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金刻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终身副教授）
当今社会越来越呈现出一种网络化趋势，从技术到企业、银行、全球供应链，甚至文化和语言，都在一个大的网络环境中传播、交互。因此，要理解现代经济的运行方式，首先需要找出以下问题的答案：经济冲击如何通过网络进行传播？企业如何在网络关系中开展业务？一个国家如何通过其基础设施与全球经济相连接？应该如何利用网络助力生产率的提高？除此之外，传统经济思维强调竞争和替代关系，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优势互补、互联互通、加强合作越来越成为全球经济的新主题。在此背景下，我们需要从跨国网络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视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我们还需要仔细思考网络本身可能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网络的发展会突破国家主权吗？它们会削弱霸权主义的力量吗？全球网络关系是凭空出现的，还是人为塑造的？在全球网络中，谁将发挥主导作用？75年前，中国是参与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44个盟国之一，自那以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个较为封闭的落后国家转变成了与全球经济联系最紧密的国家之一。随着全球经济网络的建立，新的经济关系慢慢浮出水面，而中国凭借自身在网络构建中的经验和作用，成功推动了全球网络的发展，并有望成为其中的领导者。网络领导者这一角色，并不寻求控制权，而是努力保障网络的顺利运作，以及其安全性和可持续性。迄今为止，实践告诉我们，消除要素市场扭曲的改革可以大大提高经济效率。但是，中国能从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迅速转型为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之一，则取决于另一些因素。40年前，中国实行的是中央计划经济，缺乏良好的市场运作。政府对很多生活必需品和消费品实行定量配给，并制定生产目标和价格。利用积累资源和动员资源的能力，政府可以协调国内各个要素，推动经济发展。国家就如同一个巨大的网络，建设了连接各地区和人员的基础设施，为各行业和公司提供支持。随着网络的建立和不断扩大，生产率也提高至顶峰。通过建立联系来促进经济发展的思路可以追溯到阿尔伯特·赫希曼（1958）。赫希曼发现，通过建立“向前和向后的联系”，可以不断加强发展，从而形成良性循环，这种机制超越了简单的规模经济。例如，纺织品生产商需要原材料、机器、技术、营业执照、运输网络、电力等投入，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使总产量大大降低。中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商业网络和运输网络，使得这些投入能够被迅速连接在一起，从而提高投入的价值，并使工厂、公司产生积极投入的动力。西方花费了100年的时间来创造和联系市场，而中国在短短20年内便做到了这一点。
全球范围的网络效应
网络效应也同样适用于全球经济。大量证据表明，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例如，2011年的日本地震对美国经济的某些部分造成了严重破坏；全球供应链的转换成本越来越高。另外，在金融领域，债券、股票、住房和资本流动的跨境风险敞口将政府、中央银行、投资银行和公司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其中一环出现问题，便有可能导致大规模的违约和倒闭。在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各个领域、各个国家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突出。正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联系很紧密的世界里，各国资源的价值才能被充分挖掘出来。比如，当技术和贸易的成本逐渐下降时，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便成为了一项重要资产；150年前，来自中东国家的石油毫无用处，但如今却是全球最宝贵的资源之一；铑和锂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当今世界需要电池来生产电动汽车。全球范围的网络效应使各国的资源和产品变得更有价值，同样，各国资源和产品也令这张连接世界各个角落的“网”变得熠熠生辉。既然互联互通如此重要，那么，每个国家是否都应该在建立联系方面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呢？再以基础设施为例，它通过公路、铁路、输电线路和天然气管道连接各国，而中国希望将其迄今孤立的内陆地区与欧洲建立联系。但是，如果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周边国家不能修建与其他国家相连的铁路、公路，那么中国的所有努力便没有了任何实质性价值。同样，肯尼亚拥有着现代化、高效率的港口，但是由于没有连接安哥拉和沿海地区的铁路，这些港口便无法发挥作用，安哥拉宝贵的自然资源也无法外销。
所以说，网络关系越丰富、越复杂，每个连接的价值就越大。只有在全球基础设施网络相对完备的情况下，才会产生正外部性，且生产率收益也将达到最大化水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全球范围内，每个国家的行为都会通过网络产生相当大的外部性。
