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色世界》：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已经烟消云散了
再次感谢为了研讨特地闻鸡起舞的慕明老师！！
欢迎大家看完回顾之后，捎带脚拐弯去瞅一眼（嘿嘿）
嘉宾：慕明
老吕：
非常感谢慕明老师能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相信大家看到《涂色世界》这篇小说的时候，最直观的印象便是其中对于“色彩”的描述。请问慕明老师，您为什么选取“色彩”作为故事的主题？可不可以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灵感来源？
慕明：
谢谢老吕的问题。其实我想借这个机会，以《涂色世界》为例，和大家聊一聊我构思“近未来”故事时的大概思路。实际上，《涂色世界》的构思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我考虑的是最新的科技研究进展。不论是物理、工程、计算机，还是这篇故事涉及到的生物学和语言学领域，我都在一直关注着相关的新闻和评论文章。几年前我看到一本书，盖伊·多伊彻（Guy Deutscher）的《话/镜：世界因语言而不同》（Through the Language Glass）。多伊彻是一位语言学家，他在书中详细探讨了自古希腊时代以来语言在不同文化中的演变与进化历程。正是在这里，我了解到《荷马史诗》中的颜色描写及其丰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理解了“暗酒色”背后的复杂意义。因此，我也在我的《涂色世界》中引用了这一点。另一方面，我小时候学过画画，这些年来也一直在关注艺术领域的相关研究，尤其是艺术与脑科学的联系。有一本书对我的启发很大，即Eric Kandel的Reductionism in Art and Brain Science（中译版将由后浪汗青堂出版，译名未定）。本书作者Eric Kandel是著名神经科学家，曾获得200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而他在退休后的研究课题就是从“认知”的层面探讨人们对艺术和审美的理解。
Deutscher的《话/镜》探讨了自古以来，语言与文化间不断演进的关系
我关注的第二个角度是科技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我目前在谷歌增强现实团队（Augmented Reality, AR）工作，从事前端开发。在产品设计的时候，我们需要遵循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即人机交互过程中的计算机辅助功能（Computer Accessibility）。通俗地讲，计算机辅助功能能够让“所有”人群，包括那些存在视力、听力、认知、运动障碍的用户也能够比较方便地使用我们的网页或软件。这就要求产品开发者和工程师考虑到各种相关诉求，比如，客户端界面颜色一定要谨慎搭配，让色盲者也能够区分背景、文字和重要模块。谷歌有一整个团队在负责相关的设计策略，在我看来这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但我们也需要知道，这个过程成本高昂，只有像谷歌这样的大公司才能够承担。所以，并不是所有的科技公司都像谷歌这样强调计算机辅助，有很多公司觉得没有必要，或者只是单纯地想要利益最大化罢了。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也在《涂色世界》中讨论了计算机辅助功能的重要性，以及这些技术在每个个体身上所产生的影响。
而第三点，我希望在每个故事里传递一些我自己对于科技伦理和社会现实的见解，并且结合一点我自身的经历，让整个故事有更真实可感的维度。对我来说，《涂色世界》里的艾米和母亲之间的关系，多少有点我自己家的影子。我父母都是中国古代语言文学的研究者，我在幼年时耳濡目染，但在之后的学习和工作中都走上了科技研究的道路，很多时候我的确无法向父母解释我的工作，这也是后来我开始写科幻故事的原因之一。《涂色世界》这个故事是我在2018年完成的，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故事的字里行间竟然也流露出了我自己生活的影子。这个故事和我的许多故事一样，把我生活和阅读中许多互不相干的部分连接了起来，让我发现了其间的隐秘联系，我想这就是小说的魅力。
