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与歧视者对话吧 | 子夜@北纬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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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 子夜@北纬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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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 篇

让我们与歧视者对话吧

【提要】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互相歧视的世界，这是社会学和心理学普遍观察的结论。消除种族歧视，还是要回到“人心”的问题。南非以古老“班图”精神创立的“真相与和解”模式，说明“对话”不一定是虚无缥缈的乌托邦。只要愿意，与歧视者对话不会那么难，而且成本最小。

文：乡庐子夜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歧视的世界。我们被别人歧视过，我们也歧视过别人。歧视无所不在，无所不有，这是从社会学和心理学普遍观察的结论。歧视的对象包罗万象，其中只要具有种族、肤色或国家、地区等特质的差异，就是“种族歧视”。

我生活在温哥华，因为有人统计说这里有百分之五十的人经历过种族歧视，所以温哥华应称为“种族歧视之都”。那么，洛杉矶、旧金山、纽约的少数族裔生活在什么境况中，不是“种族歧视之都”？几千年来，尤其是近代地理大发现后，不同族裔和国家群体交往和迁移频繁并成常态之后，种族歧视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病毒，就从来就没有远离我们。有的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有的是仍然在继续发生的事件和个案。在不同的社会运动和国际社会的推动下，消除和抵制种族主义始终是人权关注中的首要课题。

同时，人们注意到，在世界几个种族矛盾较多的大国中，例如美国、加拿大、南非和欧洲等，几年来虽然在处理种族问题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处理，有的甚至动作很大，但种族歧视的问题始终没有根除，一直是社会稳定和安全的定时炸弹。例如，在加拿大制定了强有力的人权法律，并利用体制来解决歧视问题，在处理原住民问题上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但是大家都共认加拿大深远的种族主义来源于白人殖民主义文化，因此这种历史的包袱至今远远没有完整卸掉。而且，除了原住民，同时还有对其他人群的歧视，包括非裔、华裔、日裔、南亚裔、犹太裔和穆斯林加拿大人。最近暴露的原住民寄宿学校孩童遗骨事件，再一次揭开令人痛苦的真相，除了很可能会形成新的政治风暴外，再加上新冠疫情期间，北美各地发生了一系列针对亚裔的歧视事件，人们再次感受到，种族歧视作为一种文明病毒，会随时爆发并传染开来。

就种族歧视本身的特点来看，是一种非常复杂而又特殊的社会现象，它长期存在并口耳相传于不同的群体中。这里面既有政治和社会的问题，也有一个人心的问题，而且在某种历史和时代背景下有一定的固执性。除了极端事件外，一般不具有其它反社会反人类事件（如恐怖袭击）那种突发性或爆炸性，而人心的问题难以在一夜间解决，所以从来就没有所谓“最危险的时刻”，无法宣布针对种族歧视的“紧急状态”，国家机器和执法力量不可能开展“严打”运动，因为这种“严打”无法锁定具体的打击对象。这实在是一个我们必须要承认的现实问题。

近代文明产生的所有社会问题中，种族问题是最难解决的“老大难”问题。

首先，这个问题的难度在于集中了不同性质的矛盾，类似于一位伟人所说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混杂在一起。种族问题包含了不同的矛盾层次，无法有一刀切的解决方法。目前谈论的种族问题，概念不同，意义也泛化，如种族主义（Racism）、种族灭绝（Genocide）、种族清洗（Ethnic cleansing）、种族隔离（Racial segregation）、种族歧视（Racial Discrimination）、种族仇恨（Racial hatred）、种族偏见（Racial prejudice）等等。其中，在国际社会形成的共识中，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有相同的定义，而Genocide在中文里也有种族屠杀的性质。

这些不同的概念有一个共同的源由，就是种族主义，其它的相关概念都是从种族主义引发并形成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历史后果。而种族主义就是一种种族偏见，2001年联合国就种族主义发表的《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对种族主义的定性就是“攻击人的尊严的核心，企图将所有人民和个人所归属的人类大家庭分裂成各种类别，把其中某些人的价值视为高于其他人”。从历史来看，种族主义是一种人类存在已久并有模式继承的意识型态。种族主义者认为自己种族某些方面，如文化、习俗、道德、体能、宗教等，都相比其他人优胜，又或者认为有差劣之别。我们在人类文化学上可以明显看到种族主义的连贯影子。就近代历史来看，在种族主义问题上表现最极端的就是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例如纳粹帝国对犹太人民族和其它少数民族的灭绝和清洗政策，这种反人类和反社会的罪行比较容易识别。另一种比较容易识别的就是种族隔离，例如美国对黑人社区长期进行隔离政策，南非以种族隔离作为国策，都是最典型的。

