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学”：求解科举研究的最大值
刘海峰
“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1]一门传统学术领域中的专学的形成也与此类似：世上本无所谓学，研究的人多了，便成了学。中国人向来有称学的习惯，往往将较重要的、研究得较多的对象称之为学，如研究《文选》有选学、研究《红楼梦》有红学、研究朱熹有朱子学，还有策学、汉学、宋学、闽学、关学之类。这种“学”并非严格意义的学科，而只是中国传统学术中的专门之学。“科举学”是在科举研究历史悠久、研究对象重要、研究人员众多、研究成果丰硕的情况下逐渐形成的一个专门术语，是实至而名归，是在学显之后蔚然成学的。本文拟在笔者以往“科举学”系列论文的基础上，分析各学科的科举研究概况，介绍外国科举研究的新进展，并进一步论述科举研究与“科举学”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出“科举学”产生的必然性和构建“科举学”的重要意义。一、多学科的科举研究
与其他许多专学不同的一大特点是“科举学”具有明显的广博性，其研究对象是已有任何单一学科所无法包容的。[2]以往科举研究的范围主要涉及历史学、教育学、政治学、文学、社会学等各个学科领域。历史学与科举研究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作为一门研究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过去存在的科举考试制度及其运作的历史的专学，“科举学”的研究对象是已经消逝的历史陈迹，因此必然和历史学的关系最为密切。就像敦煌学从属于历史学一样，在某种程度上，“科举学”也可以说是历史学的一部分，或者说历史学是“科举学”研究的基础学科。实际上多数科举研究成果还是历史学界的学者做出的。回顾20世纪的“科举学”，经历了1920~1949年的奠基期和1950~1979年的中心外移期后，1980~1999年出现了中国科举研究的兴盛期。20年间，科举成为唐宋元明清各断代史研究的热点之一，科举研究也一直受到史学界的关注，是权威刊物《历史研究》经常发稿的一个主题。《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刊出的笔者《科举制的起源与进士科的起始》一文和何忠礼《二十世纪的中国科举制度史研究》一文，可以说是对20世纪有关科举起源问题和断代科举研究史的一个总结。
由于科举和中国1300年间的历史进程有重大关系，因此各个断代研究多有大量的科举研究论著发表也就不足为奇了。历史学者是科举研究的主体，对待科举，人们从世纪初的唾弃与冷淡、世纪中的清理与批判，到世纪末的重视与反思，从一般的科举研究到“科举学”的理论构建，经历了一场几同隔世的沧桑巨变。纵观20世纪科举研究的发展脉络，总的看来是从冷寂走向热门，从制度的考证和史实的回忆走向理论的探讨，从激情的批判走向理性的判断，从幼稚走向成熟。[3]教育学方面的科举研究许多是从科举与教育的关系入手，尤其注重探讨科举制的经验教训对现代教育考试的参考价值，从科举史中抽象出规律性的东西以丰富考试理论。科举是为了选拔官员，但又有教育性质，而且越到后来教育考试性质越明显，以至于清末废科举时许多人只想到废科举可以兴学堂，几乎忘了科举首先是一种文官考试。现今人们一般将通史或综论性质的科举研究归属于教育学类别，各种报刊索引也多将科举研究论文划归教育学。对科举史料尤其是中国近代科举史料的整理最用力的也是教育学界，90年代系统组织编纂科举考试史资料者往往是教育学者或教育考试管理者。 当代中国发展最早、规模和影响最大的考试是教育考试，而在现代各类考试中，教育考试从形式和作用及影响等方面来看，与科举具有特别明显的相似之处或继承性，因此从教育角度研究科举的论著也较多。现实需要促使教育学界去探寻历史上有关科举利弊存废的现象和考试发展规律。确实，“科举学”不仅直接促进了中国教育史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教育学理论及规律的认识，而且对于当代教育科学的学科建设也能提供一定的支持，还有利于对教育改革整体方向的把握，有助于促进考试改革的进行。[4]教育视角的科举研究论著，除了较集中探讨古代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的关系、清末废科举兴学堂以外，有关现代教育考试的科举研究论著，主要从科举对现代教育与教育价值观的影响、科举考试与素质教育、科举与高考的比较和借鉴、科举与自学考试的比较和借鉴等四个方面展开论述。[5]政治学视角的科举研究也较注重古为今用的现实应用研究。与被称之为“现代科举”的高考类似，公务员考试也作为科举的“替身”仍在不断演变发展。科举对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影响，既有文化与精神上的明显存留，也有政治制度上的鲜明痕迹；既与本土现、当代公务员制度有承继关系，也与西方近、现代文官制度有渊源关系。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或从何种层面来看，研究科举对于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尤其是公务员制度的建立与改革都大有裨益。