Kandel的Reductionism是慕明老师的最爱之一
老吕：
故事里，颜色被赋予了很多其它的意义。在消费社会中，商品化的颜色甚至可以改变人们用以沟通的语言，改变人和自然的关系，甚至改变“话语”同“现实”的联系。所以请问慕明老师，在您看来，上面这些过程是不是也发生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如果有人不能适应这些变化，是不是就会变成被社会抛弃的群体？
慕明：
一言以蔽之，这是肯定的。这也是《涂色世界》所试着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
就像我刚才讲到的，科技在改变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改变着人们之间的交流方式，甚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代际冲突。《涂色世界》中的“色彩”不仅仅只颜色本身，更重要的是，它象征了由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文化与话语转变。换句话说，故事里所描绘的“涂色世界”实际上就是我们所处现实的一个缩影，或者说是一个隐喻，任何新的技术、新的发明，甚至新的软件，都能够对人们的生活与认知方式产生深远影响。比方说，在我们现在这个“二维码”时代，一个有效的、可以代表身份的二维码就是个人得以四处畅通无阻的凭证。但与此同时，很多老一辈并不会使用智能手机，也就无法生成他们的二维码，他们因此不能乘坐公共交通，不能进入超市，变成了数字时代的“隐形人”。
当然，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比《涂色世界》描述的要复杂许多。故事里我主要以女儿和母亲的关系为线索，并且二人最终也达成了某种和解。但在文本之外，技术进步带来的代际冲突是千千万万个家庭都需要面对的问题。这些冲突的根源显然并不是母亲超乎常人的色彩敏感度，也不是女儿的色盲，而是技术“升级”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和文化变化。通过《涂色世界》，我希望大家能一起思考一些终极问题，即技术究竟会为我们呈现一种怎样的现实？它又会将我们引向何方？我们应当以怎样的方式和心态来应对科技进步与社会话语的转变？
这些问题都无法盖棺定论，《涂色世界》也并没有试图回答这些问题。这个故事只是个引子，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引发读者的思考，让读者在此基础上，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
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们的个人身份变成了一串数字代码
Alex：
在故事的最后，女儿和母亲成立了一个慈善机构来帮助那些因为没有调整镜而无法融入社会的人。但是我在想，这个任务为什么一定要通过慈善机构才能实现？为什么不能在新技术诞生伊始便考虑到由此产生的弱势和边缘群体？
慕明：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站在科技公司的角度来思考。虽然我们确实也有一部分软件和应用产品是针对少数群体的，比如老年人，残疾人，或者说生僻语言的群体，但对整个科技行业来说，绝大多数的产品还是需要考虑到大部分人的偏好。这里面涉及到的因素有很多，但最重要的是产品利润。某个产品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吸引足够的投资，而要吸引投资，产品就必须要表现出足够的竞争力，对股东和董事会负责，提升自身的投资回报率。这一点大家应该不难理解，如果你想开一个公司，运营一个数字产品，你在劝金主爸爸投钱的时候，你要说服他，这笔投资不会打水漂。“让世界变得更好”听起来是个不错的口号，但这并不能为产品带来足够生存的资本。
