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我们的鞋子也放进去 | 子夜@北纬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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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 子夜@北纬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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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 篇
把我们的鞋子也放进去
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无名坟地曝光后，在呼吁真相的社会抗议中，鞋子突然成了别具一格的意义符号。温哥华美术馆台阶上摆满了各式童鞋，颇为壮观。就在我们家附近休闲公园的喷水池边，也摆满了鞋子，五颜六色。从加拿大西岸到东岸，横跨落基山脉和大草原，一条条生命只因卑微，便只能以鞋子作为一种历史存在的符号。一双鞋子，一具血肉，无从查证他们的姓名和履历，鞋子就是那些生命的共同名字。历史有华丽和荣贵的书写，例如，作为政权合法性的叙述。但是，当只能用鞋子作为话语时，这便是历史以卑微的另一面展示真相了。
这些年才开始对鞋子的重要性有所警觉。年轻时交女朋友，我重视衣着，不管鞋子，以为看人不看脚，但女人却很注意鞋子，从那时知道了“没有鞋，穷半截”是国粹名言。后来到中年，发现青年人会花我们一两个月工资的价格买一双名牌鞋，这才明白鞋子是人生重大装备了。再到后来，步入老年，又听到了“穿什么鞋走什么路”的金句，更顿悟“没有鞋，穷半截”应该提升到江山万里和江山万年的境界了。
但真正令我震撼的鞋子，是新冠疫情爆发前一次旅行中，在多瑙河畔的见闻。那是通过鞋子凝固的一个历史体证。
那次旅行先是从温哥华到中国，在尼山参加了一个会议后，再从北京坐飞机到捷克，带着太太在布拉格瞎转了三天，接着就坐火车去布达佩斯。从布拉格到布达佩斯，中间跨越三个国家，奥地利、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知道虽然是申根国家互免签证，但毕竟火车上有许多非申根的外国人，所以把护照放在衣袋里以备查验。结果，六个小时，一路上根本没见过一个工作人员上车验证，不知不觉就到了布达佩斯。一个没有边界的国度？这个地方古代是奥匈帝国的腹地，几乎所有的战争都是和领土、版图、边界有关的。想想这个世界真的是变了。
从内心说，我从来对世界各地的名胜不感兴趣，没有“到此一游”的嗜好。在北京十多年，一次也没去过长城，至今也不是什么好汉。太太和我不一样，未能免俗，有些景点还是要陪她看一下的。布达佩斯的景点主要集中在两个地方，一是国会广场周围，二是城堡山一带。从住宿酒店位置来看，城堡山较远，我一般是先远后近，所以第二天先搭乘地铁到塞尔卡曼站，转免费穿梭巴士直上城堡山，很快就到了。城堡山其实以上面的渔人堡为中心，从那儿可以幅射至附近一系列皇宫建筑。那天稍热，但山上凉风习习，最吸引人的，就是居高临下放眼望去，俯瞰一条多瑙河把布达和佩斯分开的全景，眼底之下是著名的塞切尼链桥，对岸的圣伊什特万圣殿清晰如画，这种视野可说是美不胜收。
渔人堡其实是一个巨大的皇宫建筑群，环绕的城墙与七座小尖塔通称渔人堡。参观者较多的是马拉什教堂，这个教堂目前的哥德式建筑建于十四世纪，并于十九世纪后期大幅整修，但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初的一百年。南侧淡蓝色的圆形屋顶就是著名的布达皇宫。最早建设这座皇宫的是匈牙利贝拉四世国王，他最动人的故事就是在蒙古入侵时，从埃斯塔尔莫逃离到这儿，所以充满了欧洲中世纪战乱和逃奔的历史符号。而在礼品店里，竟然见到了有中文标识“支付宝”的招牌，突然想到，从表面上看，整个渔人堡是一个新哥特式和新罗曼风格的观景台，白灰边墙让人有一种梦幻般的时空错觉，事实上把远古和现代连接起来是很容易的。蒙古人掠侵西北到达匈牙利，往南却可立即进入中国。有时候世界并不遥远，在特定视野中往往是近在咫尺的。城堡山就是一座历史的观景台。
