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历李知生（又名李智生），1951年生于山东即墨县城。1961年全家“盲流”到东北长白山逃荒。1977年返回原籍，涉猎地方历史文化研究，主编、主笔《走过六十年》《崂山抗战》《即墨抗日根据地与解放区志》《北阁村志》《李氏族谱》，协编《鹤山志》《鳌角石村志》等。曾任即墨地方志学会会长多年，现为该会顾问。原题
作者：李知生
在群峰叠翠的崂山西北脚下，有一座逾千年的古城，在穿越城区而过的清水河南岸上，一座蔽陋不堪的狭小院落，历经了百年世事沧桑，在那缥缈如烟的家世人事兴衰中，演绎出一轴绵长多彩的人世冷暖悲欢图。这是发生在一个大杂院里的寻常百姓故事……
由崂山北脉深谷幽涧中潺潺流出的清水河，蜿蜒西下流经古城的东南角，在这里划了一个90度的弧弯后，便傍着西城墙脚，又西流南下胶州湾而去。和古城西门外西关商埠之间，一水之隔的清水河南鱼市街16号，是一个有十多户人家聚居的大杂院。这里很久以前是清水河的故河道，清朝康熙年间的一场“水与城齐”的特大洪水，冲决了张家湾以下姚头村后的黄土高埠，河水从此便不再由今天的车站街故河道北流西下，而在今天的清水河公园处直接南下胶州湾了。当年河水直流西下以后，主河道偏依北顺河街一侧流淌，河南岸控出一大片干河滩，日渐淤积抬高后，逐年成了古城逢五排十赶大集的市场。从清朝中晚期开始，人们便在干河滩上搭建季节性的临时席棚、土屋储货存物，随着这片河滩上的简易房屋逐年增多，被人们永久性地利用了起来。这片滨河傍土崖而建的房舍，低矮杂乱，破旧拥挤，成了买卖人居住和存放货物的集中地，历来被古城人称之为“栈房”。据老辈人讲，这个栈房大院，原是古城西门外北郭里李姓人家的一处共产。清朝末年，远在川康马边、松潘一带随堂兄作幕府多年的族人李叔度，在堂兄逝于任上后拉柩回到古城。因其在外多年为州、县幕僚官，见多识广，眼界开阔，胸有大志，回乡后一腔热血想为家乡人办点公益事业。“戊戌变法”前后，他在湖南湘潭县人刘大胡子任古城县令时期，承包了修建古城西关跨清水河桥的工程。施工过程中，临时在桥南侧的干河滩上搭建了一些简易房屋，供建桥工匠居住和堆放工程物料。工程结束后这些临时搭建的简易工房就归属了承建人李叔度所有。在后来四外纷杂而起的房屋群中，这些房屋形成一个狭窄拥挤的独立小院，由一个临河的门楼进出。清末民初，李氏族人析产，这个院落内的房屋，分属于亲堂属弟兄十家所有。当时的李氏族人，大都居住在古城西门外的繁华大街上，这些土墙披草的房屋大都租给商贩存货储物，自己本家很少在此居住。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直至解放，胶东地区连年战乱不息，灾荒频仍，致使经济凋敝，市场萧条，民不聊生。1948年春天，国共两党内战达到白热化，胶东八路军数次攻打古城，城外四关的房屋，成了守城方的障碍。国民党城防司令部一声拆房令下，可怜城周五十米以内老百姓的房屋，顿时化为乌有！李氏族人聚居的西城墙外故居首当其冲，悉被夷为平地，有六家无奈搬进了栈房大院来居住。后来随着时日的蹉跎和朝代的变更，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有一半人家将房子卖给了外姓人家，此院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杂院了。大院门楼坐南朝北，门外就是河滩大集。每逢集日，河滩上车水马龙，人声嘈杂，好不热闹！南腔北调的叫卖声，讨价还价的争吵声不绝于耳。沿河用芦席搭建的一溜小吃摊上，香油馃子和水煎炉包嘎渣的喷香味儿，沁人心脾。一进院落大门，右拐是四间低矮狭窄的青瓦正房，其中紧傍大门的两间，是李老三的，卖给了在河滩上开小吃摊打炉包的高金海。高老头是潍县人，长的矮笃笃、胖墩墩地，挺着个大肚子，笑口常开，一脸和气，就像佛庙里的一尊大肚罗汉。他童音难改，虽然在外闯荡多年，还是操着一口浓重的、被古城人称为“西莱子”的潍县话。高老头一生在外闯荡，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精明伶俐间透着社会市侩的见风使舵和商人的机巧奸诈。高大夫人是胶县人，长得高大丰腴三寸金莲一表人才，秀外慧中，性格开朗，待人随和，是女中丈夫。高大夫人不但人长得漂亮，而且文化底蕴深厚，上过私塾，对古诗词还能念的个抑扬顿挫，满口生津。这两口子相向比较起来，真有天壤之别，当初这一对是怎样结合到一起的？对此两人守口如瓶，缝儿也不漏一点儿，所以一直是缠绕在大院人家心中的一个疙瘩——据大院人家私下传说两人是姑表兄妹，为逃婚来的古城。又说高大夫人当年在济南正谊女子中学读书，邂逅一个英俊青年学生，两人遂生恋情。后来双方父母都执意不允，两人被迫分手。