[6]有的学者认为，科举制是封建社会中政治录用的典范，科举制作为一种社会权力精英的遴选机制对近现代各国政体中的文官的形成与发展，具有直接的、深刻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古老的科举制仍然具有现代意义。作为一种精巧的政治录用方式，科举制具有恒久的价值。因此，在今日的政治实践与政治发展中，人们仍然需要对科举制不断做出新的现代政治学的诠释，以从中获得启迪与收益。[7]科举的政治功用与教育影响有颇大的差异。对古代乃至现代教育的影响可以说是利弊参半，尤其是当代中国反对所谓“应试教育”，因而一些论者批判科举的激烈程度不亚于清末要求废科举的论调，当然为科举辩护的也大有人在；而从政治角度评价科举者则以肯定的居多，由于公平竞争、择优录取还只是现今干部选任制度的一个努力方向，而科举制在规范竞争、公平选才方面确实值得现代公务员制度所借鉴，因此，为科举“平反”的呼声最强烈的也来自政治学或行政学界。文学与科举也有不解之缘。科举是一种文官考试，但从考试内容来看，却是一种文学考试或经学考试。1300年间，不仅多数文学家是科第出身，而且科举影响到中国文学的方方面面。宋元戏曲和明清小说情节盛行才子佳人的模式，而所谓才子，一般就是有文章才学能高中科名的士子。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的科举及第实现大团圆的结局的情节，说明科举与文学的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现代已有一些学者从宏观上研究科举与唐代或宋代文学，也有不少学者从较微观方面研究科举制与《文选》学、与唐代进士行卷、与唐诗及唐人传奇、与唐宋的韵图、与唐宋律赋、与元曲、与明清小说的关系，还有大量的关于某一文学家的科举生涯、某一文学群体的科举生活与心态、某一文学作品与科举的关系的论文出现。至于对吴敬梓《儒林外史》、蒲松龄《聊斋志异》等与科举的关系，更是发表了许多论文。而八股文则是90年代文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因为八股文虽已进入历史博物馆，但在科举时代制艺成了用文字构成的特制的工艺品，现在研读八股程法的书不仅等于看尸体解剖报告，也是意识领域的遗传基因的探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八股文控制中国士人如此之普遍而又如此之久，确是历史的重大存在，[8]因此很值得我们加以研究。社会学界的科举研究较集中在科举与社会流动和社会结构的关系方面。科举既是一种教育制度和政治制度，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制度。从理论上说，科举给普通民众提供了一条提升其社会地位的途径，实际上的确也是促进当时社会分层与垂直流动的重要机制。科举制起到了推动了知识分子阶层的崛起，改变了官吏阶层的结构，提高了社会的整合程度的作用。[9]科举制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的实施不仅造成皇权的强化及职业官僚系统依附的加强，而且士绅阶层取代贵族改变了民间统治阶级（或统治集团的主要社会基础）的构成，在科举制下形成的社会流动增加了社会结构的弹性，成为一种重要的吸纳机制和联结社会中心与边缘的纽带，而社会流动促进了社会分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家族制度，从而在民间统治阶级与被统治的民众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纽带。科举制赋予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以僵硬性和弹性，其结果是，一方面结构内部的调适能力在增强，另一方面，在现代化的课题已经提出的时候，却不能做出有效的回应。[10]从社会史或历史社会学角度的科举研究往往较注重定量研究，这为其他学科的科举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示范。此外，科举研究还涉及哲学、文化学、心理学、地理学甚至经济学等学科领域。例如本来科举研究与经济学是没多大关系的，可是也有《同源同功同构的两类经济系统：科举竞争系统与市场竞争系统》、《科举制与市场经济》之类的论文面世，足见科举研究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任何单一学科都无法覆盖或囊括科举研究的所有内容。不同学科从不同的侧面研究科举使科举研究变得更为丰富多彩，但各学科关注点不一样，研究往往不够全面，只有多学科的整合，将各学科的科举研究纳入“科举学”的体系，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科举研究的功用。二、外国科举研究的新进展
以上所述主要是中国学术界的科举研究情况，在《“科举学”刍议》、《“科举学”发凡》等论文中，笔者已对海外科举研究的情况做过概要的介绍。近年来，外国的科举研究又有不少新进展，这里仅以专著为主，扼要介述日、韩、美等国科举研究的简况，从中便可看出“科举学”的国际性。
