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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张艺谋和陈忠实为陕西经济发展抹黑?
文/冯北仲
文化名人与旅游之间是什么关系?
陕西旅游经济,是因为文人多而吃亏?陕西省10个省辖市和1个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敢问一下,这11个区的旅游局局长都是文人吗?如果是文人,那么是文人不好好发展旅游,文人应该承担旅游发展的责任。如果不是文人,旅游发展与文人有直接关系吗?
陕西是旅游大省,世人皆知。险峻的华山,雄伟的秦岭,浩浩荡荡的黄河,清澈秀丽的汉江,自然环境优美,物种资源丰富。陕北有高原沙漠,关中集人文荟萃,陕南遍清山绿水。三个地段,不同区域,文化纷呈,紧密交织出一个个性的,沉稳的,厚重的陕西。省会西安,惊叹于人类,闻名于世界,十三朝古都,光辉灿烂加之沉郁苦难。一个绚丽的,多难的古长安,承载了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一段,八水为之高歌,清流亦而落泪。历史永远不会只是明媚的春天,多愁冷雨的秋日,随时相伴。尽管,长安拥有秦汉唐的辉煌,但也有五胡之乱。旅游于陕西,自然加人文,两者兼备,华丽掩拙朴,厚实藏秀逸,彼此呼应,尽显历史底蕴,人文情怀,山水风韵。北方人来陕西,多是欣赏山水,南方人来陕西,多是尽观古迹。不论南北,皆知华清池兵马俑,大明宫芙蓉园。旅游,在目前的陕西,主要沾的是祖先的光,吃的是历史的饭。当下的陕西文化名人,距秦皇汉武李唐盛世,多少年了?名人又是从哪个朝代走来的?怎么就阻碍了当下旅游的发展了?哪个文人是刘汉的后人,李唐的后人?若皇族后人做了当下文人,绝对出来抗议,为什么把我先人圈个笼子砌个院墙来卖钱!?卖的钱,为什么落于财政收入?为什么不给我?!
文人对于名胜古迹,赋予其精神的意义,文化的积淀,心灵的安放,人生的启示,当下用“经济”俩字来言说,太单薄,太枯质,无法涵盖其博大的内容,无法估量其无限的价值!引申之,若对文人用一般的“经济”来衡量,是变异的,畸形的,丑陋的。社会的文化走向,精神领地的持守,文人的身份地位,若用狭隘的“经济发展”来要求,来衡量,那是诬蔑,着实令人恐惧,气愤,担忧。
凡有文化之人,皆晓得一个道理,文人是引领旅游发展,提高旅游品次的,如浙江的“普陀山”,河南的“嵩山”,山西的“恒山”,没有普济寺,没有少林寺,没有悬空寺,没有文人题字,没有文人咏唱,它就只是一座山,再看还是一座山,一个土疙瘩,没有任何文化意义,也没有任何让世人瞻仰的必要。再问,浙江河南山西,这几个省份旅游经济发展落后吗?相较陕西,我们相关管理人员,还有学者研究者,不自省,不悔悟,只知找替罪羊,推卸责任,竟说成“我觉得吃亏是因为陕西文人太多。”文人来背锅!这样的语,不知陕西人看了,是哭,还是笑?
张艺谋的艺术才华,新奇,浑雄,大气,是中国导演杰出代表人物之一,中国承认,世界承认。张艺谋走到哪儿,保准,让人想到陕西的兵马俑。他身上,洋溢着陕西人的气质,能代表陕西,纵横中国,冲向世界,成为公认的名导。陕西出了张艺谋,外省人无不羡慕,而今,却成了“负能量满满”。
陈忠实的一部《白鹿原》,流传至今,畅销依然。拍成电视连续剧,在全国热议不断。为陕西争了光,镀了金,却也成了“负能量满满”。
陕西这块土地,自古文人多。文人多,是盛世之幸。唯盛世,文人频出,文运昌隆。汉代兴大赋,出了司马相如和扬雄,唐代诗闻名,有李白杜甫,李商隐杜牧。汉唐帝国,国威浩荡,文人聚集,殊不知,哪位诗赋名人阻碍了“城市品牌国际化传递正面效应”呢?