但是，这里仍然有不同的区别，性质也有差异。南非的黑人问题主要是表现在种族隔离上，而美国在种族隔离之前还有一段贩卖和使用黑奴的历史，因此不但在历史的识别上有一定的区别，而且在处理过程中，也因时代的不同而呈现各自的特点。像美国处理黑奴的问题，是通过战争和革命的手段进行的，这是一个“解放黑奴”的程序。而南非，则主要是解决种族隔离问题，用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处理问题，这种模式避免了战争和革命模式的巨大成本，而且适应了现代文明应有的理智和智慧，并以此成功完成转型正义。

其次，无论是种族灭绝，还是种族隔离，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具有一定的国家行为和系统的执行、运作机制。因此，在折除和清理的进程中，目标和对象比较清晰，这个在当代社会比较容易形成共识，并且已经形成一些基本的预防和追责机制。除了一些极端主义的声音外，国际社会和公众舆论没有很大的分歧。除了必须要准备足够的成本和资源外，人类社会应对种族灭绝或种族隔离已经形成了必要的机制，起码不会成为“老大难”问题。最近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的事件，有指向对原住民进行系统性的“同化”，有计划、有政策地强迫另一个族裔进入自己的文化系统，也就是在文化、语言、宗教、艺术、习俗等相关政策和治权上，采取强迫性的改变甚至是灭绝式的同化。有人据此认为也是一种文化灭绝，而文化灭绝也就是种族灭绝的一部分。这种思维和逻辑，反映了国际社会对种族问题采取更加严厉和零容忍态度的一种趋向。考虑到这毕竟是一个历史问题，除了加拿大政府要承担相关责任和继承义务外，最大量的工作是进行寻找真相和进行救助。以目前的社会共识和现有机制来说，应该不会成为老大难。

但是，在国家行为模式下的极端性质的种族灭绝和种族隔离解决之后，广义上的种族主义或种族歧视仍然存在，不但是大范围地进入人们日常生活中，而且根深柢固，防不胜防。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曾制作了一套专题节目，指出加拿大通常被看作是一个开放、推广多元文化主义的移民国家，但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在谴责系统性的种族歧视和种族主义，其中有些情况非常可悲。这个专题的一大看点是，推出几位种族主义受害者的亲身经历，认为对于那些没有遭受过种族歧视的人来说，种族主义似乎是理论上的，但对那些遭受过种族歧视的人，他们的遭遇是实际的和亲历的，可以显示出人类的不同“维度”。

事实上，从北美地区到欧洲，去年以来涉及种族歧视的仇恨攻击，已经不仅仅是言语和暗示，而且频繁出现肢体和持械的行为。根据温哥华警察局年初的报告，2020年温哥华市仇恨犯罪案件二百八十宗，比前一年的一百四十二宗增加了百分之九十七，其中，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2020年有九十八宗，比2019年的十二宗增加了七倍之多。人们注意到，2020年针对华裔的歧视案件，超过百分之五十是发生在道路上的“随机攻击”，袭击者攻击的对象几乎不分男女老幼，甚至连八十岁的老年人都不放过。现在的问题是，这类案件一般是不报不立，而以亚裔一般的息事宁人的行为方式，估计警方公布的资料只是冰山一角。而且这种情况不仅是温哥华一地，整个北美以及欧洲都面临相同的情况。

在这一个层面上存在的种族歧视，基本上就是一种种族偏见，大量地存在我们周围的社区中，既难以防止，又难以处理，对社区和社会气氛毒害极大，而且容易形成不安全感，并且最终撕裂社会形成恶性循环。这就是所谓的老大难问题。这种我们身边的种族歧视，之所以说是老大难问题，主要是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特点是它的普遍性、日常性、随机性和渗透性，除非你不出门，否则躲也无法躲；另一个特点，这种歧视在法律上面很难得到及时和完满的解决，现在不但加拿大和美国，几乎所有国家的刑法，都没有专门的“种族歧视”一项的罪名，因此，近年来一些影响恶劣的种族歧视案件，几乎都无法通过法律程序得到处理。这种情况尽管引起社会舆论的不满，但现行刑法有它的一定的稳固性，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增加“种族歧视”的条款。因为从法律实务上来说，“种族歧视”一类的案件，在主体表现上，只要涉及人身伤害和人身侮辱，都可以在现行刑法的框架下进行法律程序的处理。以目前的加拿大刑法典，在第五章有专门的扰乱社会治安的条款，而在第八章有专门关于惩治侵犯人身和名誉的条款，其中就包括仇恨犯罪。