伤心至极的女方，一气之下跟了貌不出众的表哥来到古城谋生，和家里断了联系——以上纯属人们望风扑影无稽之谈而已，委实没有什么真凭实据。高家两口子来古城后膝下只有一子，1949年儿子在青岛中学读书时，被在国民党军队中服役的小叔子领着去了台湾，去后便音信渺无。高大夫人那个想孩子啊！她不知以泪洗面熬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逢年过节时更是亲情难抑，往往大放悲声，哭着嚷着问丈夫要儿子！高老爷子也想儿子啊，但他城府深奥，藏而不露，每日只是和邻居家的大人孩子们说笑打诨，来打发心中的无限思念。1950年春天，后来的高小夫人被雇来高家小饭铺打工。她丈夫是国民党军队的一名军官，1949年国民党军队从古城撤退时，抛下她去了台湾。因其没有孩子，没有工作和住所，生活十分艰难，并经常受到一些地痞无赖的欺负。高大夫人可怜她的不幸遭遇，便收留下来白天共同经营店铺，晚上宿在小店中。时日一久，天生乐天轻浮的高老板不免和年轻寡处的落魄人有了感情，两人眉目传情，显迹在外，早被精明过人的大夫人看在眼里，知道一段情缘要在三人之间发生。她心胸豁达，眼界高远，同时困于失子之痛和自己已经绝育，遂撮合其成就美事。不久在大门里的东墙根下，收拾出一间偏厦房，供小夫人居住。春过秋来，岁月悠悠，新闻一过，高家打工女也就成为大院内上下人等公认的高小夫人了。这一大一小的两位高夫人，在大院中称呼有别；大婆被晚辈孩子们称为高大妈，小婆被称为高大娘。高大娘融入大院以后，人也极其随和，在和街坊邻居处事上于世无争，在家务事上由大婆作主，关系一直还算融洽。高大娘后来不负高家众望，一连生了三个千金，把高老爷子“老两口”乐得合不拢嘴。1956年国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高家饭铺公私合营归了公，高老板和小夫人成了古城工商联的一员，两人每天上班挣工资，大夫人在家操持家务，照料孩子，日子倒也过得优哉悠哉。高老爷子每天下班和后来退休以后，经常躺在正间的一方小独人炕上，或者一张横放在窗外走道边的躺椅上，一把铜提手的嵌花粉彩瓷茶壶，放在一只小巧四碰尖的镶紫檀木钱柜上，一边品茶，一边听1958年买的那只上海产晶体管收音机。他除了听新闻以外，喜欢欣赏戏曲，每逢听到妙处，便眯缝着眼睛随着唱腔打起了拍子，有时还摇头晃脑的跟着哼上几口，煞是悠然自得。吃饭时，两位夫人和孩子们一起围在大饭桌上就餐，高老爷子单独开小灶，其饭食品种，明显好于大饭桌上的。就是在六零年挨饿和文革中被触及灵魂的岁月里，老爷子在两位夫人的细心呵护下，也没受着多少“喀哒[kada]”（胶东方言；吃苦、遭罪）。文革风暴席卷华夏时，老爷子和小夫人都被本单位的革命群众和社会上的造反派触及过灵魂，其中“交黑心”就经历了许多次，罪状中有破坏婚姻法和逃台家属特务嫌疑数条。经过大革命洗礼的高小夫人，当时领着孩子“坚决”和高老爷子划清了界线，在偏厦房中独处了三年。到70年代后期形势缓和下来以后，一家人又掺合到了一起。1979年，步入老年的高大夫人身体多病，想念亲生儿子也更加心切。此时由于小婆的三个女儿都已经上学，家务更加繁重，她得上了老年急躁症，整日显得心烦意乱，脾气急躁，时常和高老爷子小夫人吵闹，搞得家庭关系十分紧张，连三个孩子也对其侧目。对生活失去留恋的老人，在没人注意的一天，用一只大钉子结束了自己76岁的一生，离开了这个对她来说千般折磨、万般揪心的世界。又过了两年，高老爷子也追随着大夫人的踪影而去，离开了这个对他来说有点奢侈的家庭。1982年，高大夫人的亲生儿子在母亲去世三周年之际，由海外回来探亲。据说去台后叔叔待他如己出，供他读书直至大学毕业。他任职于一家大公司当上了高级职员，生活很是优裕。几年前他叔叔去世，临终前嘱咐他一定要找机会回大陆看望父母。牢记叔父教诲姗姗来迟的他，看到的只是素不相识的高小夫人和三个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大公子虽然无缘见到亲生父母，但给高小夫人和几个妹妹们留下了一笔可观的钱。后来他又回来过一次，那是高小夫人去世的1989年，这次他又给了几个妹妹们一笔钱，扶助她们卖掉老宅，先后离开了这个带着许多童年回忆的大杂院。和高家房子一墙之隔的西两间，加上向大院里拐进一间的厢屋，是李老十家。李老十名肇竽，是当年此院李家弟兄们分家时的“老疙瘩”。1948年西门外北郭街东的祖宅被拆后，他便搬到了这里来居住。大院中的孩子们，随着李家来拜年晚辈的称呼，都叫他十爷爷。十爷爷家也有两个十嬤嬤〔mama胶东方言、奶奶〕，大十嬤嬤是原配夫人，到老来生了四个女儿，没有儿子。古来旧俗；无孝为大（没有儿子），没有儿，就断了后嗣香火。关于十爷爷娶小十嬤嬤，还有一段轶闻传世；李老十的父亲李右泉，晚清京师大学堂毕业，京考二等，相当于“戊戌变法”以前的进士，放任辽宁海城知县、奉天盐运使。