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间丨卫文珂：丢了一块钱，我们被罚去河滩干体力活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卫文珂，祖籍山西曲沃，1982年获复旦大学外文系德国语言文学学士学位，1985年获世界文学硕士学位。曾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德语教师和社科院外文所《世界文学》杂志编辑。留学柏林自由大学和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现为美国华盛顿特区一家天主教私立高中中文教师。

原题

丢了一块钱

作者：卫文珂 

1969年12月，复课将将两年的我们忽然被“初中毕业”了。因为学制缩短，县 “第一完全小学校” 戴帽变成七年制初中，我们就是首届毕业生。一群半大孩子，没有高中上，农村户口的回生产队挣工分，像我一样城镇户口的，就开始无所事事，只能到处想法子打短工。早春我跟着婶子大娘们去北关外的卷烟厂抽“烟筋”，三四月去苗圃帮着挖树苗。最热的伏里天背着喷雾器在离家五里地的良种场给棉花打药。

这期间纺织厂、烟厂都来招过几波工人，班里的女同学九成去当了织女，我填了四五次申请表，却被卡了下来。也许是因为老爸的处境，通不过政审关，连体检的机会也不给。当然没人费神来跟我解释原因。

母亲托她在侯马街道上工作的同学帮我想办法找个工作。请托的过程有些一言难尽，我跟在母亲身后，看着她一向挺直的背有些佝偻，手里的小包裹装着寒酸的”礼物“ 去求人办事，我跟在后面觉得全身无力，囧得不知说什么好。

这位“姨姨” 其实很帮忙，很快就通知我去侯马的供销社去顶替一个生孩子休长假的人做临时工售货员。

供销社沿着主街道分别有五个分店，最南边的是副食品，再往北一些是“日杂”，卖锅碗瓢盆水缸簸箕陶罐之类。另有卖布匹棉花针头线脑的百货部，总社在最北边，领导们、会计和食堂、会议室都在总社。

我要去的是供销社的书店。大革命的时代，书店只有两间的门面，一排排架子上都是各种版本的”毛选“，偶然能看见几本“马列选集”。书贵一些，基本是单位来采购，每天售出 ( 领袖当然不能说买卖，顾客进门得说来“请” 一张宝像。) 最多的就是各种领袖像：天安门上挥手的、正面免冠半身的、带红袖套的、娃娃围着的；还有易碎的石膏像，一旦在运输途中或是清洁过程中受损，后果是灾难性的。

店里有一个胖胖的女师傅坐镇，是正式职工。听说她是随军家属，人很和气，但是嘴很碎，没有顾客时不停地念叨。我一上班就被指使着团团转，小心翼翼地用抹布清除玻璃柜台下大大小小石膏像上的灰尘。不能让别人看见我用脏抹布擦拭神圣的领袖，还不能随意搬动这些易碎物品。活不重，我却每次都紧张出一身汗。

我的宿舍在副食店的后面，四面房屋，中间是天井。站在门口只能看见屋顶上的阳光。屋里横竖各放一张单人床，住两个人。供销社里大部分是本地的，家近的都不住宿舍，小院里只有六七个人。

上班两周后，社里新来了两个姑娘，跟我做了邻居。高个子叫许曼丽，矮一点的叫郑美珍，名字一听就带洋气儿，而她们的确是南洋华侨子女，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印尼排华浪潮厉害的时候，被接回广东福建上学的那一批，中学毕业后从汕头辗转分配到我们这里工作。

我那时候最远只去过隔壁的绛县，尽管读过不少翻译的外国文学，对“远方”的世界并没有多少了解，又正是充满好奇心的年纪。两个姑娘初到这个北方陌生城镇，满心忐忑。相互吸引，我们很快就凑在一起成了好朋友, 整天同进同出。

美珍分到副食部，开始学习用小秤称糖，称散茶，学会怎样用马粪纸加纸绳包装。晚上书店下班我也跟着到前面店铺里帮着包点心、月饼之类凑热闹。我觉得翘着兰花指称东西最有趣。教我们的胖师傅姓王，祖上就是开杂货铺子的，玩秤杆子能玩出花儿来。明明两只手又短又粗，偏偏灵活无比，不管黑糖砂糖还是茶叶，一眨眼就被包得方方正正，用细细的纸绳捆得巴巴适适。

