主、自由、平等及合法权益的概念和意义，起到了积极的启蒙作用，开始不仅仅把眼光视野锁定在书本上和教室里。
第二件大事发生在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刊登署名潘晓的一封来信《人生的路啊，为何越走越窄……》，在全国亿万青年中引发了关于人生意义的大讨论，在平静的校园里激起了热烈的反响。
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不少人（包括我自己）都曾有过与潘晓相似的人生遭遇和感受，随着经济发展、时代变化和社会转型，以及思想禁锢的进一步打开，许多先觉者陆续开始用新的视角、新的理论和新的思想观念来检讨过去的生活经历、反思传统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思考个人价值的存在，苦苦探索和构建自己的人生目标与时代发展的宏大叙事的正确关系，确立我们这一代人在祖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中的使命和责任等。
这场思想大讨论直接推动了新一代青年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多元化的趋势。在这场讨论的启发下，我第一次把阅读视野扩大到了哲学、历史、古典文学等领域，如饥似渴地借阅了雨果、巴尔扎克、大小仲马、托尔斯泰和卢梭等经典文学作品，不求甚解地恶补了《欧洲哲学史》《中国哲学史》和《中国经济史》，粗浅了解了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萨特的存在主义、伏尔泰、卢梭的人文主义等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影响和作用。并开始着意搭建自己的知识架构和思想居所。
第三件大事是1981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和六中全会上连续发布了两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决议：《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意味着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彻底否定了文革及其根源，中国从真正意义上走进了新时代。十年浩劫给全国人民带来的只是灾难，和痛苦的记忆，我的父亲，也是在这场浩劫中遭受了厄运，让我终生铭刻。
然而，对于我们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长于六七十年代，世界观、人生观成型于文革时期的一代人来说，要从思想意识深处彻底摒弃来自文革的影响，无疑是一个十分痛苦的过程。
当我第一次听到“刘少奇同志”的称谓，犹如惊雷震耳、心智倾覆，数周内神情恍惚，茶饭不思，似乎对现实失去了真实感。回顾少年的经历和业已接受的生活理念，仿佛有一种失忆或被强行洗脑的感觉，精神痛苦无法自拔。
当时我曾写过一首长诗《陌生的人，我该怎样悼念你？》，记录了内心的苦闷和彷徨。
陌生的人，我该怎样悼念你？
经过这次精神层面炼狱般的“涅槃”和反思，我逐步卸下了沉重的历史负担（我父亲的冤案也在79年得到了平反昭雪），恢复平静，告别昨天，开始冷静地思考人生与道路、历史与未来。在有着浓郁人文氛围和学术空气的校园中，思想逐渐摆脱插队知青的幼稚，走向知识阶层的成熟。
大约在大二上半学期，我在一篇作文中写了一段当年知青插队生活的往事。文中的女主人公是我的插友，我们在一起劳动，一起搞广播宣传，关系很好。时间长了，心中自然产生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但并不知道那就是恋情，况且当时的漂泊状态也不允许去想。入学之后，回顾这段日子，很是怀念。于是就以小说的手法把它编成了一段爱情的故事，故事的名字，我特意选了当年种在知青宿舍旁的一种每天入夜之后就散发出浓郁的芳香的花来命名，叫“夜来香”。
作文交上去之后，由于语文课老师“偷懒”，改为同学间互判作文。邓XX同学拿到了我的作文之后一下子就炸开了锅：好家伙，全年级都知道了我浪漫的“爱情故事”，不过都笑话我起了个很尴尬的名字，原来旧中国“夜来香”这个名字一般是用来形容不雅女人的。天哪，看来我还是个童男子，不谙世事。我急忙用“月兰香”来替换，但为时已晚！
我们的大学四年，正值青春年华，虽然学习任务繁重，奋斗目标高远；也虽然校方有明令不容许谈恋爱。但毕竟挡不住青春沸腾，红杏出墙，更何况我们其中大半人是“劫后复苏”，都到了应婚配或准婚配的年龄（除已婚者外），学校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只要“悄悄地进村，放枪的不要”就行了！因此，漫长的四年当中，我们目睹了不少的校园爱情悲喜剧的隆重上演。
不过有一个很严峻的现实是：可能由于专业所限，我们年级总人数一百单八将，只有区区的十二个窈窕淑女，处于严重的“狼多肉少”状态！即使刨开已成家、准备成家以及嘴上没长毛的应届生，那竞争的态势也是相当严峻的，说“窈窕淑女，君子难求”一点不为过！于是乎，我们只好守在二十八号宿舍楼门口（我的宿舍位于宿舍楼门旁边，我的窗口正对着大门），愤愤不平地目送会计系、财政系的“黑牡丹”“白玫瑰”们成群结队地上楼下楼、下楼上楼，看她们花开了，看“摘花骑手”被扎刺了，可自己就是不敢越雷池一步！
我们成长于一个没有恋爱、没有爱情，只有革命、只有造反的年代，小学时期甚至都不敢跟异性同学说话，更何况“交朋友”。因此很多人把畸形的大男孩的腼腆和小姑娘的羞涩顽强地向青春期延伸。即使是心仪对象，也羞于开口表达，或言不由衷，或言不达意。自由恋爱不是我们这代人的专长，仔细数数我们同学当中“找对象”的过程，有多少人是经过“媒婆”（中间人）牵线搭桥，由认识直接进入婚姻殿堂的，中间省去了恋爱，甚至省去了爱情环节，这是后话。
不过，同学中也不乏情场老手、或帅哥美女，遍尝饕餮秀色，或被爱情追得死去活来的。所以时不时传出“教室之吻”、操场情话、高年级校友失恋行凶、农经系恋人双双欲跳江殉情等绯闻，令龟缩在“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里的荒男寡女深感世道之不公！
尽管如此，辛勤的耕耘还是有收获，四年下来，我们的同学间竟有仨对双双双共同走进婚姻殿堂。尽管有一对后来发生了“资产”分解和重组，其余两对均婚姻美满，白头偕老。
记得校园东侧曾有一块宽敞的场地，夏天的晚上用来放露天电影。这个时候我们都像过节一样，每人拿着小马扎大蒲扇，早早地来到电影场，一边海阔天空地聊天，一边等着电影开映。
一次，放映了一部《待到满山红叶时》的片子，讲述了一段工作在四川三峡岸边的一对青年男女凄美的爱情故事。那影片中美丽的川江、峻峭的三峡、漫山的红叶、动听的插曲、以及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激动得我久久不能平静。
也许就是“爱人及乌”的缘故，班上的一位“川江峡女”我们已经多年同窗，一起上课、一起读书、一起实习，虽然没有几句对话，但似乎也碰出了火花。宜昌实习，我们同舟共游西陵峡，重现电影中的情景：壮丽的三峡、漫山的红叶、主题曲的优美旋律和袅袅的情丝……我已然把电影与现实生活都融在一起了！回来之后，我在日记上写下这样的句子：“我爱川江，我爱三峡，我爱红叶。——所以我爱……”
后来的结局，同学们都看到了，我们并未能走到一起，原因究竟是“大男孩的腼腆”，还是“小姑娘的羞涩”，这已经不重要了，但几十年来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
离校之前，我给她写过一封“情书”，现抄录在下，以纪念那段情感，那段青春。
我永远不能忘……
四年岁月，对人生的长河来说，不算长，但它奠定了人生之路，所以，它很重要，值得终生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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