现在的问题是，加拿大的刑法典制定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事实证明依靠刑法本身无法遏制大量存在于我们周围的种族歧视。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些种族歧视的数字，甚中除了少部分是涉及明显的肢体攻击和公然侮辱外，大部分都是言语方面的，许多更是隐晦和暗示性的。在上面提到的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的节目中，其中一个案例是商店职员模仿其口音而引起哄笑。这在性质上符合种族歧视的性质，但是，从刑法典要素来看，“模仿口音引起哄笑”几乎不可能被诉之于法刑法，甚至民事法律也无法介入。这就是法律的吊诡之处。

最新引起人们关注的一个案件，是加拿大列治文（Richmond）发生的在咖啡店针对华裔的“泼咖啡案件”，施暴者不但用侮辱性语言进行辱骂，而且用滚烫的咖啡加以泼洒。列治文近年来多次发生以语言辱骂的种族歧视案件，但只要没有涉及到人身伤害，基本很难立案起诉，这引起强大的社会舆论不满。这次“泼咖啡案件”被皇家骑警立案并起诉，华人社群欢呼是一大成功。但是，至目前为止进展看，警方准备起诉的罪名是Mischief，这个罪名实际上类似于“行为不检”或“恶作剧”的意思，几乎同“路人吵架”的性质差不多，所以嫌疑人至今不认罪并摆出无所谓的架势。即使这样一个所谓“行为不检”的案件，估计也要耗费冗长的诉讼程序。假如最终依加拿大刑法典一百八十条对嫌疑人的以破坏社会治安罪名惩之，最高刑期不超过两年，而且前提是当事人的身体受到伤害。

但是，这是反对种族歧视的成功吗？假如嫌犯被判两年（估计可能性也不大），受害者的损失得到了补偿吗？这里有一个法律上的困惑，即在同等案件中，种族歧视所体现出的影响往往对当事人隐含有更深更难愈的伤痛，现在却以“路边吵架”“行为不检”的小Case予以结案，这实际上是有违于法律本身对等原则的。

但是，如果不以这种方法解决，警方还能做什么？在加拿大刑法典的第八章里就有关于仇恨犯罪的规定，问题是，这些规定极严格，定刑门槛极高，其中主要的318条和319条对仇恨罪的定义分别是：“煽动或者宣传种族灭绝”，“以在公共场所发表声明的方式公开煽动对可识别群体的仇恨而可能导致扰乱治安”，“在私人谈话以外的场合以发表声明的方式蓄意对可识别群体的仇恨”等。这些规定的主要对象在于有一定的群体性，如“公共场所”“私人谈话以外的场合”，而且是“发表声明的方式公开煽动”。因此，除了极少数重大事件如大规模枪击方式等，一般性的种族歧视要进入目前刑法典的“仇恨罪”，门槛是相当高的。面对我们亲身经历种族歧视时，所感受到对方的仇恨，同刑法上的仇恨，有时并不在同一个维度上的，这又是一种无奈的现实。

法律具有在相当长时期内的稳定性，而种族歧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则具有相当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所以，近年来大量事实说明，仅仅通过法律只能解决部分进入刑法框架的个案，而且成效有限，大量存在我们生活世界的种族歧视，不能仅仅指望通过法律来警诫。加强立法，可以解决和堵塞法律执行方面的某些漏洞，但是这只能是治标而不是治本。而且，事实上也无法制定以种族区别作为依据的量刑规定，例如哪一天我们争取到了在刑法中增加一条“种族歧视罪”，那么，普通人路边吵架而互相谩骂，是否会因为其中一方肤色不同而加重处罚？其实，这弄不好同样也是一种逆向的种族歧视。

