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文珂，祖籍山西曲沃，1982年获复旦大学外文系德国语言文学学士学位，1985年获世界文学硕士学位。曾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德语教师和社科院外文所《世界文学》杂志编辑。留学柏林自由大学和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现为美国华盛顿特区一家天主教私立高中中文教师。
1965年，作者与父亲在山西曲沃县杨谈村大队部院内
我小时候在乡下外婆家长大，一起住在大场院的有一位本家曾叔爷爷，手很巧，脑子却不太清楚，会放羊、剪羊毛、伺候公社的大牲口。外婆告诉我，这位曾爷爷年轻时候仪表堂堂，可惜家里穷。只有一个姐姐嫁给城边上一家地主，光景不错，叔爷家春天青黄不接了难免上门求借，次数多了就不再招人待见。那一年，他又背着褡裢去求姐姐家，走了二十几里路，借到三吊铜钱，吃饭时刚端起碗，有个小孩子跑过来冲着碗里面 “呸” 了一口唾沫。曾叔爷红着脸扔下筷子抬腿就走，姐姐不敢对夫家说话，默默看着他出了村子。家里等了一夜不见人，天亮了急急叫上邻居沿着路找寻，走到有名的卫阁老坟，看到他睡在两行翁仲之间的石供桌上，鼾声震天，褡裢里鼓鼓囊囊装着石块瓦碴，鞋子剩下一只，头发纠结成一团。被推醒之后他还很是不忿，言说阁老请他喝酒食肉问庄稼，何故拉他出来！从那之后，曾叔爷变成憨憨爷，常常对着空气自言自语，不知道神游哪个世界，倒是不耽误吃饭穿衣干活下地。老人们都说他运道好，碰到本家阁老，那样的身份在阴间地府笃定有官位，所以能放他平安回来，阳寿不减，福气呀！憨憨爷一辈子劳作不休，活到八十几寿终正寝。希望阁老仍然乐意请他喝酒食肉聊大天。憨憨爷的儿子我们称小叔爷的，也是个有故事的人。虽然与鬼神无干，说起来却让人唏嘘不已。小叔爷十八九岁的时候，比他爹更精神：凤眼轻挑，鼻梁高挺，肩宽腰细，个头也不赖。（我前几年带学生参观兵马俑，觉得个个长得像我家叔爷呢）因为家里地土不多，他早早就去邻村地主家扛长工。那地主家有个误了出嫁的小姐，每天坐在炕上做针线，窗户里看着他在院子里忙活，不知怎么上了心，递出一双千层底的鞋子，央人说合招了他做上门女婿。亲戚朋友谁不说这个忠厚过分的小子好福气？过后生了儿子，起个名儿就叫做富贵。那时候天下大乱，一会儿鬼子进城，一会儿八路开会，打完日本又有内战，小叔爷虽然外貌养眼，应付起生活只晓得带家人躲在山里，挖两孔窑洞塞满南瓜山药蛋，顶破天会开荒打几百斤小米熬粥喝。叔婆看破了他的底细，等后来新《婚姻法》一出，带着儿子远走他乡，再也没有回来。小叔爷不识字，弄不清楚世道变化，只道是母子两个在山里走失了，天天一大早在山顶上狼嚎般大声喊“富贵，回家吃饭”，人是疯魔了很久很久。建国后大家从山上搬下来，动员小叔爷一起走，他坚决不肯，一个人住在老窑洞里，一年一年替山下的人放羊为生。说是担心富贵回来寻不到他。我小时候常常看见他来家里送些柿饼子、红薯之类，头系着白毛巾，挑着竹扁担，筐子里有离开时外婆帮他做的土布小褂、布鞋，还有一包盐，进了院子略微站站就要走，生怕大家动员他留下。我们这些孩子们好奇，总爱缠着他问东问西，小叔爷也就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与我们瞎扯，心不在焉地说些打野猪撵兔子的故事，我总觉得他在寻寻觅觅找什么人，对我们视而不见。