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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
作者:孙毅安
照片上的女士,是我的小学班主任陈惠琴老师。
我家住在陕棉十一厂,因为厂大人多,孩子也多,于是厂里开设了子弟学校,有小学,也有中学。1970年,我上小学,我们年级有五个班,每班学生都超过四十人,一个年级有两百多学生。这一来,全校仅小学生就有一千多,中学生也有同样的数量。
子弟中学,谁家的娃都要收,一个也不能少。学生多,师资力量就比较紧张。除了凤毛麟角的大学毕业生,大多数老师,都是厂里赶鸭子上架,攒鸡毛凑掸子生生拼凑出来的。厂里职工只要有个中专学历,就能到子弟学校当个老师。
陈慧琴是咸阳纺织学校毕业的中专生,这在文盲遍地的陕棉十一厂,绝对算高学历。于是,她在1969年调到小学当语文老师,第二年,担任我们班的班主任。
陈老师不会讲普通话,她无论上课还是平素与人交流,都说陕西话。纺织工人家庭的孩子,都淘气,尤其是男孩子,说淘气基本算是表扬。我们不仅淘气,而且匪气。在学校每时每刻,都会整出幺蛾子。
陈老师教风比较彪悍。她管理我们很少用说的,通常都是用骂的,时不时就直接动手打。脑袋吃栗子是家常便饭,扇耳光也时有发生。“山里滴核桃砸着吃!”是陈老师的口头禅。“狗日滴,你就屁能滴很。”是她使用率最高的一句话。
我被陈老师收拾过很多次,有时候是骂,有时候是打,有时候又骂又打。这其实并不稀罕,子弟学校盛行打学生,家长送孩子到学校,都会对老师说:孩儿就交给你了,不听话往死哩捶。河南人认为,打是亲骂是爱,老师打自家孩子说明关注度高,好事儿。
这种鼓励,让子弟学校老师们士气高昂,尚武精神蔚然成风。我们还经常被请到教研室,接受女子单打或者男子单打,男女混合双打的事也时有发生。所以无论陈老师是打我还是骂我,都是小意思,毛毛雨啦。
陈老师虽然经常打我骂我,她却记不住我。这也难怪,班上几乎所有男生都挨过陈老师的毒打,所以她要是记不住谁,也不是啥稀罕事。
真正让陈老师记住我,是小学三年级的第一学期发生的一件事。那天陈老师正在教室里,面向黑板,背对着我们用粉笔写字,突然半截啃过的玉米棒打到了她的背上。陈老师一下子火了:“谁?这是谁干的?”
很明显,这是有谁被陈老师修理过了,报仇昵。我们从小接受的做人原则就是绝不告密,所以任凭陈老师喊下大天来,再怎么威胁,全班同学都跟江姐一样坚贞不屈,保持着沉默。
这就尴尬了,有人打了老师,可老师却抓不到凶手,反了天了你们。“山里的核桃砸着吃!”陈老师这样说,然后她把我们驱赶到教室外面的空地上,全班列队,呈立正姿态站着,不交出罪魁祸首,放学不许回家。
于是我们就那么站着,站着也不告密。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隔壁班下课又上课,到后来中午了,学生们欢天喜地跑回家吃饭,我们还跟兵马俑一样站着。
太阳就在头顶,放学很久了,我们不仅晒,而且饿。我实在受不了了,于是走出队列说:老师,你这样做不对。
“狗日滴,咋不对了,你说!”
我说老师,冤有头债有主,谁拿苞谷棒砸你,你收拾谁。俺啥也没干,你罚俺站到现在,不讲理,不公平。
陈老师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大手一挥说:狗日滴,放学回家!
我们轰然做鸟兽散,飞跑着回家吃饭去了。
从那天起,陈老师记住了我。她去我家做家访,得知我很喜欢读书。不仅读课本,还读《毛选》《三国演义》《西游记》和《红岩》《敌后武工队》,在我家里,陈老师还发现我在背古诗词,因为我家居然有《中华活页文选》。
陕棉十一厂是河南移民扎堆的地方,大老粗没文化,很少有人看书。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在河南社区里,熊孩子一抓一大把,冷不丁有个爱读书的孩子,那就跟下水道里有颗卫生球一样,稀罕。
从此,上课时陈老师就经常提问我。每当她要向学生问问题,我就没得跑。“孙毅安,你说!”
