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丨潘明琪：4岁孩子住院手术，妈妈好像送幼儿园全托似的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潘明琪，1951年生于重庆市；1967年毕业于重庆43中学初67级一班。1969年赴山西省榆次市张庆乡郝村当知青。1971年返城，在榆次针织厂当挡车工；1978年调入榆次市房管局工作；1985年考入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管理工程系完成大专两年学业；2006年原单位退休。

原题

歌乐山的记忆二则

作者：潘明琪 

亲爱的朋友，你到过山城重庆吗？你知道重庆有名的歌乐山吗？到歌乐山脚下参观过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吗？……在那风雨飘摇的年代，那里曾发生过许多悲壮的、可歌可泣的故事。

你一定会非常感慨，并非常庆幸自己没有生活在那样的年代而更珍惜今天你所拥有。可你是否还知道，陡峭挺拔的歌乐山顶上还会别有一番天地呢。

我就降生在歌乐山顶上，当然那时已经没有了战乱不宁和担惊受怕。我的母亲，川南一个封建家族的叛逆，为了爱也为了生计，抛弃了快要成就的学业，与父亲一道，在中国历史即将翻篇的前夕，随着隆隆的炮火声，从南京辗转来到重庆，任教于歌乐山顶上的一所中等专业学校。

我的童年是在歌乐山顶上度过的，从我记事起到1957年，那一段时光是永恒地流连在我心底的最纯洁、最珍贵、最美好的乐园。

夏日

不说那幽静美丽的校园；不说校园里那一株株高大挺抜的桉树；不说校园小径旁那一丛丛开着象着白玉般的花朵、到傍晚到处都弥漫着馥郁芬芳的夜来香；不说那离校园不远热闹繁茂的集镇，集镇旁那一块块飒飒的桑田；不说那一池池粼粼的春水，春水上的芙蓉(荷花)和红掌拨青波的白鹅；也不说那伸向远方的长路，路边盛开的野百合和我们常光顾的“馄饨王(王姓人家开的店，重庆土话王抄手)”小吃店，单是校园外长路旁不远的山坡上的一片苍翠的柑橘林，就在我的儿童世界里充满了许多神奇与梦幻的色彩。

仲夏，枝叶繁茂的柑橘树上座满了象小琉璃球那样的绿果，但果农们总要把小果剪去许多，满地都是，看上去怪可惜的，母亲说那是为了让留下的果实能够吸取到更多的养分，将来成熟才会更硕大。从我记事起，差不多整个暑期，我们（我和姐姐）和学校的小伙伴们都是在那个美妙的柑橘林中度过的。

夏日的重庆，骄阳把大地炙烤得火热，只有知了在桉树稍头一阵阵不厌其烦地鸣叫。午睡起来，穿着小短连衣裙，头上系着蝴蝶结的姐姐和我同一些小朋友手拉手钻进林里。

树林里很凉爽，阳光透过茂密的树冠斑斑驳驳地洒在地上，满地都是被剪掉的小绿果，五颜六色的野花开得很芬芳，到处都有虫鸣、鸟唱。我们在树林里欢快地玩耍：唱歌、作游戏、采野花、捕捉螳螂，蝴蝶，知了和金龟子。偶然也会碰见一条花花绿绿的小蛇慌张地钻进草丛里，我总是要被吓得尖叫起来，比我大三岁的姐姐就是我当然的保护神。

在树林里，我们玩得最开心的是作游戏：大家推选一个最漂亮的小姑娘扮演白雪公主，另一个老成些的女孩扮演那位狠心的继母皇后，再由一个小男孩扮演王子，其余的就是小矮人了。然后按照母亲所讲的童话故事情节来表演一番。我们的道具就是用野花和树枝编制的花环分别戴在“白雪公主”和“王子”的头上。

我记忆最深的是，头上带着花环的“白雪公主”“吃了”那位狠心的继母变成的老太婆给的一半有毒的“苹果”后，靠在一棵树下闭着眼睛“死了”，“小矮人”们围着她，“王子”走过来拉起她的手，她的眼睛马上就睁开了，站起来了。