法律只能解决行为问题，无法解决人心问题。彻底消除种族歧视，除了治标还要治本，这个“本”就是我们本身就处在一个充满歧视的社会文化中。这种文化来自于人类不同群体互动中形成的下意识的“区别心理”，当本群体处于相对的一定优势时，就会有一种针对其它群体的“区别判断”，从家庭、族群到民族、国家、地区，这种“区别判断”最后就会演变成偏见和歧视。偏见和歧视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不同结构中，可以说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可以免俗。有的时候，偏见和歧视甚至可以成为某些群体和组织进行社会动员的精神来源。偏见和歧视在进入到以肤色和种族的“区别判断”时，实际上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种族歧视。种族歧视是偏见和歧视的表现形之一，或者是比较严重和对社会危害比较大的一种形态，但是，偏见和歧视同时大量地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所有层面，包括性别、阶层、年龄、财富等实体层面，同时也大量地存在于不同的思想和理念，如价值观的不同，尤其是宗教和哲学的差异，从来都是最顽固的偏见和歧视根源。

心理学家在观察种族问题时，把这种偏见和歧视称为“刻板印象”，表现在国家层面，就是殖民主义者对殖民地进行文化改造或种族同化的思想根源。这种“刻板印象”很难说是人与生俱来，但很显然有一定的历史传承性，在特定的社群系统中有口耳相传或耳濡目染的过程。我们自己都有一种体验，往往会就肤色或种族脱口而出一些笑话，大家一笑了之。这本身就是一种潜歧视或微歧视。偏见是一种心理过程，但人的心理和行为具有一定的协调性，一旦反映在行为上，便构成了歧视。在特定情况的约束下，作为心理活动的偏见，有时会努力不在行为上表露出来，例如特定企业或社会组织，媒体机构或从业人员，相关的社会服务系统，以及家庭、学校、机构培养的伦理规则，直至现在流行的“政治正确”，都可以在必要时阻断把偏见转化为歧视行为的过程。问题在于，只要偏见不被消除，每个人心中永远就会存在歧视的土壤。人们信奉的是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真理，对非我族类、非我群类、非我门类等就会保持一种天然的区别和下意识的排斥，这实际上就是从各种日常歧视一直到种族歧视的文化根源。

当然，种族主义是一种极复杂的文化形态，这里有政治层面和法律层面的追问，但是，如果要彻底解决种族问题，还是要回到人的本性，回到人心，这是问题的源头。“治本”的问题主要就是人心问题。偏见和歧视是人类整体的心理疾病，决不是少数几个“坏人”的事，只有把握了这个维度，我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种族问题。

在从文化角度研究种族歧视的心理根源时，人们很注意一个名为“强盗洞穴”的实验。这个实验是由美国心理学家莫查非．谢里夫（Muzafer Sherif）在一个名叫罗伯洞穴（Robbers Cave）所做的，所以也叫罗伯洞穴实验。参与研究的夏令营孩子分成两组，在到达营地时各自并不知道还有另外一组，他们各自制定规范和小组层次结构。但是，短时间后，男孩们意识到营地中还有另一组人，而在得知另一组人时，他们对另一组人本能地表现出排斥性的消极态度。这个时候，研究人员鼓动他们参加有竞争性比赛，如棒球和拔河等，两组之间的关系很快就变得紧张起来，开始进行侮辱性的对抗，烧毁对方的团队旗帜，并突袭对方的住屋，从收集到的调查发现每个小组对另一个小组充满敌意。在这段时间内，研究人员还注意到了一个变化，即每个小组内部变得更加团结和凝聚。后来，研究人员为了确定减少团体冲突的因素，尝试将露营者聚集在一起进行有趣的活动（例如一起吃饭或一起看电影）。但这仍然不能减少冲突，有时一起吃饭变成了食物争斗。这个研究说明，人们的“区别心理”在社会交往中具有强大的潜在影响力，人们将自己归类为某个社会团体的成员（就像两个男孩的小组），他们各自就会自动地进行身份识别，并以歧视性和敌对的方式对待本小组以外成员。在一旦某些资源有限时，群体冲突就可能导致赤裸裸的争夺。

从根本上说，这个实验是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文明模块，但却真实地暴露了从“区别心理”到偏见到歧视的人的文化习性。历史上种族主义形成的灾难是黑暗的一页，现代文明在消除种族主义方面具有成熟的机制和社会共识，但是，这些都是形而下的，形而上的偏见和歧视文化，主导着我们的行为方式，这就是种族主义的罪恶之源。对付种族主义，除了需要补掉法律和社会的漏洞外，最根本的就是去掉人们心中那个潜藏偏见和歧视的黑洞。“骨子里”的种族主义是最难以根除的。

去掉种族偏见，这是“我们”的事，而不是“我们”和“他们”的事，或者“好人”和“坏人”的事。从根本上来说，彻底解决种族问题，不能只针对特定种族本身，而是取决于整体文化和文明环境的根本治理，这是一种综合治理。当种族主义成为社会病毒，说明不但我们的法律和政治存在问题，而且我们社会的普遍心理出现了问题。展开全民的集体心理治疗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