日本东洋史学界对科举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宫崎市定是以往日本科举研究的代表人物，为了与1946年出版的《科举》一书配套，他将1956年出版的《九品官人法研究》的书名加了一个“科举前史”的副题，该书对科举制的起源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力主科举始于隋文帝开皇七年（587年）；在其《科举——中国的考试地狱》一书于1963年出版后，1987年又将其早年的《科举》一书改名为《科举史》由东洋文库出版，使《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科举史》、《科举》三书成一系列。
由于荒木敏一1969年出版的《宋代科举制度研究》具有开创之功，日本对宋代科举的研究尤为用力，甚至还成立有“《宋史·选举志》研究会”。1982年同朋社出版了左伯富编《宋史选举志索引》，而中岛敏编《宋史选举志译注》一、二、三册由东洋文库分别于1991、1995、2000年出版。山川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平田茂树《科举与官僚制》一书虽为通俗读物，但简明扼要，也颇有价值。讲谈社1980年出版的村上哲见《科举史话（考试制度与文人官僚）》一书，2000年又被改版纳入“讲谈社学术文库”，使之更为流行。另外，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1986年以《唐代的科举与文学》为名被译成日文由凯风社出版，何炳棣的英文著作《中华帝国的成功阶梯》也于1993年以《科举与近世中国社会——立身出世的阶梯》为名被译成日文由平凡社出版。
科举向来是日本东洋史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研究问题，1977年日本“韩国研究院”发行的刊物《韩》第6卷第10号为“李朝官人体制研究”特集，发表了有关高丽和朝鲜科举研究的多篇论文；大修馆书店发行的《中国》月刊1999年9月号也出了一期“科举”特集，发表了10余篇关于科举的专文，可见对科举研究的重视程度。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科举研究问题相当重要、论著颇为丰富，1992年印行的中岛敏主持的《宋至明清科举、官僚制度及其社会基础》研究成果报告书中，还收有山根幸夫等编《科举关系文献（中文、日文）目录稿》，该目录索引虽不完全，但却说明科举已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专题。韩国因为自身有着悠久的科举历史，所以对科举研究特别重视，甚至可以说比中国更重视科举研究。80年代以前，韩国已多次翻印《国朝榜目》和《国朝文科榜目》等史料，并出版了不少专著，而且何炳棣的著作也于1987年以《中国科举制度的社会史研究》为名出了韩文版。
90年代以来，韩国的科举研究进一步繁荣，研究日益深入。1994年李成茂将其1976年面世的《韩国的科举制度》一书出了改正增补本，该书系统地研究了高丽及朝鲜时代科举制的各个方面，最后还概括了韩国科举制的特性。1996年出版的曹左镐的遗著《韩国科举制度史研究》也是一本全面研究韩国科举的著作。崔珍玉1998年出版的《朝鲜时代生员进士研究》一书对朝鲜时代生员进士与司马榜目、生员进士的年龄和原有身份、姓贯、区域、社会背景等都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书后还附有量化统计表。金昌铉1999年出版的《朝鲜初期文科及第者研究》更是一部专门深入的著作，该书的特点也是注重采用实证方法研究科举，并附有《朝鲜初期重试及第者一览表》。
而李成茂1997年出版的《韩国科举制度史》则可以说是韩国科举研究的集大成者，书中详细论述了韩国历代科举制的演变与运营、科举制度与身份、科举制度与教育、科举制度与官学，其中还包括宾贡科与制科、科举的古文书、朱子学与科举、科举与书院等，书后所附《科举制度相关论著目录》和《教育制度相关论著目录》，收录了与科举和教育史有关的韩文、中文、日文和英文论著目录，虽然中、日、英文的科举研究论著收得还很不全，但韩文的科举研究成果却几乎一览无遗，从中可以看出韩国的科举研究实力相当雄厚。另外，1990年李成茂、崔珍玉、金喜福还编纂出版了《朝鲜时代杂科合格者总览（杂科榜目电算化）》一大巨册，运用计算机作统计，对朝鲜时代除文科、武科、生员、进士科以外的杂科，即译科、医科、律科、筹学（相当于中国唐代的算学和明算科）等科目的历科考试合格者之父母祖宗三代、妻父及妻祖父的姓名、籍贯、品阶、官职等各方面情况都详加考证列表，充分体现出韩国科举研究的细致深入。而崔珍玉等编《CD-ROM司马榜目》的发行，也说明韩国的科举研究注意利用现代化手段，使科举研究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应该承认，相对科举研究资料而言，韩国的科举研究比中国开展得更充分、更细致。