四五岁的我是一只“丑小鸭”，常常因为扮演白雪公主的是姐姐而不是我撅起小嘴。扮演王子的小男孩我还记得，穿着海魂衫，文文静静的，长着一双忧郁的眼睛。他是校长的儿子，姓余，他家门口有一株枇杷树，夏天是枇杷成熟的季节，树上挂着一嘟噜一嘟噜黄黄的诱人的枇杷。 

我们在树林里最感兴趣的是采摘土话叫刺萢的野刺莓。那种植物的藤蔓和叶都带着密密的小刺，通常生长在比较潮湿的树荫下面，一丛一丛的。成熟的果实有拇指头般大小，彤红，多汁，甜甜的，味道很纯，熟透了的红得发紫，味更甜一些，汁更多一些。

夏天也是刺萢成熟的季节，果实结得很繁，但要吃到它们却不那么容易，一不小心，它们身上锋利的小刺就会毫不客气地划破你的手脸，所以我们总是很小心翼翼地采撷，然后将采下来的果实珍惜地包在小手绢里。

后来上初中时读到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我很怀疑刺萢就是先生笔下描写的覆盆子，只是叫法不同罢了，因为从形态、颜色、味道都很相似，果实的确像小珊瑚球攒成的小球，色味的确比桑椹要好得远。

后来我也证实了我们小时候釆的野刺莓就是覆盆子，只是叫法不同而已，它还是一味有利水作用中药呢，不过入药时只取它青涩的果实。

总之，整个夏天，我们在柑橘林里玩得很开心，常常忘了回家，忘了吃饭，直到母亲找来。

那时候，我虽然还不知道有“幸福”这个词语，但我的单纯稚嫩的孩提时代的确是在非常快活中度过的。

在我的眼里，母亲是 那样的年轻、漂亮，穿着布拉吉，充满了朝气。她是学校的语文教员兼工会主席，工作很忙碌，有时一觉醒来，还见她伏在桌案上不知在写什么。忙碌之余，母亲并没有忘记疼爱她的女儿，我和姐姐拥有一抽屉的玩具，有皮球，小汽车，坦克，更多的是各种布娃娃，有的会眨眼睛有的则不会，都是母亲在小镇上给我们买的。

我每次从外面玩耍回来，只要远远的看见母亲的身影，就一边高声呼喊着飞奔过去，而母亲总是带着一种特有的慈祥的微笑，蹲下身来，用她那温暖的双臂迎接。

那时候，在我童稚的心里只有一个愿望：我永远不要长大，母亲永远不要老，我们永远这样生活……

3岁左右的我和姐姐

住院

对从1949年新政到1957年反右斗争以前的这七年多的评价，以我的感知，我比较认同社会学家李慎之先生在上世纪写的一篇文章里说的两句话：“如果对这段时期有一个大体平衡的看法，那就应该说这是中国近百年来最平稳安定的时期。”

在歌乐山快乐的童年时代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也充分证明了那个年代人们普遍思想纯洁，道德高尚，恪尽职责，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爱与信任，是值得怀恋和称道的——

大约1955秋，我才刚满4岁，有一段时间经常大便最后总带一点略暗红的血，于是母亲带我去看医生。位于歌乐山脚下的沙坪坝是重庆市著名的的文化区，我们叫西南医院的解放军第七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即现在的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就在那里，离我们家最近，医疗条件也最好，母亲带我去那里就诊。

通过肛门指检，诊断是单发性直肠息肉，需要手术切除，我在那个医院住了一个月，给我留下的是一段享受般难忘的温馨记忆。

西南医院实行严格的住院管理制度，病人无论大人小孩，无论病情严重与否，一律不要家属陪护，家属来探视有规定的时间，还须换上院方提供的衣服，才允许进入病房。

母亲把我交给医院，就回去了，一切都不管了，就像把孩子送到不用接送的幼儿园一样，放心得很呐！那时候住院的病人很少，似乎好像就我一个小孩子，我的病房里两只床也只有我一个人，现在觉得很不可思议！

医院里的医生护士几乎全是年轻的军人。绿色的军装外面套着白大褂，红色的领章分外醒目。在一个五岁孩童的眼里，他们个个都是英俊、潇洒、阳光、漂亮、充满活力的。我的生活一切都在他们的安排照顾之下。他们都对我很好，每天跟我在一起，给我讲故事，逗我玩儿，让我逐渐消除了对他们的陌生与恐惧，甚至忘记了我来这里是干什么的了。

