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老编续杯咖啡
请摁下打赏二维码吧
其他
艺苑丨孙毅安：光与影之间的兄弟
孙毅安，1963年生，西安人。1981年就读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1985年分配到西影文学部任责编。1987年开始剧本创作，著有电影剧本14部，电视剧本5部近200集。现为西影集团高管、国家一级编剧。
原题
光与影之间的兄弟
作者：孙毅安
汤峪太白森林公园，河畔度假村，他住在一栋临湖的别墅里。
他已经很多年不回来了。混迹京城十几年，他把自己闯荡成一个著名导演，傲视同群，声名远扬。冠盖云集如日中天之际，疾病缠身，慢慢深居浅出，淡出了江湖。
这些年，我喜欢上了烹饪，来看他的时候，后备箱里装满了新采购的食材。晚上十点半，我的招牌菜之一，可乐鸡翅出锅了。他坐在庭院里，很认真地慢慢吃掉了三个鸡翅。然后就埋头看着面前艾派里的各种抖音短视频，这是他病后消磨时光的方式。
我站着，紧握轮椅的扶手，靠着他的后背，想搞明白他究竟在看什么。隐隐中，我能感受到某种坚硬。
他的背料峭而温暖。此刻，我俩就这样靠着，距离庭院不到十米的地方，溪水从终南山上流下，哗哗地从我俩面前淌过。月光映在水面上，犹如跳动的一地碎银。
他坐着，我站着。彼此都没有说话，只有艾派里的蠢男傻女在夸张地搞笑，那些没有营养的台词，从桌面掉在地上，噼里啪啦。
三十多年的岁月，像流水一样，从我们面前逝去。
1985年我到西影，没多久就认识了他。那时他穿夹克衫，牛仔裤，戴墨镜，骑摩托。我比他大一个月，衣着和他也差不多，所以我们经常厮混在一起，骑着摩托到处跑。那时候，我们会和厂里意气相投的朋友拉帮结派，成群结伙在西影的林荫道上呼啸而过，犹如摩托党。
他没读过大学。高中毕业后加入空军做地勤，在武功机场保养轰炸机，顺便帮那些飞轰六的家伙们倒尿盆子。到西影后他进了导演室，给大导演当场记。在那个注重文凭的年代，他啥也不是，就是个弱鸡。我有听起来很牛掰的文凭，可我也啥都不是，只是个菜鸟。
我俩同病相怜，就一起捣鼓着干点啥有意思的事，比如拍胶片广告。那时候很多企业开始做广告，但是当时的广告公司很少有可以拍胶片广告的，我们就到处找这样的活儿。拍一个广告，每个人可以分几千块钱，而制作过程不超过一星期。
那时候，国人的平均工资不过百十来块。
所以我们就很有钱。买125的摩托、索尼夏普的录放机、沃克曼随身听、450块一个的日产虎牌保温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获得了拍摄电视剧《刘志丹和谢子长》的机会。他和张汉杰做导演，我做编剧。从策划这个项目，到预定开机，延安方面只给了我们三个月的时间。
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任何正常的业内资深人士都会知难而退。可我们初生牛犊不怕虎，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他去采景，连头带尾十五天，要求我写出十集剧本。可恶的张汉杰不做导演做监工，像周扒皮一样逼着我每天干活。
在延安简陋的招待所会议室里，长条桌上摆着一堆书，资料和稿纸。早晨七点我起床，七点半吃早餐，八点坐到桌前写字，中午十二点半吃饭，下午一点睡觉。两点起床干活。晚饭六点，然后散步半小时，七点半准时开始干活，十点收工。
在来西影之前，张汉杰是省委宣传部的干事。大机关待过的人，做事一根筋死心眼，干啥都不折不扣不讲情面。我就是再累，他也不准我休息。在那间噩梦般的会议室，无论何时我抬起头，就看见张汉杰吊靴鬼一样看着我。晚上临睡前，汉杰给自己打一盆热水泡脚，同时他也给我打一盆热水，用来泡手——因为我的手指写字太多，不听使唤了。
等他带着摄影美术半个月后回到延安时，张汉杰抱着十集打印好的剧本，得意洋洋好像是他写的一样，气死我了。
我们创造了条件，可以上了。
电视剧《刘志丹和谢子长》拍摄完成，半年后在央视黄金时段播出。那一年，我俩都三十岁，我是八月出生，他是九月，比我小一个月。
那是我们走向辉煌的开始。
火热的八十年代，同样火热的九十年代，两只菜鸟在名编遍地、名导如云的西影破土而出，艰难而不可阻挡地生出嫩芽，开始茁壮成长。
