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悲歌:三次失败的续命
编者按:文明的产生是源自于人与人的协作,而加强协作效率的最优方法——就是建立共同体;但是,共同体过大,则易产生内耗,过小,又不能聚集足够的力量。
公元1644年3月19日,新顺王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陷大明首都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在太监王承恩的陪同下在煤山自缢身亡。
李自成还没把崇祯的龙椅捂热,仅仅1个月后,曾经的辽东总兵吴三桂和多尔衮率领的八旗军就联手击败李自成。
刚刚攻下北京城的女真人,为了取得政权合法性,顺治皇帝亲自主持祭拜了崇祯皇帝,以为前朝崇祯皇帝发丧的方式,向天下宣布:满清才是明朝的继承者,满清入关是为了替崇祯皇帝报仇。
如果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你要是认同攻占北京的清朝为合法政权,多半会被当成笑话。因为,相比于在南京的南明政权,刚刚入关的清政权其实是弱势的一方。
而和历史上偏安于南方,延续国祚152年的南宋相比,南明政权的名气无疑要小得多。
因为现在的人们对于南明的印象主要是两点:
一是国祚太短,南明永历帝朱由榔被吴三桂勒死是标志着南明的彻底灭亡,这距离1644年崇祯自杀也不过17年而已,实在不值一提。
二是百姓悲惨,满清军队对南明发动的战争总体攻势都是顺利的,另外,满清向南进攻的过程中,发生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全城人皆战死的江阴之战,这些都为南明增加许多悲壮的色彩。
如果我们单看这些孤立事件,给我们的感受是南明抗清与南宋抗元一样,都是弱小的一方顽强抵抗强敌,最后虽然失败,但依然可歌可泣。
但其实,至少是在弘光政权时,南明的情况要比南宋好得多。
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南宋可以对元军形成较为有效的抵抗,而南明却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一败涂地呢?
今天,笔者通过对南明史的简单回顾,试着找出问题所在。
弘光政权与江北四镇
1644年5月,在得知崇祯皇帝已死的消息后,江南的明朝权臣立即拥立福王朱由崧于留都南京即位,年号“弘光”。
南京是朱元璋时期明帝国的都城,虽然经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但南京作为留都仍然保留下一套完整的官僚系统,理论上讲,只要有朱家人即位称帝,南京这个备份政府就能立即开始运转。
1644年的形势图
而此时的弘光政权看起来很有希望。
首先,即位的福王朱由崧血统较为纯正,这样的血统给了弘光政权的较高的合法性。
其次,弘光政权手中的牌很是不错:
1.拥有帝国的经济中心——东南沿海地区,而北方和西南地区的战乱相比,这一地区相对稳定,其财政状况有较好的保证。
2.地势与兵源的优势,除了长江这道天险外,还有大约十二万的“江北四镇”兵马,如果南明政权能把“天险”和四镇兵马运用得当,不仅可以延缓势如破竹清军的攻势,甚至可以对清军进行有效的反击。
3.在兵力上南明占优,此时的满清八旗兵(包括:蒙古八旗和汉八旗)总兵力不到15万;而单江北四镇的兵力就有至少12万,而且在武昌的左良玉还号称佣兵50万,即便把左良玉的军队砍掉一半,南明依然还有30多万的兵力,即使不能反攻满清,防御抵抗应该是绰绰有余的。
而为了让这些临时拼凑起来的军队拼死效命,弘光政权做了很多激励措施:
1.给江北四镇守将黄德功、刘良佐、高杰、刘泽清以世袭爵位;
2.允许江北四镇守将自筹钱粮,招募军队;
3.江北四镇守将收复的失地,可以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为了续命,弘光政权几乎是把自己的命都交到了江北四镇的将领手中,按理来说,高官厚禄甚至兵权都交到你的手中,那么,咱们这些人应该上下一心共同抗击清军吧。
很遗憾,真实的历史正好相反。
江北四镇的将领根本没按弘光帝想象中的那样去做,接到上面的通知,他们就开始忙着抢粮,抢地盘(当然不是从满清手里抢,是互相抢)。
高杰军本应屯与扬州城外,而后出师北伐,但高杰军贪图扬州富庶,要求进城驻扎;由于高杰军军纪废弛、大肆抢劫的现象已被扬州百姓所知,于是,拒绝其入城。
高杰一怒之下竟下令攻城。
高杰与黄德功素来不合,高杰甚至曾经伏击过黄德功,而黄德功也不是省油的灯,在高杰被刺身亡后,马上就去抢高杰的地盘;江北四镇各将领面和心不和,南明给的激励政策,已经把江北四镇搅成一锅粥。
而湖北的左良玉闹的更欢,他不仅与当时的内阁首辅马士英不合,而且对弘光帝不满。
1645年3月23日,左良玉以“清君侧”之名从南昌发兵进攻南京。
被弘光帝寄予厚望的“江北四镇”和左良玉,除黄德功战死之外,刘良佐、刘泽清和左良玉之子左梦庚先后降清。
满清的军队可谓越打越多,越打越强。
最终,本可以大有作为的南明弘光政权,除了史可法、黄德功以外,几乎都是不战而降。
公元1645年5月23日,南京城破,弘光帝被俘后于翌年被清军处死,弘光政权灭亡。
电影《柳如是》剧照
而与清军对战中,南明君臣则忙于内斗,驻守扬州的史可法部此时仅有一万多人,虽然在战争期间史可法曾几次向弘光帝求援,但均未等来援兵。
弘光政权灭亡之后,满清和南明的实力才发生真正意义上的逆转。
没有地方豪强支持,你就是个屁
