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向死去的上帝祈祷？
如何向死去的上帝祈祷？
埃德·西莫尼 著 吴万伟 译
现代世界是怯魅的世界。上帝已死，但我们仍然需要超验性，这种需要该如何实现呢？
意大利中世纪时代的卡西诺山修道院（Abbey of Montecassino）的图书馆1944年遭到密集轰炸而被摧毁之后，它的最后一本书也离开了。
1851年的一个夜晚，一位留着羊排络腮胡(长于脸颊两边,底部呈宽圆形)的28岁英国诗人和批评家携新婚妻子在英吉利海峡欢度蜜月。他们沿着多弗海滩参差不齐的崖壁散步，那里被燧石染成黑色条纹的白垩花岗岩海岸就好像从欧洲大陆撕扯下来，他回顾道：
今夜大海宁静
潮满，月色俯吻
笔直的海岸--法兰西海滨
灯光忽明忽灭；英格兰峭壁，
在幽静的海湾中，若隐若现。（借自陶峰译本，豆瓣---译注）
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哲理诗《多弗海滩》转向更凄凉的方向。听着鹅卵石被冲向肯特乱石林立的浅滩，带来夜晚的潮汐，潮起潮落回荡着颤栗的琴音，好像“在诉说无尽的哀痛”。他认为，这听起来就是宗教信仰退潮的隐喻。
信念之海
曾在大地的每个角落涤荡
就象闪亮的银鞭，
如今我只能听到
忧郁的低鸣，久久的回响（借自陶峰译本，豆瓣---译注）
在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物种起源》（1859）出版之前八年，在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3-5）中发出惊世骇俗的“上帝已死”宣言之前30年，阿诺德就已经听到宗教退潮的声音。
达尔文的力量只是传统信仰遭遇的众多挑战之一，包括此前一个世纪的激进哲学、地质学发现、德国学者的更高级批评。这些学者证明圣经其实是众多可能出错的人在过去多个世纪里创作的结果。
虽然从前时代有关宗教的严肃怀疑是根本不可能之事，甚至在自由派思想家中也是如此，但到了19世纪，在思想上支持赞同不可知论或者无神论突然之间变得可能了。
阿诺德的“信仰之海”中的退潮是人类意识的范式转移。诗歌“多佛海滩”表达的是怯魅的文化叙述。依据你认定哪一个历史学家是权威，怯魅开始的时间可以是19世纪工业革命，或18世纪启蒙运动，或17世纪科学革命，或16世纪宗教改革，甚至是中世纪学院派哲学家拥抱唯名论即否认词语和终极现实之间的任何联系。
不管怎样，有关叙述话语存在广泛的共识。在西方历史的某个点上，社会各界都能接触已经蔓延到生活各个方面的神圣性，它赋予人们以意义和目的。
在这个前现代时代，存在被赋予了一定意义。到了某个时候，进入这个伊甸园的大门被关上了。现代性的条件被定义为无可挽回地丧失了通往超验性之路。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以科学为志业”（1917）中说，“那终极的、最庄严的价值从公共生活里退却，逐渐销声匿迹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性领域，或者转化为个体之间人际交往的兄弟之情上。
”这种退却的结果是“我们时代的命运的基本特征就是理性化和理智化，首先就是“世界的怯魅。”
阿诺德是现代科技炫目成就的行家和科学研究奇迹的鉴赏家，但他仍然感觉到超验性、超自然性和神圣性的丧失。在《上帝与圣经》(1875)一书中，阿诺德承认“基督教天堂中的人物形象及其对话不再是事实问题，而不过是希腊奥林匹斯山中的众神”，但他仍然哀叹信仰“落潮那悠长的哀嚎。”
有人将超自然信仰的崩溃与消除迷信及所有压迫性宗教等级体系有关，其他人则忍不住哀悼超验性的丧失，哀悼拥有神秘性和神圣性的生活在逐渐消失。撇开现代性是否受欢迎这个话题不谈，这正是我们现在的生活处境。
即使那些拥抱正统思想的人，甚至极端的原教旨主义者，也仍然是在怯魅模板内进行思考的，这种怯魅就像我们其他人一样彻底拥抱了现代性。另外一个英国诗人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在1921年的抒情诗中想象了神的超现实葬礼，其中叙述者感到无尽的悲哀：
所以在我们的神话忘却之时，
我们黑暗中呆呆地摸索爬行，
比在巴比伦哭泣之人更悲凄，
他们的天国仍然是永久冀希。（借自《哈代诗选》中“神的葬礼”第10节---译注）
人们如何对付怯魅仍然是现代性必须应对的宗教问题。哈代问“谁或什么能填补神的空缺？”我们该如何面向死去的神祈祷？