最初，是我俩形影不离。随着张汉杰的加入，这个铁三角变得牢不可破，在很多年内，是西影年轻影人的核心，导演周友潮，演员张嘉益，摄影师杨轮、尚勇、李小平，录音延军、党望、薛军、姬长华，服装任志文、刘新年，化妆赵刚，制片张怀强、左润北……，大家聚在一起，逮什么拍什么。不拍戏了就一起唱歌打牌喝酒。
年轻是多么美好啊。
文学部的马建安是我的好朋友，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是我的责任编辑。小马是籍贯河南的穆斯林，家住解放路，他的老爹老马是西影最优秀的摄影整备。那时候长篇电视剧刚兴起，他提议我写写西安的河南人，也就是道北人。我是道北长大的，关于这座城市河南移民的故事，耳濡目染知道很多。
小马的建议让我心动。
在一次穿越秦岭的骑行旅途中，我告诉做导演的他，想写道北人。他非常支持，犹豫了很久说，如果你写好了，我可不可以干导演？我说，我告诉你就是因为这部剧你要做导演。
于是，我和马建安联合做编剧，他和张汉杰联合做导演。顺理成章又不出意料的，恶贯满盈的张汉杰再次荣任我的监工。这部剧我写了三十一集，每一集超过一万六千字，全稿摞在桌上有一尺半厚。
在写作过程中，我和他不停地发生争吵。“是你住在道北还是我住在道北？”他说当然是你。“你又不住在那里，你倒懂个锤子！”这话把他惹火了，怒不可遏跳将起来：“你牛逼，你都是对的，你是毛爷，说一句顶一万句？”
每到这个时候张汉杰就出来打圆场：哥们，哥们，听我说一句。可是谁也不听他的，我俩一起冲他吼：你倒懂个锤子。
合作不停磨合，但是结果很愉快。电视剧《道北人》获得了巨大成功，它播出时，西安市万人空巷。事实上，它在全国都卖得很好，哪个城市播，哪个城市都是万人空巷。演男二的张嘉益（那时他叫张小童）在这部剧获得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被肯定。之后我又写了反映西安市井生活的《老房子》，张嘉益、郭涛、陈小艺联合主演。
不出意外地，他依然是导演；出乎意外地，他在拍这部戏时，找到了他的爱情。
这时候我已经是成名编剧了，他也成为了著名导演。我们的铁三角还在继续，转过年来，我写了喜剧儿童片《绑架童心》。在这之前，我们拍电视剧，现在，我们要一起拍电影。
他还是和张汉杰联合导演。他脾气倔，遇事不冷静，而汉杰稳重，喜欢有话好好说，他俩是绝佳互补。
《绑架童心》是我的第六个电影剧本，是他们合作拍的第一部电影。这部影片获得了金鸡奖最佳儿童片提名。不要小看提名，提名就是奖。那年月有个金鸡奖提名，可以评副高职称。
那是可以一起笑一起哭的时光，那是彼此掏心掏肺的时光。我们一起戴花，也一起挨刀。一起被称赞，也一起被诋毁。气温高达四十度，我们一起拍戏，陕北隆冬零下十七度，我们一起抗大夜。我们不是兄弟，却比亲骨肉还亲。彼此是可以直言不讳照死里得罪的人，谁都不说假话也不计较。
每次杀青我们就会痛饮，喝到一定程度汉杰就会说：咱们哥们，不容易啊。然后就按照程序，开始意料之中的痛哭。他总是这样，屡喝屡哭，屡哭屡喝。汉杰在路边弯腰吐的时候，两腿间就有一个碗口粗的绿色水柱，在过往车灯照射下熠熠闪亮。
这时候，我和他就抱在一起唱歌：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在一起打拼了十年之后，他去了北京，娶了那个美丽的女演员。汉杰独立做导演了，两个人分道扬镳。而他在京城，又拍了一部广为人知的电视剧，像是在写他的人生。
那部剧叫《半路夫妻》。
幼苗长成了参天大树。那时我已经做了西影分管文学的副厂长，而他也成了名动京城的导演。我们很少见面，也很少联系，只是我去北京或者他回西安，兄弟们才聚到一起吃顿饭。我们彼此都不互相想念，总觉得日子还长，后会有期。
这种不咸不淡的日子，一直到了拍《121枪杀大案》，才告一段落。
那一年，李岩希到西安市公安局采访“12月1日杀人案”，回西影后写了一个电视剧本。
这个案子是公安部督办，勒令限期破案的恶性案件。一个四人团伙非法购买手枪，无差别杀人，并且连环作案。当时罪犯长期在逃，搞得西安市人人自危人心惶惶。经过公安八处(刑侦处)的不懈努力，终于将罪犯擒拿归案。
严格说李岩希不算是职业编剧，他只是文学部的编辑。剧本比较原生态，就是把整个案件的调查报告，刑警侦查研判，开会讨论，提审犯罪嫌疑人的案卷记录串在一起，稍稍改造了一下，作为文学剧本，相当不成熟。岩希并没有把剧本交给西影，而是拿给了民营影视公司，希望可以多挣一些稿费。但是因为他的剧本原生态的厉害，转了六家影视公司都被拒绝了。
