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文珂，女，祖籍山西曲沃，1982年获复旦大学外文系德国语言文学学士学位，1985年获世界文学硕士学位。曾任有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德语教师和社科院外文所《世界文学》杂志编辑。留学柏林自由大学和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现为美国华盛顿特区一家天主教私立高中中文教师。
我的宝贝儿子降生之前，我先生还是美国北加州斯坦福大学的“待赠博士”，在学校兼做代课的Teaching Fellow。他系里的同事和老师们听说他的妻子怀孕待产，热心地替他做了个Baby Shower (集资购买新生儿用品)，为他出主意，帮他打听又便宜又好的医院。可是这些洋教授们绝大多数没有孩子，他们眼里瞧着好的医院，没有不贵的。中国人好面子，不愿明说自己囊中羞涩，又不便拂了他们的盛情，敬谢之余，心里免不了生出几分尴尬。最后还是一位了解学生的女秘书，帮我们找到一位私人助产士，要价比医学博士少一半。这位助产士又建议我们不要到医院里去生，邻近的“高尚”地区有专门的新潮产院，收费比正规医院低许多。我原先以为找到医生便找到了医院，经这一番折腾才知道，这些在外面开业的私人医生，只能在自己的诊所看门诊，做些例行的检查，碰上手术、住院之类，还要另外找医院去租用人家的手术台、器械、甚至护士。病人付过医生的诊费，还要另付医院若干。北加州湾区的医院费用之高，在全美国都是数得上的，听说有这好地方可去，我们赶紧就去打听。产院是一座三室两厅的小洋房，里外看起来都像是美国一般中产阶级的住家庭院。里面有两间放着席梦思的卧室，厅里挂着母亲们在产床上的相片，虽然姿态不雅，但个个面带笑容。窗外有盆花点缀，厨房里样样齐全。两个值班的女助理亲切有礼，像是在这里居家过日子的主人。如果不是门前的牌子和屋后顶着闪光灯的救护车，无论如何也无法把这座房子与医院联系起来。我忙着参观，丈夫拿着产院的宣传品坐在那里仔细阅读，他突然眉开眼笑地招我过去，我凑近去看他手上的东西，只见上面写着“我们的哲学”（这家产院的新潮思想大约全在上面了），后面整整一页大力论证女人生孩子是天经地义的，说分娩只是一种自然的生理现象，不是生病，所以绝不该上医院找医生。她们最需要的是“家”的感觉，“爱”的照拂和关心；母亲或老祖母的叮咛才是最合适的，本产院的目标即在于此。产院的布置全照一般美国家庭的规矩，工作人员也一律是生过孩子的妇女，当然也受过必要的训练……我这个人生平最怕医生，身边又没有母亲或婆母照料，看了这番“哲学”，心里马上一百个同意，当时就拉着丈夫跑去交定金。中秋月明的晚上，丈夫提着大筐大桶的食品、饮料，把皱着眉头的我送进这家产院，两个护理员穿着家常衣服在门口接着我，大声打着招呼，好像我们是来访的客人，其中一位带我丈夫进入厨房，把大包小包的东西塞进冰箱，另一位带我到一间卧室里参观（另一间已经有一个产妇在休息）。卧室里挂着彩色窗帘，墙角上的花瓶里有一束野花，茶几上还有一个装好胶卷的相机，她们的确想得很周到。丈夫前几个月与我一起上过产前学习班，还领到一张“助产合格证”，此刻按照护理员的吩咐，很自信地扶着我来回走动，时不时命令我做做下蹲、弯腰、深呼吸之类的动作。我被越来越剧烈，越来越频繁的阵痛弄得手足无措，只能听从别人的话。一位护理员拿着一大瓶软饮料，我每次走到它面前，她就让我喝上几口。两个小时过去，我觉得水已经齐了嗓子眼，她还是要继续喂我，我如果摇头，她便会温柔地我说：Come on, baby （好孩子，打起精神来）。水能增加腹压，生得快一些。我不忍心拒绝，只好闭上眼睛再喝一口，几番下来，终于忍不住全部吐到厕所里。吐完了，我觉得有些愧对那位护理员，却见她终于放下瓶子，与另一位同事一起过来，软声细语哄我进浴池泡一泡，说是热水能使人放松，在水中生孩子是很先进的云云。不知什么时候赶来的助产士凯蒂也一起动员我丈夫。等我最后点头时，她们好像松了口气。泡在热水里的确很舒服，但是半小时过去，阵痛依旧，却还是没有要生的意思。我又被架到床上，凯蒂觉得时间已到，就夹破了羊水包，企图加快生产过程。丈夫扶着我的肩，两个护理员在旁边不断地为我按摩，不停地说着鼓励和安慰的话，一会儿让我上床，一会儿又让我下床做操，可惜这一切似乎都没有什么用处。天快亮时，还是没有生下来。助产士也许有些气急败坏，她大声对我说：“你知道吗？你的Baby已经很危险了，再给你15分钟，生不下来就得转院！”