家里一大队婆婆妈妈们，对着他都从心里露出怜悯，叵耐他眼里根本看不见啊！文革时还有小将要去山上割资本主义尾巴，来队里打听时，人人回答不知，他放的那些羊，竟逃过一劫。我这个人爱瞎想，你说他这样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算不算躲进了桃花源？我从记事起，父母不在身边，就跟着外婆和两个舅舅住在一个大院子里。因为白天家里大人都要下地劳作，外婆所在大队小学的代课老师是我母亲的同学，非常热心，毛遂自荐要帮着母亲带孩子，私下让不到六岁的我自带板凳，坐进了她一、二年级的混合教室。二舅舅只比我年长十来岁，倒像是个大哥一般待我。他担心我年纪小在学校受欺负，每过几天便去学校院子里晃一圈，放学时接我回家，顺便警告几个名声在外的混小子。我还记得那时他在操场上抡着自己的柳条鞭子，上下左右甩的劈啪作响，那些七八岁猫嫌狗厌的小子们满脸崇拜围着他的场面。很多年后，还有老同学跟我说：“你老哥当年多威风呀！” 我没有告诉她那是我舅舅，不是我哥，让她眼馋。这样子一直到初小四年级，我都算是背后有人“罩着”，从没有受过气。我两个舅舅都念过初中，在队里是能干人。二舅是个好泥瓦匠，也会做点木工。但是在60年代，这些手艺和每日的辛苦并不能保证家人温饱。也许因为周围的人过得都差不多，自己家的贫困便不是很刺目。二舅的性格始终很爽朗，下了工爱看个《七侠五义》《水浒》《西游记》，给东家砌个炕，西家修个灶，人缘儿好得很。在我们心里最受欢迎的二舅眼看就到二十三岁，媳妇儿还没有着落。外婆和大舅妈四处托人张罗，终于有一家人不挑剔家境，愿意带女儿来上门相亲。我们一众孩子们听说之后立刻炸了营：看人相亲一定比看游街有意思得多，何况还是二舅舅！我们盼望新媳妇的心情似乎比二舅还要强烈。到了那一天，外婆特地用榆树刨花水抿了头发，梳了个齐整明亮的包包头，裤腿裹得紧紧的，又把屋子和院子扫了好几遍。堂屋里的领袖像也“请“了一张新的来挂起。我们几个孩子生怕错过这个家族里的重大事件，一会儿跟着外婆进进出出，一会儿盯着二舅琢磨他的表情。二舅穿了一件不算太旧的草绿色褂子，刮了脸，被我们盯得有些无奈，喊我去看他准备的“四样礼”：一本红皮语录、一支钢笔（舅舅得的奖品）、一条毛巾（印了红字的）、好像还有个日记本，用一根红绳捆成一扎，看起来是一份像模像样的（至少我当时觉得如此）礼品。我朝二舅做了个鬼脸，安慰他说：“挺好，新妗子不敢不喜欢！” 太阳快到中天，东家婶婶带着西村的媒婆，引着羞答答的姑娘和她的母亲进了院子。未来的二妗子不能算美人，但是细眉细眼笑眯眯的样子很有亲和力。脸蛋红红的，身板结实，外婆很满意。等到媒人把二舅和姑娘一起单独叫进了屋里，让他们“面谈“时，我们觉得重头戏来了，爬在窗台上坚决不走开，要听墙角。里边的人沉默了好久，急得我都想要敲墙了，才听见二舅问：“你去过北京吗？”细细的声音回答：“没有。”又问：”你见过毛主席吗？”答曰：“没有。”二舅叹口气说：“我也没有见过。”之后屋里又没有声音了。窗子外面的人抓耳挠腮之际，又听见二舅小声咕哝一句：“我家穷，人口多”，当然还有如蚊子哼哼似的一句回答：“我不嫌。” (以上要用晋南土话念出才有味道) 我跳了起来，忙去告诉外婆好消息。相亲皆大欢喜，准妗子带走礼品，约好日子拍订婚照，又提出唯一要求：聘礼得有一身红条绒衣服当嫁衣。外婆东挪西借凑够布票，满足了这个当时相当奢侈的愿望。