辛亥革命后解职回乡，一度任过古城县临时参议会会长。李老十是右泉的小儿子，从小生活优裕，辛亥革命前他在古城县官立小学堂毕业后，奖赠贡生。民国易帜，家道中落，李老十学习经商，去了青岛，在一家土产商号跑业务，往来于潍县、济南、周村、烟台之间，对土产、洋货颇有研究，经手货物失利时候少，赚钱时候多，很受老板青睐。上世纪30年代，舶来的洋人火柴充斥着中国的消费市场，俗称“洋火”。其中主要是“东洋”日本火柴，因为质好价低，压得国产火柴抬不起头来。城阳益民火柴厂是一家有名的民营企业，库存大批火柴销不出去，濒临倒闭的危险。火柴厂老板为了绝处逢生，便撒出帖子高薪聘请驻各大商埠推销人员，李老十也在被聘之列。他利用原有的关系，很是给推销了一批货，受到火柴厂老板的器重。不久，李老十被益民挖去，委以省城济南销售部经理的重任。济南辐射鲁西大半个山东，是该厂产品的主销区，几年来驻济经理换了好几茬，其中不乏老板的亲属，但滞销的局面一直没有打开。李老十这时正是一生当中运来如虹的时候，“9·18”事变日本占领东三省，国人抵制日货，国货热销了起来。李老十受命前去济南上任的头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一轮骄阳光芒四射，冉冉升起，高挂中天，自己沐浴在暖融融的阳光中，浑身舒服极了。济南积压的存货特别多，满满几大库房堆得密不透风，而营业额每月连房租都不够。李老十上任后没有几天，拒日风潮骤起，爱国商人和民众都以销售日货和使用日货为耻辱，纷纷购买国产物品。短短数天之内，库内积压的火柴销售一空，各地订单却雪片一般飞来，直把一个驻济南销售部忙得不亦乐乎。李老十的催货电话，天天向城阳厂里挂来，厂里白黑加班生产，老板很是大赚了一把。济南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客来客往门庭若市，必然免不了吃吃喝喝。李老十在搭理货物进出时，几乎每天都有宴请。经理部设在商埠经四纬二路口上，吃吃喝喝，也就选择在了附近的一家妓楼中。时日一长，李老十和陪坐的一个妓女——后来的小十嬤嬤有了感情，遂生眷恋之情。小十嬤嬤这时年龄已大，老鸨儿正在给极力物色一个合适的主儿嫁出去。恰巧赶上这位走鸿运的李大经理前来光顾，打探得家中原配夫人有女无儿，有意再纳一房。此事正中老鸨儿下怀，经老鸨儿一提，自然是一拍即合，成就了这段姻缘。李老十长得五大三粗，一表人才，小十嬤嬤也是风姿绰约，光彩照人，可谓天造地设的一对。出嫁时老鸨儿不但分文不要，还陪送上了一套像样的嫁妆。城阳火柴厂的老板，也送上一份厚利相贺。俗话说得好：花无百日红，人难三世运。“七七事变”一起，山东成了日本人的天下，对人们日常生活所需的日用品，实行配给制，城阳益民火柴厂也成了日军的军管企业，失去了自主经营权，火柴厂派驻各地的销售人员，也在这场民族灾难中丢了饭碗，纷纷关门回家。李老十在一片经济萧条声中无奈回到即墨，做一些干果类的小本买卖来维持家计。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生意很是冷淡，入不敷出，不过几年光景，便把手中的一点积蓄花个精光。到了1948年5月祖宅被国民党守军一拆，他就只有拖家带口到破栈房中来打发岁月的份儿了。小十嬤嬤从良后没有生育，来到即墨后和大十嬤嬤及四个女儿在一起生活。大十嬤嬤脚小，只能在家里操持家务，小十嬤嬤就和十爷爷在外面赶集做生意。每逢集日，小十嬤嬤就挑着两只装满干鲜水果的大木箱子，到河滩大集上去摆摊，那条槐木扁担的中间，缠着厚厚一大团布，重重的压在一个没干过重力气活的弱女子肩上。此时十爷爷那高大魁梧的身影，跟在水果担子后面背着手走——一个是娇弱女人在咬牙负重，一个是倒了架子不沾肉的大经理在摆臭架子装样，此情此景，真是人间万象的真实写照！集空间，还要到20里地以内的一些集市去卖货。这时的李老十，落魄的连辆自行车或小推车也没有，总是小十嬤嬤挑出城去后，到了没有人的地方，十爷爷才能放下架子来换着挑，一到村口、集市上，就又成了甩手掌柜的了。当事人故去多少年后，大杂院的一些老邻居和李家的晚辈们说起来，还是感慨万千，感叹人生面子的虚伪和命运的无奈。大十嬤嬤脾气“杂抹”，虽然和小十嬤嬤分屋而居，但总要寻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来制造矛盾，无缘无故地生一些闲气。每当矛盾激化到对嚷、对骂时，十爷爷就心烦意乱地在正间地里走来走去，火气上涌到极致时，嗓子眼里就“吼喽……吼喽……”的直响，这时就使劲跺脚，以此来发泄心中的愤懑。一般到了这种火候上，同院而居的我的奶奶——二嬤嬤就要叫上五嬤嬤一起来给说事。经过一番细声细嗓地劝解，双方也就偃旗息鼓，各回屋去生闷气去了。小十嬤嬤脾气好，人也随和，特别喜欢小孩子，和大院中的孩子们都很亲热。就是对大婆的几个闺女，关系也很融洽，有如己出，出嫁后回娘家走亲的闺女们，都是小十嬤嬤招待伺候。