还有,旅游业不是旅游,一个之差,意义有别。旅游业是经济行为,是政府出面干预。为什么发展旅游业,怎么发展,发展的方向在哪里?皆是政府层面要面对的经济问题,需要拿出系统的,可行性的,策略性的议题和方案。而不是单纯批评几个文人能解决的,这叫王顾左右而言他。
张宝通说:“我对陕西三大名人不看好,评价不高(贾平凹,张艺谋,陈忠实),从政府角度看,他们对陕西的发展完全起到了错误的作用,抹黑作用,没有起到促进作用。他们给人们展示的是陕西的封闭,落后,他们主要描述的都是童年的事情,童年的落后,给外界一个陕西就是封闭落后的印象,完全没有起到促进作用。”
记者就“西安打造文化如何搞?”提问,张会长谈到了陕西三大名人,贾平凹,张艺谋,陈忠实。
就张会长说的“他们对陕西的发展完全起到了错误的作用,抹黑作用,没有起到促进作用。”此言论,前文已分析,结论昭然,此处不再赘述。
从张会长言论中,笔者妄加猜测,他没有读懂三位名人的艺术作品。什么叫童年的事情,童年的落后,给外界一个陕西就是封闭落后的印象?这话从一个带“家”的人嘴里说出,太让人瞠目结舌。什么是艺术?恐怕他还得好好补课了。童年是一个作家的“心灵故乡”,没有对“童年”的理解和情怀,一个作家不称为优秀的作家。这里的“童年”不是专指作家个体小时经历的童年,而是指一代人的过往,人类的“童年”。每个作家从事写作,都有个轴心,再怎么写,写得再怎么多,都不离开这个轴心,外国有马尔克斯和福克纳,中国有莫言和贾平凹。地理的设置,是个艺术的概念,不是经济学概念,也不是社会学概念,它带有强烈的艺术氛围,假设一个环境,来承载作家的精神世界和思想维度。懂艺术的人,都懂这个道理。
贾平凹的创作,从不是单线直行,是不断的突破和探索,他早期的长篇小说《浮躁》在思想层面的价值,根本不是一个“童年”来理解和诠释的。笔者在拙作《哲学范畴的文学诠释中——(时间篇)》就这部小说,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在“时间”的哲学意义进行了对比。在哲学上,以“时间”而言,《浮躁》达到的高度,胜出了《喧哗与骚动》,当然,这仅是笔者一家之言。再者,贾氏的《废都》更有其艺术性和思想性,主人公庄之蝶是大都市的知识分子,他的经历,是普遍的社会存在的典型,具有强烈的批判性。这样优秀的,有时代前瞻性的小说,贡献给陕西和中国社会的,是一个时代交替时人性的疼痛,精神的迷茫,一个毒瘤的剖析,这是属于陕西的,也是属于中国的,属于世界的,怎么被冠以“给外界一个陕西就是封闭落后的印象,完全没有起到促进作用。”后面的《秦腔》,《带灯》和《极花》等等,贾氏都是带着深深担忧和博大的悲悯情怀,对当下农村社会进行了反思和审视,受到了全国众多读者的喜爱和好评,在国外影响面也相当大,这怎么能是“对陕西的发展完全起到了错误的作用,抹黑作用,没有起到促进作用。”
陈忠实的《白鹿原》,众所周知,是一部民族的史诗!它的价值,自不待言。就凭陈忠实去世,四万人前去送行,国家领导人献花圈,就知拥有的读者和认可度了!不知张会长这么评价贾平凹和陈忠实,是出于个人私愤呢,还是出于民族大义?