这个问题不仅成为19世纪的核心问题，而且是此后世纪的哲学家之间的问题，虽然并非每个人都同样关心。说到人们应该将在哪里祈祷？如何祈祷？对着谁祈祷？或为什么要祈祷等问题，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并不认为这是问题。
这位动物学家和解剖学家曾经被戏称为人类物种中的肥胖的、容易发怒的牛头犬(头大鼻短、脖子粗)，他在1860年之前还默默无闻，但因为与牛津教区温彻斯特圣公会主教萨缪尔·威尔伯福斯（Samuel Wilberforce）在牛津大学进行的一场有关达尔文主义的辩论而名扬天下。赫胥黎是信仰科学的现代人，也获得了若干极具名望的奖励--- 英国皇家学会所颁发的镀银奖章（the Royal Medal）、伦敦地质学会颁发的沃拉斯顿奖章（the Wollaston Medal）、克拉克勋章（the Clarke Medal）、英国皇家学会科普利奖章（the Copley Medal）、林奈学会的林奈奖章（the Linnean Medal）都证明了他对科学做出的卓越贡献。
相反，威尔伯福斯是牛津教区主教，高教会派（High Church）牧师和西敏寺教堂主持（dean of Westminster）。前者代表理性主义、实证主义和进步，后者代表超自然、传统主义和古色古香。对威尔伯福斯来说不幸的是，赫胥黎处于可展现数据的一边。在一个堆满黑木头和动物标本的房间里，在上千人的观众面前，威尔伯福斯询问赫胥黎这位声称人与猴子有血缘关系的可敬动物学家，究竟是他的祖父还是祖母是从猴子变来的？
据说，赫胥黎的回答是他“对有一个与猴子有血缘关系的祖先并不感到羞耻，但如果他的祖先不敢面对真相，他会感到羞耻。”对威尔伯福斯来说，这场辩论是个彻底的失败。
当然，进化论给任何字面意义上的创世论描述带来隐含意义，但是像威尔伯福斯之类批评家真的担忧赫胥黎的观点对道德产生的不良影响。
赫胥黎提出了反驳意见。在撰写《进化论和伦理学》（严复的《天演论》原文）中，他认为“天文学、物理、化学都必须经过类似阶段，然后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其影响成为人类事务的重要影响因素，伦理学也“需要经受同样的考验”。不是依靠僵化的诫命，赫胥黎相信理性“将在实践领域带来一场重大革命。”科学知识将不仅改善人类的物质生活状况，而且将改善人类的道德。
这种进步信念在19世纪知识分子中非常普遍，已经成了一种教义。那么，超验性会如何呢？赫胥黎和威尔伯福斯都是古典学和英国教育的继承者（更不要提阿诺德），他们都非常熟悉诗人亚历山大·蒲伯（Alexander Pope）1730年有关伊萨克·牛顿（Isaac Newton）的押韵自由诗“自然和自然的法则在黑夜中隐藏/上帝说，要有牛顿！于是一切都被照亮。”（其他版本：自然道法隐于夜，天生牛顿万物明/天不生牛顿，万古如长夜)对有些人来说，能够填补上帝留下真空的答案就是科学。
自然科学的荣耀体现在众多方面。达尔文明白飞蛾和猴子都受制于适应法则的方式。自牛顿以来，物理学家能同样准确地预测行星或板球的前进抛物线，化学家安托万-洛朗·德·拉瓦锡（Antoine Lavoisier）的革命将中世纪炼金术转变为严谨的化学。
到了19世纪，实证性科学带来了技术奇迹；英国物理学家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和开尔文勋爵（Lord Kelvin）的热力学给我们带来了蒸汽机，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的电动力学永远照亮了世界。
与此同时，法国著名微生物学家狂犬疫苗创始人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等在医学方面的进步确保人预期寿命获得明显延长。
但是，有人仍然为怯魅感到担忧。
阿诺德之类人既不是赫胥黎那样的乐观主义者也没有蒲伯那样的气势宏大和夸张。很多人对将宇宙简化为冷冰冰的机械体系感到绝望----即使他们承认这些理论的准确性。赫胥黎或许看到关节和韧带之间连接的神奇，皮肤和绒毛附着在骨头上的方式，但有些人看得到或许是需要吃的肉和屠杀。
甚至达尔文会写下了这样的话语，“很多物理学家现在拥有的观点是太阳连同所有行星到了一定时候可能变得过于冰冷不适合人类生存，这样的想法令人无法容忍。”对那些相信科学却找不到理论的意义的人来说，这种僵局非常困难。在很多人看来，目的并非物质世界的属性，而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东西。