大婆闺女们也像亲母亲似的愿意靠着她，亲生母女反而就冷淡得多了。1956年公私合营时，十爷爷和小十嬤嬤被合到了工商联，成了新社会的店员，小十嬤嬤在分水岭酱菜店站柜台卖货，直至退休。70年代中期，十爷爷和大十嬤嬤先后谢世，小十嬤嬤又找了在古城镇医院的一位老人为伴，仍旧住在大杂院的老屋里。易嫁后，她见到李家的上下人等就很少说话了，总是低头装没看见躲过去。这可能也是出于孔孟数千年来“三从四德”传统的缘故吧！公平的说，小十嬤嬤是位贤惠的女性，任劳任怨的妻子。他和十爷爷结合以后的风雨岁月里，尽了一个普通妇女所能做到的一切。当年她的父亲经商破产为了还债，把她卖到了妓院中。她在那种扭曲人性的环境中，始终没有泯灭一个正直女性所具备的美德，从良后的一举一动，无不闪现着一个普通妇女的正直形象。至今她还健在，和老伴迁居到一幢单位分配的公寓楼里，时常可以见到一对老人出来散步，或上菜市场买菜的老迈身影。大杂院由高家门前进来，在李老十门前向南拐弯，一条狭窄的鹅卵石小路，夹在低矮破烂的两列厢房之间。路西和十爷爷家的那间西厢屋连着，是五爷爷家的两间，再往南，是六爷爷家的两间。本来五爷爷和六爷爷家在北郭街路西都有房子，而且是后出厦、前带廊柱的高台阶房子。内战打城时隔着城墙远，也没拆着，解放后土改时，因为两家前后相连，院落宽畅、屋宇高大，适合机关办公，便被充公成了镇政府驻地，再后来大跃进时，成了城关公社的办公场所。直至80年以后只住不修，垮掉开起了单位食堂和幼儿园。五爷爷家搬进大杂院以后不久，就染病去世了。紧接着几个大孩子去新疆、上东北，家里只剩下两个小儿子。当两个小儿子在队里申请地皮盖上房子以后，先后搬了出去。五嬤嬤自己一个人的清静日子没过多久，又给两个儿子家接续看孩子，直至看不动了，被儿子接了去住，将这两间房子卖给了南邻居于家。于家原籍古城西乡中华埠，来古城居住后，以卖炉火烧为生。从40年代起，就一直住在这个大院里。于大妈常年有痨病，干不得力气活儿，因为日子过得累巴，没有钱治，只得干挨着。于大爷是这个家的脊梁骨，家庭的重担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他不苟言笑，一脸的世事沧桑，麻木了的心加上两只机械的手，一天到晚忙个不停，每天都要半夜起来生炉子烤火烧，天一亮就上集叫卖，一年到头没个闲时候。就是这样拼死拼活地忙活，挣得几个小钱总有填不满的大窟窿在等着。于大妈一生养了五六个孩子，每个孩子落地后天生多病，家里的药罐子没有个闲着的时候，有几个小钱都给孩子买药吃了。就是这样，先头的几个孩子还是先后夭折，最大的也只活到12岁上。于大妈每天以泪洗面，无人的时候不知对观音菩萨祷告了多少遍，祈求大慈大悲的菩萨给留下一根苗苗儿，下辈子就是做牛做马也愿意偿债。老天总算有眼，在她将近40岁上生下了最后这个长命的宝贝女儿。上世纪50年代中期，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严禁粮食在集市上自由流通。这样一来，于家断了生活来源，便就近入了农业社，后来五八年成了人民公社社员，从此开始吃起了农业粮。在小女儿14岁上，于大妈一病不起，追随着自己几个早逝的孩子而去了。剩下的于大爷更加沉默寡言，脸上的皱纹也更深、更多了。女儿也是受家庭熏陶的缘故吧，平日显得沉默文静，极少说笑，涉世不长所经受的家庭不幸，尽含蓄在两只忽闪的眸子中。每当天热以后，于家在屋外走道旁摆下饭桌吃晚饭时，一老一少默默而坐，闷头吃饭，和近邻高家一大群孩子闹哄哄、高大妈粗声大嗓“哈唬〔ha’hu〕”孩子的热闹气氛形成鲜明的对照。从于家往南不远，院路直冲一个独立于大杂院的小套院门，在门口，小甬路向西拐了过去。路北，是一溜八间低矮老旧的正房。在这排房子的最东头两间，住的是胡家。房主胡大爷做糕点出身，各类糕点糖果是他的拿手好戏。解放前后他和胡大妈在大集上出售，五六年公私合营时两人进了县食品厂，胡大爷成了糕点车间的技师。他在食品厂兢兢业业一干多年，直到70年代后期退休。因为成年累月的低头哈腰劳作，胡大爷背部高度隆起，背地里被人称其为“胡罗锅”。满大院的孩子们，见面称其为胡大爷。胡大爷无子，和胡大妈结婚四十多年，男女没生一个。在胡大爷50多岁上，抱养了别人家的一个闺女，起名胡琴，成了三口之家。但是好景不长，在胡琴十多岁上，胡大妈一病不起，离开了人世，胡大爷家也和于家一样，和养女过起了二口之家的日子。胡大爷天生好脾气，说起话来细声慢语的，脸上总是挂满了笑意，慈祥的看着满大院中的孩子们进进出出，不时摸一下某个孩子的头或手，说上几句笑话，间或和大院中的那位家长开上几句玩笑，便感到很知足了。据称；胡大妈在世时是只“母老虎”，虐待胡琴是她的绝活儿，不但不给饭吃是经常的事，胡琴身上总也有褪不掉的“伤嘎渣儿”，那都是养母一年三百六十天手上掐功的杰作。