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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江南|何荷:日本近代旅行指南中的中国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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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研究论坛】的【全球江南】系列,收入相关文章、讲座等。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北京大学学报 Author 北京大学学报


作者简介


何荷,四川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助理教授。


本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4期,引用 / 转发等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参考注释请参见原文。



日本近代旅行指南中的中国江南



摘  要:近代日本第一本有关江南的旅行指南《江南的名胜史迹》,通过与名胜史迹相链接的典故和诗歌铺陈江南深厚的文化底蕴,建构江南形象的同时规训读者的江南认识;由苏州精养轩旅馆出版的《苏州指南》则将精养轩旅馆包装成一家联通中日致力于所谓的“日中亲善”的旅馆,同时借助“日中快速联络船”的开通带来的便利条件打造江南游览“专线”,推动江南成为了近代日本人中国旅行的热门目的地。相较于日本情报机构公然阐明的对中国的征服、占领和侵略,近代日本有关江南的旅行指南则用一种天真无辜的浪漫想象构建与江南的“一体感”和“亲近感”,以此触发国民视江南为日本国土之延长线的殖民欲望,无形中参与并融入到了近代日本开展江南经营与殖民的历史话语中。


关键词:《江南的名胜史迹》;《苏州指南》;苏州精养轩;日中快速联络船




阅 读 导 引


一、《江南的名胜史迹》的江南形象建构

二、江南游览“专线”与《苏州指南》

三、苏州精养轩与东京精养轩

结  论




诞生于日本近代旅行热潮的旅行指南,虽处于历史、文学、文化等大叙述的缝隙,却同样裹挟在日本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无论由其规划的线路、设置的景点、叙述的风景,还是安排的交通工具甚至下榻的酒店,都是一种制度性的建构,而并非脱离于民族国家政治之外的存在。毋宁说恰恰相反,它深深地嵌入其中,不啻近代日本开展中国经营甚至合理化中国经营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一环。20世纪初,随着日本近代海外旅行热潮的兴起,中国江南以其秀美的风光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吸引了大批近代日本人纷至沓来。随之诞生的旅行指南通过有关江南的风景叙述、旅游线路、名胜古迹之历史沿革和文学典故的记述考察,甚至旅馆银行、烟酒丝绸、胭脂水粉的广告,以最直观的方式图文并茂地呈现出江南的地理历史、文化传统,在建构起江南形象的同时,也塑造了近代日本人的江南认识。相较近代日本在华情报机构(如东亚同文书院、满铁调查部)以“侵略”“扩张”为目的而写就的富于政治性意义的地域调查,旅行指南为近代日本人建构江南形象的意识形态色彩以及合理化江南经营的话语策略,则似乎被“旅游”这一充满浪漫主义想象的认识装置遮蔽了。鉴于此,本文试图打破以“游记”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先行研究模式,聚焦20世纪20年代前后江南游日渐盛行时期的日本近代旅行指南,分析旅行指南如何通过建构江南形象来塑造近代日本人的江南认识,推动江南成为近代日本人中国旅行时的热门观光地;同时以出版《苏州指南》的精养轩旅馆为例,探究日本政府如何通过有关“旅行”的话语,触发近代日本人对江南的一体感和亲近感,从而合理化对江南的经营与侵略。

一、《江南的名胜史迹》的江南
形象建构

1921年3月,日本近代第一本江南观光指南——《江南的名胜史迹》出版面市了。和田博文认为,《江南的名胜史迹》的出版,改变了旅行者只能从上海旅游指南的附录中搜寻江南信息的状况,填补了“江南”观光指南的空白,从而积极肯定了《江南的名胜史迹》作为近代日本第一本专门介绍中国江南的日文旅行指南的存在意义。

(1923年版《江南的名胜史迹》扉页)

《江南的名胜史迹》的作者池田桃川在该书的绪言部分写道:“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本日文版的江南观光指南可供我国人参考,实为憾事。经友人劝说,我对江南各地名胜进行实地踏查,写成了这本小册子。……本书以史实为主,但并没有将踏查到的全部史迹介绍出来,对于那些没有必要或是大家不感兴趣的部分,则简略介绍或完全不做介绍。”柄谷行人认为,“名胜史迹”与“风景”是两相分离的概念,所谓名胜史迹乃是“笼罩着历史、文学意义(概念)的场所”;而风景则是“人类发现并创造出来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池田桃川为撰写旅行指南到江南进行的实地踏查,实为“风景的发现”之过程,即:通过其自身的情感结构、认知结构发现风景并写入旅行指南。从“并没有将踏查到的全部史迹介绍出来,对于那些没有必要或是大家不感兴趣的部分,则简略介绍或完全不做介绍”的表述来看,读者能够读到怎样的江南风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江南的名胜史迹》的选择和塑造。而原本因不同地理、历史、文学意义而相区别的江南的名胜史迹,经由池田桃川的选择和书写,则成为了整齐地罗列于书页上的均质化的江南风景。那么,《江南的名胜史迹》到底发现了怎样的风景,又为近代日本人建构了怎样的江南形象呢?