我已经折腾了大半夜，连着急的力气也没有了。过了半小时，凯蒂看看没有办法，命令我穿上衣服上车，她要立即送我上医院。助产士的车是特制的，副座可以放下来让人躺卧。我半靠在座位上，看着路边的灯光激流一般向后退，咬着牙也忍不住自己的呻吟。凯蒂大约想到自己辛苦一夜，有可能拿不到多少钱（正式医生一动手，接产费就该归他所有），这时候一肚子火，先前的温文尔雅和亲切都不见了，一路上大声对我喊叫：“不要叫疼！不许使劲！”丈夫在后面驾车跟着，没有人来安慰我一声，我这会儿反倒横了心，不怕了。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医院里却灯火通明。等我们进了产房，凯蒂三言两语解释清楚，立即来了三位男护士，让我在铺着纸巾的铁床上躺下，氧气面罩很快捂住我的嘴，四五根黑色的管子像章鱼的触角，用夹子固定在我身上，身旁的机器开始嗡嗡作响（后来丈夫告诉我，那是量血压心跳的机器）。凯蒂到了这里后，不再理会我，自己坐在一边发呆，大家都在等医生来想办法。也许是氧气的作用，我突然又觉得有了力气，肚子疼得越来越剧烈，惨烈的呻吟声终于惊动了凯蒂，她过来一看，立刻兴奋起来，哄孩子一般对我说：“噢！我们要胜利了，加油呀！”随后又喊我丈夫过去，问他允许不允许助产士得到“First Touch”即第一个触摸孩子身体的权利，丈夫有些不知所措，就点了点头。凯蒂从包里摸出一张纸让他签字“授权”。这时候，她脸上露出紧张的神情，围着我忙前忙后，样子像打仗一般，不时还要瞟一眼门口。等到孩子落地，护士把他抱去洗澡拍打，凯蒂立即又来缝合伤口。直到此刻，医生才推门走了进来，看到这一切，只好耸了耸肩，说了声“恭喜！”又转身走了。凯蒂胜利了，她可以完整地拿到1800美元报酬，这个夜晚没有白辛苦。她签好一张出生证明，长出一口气对我们说：“现在我宣布你已经可以出院了！祝你好运！”说完夹着皮包就出了门，9点钟还有另一个产妇在等着她呢！也真难为了她。丈夫弄来一辆轮椅，推着我去病房休息一会儿。一个高个子的护士命我去洗澡、上厕所。她还拿来一大包冰块，说是让我止痛用的。我虽然第一次做母亲，也晓得在中国讲究“月子”里不能受凉，不宜洗澡，不宜走动，有许多禁忌，美国佬似乎不管这一套。无奈，我只好跌跌撞撞扶着墙去淋浴，出来后连爬上床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和丈夫一夜没有睡觉，受了那么多惊吓，带的食品全放在“产院”的冰箱里，这会儿真饿急了。等护士送来早餐一看：三明治、鸡蛋、冷牛奶、冰镇橙子汁，全是凉的。丈夫和我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我把果汁推给了他，自己喝下那一杯冷牛奶，心里着实犯嘀咕。护士用小车把孩子送来，问我会不会照顾，见我摇头，她就要给我放录像带。这时候，我们事先约好的儿科医生来给孩子检查身体，他悄悄地问我丈夫：你们真的想在这400美元一天的病房里待着吗？一句话点醒了我们，不敢再看录像，赶紧办好手续抱着孩子回家。路上，丈夫对我说，早知如此，一开始就该到医院来，省掉多少麻烦。我没有开腔，心里还是有些留恋那所“仿老奶奶时代”的产院刻意制造的那股人情味。丈夫又向我讲起了转让“First Touch”的权利，乐不可支，他大约一辈子也没有像这次在产院里签过这么多名，连给我打止痛针都得他批准，享尽了为夫为父的威风。当然，我俩都绝口不提这次转院将带来的账单。我惦记着月子里喝冰水洗澡的问题，得写信向国内的母亲请教。孩子在摇篮里发出响亮的哭声，我们立即忘记了这一夜的种种辛苦，四只眼睛盯住了这个小人儿。
（作者注：选用“老奶奶产房“受到丈夫的老师，研究歌德与东方关系的专家卡塔琳娜.谟姆森教授支持。后来谟姆森教授帮我们付清了生孩子产生的账单。）
一九九六年二月
记于北京方庄芳古园
“气功大师”在斯坦福大学演一场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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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世界妇女》1996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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