王师傅还教我们用尺子量布，不用软尺，用一把黝黑的木尺，看着有些年头了。他总是把尺子插在脖颈后的衣领里。我们骑着自行车过年时送花布（瑕疵布，不要布票的）下乡，人堆拥挤抢购时，就显出老师傅的本事啦。我觉得他从脖子后面拔出尺子的动作宛如拔剑一般潇洒，尽管他枣核一般的身姿跟剑客绝无可能有任何干系。

我们几个年轻人总是被各个部门调来调去打杂，曼丽被派到日杂部门倒腾锅碗瓢盆。有天回来悄悄跟我说，有人找她谈话，让我们几个年轻人离那个王师傅远点，因为他出身不好，属于控制使用对象。有什么发现要向组织汇报云云，我们互相看看，心里紧张起来。跟着这个师傅学手艺是组织安排的，离他远点貌似也是组织的意思，这个”距离“到底该怎么把握呢？愁人啊！

到了冬天，大家都不乐意出门受冻的时候，我们仨又得了一个重要任务：每天傍晚打烊之后，出两个人一起把副食店一天的营业收入现金步行送到总社交给会计。百把块钱，现在看起来真不算多，可是那时候我的月工资只有十八块呀！

记得那天是星期五，我从书店回到住处，又被委派和美珍一起到总社交款。王师傅当着我们的面点清钱数，有零有整总共一百一十二块五毛，用包点心的纸包好，纸绳扎起来，附上签字缴款单后交给我们。美珍拿在手里，我跟在一侧，有一搭子没一搭子和美珍说着闲话，提心吊胆慢慢在街上走过去。不到千米的一段路，我们两个都觉得那条街长得永远走不到头。

会计是个脸色苍白的秃顶男，数钱速度很快。三两下就算好账，签了收据放我们去吃饭。我和美珍完成任务后轻轻松松去与曼丽会合，叽叽喳喳很是高兴。

星期六早上，我照例提前到书店打扫, 师傅来了之后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通知我去社里见革委会领导。革委会的副主任个子很高，一脸阴沉，反反复复的问我路上是否打开钱包碰过钱，从副食店拿到钱是否事先确定看清楚钱数；交给会计之后有没有再碰到钱，正着问，反着问，只允许回答，却不容我问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又委屈又愤怒，但是不敢拒绝，只能翻来覆去重复自己的话，还得留神不小心说错，好不容易应付完出来，看见美珍红着眼睛站在台阶下，手足无措，我不知道怎样安慰她，只能拍拍她的手臂，拉她去洗把脸，因为我也很想哭啊！

我和美珍被允许回宿舍“学习”， 不能离开单位，还是曼丽和其他同事偷偷帮忙，总算明白了原因：我们周五交款之后，会计汇总账目，发现少了一块钱，平不了账。革委会的领导恰好过来”巡视“，“斗争” 的弦一紧，立刻抓住不放。会计惹不起别人，就把怀疑栽给我们两个没有后台的小姑娘。再加上副食这边的王师傅身份本就容易背锅，这件事变得复杂起来。

也许我们坚决不认的态度起了作用，到底没有给我们两个定罪，社里开了一次“ 狠抓阶级斗争不放松” 的动员大会。会上主任严厉地斥责勒令“部分没有改造好的旧职员”，必须认真检查思想，“好好反省”。我侧头看了一眼不远处坐着的王师傅，发现他居然歪着脑袋睡着了，嘴角挂下来一丝口水，亮晶晶的，我觉得实在滑稽，心里的委屈愤怒忽然就松了。

虽然没有定罪，我和美珍还是被派去响应领袖号召，到城外的浍河滩深翻土地一周。

河滩地潮湿，冬日里上了冻，凭我的手劲，一锹下去只能戳个地皮。全身站上去也就挖个半尺深，深翻土地一尺二谈何容易。一上午也挖不了两平方米。顺河的西北风都没让我们戴住围巾，净擦汗了。

幸好没有人监工，我跟美珍还可以诉苦发牢骚。越说越觉得跟钱打交道的职业不适合我，美珍是分配来的正式工尚且如此受气，我这个临时工更是没有前途，忧愁入心，手中的铁锹更觉得沉重无比。