我还记得二妗子嫁过来时从头到脚红彤彤推着自行车的模样，那大概是她一生中最耀眼的时刻吧。1966年最闹腾的时候，我和弟弟们都太小。入红卫兵不可能，参加 “红小兵” 也要查三代，家里人还不让问，红小兵也入不上。每天看见县中的学生戴着红袖标，扛着一个比一个大的红旗，抓人、破“四旧”，呼口号，火烧斧砍、抄家批斗，不怕警察，也不怕政府，更不怕老师家长，不用写作业不用考试，满街贴大字报，字写得不好也不觉羞。据说还能坐不要钱的火车去北京大串联，一张张藏在仿作的绿军帽下绷紧的脸上是压不住的张扬肆意，“马克思主义…..就是…..造反有理”， 这句话指不定是专门来哄teenager 的吧？我们这些在马路牙子上踟蹰流连不想回家做家务的孩子，说不艳羡一定是假的。我那时候正上小学六年级，班里有几个像我一样的教师子弟，大家自成小圈子。小女生的话题也离不了 “罢课、造反”，如果谁有哥哥姐姐在中学当红卫兵，吹起牛来那骄傲得意的劲头能把两条小辫子都甩到头顶上。还记得那一天，由家住县中宿舍的萍萍牵头，我这个班里最小的萝卜头附和，五六个女生开始秘密罢课（公开不敢）：我早上背着书包从家里朝学校走，揣着一个馍馍半块咸菜，夹着一本二舅舅偷偷给我掏摸来平时来不及看的小说，半途拐弯去了临街的同学家聚会。大家窝在一铺大炕上，放下窗帘，叽叽喳喳玩些女娃子的把戏。屋子里昏暗的光线，给我们的胡闹涂上了神秘的色彩，撩开一角帘子，还能看到偶然的游行队伍，听得见大喇叭里放的口号声，偏偏又没人瞧见我们，地下党一般，真是说不出的新鲜刺激。如此这般革命了三天，我的小说也看完了两本，终于东窗事发：老师找到了几家家长，各方威逼下，我们灰溜溜地在男生们的嘲笑中回到教室。高个子的数学老师没有说什么批评的话，面无表情让我们坐下。下课铃响的时候，老师匆匆离开，男生们开始敲着桌子大声唱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女生就唱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吵架一样，唱的人莫名其妙，听的人不知所云。我在椅子上傻看，跟着哄笑一通，觉得很有趣。其实过了没几天，学校真的停课了，再回头，课堂变成了求而不得的东西，各种煎熬就不必提了。学校停课是为了“闹革命”，我们小孩子也忙得很呢：从公社到生产队，再到各级机关，各种名目的批斗会、大批判会总要把架势摆足了吧？可惜农民就不可能在会场上守规矩，坐整齐。都是贫下中农，又不能当众吼骂，革命领导也为难得很。只有把各小学的学生调过来坐中间，听话的孩子们坐在会场上显得行是行、竖是竖，举起胳膊整整齐齐喊起口号来看着就有气概。我也曾被拎上台半闭着眼睛背诵“老三篇”救场子，替会场主持人安抚观众。因为在农村，要弄个“万人大会”，从入场到开会，没有两个钟头搞不定。那时候没听说哪个社员有手表，左邻右舍也没见过闹钟这东西，大伙都要听大队广播匣子才知道时间的。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受邀参加北关大队晚上的斗地主大会“接受革命教育”，组织上叫了我们三个班的学生，不让在家吃晚饭，说是会后有忆苦饭吃，不能逃避。会场设在大队的仓房，挨斗的地主家据说抄出了金条，他还不愿意认罪，态度死硬。