多瑙河不但是布达和佩斯的分界河流，也是一条历史的分水岭。从城堡山遥望对岸，那雄伟的国会大厦建筑，似乎有一种历史的穿越。我们从城堡山原路折回，直接搭地铁到达国会广场时，已时近傍晚，巨大的国会大厦披在落日余晖之中。大厦主体为象牙般白色，由数根白色哥特式尖塔环绕红色圆形拱顶。也许因黄昏之下的光线效果，或某种审美心理的暗示，感到整个国会大厦格外金碧辉煌的庄严。
入内参观的时间已过，但周围仍有大量历史遗迹值得观看，尤其是附近矗立着许多纪念碑和雕像，纪念数百年来为匈牙利独立自由而奋斗的民族英雄。从十六世纪反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到一战时匈牙利作为战败国失去大量领土，再到二战期间匈牙利站错队加入纳粹阵营，在苏联红军帮助下获得解放后，又发生了反抗苏联的一九五六年十月事件，一直到一九八九年冷战结束，这里有四百多年的痕迹。历史有时会很深远，但在这里历史往往就是一步之遥。就在纪念十八世纪匈牙利民族英雄拉科齐·费伦茨的雕像附近，有一个类似横墙的建筑，走上前看，才知是纪念一九五六年十月事件的“起义死难者纪念碑”。这个纪念碑上面有很奇特的弹孔，是那个年代极具象征的历史符号。“纪念碑”旁有一条通往地下的阶梯，就是当年事件的纪念馆。可惜这时已经闭馆了。从这个纪念碑往西南走去，还有一个小小的裴多菲广场，诗人裴多菲面对多瑙河，一手握着诗卷，另一只手高扬。裴多菲是十九世纪匈牙利的民族英雄，然而他又是近代和现代历史政治的一个连接点。我们小时候，是从两个事情上知道裴多菲的，一是他的著名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二是匈牙利事件中“裴多菲俱乐部”的关键词。事实上，当年匈牙利民众就是聚集在这个广场发表演说的。
仅仅一个黄昏，我们可以碰触历史，却无法深入到历史中去。那一天，我最想去的就是一个地方，或者我心目中清单上最重要的一项：多瑙河畔的鞋子。这不是名胜，只是想读的历史书的一页。这个地方离我们已经不远，从裴多菲广场转身而出，慢步往下走，河畔那边已经围了很多人。走近一看，沿堤长长地摆放了许多鞋子，这就是多瑙河畔的鞋子。
多瑙河畔的鞋子
人很多，但并不喧嚣，只有多瑙河水轻轻拍岸的涛声。大家似乎都有一种肃穆的默契。
那些鞋都是金属打制的作品，沿河而固定，大小不一，形状各异，成人的、孩童的，绵延相连在大约四十多米长的河边。许多人在观看，有的在低头凝视，有的在小心地拍照，有人则在阅读各种文字材料。
在这个地方，此时此刻，人们也许会感到惊讶——这条流淌在心中的“蓝色”多瑙河，曾经还是充满血红色的。二战时期，匈牙利是被国家社会主义的极右组织箭十字党掌控，当时的国家元首萨拉希·费伦茨在“爱国”的名义下配合希特勒，把一部分犹太人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而对其他留在匈牙利的犹太人实施大屠杀。这种屠杀就在多瑙河畔执行。士兵让犹太人面对着多瑙河，从背后进行枪决，让他们直接坠入河中。有时，为了节省子弹，减少尸体处理的麻烦，把两个犹太人绑在一起，其中一人吃子弹，另一人被绑着同时推入河中溺水而亡，然后任其漂走。因为犹太人一般都是比较有钱的，他们的鞋子也较好，军人们会在处决时强行脱下他们鞋子，并被允许使用或贩售这些鞋子以及他们身上值钱的物品。多瑙河畔的鞋子，是一种黑暗、残酷、罪恶的象征。艺术家选择鞋子作为展示的符号，显然是对历史的一种深邃和形象的把握。
这个地方就是当初屠杀的发生地，那些鞋摆放的位置既交错又有序，有一种凌乱和破旧的岁月情怀，让人们体验凶残时代的惶惑和恐惧。有的鞋里插着鲜花，也有的摆着蜡烛。看见有人沿线一一数算，我也仔细数了一下，这么长的一段河畔，共有六十双形状不一的鞋子。因为据介绍，这个展览设计是二零零四年完成的，应该是大屠杀六十周年的特别纪念。