向科学、艺术或偶像祈祷---这些都是对怯魅的回应，却但这种回应不够真诚。
艺术是打破僵局的出路。我们的祈祷不是面向科学而是面向艺术和诗歌。在《文学与教条》(1873）中，阿诺德写到“上帝这个词”绝非用来描述科学或准确知识的词汇，而是表达诗歌和雄辩口才的词汇，简单地说是文学词汇。”
自浪漫主义以来，知识分子确定在艺术创作中能复活神圣性的魅力。自由派基督教徒肯定当今科学，却不放弃圣餐礼拜等宗教礼仪和圣经，而是重新将其解释为文化偶然性。
在德国，改革派神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抛弃启蒙理性主义和正统基督教思想，肯定从美学意义上定义的信仰，同时在1799年的演讲中仍然得出结论，“信仰上帝，信仰个人永生未必是宗教的组成部分。”像阿诺德一样，施莱尔马赫认为“上帝”是寓言性的手段，用以回顾过去，用以将崇拜理解为“对宇宙的纯粹思考”。
这种立场在19世纪尤其是在美国超验主义者如亨利·沃德·比彻（Henry Ward Beecher）和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中间有很大影响。
对于所谓的“上帝已死”问题，宾夕法尼亚大亨和加州联合石油公司合伙创始人史棣华（Lyman Stewart）有不同的解决办法。在1910年到1915年之间，史棣华召集各派保守派新教牧师开会，长老会、浸礼会和卫理公会1907年编撰了一套共十二册的小书，里面包括90篇文章，书名是《基要信仰:真理的见证》。
该书的目的是“为说英语的牧师、神学教师学生和全世界说英语的传教士提供某种警告和见证，为他们辩护同时让他们重新进入正确轨道。”
考虑到圣经中的奇迹、圣经的无差错性以及基督教与当今文化的关系等，该丛书旨在成为“基督教基本教义的新声明。”目标不仅包括自由派基督教、达尔文主义和世俗圣经学者而且包括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和心灵论/招魂术。
在撰写“圣经的自然观”也就是世俗性解释时，投稿者富兰克林·约翰逊（Franklin Johnson）怪异地呼应了阿诺德的信仰之海隐喻，写到自由主义“在过去四分之三世纪里是水位不断上升的大海。。。它已经是被连根拔起的破坏一切和不断砍杀的大瀑布。”像很多激进派一样，史棣华的牧师们如路易斯·梅耶（Louis Meyer）、詹姆斯·奥尔（James Orr）和斯勾菲尔德（C I Scofield）认为，自己返回到首要原则，因此其终极指称是“原教旨主义者”。
就像阿诺德、赫胥黎或施莱尔马赫等一样，他们是坚定的现代派。虽然有其复仇主义，原教旨主义者所持的神学立场若在宗教改革之前看来是荒谬的，但他们迫不及待地与世俗主义辩论争吵---尤其是他们推崇理性辩论的价值---这些只能证明其工程是错误的。
向科学、艺术或偶像祈祷---这些都是对怯魅的回应，却但这种回应不够真诚。尼采清晰地看到了这一点，并提出准确的诊断。他在《快乐的科学》（1882）中写到：
上帝死了！上帝已经死了！而正是我们谋杀了他！我们怎么才能安慰自己，这凶手中的凶手？迄今为止最神圣、最万能的它已经倒在我们的刀下，——谁能清洗我们身上的血迹?用什么样的水才能清洗我们自身?（这段汉译借自：俞吾金“究竟如何理解尼采的话上帝死了”《哲学研究》---译注）。
尼采有时候被误解为必胜主义无神论者。虽然他否认个人创造者的存在，但他不是赫胥黎那样的资产阶级世俗主义模式，因为这个德国哲学家明白怯魅的可怕隐含意义。
上帝死去有着隐喻的和伦理的隐含意义，如果尼采的预言仍然令人怀疑---“我们自己难道不能仅仅想显得有价值而变成上帝吗？”他对我们的精神困境的评估是根本性的。作为20世纪存在主义的晨星，尼采同样有一种诚实接受现实荒谬性的态度，他问的是我们如何能在上帝死去之后继续生活下去。
存在主义的另一个先驱俄国小说家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有一个不同的解决办法。
他在《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中启动了一场比赫胥黎与萨缪尔威尔伯福斯之间夸夸其谈的辩论更加细腻得多的信仰辩论。两兄弟---伊万和阿廖沙---讨论信仰问题；前者是否认上帝存在的唯物主义者，后者是东正教信徒。一神教神学总是在全能的、仁慈的上帝如何能允许罪恶存在这个问题中挣扎。