我们进去后并没有看到他的脸，民兵们把他装在麻袋里，捆麻袋的绳子绕过房梁，一头攥在两个红卫兵手里，每个革命群众发言呼过口号以后，麻袋就被高高拉起，又骤然落下，“通“地一声，女生们捂着嘴不敢发出惊呼，麻袋里也没有传出预料中的呻吟。如果不是能看见挣扎的身形，真不知道里面装着一个活人。批斗会久得快让我们忍耐不下去时才宣告结束，天已经黑透了，仓房里只有一盏25瓦的电灯，晃晃悠悠吊在房顶上。没人抱怨灯太暗，大概没人想被人看清也不想看清楚别人吧。有人去解开了麻袋，拖着那个地主出来，虽然脚步锒跄，但是至少还活着。我们这些小学生们都松了一口气，随后被带到外面的台阶上，一人手里塞了半碗糠皮苦菜糊糊，我往嘴里倒了一口（没有筷子），满嘴苦涩，勉力吞咽下去，糠皮粘在喉咙里，呛得咳嗽，黑影中有人喊：“赶紧吃下去，想想今天的好日子！”身后的闺蜜拉拉我的衣襟，示意我挪向一侧的草丛旁边，偷偷把糊糊倒掉了事。队里的大婶子们不吭声，睁只眼闭只眼让我们离开，大家摸着黑饿着肚子回家了。外婆在家里等着我，锅里留着小米粥。她听我说了批斗会的事，只念了一句“作孽啊”。后来几天我都跟外婆挤着睡，睡着了做噩梦，醒来老觉得嗓子里还有糠皮粘着，怎么都清不干净。那些年每次政治运动，押着"阶级敌人"挂牌子或者戴纸糊的高帽子游街永远是保留节目。我们那里算是城关，周围都是人民公社，这里的“地富反坏分子“可以在县城里游街。而远处的村子里革命的层次大概低端一些，那里的地主们没有资格游县城的街，只好走远路“串村子”游乡了。60年代中期，在土改时被划分为地主和地主婆的都应该是老年人了，而且大部分的地主婆都还是裹着小脚。造反派逼着她们走乡村土路，不晓得怀着怎样黑暗的恶意。我外婆也是小脚，因为常年下地劳作，放开了裹脚布，算不得“三寸金莲“，但是缠脚时折断趾骨，小腿萎缩，吃过的苦头是一样的。生产队里派人吆喝大家围观”游乡“，外婆不想去也不行，只好带着我跟着邻居老姐妹站在路边上, 看得心头一戳一戳的疼。然后, 然后那天就看到了那一对儿婆媳。媳妇大约三四十岁（最狼狈的时候，很难判断），推着一辆独轮车，绳子挂在脖子上，满头大汗。头发又脏又湿，一绺绺贴在脑门上。她穿的是一件黑不黑、蓝不蓝的大襟袄子，袖子上隐隐有汗印子。裤子腿一高一低，没有穿袜子，黄土漫过布鞋糊在脚踝上，看不出肤色。车把上挂着灰仆仆的布袋子，里面大约装了些干粮和水。想不起她脸上的表情什么样，也许本就是面无表情？老婆婆挂着纸牌子，眼睛半闭，端端正正盘腿坐在窄窄的车上，黑色的大襟有些长，半遮住了只有三寸的金莲。老太太明明又瘦又小，牌子上连名字都没有，“地主婆”三个字还打了叉，可是怎么看都觉得她身上透出一股子骄傲来。队伍里那些男的地主被人按着头，高帽子的尖顶杵在前面人的背上，走得很是艰难，倒不如她精神好，在长长的队伍里格外显眼。我正想问外婆那是谁，却听到她低低地跟老姐妹说：“看看，看看人家的儿媳妇！多孝顺呀！” 我吓了一跳: 在这地方夸奖地主婆的孝子贤孙，可别让人听见了呀！速速前后喵了几眼，赶紧使出“尿遁大法”，拉着不情愿的外婆挤出了人堆，躲在后面假假地跟着人群举胳膊。借着嘈杂的口号声遮掩，我偷眼看着一脸思忖的外婆，紧紧抓着她的手，还好她没有再开口说出什么让我胆颤心惊的话来，等外面散了摊子，便默默地跟着我回了家。文革都结束几年后，外婆还时不时提起人家的儿媳妇，叹息不止。1966年底，轰轰烈烈的大串联已经近了尾声，我们小学生也陆续停了课。没完没了的批斗会加上歇斯底里的喊口号实在让人疲惫厌倦，小城的日子变得无味难熬。等过了农忙季节，有四个玩得好的闺蜜们不甘心蹲在家里看着中学生们在全中国到处跑，开始密谋步行外出串联，想要看看远方的世界。