胡大爷怯弱无能，是个“囊汤糟[nangtangzao胶东方言；窝囊废]”，一直是“母老虎”的手下活儿，所以对老婆虐待狂的所作所为，只能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人世间有些事就是天理昭昭，疏而不漏，倏忽间的一场喉癌，落在了“母老虎”的身上，折磨得“母老虎”死去活来，受尽了苦楚，最后滴水难咽，直至眼睁睁的饥饿而死！“母老虎”死后，胡家父女很是过了些年舒心惬意的好日子；每当胡琴去上学和后来去上班的时候，退休在家的胡大爷就变着花样调理吃食，小日子在大杂院中真是过得出类拔萃，令人羡慕。胡家也有一台1958年上海产的晶体管收音机，摆在炕前四抽屉的楸木桌子上，每天的新闻和戏曲选段，是老人的必修课。每到开播前十分钟，老人就旋开开关通电预热，然后就倚在炕梢的被筒上或夏天窗外的竹躺椅上，聚精会神地听起来。逢到妙处，便眯缝起眼睛随着节奏拍大腿。文革中，十年如一日的样板戏也是百听不厌，伴奏乐器一出过门，他就跟着哼了起来。胡家是这个大院里的“首富”，是最早买上电视机的。一开始是上海牌的十二英寸晶体管黑白电视机，通电预热后也要十多分钟才能显影，每天的播出节目极少。就是这样，满大院的孩子们看得也是不亦乐乎，很是知足。在每天的电视节目播出时间里，胡大爷都是在为孩子们服务，整个人被包围在孩子堆里。80年代初期，他家又最早换上了14英寸彩色电视机。这时的大院里，已经有了两部黑白电视机，胡家小屋里的热闹场面，已经冷落了不少。到胡家换上彩电的时候，胡大爷也抱上了外孙。女婿也是吃红粮本的，在县屠宰场接他父亲的班卖肉。胡琴有轻度精神病，是“母老虎”折磨她留下的后遗症。这个女婿上门图的是胡家的一份财产，而非为人而来。80年代中期，胡大爷去世，胡宅成了女婿的天下，胡琴的婆婆和小姑子一跃成了这里的主人，向胡琴发号施令干这干那，并且大声小气地喝斥个不停。女婿也无缘无故地对胡琴大动手脚，这几乎成了家常便饭。满大院的人对此很是看不下去，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句中庸之道的至理名言，深深的烙印在人们的脑海里，由此，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说句公道话，任凭这个歹毒家主儿在光天化日之下向弱者滥施淫威。80年代末，胡琴在食品厂分配了公房，大杂院中的这处胡家老宅，名正言顺地归属了胡琴婆婆的手里。在后来的岁月中，人们经常在城北的一片居民区里看到一个身材粗矮、蓬头垢面、口中嘟嘟哝哝唠叨着的疯女人，在垃圾堆上随便拾起一些脏东西吃着。那就是大杂院中被胡大爷抱养、被“母老虎”胡大妈万般折磨，又被歹毒丈夫摧残虐待的胡家养女胡琴。90年代中期，胡琴的儿子长大了，知道了母亲的身世，坚决制止了父亲的行为，为弱者的母亲争得了应有的公平。并且把被祖母和姑姑霸占去的属于母亲的财产——大杂院中的老屋，收了回来。胡琴儿子结婚后，张罗着为母亲治好了病，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穿着干干净净的胡琴，偶尔也回到大杂院老屋去看看，大部分时间在家里做家务，为儿子看看孩子，消磨着一个普通百姓的平淡人生。祖父生于1879年，名肇篯，字少彭，号闲云。中华文化在人名称呼上有个规矩；名，是本家长辈称呼的。字，是社会上人叫的。号，是书画诗词上落款专用的。我祖父名、字、号俱全，不难猜出是个有文化的人了。祖父是前清秀才，府考选为优贡生，如果不是“戊戌变法”后废除了科举制，祖父的学位还要高。在祖父大排行的兄弟十人中，学问也是属他最高。遵循李家祖训的处世传统，祖父一辈子致力于教书育人。辛亥革命以后一度出任国民政府县督学，先后在济南正谊中学、黄县龙口中学、县立考院小学、后庵小学、惜福镇小学等学校任教师、校长多年。解放以后，以社会知名人士身份，被推选为县政协委员，直至1963年去世。祖父也是1948年拆房后几经碾转搬进栈房中来的。在这所大杂院中，他老人家是文化水平最高的人，因此受到院中大人小孩的尊重。祖父态度和蔼，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对上门来访求学问的人，他总是耐心细致地向他们解释有关的学术问题。祖父和大多数前清老秀才一样，除了精通八股文以外，对八卦和医道也兼而通之。记得祖父狭窄小屋的炕几上、吊板上、搁棚上摞满了一套套的线装书。祖父一年四季外套一件黑棉布长袍，戴着一副老花镜，一绺白花花的长胡须飘在胸前。无事便坐在炕几前聚精会神地看书，写字，看到紧要处就在上面圈圈点点，做得一丝不苟。1960年我们家在关东长白山逃荒时，那里是高寒山区，地方病特别多，不是本地土生土长的外地人，经常无缘无故地得些怪病。逃荒日子过的贫穷累巴，根本没钱看病，父亲写信向祖父要了几本医书自己照方抓药。