有道是“天无绝人之路”，过了元旦，街道居委会忽然通知有电建公司招收学徒的机会，因为工种不好，而且需要到处流动，虽然是国营单位，竞争却相对很小。一般说晋南人不愿意离家，我却乐意到处看看，吃苦不在话下。

母亲替我报名后，政审体检一番折腾，我依依不舍告别两位好友，于1971年2月开始，正式当上火电厂锅炉安装工地的学徒，终于成为伟大工人阶级的一员！

外一篇

锅锅爷正传

作者：卫文珂

锅锅爷本姓罗，名锅，是背后巷里有趣的人物之一。

罗家在队里是大户，兄弟众多，孙子也多。我记得那几个罗姓小子们分别叫骡驹、驴娃、牛儿、马驹、羊娃等等，足以凑出个饲养处来。

罗家人多势众，虽然没有出过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在队下也是无人敢欺负。罗锅是爷爷那辈的人，听说他小时候躲日本人轰炸，藏在红薯窨子里睡了一觉，醒来后发烧生病，背就弯了。战乱时缺医少药，人命不值钱，老百姓都对付着活，他的背也就再也没直起来过，罗锅也直接成了他的大名。我小时候以为是大人编的故事，七十年代后我在雁北电建工地工作时，见过小煤窑背煤工老了之后背也弯成那个样子，才相信这可能是真的。

罗锅爷站起来只有一米四左右，干不了重活，应该属于残疾人之列。虽然其貌不扬，一辈子也没什么大出息值得上个县志之类，但是小人物自有其生存之道。

罗锅爷从不靠卖惨博取同情讨饭吃，即使是遭饥荒饿肚子的那三年，他也总有个小买卖或是在队里干点轻活养活自己，夹缝里求生存，聪明狡黠又不做恶事，特别是当他挤在一群庄稼汉中唾沫飞溅吹大牛时，周围的气氛绝对是欢乐一片。

因为残疾，罗锅爷小时候拜过算命瞎子做师傅谋生，学会认字看书，文革前风声不那么紧的时候他在我们县城西关桥头上摆过卦摊子，我上学路上从旁边经过，还得吆唤一声“锅锅爷”（家乡土话念”呀“）表示礼貌。那个卦摊子就是一张旧报纸铺在土地上，两侧压上几块土坷垃防风吹。有支短铅笔几块草纸测字用。

罗锅身穿黑色对襟袄子，屁股下垫着一把麦秆编的破草帽，叼着个铜烟袋，翘着几根山羊胡子，侧身歪在背锅上，还要翘起个二郎腿。呛人的烟雾袅袅从嘴边升起，莫名就有了些神秘感，虽然离“仙风道骨”还差着些意思, 哄哄赶集卖菜的大妈大娘足够啦。等再后来电视剧“济公传” 播放，重操旧业的罗锅爷很是得意自己有济公的几分丰采，在西关的大街小巷烧造（家乡话，吹嘘炫耀得瑟的意思）了好一阵子。

我那时候受老爸影响，信科学不信鬼神，也不信周围人的乱吹牛。五十年代末我老爸批评过“亩产万斤麦子”的神话，也曾非议过收了千家万户菜刀饭锅炼出的废铁疙瘩，为此落了一顶“右倾”帽子，被迫离开了心爱的高中教职去邻县养猪。老爷子仍然不改初心，回到家常常跟左邻右舍各种“科普”，我们姐弟几个崇拜父亲博闻多识，跟在他身后捧场不稀奇，最诡异的是罗锅这个“宗教界人士” （他老人家后来自封滴）也时常来我家听我老爸宣讲，不时还要现身说法，告诉我们他年少时跟着算命瞎子做徒弟背诵的各种机锋密码，比如来人如果穿孝服，瞎子自然看不见，徒弟就喊一声“飘银”，师傅心中有数，对客人铁口直断一句“父在母先亡”，哄得客人大呼“神算”，乖乖掏钱问卦。看在他主动“破除迷信” 的份上，罗锅来我家串门子还算受欢迎，外婆更觉得他是“可怜人”，需要邻里关心，当然不说什么。

文革开始，罗锅这样的职业肯定讨不了好，发现不对，他早早缩回队里到牛棚帮着铡草弄饲料挣工分，老老实实做起社员。因为家庭成分属于贫下中农，家里人多势众，红卫兵也要看人下菜碟，没有来招惹。