她们一起来动员我，因为只有我一个人跟着爸爸去过别的县，算是出过远门，而且会看地图、会用油印机，有一个朋友字写得好，知道怎么刻蜡纸。（当时闹革命这是必备技能。）几个女孩子最大的不满十三岁，最小的是我，将满十一岁，居然雄心勃勃，要步行串联去北京，而且不打算邀请男生同行。那时候，男生和女生同桌都要划“三八线”的，如果一起出行，在小镇子上绝对骇人听闻。我们想给自己的队伍起名“半边天”红卫兵小队，后来因为资金问题，没有做成旗子把队名写上去。我不知道她们几个是怎么说服的家里人，我自己出门却很容易，因为我的父母被各自的学校困在单位里挨斗或者批斗别人，对我的教育和日常生活鞭长莫及，我只要跟外婆讲学校组织外出就可以交待了。我从小乖巧，外婆很信任我，几乎称得上是有求必应。她给我一块钱做零花，还有两斤粮票，用白毛巾裹了三个馒头，把舅舅下地带的水壶也装上了。我穿着表姐做的布鞋，家染的草绿棉布罩衣，书包里带了小红书和地图，一大早就兴头头冲到县城北关外的公路口与小姐妹们会合。萍萍的哥哥赞助了几个“井冈山” 红袖套，我们戴上之后互相看看都很满意，自觉很神气地踏上了北上的乡村公路。田野里的庄稼都收完了，路边的白杨树落光了叶子，空旷的土地和远处秃秃的乔山实在算不得美景，但是空气中的“自由“ 感觉，却让我们愉悦无比。正是“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年代，附近村庄的土墙都刷上了各色宣传口号，牛栏猪圈甚至茅厕的外面也都画了红太阳，贴上了大标语，远远望去，还是花花绿绿地有些意思。路上不时有人骑自行车载着粮食口袋或是自家小孩子悠然擦过身旁，我们挺起胸脯，唱着歌向路人秀着心底的自豪；尽管旁边拉车的牛随意撇下几堆粪便，顺风刮过来一阵不好形容的气味，平时爱干净的女孩子们也没有在意，还朝着赶车的大爷挥了挥手……第一站，我们打算赶到本县最北面的杨谈村，因为1965年我父亲带临汾地区教干校学生在那里接受半年“又红又专”再教育时，我也跟去住过一个多星期。当时住的是老乡家里的土炕，房东家的小女儿比我大一岁，带着我满村子转过。杨谈村没有大寨那么受全国追捧，村长王德合却也是远近闻名的国家级劳动模范，村子并不闭塞，常有下放干部、插队学生、参观学习代表什么的来来往往，所以我敢带大家去那里，起码有地方容身。我们风尘仆仆走了一天，路上啃完了自带的干粮，黄昏的时候终于进了村。在大队部凭着几个红袖章住上了一间招待所，不收费也不要介绍信，还提供了免费的馒头小米粥配萝卜丝做晚饭。原来红卫兵出来串联可以随便吃住是真的！我们受到极大的鼓舞，吃过饭后很想出去转一转，参加村里的革命活动。半山腰的山村，天黑得早，舍得开电灯的人家不多，在门口张望一下，半边山挡住了星空，山风吹得四处暗影憧憧，深不可测的夜色似乎藏了无数的秘密。我们有些胆怯，缩回房间借口疲劳挤在炕上说话，小声唱个“抬头望见北斗星”给自己壮胆，这时候才知道，其实我们真没有自己事先以为的那么勇敢无畏，心里隐隐有些后悔，可是又没人肯说出口。黄土高原上的小山村，水是紧缺物品。我头年去的时候，知道村子里的井很深，摇水的辘轳要被绳子缠满好几层才能绞起一桶水，没有力气的妇孺必须得两个人互相配合，才不至于中途失手。洗洗刷刷在这里，绝不是一件小事。我们走了一天路，黄土满面，只有炕头两个热水瓶里的一点水，还要顾着喝，只好用半杯水打湿毛巾，凑合擦了一把。