(在江南进行实地踏查的池田桃川影像)

《江南的名胜史迹》以城市划分章节,每章开头均为与该城市相关的中国诗歌,如《吴城览古》《泊秦淮》《白堤》《焦山望松山》。池田桃川在各章的起始部分对各城市的交通、旅馆、饭店、物产进行简要说明之后,倾注大量心血在名胜史迹的历史沿革、故事传说以及与古迹相关的名人佳作、古典诗歌的考察上,并且不乏主观评价。例如,在《西湖》一节,作者花费48页篇幅考察了西湖的历史、传说、典故,并在该书的附录部分,以《西湖诗》为题收集了唐、宋、元、明、清历代诗人的西湖故事及西湖诗歌,涉及诗人50余人,诗歌30余首。此外,《虎丘》一节用12页篇幅介绍了虎丘山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文学典故;《寒山寺》一节则详细追溯并介绍了寒山寺之寺名的由来,文徵明和俞曲园所撰《枫桥夜泊》诗碑,以及对《枫桥夜泊》中“江枫渔火对愁眠”之“江枫”一词的考辨。不同于日本政府机构铁道院出版的《朝鲜满洲中国指南》等导游书的客观、简洁、理性,以及对交通、旅馆、饭店、行程安排的大篇幅介绍,《江南的名胜史迹》将重心置于对江南史迹的细致考察上。其中大量江南古典诗歌以及神话典故的引入,让池田桃川的“江南旅行攻略”相较于同时期的旅行指南显得更为主观、感性,且富于文学性。值得注意的是,在1920年前后,中国国内也同样诞生了大量旅行指南,但无论是1921年朱揖文编纂的《苏州指南》,还是1925年世界书局出版的《苏州快览》,均侧重于对苏州之交通、邮电、教育、医疗、史迹等的介绍,鲜有对名胜史迹背后的传说、典故、诗歌的考察和叙述。而《江南的名胜史迹》则由传说、典故、诗歌所写就,富于强烈的“文学性”,其意义已远远超出一般意义上的观光指南,为江南赋予了诗意、浪漫、感性的美学属性。不如说,《江南的名胜史迹》呈现给读者的并非现实的江南风景,而是一幅由诗歌、美文、典故、神话等组合而成的有关江南的“汉诗文风景”。从命名方式来看,池田桃川并未将这部近代日本第一本有关江南的旅行指南定义为“指南”或“快览”,而名之为“江南的名胜史迹”。这一命名方式透露出池田桃川选择的风景并非全景式的现实江南,而是有着历史及文学意义的名胜史迹。而这一选择的理由或许就在于被选择的风景需要与书写名胜史迹的汉文学相接而生成意义,因为比起地理空间的现实风景,罗列于书页上的“汉诗文风景”,似乎更容易触发近代日本人对于江南的亲近与钟情。这一点也充分体现在了汉学修养深厚的近代日本人的江南书写中。例如,竹内逸认为:“直到今天,古都苏州,仍清清楚楚毫无保留地讲述着中国古典诗文里的抒情场景。”青木正儿也在《江南春》中写道:“好像受到了南宋诗人伤感气氛的渲染。”谷崎润一郎则在《西湖之月》中感叹:“就觉得生于南国的人,人人都得成为诗人。我真想将这一带的风景人情给那些自诩日本为东方诗国的人们见识一下。”不妨说,池田桃川正是把握住了近代日本人对散发着中国传统诗情的江南的趣味,为迎合这种“趣味”,才借助与名胜史迹相链接的“汉诗文风景”着意建构了诗意浪漫的江南形象吧。