产品的运营需要在很多方面之间找到平衡，但也确实需要在研发技术的同时保持人文关怀。谷歌有一个口号：“永不作恶”（Don’t be evil）。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某个产品或公司逐渐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我们一定会牺牲很多东西，像谷歌这样的公司也一样。产品需要快速成长，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百万级用户量。这个用户量当然也可以针对少数群体，但从市场的角度考虑往往并不是最实际或最有效的选择，所以绝大多数产品还是以“普通人”为目标群体，优先考虑多数群体的需求偏好。
网飞（Netflix）最近新出了一个纪录片，叫《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The Social Dilemma），讲述了个体用户的“数字化”过程。在数字产品的数据库中，每个用户只是千万数据中的某一个结点，而并不是具体的人，也没有任何特定的身份。用户个性化的产品使用偏好也并不会体现他的身份或主体性，而只是数据库“多样性”的一部分。所以，当代的科技发明和产品设计，在一开始就必须将资本和数据纳入考量，只有在“普遍”的基础上才有可能顾及边缘群体。
不过，这些问题目前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在欧洲的朋友们应该都听说过“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这个条例旨在保护用户的数据隐私，在个人数据与互联网产品之间建起一道保护墙。但我们也需要知道，GDPR是2018年才开始实施的新政策，在此之前的十多年里，像谷歌和脸书这样的科技巨头已经积累了海量的数据。总之，这个趋势是好的，欧盟在这一点上也确实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用户不应当仅仅被看作数据的提供者，他还是个活生生的人。在数字时代，被忽略的少数人群以及用户的数据隐私的确需要更受重视，但这个过程也需要更多的时间。
慕明提到了网飞的纪录片《智能陷阱》，但稍后她也会谈到这部片子的种种局限
Angela：
慕明老师讲的很棒，其实有的时候，在市场大环境下，我们确实需要通过“规模”来解决问题。只有达到一定的用户数量，即便这些用户属于“主流群体”，我们才能从中找到改善少数群体境况的可能性。
这也让我联想到了很多非营利组织，比如洛杉矶的Colour Decoded。他们专门以少数群体为目标受众，比如少数族裔以及本土印第安人，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平台，让大家能够分享自己的技能，展示自己制作的网站或手机应用等等，促进人们相互之间的交流。这个过程显然并没有以市场为导向，体现了技术进步稍显温暖的一面。类似的，我们还能看到Anti-eviction Map等项目，用数字化的方式帮助很多人守护自己的房屋所有权。
Mia：
我觉得慕明老师刚才有一点讲得很好，就是说《涂色世界》中的“色彩”是一种隐喻，可以用来表现更丰富的意义。我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感觉。根据小说的描述，故事中的女儿艾米似乎是个亚裔美国人，而她的母亲则是一代或者二代移民。所以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涂色世纪》也同样探讨了种族问题。表面上我们能看到，艾米因为没有植入调整镜而在学校备受歧视和排挤。但与此同时，通过故事里的科幻元素，《涂色世界》也刻画了某种不同的种族主义——即“物种歧视”（Speciesism）。针对这一概念，唐娜·哈拉维提出过一个新的术语“multispecies worlding”，希望借此破除“人类中心论”，构建一个动物与人能够和谐共存的世界。
在《涂色世界》中，调整镜的大规模使用改变了“人”的定义，那些植入调整镜的人将自己视为“新人类”，与没有调整镜的“旧人类”区别开来。所以，当新人类的需求偏好占据了社会主流，旧人类便会逐渐边缘化，他们的生存空间就会日益萎缩。同时，他们不得不承担由于身体结构的不同而带来的各种风险，甚至受到伤害。