说就说。每次这时候,我就提提裤子,用袖子擦擦鼻涕站起来面对着她。回答完毕,陈老师总要说一句:“狗日滴,你就屁能滴很。”
她说这句话绝对不是在骂我,那是她特殊的表扬方式,相当于“回答正确,加十分。”
陈老师不光是打我们骂我们,她还爱我们。“宁给个好心,不要给好脸!”是陈老师的另一句口头禅。学生上课不舒服,她会带着学生去厂里医务室看病,有人衣服破了,陈老师会把他带到教研室,用针线替他缝补衣服。那时候冬天很冷,陈老师总是天不亮就到班里给炉子生火,把教室烧的热腾腾的。
小时候我不爱讲卫生,手总是脏兮兮的又不爱洗,冬天手上冻出许多口子,有时候一攥拳头,手背上口子裂开,就会有血丝。陈老师打来热水让我烫手,反复用毛巾将我手背上的垢痂搓下来,然后涂上凡士林油。那时候,我觉得她很像妈妈。
陈老师在陕棉十一厂子弟学校只待了七年,其中六年是我的班主任,我小学毕业时,她就调走了,据说去了城里一个什么公司。中学毕业后,我们一班的同学,经常组团去看望陈老师。那时她住在东大街菊花园的一个院子里。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西影工作,还经常去菊花园看陈老师,后来她退休了,搬走了,有很多年失去了联系。
再次找到陈老师,已经是2020年了,想去看她,因为疫情有诸多不便,去年教师节请老师们吃饭,给她打电话,她说:我现在不爱出去,也不喜欢一群人聚在一起,我就不去了。这个话有些怪异,于是我就找她女儿,想问个究竟。那么爱热闹的人,咋就不愿意和老同事聚聚?这一问才知道,陈老师腰椎不好,有一节粉碎性骨折,她不太能走路了,整天坐在床上。她是个要强的人,不愿意别人看见她是这个样子。
我联系了西安交大一附院骨科杨主任,打算带陈老师做手术。杨主任是著名的骨科专家,看了陈老师的片子后,向我保证只要做了手术,陈老师就能行走自如。
这真是太好了。
然而陈老师害怕做手术,或许是因为年纪大了,任凭家人怎么说,她都不肯去住院。好说歹说总算做通思想工作了,结果西安疫情又开始吃紧,大家商量后,觉得缓一缓等管控放松了,再带陈老师住院。
又过了一些时日,疫情解除了,管控放开,影视业慢慢开始恢复,我的事情也忙起来。每次要去看她,都因为有急事出差耽搁了。今年二月十三号我去北京,临走前我对她女儿说:等我这次回来,一定带你妈去做手术。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二十号那天,我在北京参加一个研讨会,陈老师的女儿打电话给我,刚一接通,她就在哭。我问她怎么啦?她哽咽着说:哥哥,我妈走了,我知道你在北京,就是告诉你一声。
那一刻,北京的天,蓝得让人心寒。
世事难料,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个先来。之前我总觉得这句老生常谈很扯犊子,可此时此刻,我真切感受到了,而且很后悔。
我没有资格评价我老师的一生,我只知道,当年她是那么的爱我们。或许她不是一个很有学问的老师,但她却是最有爱心的老师。她对于自己的学生,是发自内心地喜欢,是真正的视为己出。她从不用语言表达这种爱,却凭借着女人的细心和本性,用她独特的方式去展现。打和骂,都无法让一个孩子潜心向善,唯有爱,能让一个孩子立志图强。
这或许是毕业多年,同学们都心心念念陈老师的原因。棍棒下出孝子,有时候,爱是以暴力的方式传递的----因为小屁孩狗屁不通,只能用他听得懂的方式教育。等他长大成人,就什么都明白了。
没有谁会忘掉爱,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在那个生存环境恶劣不堪的棚户区,陈老师是世俗荒漠里的一抹绿色,是暗夜里最明亮的星。
童年的我们,是野蛮生长的小树,陈老师用看似粗暴的方式,砍掉杂七杂八的旁枝斜干,好让我们健康成长,笔直向着太阳。
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用这句话形容陈老师,再恰当不过了。
老师,我真的很想你。有生之年,你都会是我最温暖的回忆。你教会了我打开这个世界的正确方式,那就是爱。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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