小森阳一在《作为事件的阅读》中写道:阅读的开始即意味着“表述者与读者同时在场相遇的开始。表述者曾经写出的语句,进入了读者的意识空间,由此生成意义,这同时也意味着曾经存在于读者意识中的语句,被投企到了表述者所组织的文本场域当中”。从这个角度来看,在阅读的过程中,池田桃川发现并塑造的江南风景得以进入读者的意识空间,而原本存在于读者意识中的经由汉诗文形成的想象中的江南也投射在了《江南的名胜史迹》的江南书写中。《江南的名胜史迹》呈现了被塑造的风景和被影响的读者之间强烈的相辅相成的关系,并与读者达成了一种对江南进行“美”的认识的共谋,无形中拉近了近代日本人与江南的距离,激发了近代日本人对江南的亲近感,从而吸引日本人前往江南驻足游览。换个角度来看,《江南的名胜史迹》的江南形象建构,实际上也是影响甚而塑造近代日本人的江南认识的过程。由诗歌、美文、神话、典故排列出的平面整齐的“汉诗文风景”,为近代日本人打造出的均质化无差别的江南想象,通过阅读进入读者的意识空间,同时也让读者获得了通过“汉诗文风景”想象江南、体验江南的统一路径和标准化认知模式。

从《江南的名胜史迹》的版权页可知,该书的发行机构是位于上海的日本堂书店,然而“大宗经销商:东京的东京堂、大阪的盛文馆”等信息则表明该书的主要销售对象为在日读者。1921年到1923年,《江南的名胜史迹》连续发行四版,甚至成为芥川龙之介游览江南的旅行指南,在《江南游记》中频频登场。其大量的市场需求印证了该书作为切合时宜的旅行指南所受到的欢迎。而连载于1922年《每日新闻》的芥川龙之介《江南游记》,或许也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江南的名胜史迹》,并进一步强化了近代日本人对江南的兴趣。

值得关注的是,位于苏州的精养轩旅馆,正因为敏感地把握到了近代日本人对江南的亲近与钟情,甚至为近代日本人量身打造了一条江南游览“专线”。

二、江南游览“专线”与《苏州指南》

1925年,由苏州精养轩旅馆出版的《苏州指南》,刊载了一则专门将江南作为目的地的旅游便览。

(由精养轩旅馆出版的《苏州指南》封面 )

该便览以《神户某外语报社组织的苏州南京杭州观光团旅行便览》(下文简称其为“旅行便览”)为题,指定了如下的游览线路:东京-下关-门司-长崎-上海-苏州-南京-上海-杭州-上海-门司,而苏州精养轩旅馆则被遴选为旅行团驻扎苏州时的指定旅馆。

(神户某外语报社主办的苏州南京杭州视察观光团的旅行便览)

从便览标题中的“苏州南京杭州观光团”来看,该观光团的主要目的地为“苏州”“南京”“杭州”等传统江南城市,而“上海”仅是作为进入江南的入口发挥作用,并非吸引游客主要观光地。并且,该线路并不涉及“满洲”、北京、汉口等中国其他地域,是一条“专属”江南的游览线路。

