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学的文化视角
张亚群
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摘要：从文化角度研究科举学具有整体综合的优势，有助于加深对科举考试的本质、功能及其演变规律的认识，全面评价其历史与现实影响。科举制与民族传统文化存在双重关系，在长期考试实践中形成色彩斑斓的科举文化。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产物和重要表现，科举制既存在历史局限性，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科举考试创设的公平竞争机制及其所彰显的择优选才精神，是科举文化的精华所在。
与20世纪三大传统显学——红学、甲骨学、敦煌学相比，科举学性质相同而又独具特色。历史上，人们对科举考试制度的研究源远流长，但是，将科举研究提升到“学”的高度，作为一个整体纳入综合性学科体系，进行理论构建，则始于最近十年〔1〕。迄今，海内外学人在这一专学领域已取得不少代表性成果，跨越历史学、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文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多学科的研究不仅为科举学的创立奠定了必要基础，而且有助于丰富科举学的内涵。从文化学的角度，考察和分析科举考试与民族传统文化演进的互动关系，是科举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使我们对科举制的起源、性质、演化规律、地位和影响形成更为完整、深入的认识，有利于打破不同研究者的学科壁垒，促进科举研究的学科整合，更好地发挥科举学研究的多重功能。一、广义文化与科举学研究
自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B．Tylor）1871年在《原始文化》中第一次提出“文化”这一中心概念后，它逐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广泛运用，作为建构各种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础。尽管不同的使用者对文化的定义存在差异，但是，“自从泰勒时代以来，对它以及它与其他现象的关系所作的理解变得更深入和丰富了。”〔2〕(P91) 美国人类学家克鲁伯（A．L．Krober）和克勒克洪（Clyde Kluckhohn）对文化一词潜心研究，在1952 年出版的《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评论》一书中，列举出161种定义，诸如：文化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它是一套价值观；它是众多的规范；它是习得的、象征化的或习惯性的行为；它是一条观念之流或者一种社会机体论；等等。从表现形态来考察，文化可分为显性文化与隐性文化两层次，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观念文化三层次，其中观念文化，特别是价值观，在文化系统中居于核心地位。广义文化观念的引入，对于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它拓宽了“科学”的旧有界限，“势必给以往分科过细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带来根本的变革”。“20世纪80年代以来风行欧美的不分学科的文化研究潮流，充分显示了人类学的文化概念如何走出单一学科的界限，引领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综合性趋势”〔3〕。在国内，改革开放以来，文化研究作为学术界的共同主题方兴未艾。不仅传统的人文学科大力借鉴文化学的观念和方法，开拓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新领域，促进“老学”、“四库学”、“简帛学”、“徽学”、“客家学”、“秦俑学”等一批专学研究的深入，而且日益分化的社会科学、交叉科学也纷纷吸收文化学的新成果，拓宽本学科的研究视野。这些无疑增强了不同学科间的沟通与整合，有利于推动学术的发展。就科举学而言，从文化的视角进行研究，可以极大地拓宽其研究范围，加深对科举考试制度的本质、功能及其演变规律的认识，全面评价其历史与现实影响，从而将科举学研究推进到新的高度。具体来说，突出表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以广义文化的观念来重新审视科举考试，为科举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与以往历史学、教育学等分科研究更多地将科举考试视为选官制度或教育制度有所不同，文化学的研究主要从文化现象和文化特质层面认识科举制，借鉴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考察和分析科举考试的文化渊源、科举考试与中国传统文化、东亚文化乃至近代西方文化演进之关系，透视复杂的科举文化现象，揭示科举制演化的内在规律与历史启示。在科举学领域，如果说分科研究以专精细致见长，那么文化学的研究则独具整体综合之优势；只有兼用文化的视角，着眼于全局观，才能有效克服分门别类研究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性。将文化研究运用到科举学范畴，多学科协作，不仅能拓展科举研究的内容，而且有助于促进不同学科的交叉与互补，使科举考试研究逐渐走向理论化和系统化，达到对科举文化现象的总体认识。