天色已晚，河畔人又多，于是慢慢沿多瑙河畔离去，前面不远就是著名的塞切尼链子桥。这座悬索桥最大跨径二百多米，一八九八年建成时，据说是当时世界上跨径最大的悬索桥，也被称为那个时代工程建造的奇迹。走到跟前，大桥已被警车在桥头封路，不许车辆进入，桥上都是闲散的人群。这才想起，这天是星期六，方便市民在这儿步行和乘凉。有唱歌跳舞的，有拿琴号自拉自吹的，更有不少摊开食物进行“野餐”的。最令人好奇的是，许多人会爬上桥的梁杠，包括谈情说爱的情侣，坐在上面聊天和唱歌。警察根本不管，也许是周末例行开恩，这真是一景。仔细看一下，其实也没什么危险，但毕竟类似中国人所说的“上房揭瓦”的行为模式。匈牙利人追求自由，勇于反抗，不受束缚，同时又具有独特的浪漫主义情怀，从这小小的事情上也可见一斑。
以多瑙河为界，布达和佩斯两个地方的主要景点都看了，但回去后总觉得匈牙利并不像此前想的那么简单，而现在一下子像一本书打开，这么浮光掠影也许会漏掉一些什么。起码在我自己的清单上，有些还没有勾掉，所以决定第二天再回到多瑙河畔转悠。太太走不了太多的路，让她自己在酒店附近“自由行”。
单身上路，除了背个照相机和一瓶水，无牵无挂轻松有余。一早就坐地铁到了国会广场下一站，就是说是穿过了多瑙河。很多人以左岸和右岸区分，左和右换了一个站位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直到离开布达偑斯，我都分不清左岸右岸。我以南北为分，此时在北侧，与国会大厦相河而望，沿河西行。由于是星期天，而且是清晨，街上基本没有行人，只身孤零地行走在多瑙河畔。右边是清娴静雅的小街，几无高楼大厦，都是一些矮小的建筑物，不少是教堂，或者是巴洛克式的，或者是哥特式尖顶的。星期天在基督教里是安息日，犹太人尤其更为重视和遵守。马路上行人稀少，路经有的教堂时会听到从里面传出的唱诗声。这是一个充满鲜花、圣像的世界，又是一个安宁肃穆的时间。突然感到，匆匆而行的匈牙利之旅，也许这一刻才体会了它的灵魂。在空无一人的河畔，远远望去有一对情侣依偎坐在河边，不时拥吻。由于逆光，泛起河水的反光，那剪影非常优美和雅致，也非常恰逢其时，为刚才那种从神圣而来的安宁肃穆，增添了世俗人间温馨的诠述。
这个古老的城市，由于多瑙河的流经，就像浸满了水份的水彩画，有的地方虽然褪了色，但有的地方却增了新的水色。即使是浓浓的色彩，也因水份而有一种清透——这是水彩画和油画的最大区别。水份，让这个早晨充满美丽的韵味。但是，我知道自己是行进在历史的河畔，往前走会有些东西出现，有些应该在我的清单里。
一直往西步行，就到了链子桥，昨天是从另一头匆匆一瞥，现在是从这一头慢慢缓步走过，自感也是别有风味。同昨晚周末的狂欢相反，现在这桥上冷冷清清，孤独地走在桥上，心想昨天那些狂欢的人们，许多人现在也许正在教堂里静思或唱诗。生活就是这么轮回和规律，也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旋律。
从链子桥步出就再次到了南岸，慢慢踱步走进另具风格的大小街道，根据事先了解的地点，这里应该是第七区，即俗称的犹太区——在我的清单里。前面就见到了一幢以金黄色为基调的壮观建筑，全部用黄色砖头配以小部分红砖组成。这就是著名的犹太会堂。这座建筑与整个布达佩斯的风格比起来，有一些与众不同的漂亮，上面有两座巨大的洋葱式楼塔，许多小窗户由六角星和八角星巧妙地组成窗格，拱门和窗户上的几何图案透显著从远古而来的某种神秘信息，也似乎蕴藏着一些难以猜测的命运故事。
我寻找来此，最早不是因为它是“犹太会堂”，而是因为它曾经是奥斯维辛之外的另一种“集中营”。二战中，匈牙利政府除了将一部分犹太人送往希特勒德国的奥斯维辛外，把其余的犹太人，以犹太会堂为中心设立了隔离性质的“犹太人区”，名义上是将布达佩斯境内犹太人集中居住，实质就是一座集中营。我曾经看过一些资料照片，在会堂外的马路上，或隔离区的其它地方，躺着被枪决的犹太人尸体，有的尸体叠叠成堆。