在这个过程中，对话就是一个必须的进程。这种对话，包括全社会不同种族的对话，包括“我们”之间的对话，“我们”和“他们”的对话，或者“好人”和“坏人”的对话。

政府和政客是目前社会最具话语权的。从这个层面上，他们一般不敢公开表露在种族问题上的歧视倾向，这大部分是因为受囿于“政治正确”的被迫，会涉及选民和选票的后果，但他们内心如何，有没有“骨子里”的种族主义，人们不得而知。这部分几乎能影响一个社会在解决系统性种族问题上的走向（如立法和政策），所以这个环节的对话是相当有必要的。但是，这种对话与代表不同政党的议会辩论和政见发表不同，而是应该适当转换角色，变成代表不同族裔对话。因为在解决系统性的种族问题中，存在许多技术性的细节，有些内容会引起争议，例如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是否以“种族灭绝”定性，美国以前有关为黑人设立“校车政策”（busing）引起的争论，如果在“政治正确”的框架内，在议会中通通政党斗争几乎很难平息种族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适当转换角色，把议会辩论变成族裔对话，才能在一种真诚和实在的气氛中寻求解决问题并达致和谐。

南非在解决种族问题上的模式，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南非模式，同美国解决黑奴和种族隔离的方式有所不同，不仅是具体情况和性质不同，更关键是这种模式透现了时代转折的意义，不是用纽伦堡审判方式，而是用“真相与和解”体现了现代文明应有的理智、理性和宽恕。

南非的模式，本质上就是对话的模式。南非“真相与和解”的三部曲，一是涉及各方共同参与调查真相，就是对话的开始；二是让受害者讲出真相，恢复公民尊严并进行救助，就是对话的过程；三是对那些讲出真相者实施大赦，各方宽恕与和解，就是对话追求的目的。寻求真相不是单纯地清算旧帐，社会要和谐地发展，必须要有一定彼此之间的契约精神，这些必须通过对话实现。对话可以避免以牙还牙式的复仇式惩处，并在一种新的契约中完成社会稳定机制。最关键的是，南非的模式，为现代文明框架下通过解决种族问题而达到真相与和解，并互相宽恕和理解创了一个典范。

不是通过战争、革命和社会运动解决种族问题，而是通过对话与和解，是南非模式的历史意义。南非“真相与和解”模式中有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图图主教，后来出版了一本名为《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No Future Without Forgiveness）的回忆录，说主导南非模式的其实是一种“班图”（Ubuntu）精神。而在指导“真相与和解”的文件《临时宪法附言》中也提到“班图”：“本宪法的通过，将奠定一个稳定的基础，使南非人民超越引起过严重违反人权行为、在暴力冲突中践踏人道主义原则并遗留下仇恨、恐惧、愧疚和复仇的分裂而紧张的过去。现在可以提出这一切的基础是，我们需要理解，不是复仇，是补偿；不是报复，是班图精神，不是牺牲”。

“班图”是古老非洲带有哲学和人文意涵的名词，非洲南部各部落口耳相传的一种价值观，各种辞书很难用文字对它作定义，基本意思就是每个人都是紧紧相连，密不可分，共在一种生活环境中，人们相信社群的所有人彼此连结，不论贫富，受害者或施暴者皆然，即所谓“施人人道”、“乐于分享”等。从目前所有关于“班图”的叙述中，主要的元素就是平等、博爱、宽容、责任、团结，其中“宽容”就包括了受害者与施害者的对话，并致宽恕与和解。

一些人文学者认为，“班图”是极具非洲特色的“乌托邦”。但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乌托邦几乎是不可实现的理想社会，而南非却是真实地付诸实际。在“真相与和解”过程中，受害者所宽恕的施害者，包括了有穷凶极恶的秘密警察和指挥官，有以电击和火炬攻击黑人，或将尸体丢到河里喂鳄鱼的“恶棍”，等等。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南非的黑人、土著居民及其他种族长期受到白人欺凌已达到临界，由种族压迫形成的种族暴力报复行动一触即发。面对这种情况，在曼德拉和图图主导下，通过“班图”精神走上一条对话、宽容与和解的道路，而不是选择审判、惩治和报复。正如图图在书中所说：“这个世界是有道德存在的；尽管所有证据显示出的，可能是个相反的世界，但邪恶、不公义、压迫及谎言，绝对不会是世界最后的归宿。”