其次，引入文化观念进行研究，也是与科举学的广博性特点相适应的。正如刘海峰教授所分析的那样，科举学具有极为广阔的研究空间：它“不是关于一时一地或一人一书的学问，而是与中国一千多年间大部分知名人物、大部分书籍和几乎所有地区有关的一门学问；不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局部，而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整体的学问，又是至今还有相当现实意义并和东亚及西方主要国家有关的一门学问。”〔4〕如何从纷繁多样的科举考试活动中理清一条基本线索，多层面地解剖科举制与传统社会的复杂联系，从宏观上把握科举制演变的主要特征与内在机制，文化视角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的认识途径。国内学者金铮对此曾作过重要探索，率先于1990年出版《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当今美国著名学者艾尔曼在这一方面也取得新的成果。鉴于明清时期“科举已成为士人文化的一个窗口”〔5〕，他独辟蹊径，于2000年出版《明清科举文化史》，对明清科举文化作了深入而全方位的研究。第三， 从文化角度研究科举考试不仅理论意义突出，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文化兼具传承与变异的双重特性，近百年来，科举制虽被废止，但科举考试的文化传统仍发挥着潜在的正负面影响。褒之者认为，科举考试自身所蕴涵的公开、公平、公正选拔人才的文化精神具有普遍意义，它能够超越民族和时代的界限进行传播发展。这在近代西方文官考试制度及当今我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普通高校统一招生考试制度的创立中得到印证。贬之者则将当代中国“应试教育”归咎于科举考试传统的影响，甚至认为，科举制度留下来的考试文化是“一个危害教育最深的传统遗产”，它用考试衡量教育的效果，“以学业至上的方式，如幽灵一般从后门溜进了新式的学校教育。”〔6〕如此截然不同的评价表明：科举制度利弊并存，影响深远，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一时一地标准衡量其得失；应综观全局，从科举文化演变的历史长河中，总结其经验与教训，为现实各项考试改革提供有益借鉴。二、科举考试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双重关系
从广义上看，科举考试涵盖相应的价值观念、制度规范和物质遗存三个文化层次，形成一个有机的科举文化整体。科举制作为独特的文化现象，它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存在相互作用的双重关系。一方面，科举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受我国古代社会和文化变迁的制约作用，经历了从观念文化的萌发到制度文化的建设这一演变过程〔7〕（P575）；另一方面，科举考试的长期实行及其向海外传播，对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文化、东亚文化乃至近代西方文化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科举制度的形成有其社会政治、经济根源，但文化因素的深层作用不容忽视。从思想文化渊源来看，科举制是先秦以来“大一统”政治观念和贤能治国思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演化的产物，也是儒家所倡导的“学而优则仕”社会本位教育价值观的制度化，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民族传统文化因素对科举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为什么要考”以及“考什么”上。采用考试形式选拔治国人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文化发展特点所决定的。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它崇尚宗法伦理，重视人际关系的调和，主张“选贤与能，讲信修睦”〔8〕（礼记·礼运篇），以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两汉以来的察举制实践表明，仅仅依靠推荐的形式选拔封建统治人才，难以克服名与实、任人唯贤与任人唯亲、家与国、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这就促使人们逐渐重视考试在人才选拔中的特殊作用。东晋大思想家葛洪曾指出，运用集中闭卷考试选拔经学人才，不仅能起到“不立学官而人自勤乐”的促学作用，而且还可成为杜绝“属托之冀”和“人事因缘”的重要手段〔9〕（外篇卷15，审举篇P209）。由于分科考试选拔人才比荐举制更具客观公平性，因而也容易为广大士人所认同。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由于存在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特定社会文化土壤，才使科举考试得以产生并延续千余年之久。再就“考什么”而论，科举考试是以古典人文科学为主，重人文知识轻自然知识，重文举轻武举，经学与文学合一。这些特点的形成也是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制约作用密切相关的。儒家文化素有人文性特征。在孔子教育思想中，道德教育居于核心地位，自然知识课程属于技艺教育，处于次要地位。