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郑永年，1981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88年获法学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90年考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攻读博士学位。1995年前往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现任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原题
企业家要有
国际政治头脑
作者：郑永年
当今世界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体系正在经历调整重塑：2021年9月以来，美国对华释放了一些积极信号，其贸易代表戴琪表示，中美经贸不应“脱钩”而是要“再挂钩”；11月16日，中美元首历史上首次视频会晤……这些信号告诉我们中美进入了新的互动模式，这些变化中的国际环境给迈向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带来了哪些挑战或机遇？
今日文章整理自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教授于深圳读书月的发言。其所著粤港澳大湾区智库研究丛书《大变局中的机遇》亦为粤港澳大湾区智库研究丛书，立足于中国国情与世界局势，详细分析了当前大变局下，中国所遇到挑战与机遇，聚焦后疫情时代，如何看待戴琪提出的“再挂钩”言论？如何整体看待拜登任期内的中美经贸关系？如何看待“共同富裕”……
文风犀利，不拖泥带水，犀利直达问题肌理，相信能为读者带来一场在风浪中搏击的激荡体验。
有人认为拜登上任，中美关系回稳能稳定一点，但我评估拜登和特朗普唯一的不同：特朗普是非理性的，大刀阔斧的，情绪化的，拜登只是比特朗普理性一点，但这并不代表中美关系就更好了，就某些方面来说，中美关系还在恶化。美国务卿布林肯和安全顾问沙利文指出：现在与中国的关系是合作、竞争、对抗，但在我看来有四种关系：合作、竞争、对抗和冲突，因为可控的对抗是对抗，不可控的对抗是冲突。在气候、公共卫生、核扩散等问题上，双方肯定要合作。实际上中美两国之间的合作领域很多，也会越来越多。美国人可能会说，你还没有达到以前苏联的军事水平。但中国军事现代化很快，所以这一块也会合作，中美两国不是一般的简单的双边关系。我一直把中美两国看成是世界支撑的两根支柱，缺了哪一根都不可以，不管是美国一个国家，还是中国一个国家，都支撑不了这整个世界的体系，所以我们强调：中美两个国家若是和，大家什么事情都好；若不和，什么事情都坏，这是事实的反映。 11月16日，中美元首历史上首次视频会晤，形成了“管控分歧，避免冲突”的共识，但我们不能单纯认为，有了这个领域的合作，好像关系就回归正常，没有冲突了。现在的中美关系和国际大局，不能单独黑白看待，黑白之间有很多很多延伸，要多角度看待。中美竞争的地方非常多，也会越来越多。拜登说中美之间是制度的竞争，所谓美国民主针对中国专制。我认为尽管“竞争”两字定义不了中美关系，我们必须直面竞争；再者，竞争也并不是美国所定义的民主和专政的制度之争，而是其他方面的竞争。1.在经济领域，中国这些年出台了“一带一路”，美国、日本一直反对，现在他们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版本的“一带一路”。美国和G7出台了“一带一路”，欧盟也在出“一带一路”。出现了很多版本的“一带一路”，我认为这是好事情。1990年代，中国和东盟开展自由贸易谈判，日本就着急了，要跟中国竞争，韩国也很着急，于是就出现了三个“10+1”，中国、日本和韩国跟东盟各签订了一个“10+1”，到今天，在三个“10+1”基础之上，形成了“10+3”制度，这就是竞争的产物。我倒希望美国真有能力“一带一路”，欧洲真的有能力来做“一带一路”，尽管初心是和中国竞争，但结果肯定是合作的。