祖父一共给邮了三套骨签插封布面硬壳包装的宣纸线装书去；一套切脉问诊的单行本，一套六册的中草药药方，一套四册的绘图药材药理简介。这几套书的天头地尾上，密密麻麻注满了祖父小楷批语，字里行间都被圈点过数遍，很是珍贵。“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深揭深挖”阶段时，株连九族、鸡鸭上绳的现实着实令人胆战心惊，为了少留尾巴叫人抓把柄，父亲烧掉了祖父寄去的所有家信，唯独没舍得烧掉这几套医书。后来令人痛惜不已的是，大哥借给了他连襟家的儿子，被这个不识几个大字的社会混子，拿去以后就永无了踪影。祖父在亲堂属弟兄们的大排行中位列第二，李氏族人的晚辈们，按其顺序称为二爷爷。嬤嬤范氏，是父亲的继母，过门后没有生育，嬤嬤比爷爷小了十多岁，待爷爷很好，伺候的很周到，祖父的晚年，都是嬤嬤照料的。三年困难时期，儿女们自己顾命不暇，无力赡养老人，祖父母断了生活来源。祖父为了生计，把手头值钱一些的古书，都变卖糊了口。其中一套清朝乾隆版的《康熙字典》，以60元的价格卖给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在祖父生活最艰难的日子里，县政协把祖父列为重点照顾对象，及时给了许多物资帮助，才度过了那次难关。祖父去世后嬤嬤独自一人生活，口粮由所在大队分给。嬤嬤品行高尚，自强自立，从不依赖和麻烦人，更从来不向任何人要东西。晚年时我们晚辈去看她，她就显得特别高兴，习惯盘腿坐在炕上，不厌其烦的向我们讲述发生在她娘家范家街上、她为闺女时的那几段老掉牙的故事。1983年，她老人家带着那几段永远讲不完的故事，和满腹说不出的故事，永远地离开了这个匆匆而过的尘世。由我祖父家向西，一排房子上还有四间，是成申云家。成家是这个大杂院尽里头的一家，院墙西边，就是崂山里棉花村的栈房。倚着西院墙，搭建了一溜儿西厢房，其中有两间是我祖父的。成家人多，我祖父一直无偿借给他家住。大院里的晚辈，通称成申云为成大爷。他老家是庙园村人，解放前在大集上以做小买卖、给人推脚、看管货物为生活来源，一直在栈房大院内赁房住。解放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步伐的加快，入了社成了石市大队的社员。成家一个儿子，五个闺女，也是大杂院中最穷的一家。成大妈长年有病，解放前日子过得就累巴，解放后吃饭的多干活的少，日子过得还是累巴。直到成大妈去世的1979年，他家也没有摆脱贫穷的面貌。成大爷天生一副乐天派心肠，整天乐呵呵地，乌黑精瘦的老脸上布满了皱纹，嘴里几颗黑黄的老牙，印证了他在人生旅途上的坎坷。他老人家好喝两盅，囊中又总是羞涩，只好喝最便宜低档、酒精勾兑的杂抹酒。酒一沾唇，话就多了起来，脸上现着酒精刺激发烧的红光，情绪难抑，唠叨起来没个完。当成大妈和孩子们催促他赶紧吃喝时，他总是翻来覆去的那几句老话；“不用忙，忙急什么，千千地明日（日，胶东方言声母为yi），万万个后日，早唻！不用忙，不用忙，忙急什么……”成家大女婿是南乡人，也是好喝酒，每次来赶大集，和老丈人是必喝无疑。每当喝到酒劲上冲、酒精发作的时候，和老丈人那是非要争吵打闹一场无疑。满大院的人们背地后叫成家的大女婿为“赖呆”，只要一到大集天的午后，听到成家房子上的醉汉争吵声，就知道“赖呆”又来了。1975年春上，“赖呆”和人合伙偷生产队的耕牛，犯案后被判两年徒刑。1977年刑满回家后因为丈人家没人去看望他，一连五六个大集天到丈人家来闹事，一闹起来，丈母娘的心绞病就发作，发作起来就没了气儿。小姨子们气愤地说；“什么光荣事！这是升官发财回来了，还是考上状元了，还得亲戚朋友去迎接，八盘八碗地伺候？不要脸到头了，真是个‘血赖呆’！”成大妈长年病缠身，瘦的皮包骨头，嗓子眼儿细地最是吃不下粗粮。但命运却又偏偏和她作对；在她为之伤透了心的贫穷一生中，有许多岁月连杨树叶子茅草根都吃不上，又何况细粮了。日子最好的时候，也就是地瓜饼子管够，所以在她的的惨淡记忆里，总是在饥饿中煎熬。1979年春天，当她去世不久，改革开放给中国的老百姓带来了好日子，庄户人家普遍吃上了细粮。这时的成家只有一个小女儿还没出阁，闲下来的房子临近大集，成大爷什么也不干了，坐着吃房租。在后来的十多年里，成大爷很是过了些舒心不缺钱花的好日子，而改革伊始逝去的成大妈，也就真是名副其实的苦命人了。成家上下待我祖父母很好，队里分粮分草都是他家给代劳，当然以后我祖父把两间西厢房给了他家，也是作为回报。83年我祖母去世后，两间正房一分为二，被成大爷和胡大爷家买了过去。九十年代成大爷去世以后，房子归他儿子所有，租与外来的买卖人住，据说每年的房租有一万多元。在我祖父和成家的对面，是六间低矮狭窄的小倒屋子，这几间房子的后墙，紧贴在南顺河街的高高土崖子上。街面和这几间房子的后房檐一平，所以这几间房子不但没有后窗，屋里也是长年潮湿。