巧合的是,与《苏州指南》同年出版的《中国乡村巡游》一书,刊载了一条与《苏州指南》上的江南游览“专线”大致相同的游览线路:“游客从神户出发,经门司到长崎,乘坐日中联络船或上海邮船到达上海后,便可参观上海周边的乡村,一般常去的是苏州、杭州。”这条线路无论是出发地长崎,还是经由上海到达的目的地苏杭,都与《苏州指南》上刊载的江南专线有着高度一致性。而且,以“中国乡村巡游”为名的该书,同样未将上海作为关注的焦点,而重点推荐了上海周围的“乡村”——苏州、杭州等江南城市。不难瞥见,20世纪20年代的“江南游”在近代日本人中的人气和热度以及这一时期旅行者自身的游览趣味和游览需求。而这一游览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指向了流行于近代日本人中的“中国趣味”。刘建辉认为,从幕末到明治时期,众多日本人前往上海体验“西洋”,感受近代“文明”的冲击。然而有着“魔都”之称的上海似乎并不能满足大正日本人对传统中国心生向往的“中国趣味”。芥川龙之介认为上海“完全就是西洋”,是“罪恶之都”;村松梢风将上海鄙斥为“恶魔的巢穴”;池田桃川声称,“近代上海已是彻底西化的大都市,完全没有传统中国的影子”,而“江南则是未受文明之俗尘沾染的仙乡”。村松梢风更是在发表于1924年的《魔都》一书中的《江南杂笔》一节里写道:“近年携载笔砚旅迹江南的人似乎在显著增加……若是看一下这些画家到了上海的行踪,十人中有十人去了苏州。他们下了船以后,似乎在上海宿一两天都觉得是在浪费时间,提着行李立即匆匆忙忙赶往苏州去了。”显然,上海周边较少受到近代化侵蚀的南国水乡,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秀美的自然风光满足了近代日本人对传统中国的精神追求。日本近代知识分子对上海以及上海周边传统江南城市的不同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除此之外,上述《中国乡村巡游》的引文中所提及的“日中联络船”尤其值得关注,因为它很可能就是指日本邮船公司于1923年开通的连接长崎与上海的“日中快速联络船”。据日本邮船公司出版的《我社各航路之沿革》一书所述,“日中快速联络船”的开通使得从长崎至上海原本需要40小时的航程减少至26小时。同为日本邮船公司出版的《从日本到中国》一书则对“日中快速联络船”的建造、开通、航线、时间表作了详细介绍,并在序言部分点明了“日中快速联络船”开通的主要作用:“使得上海成为了日本东海道的延长地带。”类似表述在该书中不止一次地出现:“自从这两艘建造于1923年往返于长崎上海间的最新快速联络船通航以来,便让人产生一种仿佛上海这片土地是日本国土的延长一般的感觉。这都是联络船的功劳。”往返于日本与上海之间的“日中快速联络船”俨然成为了将日本与上海连为一体的交通工具,缩短了从日本到上海的航行时间,也改变了日本人看待日本与上海、日本与整个中国大陆之间距离的感觉和方式。并且从“国土的延长”的表述来看,所谓“延长”似乎并非单纯的地理空间上的连接,而是暗示着民族、国家、领土、主权等政治意味的“国土”的连接。日本邮船公司在进行“日中快速联络船”的宣传时,似乎有意识地利用“延长线”的表述方式对国民进行“日中一体”的心理建设,为读者营造出了通过“日中联络船”将日本与上海相链接的想象,顺理成章地向国民灌输了上海乃是日本领土之延长的思想意识,激发他们“无论何时都可以纵情畅游于日本和日本的延长地带之上,获取丰富的物质资源”的探索欲望。不难看出日本邮船公司通过“延长线”的表述方式来构建与江南乃至中国的“一体感”,进而将中国经营加以合理化的内在意识。

另一方面,刊载于《苏州指南》的江南游览“专线”虽没有直接指明前往上海乘坐的是“日中快速联络船”,然而通过“旅行便览”中“早上九点从长崎出发”,翌日早上“十一点左右到达上海邮船公司汇山码头”等叙述中提及的出发地、目的地以及历时26小时的航程信息等不难推定,这条江南“专属”游览线路正是利用“日中快速联络船”前往上海并展开江南游览的。据西原大辅的考察,“中国趣味”一词最早集中出现在报刊杂志上是在1922年,而近代日本第一本江南观光指南《江南的名胜史迹》出版于1921年,“日中快速联络船”开通于1923年,《从日本到中国》出版于1924年,刊载江南游览“专线”的《苏州指南》以及宣传江南巡游的《中国乡村巡游》出版于1925年。这一时间上微妙的先后关系,也与上述推定相吻合。或许正是《江南的名胜史迹》对江南进行的诗意、浪漫、古典的形象塑造将江南成功地建构成了近代日本人发散中国趣味的理想目的地,从而吸引众多近代日本人乘坐“日中快速联络船”沿着江南游览“专线”前往江南驻足游览。苏州精养轩则抓住了“日中快速联络船”的开通所造就的便利交通条件,打造了上述江南“专属”游览线路,从而进一步推动江南成为近代日本人体味“中国趣味”的热门观光地。

那么,打造江南游览“专线”的苏州精养轩,究竟有何来历?它与日本邮船公司又有何关联?

三、苏州精养轩与东京精养轩

据《苏州指南》介绍,苏州精养轩得到日本领事馆及中国官府的共同许可,由出身东京士族的木田月子创办于1921年。值得关注的是,日本东京同样有一家名为“精养轩”的酒店。东京精养轩创立于1872年,是近代日本的第一家西洋餐厅,并且作为近代日本文明开化的中心地,汇集了各界名流,拥有极高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更与近代日本文坛有着紧密联系。例如,追随森鸥外到访日本的德国女孩就曾在精养轩住了一个月;芥川龙之介游访中国前,菊池宽、久米正雄等人也是在精养轩为其举办了送别会;而高村光太郎、横光利一则是在精养轩举行的结婚典礼。

(东京筑地精养轩影像)