由于是星期日，我又到得早，所以不怎么排队就很快购票入内了。我知道里面有许多文物，但没有时间一一观看，只想在外面的院子里寻找历史的痕迹，听说这里有“生命之树”的艺术装置，而“生命之树”又是了解犹太人神秘文化的一把钥匙。
这个院子，本来是一个教堂常设的花园，现在实际上就是埋葬被迫害致死的犹太人的纪念墓地。有不同的墓碑，大小不一，在每块墓碑上有着姓名、出生年与死亡年，由于年份是阿拉伯数字，看起来也不难。被迫害致死的犹太人，大至八九十岁的老人，小至五六岁的小孩。当年，死于饥饿、疾病、寒冷以及被箭十字党虐待而死的犹太人没有土地安葬，唯一能够接纳他们的空地就是当时犹太会堂的这个花园。二战后期，短短一个月里，花园变成墓园，一下子掩埋了四千多具尸体，而且绝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有姓氏记录。从这片墓地穿过，便是一个纪念公园，这就是“生命之树”所在的地方。柳树是用金属做的，很多柳叶上刻着那些尸骨无存或者失踪的的犹太人的名字，一片一个生命，还有一些柳叶是空白的，似乎是等待找到被害人的名字。
事实上，人们知道，基督教堂的周围有墓地是很正常的事，而犹太会堂是禁止墓园在旁边的。布达佩斯犹太教堂之所以允许在堂边有墓园，应该是一种特例，是为纪念历史黑暗的空间特例，即使在死亡之地，也想唤起人们对“生命之树”奥秘的索问。
作为一种宗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信仰来源都是一致的，奠基在旧约《创世记》中。作为造物主耶和华创造的伊甸园，有不同的树，许多树悦人眼目而又能作食物，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两棵树，一棵是善恶树也叫智慧树，另一棵就是生命之树。圣经中，人类就是因为偷吃智慧树的禁果，才酿成了直至目前的一切灾难。耶和华明白人的本性难改，因此在生命之树上不再让步，持守自己作为创造者的主权。后来犹太教从基督教分支出来，又形成了不同的支派，其中，“生命之树”成为一种在犹太教中的神秘符号，并且构成后来犹太教哲学传统的其中一部份思想，里面涉及很多神秘的概念，如质点等等，一般阅读很难弄懂。我一直以为，在所有宗教里面，犹太教是最保守的，那种信仰的不忘初心，甚至连形式也不愿改一下的。本来，宗教和信仰确实不能同世俗“与时俱进”，否则就有可能背离“初心”的本质。犹太教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历经磨难，居无定所，死亡累累，同他们独特的神秘信仰与世俗社会的对立和冲突有一定的关系。至少，在他们累累白骨上持久不肯放弃的“生命之树”奥秘，确应启发人们在面对宇宙真理时要有一定的索问精神。那种不忘初心还是相当真诚和可爱的。
从犹太会堂出来，下一个目标是寻找纳吉的雕像，这不但是一个众人都介绍的著名景点，而且就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纳吉也是一个特殊的符号。这个地区其实是布达佩斯许多景点的集中点，所以我也刻意不再寻路，朝纳吉雕像所在的西北方向走去，穿大街，过小巷，途中不少挂有说明的牌子，也无法一一细看，只是在漫步中体味这座城市的历史韵味。
这时候天气已稍热，出现在前面有一个小型广场，里面有一座很高的雕塑纪念碑，碑前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喷水池，许多小孩在大人陪伴下非常兴奋地嬉水，一派和平和安宁的岁月静好景象。这个地方不在我的清单上。纪念碑上的主要雕塑是一个和平天使，看了碑前说明，是圣经中加百利的形象。但是，在这个纪念碑下面，却零乱地摆放着各种破损的遗物，仔细查看，可不是什么艺术设计的雕塑，而是实物，有破损的行李箱子，缺腿的桌子和椅子，有六芒星图案的大衣，还有一张张照片，各种证件，如小孩子的出生证明、成人的工作证等，当然，最引人注目的是，这里也有一些鞋子摆放着，不过不再是雕塑而是实物。在这些实物上面，没有规则地张贴着许多大字，许多是英文的，显然是给到此游客看的，都是一些抗议和谴责的口号。