当李家兄弟们析产时，这六间房子分给了老大家，老大在城里蓝家祠堂前有住房，住不着这里，一分就卖给了别人。这几间房子阴暗潮湿不好住，人住久了身上总出毛病，到1953年城北王克刚家搬进来的时候，已经是四易其主了。王家也是糕点世家，经营制作各类糕点糖果，他家买下这块房宅，也是看中了这里地近沙河滩大集的优势而来的。王家也是大院中孩子最多的一家，乍搬进来时已经有了四女一男，在这里又添了三子，可谓人丁兴旺。王家两口子加上公公和几个大女儿们整日忙着做糖果，在集上批发零售。由于经营有方，获利不菲，他家的日子过得不算累巴。1956年公私合营时，他家也被合了进去，王大爷进了县食品厂，做了糖果师傅，每月挣一份固定工资。和别家不同的是；他家合营前出生的孩子，没被合进去吃红粮本，还在城北所在大队分口粮。王大妈性情刚烈，处事泼辣，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打怵，平时总是一副风风火火的架势。孩子们淘气都是她打，外头街面上有事也是她出头露面顶着，连她公公也甘拜下风。大院四邻和他家发生什么摩擦，都是以忍让为先。受其母亲的熏陶，她的女儿们也个个都是性情刚烈，桀骜不驯。1975年，都已经长大的儿女们为了回生产队参加劳动方便，全家又搬回了城北老房子去住，这处房子又卖给了河北沿儿的张家。王家是在这处房子上住的时间最长的一家，自打他家搬走以后，房宅的主人又像走马灯似地换个不停。王家东侧，是一个由一南一北正、倒屋子组成的两合小院落，此院有两条道进出，一条是走大杂院，另一条是倒屋子东头有一条狭窄的小胡同，连着南顺河街。此院的倒屋子是李老三分得地，卖与刘家后，房主把属于他家的院落范围内，盖上了三间小正房，并垒上界墙自成独立小院。从他家通往南顺河街高崖上的窄夹道，历来是每逢夏季发大水全院人家向河南高埠上逃生的通道，后来虽然被刘家独有，但每当水漫大院时还是人们逃生的唯一出路。小院主人刘大叔，公社化后一直在大队任会计，他长年有病，一张紫黑色的脸上总有一种痛苦的表情。他的性格内向，很少和大院人接触，回家后就把自己关在屋里，一年四季总是如此。刘大婶是这个家庭中的主妇，无论在队里干活、分粮分草还是在家中操持家务，她忙得不分昼夜，真是一把好手。刘大婶还有一个老大不小的妹子，和这个家庭生活在一起，她一直到快四十岁了，还没出阁。文革中“深揭深挖”阶段，阶级斗争这根弦绷的最紧的时候，有的革命群众揭发她在等着四九年逃往台湾的情人丈夫。为此，驻队工宣队还很是内查外调了一番，最后没有抓住尾巴，只得作罢。1979年，刘大婶的妹子结婚了，跟了一个青岛人，离开了这个家庭。又过了几年，深受疾病折磨的刘大叔也离开了人世。刘大婶的两个女儿也先后出嫁，只剩下刘大婶和小儿子在一起生活，再后来儿子也娶了媳妇。有了孙子以后，刘大婶天天哄着孙子站在大杂院门口看卖鸟卖狗什么的……大杂院中紧挨着刘家小独院的正房东两间，有一个大院中几户人家公用的茅房。再往东挨着茅房的数间偏厦子，住着的是金家。金老头矮笃笃、胖墩墩的，和金老婆的乌黑精瘦，脖子下面挑着两根大筋形成鲜明对照。金老头是鲁西高唐人，解放前打莲花落讨饭来的古城，在城周的大小集市上以讨钱为生，兼有“三只手”的嫌疑。金家两个儿子也都随着老爸矮笃笃、胖墩墩的，从小受家庭的熏陶，据说弟兄俩也都是在大集上顺手牵羊的“高手”。他家的门和窗总是关得严严的，无论春夏秋冬，总是这样。他家的人在屋里说话，也是窃窃私语，从不高声大气，给大院人留不下什么蛛丝马迹。金家的生活多少年以来一直是靠集吃集，日子过的倒也凑付，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别人家都挨饿，他家也没受着多少“磕ka打”，一家里有三口胖乎乎的，就是明证。金老爷子有条家传的行规；那就是不吃“窝边草”，从来不动大杂院和周围邻居家的一针一线，所以大杂院中的邻居们的日子倒也过的安心，不怕院中火起。事实虽则如此，但从道德标准上来衡量，邻居们却和金家格格不入，所以鄙夷的脸色和目光无时无刻地映在金家爷们的脸上和身上。一院相居无事各家的孩子更是经常受到父母在屋内的再教育；不许到金家屋里去玩耍，不许和他家的孩子玩！不许要他家的任何东西！长此以往，不断受到再教育的孩子们路过他家门口时，就只有快跑过去的份了。金家的房门在大院寂静无声时，偶尔也会推开一条缝，金大妈两只布满血丝灼灼碜人的眼睛正在快速的扫过院中的一切，一听到某处脚步声起，狭窄的门缝又倏地快速拉上了。公社化以后，金家两个小学毕业的儿子跟着老爸在生产队挣工分，虽则此时他家的成分是贫农，是农村社会主义阵地的中坚力量，两个儿子根红苗正，是公社这棵常青藤上的花朵，但爷仨劣根不改，照样在集市上做些“三只手”的勾当。有此缺陷，爷们在大杂院中一直没有翻过身，日子过的照样灰溜溜地。1966年春天，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骤起，社会上的各色人等挡不住革命大潮的浪头，纷纷参加了名目繁多的红卫兵战斗队组织。