至于衣服上的土，屋里有布条扎的“甩子“ (拂尘)，用它在院子里抽打几下就算清理过啦。紧紧关上房门，一夜无话。等早上睁开眼睛，阳光已经照透了窗纸，赶走了黑暗和恐惧。我们收拾一番，又成了神气的“红小将“。喝过当早饭的棒子面糊糊，我带着大家去参观村里的集体养猪场，又看了山坡上的花椒树和梯田，都是去年房东小姐姐领我去过的地方。到了下午，我已经想不出节目了，几个人枯坐台阶上发了几分钟呆，却看见一队七八个大学生举着旗子，背着背包，戴着绿军帽，摇摇摆摆走进了大队部。我们眼睛一亮，立刻跟着进去攀谈一番。大学生们很友善，言谈中听出我们小学还没有毕业，判定我们是从家里“私逃”出来见世面的，却没有戳破我们。下午相跟着一起去听辩论会，串联的大学生们在围拢的社员面前，大谈黑格尔的辩证法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有听没有懂，只能作崇拜状地望着他们熬时间，那效果就像是十多年后我在复旦校园见识过的低年级女生听高年级文科男生侃尼采和萨特的情景（一笑）。大学生红卫兵还给我们分派了任务：刻印传单。大队部有蜡纸、钢板和笔，内容就是文革十六条和伟人语录。我们有了用武之地，不再急着离开村子北上。第三天推了一上午的油墨磙子，五颜六色的传单堆满了一桌。午饭时我们正在讨论接下来怎样到襄汾去搭乘火车前往太原，有两个戴帽徽和红领章的军人走过来，问我们是不是想去北京串联的红小将？伙伴答曰“是”，而我差点脱口说“解放军叔叔好！”紧急刹车堵住嘴巴，憋得脸都红了。军人说他们有任务开吉普车到临汾，愿意捎小将们一程送我们去那里的火车站。同桌吃饭的大学生立刻撺掇我们答应。这样的好机会当然不能放弃呀！车马上就要出发，我们只来得及冲到房间里抓起一摞印好的传单和自己的背包，跟微笑着的大学生们摆手告别后，急急忙忙爬进了军用吉普，四个人挤坐在后排，当然不会有安全带。我们几个平时连公共汽车都极少坐，都是生平第一次坐“小车”，兴奋到脑袋发晕，恨不得放声高歌宣泄激动的心情，根本就没有留意到一丝蹊跷。出了杨谈村，一路下坡，车走得很快。每经过一个村子，我们就把车窗摇开一条缝，把花花绿绿的传单塞出去，引得一群穿开裆裤的孩子们追着吉普车奔跑跳跃，抢着去检飞舞的传单。我们虽然知道这些孩子未见得会去阅读传单上的文字，也许最终只是拿去做了引火的纸媒甚至厕所用纸，心里还是充满成就感。“撒传单“的活动被各种文学作品、电影戏剧之类存入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集体无意识，本身早就成为一种”革命“的仪式，不会有人质疑这样做的意义何在。快乐的时间总是飞速消失。车子经过两个村庄之后，我觉得窗外的景色越来越面熟，不由心下狐疑，这是去哪儿啊？然而，军事任务似乎不能容人打听，只好沉默等待，连撒传单的心劲儿也没有了。半个小时后，真的看见到了我们前天离开，再熟悉不过的县城北关路口，车停下来，两位军人客气地请我们下车回家，说是任务有变，今天不走了！！！我能看出他们嘴角难掩的笑意，终于彻底明白：我们被哄骗着送回家了！解放军也不能信任了吗？让这件事惊呆的几个小姑娘，不知如何是好，最后还得谢过解放军，泱泱地各自回家。我见到外婆，从兜里掏出皱巴巴的一块钱和二斤粮票，原封没动地交还给了她。外婆吓了一跳，以为我不舍得花钱买饭吃，三天只就着凉开水啃了三个馍馍，心疼了我半天。我心头惭愧，好几年都没有跟家里人提起这次虎头蛇尾的串联。