赵安的亚太广告传媒是第七个看李岩希剧本的公司。他是我的好朋友，于是跑到我的办公室，拿剧本给我看。我问他啥意思？赵安说我拿不准这剧本能不能拍，所以来找你把个关。我说可以拍啊。赵安说可这剧本也太差了。我说按照一般电视剧的要求，这剧本就不及格。但是，如果拍纪实剧呢？
必须承认，从纪实文学的角度来看，李岩希的剧本那是相当的好。日本人管剧本叫“脚本”，意思是剧本的功用就是给摄制组提供工作依据。既然这样，我们就可以按照剧本的形态量体裁衣，换个风格拍。
我和赵安就这样愉快地决定了。由于是纪实剧，成本相对低，西影投资一百万，赵安投六十万，我们计划立刻动手，越快越好。不出意料地，我选择导演首先想到的就是他，我那个远在北京，有日子不见的兄弟。
既然选定了导演，主创人员我就不操心了。这些事他可以分分钟搞定。我的主要工作是和市公安局对接，争取局领导的支持。因为我不想用职业演员，既然是纪实剧，我为什么不让办案民警本色出演？
这是给公安局脸上贴金的好事，他们求之不得。一切进行得很顺利。局里上上下下摩拳擦掌，参案民警踊跃报名加入演艺活动。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一旦进入实拍，那些平素牛皮哄哄的刑警面对摄像机，一个个像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磕磕巴巴台词都说不到一起。他们的普通话是陕西方言加北京话，俗称陕普，又叫醋溜普通话，刑警嘴里仿佛装了一个滑动变阻器，上半句是京腔，下半句是秦腔，高高低低，南腔北调，别提多难听了。
拍了一个星期，所有的民警，几乎无一例外，演砸了。
他发飙了，开始在拍摄现场骂大街，骂的那些刑警手足无措灰头土脸，更不会演戏了。
演员不给力，导演就是有日天的本领，也是白搭。于是他愁眉不展地来找我，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俩只沟通了十来分钟就达成共识，既然这帮家伙说不好普通话，陕西话总能说好吧？现场表演就说地方方言，那些民警无论是谁，陕西人说陕西话，河南人说河南话，办案的时候咋说的，拍戏就咋说。
问题迎刃而解。
刑警们一下子放松了，又恢复了以往办案时的状态，几天下来，一个个演的有模有样。不仅戏演好了，谱也大了。接电话都是这样的：你好你好，我最近忙滴很，西影请我拍个戏，累滴增怂，烦滴很。吃饭？不咧不咧，在现场呢，最近都莫档期，咱改个日子再聚。
《121枪杀大案》播出后，收视率惊人，全国所有省级电视台，都创下了建台以来收视率最高。那真的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我们投资160万，预售版权就回收了1700万，投资回报率百分之一千一百。
那些日子，真是数钱数到手抽筋。
因为是纪实风格，真实感特别强，观众被深深吸引住了。那些办案刑警个个成了明星，我们一起出去吃饭，餐厅里的食客看见他们，纷纷跑来求签名求合影。每当这个时候，我就默默离开桌子，等影迷散尽再回来吃东西。
《121枪杀大案》，让全国人民对陕西冷娃胆寒不已，怕的不得了。那年我带队参加上海电影节，出租车司机很拽很不配合，这里不好走那里不去，很矫情的样子。后来不知谁无意中说了句陕西话，于是我们自然而然都转为秦腔。司机的脸登时变了，说去哪里就去哪里，而且到了目的地，他再三声明不收钱的，真的真的不收钱。
我和几个员工都懵菜了，半天想不明白司机的态度为何180度大转弯，从老克腊变成了雷锋，的费都不要啦。随后我们恍然大悟；敢情！司机知道我们是陕西人了，怕我们杀他。于是好言抚慰，硬把钱塞给他算完事。
作为一个电视剧导演，他开创了公安纪实剧的先河，名声鹊起，在京城影视圈炙手可热。片约纷至沓来，他迎来了导演生涯的高光时刻。从此，他以一年一部的速度，不间断地拍片。
名望，金钱，豪宅，美女，他都有了。作为一个男人，夫复何求？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我可能是最早发现他身体出问题的人。
有一次我去北京开会，闲来就去找他扯淡。聊天时他想抽烟，于是我拿出打火机，结果他嘴里叼着烟，却找不准火头，如此四五次才把烟点着。
这个我倒没太在意。以为他就是太累了，歇歇就会好。我们从回龙观开车到外交部公寓，他居然多次无厘头变道，行车轨迹始终不在一条直线上。这个吓着我了，我说你下来吧，车我来开。