所以，我的问题是，您认为科技会不会成为种族主义的背后推手？在科技进步的过程中，会不会产生某些新的、更复杂的种族主义？
“Multispecies Worlding”这一术语出自哈拉维2016年的新书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
慕明：
科技本身在伦理上便具有模糊性。我们不能否认科技带来了很多便利，让人和人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就像《涂色世界》中，人们可以互相分享视野，这应该算得上一种更高层次的交流。但与此同时，科技也可以创造出更多的隔阂和边界。我在科技领域已经工作了很长时间，也看到了许多争议。扎克伯格曾经说：“Facebook让世界变得更加开放和互联。”这听上去当然很好，很有理想，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像Facebook这样的互联网应用有时候反而造成了人与人之间更多的隔阂。在如今，人们往往希望科技能够解决当下社会中的各种问题。每发明一个新的技术应用，大家便会纷纷寄予厚望，希望世间所有的疑难杂症都能够迎刃而解。这就是科技乐观主义（techno-optimism）。在科技公司和年轻人中，这样的观点很受欢迎。即便在科幻作者中，很多人也抱有类似的观点。
但在另一个阵营的眼中，科技则变成了万恶之源。因为各种稀奇古怪的新东西加剧了不同人群和族群之间的隔阂，将“过去的好日子”变成了当代废托邦。这样的想法其实并不鲜见，在某些群体中甚至颇有影响力。所以说，对于任何新技术，这两种观点总是辩证存在的，我恰好处在中立的位置上。一方面，我在谷歌工作，每天都和技术狂魔同事们待在一起；而另一方面，我也是个作者，自小的阅读和经历让我也有一些人文主义视角。我不能绝对地说科技是好还是坏。我希望在故事中能够刻画出技术的复杂性和模糊性，而不是下一个简单的定论。更多情况下，技术的应用都是人的决策，而正是这些决策，决定了技术展现出它美好的一面还是黑暗的一面。这也就是文中指出的，戴上或者摘下一副眼镜，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和“色彩”一样，“眼镜”也可以看做是一个隐喻。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科技带来的问题很多时候都源自于人们对科技的误解。我之前提到了网飞的《智能陷阱》，作为一部影视作品，它拍得不错，但作为旨在讲述真实的纪录片，我觉得很有问题。通过各种艺术加工，纪录片的制作人试图告诉观众，生活中人们的每一次点击，每一次搜索，在变成数据之后会发生什么。但是，纪录片的很多内容是有悖于事实的。他们并没有为观众忠实地呈现科技从业者每天真正的工作，而是通过过分戏剧化的镜头语言与旁白陈述，来刻意地制造恐惧和焦虑。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应该以实事求是的方式，为正反两个阵营的支持者解释技术背后的原理，去消除他们对于科技的误解。
而对于我们科幻作者来说，我们应当通过自己的故事，通过构建不同的想象空间，来鼓励人们去思考科技与社会的关系，去理解社会变化背后的原因。
互联网让一群人更加“互联”的同时，却也抛弃了另一群人
Mia：
我完全同意慕明老师的观点，不过如果我们不能给出清晰的答案，是不是说我们也间接承认了科技的黑暗面已经渗透到了人们的生活中？甚至正在酝酿一些我们现在还很难意识到的危险？当我们尝试为某个群体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否同时也在制造着新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提出一个所谓的问题解决方案时，都抱以好心。但或许，正是因为我们的好心，正是因为我们相信技术理性，我们才会把现有的各种社会问题搞得如此复杂。在这个过程里，那些宣称能够改善人们生活，宣称能够“让世界更加互联”的那批人，恰恰就是正在制造问题的人。
所以，我特别喜欢《涂色世界》的结尾。虽然女儿和母亲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和解，但那些更深刻更抽象的社会问题却依然没有答案。我们当然要承认，技术像硬币一样有着正反两面。但我们也需要小心，在这种模糊的状态中，技术所蕴含的魔鬼力量也在潜移默化地浸染着我们的生活。