有趣的是,前述刊载于《苏州指南》的江南游览“专线”,同时提及了东京精养轩和苏州精养轩。该旅行便览的行程介绍部分有如下表述:“从东京出发时,列车上供应的早餐由精养轩提供”,“苏州游访时下榻的酒店为苏州精养轩”。该便览虽未直接点明提供早餐的“精养轩”是“东京”的“精养轩”,然而“从东京出发”的行程安排,显然暗示了提供早餐的“精养轩”是“东京精养轩”,而不可能是苏州精养轩。简言之,东京精养轩负责游客自东京出发时的早餐供应,而苏州精养轩则为游客提供游访苏州时的住宿服务。这一信息虽不能直接证明东京精养轩与苏州精养轩的关系,但也暗示了一种可能性:获得日本领事馆支持的苏州精养轩乃东京精养轩之分部。而士族出身的木田月子极可能在精神上对东京精养轩怀有憧憬,深谙东京精养轩在日本的影响力,从而试图借“精养轩”之名招揽日本游客。

(中国苏州精养轩旅馆)

除《苏州指南》外,苏州精养轩还发行了名为《苏州名景》的系列明信片。在一张以“苏州名物骡马”为名的明信片上印有苏州精养轩的影像。这张明信片前面是一排骑着毛驴的人,作为背景的苏州精养轩是一幢两层楼房,二楼上有“精养轩旅馆”的匾额,一楼是围墙和大门,门口挂着写有“日本苏州精养轩”的招牌。明信片下方的空白处则用日语印着“中国苏州精养轩发行”(支那蘇州精養軒ホテル発行)的出版标识。仔细观察会发现,“日本苏州精养轩”的旅馆招牌以及明信片底部空白处“中国苏州精养轩发行”的日文出版标识,分别对“苏州精养轩”进行了“日本”和“中国”的不同“冠名”,这一点颇值得玩味。写着“日本苏州精养轩”的旅馆招牌,显然是以到访苏州的游客为对象进行的有意设置,意在通过“日本”二字向游客传递苏州精养轩是一家日本旅馆,暗示其与日本精养轩的关系,并借此招揽游客。而“日本苏州”的文字组合方式,将原本无甚关系的“日本”与“苏州”置于同一场域之中,制造出一种“日本的苏州”即苏州与日本具有所属关系的错觉,通过“精养轩”将苏州与日本互相连接成为一体,从而触发游客对苏州的亲近感,吸引游客入住。另一方面,明信片锁定的目标读者则更多的是经手明信片以及收取明信片的在日日本人。冠于“精养轩”的“中国苏州”意在向日本读者表明,在中国苏州有一家与东京精养轩同名的“精养轩”旅馆。以此促使读者生出对苏州精养轩的亲近感,获得即便前往苏州也可入住精养轩的安心感。可以想象,当印有“中国苏州精养轩发行”的明信片,完成从苏州到日本的“旅行”时,“苏州精养轩”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宣传,从而扩大知名度。而苏州精养轩与东京精养轩也似乎通过“越境”日本的明信片互相连接成为一体。不难读出苏州精养轩意欲阐明自己与东京精养轩的微妙关系,以进行自我营销的宣传方式和目的。目前,笔者虽未能找到资料直接证明苏州精养轩与东京精养轩的关系,然而,旅行便览对“东京精养轩”及“苏州精养轩”的同时提及,明信片上“中国苏州精养轩旅馆发行”的标识连同旅馆门口“日本苏州精养轩”的招牌,巧妙地将苏州精养轩布局在了东京精养轩的延长地带上,从语境和空间上精心向读者进行一种苏州精养轩与东京精养轩实为一体的心理诱导。

另一方面,“一体感”和“亲近感”的心理诱导,以及关于江南旅行的浪漫想象,也使得日本政府的江南经营对于日本国民具有积极的意义且值得期待。多次入住苏州精养轩的大正画家桥本关雪视江南为其“画室的延伸地带”,《中国乡村巡游》的作者后藤朝太郎感叹“江南的天地,实际上可以说是东洋独一无二的学堂”,声称要“将江南的天地作为自己书房的延长”。然而,对江南的钟情也同时激发了近代日本人意欲占有江南,以便随时到访江南的心理诉求,唤起了近代日本人对于日本政府江南经营的道德热情。视江南为画室的桥本关雪写下“江左春风吹未到。神兵先入古金陵”“江南万户春。皇风边土遍”等讴歌日军侵占江南的战争赞美诗;后藤朝太郎也妄言“尽管在今天的地图上,日本面积狭小细长,但在我心里整个中国都是日本的”。显然,内含于“一体感”“延长线”等表述方式之内的除了近代日本人对江南的亲近与喜爱,也同样有着视江南为自家书房(日本国土)之延长线的殖民欲望。

