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尔伯特·克雷格（Albert M. Craig）
曾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赖肖尔日本研究所主席，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
人们或许会认为，明清时期人口和经济的巨大变化即使不能导致资产阶级革命，至少会使传统中国的上层结构发生深刻变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明清两朝的政治制度与宋元时期非常接近，只是有所改进，并且更加牢固。历史学家有时称这一晚期帝制体系“得到了完善”。它能包容和利用新的商业活力，而这种活力在欧洲却引起了封建时代晚期君主政体内部的巨大变化。是什么样的制度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皇帝
皇权是制度的一部分。在发生饥荒、农民纷纷起义的年代，日后将成为明朝开国皇帝的朱元璋正崛起为一支起义军的首领，对抗大厦将倾的蒙古帝国。他在长江流域建立了坚固的军事基地，1368年建都南京，并追击蒙古人的残余势力。1382年，远在西南边陲云南的最后一个蒙古军队据点陷落。朱元璋在身后以其年号“洪武”闻名，意为“洪大的武力”。历史学家称他勇敢、精明、富有远见，但晚年残酷、多疑、过分偏执。尽管如此，他从建国到1398年在位的30年仍具有王朝创立者的鲜明特征。他学习唐朝以寻求治国之道，但在很多方面却追随了前朝蒙古统治者的脚步。洪武帝是一位独裁者。他废除了宋元两代政治制度中由高官参与商议重要事务的中书省，所有决定完全由他个人做出。一位历史学家指出，有一次，洪武帝在8天的时间里收到1 600份奏章，涉及3 391件政事。另一位历史学家指出：“以一天10小时批阅200份文件的速度来计算，平均每份文件的考虑时间只有3分钟。由于需要处理的政务太多，14世纪晚期至15世纪，皇帝成了行政中的“瓶颈”，如果不够勤奋，政事就会陷入泥沼，耽搁不前。洪武帝是一位暴君。他和继任者们设有自己的密探和监狱，对朝廷稍有微词的人都会受到残酷折磨。即使是高官，也有可能遭到羞辱性甚至足以致命的刑罚，在朝堂上被施以廷杖——这是从蒙古人那里承袭而来的刑罚。即使是受到残酷虐待的官员仍会坚守奉献与效忠精神，这证明了儒家伦理教化的深入。明朝末年，一位三朝御史老臣因顶撞了权倾朝野的宦官，被宦官设计取得圣旨后下狱，于1625年被折磨至死。在给儿子的遗书中，这位官员痛斥奸佞，但也表明不畏死亡，因为他的躯体是属于“君父”的。此前，明代最著名的御史海瑞也在16世纪中期的一起案件中受到了牵连。海瑞入宫上疏，指出明世宗诸多声名狼藉的陋习。皇帝大怒，下令逮捕海瑞，不能让他逃走。宦官禀报世宗：“此人素有痴名。……市一棺，诀妻子，待罪于朝。”世宗闻此大为惊讶，宽恕了海瑞的忤逆。
洪武帝出身于一个失去了土地的贫苦农家，因此重视农业，同情小农的境况，对地主则不然。国家对所有田地进行了调查，登记于“黄册”或“鱼鳞图册”中。田税带来的财政收入是蒙古人统治下的两倍之多，为国家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并持续至16世纪。洪武帝鄙夷商业，用严苛的法律予以管制，废除垄断官营，禁止对外贸易。直到王朝后期，这些严格的措施松弛后，明清的商业革命才开始。另一位值得特别注意的皇帝是永乐帝（1403—1424年在位）。“永乐”是这位皇帝的年号，意为“永恒的欢乐”。（他从第二位皇帝，即他的侄子建文帝手中篡夺了皇位，建文帝只当了四年皇帝。）永乐帝的权力基础在北方，他也最终迁都北京。永乐帝在位期间的一项成就是组织编纂了一部伟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囊括了当时的全部学科门类，收集了中国当时存世的绝大多数书籍。这一工程使广大文人学士深为欣喜，并为他们提供了数以千计的职位。这部百科全书仅有部分遗存至今。永乐帝的第二项成就是修建了象征皇帝威仪的北京紫禁城。和一道城墙内的各式混杂建筑组成的克里姆林宫不同，北京的整个宫殿建筑群都聚焦于君王一人。紫禁城众多的外墙内墙、宽广的庭院以及厅堂，围绕着皇帝接见群臣的大殿所在的高地，按几何结构设计布局，层层递进。唐朝时，皇帝和朝廷要员坐在一起商议国家政事。宋朝时，官员站在皇帝面前。到了明朝，皇帝坐在高台之上，群臣则跪在皇帝面前。大殿后面是皇帝与后妃的居所。1425年，皇宫中有6 300位厨师，每天为1万人服务。这些数字后来有所增长。17世纪初，宫女有9 000人，而宦官据估计有7万人。皇帝这种光芒万丈、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延伸到他的家族。作为赏赐，皇族成员获得了中国北方的大量田产。随后，在16世纪至17世纪前期，好几位皇帝表现得对政治毫无兴趣。其中明武宗终日沉迷于酒色和游戏；明世宗醉心于道教仪轨；明熹宗不喜文墨，整日忙着制作家具。在这两个世纪里，皇帝的权力旁落，由高官或宦官行使。官吏