慕明：
谢谢你的评论，我觉得Mia对《涂色世界》结尾的解读非常到位。母女之间的和解为故事画上了一个相对圆满的句号，不过这却远非“大团圆”式的结尾。如果我们不把目光局限在“母亲—女儿”这一二元关系上，就会发现还有其它更重要的社会问题亟待解决。但《涂色世界》毕竟是短篇小说，并没有太多空间去详细阐述这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只是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思路，邀请读者完成后面的思考。这也是我的大部分作品中的结尾方法，在完成表层故事的同时，希望给读者留下足够的空间，进入现实和想象。
技术或许能够成为我们解决问题的万能钥匙，但也可能变成万恶之源（图《蒸汽男孩》）
Ruiying：
感谢慕明老师。前段时间我看了一篇关于您的访谈纪要，其中提到您深受特德·姜的启发。众所周知，特德·姜的很多作品都将“语言”作为主题，而您的《涂色世界》也着重探讨了语言和话语对人们认知的影响。所以，可不可以请您再进一步分享一下您从特德·姜得到的灵感？
慕明：
谢谢你提到我那篇采访！我还以为没有人看呢，毕竟我还只是个新人作者。特德·姜的作品确实是我写作的重要影响者之一，尤其是在我写作生涯的头两年。那个时候我一直在学习他的故事结构、写作技巧以及刻画人物的方式。但在2018年我写《涂色世界》的时候，我当时也正在读刘宇昆的作品。大家也能看到，故事里有关于移民、母女感情等元素，这些元素在很多刘宇昆的作品中都有所体现。所以，《涂色世界》是我个人的小实验，希望能够同时融合特德·姜和刘宇昆两位作家的方法。
谈到特德·姜给我的影响，“语言”自然是一定要提到的。《涂色世界》讨论了不同的语言体系如何能够改变人的能力和认知，这来源于我对特德·姜《你一生的故事》的思考，后来这篇小说还被改编成电影《降临》。特德·姜在他的故事里引用了著名的萨丕尔—沃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这一假说认为人类的思考模式受到其使用语言的影响，因而对同一事物时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不过，在日后的语言学发展中，萨丕尔—沃夫假说的局限性日益凸显，因而招致语言学家的广泛批评。在《涂色世界》里，也有对这一假说的再思考，以及与现实生活中交流问题的联系。
电影《降临》的名场面，主角通过解读外星文字，实现了时空的穿越
不过，我在特德·姜那里获得的灵感也不仅仅只有关于“语言”的探讨，更重要的是他讲故事的方式，即被称为“概念性突破”（conceptual breakthrough）的故事模式。在我看来，特德·姜作品中涉及到的语言学内容只是表象，而正是其背后的“概念性突破”才让这些作品呈现出如此之强的魅力。在这样的故事模式下，特德·姜会首先提出一个抽象概念，并通过故事发展，以情节的演进，一步步建构或解构这一概念，并给读者留下足够的思考空间。如果我们去看特德·姜的采访，就会发现他将自己的作品视为对读者的“启蒙”（Enlightenment）。读者跟随故事主人公的视角，逐渐去发现并理解隐藏在这个概念背后的真相。
特德·姜曾经在微软做技术写作者（technical writer），他总能深入浅出地解释复杂的抽象概念，并以此为出发点，发展出一个完整的故事。在这个过程里，我得到了很多启发。作为科幻作者，我们的写作方式与传统意义上的“主流文学”还是有所区别的，因为我们的故事需要很多“推测性”（speculative）或“想象性”的元素。在很多作品中，这些元素共同构建了一个科幻或奇幻的“设定”，但在设定之下的故事却仍然以人们的现实生活为蓝本。典型的例子就是《哈利波特》，霍格沃茨显然是魔法学校，不过学校里发生的各种故事，都能在我们身边找到影子。
但这些推测性的设定，在特德·姜的故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他带领自己的读者从核心之外出发，逐渐突破现实与“推测”之间的边界，逐渐走入核心中去。在这个过程中，读者看到和经历的并不仅仅是故事情节本身，还有位于核心的抽象问题和思考的方法。可以说，概念突破式的写法试图传递的是一种思考的“道”，在读完小说后，读者从故事中走出，但“道”会留在心里，会影响到读者阅读和观察世界的方式。这也是我希望在自己的小说中达到的。在我的中篇作品里（比如《宛转环》等），这种努力可能会显得更清晰一些。