2.在政治领域，国家领导人一直强调，我们不是反对民主，是要追求合适于中国文明、文化与国情国民的民主，鞋子合不合适只有穿鞋的人才能感觉到，而不是制造鞋的人。美国说它制造的鞋每个人都可以穿，但现实不是这样。美国的民主经验只有两个成功的：占领日本出了一个日本民主，占领德国出了一个德国民主。但问题在于：没有美国的占领，日本会民主化吗？德国会民主化吗？答案是肯定的。没有美国，这两国也同样会民主化。日本的民主和西方的民主又不一样，长期以来，也不被西方很多人所承认。而美国的民主经验失败的就太典型了，在阿富汗、中东的经验就是最近的失败案例，所以，并不能他制造了鞋子，说合适就合适。西方所谓的人权也不是一下子就实现的。瑞典是所谓第一波民主的典范，但女性的选举权到1970年代才实现；而一战以前，英国男性得交很多税才有投票权，妇女没有选举权，更不用说少数族群了。西方国家的民主也是一步一步进化来的。我们也追求人权，只是有阶段性，不可能一步走到头，我们强调协商民主、参与民主，逐渐地发展出符合自己文明文化国情国民的民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40年时间走过了西方将近200年的道路，创造了那么多世界经济奇迹。所以西方现在对它自己有一些不自信。可控的对抗是对抗，即两个国家不会发生公开的冲突对抗，但在香港问题、新疆问题、民主、人权等领域，两国都是在对抗。我们要秉持的态度是：该对抗就对抗，不过对抗不是互相谩骂，各自发展出自己最好的制度来最好。冲突也会有，但我们要敢于面对冲突，理性对待，它不仅代表了我们的态度，更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意志。现在美国想做的是：一个世界两个体系，一个世界两个市场，也就是世界的两极化，就是以前美苏冷战的格局，我个人觉得两极化对中国是最不利的。现在整个东盟、东南亚国家，既跟中国打交道，同时也跟美国打交道。欧盟也一样，中美之间的关系好了，欧盟和美国和中国做生意都没问题，如果中美之间真的发生冲突两极化了，那他们有多少会选择中国呢。以前美苏时期的世界，就是两极化，那是一个非常丑陋的世界。同时，我们一定要有信心，不要低估美国，也不要低估自己，不要高估美国，也不要高估自己。总体来说，我觉得我们国内有些地方还是低估了美国，很多社交媒体觉得美国要衰落了，不行了，甚至说会分裂成两个国家。我认为对于美国，我们既不要看我们自己的媒体发言，也不要看美国的媒体发言。因为从研究经验看，美国是一个危机感驱动的社会。实际上，美国危机没有那么深刻，只是因为美国制度的性质很容易把负面情绪带出来，在美国的新闻界，没有负面新闻就不叫新闻，它是好的事情不报道，整天报道坏消息，其实只是为了吸引人眼球。政治人物也不说美国好的方面。为了攻击对方，政客们往往把媒体所说的负面去拉大，媒体和政客交互恶化，负面情绪就会高涨不下。从文化方面看，因为信宗教，是基督教国家，人民一直有危机感。1914年以前，斯宾格勒写《西方的没落》，这些年好多西方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写美国不行了的著作。但是真正去看看就会发现并不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不要被他们所迷惑。我比较了一下，美国今天面临的危机远远比不上1960年代的危机，那时候的危机有黑人马丁·路德·金的民权活动，反越战活动，还有美国总统被刺杀。美国今天的危机实际上不是宪政危机，我称之为治理危机，就是政治危机。基本上，美国经济体系没有动摇。你看美国媒体仅报道每天新冠疫情死了多少人，但是却没报道救活了多少人。这个我们要平衡，不能仅看一面。美国还是世界上科技创造能力最强大的国家。尽管有新冠疫情，不仅中国，还有欧洲，世界上的人才还是拼命往美国跑。美国拥有诸多地域嵌入型的世界级经济平台，优质资本、优质技术、人才离不开那些平台。美国很多企业在倒闭，也有很多企业在诞生，在创新。我们一直说人民币国际化，但在人民币还没有能力替换美元的情况下，美元最烂也是一个霸权。这就和美国警察一样，如果没有其他国家代替美国当警察，这个烂警察还是警察。