明代统治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官府的掌管者。官府的正式组织与唐宋时期几无差别。处于最高级别的是军事机构、监察机构和行政机构。三者有时能相互监督。行政机构之下是六部和由省、府（州）、县构成的层级体系。大多数中国人如果需要和官吏打交道，能接触到的只有县级官吏。除了高额税收带来的财政收入，明代财政状况良好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中国的生产力稳步提升，而政府机构扩张缓慢。（在现代议会制国家，很难保证财政支出增加的速度不快于经济增长的速度。）政府财政状况有起有落，但16世纪80年代之前，从中央到地方层面的富余产品都在不断积累，延缓了王朝衰落的步伐。直到明朝的最后50年，国库银两才因飙升的军费开支而消耗殆尽。如果明清的制度体系堪称完善，那么它对中国的优良治理很大程度上是其官吏自身的道德承诺和卓越才能的产物。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官僚群体能在权力和声望上接近明清官吏。16世纪早期葡萄牙人到达中国时，称这些官员为“mandarins”。“mandarin”最初是一个梵语词，意为“顾问”，后成为印地语并传入马来语，又被葡萄牙语所用，并为其他欧洲语言吸收。和在宋朝一样，当时成为官员的回报太丰厚了，因此科举考试竞争十分激烈。随着人口增长和学校增多，进入官僚群体的竞争变得更为激烈。应试者在通过县级官府的审查后，首先参加院试（童试）。如果通过，就成为士绅阶层的一员。他会获得方巾，并免服徭役。但是即使想通过这一级考试，也需要多年刻苦学习。每年约有50万人通过院试。第二级是省级考试（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只有百里挑一或更少的人才能成功通过。最后一级是入京考试（会试和殿试），也是每三年举行一次。明朝时，每次通过最终考试的人不到90人。与在前朝类似，明朝也设定了区域限额，以防长江流域考生最终把持官场。宦官
成为高官需要多年发奋学习和杰出的天赋，只有最聪慧且坚定的人才能成功。而成为皇宫中的宦官则只需要与宫廷有关系的男孩接受阉割。宦官作为内廷管家，可能成为未来皇帝的玩伴，并且能对皇帝的众多嫔妃产生重大影响。由于担心其影响力，洪武帝下令宦官不得接受教育，但他的禁令后来被弃置不理。在明代的朝廷中，宦官与官僚形成对抗之势。他们可以替代官僚为政事出谋划策——像是“私人内阁”——皇帝以此来对抗高官的权威。很多时候，当皇帝软弱无力，宦官就会当权，铲除官僚中的异己；其他时候，官僚则占据上风，肃清权倾一时的宦官。关于宦官的研究较少。士绅
明清统治体系中的最后一个组成部分——即使并非新生事物，也比在前朝重要得多——是地方精英，一般被称为士绅或文人。他们构成了其上的精英官僚阶层——其中最低一级是县官——和其下的乡村民众之间的中间阶层。尽管明清两代的人口增长了5倍，但县官数量仅从1 171人增长到了1 470人。处于平均规模的县，人口数在明代前期约为5万，后期约为10万；到19世纪早期，人口数最终增长到明代后期的2倍至3倍。县官都是以外地人的身份来到所辖地。“回避原则”设立的初衷是防止利益冲突，避免县官在家乡所在省份任职。他的下属众多，包括书吏、幕僚、长随和差役等，即便如此，县官也无法直接管理这样庞大的人口。为了进行有效治理，县官必须取得地方文人或士绅的合作。中国的文人并不是像英国乡绅那样的乡村精英。他们主要是城市人口，居住在市镇或县治所在地。他们在社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上和县官属于同一阶层，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衙役和村中里保有区别。他们会将孩子送入私学读书。他们通常拥有土地，但自己并不耕作，而是剥削为其耕种土地的佃农。明代末年的起义打击了地主，因为他们也是官府的一分子。但是，士绅同时也是地方领袖。他们代表社群利益，面对官僚时会发声保护这些利益。他们代表所在社群行使准官方职能：维护学校和孔庙，修缮道路、桥梁、运河、沟渠和堤坝，编修地方志。士绅阶层是官员赖以成长的母体，是儒家价值观在地方社会的捍卫者。19世纪中期，当危机出现时，他们还投入到了国家救亡运动中。本文选编自《哈佛极简中国史：从文明起源到20世纪》，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加。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特别推荐阅读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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