其中有一个年轻医生对我特别好，关照我也特别多，我也非常地喜欢和信赖他。记得一天早上刚醒来，他兴冲冲地告诉我，让我看看枕头下有什么，我掀开枕头一看，哇！一摊花花绿绿的水果糖，把我高兴坏了。那是他晚上在我睡着以后悄悄地放上的，多么地温馨啊！几十年过去了，只要想到这一幕心里总是暖暖的！

那些医生还给我讲，要好好爱护眼睛，眼睛是最最宝贵的。噢，我牢牢记住了，眼睛比什么都宝贵。后来在课本中读到前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那段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我一时还有些转不过弯来: 最宝贵的不是眼睛吗，怎么又成生命了呢？根本不懂得没有了生命，哪来的眼睛！真可笑。

说了这么多，没有说到我的治疗问题。记得住院以后，没有做各种各样的生化检查，没有被抽血的印象，也可能小，记不得了。反正就是每天吃了玩，玩了吃，好像医院就是我的家。小孩子都是很单纯的，大约过了十多天吧，我跟那些医生护士们都混得很熟了。

一天早上，那个给我买糖果的医生穿着蓝绿色的无领紧袖口背后系带的衣服，戴着同样颜色的小帽子，来到我床前，说要带我去上街玩。我住院以来还没有离开过医院的大门呐，听说要带我上街，当然很高兴。我站在床上，有些疑惑：去上街怎么能穿这样古里古怪的衣服？迟疑间，那个医生一把把我抱起来就往外走，没有走了多远，推开一个双扇门进了一个大房间，里面有很多跟他穿戴同样衣帽的人。更要命的是，我看见一个穿病号服的男人仰面躺在一个担架宽的台子上，四肢都被固定得死死的，动弹不得，好像那个男人还在痛苦地扭动着。（那时候医疗条件差，所有的手术都在一个屋子里。）

我吓坏了，上当了，哭喊着要出去，哪里由得了你！我也被不由分说地按在了一个同样的台子上，我拼命地挣扎，一会儿，一个好像是褐黑色的大大的皮口罩被戴到了脸上，那个臭味呀，足够让我记一辈子，难闻得简直就不能形容了，后来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被全麻了。按现在的医疗，做直肠息肉切除根本不用全麻，局麻后在电子肠镜下病人清醒地切除，一般也不需要住院。可能那时我小不会配合手术再加上医疗设备也不像现在先进的缘故吧。这里我要给儿童全麻证名：有说法全麻会影响成长中大脑记忆力，我觉得还不至于此，起码我认为我的记忆没受到啥影响，因为在以后几十年的生涯中，我常用母亲多年前曾说过的话来反问她，她不止一次对我说“你的记性怎么那样好啊！”

记得醒来已经在我的病床上了。大约是第二天的下午吧，窗外的阳光明媚。没有伤口，没有疼痛，也没有挂吊瓶，什么感觉都没有，和手术前一样，唯一的差别就是下半身被涂了大面积的红汞。

手术前都是我穿着小病号服自己到医院食堂吃饭，普通病人一天三顿的膳食都是合理的营养搭配，有荤有素，有米有面，有干有稀。有的特殊病人需要进食流质或半流质，食堂里有一块专门的小黑板，标注着某某流质，某某半流质，这些病人的膳食是由护士推送到病床前的。

4岁的小孩不识字，也不能从字面上去理解这两个字的含义。手术前我到食堂吃饭，总看见有病友指着小黑板流质流质的交谈，我就想：流质是什么呢？一定很好吃吧，我什么时候才能吃到流质呢？手术后，有两天大概我的名字也到小黑板上了吧，都是护士把饭给我送到床前。

最记得术后第一次进食晚餐：一个面容姣好，身材娇小的年轻护士，浅笑盈盈地推着护士车到我床前，将一碗鲜榨橙汁、一个桃酥，桃酥的中间嵌着一颗彤红的果脯樱桃，好像还有一个鸡蛋什么的，放在我的床头。我急切地问道：“我吃的是不是流质？”她说是半流质。我有些失望，我怎么就吃不到流质呢？真的是很可笑。那个温馨的画面已经深深地嵌入了我的脑子，我是至死都不会忘记的。