60年代末尾那几年，十分恐怖的事情绝对是武斗。前后夺权的造反派们都声称自己对领袖的忠诚更绝对更完整，所以他们组织的革命政权更正宗有效。至今我还想得起来那些口号：“三一八夺权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 另一派用的是当地土话：“ 幺二六夺权美滴太！美太！美太！美太！” 至于 “好” 在哪里，“美” 在何处，革命群众是不予理会的。先是大喇叭对着辩论，大街上传单满天飞，文斗的唾沫星子解决不了问题怎么办？动手厮打呗，空手打不过瘾，用武器，铁锹镢头齐上阵。我们那里有好多军工厂，工人们用厂里的设备造了不少土炮火枪也参了战。大概是1968年冬季，我们县里的大派在侯马电影院开 “总攻临汾动员会”，确切的日子不记得了。老师把我们几个住得近的学生叫去捧人场。天寒地冻，电影院门前不知谁泼了些污水，结了薄冰。我穿着塑料底的鞋子踩在冰上一跤摔倒，疼得眼泪汪汪，所以至今有印象。进去以后，四面的遮光帘子放了下来，惨绿的光让台子上显得鬼气森森。会上奏了国际歌，念了一串武斗中死亡的“烈士” 名单。听旁边坐的人说，台子侧面的幕布后停放着一具棺木，里面是前几天被流弹打死的女学生。我和小伙伴们缩在后面角落里，又冷又怕，恍恍惚惚听见 些 “总攻” “血债血偿” 的呼喊，出来游行时找个胡同赶紧开溜，去找来时的马车。后面的事大人们不再跟我们讲，反正临汾那年很惨，武斗死伤在全国也是排得上号的。一直到军队开进去后才止住那些疯狂的脑袋。 没想到，三年之后我又看到了这些当年的人造出的武器！就是在林彪出事的那个月，我这个新鲜学徒工跟着师傅参加施工小分队，到临汾军分区帮他们造一个暖气锅炉。我们是专为火力发电厂安装蒸汽大锅炉的队伍，做这个活其实大才小用。但是 “拥军“是政治任务，挺光荣的不是？而且，在军区住招待所，伙食很好，几乎天天有肉吃，每天加班还有夜宵。首长们希望早点用上暖气，所以一点都不亏待我们。施工唯一碰到的难题是材料不足。那时候钢材是稀缺物资，买都无处买。不知哪一位高参把我们带去了严密封锁的收缴武斗武器的场地，告诉我们想用多少随便拿。场地上堆满了歪七扭八的土炮，五花八门的枪支，还有些农具斧头之类，让只在电影中看到过战争的我很是震惊。师傅们有技术活要干，我的任务就是接上氧气和瓦斯，点起焊枪肢解大炮上的钢材给他们用。蹲在地上辛苦了几天，累的时候安慰自己：我就是在用钢盔做花盆嘛！大炮变锅炉才不委屈了这些钢材。 9月13号林彪飞机坠落在温都尔汗，文件传达到军分区一级，早晨起来大院就戒了严。虽然最高指示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我们却不够级别去听传达，受命呆在房间里休息。还好收集的钢材已经够用，我也终于不用再去收拾那些大炮了。 两个星期后完工返回公司驻地，留守的师傅们惊呼“小胖妞！” 看来这一趟出任务，我的收获最大！如今待在美国，随便一个加油站都能买到枪。这几年社会动荡，我家出身文科的秀才先生，常常叫嚷着要买一把，练习射击，保卫家园。我却从心里对枪不感冒，当年切割大炮的经历多少让我对武器有了心结。卫文珂专列
生孩子，从“老祖母”产房紧急转院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点击分享赞在看，是对我们最佳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