这一教育传统经汉代独尊儒术而逐渐强化。受此影响，历代科举无不重视人文科目而轻视自然学科。唐代除了专设明经科外，举凡文学、历史、法律、时务等人文与社会知识均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进士科设立之初，策题多为时务及经史策论，后逐渐演化为侧重诗赋的文学之科。其他科目也有策论，制举更是以试策为主。这些文科科目旨在选拔治国人才，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相比之下，那些与人事没有直接关系的自然学科却往往被轻视或忽视。唐代明算、医药、天文诸科，地位低下，录取人数亦少，主要是选拔相关部门的专职官员。五代宋元时期，算学、天文、医学因其实用性而偶被列入考试科目。延至明代，自然科学科目陆续退出科举舞台。明末清初，以西方传教士为媒介，西方数学以修改历法为中心开始传入我国，由此形成译介西方自然科学第一次高潮，但由于儒家文化传统的排斥作用，西学并未被列入科举范围。儒家历来强调以德立国，以仁义化育天下，以文制武。受其影响，科举考试虽文武并举，但二者地位与作用却不能相提并论。宋明以降，无论在国家军事制度上，抑或在社会心理和职业选择上，武官都属于从属地位〔10〕。武举不仅数量少于文科，而且考试内容也渗透儒家文化精神。除射箭、马枪、举重等军事技艺外，武科重视以《武经七书》为代表的军事理论知识，其中儒家军事文化观念占居主导地位。从先秦开始，特别是魏晋以来，因经济、政治、民族、地理等因素的作用，南北区域文化形成显著差异，这对科举考试内容的选择产生重大影响。中唐以后，擅长诗赋文辞者多为江南人士，而“齐鲁河朔之士，往往守先儒训诂，质厚不能为文辞。”〔11〕（卷32，选举考五）北宋中叶，南北文化差异所加剧的区域中额不公平矛盾终于引发科举考试内容改革。王安石变法将明经科与进士科合一，进一步提高经术的地位，强化儒家经典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至上权威。经学与文学的合流及经学地位的提高，部分地缓解了南北取士不均矛盾。科举制产生于传统儒学文化土壤，反过来又通过育才、选才、用才机制，强化了儒学的统治地位，并重塑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隋唐以后，举凡学校教育、经学、史学、文学、艺术、士人心态、民风世俗等，无不深深地打上科举考试的烙印。如果不了解科举制的演变及其在文化上的正负面影响，就难以对这一时期的教育史、经学史、文学史乃至整个文化史有全面和透彻的理解。就积极影响而言，科举考试的推广，促进了教育机会的扩大与下移，对于普及儒学文化，加强国内各民族文化融合，维护国家统一，曾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文化向东亚和西方国家的传播。在中古文化史上，唐代诗、赋、传奇小说的繁荣与进士科重视文采密不可分；北宋中叶科举改革，取士偏重策论，对当时文风改革产生极大影响，由此确立了古文复兴运动的基础。由于科举选士是以儒学文化知识为主要标准，它所选拔的各级人才具备较高的传统文化素质，他们在文化创作、出版印刷、典籍收藏和教学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文学为例，据统计，《四库全书》集部著录和存目收有唐至清别集2504部，其中进士著述1367部，占54.59%；《辞海》文学分册所录中国历代作家中，进士和举人等出身者占总数的56.6%（不包括秀才一级）〔12〕。“进士在科举时期以极少的人口比重保藏我国文化典籍竟然占有同期保藏我国文化典籍的人口总和的1/3比重！这既显示其雄厚的财力和物力，更反映其勤读、收贮和整理图书文献的卓越功绩！”〔13〕至于更多的举人、秀才在官学、私学中的文化传承作用，则不胜枚举。但另一方面，科举考试对传统教育与民族文化发展也产生种种阻碍作用。它以入仕为教育唯一目标，不仅牢笼士人于儒家经典的狭窄思想范围内，导致封建文化专制加强，而且扭曲学校的育人功能，使各级官学与书院最终沦为科举的附庸。李光耀曾尖锐批评：“千百年来以强记和读死书的方法，可以达到墨守成规、维持稳定和压制创新的目的”，但它所付出的代价，“却使过去帝制的中国被摒弃于西方伟大科学工艺发明和工业革命的门外。”〔14〕（P583）正由于科举考试存在这样的致命弱点，当近代西学东渐，新式教育制度引入后，在一波三折的科举改革进程中，它终因不能适应新式学校培养与选拔人才的需要而退出中国历史舞台。三、科举文化的特色
科举文化作为一个文化整体，广义上是指与分科考试选拔人才相关的观念、制度和物质形态的文化。它以“大一统”政治观和“学而优则仕”价值观为导向，以公平竞争、平等择优为根本原则，在1300年的科举考试实践中，与传统文化中的经学、史学、文学、艺术、教育和民俗等文化现象相交融，积淀了丰富的科举文献典籍及其他相关的物质文化遗存。至于狭义科举文化则专指与科举选士相关的观念形态的文化。下面试就观念形态和物质形态的科举文化略举数端，以见科举文化特色之一斑。其一，科举文化中的公平竞争精神。科举考试以选拔封建统治人才为宗旨，尽管在考试目的、考试内容上存在时代局限性，但从选才形式到实质均具有平等精神。它面向社会，通过考试这一独特的教育测量方法，按一定的标准对人的知识、智力和技能进行鉴别，客观、公正地选拔人才。隋唐以后不断完善考试管理制度，立法惩弊越来越严。宋代科举推行糊名、誊录、锁院等防弊措施，使“一切考诸试篇”〔15〕（卷155，选举志一），虽不免加深重才轻德的负面影响，但却有利于排除外在因素干扰，有效维护了考试选才的相对公平与公正性。科举考试超越平民与贵族的等级界限，即使出身社会底层，只要努力向学，科举及第，也能进入统治阶级行列。科举考试所创设的公平竞争机制及其彰显的平等精神，是华夏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科举文化的精华所在。自唐代后期开始，科举制“加强了中国文化的整体化，它使中国社会流动率超过了以前各时代”〔16〕（P279）。