从直观中，这里有些像“上访”的地方。我拿出地图，才知道这个地方就是著名的自由广场，而这个纪念碑就是专门为二战胜利设计和建造的，也才想起，这就是多年来被指责匈牙利作为一个国家，为自己充当纳粹帮凶而进行漂白的一个工程。在二战七十周年时，匈牙利提出要建造这个纪念碑，但从设计一开始就引起争议和抗议，被人指责为“漂白匈牙利战争罪行举动”，因为匈牙利在二战中参与了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并至今不肯彻底认错。当时，因为有太多民众和舆论反对，政府只能在深夜中偷偷施工。加百利作为和平天使，用这种办法偷偷降临，也是相当讽刺的。纪念碑建立不久就遭到破坏，一些圆柱损坏不堪，而抗议者似乎是锲而不舍，从未停止谴责。在纪念碑下，拉着长长的大字报，而且有世界各国的文字，每一种文字下面都有一面该语种的国旗，其中，就有五星红旗，这是一眼就能发现的。那篇中文的说明，其实是一篇讨伐檄文，他们强烈要求折除这座纪念碑。其中有几段这样写的：
“这座纪念碑由匈牙利政府，或是更准确的说，由权力不被约束的欧尔班·维克托总理下令，经历了数次的延迟，在2014年7月24日夜色掩映之下偷偷竖立起来的。在纪念碑周遭的人行道上，您可以看到用做纪念的鹅卵石、个人物品、照片、书籍和文件。这是近几个月来，被竖立纪念碑篡改历史的行径激怒的市民自发放在这里的。”
“这座纪念碑是一个政治谎言。匈牙利是二战期间德国和希特勒的忠实盟友，抵达的德国部队收到的是花束的欢迎而不是子弹的抵挡。在德国占领期间，匈牙利国家行政机关未受德国影响，匈牙利政府热情而高效地组织和执行了大规模的公民驱逐，甚至超越德国的期望。”
“组织抗议行动的民间团体，代表匈牙利和欧洲清醒和负责任的公民，要求将这个虚假纪念碑从这个地点拆除。他们呼吁政府不要妄图改写民众记忆，也不要篡改历史；而是开始与民众对话，对于昔日的罪行进行深刻反思并记取教训。
“事实上，纪念碑具有真正的象征意义。它显示了政府的傲慢和它走向罪恶的步伐。纪念碑的拆除也将极具象征意义，昭示着自由即将回归。抗议者表示，只要这个虚假的纪念碑仍然竖立在这里，他们的抗议行动便不会停止。”
从情理上来说，为二战胜利建立一个纪念碑无可非议，但是，对那些被枪杀或被投进多瑙河里的受害者来说，重要的不是纪念碑，而是历史不能掩盖，悲剧不要重演。就在这封抗议信中，他们指出这座纪念碑企图传递的是错误信息，而通过建立这座纪念碑，政府正在向匈牙利极右势力如倡导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仇外主义的尤比克党做出让步，试图洗白他们的精神导师霍尔蒂·米克洛什在二战期间将国家引向灭亡的历史。
匈牙利这个国家有些奇怪，在重要历史关头经常会“选边站”然而又“站错队”。二战中站到纳粹德国一边，导致苏军攻入了匈牙利境内，首都布达佩斯被包围并最终攻陷。由于政府站错队，匈牙利付出近百万平民死亡的代价，包括六十万犹太人。我注意到抗议信中被点名的欧尔班·维克托，现仍掌大权，而且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他比美国川普早上台，川普上台前被认为是美国版的欧尔班，但川普上台后欧尔班成了欧洲版的川普，他戴上了川普喜欢的绿帽子。这种站队很有意思，后来川普下台，他又立即拿掉了绿帽子，这种“选边站”看来绝对是辛苦的。匈牙利的多灾多难，很可能有着复杂的历史惯性。自由广场并不在我的清单里，但从中悟到的任何国家一旦站错了队，让历史付出的代价，却是令人震撼的。欧尔班后来又引发了更多的话题，这是另外文章的内容了。
离开自由广场的时候，我已经明白，现在并不是岁月静好时光了。再过几个月，当新冠疫情爆发后，不但一百年来的罪恶开始蠢蠢欲动，甚至人类远古时代那种野蛮和残酷都无一例外展示在我们面前。对于历史，如果不是彻底地弄清真相，那么，有可能隐匿的文明之毒瘤随时会出场。