那次过后回到西安不久，听说他病了，于是我去北京看他。那时候情况还好，他吃进口药，打很贵的针剂，病情基本可以控制。他还在不停地拍戏，他的明星妻子很关心他，每天都要打电话，提醒在片场的他按时吃药，按时打针。
再后来我意外摔伤，因为伤势较重，做完手术后就在家休养，这一待就是五六年。听说他的病越来越严重，后来他干脆宣布放弃治疗，爷不治了，爱咋咋地吧。
这很是他的风格。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有些事，他并不在乎。他很坚强，放弃治疗是因为，他认为治疗没有效果，属于无效治疗。他本人从来都不沮丧，也不绝望。虽然我很关心他，但那时我身体受限，又患了抑郁症，自顾不暇，就没有太关注他。甚至他回到西安，打电话要聚一聚，我都拒绝了。那时我是高度抑郁症，社交恐惧症，谁都不见。
再后来我重新振作起来，刚一恢复，就去北京看他。
他对我的到来很重视，特意在大董请我吃烤鸭，并且约了一堆以往的好伙伴作陪。
我是到北京的第三天去看他的，在见到他之前，北京的那些对于接待缺乏想象力的朋友，陆续请我吃了五顿烤鸭，所以走进大董那一刻，我真的想吐。不过还是要实话实说：看见他我不想吐，只想流泪。他太苦了，我也太苦了。我们两个真是一对苦命的兄弟。
那天席间我对他说了一番话，我是这样说的：
“哥们，你知道我在人大读的大学。大二时我的西方现代派文学指导老师叫黄晋凯，他是改革开放第一批留法学者。黄老师给我们讲海明威，推荐看《老人与海》，我没看懂，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写老人捕鱼，鱼被鲨鱼吃掉，老人空手而归的中篇小说，怎么就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课间休息我问黄晋凯这个问题，黄老师把我带到教学楼的阳台上，对我说：小说结尾老人坐在港口的堤坝上，望着大海。他想，明天我一定能捕到一条更大的大鱼。这样想着他就笑了。你知道这样写，意味着什么吗？
黄老师的表情庄重而严肃，说孩子你要记住，海明威在小说里借主人公之口说的话：人不是生来就要被打败的，人可以被打倒，但永远不可以被打败。
从大学毕业后的三十多年，我一直记得黄晋凯老师说的话。26岁那年我因为路见不平见义勇为被关进看守所，在那些暗无天日的日日夜夜，我从没有沉沦过，我总是告诉自己，人不是生来就要被打败的。最终我获得了自由。2003年我与腐败贪污作斗争，无数人误解我，所在官场生存环境恶劣到无法想象，我还是告诉自己要坚强，因为人不是生来就要被打败的。最终等到了云开雾散。2014年我意外摔伤，医生说我已经废了，将来最好的状态是坐轮椅。我还是告诉自己，人不是生来就要被打败的。我扔掉了轮椅，扔掉了拐杖，如今好好地站在你的面前。我最好的兄弟，今天，我要把这句话送给你，人不是生来就要被打败的。你要相信人体的自愈能力，你要相信你自己。
我等着你站起来。我等着我写剧本你来拍的日子再次回来。这样的日子，一定会回来，因为你和我，都是不会被打败的人。”
我讲这番话时，他笑着看着我，他的眼里泪光闪闪。
回到西安后我微他，我说哥们，我在写很棒的剧本，我希望你能来拍。微信发出后，一个上午都没有回音。下午我收到了他的回复：好。我俩一起，再干个大的。
那一刻，我热泪盈眶。
其实他已经很坚强了。在患病的这些年里，他一直都在拍戏。执导《你是我兄弟》《请你原谅我》《我的父亲母亲》《相爱十年》《爷们儿》。2016年执导《花开如梦》，2017年，任《白鹿原》的监制，2019年执导《少年派》。
现在，他回到了陕西。现在，我就站在他身边。他看上去很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我知道，他是不会被打败的人。无论命运施加给他怎样的磨难，他都不会，也不可能被打败。我知道这个，因为他是我的兄弟。
我正在策划一个反映西安市井风情的音乐喜剧，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剧中所有的歌手，所有的演员都是陕西籍的明星，剧本正在写，投资方也已经确定。我心目中唯一的导演人选，就是他。
因为已经说好了，我们这回要干个大的。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还会有。
文图由作者惠赐本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