等我们熬过那两年，学校复课，有天我上学经过十字路口，意外发现罗锅在街边袖着手，守着个醪糟担子，一头是碗筷篓子，一头是自己焊的带风箱小铁炉子，上面的轻铁(铝锅)锅在寒风中冒着热气，地上有个小篮子盛着几个鸡蛋，还有个“仁丹”小瓶里装的八成是糖精。两年不见，罗锅爷鸟枪换炮，头上扣了顶棉军帽（俗称雷锋帽），身下是个麻绳缠绕的马扎儿，设备齐全了好多。

听见我喊“锅锅爷”，他抬起头，眼神亮晶晶，招呼我“喝一碗醪糟?”我说 “没带钱呢？” 他嘴里说“爷爷请你喝哩！不要钱！”人却不动，手在袖子里也怕冷似的缩得更紧。我觉得尴尬，喊着“不要不要” 赶紧跑开了。放学回家告诉外婆，外婆说，好呀，有个营生好呀！说着她忽然拍了我一巴掌，“女娃子不能嘴馋！离这些男人家远些！外人给吃的不能要！”我连忙回答 “知道知道，男女七岁不同席嘛！” 外婆笑骂 “知道你婆婆那脚！”

社会动荡，小小的醪糟担子其实守不了多久。那几年我记得他换了好多次生意，卖过胡辣汤、凉粉，卖过菜、柿饼子柿皮等等，反正都是一辆独轮车推得走的小买卖，即便被没收了也损失不大。街上戴着红袖箍来管治的人都是本乡本土的，个个都认识他，训几句也就放过了。那时候大家都穷，城里有工资的人在县城里也是少数，至于周围的农民，买盐都要靠几只限养的鸡屁股银行，哪里来的钱照顾罗锅的生意？所以折腾了七八年他也没有发财，当然也没有饿死，口袋里还能时常掏出几个钢镚哄孩子。

先是女孩子们的家长们提高了警惕，叮嘱她们远离这个在他们眼里不务正业的老单身“怪爷爷”，老罗锅的糖豆只能发给那些话都说不清楚的鼻涕孩子，以前喜欢听他吹牛的年轻人也被喧嚣的运动和贫困劳累折腾得没了精神，罗锅爷很寂寞，非常寂寞。尤其是没有集市的日子，黄土都飞扬不起来的街道上来往的人很少，如果不是无聊，罗锅大约不会天天出摊。

罗锅爷开始学唱戏，那时候十个“样板戏” 代替所有剧目，想躲开不容易，想学会不要太快，跟着无处不在的大喇叭就好。同样的词儿，不同的剧种调调，本地的碗碗腔、北路梆子什么的，罗锅都能哼哼几句，推着独轮车抖擞几下，连锣鼓点都有了，左右晃晃，台步子也做出来了（当然只是在他的想象中）。唱这个好，他觉得，不管多快活，别人都没法找岔子，哎呀，想咱老罗锅这辈子都是给人当反面教材的命，这回怎么有些“翻身”的味道涅？“想当初，老子的队伍......”，得意之下的罗锅有些飘，下盘不稳，一个趔趄，崴了脚后根。巷口聊天的婶子奶奶们吆喝孩子们帮他推着车子回家，还不忘教训他：“一大把年纪啦，瞎张狂啥哩！”老罗锅郁卒无比，找点乐子怎么就这么难？

要说消遣，罗锅的风箱下面，其实塞着两本没皮的旧书，书页卷得乱七八糟，看不出是什么，他说是引火的废纸，没人的时候才会偷偷地翻看。我知道一本是《三侠五义》，另一本是《镜花缘》，因为两本都是他从我外婆的柴禾堆里收罗走的。所谓”四旧“”毒草“，拿来引火是最安全的理由，摆在炉子旁边正大光明，还真就没人问过。可惜只有两本，老罗锅看来看去，几乎快背下来了，还不能跟人吹嘘书里的高妙之处，憋坏了。而且两本书哪里够？再而且，那几个小孩子帮他推车的时候，最喜欢的“三侠五义”不知道掉到哪里，被人捡去了，真真是要命的事情呀！