小说《宛转环》于2017年首发于第五届豆瓣阅读正文大赛
Angus：
刚才关于“用户规模”的话题让我感受很深。我现在在做一个播客，邀请嘉宾来介绍重要的中国文化与文学作品。推特上有不少人给我发私信，问可不可以看到节目的文字稿。这个想法当然很棒，但对我来说，我需要考虑其中涉及的时间成本。我的播客不算特别火，每期节目大概只有100到300左右的播放量，所以我也拿不准究竟有多少人希望看到文字稿。我的时间和预算都很有限，只能偶尔花一点时间，慢慢整理文字稿，速度也很慢。当然，如果我能有更多的听众，文字稿自然就变得更加重要，花在上面的时间也会更有回报。
另外，慕明老师刚才的分享也让我想到了阿道司·赫胥黎的长文《知觉之门》（The Doors of Perception）。这篇文章写于1954年，介绍了他在麦司卡林（Mescaline，俗称仙人掌毒碱）作用下的致幻经历。他相信，由于药物的致幻功能，他能够通过更多渠道和感官来感受现实。在清醒时刻，人们的大脑会设置一个阀门，来限制人们对外界环境的感知，但麦司卡林能够扩大这个阀门，让大脑接受更多的信息和信号。这种观点早已被科学家证伪，我们自然不能再奉之为真理。不过，赫胥黎通过这篇文章表达的意思是，我们确实应当想办法去提升我们对于外界环境的感知，去认识更加“完整”的现实。在这里我想引用两条原文：
所以，《涂色世界》中的“调整镜”在某种程度上，正像赫胥黎提到的那样，提升了人们对于外部环境的感知，而拥有调整镜的“新人类”可以接触到并感受更完整的现实。但与此同时，正因为同样的技术，人们距离真正的现实却越来越远，比如故事中各种商品化的人工颜色等等。在我看来，新的技术的确能够给我们带来新的知识，去拓宽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这一点是好的；但是，这些原本旨在让所有人更加“互联”的技术，却在另一个层面上加剧了个体与个体间的隔阂，将所有人限制在自身的信息茧房中，这是我们需要反思的地方。请问慕明老师对这个问题有何看法？
赫胥黎告诉我们，那些艺术家喝高了才有灵感是有原因的
慕明：
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些问题都非常复杂，我也没有办法给出一个“标准答案”，不过我个人对你刚刚提到的“信息茧房”很感兴趣。我们现在被各种各样的信息和数据包围着，我们日常使用的各种软件和应用，比如抖音、微博、脸书等等。这些软件为每个人都定制了个性化的推送，即便你和朋友面对面坐着，你们接收到的内容有可能截然不同。这一点也是那部网飞纪录片《智能陷阱》着重讨论的。
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这个现象。我们在手机和互联网留下的每一丝痕迹，看到的每段内容，都会受到某个系统的监控。你觉得自己可以选择看什么不看什么，但是可供你选择的菜单实际上早已被算法设计好。我们会发现，虽然数字时代一直在宣传“自由”、“互联”等术语，但人们的生活实际上同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并无太大区别。你能看到、听到的，都经过了过滤和筛选。
这样就构成了一个连续的谱系，谱系的一端是经过筛选的菜单，每个人可能接触到的内容都是有限且相似的；而在另一端，在这个菜单的范围内，每个人接收到的信息却又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并不是简单地去反对谱系的哪一端。作为个体，既然已经认识到我们正身处信息茧房中，那么我们要必须找到并释放出自身的主体性，去主动地搜索不同来源的信息，与真正的“主体”进行深入的交流，去接纳并理解别人的不同观点，而不是仅仅在系统中留下一个“我不喜欢”的痕迹。遗憾的是，网飞的纪录片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所谓的批评只是在隔靴搔痒，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
"信息茧房"这个概念来源于凯斯·桑斯坦的《信息乌托邦》
Angus：
我一直觉得，我们能够触碰到的物理世界是游离于资本体系之外的世外桃源。但《涂色世界》让我不寒而栗的是，故事似乎为资本家提供了一个思路，将人们对现实的感知也纳入他们的资本帝国，纳入您刚刚提到的“谱系”之中。所以，我现在很高兴看到类似谷歌眼镜的技术还没有大规模应用。