自由广场是一个计划外的访问，却也是布达佩斯之行最重要的一个启示。当我从那里走出来，再去找到纳吉的铜像时，就很容易找到了能用历史把这次旅行穿起来的一条红线了。纳吉的铜像并不恢宏，几与真人大小相同，但设计雅致，颇有创意，整个铜像站在一座小桥上，人们可以从两头行进而过。这个老人的铜像身着西装，头戴礼帽，挎着长柄雨伞，双手扶着栏杆，头明显地偏着望向另一个方向，许多人说他是望着不远处国会大厦的方向。当年他是匈牙利总理，苏军的坦克开进布达佩斯后，他被送上了绞刑架，成为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历史符号。在被平反后，纳吉被送上绞刑架的日子也成为匈牙利的国庆节。
纳吉雕像
时空差距的大小转换是很容易的。原先，犹太人的故事即使流传较广，也只是一个与我们相对遥远的故事。但是，就在这样一个早晨，突然想到，许多事情竟然离我们这么近，甚至也构成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我们周围的人会突然一夕之间成为全民敌人，其中有些人是与“裴多菲”这个名字有关的。而那个领导中国人民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九七六年第三次被打倒时，神州大地亿万人民收听的广播中，就出现了“纳吉”的名字。在布达佩斯，许多黑暗的历史，几乎都同犹太人有关系，这是一个苦难的民族。然而，“裴多菲”和“纳吉”不是犹太人的故事。这就是说，当历史不断地制造罪恶时，被追杀的决不仅限于种族之间。匈牙利迫害犹太人的行径，许多是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名义下进行的，这种“主义”会鼓舞人们向特定的群体发起围捕并灭绝。然而，这些曾经围捕和追击过别人的人，往往自己也会成为下一个围捕的目标。
问题是，如果不参与任何围捕和追击，仅仅保持沉默，就会侥幸平安吗？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为了让世人记住纳粹屠杀犹太人这一血腥耻辱，在波士顿的一块纪念碑上铭刻了这样一段警句：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
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
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
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
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
最后，他们奔向我来，
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这一段话许多人都会引用。但是，坦率地说，警句的动员力量永远无法同强权抗衡。面对军队、警察、监狱、坦克车、子弹和绞刑架，人心永远是脆弱的和卑微的。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最后他们奔向我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是一种结局，但也只是祈望苟且偷安，远离灾难，或者让这个结局晚一天降临。
在多瑙河畔我看到了鞋子，在自由广场也有鞋子，但是那儿还有一件引起我注意的东西，就是行李箱子。鞋子和箱子，在这里也许隐喻了一些历史命运和符号。犹太人从旧约时代第一次被放逐至巴比伦，从此在世界各地流离失所。行李箱储存了历史和记忆，也持守了他们卑微的生命空间。这是一个长期居无定所的民族，所以鞋子和箱子这两样东西寄喻了他们对安身立命和未来家园的追求。然而，这又岂止是犹太人的卑微愿望？在我们所亲历或见闻的历史悲剧中，鞋子和箱子不是也经常成为我们书写或叙事的符号吗？