不管老罗锅如何纠结，那抽风一样的年月，过山车一样的社会总归呼呼隆隆滚向前方，不知所措的小老百姓被裹挟着撞来撞去，再不堪的生活还得过。钻头觅缝求生存的时候，找乐子哪有吃饭重要！

等我1977年底从工地上考进了大学之后，老罗锅终于逮住机会重操旧业，开始是偷着给人看风水，找墓地、迁坟、指导人家按老规矩办丧事，附带卖些香烛冥币花圈挣点零钱。后来城市发展，房地产、高速高铁势不可挡，地里的坟丘东迁西迁，祖宗们无处安放，风水师没有多少用武之地了。倒是那些丧葬祭祀用品成了罗锅的正经生意。

老爷子心眼活，不说那些老辈子传下来的“金山银山”、当钱用的黄表纸、花圈之类，纸扎的房子有楼有别墅，各种纸糊的电器车辆都贴着名牌商标，保证地下的人两辈子的梦里有的都不缺。（我老爸逗他：这么多电器，你还得弄个发电厂呀！）就是他摊子上的冥币，也是有讲究的。别家的要么叫“天地银行”，要么叫“冥行”，还有叫“神仙银行”的，他家的叫“大汉地府银行”，当然行长都是阎王。面额也不像别人那样动辄“千亿”“百万”，就是“百元”一张，像银行那样一百张一摞捆好，厚厚的，看上去很踏实，卖得好，还不用担心地府闹通货膨胀。纸糊的金童玉女不稀奇，关键是纸扎美女背后有小字儿：丫环、二奶、三姨太、妃子等等，名目繁多，居然也有人买！孝顺子孙非要给地下的祖母、母亲添堵，真让人理解无能。

不知什么时候起，罗锅的货架子上挂出来一纸通知：“祭祀用品，宗教场所，请保持严肃！！！”老罗锅认为自己不是做买卖，是在传递文化，因为县里文化系统正月里搞活动，罗锅也被邀请列席，觉得自己这辈子终于得了官方认可，进进出出拿捏起身份，把摊子上以前摆的纸美人藏在下面，有人问起才肯拿出来。

老罗锅七十多岁了，终于有了些小钱，混成（自认）宗教界人士，堪比姜子牙七十转运，该做些什么庆祝一下？古话说，饱暖思那啥么，老爷子想找个老伴了。在街上摆摊子久了，他认识的人很多，只要放出这个话头儿，不缺帮忙的。

反对的声音最先从家里冒出来：侄媳妇、侄孙媳妇们平常轮流照顾老爷子，洗衣做饭做鞋子，自认劳苦功高，要再弄个老太太进来，坚决不伺候啦！老爷子百年之后，还得指望侄孙子摔盆当孝子，其实不敢得罪后辈们。正式娶媳妇不行，闹个”黄昏恋“，找个“相好的”总没事吧？

老罗锅开始主动向认识的单身大妈们献殷勤，“宗教人士”的范儿端的有模有样，最终看上了后街一个带孙子过活的寡妇，听说他帮人家送孙子去了医院，还帮着掏了医药费。几天工夫，各式谣言风一样刮过，七大姑八大姨偷偷传闲话：“ 锅锅临老临老了，变得不扯溜（不正经的意思），不要理他啦！” 集上忽然有人砸了他的摊子，后街寡妇家也门上挂了锁，据说回了娘家。罗锅家一个侄孙媳妇说漏了嘴：“想算计我们老罗家的家产，做梦呢！”

罗锅病倒了，这辈子头一回住进了医院。他期望寡妇能来看看他，可是没有等到人。除了没好气把饭送到病房杵在他面前的家人，病房里死寂死寂的，生气全无。老罗锅睁眼瞪着不怎么干净的天花板，盯着一只上下飞舞的苍蝇，觉得自己又躲进了那个地窨子。“睡吧！睡吧！睡着了就好啦！”

锅锅爷没有再醒来。听说后事办得很隆重，丧礼上的哭声很大，只有看热闹的孩子们跑来跑去招大人训斥，围观的邻居们心里其实很不是滋味。家里把摊子上的金山银山、金童玉女、二奶美人都烧给他啦，他老人家在地府里应该不寂寞吧？

卫文珂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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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