中国：一个促成者？
如果政府不充分内化这些外部性，构建和维持各种网络的努力将无法达到最优效果。此外，对小国家而言，这不只是意愿问题，也是能力问题，毕竟，建立国际联系比国内联系难得多。大量政治、管理、信息或不结盟方面的跨境摩擦和冲突广泛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协调国家关系和减缓各种摩擦的角色应该由谁扮演，是一个超国家主体还是一个主权国家？如果说传统的霸权国指的是有足够力量强迫其他国家遵行其制定的规则，那么，网络时代领导者的全新权力则是通过与各方互联，在发起、构建和扩大网络的行动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参与者。霸权国的概念应该随时代改变，其行为也要有相应的转变。全球公共物品供给中各国的责权分配问题历来是个无法妥善解决的分歧。它可以追根溯源到一个经典问题，即诸如美国这样的富有国家应该承担多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开销。全球网络和公共产品有一些共同点，但仍属不同概念，而且需要对国际合作有不同的考量。构建网络中各方的联系与为公共产品出资不同，后者往往具有可替代性，而前者则有更多互补性。在很多网络案例中，一个国家撤回了某些投入，会从实质上影响整个网络状况。在一些极端案例中，网络中每个国家的投入都很关键，那么其中一国违背承诺，都会导致整个体系的瓦解。在这样的情况下，网络的稳固程度取决于其中最薄弱的环节。联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构建和打通各个网络。基础设施网络中有一些“关键节点”，由处于重要地理和战略位置的国家占据。但其中一些国家可能太小或太穷，无法成功建设跨国基础设施，而且这些国家可能也无法承受跨国基础设施带来的某些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体量和规模更大，或有能力承担风险的国家积极参与进来非常重要。与其他大型经济体相比，中国能从某个网络中获取更大的国家利益。中国在“一带一路”这个网络中占据了更中心的地理位置，也更依赖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对非洲的资源也有更大的需求。如今，位于一个网络的中心会有许多实质性特权。15世纪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崛起是一个展现权力如何产生于网络地位之中的绝佳案例。一开始，美第奇家族既不是最富有也不是最有政治势力的家族，而斯特罗奇家族在经济实力上更强大，在立法机构中也占有更多席位。但是通过联姻，美第奇家族跃升至通过家族通婚、经济关系和政治赞助缔结的关系网络中最重要的位置。科西莫·迪·美第奇通过提升家族地位巩固了其政治经济力量，使得美第奇家族成为“文艺复兴之父”。
中国目前已经成功地成为了全球网络构建者。通过参与各类全球事务，不论是通过海外投资、国际基础设施建设来建立真正的国际化机构，还是通过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建立关系，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的中心枢纽。可能没有国家比中国更深谙关系网络的力量，“关系”是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关键。即便是从历史角度看，中国也是关系网络的建构者。发端于公元前2世纪，古代丝绸之路联接了亚洲和欧洲。从中国古都长安绵延7000公里，一直到达雅典和君士坦丁堡。古往今来，丝绸之路不仅搭建了商贸交易之桥，也构筑了不同文化和族群的沟通交流之桥。商人学习所到之处的语言和习俗，对他们的谈判和贸易有所助益；造纸术和印刷术也通过丝绸之路走向了全世界。世界日益增长的关联性是当今经济政治生活的不争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全球经济的三个主要支柱，显示出了缔结网络的重要性。一直以来，中国持续倡议用多边方式应对世界面临的严峻挑战。1980年，中国在布雷顿森林机构的席位恢复后，有了更多参与多边机构各项事务的机会。布雷顿森林机构和其他相关机构也在债务难题、金融危机以及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等问题上协调合作，合力构建全球网络。APEC和G20等国际论坛向来在国际合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以积极的姿态参与这些多边网络的建构。西方有一些声音对中国未来在多边机构和论坛会议中可能的主导地位表示担忧，甚至带着些许恐慌情绪。虽然中国深知自身限制，没有美国式的超级大国抱负，但中国仍将努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中国会成为其他国家的威胁还是国际网络建构中的关键角色，完全取决于它未来几十年在正确意图和执行方式之下的每一步行动。也许中国有肩负更重大责任和成为全球领导者的野心，正如西塞罗所言，“你不用说服我，你手中的权力自有说服力”。一个灵活的网络不是霸权性的，既需要多方管理，也需要动员各方主体。如果其他主要国家决定从国际舞台上退出或者放弃其主要责任，中国不仅需要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也要鼓励其他国际社会成员做同样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命运不仅是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同时也要认识到其职责和收获是构建一个全球协同发展的体系，各国可以通过这个体系在现有基础上进行更好的资源整合，并通过一个国家的成功带动其他国家的发展。
文章来源：《北大金融评论》杂志2019年第1期（创刊号）
本篇编辑：鞠諃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