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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一位黄土铸就的秦国人
“艺谋是真正秦人的后代。”第五代著名导演陈凯歌在随笔《秦国人》一文中这样描述他的同学张艺谋。四年求学，三年摄影的经历，使张艺谋始终借由影片传达着对于西部文化的绵绵情丝，也宣泄了平日不苟言笑的自己不断压制的滚滚激情。
从一举获得第38届柏林金熊奖的导演处女作《红高粱》，到展现压制之欲的《菊豆》，再到《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和《我的父亲母亲》，正是张艺谋在八九十年代对西部地域风光与风土人情这般诚挚的书写，才使中国电影以一种盎然而反叛的气势，在国际影坛上完成了一次果决而明朗的突围。
陈默曾在《张艺谋电影论》中评价道：“‘第五代’的‘新电影’是具有了强烈的反偶像、反迷信、反神话、反传统的反叛意识和忧患意识，深深地嵌入历史反思的深层，强调开掘文化底蕴和重新审视现实的思辨型知识分子电影。”
他的西部电影通过展现由诸多角色所交织而成的充满张力的社会空间，从中发掘出西部人的欲望、尊严、个性及价值。而在他表现中国新社会转型时期的电影中，多展现西部民众在诸多社会空间中的肉身欲望及精神旨归的尖锐冲突，由此传达他对于西部民众生存境遇的深沉的人文思考。
人性的觉醒与反抗，个体生存状况与社会关怀，是张艺谋西部电影中恒久的主题。在《红高粱》中，张艺谋刻画了一群敢爱敢恨、活得痛快舒展的人，为他们唱响了生命的赞歌。张艺谋认为，人首先得以最原始的姿态那样热火朝天，有滋有味地活着，然后再谈活着的意义。
《红高粱》是张艺谋独立执导的第一部电影，也是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该片的故事背景是抗日战争时期西北的黄河流域，这片黄土地在电影中不仅具有造型作用之外，还体现出了一种自然与生命的远古意味。 本片中最重要的自然风光是那片面积巨大，时常有盗贼土匪出没的高粱地。高粱地不仅是故事发生发展的空间背景，也反映出电影的地域特征并象征着生命的神圣和力量。当电影中“我奶奶”泪水满面、仰天躺在“我爷爷”踩踏出来的那堆当作临时床铺的野高粱上时，银幕上一连出现了四个叠画的狂舞高粱镜头。在这里，高粱是生命力旺盛的象征，也是爱的见证。到了九十年代，张艺谋把人性的关怀，从生命的本能和欲望，转为人的尊严与价值，从酣畅淋漓的火热宣扬，变为对弱势群体含情脉脉的温暖注视。《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因为村长踢伤了自己的丈夫而没有给个说法，就一直从村里告到县里，一直告到市法院，故事本身就是维护人性的范例。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阶段，但在改革开放初期，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惠果并没有惠及到广袤中国的角角落落。
秋菊告状的过程是秋菊捍卫自我权益的过程，但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内化在秋菊与村长观念中的差异产生的矛盾在他们执拗的性格的催化下造成了他们二人的悲剧性。并且，秋菊最后打算放弃自己执着的观念与村长和解时，发现她与村长的矛盾已经不是她自己能操控的。因此，在刚硬与刚硬的碰撞下只能造成悲剧性的结果。农村场景、法律题材、纪实手法是这部电影的外壳，改革开放十几年后普通人自我权益的觉醒，才是影片所要表达的内核。
《一个都不能少》通过展现一个自身需要拯救的孩子对另一个孩子的拯救，张扬了富有忧患意识和朴素人道主义精神的爱与关怀。魏敏芝跑了调的“我们的祖国像花朵”的歌唱和她“自不量力”的寻找，其实是主流意识形态及处在城市小康社会的成人世界：山区众多上不起学的孩子并非像沐浴在阳光下的花朵，他们需要爱与关怀。《我的父亲母亲》以抒情性的叙事笔触歌颂了人间的挚爱纯情——既是为真情与真爱缺失的世纪末注入一股清新的气息，又是对物欲横流、情欲泛滥的现实人情事态的挑战，也展现了张艺谋对过去的两情相悦、诚心执手的纯真爱情的呼唤。
而就在上周，张艺谋在时隔多年后回归西部主题，推出了“一部关于电影的电影”：《一秒钟》。相较于八十年代的激情反叛，九十年代的社会反思，这部影片则更像是张艺谋对西部电影创作的情怀回望。他在接受《电影艺术》以《一秒钟》为主题的采访时说到：“我其实一点都不喜欢咀嚼过去年代的那些苦难，因为我是讲故事的，我倒觉得我主要表现的是一些青春的记忆，是我青春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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