所以对美国不要太低估，低估以后就看不到对方的发展了，不要麻痹自己。但是，我们也不要高估了美国，不要怕美国，轻视美国和亲美国都不好，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有信心，理性处理好中美关系。我们最担心的世界两极化，就是贸易脱钩、技术脱钩。我个人觉得，中美两个国家绝对脱不了钩，贸易互相依赖程度会减低，但脱钩是不行也不会的。一是美国行政当局用财政方式把美国的企业从中国迁回美国去。当时日本首相安倍也想这么做，美国做，日本也跟着怎么做，但是，几年下来，美国的企业有没有迁出中国返回到美国呢？没有，美国在中国的投资不减反增。所以，美国行政当局的政策是不成功的。二是想把美国西方的资本从中国迁到越南或其他东南亚国家。这条也不成功，因为这些东南亚国家深受新冠疫情影响，而中国是现在世界上控制新冠最好的国家，尽管成本高一点。但是，即使没有新冠，东南亚国家也取代不了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珠江三角洲，工业链、产业链非常齐全，越南单一的某种产品是可以，但要那么多的产品都迁移到东南亚国家，是不可能的事。正因为这样，美国贸易代表戴琦最近提出要“重新挂钩”，我认为根本脱不了钩，也就不存在重新挂钩。首先，美国西方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是开放的，让中美脱钩太难了；另外，想脱钩的只是美国行政当局，是美国的冷战派，华尔街并没有想脱钩，美国资本并没有想和中国脱钩。所以变化的是贸易程度，依赖程度减低了，但是脱不了钩。
特朗普时期全面封杀中国科技，现在拜登理性一点，汽车芯片基本上不封杀了，这也是照顾到美国了本身自己的利益。大家要意识到，中国过去的40年，经济增长是开放状态下在全球化状态下成长起来的，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本身是有全球性、世界性特征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要封杀中国汽车芯片，就是直接封杀自己的企业。所以，美国现在只封杀高端的芯片。更重要的是，因为美国要封杀我们，我们长志气了，不仅国家和政府，而且民营、私营企业大量投入芯片产业。曾经80年代新自由主义开始以后，我们国内非常自由派的人，总认为世界市场是存在的，甚至说粮食也不用生产，世界上粮食多得是，采购就行。华为也是这样，现在意识到依赖世界市场会出问题，就投入芯片研发了。虽然说中国现在技术水平低一点，但是可以升级的，台积电也是从一点一点做起来的，所以企业家一定要有国际政治头脑。这些年美国老是诬蔑我们，说中国偷了它的技术。其实不是这样，只是我们的经济学家没有把这个故事讲好。中国和美国的技术实际上是有很大差异的。改革开放40年，中国向美国开放市场，成为美国最大的技术应用市场，而美国从中国这个技术应用市场赚了钱，赚的钱又拿去搞技术升级，当然这对中国、美国都是有利的。如果没有找到这么大的技术应用市场，美国国内的技术不可能升级得像今天这么快。所以技术领域，美国也制约不了中国，只要中国开放高科技，它是围堵不了的。中国本身有产业可以升级，只要开放，美国的技术还是会到中国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实际上是国内国际环境引起的，对国内来说，第一代领导人解决了我们站起来的问题，第二代领导人解决了我们富起来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强起来的问题。我的新书《大变局中的机遇》，我把这个机遇称为“第三次开放”。因为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是最大的单一市场。市场就是中产阶层，任何一个社会，富裕阶层都是过度消费，底层是消费不足的，只有中产是消费群体。美国的中产现在占比50%左右，有2亿多，中国现在中产占30%，有4亿，相当于美国的总体人口。我看到一些报告，新冠疫情以来，欧洲化妆品完全是我们年轻女性的功劳，如果我们国家的年轻女性不消费，很多化妆品企业早就遇到大麻烦了。