非洲的“乌托邦”？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察点。南非的“真相与和解”假如是人类美丽世界的成功实践，那么，很可能会颠覆我们对“乌托邦”是虚无缥缈不能实现的判断。同“乌托邦”相比，非洲的“班图”以一种共同体为“世界最后的归宿”，超越了东西方世界哲学思想中的互爱和善恶分界，让一切势不两立的社会矛盾，展现就在我们面前而又往往熟视无睹的对话渠道。其实，新世纪前后，在哲学、人文、政治、国际关系所兴起的“对话”模式，现在看来应该是一种具有历史规律的意义趋势。

在北美地区，因为具体情况不同，美国和加拿大在处理种族问题上展现了不同的模式，但在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种族歧视问题，还是行进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现在是非历史性的即新的种族问题正在困扰我们，而亚裔在这种新的种族问题中受害尤甚。这种歧视性质同明目张胆和国家行为的种族灭绝和种族隔离不一样，在消除过程中存在识别和定性的许多灰色地带，有些行为方式很难摆到桌面或呈堂诉审。这就是亚裔的痛苦。

作为人的本性中普遍存在的阴暗面，所以，问题还是要回到这是“我们”的事情上来，而不是“我们”和“他们”的事。从非洲“班图”精神的成功实践，“乌托邦”的理想并非虚无缥缈，尤其像种族歧视这种社会现象，需要大家都能有一种勇气去捅破那张窗户纸，即：在这样一个多元化、多种族的共同体里，谁也无法排斥它方，我们需要探寻一条互相理解和互相依存的方法，“己所不欲不施于人”，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了解彼此产生偏见和歧视的背后文化，用对话倾诉各自内心的感受，也就是把人心真实的一面都摊在阳光下，这就是从“真相”走向“和解”的第一步。

事至如今，即使面对歧视者，也让我们对话吧。我们既同自己的心灵对话，同时，也把“他们”的事纳入到“我们”的事中，于是就在一个共同体内进行对话。在我们所面临的种族歧视事件中，那些“恶人”也是人，假如没有那些诱发他们歧视的原因，也许大家都是好邻居，都是好路人，都是一部车子上的好乘客。既然事情发生了，就要解决问题，该走法律的走法律，走不了法律的就走舆论，但是，法律和舆论的过程，我们都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对话的过程。与歧视者进行对话？说难很难，说容易容易，在没有根本利益冲突下，用一句老话，“人心都是肉长的”，只要想对话，只要有人跨出第一步，对话不是那么难的。在事情没有恶化到更严重地步，早对话大家早开心。

我有一个异想天开的“乌托邦”：鼓励华裔移民与歧视者进行直接的对话。例如，这次列治文泼咖啡事件，虽然被警方起诉，事情的本质就是一种种族歧视，但起诉的性质本身无法成为种族案件的判例。华裔移民不妨以此为头，进行与嫌犯的对话，可以召开社区论坛，公开的或内部的，邀请他出席，给他充分的尊重和时间，让他倾诉内心对华人的看法。在这个过程中，双方可以约法三章，如规定对话期间各自心声的表达将不得使用或成为法律诉讼的证据，甚至在必要的时段内以闭门对话为主。鼓励嫌犯对华裔有什么“苦楚”完全可以发泄出来，对方以倾诉为主，华裔以倾听为主，如关键事实有出入可作适当解释，然后大家将心比心倾诉。这种对话，实际上华裔移民也可作为一种反省和自律的课程。这种对话一次不够，可以两次、三次乃至常态性。在时机成熟时建立社区“对话与和谐委员会”或类似对话热线的常设机制。假如他最后定罪坐了监狱，我们华人不妨就去探监访问，送寒送暖，他有什么困难就帮他解决，以“我们一家人”的身份在探访中继续进行对话。一次探访不行，两次，三次，终能达到感动他的一步，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开口不骂送礼人”。而且，加拿大还有悠久历史的宗教资源，如果适当地引入，效果应该会更好。当大量的歧视事件无法走入法律程序时，最后要解决的还是人心问题。除了对话，现在几乎没有什么更好的途径了。

让我们对话吧，从现在就开始！但愿不是虚无缥缈的乌托邦。古老非洲以“班图”精神向现代文明提供了启示。与歧视者对话，不涉及领土，不涉及市场和资本，只是人心的沟通。只要愿意对话，一切都不会那么难的，而且成本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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