从对世界文明进程影响来说，科举制可与物质领域中的四大发明相媲美，堪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17〕。其二，科举与经学、史学、文学、民俗等文化表现形式相结合，形成一些独特的文化现象。以唐代科举文化为例，科举弘扬儒学的文化宗旨与考试标准，推动了学校、社会上读经、读史、读《文选》风气的兴盛，以至于“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18〕（卷15，选举典三）。进士科以文取士，不仅促成唐诗的繁荣，而且衍生出“策学”和“《文选》学”。唐代科场盛行的“行卷”、“温卷”风习，造就了进士文学。科考中举后的宴饮、题名和赋诗活动相沿成俗，流传千载。宋元以下，科举对文化的正负面影响日增，科举文化色彩越来越浓。经学从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到朱熹的《四书集注》，皆与科举考试的改革与发展结下不解之缘。文学如《西厢记》、《红楼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古典名著，多与科场有着或深或浅的联系。科举时代的戏剧、小说以形象化的语言再现了举子们悲欢离合的生活风貌。科举文学所孕育的成语典故、谚语民谣，如名落孙山、朱衣点头、金榜题名、黄粱美梦等，至今脍炙人口。八股文与试帖诗更是科举考试的独特文化产物。今人何满子评析梁章钜的《制艺丛话·试律丛话》时曾精辟指出：“它不仅能令人更有实感地理解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丰富人对历史的认识，还能使人在思考中察觉这一重大而持久的文化现象对现代文化、现代知识分子的影响。”〔19〕（序，P5） 其他一些因科举考试而滋生或助长的民俗文化现象，如明清时期民间流行的状元签游戏、士人的文昌信仰及迷信命数、因果报应、风水堪舆等观念等，则折射出士民既热衷竞争功名又无法主宰命运的普遍心态。其三，科举文献独具特色，科举文物魅力渐增。科举制的长期实行，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文献资料，这是我们研究和认识科举文化现象的主要媒介。科举文献涉及考试制度法令、人物事件、考试内容、形式与方法等。如：敦煌科举文书中就留下不少有关科举制度、科举风俗、科举教育、科举文学的珍贵记录；建于明代的宁波天一阁素以藏有乡、会试登科录而闻名。国外研究者对于搜集与整理科举文献不遗余力。如艾尔曼在《明清科举文化史》书后，附有“公元1148—1904年间1042种原始科举资料目录”、“605—1905年间科举考试内容演变表”、“地志之外原始科举资料的主要种类”等几个附录，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20〕。在科举文物方面，近百年的沧桑巨变，使大量科举实物湮没无闻，但仍有一些相关实物保存至今，成为科举文化的历史见证。历八百多年之久的南京江南贡院，曾是全国最大的科举考场，如今成为我国保存最完好的科举制专业性博物馆。馆外的飞虹桥、馆内的明远楼及有关碑刻等科举文物展，每年吸引众多中外游客。上海嘉定博物馆的《科举文物陈列》，展有“明清嘉定进士名录”，嘉定籍状元王敬铭等人的书画作品，朝鲜、越南科举制度有关资料，考生用于作弊的“夹带坎肩”等，数量近三百件，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在福建漳浦县乌石，闻名闽南的古建筑——海云家庙（林氏宗祠）前广场，至今仍存有一座八角形旗杆基座，它是明嘉靖探花林士章的旗杆，成为漳浦县乃至漳州府科举顶峰的历史标志。林氏家庙曾留下“进士”、“父子进士”、“兄弟举人”、“文魁”、“巨魁”、“拔元”、“贡元”等匾额（文革中被毁，近年陆续重修）。这些文物深受台湾林氏后裔的重视〔21〕（P307-308）。在国外，越南河内的贡院遗址及进士题名碑林现已成为一大旅游景点。
张亚群考察河内越南进士题名碑林留影（2019年8月）
综上所述，科举文化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产物与重要表现，既存在历史局限性，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近代以来，科举制因考试内容与形式的改革滞后于教育近代化进程，最终被废止。不过，科举考试自身所含有的平等竞争、择优选才的文化精神，却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得到发扬光大。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结合其民族文化之长，扬弃科举考试的内容，建立新的文官考试制度。新中国成立后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的高校统一招生考试及自学考试制度也吸收了科举考试的合理内核。从文化角度来看，科举制在近代中国和西方的不同演化结果表明：考试选拔人才制度的发展和考试积极功能的发挥是与整个社会发展同步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促进考试制度的变革与创新。
越南河内文庙（张亚群摄，201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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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高等教育》2003年第1期论点摘编。2003年获福建省第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