就《日本旅行协会事业报告·大正五年度》的介绍,位于东京的精养轩以及开通“日中快速联络船”的日本邮船公司,皆为1912年铁道院成立的日本旅行协会(JTB)的会员单位。由此看来,《苏州指南》上刊载的江南游览“专线”,或许正是同为日本旅行协会(JTB)会员单位的日本邮船公司与精养轩旅馆联合开发的江南游览项目。据《精养轩150年史》一书所述,精养轩自1915年起开始积极承接铁道院指派的业务,甚至一度被评价为“住宿之帝国,料理之精养轩”。其积极助力日本政府的姿态可见一斑。《苏州指南》中刊载了一篇名为《日中亲善的主唱者——苏州精养轩旅馆的后援者木田月子女士》的文章,盛赞精养轩的经营者木田月子,称木田月子与其丈夫王薇伯的婚姻为所谓“日中亲善”的果实,是“月子女士为日中亲善这一国际事务做出的牺牲”。为凸显“日中亲善”的政治意识,《苏州指南》中几乎所有“日中亲善”的字眼,均用大于其他字符一倍的字号进行表记,以强化苏州精养轩以及木田月子致力于“日中亲善”的思想意识。显然,苏州精养轩着力为木田月子打造所谓“日中亲善”的“人设”,并借由《苏州指南》将自身包装成为一家联通中日、致力于“日中亲善”的旅馆。然而,所谓“日中亲善”,实为近代日本为顺利开展对华经营而以“亲善”之名行“扩张”之实的隐蔽的对华侵略政治话语。苏州精养轩旅馆竭力打造的江南专属游览线路,日本邮船公司开通的“日中快速联络船”、苏州精养轩与东京精养轩的微妙联系,日本旅行协会(JTB)及其会员单位种种营造“一体感”的江南形象建构范式,均与帝国日本以“日中亲善”为名展开中国经营的对华策略不谋而合,无不是为“日中亲善这一国际事务”做出的努力,饱含着通过激发近代日本人对江南的亲近感从而合理地越境江南进行江南经营的意识形态性。

结  语

综上可见,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江南成为了日本近代旅行热潮中的重要旅行地。以“旅行”为目的而写就的《江南的名胜史迹》,因其“弱政治性”,而得以将建构出的江南形象不知不觉地输入到近代日本人的大脑中。看似无意的风景叙述,实际上是建构江南形象的过程和塑造近代日本人之江南认识的一种“装置”:通过与名胜史迹相关的典故、诗歌、美文,排列出与中国古典文学相链接的江南风景,铺陈江南深厚的文化底蕴,为近代日本人建构了一个古典、诗意、浪漫的传统江南形象。这一形象建构准确地迎合了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趣味”,增进了近代日本人对江南的亲近感,散发出吸引游客前往江南的强大魅力,使得日本政府的江南经营对于向往江南的日本国民来说也具有了积极的意义。另一方面,日本邮船公司通过“日中快速联络船”打通连接日本与江南的水上通道,并反复用“延长线”的表述方式,向近代日本人进行上海、江南乃至整个中国皆为近代日本之延长线的心理诱导,进而合理化江南经营、中国经营。精养轩旅馆则利用“日中快速联络船”的开通带来的便利条件,打造江南游览“专线”,进一步推动了“江南”成为近代日本人体味传统中国、感受“中国趣味”的理想目的地,吸引了大批日本人前往江南驻足游览。

不同于福泽谕吉“脱亚”话语中对中国进行的否定性他者叙述,旅行指南倾向于弱化江南的他者性,对江南进行“美的判断”。无论是《江南的名胜史迹》依靠构建诗意的江南形象来触发近代日本人对江南的“亲近感”,还是日本邮船公司借助“日中快速联络船”的开通将江南言说成日本国土的“延长线”,抑或是《苏州指南》打造江南游览“专线”并营造苏州精养轩之为东京精养轩之分部的想象,均试图通过弱化甚而消除将江南作为敌对他者的想象,营造出与江南的“一体感”与“亲近感”。相较于满铁等日本情报机构公然阐明的对中国的征服、占领和侵略,近代日本有关江南的旅行指南用一种乌托邦式的、天真无辜的浪漫想象为日本国民生产出视江南为自家书房(日本国土)之延长线的殖民欲望,积极参与并融入到了近代日本合理化江南经营与侵略的帝国话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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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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