所以美国的企业没有想离开中国的。美国的华尔街资本花旗银行又进入到中国来了，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今天，有人觉得以前没有钱，没有资本，需要开放，但现在不需要了，因为中国有钱了，不然如何解释中国资本走出去的现象呢。但这种观点很有问题，因为中国绝对不会因为有了钱就不开放了。领导人提出的新型举国体制，就是要在开放状态下的自主创新，不是说关起门来自己创新。我们还是欢迎美国资本、欧洲资本进来，这是下一个阶段发展很重要的一环。这从中国历史本身也可以学到。汉唐因开放而强大，当时的技术是先进的，但到明清就落后了。英国思想者培根就承认三大发明改变了整个西方：印刷术、指南针、火药。正是因为火药和指南针的结合，才造就了庞大的西方海军，没有指南针，海军怎么航行？没有火药，西方人怎么能打开我们的国门？可是，火药和指南针是我们创造出来的啊。然而，因为封闭，我们把技术娱乐化了，火药用于放鞭炮，指南针被用来看风水，这当然是人们开玩笑的说法，但也说明了一些问题。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历史已经给了我们教训。尽管官方没有提“第三次开放”这个概念，但我觉得第三次开放政策已经形成了。从内部来说，我们已经有一些新的概念：“双循环”“制度性开放”等；在政策实践层面，我们有了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海南自由贸易港，这些都是开放的前沿。从国际层面，我们和东盟国家签署了RCEP，明年1月1日就实施了。本来我们一些人认为生效没那么快，澳大利亚可能会反对，但是，澳大利亚没有，因为这不是为了改善中国和澳洲的关系，而是为了澳大利亚本国的利益。中国和欧盟去年结束了中欧投资协议谈判，因为政治原因，现在搁浅了，但我想最终还是会实施的，资本的利益很强大。更重要的是，我们正式提出了申请加入CPTPP。这些国际国内政策概念和实践放在一起，我称之为第三次开放。最近美国和欧美一直联合在芯片上、技术上、规则上来围堵中国。这点上，我觉得中国大有可为，因为中国现在在世界市场上的量虽然很大，但没有转化成标准和规则，举两个例子：1.汽车：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生产商，也是最大的汽车消费国，但是却没有转化成在汽车上的标准，国际汽车市场上都是欧美国家、日本国家的标准。2.互联网：所有互联网大公司都在中美两国，但互联网的规则，我们的只在国内能使用，出了门，要不就是欧盟规则，要不就是美国规则。欧盟没有任何大的互联网公司，但善于把市场转化成规则。所以，大家要理性看待问题，才能把握住发展新机遇，下一步改革怎么改革？一定要改革行政体制，制定规则。美国这几年骂我们不遵守WTO规则，不遵守海上航运自由规则。但这些都是美国西方制定的规则。规则是通往强大之路。欧盟是一套规则，WTO是一套规则，中国如何强起来，如何解决骂的问题，其实就是规则的问题。我们已经做了一些。为了加入WTO，接轨世界，修改了很多法律法规政策体系，现在，我们开始在世界规则上做补充了，像“一带一路”、金砖银行、亚投行这些都是规则补充。我们提出的“双循环”，也要做不同的理解：要通过内循环把各个地方的规则统一起来，统一起来后，我们制定成统一的规则走出去，再通过国际大循环，中国规则走向世界。很多人将“共同富裕”理解为“搞分配”，就太片面了。有经济学家们开玩笑说欧洲人懒惰致富，中国人勤劳致富，是靠双手双脚干出来的。我想说，我们下一代就要用脑袋来赚钱了，光用双手双脚不够了，要把我们的量、我们的市场，转化成规则，这样中国才能强起来。部分内容摘编自粤港澳大湾区智库研究丛书《大变局中的机遇》，更多内容请参见原书。郑永年著《大变局中的机遇》 2021年中信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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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