慕明：
我倒是觉得，不用过于担心这方面的技术发展。人的大脑功能非常强大，我们对于周围环境的所有感知，接收到的所有信号，都会在大脑中经过加工处理。我们的科学技术确实能够打破很多边界，但很多时候，这些技术只是在模仿和加强人类在过去百万年里早已拥有的能力。其实，一些前沿的认知科学研究者已经提出，我们的大脑可能就是最好的虚拟显示设备，比如侯世达的新书《我是个怪圈》。以说，即使类似谷歌眼镜的技术出现了，也不需要过度紧张。我在最近的作品里也在探讨这个问题，希望能早日与大家见面。
Tiansheng：
谢谢慕明老师的分享。这篇《涂色世界》让我联想到了由互联网衍生出的种种问题。一直以来我们都相信，互联网能让人们的生活更加多元，传递出更加包容的价值观。但我们也可以发现，正是因为互联网的存在，多数群体的主流话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权重，而与之相对的少数群体，却只能在日益萎缩的权力话语中努力维持身份认同。在这种环境中，来自少数群体的观点和需求会被挤向边缘，甚至会被主流话语所同化。这就是故事里的女儿艾米所经历的，她没有调整镜，因而在学校里受到歧视和排挤。
有趣的是，在故事结尾，女儿和母亲办了慈善机构，那些因为没有调整镜而无法立足于社会的人们纷纷前来寻求帮助，并将这里视为世外桃源。所以请问慕明老师，在《涂色世界》的世界观下，主流与边缘群体之间有没有可能达成妥协？
慕明：
这个问题正是我希望在故事里讨论的。我在《涂色世界》里融入了很多元素，其中“色彩”显然是最明显的，而在“色彩”背后，我也讨论了“符号”这个概念。这里的符号不仅仅指的是某个名字，某个词语，而是指代“能指”和“所知”之间的联系。我们刚才提到过特德·姜和刘宇昆，其实除了这两位，我的另一个写作上的老师是著名科幻作家厄休拉·勒古恩（Ursula K. Le Guin）。在她的《地海传奇》系列中，她构建了一个以魔法为基础的幻想世界，而故事里她运用了大量的隐喻和象征手法，让读者重新思考了符号与现实的关系。
《地海传奇》系列是勒古恩的经典之一
所以，在《涂色世界》中，我也讨论了不同的符号体系如何影响人们对于现实的理解。故事里的调整镜允许人们共享视觉，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共享了不同个体之间的符号体系。但这样一来，在某一个符号体系日益扩张的时候，如果个体不能及时融入这一体系，便会彻底沦为隐形的边缘群体。这样的情况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并不陌生，我们总是在给不同的人群添加各种各样的标签，比如说“剩女”。这些标签会成为所谓主流群体攻击和歧视的目标，逐渐演变为人们的刻板印象，从而忽略某个群体的内在差异。
在机器学习领域有一个术语——“过拟合”（overfitting），是指过于紧密或精确地匹配特定数据集，以致于无法良好地拟合其他数据或预测未来的观察结果的现象。在生活中，“贴标签”就是一个典型的过拟合过程，我们用过于简单的符号，来概括无比复杂的主体和社会现象。从个人角度出发，我一直在避免给任何人或事物贴过拟合的标签。我不会主动强调我是个“科幻”作者，或“亚洲”作者，或“女性”作者。我只是个作者，喜欢写一些有意思的故事。这是我为了打破各种刻板印象所做的努力。很多时候，我们会被归为某个群体，被贴上某个标签，但这些标签并不能代表你的个人特点，不能替代你的自我认知和主体性。我觉得，贴标签的行为，反应的是信息爆炸时代，人们对急速增长的信息维度的一种简单化的努力，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我们能试图去理解和表述更复杂的东西，会解决很多问题。人类语言经过千万年的发展，完全有能力应对这种复杂性。我们只是需要开放心态，付出努力。
各种标签为人们添加了无数刻板印象，并最终导致大家互相之间的偏见
Angela：
对于《涂色世界》，我最感兴趣的是故事里有关艺术的元素，尤其是故事里的调整镜能够增强人们对色彩的感知，这让我联想到了美国当代艺术家詹姆斯·泰瑞尔（James Turrell）的作品。他通常以空间、色彩和光线为创作素材，设置不同场景，让参观者获得独一无二的审美体验。