神义论（Theodicy）提供了种种解决办法，但都最终证明不能令人满意。若想象并不总是善良或并不总是强大的上帝，那就等于想象上帝不存在；若想象无辜者承受痛苦是合理的，这在道德上将是灾难性的。而且正如伊万告诉哥哥（编者注：弟弟）的那样，上帝本人“是不配得到折磨孩子者的眼泪的。”最后，阿廖沙亲吻了弟弟（编者注：哥哥）之后离开了。
这样令人困惑费解的行为既非居高临下的恩赐也非妥协，虽然这位神父赞同伊万的推理。而且，这就是拥抱荒谬性，即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所说的“信仰飞跃”，也就是答应在已经死去的上帝面前祈祷。
远藤周作（Shūsaku Endō）在其有关17世纪日本基督徒遭受迫害的小说《沉默》（1966）中，询问“主啊，你为什么沉默不语？你为什么总是不说话？”经过了纳粹大屠杀和广岛原子弹袭击的野蛮残忍，后来的所有真正神学都一直在尝试回答远藤周作的问题。
在尼采预测的战争之后，人们又遭遇到新神---进步和理性，因为技术官僚冲动让工业屠杀成为可能。如果怯魅标志着浪漫主义者和维多利亚时代人的焦虑，那么，20世纪有关更公平、更聪明、更公正、更理性世界的梦想因为奥斯维辛集中营和长崎的硝烟而土崩瓦解。赫胥黎的幻想因为原子的灾难性裂变而证明是多么巨大的错误。
这些事并没有被神学院忽略，记者约翰·埃尔森（John T Elson）在1966年《时代》周刊上说，“甚至在基督教内部，少数激进神学家群体已经在严肃地论证教会必须接受上帝死去的事实，必须找到没有上帝的存在之道。”该文是这本杂志引起争议最大的文章，这一期杂志也最畅销。
埃尔森普及了一场唤起情感的运动，严肃对待上帝死亡，询问在没有意义的时代如何实现赋魅问题。
影响比较大的思想家包括加布里尔·瓦哈尼安/伐汉年（Gabriel Vahanian）、韩谬顿（William Hamilton）、范布伦(Paul van Buren)和奥太泽（Thomas J J Altizer），他们都是“神死神学”的代表人物，相信“上帝的确绝对死了，但提出要继续和写作没有神的神学。”上帝死去运动在进步派新教神学院出现，它们在不同程度上传播宣扬了“基督教无神论”。
这样的怪异运动注定是多元化的，有相信上帝在字面意义上死掉了的人，也有将这种语言理解为表达影响教会和社会莫名不适和忧虑的象征性语言的人。
正如约旦·米勒（Jordan E Miller）和克里斯托弗·罗德基（Christopher D Rodkey）在《帕尔格雷夫激进神学手册》（2018）中将这些思想家---新教徒、天主教徒、犹太教徒---统一起来的是一种欲望，要“做新工作、写新作品、唱新歌、布新道、做新见证、提出新抗议、进行新抵抗、提出新的忠诚的异端观念、提出新的不断更新的艺术表达手段”。
在走向怯魅的各种途径中---退回到原教旨主义、拥抱无神论、否认任何东西出现了变化---激进神学是承诺直面无意义性，并且从深渊中竭力挖掘出某种超验性。米勒和罗德基写到“在西方世界，针对作为西方世界本身的普遍承认的神学问题，寻找神学语言和答案是比从前更加世俗的做法，”但是，“新神学”和世俗化的福音派等选择虽然是即刻能够理解和认识到的东西，但它们“对于更大的神学问题，却既没有帮助也无法提供建设性答案。”
有关真实的上帝，即便他真的存在，我们也不能说出任何积极的东西。
相反，激进神学能够严肃对待宗教---并且挑战宗教。
在纽约锡拉丘兹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任教的法裔美国圣公会教徒伐汉年（Vahanian）转向更传统的观念，仍然在作品《没有偶像地等待》（1964）中说“上帝并非必不可少，也就是说，他不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他不能被仅仅当作一种假设，无论是认识论的还是科学的、存在的假设，除非我们应该得出“上帝是理性的”这样贬低他的结论。”在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卫理公会神学院工作的奥太泽的途径又有不同，他在《基督教无神论福音》（1966）中说，“当今每个对体验持开放态度的人都知道上帝不存在，但只有基督徒知道上帝死了，上帝之死是最终的、无可挽回的事件，上帝之死在我们的历史阶段实现，创造出一种新的自由人。”
将不同途径统一起来的因素是德国路德派教徒田立克（Paul Tillich）的主张，他在《系统神学》第一卷（1951）回避这个悖论，他挑衅性地宣称“上帝并不存在。他是超越本质和存在的自在存在”(being-in-itself)。因此，认为上帝存在就是否认他。”
