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纪元金小燕韩燕丽《“述而不作”何以成就孔子?》

材料一:

在《论语》里孔子被描写成一个教育家。从某种观点看来，也的确如此。他期望他的弟子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成人”(《论语.宪问)),所以教给他们以经典为基础的各门知识。作为教师，他觉得他的基本任务，是向弟子们解释古代文化遗产。《论语)记载,孔子说他自己“述而不作”(《论语.述而)),就是这个缘故。不过这只是孔子的一个方面，他还有另一方面，这就是，在传述传统的制度和观念时,孔子给予它们的解释,是由他自己的道德观推导出来的。例如在解释“三年之丧”这种古老的礼制时，孔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论语.阳货)换句话说，儿子的一生,至少头三年完全依赖父母,因此父母死后他应当以同样长的时间服丧,表示感恩。还有在讲授经典时,孔子给它们以新的解释。例如讲到《诗),他强调它的道德价值时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论语.为政))这样一来,孔子就不只是单纯地传述了,因为他在“述”里“作”出了一些新的东西。

这种以“述”为“作”的精神,被后世儒学传之永久，经书代代相传时，他们就写出了无数的注疏。后来的《十三经注疏》，就是用这种精神对经书原文进行注释而形成的。

(摘编自冯友兰《孔子：第一位教师》)

材料二:

“述”的内涵非常丰富。《说文解字》将“述”解释为“循”;在现代汉语中，“述”可以理解为“叙述”“陈述”“讲述”“论述"或“阐述”等等。

在《中庸》中，儒家德性“孝”的定义和“述”是相关的。《中庸》:“夫孝者，善继人之态，善述人之事者也。”如果我们将“孝”的这种解释和孔子在《论语.述而》第一章中的自我描述联系起来，“述”的深层含义便跃然纸上，也就是“述”表达了“孝”的德性。孔子践履“孝”这种德性的对象是天。《论语.八佾)讲到，“天下之无道也久实，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孔子道德追寻的是天的使命。对于孔子而言，他的工作就是传天道，兴天道。在《论语.阳货》第十八章中，孔子说他不想再说话，但是他的弟子子贡说:“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孔子回答:“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从这段话中可以得出两点:第一，孔子述的是天道，天是最终的创造者;第二，孔子认为自己是天道的述者，子贡则将自己看作是孔子思想的述者。孔子践履德性的活动表达了对天的“孝”，而子贡践履德性的活动则表达了对孔子的“孝”。

因此，孔子将他对经典的传承比作一个孝子做的事情。儿子对父亲最大的孝是对父亲志向、事业、梦想的继承、实现和发扬光大。同样孔子述的天道也是对天的孝。对于孔子而言，他的智力活动是恢复天道，这就是对天尽孝，在孔子那里，“孝”的含义涉及了延续文化传统和历史传承的义务。

孔子不是唯一把哲学活动与“孝”联结起来的人。孔子与柏拉图早期的作品《游叙弗伦》对“孝”的定义殊途同归。苏格拉底的话问对象游叙弗伦得出“孝”是公正的一部分，“孝”是人类对上帝的侍奉。苏格拉底认为自己的哲学活动就是对神灵的侍奉，自己的问答法就是对神灵的侍奉。基于苏格拉底对上帝侍奉的论证，苏格拉底提供的答案就是进行哲学活动是对上帝真正的“孝”。对哲学活动与孝的密切联系，亚里士多德也有所表述。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说，“孝”要求更加尊重真理而不是尊重你的朋友。他认为“孝”的对象是真理，而不是上帝。践行“孝”这一德性活动是追求哲学的严肃义务，因为追寻哲学是为了探寻真理。

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把哲学活动和“孝”联结起来，尽管每一个人对“孝”的理解不同，这也反映了他们做哲学的方法不同。苏格拉底通过诘问的方式审查人的信念；亚里士多德更多地是通过对前人理论的考察、批判发现真理；孔子则认为从事“孝”的活动就是对天道的传承。

(摘编自余纪元金小燕韩燕丽《“述而不作”何以成就孔子?》)

材料三:

“述而不作”的信条影响深远，达两千年之久，成为风气。自孔子以后,儒家教育多遵从这一原则,以传授、注解经典为已任。要从事这一学问,必然熟记经文才能言而有据。因而，熟记经典成为学生的基本功。

孔子教育弟子是为了让他们从政，用子夏的话说是“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隋唐以后,科举盛行，官方明确规定了读书人的出路，只有为官一途。学校成为向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科举使用八股文体，专以四书五经命题，以儒家经典考学生，答案阐释以经典为准，不允许有超出范围的见解。

可以说，孔子“述而不作”的信条,使得他在教学中有偏重继承、轻视创新的倾向；伦理关系与师生关系的结合，造成学生对教师的依赖，这使人们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减少或部分失去了探索未知的兴趣。这样使得传统教育以教师解释、学生背诵为基本方式，因循以往，缺乏创新精神。

 (摘编自李杨《“述而不作”与传统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