我想问一下慕明老师，您小时候的画画经历对您的写作有没有帮助？或者您以前参观过哪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艺术展览？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对艺术的鉴赏方式会不会也发生改变？
慕明：
其实，我并没有把画画当作特长，而只是一个爱好，并不能像艺术家那样办展览。但每当画画的时候，我可以自由地抒发自己的心情和想法。后来我变成了理科生，开始与应用技术打交道，不过我童年的画画经历还是让我对艺术产生了特殊感情，会去研读有关艺术的文章和书籍。很多时候我也不是很能理解当代艺术，当代艺术家早已不满足于写实主义，他们追求超越现实的抽象美感，在更高的层面表现人们对于色彩和形状的感觉。我觉得，艺术家与科学家在某些方面是很相似的，他们都需要研究大脑本身的认知方式，并以此为基础，来描述“现实”或“本真”的不同方面。
直到比较晚近，我才明白，我“看不懂”当代艺术是情有可原的。我在巴塞罗那的毕加索博物馆突然意识到，这些作品都有很强的实验性，本来就不是为了“看得懂”而诞生的。另外，Kandel的Reductionism in Art and Brain Science这本书也给我很大启发，书里探讨了标榜“抽象表现主义”（Abstract Expressionism）的纽约画派，比如其中的代表人物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他的作品完全诉诸色彩，通过不同的色彩搭配表现出完全抽象的色域绘画风格。他说过，他对颜色的兴趣主要在于探讨颜色对人类情绪的影响。另外一位令我印象深刻的艺术家是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他开创“滴画法”，用钻有小孔的盒子、棒或画笔把颜料滴溅在画布上。如此一来，他的作品看上去显得杂乱无章，但Kandel在书里分析说，波洛克通过这样的方式，表现了自然界本身的韵律和节奏。相比于已经成熟，稳定，有迹可循的古典艺术，现当代艺术体现更多的是人类心灵在绘画这个媒介上的探索，我非常喜欢，因为这些艺术家的工作在思考和引人思考这个层面上，和科幻小说作者是一样的。我之前写过一篇小文章，介绍以认知科学方法欣赏当代艺术的思路，曾发表在《科幻世界》的非虚构专栏上，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
给大家体会一下罗斯科（上）和波洛克（下）的绘画风格
老吕：
让我们再次感谢慕明老师今天来参加研讨！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常规问题：可不可以请慕明老师透露一下您最近正在创作或正在翻译的作品？
慕明：
我在我的个人网页上【阅读原文】整理了我近些年来的作品及发表刊物。不算《涂色世界》的话，我还有两个故事已经被翻译为英文。其中，2018年的小说《开往西站的特别列车》刚刚发在Samovar十月刊，译者是Kiera Johnson。而另一篇小说《假手于人》则会收录在Clarkesworld编纂的New Voices in China。这个小说集我个人非常推荐，包括了我在内的新一批中国科幻作者，大多数没有或者只有极少海外发表的经历，但是呈现了丰富多样的写作特质一切顺利的话，这本书会在明年和大家见面。除此之外，我还在整理我自己的中短篇小说集，小说集，大部分是已经刊发过的篇目，不过为了保持纸书的整体性，会对以前的故事进行比较多的修订和重写，以及与有意向的出版方保持沟通，这个过程需要一定时间。我尽量在明年把这本书搞定。
接下来，我可能计划写一个关于科技公司的中篇小说，以写实主义的方式，聚焦人物和技术背景下的冲突，可能可以想象成电影《社交网络》（The Social Network）、美剧《火线》（The Wire）以及《纸牌屋》（House of Cards）的某种混合体。我想要结合自身的经历，讲述科技公司的决策是怎样制定的，以及这些决策如何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当然，我也一直在构思我的长篇小说，不过在此之前，我还是想通过中短篇不断打磨自己的写作技巧，做好充足的准备。
《开往西站的特别列车》英文版刚刚发表于Samovar十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