张会长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应该深谙什么是经济学。不管是研究宏观经济还是区域经济,定是明白,必须有自己的一套经济理论体系,放眼陕西的各项经济指数,分析经济现象。一个经济学家的主要任务,是从经济指数中总结得失,提供具体发展思路,图谋下一轮势态进展。经济是各行各业的数字化,是动态的,不是静止的,成本核算,财务管理,金融投资,评估分析,等等,是一套严密的数字体系和价值体系。经济必须是具体的,有数字记载的,有核算方法的,有债权债务报表的。张会长是经济学专家,在评价三位名人时,忘了拿数据说话。在陕西省的各行各业经济发展中,具体数据是多少?这三位名人让数据减少的幅度是多少?减少的幅度与这三位名人有多少联系?张会长应该公布出来,与大家详细分析说明,才可服众。因为,经济学是严密的数据学,不是凭感觉说事,不是凭个人主观意识说事!经济学,若凭个人臆断来决定,大陕西的经济发展,恐怕令人很是担忧!
贾平凹张艺谋陈忠实,这三位名人,都是艺术家,属艺术科。且三位名家,已是艺术行业顶尖级的艺术家。张会长是经济学家,属于实科。行业差距,是显而易见的。当然,不能排除有些实科人士,懂得文学艺术不比文科人少,这种人也确实存在。经济与艺术,有关系,也有区别。经济是基础,这个道理,有点文化的人都知。可经济这个基础不是随便当的,是在国家有效调控之下,受市场制约,作为社会基础的。艺术是形而上的,是人在吃饱喝足之下,寻求精神寄托的产物。当然,也有吃不饱喝不足的人,专门注重于精神的追求,为艺术献身,不计较物质利益的得失,有的人,当乞丐都愿意。
艺术的发展,并不是完全受经济制约,它有自由度,有灵活度,有随意度,有个性,有特点,有气性。真正受经济制约的是意识形态的文化,是教育体系的文化,而不是艺术。艺术和文化有别,虽然艺术属于文化。艺术的独立性,是独一无二的,就是个体的自已,一个精神符号,一个心灵感应,一个语言标识。尤其优秀的艺术,与主流文化是对峙的。文化的花园里,虽是百花竞妍,却受着制度,规章,秩序,人为的影响和限制,是可控的。而真正的艺术,是非主流的,叛逆的,也可以是平和的,中庸的,就像人,什么人都有。而独立的人,就是艺术家,有的是高才,有的是庸才罢了。在人类文化长河里,不管哪个国家哪个时代,永远为艺术撑有一方自由天地。优秀的艺术家,是勇士,披荆斩棘,昂然走在时代前列,是孤独的行者,不一定属于生存的这个时代。那么,作为这个时代的经济,对优秀艺术家的制约,那就是零。而优秀艺术家创造的艺术,对于经济的反作用,却是决定性的,甚至是颠覆性的。
说到底,张会长对艺术和经济的辨析不够清晰,对文人与历史的认识不够深刻。他对三位优秀艺术家进行了个人判断,并把个人的感觉,上升到影响全省经济发展,起了抹黑作用的高度,太令人不可思议!对于三位艺术家,是毁是誉,不会带去任何影响了,他们已是铜墙铁壁,坚不可摧了。可是于他张会长,就有影响了,试问,一个省的经济发展,如果决定于艺术家,那要经济学家干什么呢?余秋雨和麦家名气大吧,不知他们影响了浙江的经济发展没?给浙江的经济发展抹黑没?尤其麦家,写的那小说,暗算什么的,能促进浙江经济发展吗?
“经济”是个学科名词,生活中的经济最实质处,便是吃饭。经济紧张了,嘴就要扎紧。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腰包鼓鼓,不愁吃喝,可张口就来,不是好事,饭是可以乱吃的,话却不能乱说。
2018年5月30日晚于止玄斋
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
冯北仲,哲学硕士,陕西文学院签约作家,入选“陕西省首批百名优秀青年作家艺术家资助计划”(作家类)。先后在《广州文艺》和《时代文学》等杂志发表作品若干。出版长篇高知题材小说《遗园》。
近年,潜心于高知层题材长篇小说创作,关注人物的情感和命运,致力于精神层面的追问和反思,试图通过一系列作品诠释在传统文化及多元文化下当代高级知识分子的行为价值和人生意义。
来源:浅海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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