手术后没几天，我就恢复了手术前的生活，自己吃饭自己玩，也不打针也不吃药，当然，大便也不带血了。我就像一只放飞的蛾子，在住院楼里里外外到处跑。

楼前面的大门是不让出去的，楼的后面是军医大的操场，我经常穿着小病号服跑到操场边看那些大学生们上体育课，跑步跳远，翻单双杠，也挺有意思。

天渐渐冷了，医院给我换上厚厚的棉病服，反正我没有觉得冷。记得住院楼有一层的一头是一个大厅，就像一般的办公楼的会议室一样，门是朝走廊开的。说是大厅可能也不算太大，那是一个小孩眼里的大厅，是医院专门给住院时间较长的病人的一个活动和交流的场所，有利于病情的康复。

大厅里好像没有什么摆设，中间有一个燃着木炭的火盆，有那么几个病人围着火盆坐在椅子上，一边烤火，一边悠闲地聊着天，火盆的边缘烤着几个红桔，发出滋滋的声响。我问那几个叔叔，为什么要把桔子烤着吃啊？他们回答说不能吃冷的，我很不理解（现在理解了，我的胃肠功能差，什么生冷都忌了）。他们还告诉我，又来了个小病人，跟我差不多大，我急忙跑出去看，是一个小男孩，有些失望，要是个小女孩我就有玩伴了。

那种大约五六十厘米见方的火盆在重庆一些机关单位冬天最冷的时候常用，人们围着火盆烤火，脚也可以同时踏在宽宽的火盆边缘，一盆木炭火燃烬，屋子也暖了，浑身也是暖暖的。可以想象那时候住院的环境是多么地宽松安静和闲适啊！现在的大医院有的走廊里都安上病床，还是人满为患，前面一个人还没出院，后面就有一个人等着进来，医患双方都是焦头难额的，怎么可能奢望在住院楼里有那么一块场地让病人去疗养！

我在医院里混世魔王般地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从未吵着要回去，至今都奇怪我为什么不想家，不想母亲。

一天上午，大雾散后的冬日暖阳，我在医大的操场边看大学生们翻双杆，不经意地抬头看了一眼住院楼，见楼梯间的窗户上有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人在向我招手，我一眼就看出来了，那是我母亲！我又惊又喜，急忙飞奔过去，我母亲也走出了住院楼迎接我，她弯下腰来笑吟吟地问我：“好了没有？”我告诉她，“早就好啦！”于是我母亲就给我办了出院手续，共结算了人民币100元，接我回家去了。

这时候我才知道我在医院里已经呆了整整一个月！母亲告诉我，她想着已经一个月了，快放寒假了，天也这么凉了，这个娃儿（重庆土话）也不知道好了没有，医院也不来电话到学校通知一下，我去看看吧，要不还不知道再呆多久呢！

当时我母亲月工资93元，在学校里是最高的。100元花去了她一个月的工资多点，可我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呀！一个月里我母亲没有来探望过一次，手术也没来，她很放心。她认为医院既收治了孩子就一定能把孩子的病治好，并能把孩子照顾好，因为她相信医院方的承诺；而她对社会的回报，就是搞好教学工作，当年，母亲被评为重庆市优秀教师。这也是当时人们的一种普遍的社会道德，所谓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是也。我常感叹，如果这个社会一直朝这个方向发展，该是多么地美好！

呵！重庆，歌乐山，校园，橘子林，西南医院……我的故乡，我的童年，我的梦幻……

又：1957年，我们全家离开了歌乐山。在直到文革结束的二十来年生涯中，我母亲经历相当坎坷，遭受了很多不公正的对待，心情烦闷，脾气变得很不好。后来上又添了弟妹，精神及生活压力山大。少不更事的我又常惹她生气，母亲对我发脾气说，早知道就不给你花那一百块钱，让你死了还好些！我知道她是一种渲泄，气头上的话，也从来没有在意过。但我心里一直想，一个直肠息肉不治就能死了？也太夸张了吧！当然只是心里想，从来没因此顶撞过她，要不她会更生气。后来我知道了，直肠息肉虽是良性肿瘤，但若不及时切除，还真有可能恶变，而且概率还很大，那么失去生命就不是不可能的了。

感谢母亲予我及时地治疗！感谢为我治疗的军医们精湛的医术崇高的医德！永远怀念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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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