1645年6月,唐王朱聿键在郑芝龙的支持下称帝,年号隆武。
隆武皇帝与弘光帝不同,他对于收复失地的愿望很强烈,一即位就宣布要“光复帝室, 驱逐清兵, 以缵我太祖之业”。
隆武帝不但有决心,也有具体方案,他先制定了先南京(半功),后北京(全功)的战略方针,先在7月派大学士黄道周出征,前往浙皖地区。
8月命黄斌卿率水师, “从福宁出宁、绍、金、衢等处, 合兵进剿, 恢复南都”。
“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而在弘光政权覆灭后,因为剃发令,引起江南地区人民的激烈反抗,这让满清军队南下的进度得以延缓,与此同时,隆武帝的北伐也得到了当地民众的支持。
但是,作为地方豪强的郑芝龙,却对“收复失地”“出兵北伐”积极性不高,他更关心自己的实力受没受到损害,于是,郑芝龙对隆武帝的战略消极应付,而在满清军队南下进攻时,郑芝龙更是果断投降。
隆武政权的建立离不开郑芝龙这些地方势力的支持,但是,郑芝龙们的首要目的不是为了保证南明政权的存续,他们真正关心的是维持自己的势力不受损害。
所以,隆武政权制定的国策得不到当地豪强的支持,失败也就在预料之中。
1646年9月,隆武帝朱聿键被俘,随后绝食而死,南明隆武政权灭亡。
永历政权,李定国,两蹶名王
隆武政权灭亡后,1646年11月,明广西巡抚瞿式耜(sì)拥立桂王朱由榔称帝,年号永历。
此时,南明先前的优势已经消去大半,自身的优势已经没剩多少了,而真正能与满清军队一较高下的是原大西政权的余部。
张献忠战死后,出于现实情况的考虑,其部下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将率众归附南明永历政权。
永历政权
此后,原大西军将领开始了积极组织对清军的军事行动,在其后的军事行动中,李定国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在进攻桂林的战斗中,李定国大败清定南王孔有德,逼得定南王孔有德自焚而死;而在湖南衡州的战斗中,李定国又在阵前斩杀清敬谨亲王尼堪。
李定国接连斩杀清廷两王,史称“两蹶名王”,这样辉煌的战绩,令李定国名声大震,甚至让清廷有了与李定国分江而治的计划。
《李定国抗清兵》连环画
李定国的不断胜利,引起了孙可望的猜忌和嫉妒,留守大本营的孙可望便处处算计李定国。
曾经的战友最终发展成死地。
公元1657年(永历十一年、顺治十四年)八月,孙可望亲率十万大军向李定国发动进攻。
虽然,李定国仅三万余人,但孙可望依然不是李定国的对手,孙可望部下临阵倒戈,最后十万大军仅剩50余骑随其逃走。
不堪失败的孙可望一溜烟跑到长沙,投降清廷,当了清廷的带路党。
狩猎途中突然死亡的“义王”孙可望
有了孙可望这个“带路党”,清军终于摸清了南明军队的底细。
风雨飘摇中的南明永历政权,不见要面对军队的内讧,还要面对一个胆小如鼠的皇帝——朱由榔。
永历皇帝朱由榔极其害怕满清打过来,他唯一的想法就是能跑多远就跑多远,为了保命还受洗入了天主教,期望上帝能保佑他。
然而,前方有带路党,后方又有多方掣肘,李定国军对清军的战略逐渐由主动转变为被动,李定国最终也没保求生欲极强的朱由榔活命。
明永历帝殉国处位于五华山西侧的蓖子坡金蝉寺
辛亥革命胜利后,蔡锷等以“三迤士民”的名义,在“逼死坡”建立“明永历帝殉国处”石碑
1659年,朱由榔逃到缅甸境内,被缅甸王莽达收留。1661年,吴三桂率大军压境,莽达之弟莽白乘机发动政变,杀死其兄后继位。
1661年8月12日,莽白发动咒水之难,杀尽永历帝侍从近卫。随后,篡位的莽白将永历帝朱由榔“送回”云南,1662年6月1日,永历帝父子及眷属25人在昆明篦子坡遭弓弦勒死。
至此,南明政权彻底终结。
结论
回顾了南明三个主要政权的兴旺过程,我们会发现:三个政权都有机会,但只有弘光政权在合法性这一问题上,是大体被接受的。
弘光、隆武和永历政权在实力上是依次减弱的,但是,吊诡的是实力最弱的永历政权取得战果最多,实力最强的弘光政权却溃败的最彻底。
我们可以看出,正是因为弘光政权下的各方势力过多,过杂,而产生了严重的内耗;而最弱的永历政权下的势力则较为简单统一,反而容易形成强大的合力。
而三个政权在衰败的过程中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内耗。
而南明比较成功的抵抗行动,其地方势力都比较单一,没有造成多少内耗。
在大明正统这杆大旗下,各个小共同体可以暂时凝聚在一起,对抗共同的敌人——满清。而各个小共同体一旦产生“不愿他人强大”的内在恐惧时,使得他们面对满清军队时会产生应激性的投降。
基于以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南明灭亡的主要原因,是其各方小利益共同体间的纠纷所造成的,而这些小利益共同体天生对其他小共同体的做大有一种恐惧。
而病入膏肓、充满内讧的南明政权,在面对一个新兴帝国的全力一击时,自然没有对抗的可能。
(完)
参考文献:
[1]陈支平.隆武帝及其再评价问题[J].故宫学刊,2015(02):31-39.
[2]庞亮.试析南明隆武帝继统原因[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09):114-117.
[3]杨海英.隆武政权的中兴战略及其破灭——关于隆武“兵发五路”收复南京计划的研究[J].中国史研究,2000(04):117-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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