关于犹太人的文化，许多人有不同看法或解读，但起码我有两点是很钦服的，一是他们对信仰的持久坚持，这也注定了他们传奇命运的悲剧色彩；二是他们喜欢读书，他们穿着自己鞋子，拎着自己的箱子，那箱子里肯定少不了书，在浪迹天涯中始终有支撑的精神和力量。鞋子和箱子是形下的，但从中透显的信念和灵魂却是形上的，这种东西可能是无法掠走的。据说，除犹太人外，全世界另一个喜欢读书的民族就是匈牙利。在那个地方想到这一点，也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巧合。
从纳吉雕像那儿离开，很快又回到了国会广场。正当我准备在那儿结束本次之行时，突然发现那个“纪念碑”通往地下的阶梯开放了。纪念馆不但不收门票，而且也不用排队，于是立即走了进去。地下室不大，人也不多，展出的东西也不丰富，主要都是照片资料，纪录了苏军在国会广场的场景，有民众站在坦克上挥舞着国旗，也有国会大厦遭坦克轰击的斑斑伤痕。在尽头有一个视频室，一部只有几分钟长度的电视片来回播映，主要是当年民众与苏军坦克聚集对峙的镜头。这部短片最后的一个镜头是：坦克大炮慢慢在转动，然后那炮管慢慢调整射角，巨大的炮口逐渐对正屏幕的中心，也就是在看片子的观众。停顿了一下，突然冒出火花和烟雾。片子是无声的，但谁都明白那是坦克在开火。有人看了一遍就走了，我却想看第二遍。现场只是我一人，情境感受顿时不一样，当那坦克的大炮再次转向“我”时，有一种空前的孤独面对强权的恐惧。当炮口再次冒出火花和烟雾，这时好像幻觉出现，突然有一种如同真实炮弹的震撼，耳边似乎响起巨大的炮火爆裂声。人由软弱和卑微所产生的颤栗和恐惧，会立即形成血肉之驱无法匹敌的理智和选择，那就是逃走。为了不让幻觉蔓延，这一刻，我立即起身离开。
我知道许多朋友都曾面对过坦克，包括在加拿大的匈牙利邻居。在事后的交谈中，他们大多没有慷慨激昂，都说当时的下意识想法就是逃走，甚至是疯狂地逃离。我想，那是真正的人性。多少年过去了，现在是一个只能苟且偷安的时代，已经不可能有英雄出现，逃走更是一个常态。
布达佩斯之行萌生逃离的想法，也是一种很奇怪的结局。从国会广场往回走，再次经过“多瑙河鞋子”的河畔。人不如昨晚那么多，可以让我一头往另一头仔细再看一遍。有人在与鞋子合影。就在这时，我突然萌生一个想法。我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这是一双适于走路的旅游鞋，放在那些雕塑鞋子旁边，然后用相机把它拍了下来。于是，在我众多关于多瑙河鞋子的照片中，里面有一双鞋子就是我的。这时，旁边有一对青年男女，看我拍完鞋子照片后，走过来问要不要帮我拿相机拍一下与自己鞋子的合影，我婉谢不要，我想鞋子要有它的孤立。我问他们从何而来，说是从塞尔维亚过来的，过了边界的另一个国家。这个时候，他们两人也把鞋子脱下来，把它们拍照留念。当我离开时，至少还看到有两起脱自己鞋子放在那儿拍照的事。
把自己的鞋子也放进去
“把我们的鞋子也放进去”，也许，大家都会认为这是一个创意。但于我而言，在这个无法与强暴抗争的世界，把脚上的鞋子放进去，这种卑微的举动只是让自己留下一个记忆，甚至是一种潜意识的思想准备，想象“最后他们奔向我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这固然很悲哀，但却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后果。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想起自己的鞋子也曾在多瑙河畔留下影记时，也许会启示我们如何与黑暗和残忍共处并苟活。沉默和残暴共处一体，最后形成的就是“历史共业”。（“共业”是佛经术语，有兴趣者可自查）
鞋子和皮箱，虽然是两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符号，但于我而言，此行毕竟是旅行。根据自己的清单，二十四小时后，我穿着这双旅游鞋，已经行走在匈牙利和奥地利边境小镇索普朗（Sopron），执意去寻找一个边境的公园。那里应该有另一个故事了。
22：美俄关系：回到传统模式的美丽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