美国是西方国家中科举研究成果最多的国家，近年来出版的标志性著作是艾尔曼的《明清科举文化史》一书。该书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以往人们从政治、社会、经济及知识分子生活等多方面研究科举，而明清时期“科举已成为士人文化的一个窗口”，[11]因此该书着重从文化角度研究科举。在发表不少科举研究专题论文的基础上，此书对明清科举文化作了全方位的高水平研究。尤其是书后所列“公元1148-1904年间1042种原始科举资料目录”、“650-1905年间科举考试内容演变表”、“地志之外原始科举资料的主要种类”等几个附录，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作者写作该书参考了众多的古今中外文献，并作了大量的统计分析，在前言中还对科举研究成果作了简要的回顾与总结，该书所附参考文献类似于一份科举研究论著目录。
艾尔曼为当今美国学界中科举研究的代表人物，他认为科举文献是中国古代文献中重要的一个类别。在他的个人主页中，提供有中国史文献索引，内中第13类文献便是文举和武举文献目录，收录了宋元明清科举专门文献目录。的确，像乡试题名录、会试同年齿录、进士登科录等科举文献完全是独立于地方志、谱牒等之外的一大文献类别，数量庞大的科举文献自成一类便是“科举学”得以成立的原因之一。这里只是简略介绍近年来日本、韩国和美国研究科举的主要著作，尚不包括欧洲一些国家和越南等国科举研究新成果，但已可见“科举学”已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三、科举研究与“科举学”
作为一个广博而专门的研究领域，“科举学”的广博性要超过大多数其他传统学术领域中的专学。以“中国期刊网”所收人文社科类论文为例，在1994-2001年初之间的8年中，与“红楼”相关的论文有1850篇，与“敦煌”相关的论文有9033篇，而与“科举”相关的论文达11176篇，这说明“科举学”比红学、敦煌学更具广博性。在雅虎网上，2001年7月1日用“科举”二字搜索，竟可得27200条相关资料，不同年月搜索所得的条目数量会有变化，但即使扣除个别不属于科举的条目，现今与科举相关的网上信息总有2万条以上。“科举学”的广博性，充分体现在科第人物成千上万、文献资料浩如烟海、影响地域无远不届几个方面，[12]还表现在科举和科举文化对现实社会生活具有深刻的影响，对当今考试改革具有参考价值，因此“科举学”的广博性会超过敦煌学、红学等当世显学。现有许多专学往往集中于一个人物、一本名著、一个地区，一般多涉及中国文化史的局部，而“科举学”却是与隋唐以后中国大多数名人、大多数书籍、大多数地区密切相关，即与传统文化整体相关的一门专学。从科举研究悠久的历史、众多的人员、丰富的成果等多方面来看，“科举学”的出现应该说是实至而名归的。“学”字并不是一个可以随便乱贴的标签。任何一门专学，都应是义立而后名至。如果某一研究对象内涵不够丰富，并不具备成“学”的条件，而研究者却硬是将其加上“学”字，那么这种“学”也是不成体系且难以为继的。然而，“科举学”的内涵和意蕴是如此之丰富，其范围是如此之广泛，其成果是如此之丰硕，以至于在一定意义上，不称“学”就无法囊括科举研究的各个方面，难以统合概括各学科独立和分散的科举研究成果，不称“学”就不足以发掘科举研究之底蕴，难以将科举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科举研究中有些边缘和交叉地带是各学科独立的研究难以顾及的，可以说是非“学”无以统摄、无“学”难以整合，只有将其作为一个整体，将其纳入一个学科系统或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加强理论思维和扩展视野，用“学”的眼光和意识，方能涵盖和包容。“科举学”与科举研究是两个基本相同而又略有区别的概念。凡是对科举本身及直接与科举相关的问题所做的研究，都属于“科举学”。略有区别在于，提出“科举学”的概念，更强调将科举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进行全面的、综合的研究，强调科举研究的理论化、系统化，同时还关注科举研究史的研究。而一旦不再各学科分门别类、各自为战地研究科举，改变“述而不作”、缺少自身理论统摄的状况，改以整体的观点，将各类科举研究统合到一个新的学科体系中，以新的理论、新的视角、新的高度对科举进行交叉协作系统全面的研究，便会使科举研究出现突破和飞跃。在“科举学”提出之后，科举研究通常是指具体的科举问题研究，“科举学”研究则是特指“科举学”理论研究，当然泛指的“科举学”也包括了一般的科举研究。科举研究已有成果与“科举学”理论的关系是“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关系，各学科的科举研究成果可以丰富“科举学”的内涵，而“科举学”的建立和成熟又可为各学科的具体研究提供理论支持和背景依托。[13]“科举学”强调“通”，也就是会通、贯通、沟通，改变以往各学科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将各学科和各国已有和正在进行的科举研究融会贯通起来，使各学科的学者尽量交流、沟通，使科举研究的各个层面得以汇聚和交融，以达到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效果。