这实际上到底意味着什么？激进神学是严厉无情的，其中任何一部分都不是轻易得来的。它要求深度、焦点和严肃性，更重要的是一种怪异的信仰。
在当今时代，它引发了一系列的回应，从拥抱没有任何超自然主张的信仰的文化生活到严谨的神秘主义和超越任何传统信仰的设想。对有些人如伐汉年来说，它意味着宗教礼仪必须进入“后基督教”时刻的批评性意识，其中缺乏意义正好吻合反文化运动者拥抱耶稣作为道德指南。
其他人拥抱宗教的一种审美模式和文学阐释，这种途径也被称为“神学诗学”。同时奥太泽明白认为上帝之死是改造性的革命事件，解释世俗主义引起的割裂，是面向神圣性视角重新定位自我的一种方式。
在《超越上帝父亲：走向妇女解放的哲学》（1973）中，波士顿学院的哲学家玛丽·戴利（Mary Daly）解构了传统--压迫性的--神的男性象征，呼吁一场“本体论的精神革命”，那将指向“超越性别歧视社会的偶像崇拜”，激发“朝向超验性的创造行动”。
戴利使用“偶像崇拜”的这种可敬的、甚至神圣的词汇凸显了激进神学从传统中汲取了多少东西，在可以追溯千年的先驱中获得能量。理查德·鲁宾斯坦拉比（Rabbi Richard Rubenstein）在其有关纳粹大屠杀的作品中借用卡巴拉神秘主义（Kabbalah）的词汇想象沉默的上帝。
约翰·卡普托（John Caputo）在《上帝的愚蠢：无条件神学》（2015）中写到，“神学的最佳利益不在于最高的上帝”而在于“比上帝更深刻的东西，同样道理，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和上帝总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简单率真的信仰---或简单率真的缺乏信仰，其挑战总是存在于宗教内部。这是精神体验核心的一种辩证法。或许怯魅的最大丑闻是如何向死去的上帝祈祷的答案其实出现在上帝死去之前。
就在基督教内部，就存在着一种常常和希腊正统思想联系起来的被称为“否定神学”（apophatic theology）传统。否定神学强调上帝---圣洁的、神圣的、超验性的和实体的上帝---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上帝不是某种东西---上帝是存在的基础本身。
那些实践否定神学的人---二世纪的亚历山太的革利免（Clement of Alexandria）、四世纪的尼撒的贵格利（Gregory of Nyssa）和六世纪的亚略巴古的伪丢尼修（Pseudo-Dionysius the Areopagite）---提出了一种后来被称为通过否定方式认识上帝的方法。
按照这种途径，任何有关上帝的积极表达都是不真实的，甚至他的存在本身都不真实。九世纪爱尔兰神学家约翰·司各特·愛留根納（John Scotus Eriugena）写到，“我们不知道上帝是什么，上帝本人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因为他什么也不是。实际上，上帝并不存在。”【作者的强调】
在尼采臭名昭著的神义论之前的若干世纪，这些否定神学家们走近超验性的方式就是认识到，上帝并不是在描述、教条、教义、神学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中被找到的。甚至对上帝的信仰并不能告诉我们有关上帝这个深渊、这个空虚、这个超越任何理解的存在的任何东西。
远非简单的无神论者，否定神学家们让上帝处于其思想的前沿，处于更接近心灵深处的位置，虽然可能不可言喻。这就是对如何向“死去的上帝”祈祷的答案：通过理解无论单词“死去”还是“上帝”都不意味着任何东西。
在阿诺德听到信仰之海的潮汐咆哮和尼采宣称上帝已死之前11个世纪，印度圣人佛教大师商羯罗（Adi Shankara）就在他为本身已经有千年历史的《大梵经》（the Brahma Sutras）写的评论中重新描述过一个寓言故事。
商羯罗写到，有弟子问跋提大师（Bhadva），创造之神大梵天（Brahma）---所有存在的基础到底是什么。按照商羯罗的说法，大师沉默不语。以为他可能没有听见问话，学生又问了一遍，但大师仍然沉默不语。学生再次提出这个问题，“神是什么？”，大师再次没有回答。
最后，这位年轻人忍无可忍，要求知道为什么大师不回答这个问题，大师回答说，“我正在教导你。”
哲文新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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