金家的两个儿子正当青年，也不甘落后，积极参加融入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大潮中去。所在大队的革命群众为了积极宣传最高指示，成立了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金家大儿子成了其中的一员。他秉承父亲打莲花落的天赋，对各种乐器一拨弄就通窍，弹奏起来有板有眼，比起专业演员来也毫不逊色！不久，便成了宣传队中的梁柱子。每次演出，他的各种节目最多，而且个个上乘，都是最受群众欢迎的节目。宣传队成立后不但在本大队宣传演出，还到公社礼堂和其他许多大队去宣传演出，金家大儿子的出色演技本领，倾倒了无数爱好文艺的青年男女，很多慕名者趁晚上闲散时，来跟他学习各种乐器的演奏技能。他的人际交往逐渐多了起来。许多晚上，一帮年轻人坐在河岸的垂杨柳下或吹或唱，不知不觉就到了下半夜……时日一长，有几个女宣传队员和他同处青年时期特有的情感，超越了革命和音乐本身的含义。此情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也在一天天发展着。与此同时，宣传队里还有几位也是根红苗正、但演技平平的男队员，每天同在一起，受不了这种被女性冷落的严酷现实，嫉恨也在一天天发展着。机会终于来了！1968年春天，当革委会在大大小小各级政权部门建立起来以后，又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向了另一个高潮——揪查社会上的污泥浊水和打砸抢分子。宣传队里的几位对金某人耿耿于怀的男队员，有的被“三结合”进了大队革委会，有的是革委会成员的儿子。当清理社会渣滓的运动一来，他们就瞄上了大杂院内独门独户、劣迹名声在外的金家爷们，特别是那个春风得意正在交着桃花好运的金大公子。“面上的工作要抓三分之一”，这三分之一，就是典型。来什么运动，就要抓什么典型；经过所在大队、公社的突击搜集材料和无中生有的罗织罪名，然后上报县革委会，一个“以宣传毛泽东思想为掩护，腐蚀拉拢女青年下水”的黑帮反革命组织被揪了出来，罪魁祸首就是那个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的金大公子。陪斗的还有其“社会来历不明、有偷摸行为”的父亲和“小狗崽子”的弟弟。数场声势浩大的全县、全公社、全大队的万人大会、千人大会的声讨批判和游街示众下来后，这个被团弄得面团一般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县级专政机关从重、从快判处12年徒刑，发往山东省立生建监狱劳动改造去了。大杂院里剩下的金家三口，日子也是过得胆战心惊，队里开的大会小会，都有梳着他们“皮子”的份儿，就是三岁没长齐牙的孩子，也有巴巴着数点他们过错的权利！这时的金家，门更紧，窗更严了。70年代末，金老太老家贫穷的西北乡一个外甥女找来他们家，和老二谈起了恋爱，图的是进城这般好处。这个外甥女长得不济，金家这位在社会上臭烘烘的表兄弟根本没看上她，但她铁了心，硬是赖着不走。事情蹉跎了有近二年，正巧赶上“四人帮”被打倒，济南监狱在清理文化大革命的冤假错案中，金老大的冤案被查了出来，提前释放回家，并把服刑劳动期间，全额发了工资。金老二趁此解脱，把表妹让给了老兄。老兄在济南生建厂干的是车床工，回来后一些当年整治他的大队干部，心中多少还有点儿“内疚”，便把他安排到队办标准件厂干车工。他的技术精湛，并积极肯干，给厂里培训了一大批车床工，所以金老大除了工资外，奖金也拿得最多。回来后的第二年春上，老大盖了新房和表妹结婚搬了出去。又过了一年，老二和未婚妻也向大队申请了房基，盖房搬出了大杂院。1985年，金老爷子两口先后去世，大杂院中这几间长年门窗严紧、密不透风的偏厦老房子，被金家儿子们卖给了外来做买卖的人家。2006年春节，我又到16号大杂院中去看了一趟。从民国初年李家十兄弟析产到如今近百年沧桑，这个大院中已经没有一点李姓族人的房产了。就连七八十年代那些老少不齐的熟面孔，如今也只有杨大姐一张了。代之而入的，全是外来的买卖人。虽然院中又垒起了不少新的各式狭窄房子，但那破旧不堪的大门框，高低不平的鹅卵石路，和进了大门后高家、李老十家、于家、胡家、我祖父家、成家的一大溜老房子，还都歪歪扭扭的戳在那里。当年发生在这个贫民大杂院中的许多红红火火、恩恩怨怨和诸多悲欢离合的故事，都随着岁月的流失，没留下什么痕迹，而烟消云散了。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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