科举已成为历史，但考试并没有成为过去，现实考试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与科举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因此研究“科举学”还有强烈的现实性。有的学者认为，科举考试制度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其中合理因素与之俱亡，它所体现的许多有价值的观念具有永久的生命力，特别是公平竞争、广泛参与、唯才是举的思想不但在封建社会是进步的，还超越时空，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成为人类共同的基本理念。这是历史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遗产，也是对世界思想文化宝库的巨大贡献。[14]
教育部考试中心原主任杨学为研究员指出，中国科举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经验，严密的规则，然而缺乏理论。他认为创立“科举学”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正确揭示科举的规律，必然有助于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传统，有助于正确评价考试的作用，有助于考试的改革及考试作用的完善。[15]我们不仅应继续进行具体的科举史实考订，而且应关注科举研究本身价值和意义的阐发，重视探究“科举学”的学说和学理，把具体的科举研究和一般的学理阐释结合起来，探寻考试的发展规律，为现实考试改革提供历史借鉴。因此，提出“科举学”决不仅是将已存在的大量科举研究进行叠加和组合，而是为了构建一个内容广博且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专学体系，力求提升研究者之“学”的意识，探寻科举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为中国学术繁荣踵事增华，为中国考试改革出谋划策。总之一句话，建立“科举学”，是为了求解科举研究的最大值。参考文献：
[1] 鲁迅：《呐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75页。
[2] 田建荣：《科举学：理论、体系与方法》，《广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2期。
[3] 刘海峰：《“科举学”的世纪回顾》，《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3期。
[4] 王岚：《科举学的教育研究价值》，《教育世界》2001年第1辑。
[5] 刘海峰：《“科举学”研究与教育考试改革》，《山东师大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6] 郑若玲：《科举学：考试历史的现实观照》，《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4期。
[7]房宁：《科举制与现代文官制度——科举制的现代政治学诠释》，《.战略与管理》1996 年第6期。
[8]何满子：《制艺：历史的重大存在——重印梁章钜〈制艺丛话〉小引》，《深圳特区报》1999年10月24日。
[9] 余保中：《宋代科举制对社会分层和垂直流动作用探析》，《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6期。
[10] 孙立平：《论科举制对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及其演变之影响》，《学习与探索》1992年第4期。
[11] Benjamin
A. Elman. Cultural History of Examin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reface, p. xxiv.
[12] 刘海峰：《论“科举学”的广博性——以福建科举为例》，《东南学术》2000年第2期。
[13] 刘海峰：《“科举学”：一门古老而全新的学问》，《高教自学考试》1998年第2期。
[14] 过常职：《唐代反科举思潮与科举考试的利弊》，《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15]杨学为：《中国需要“科举学”》，《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4期。
（原刊《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2年第3期，5-10页。《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2年第5期重点转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