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关键词|何畅：环境启示录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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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启示录小说
何畅
内容提要：环境启示录小说最初出现在世纪维多利亚时期。作为环境文学和启示录文学的结合体,该类型小说最初带有较强的宗教性,并预示着新天新地的诞生。然而,伴随着世纪后期的世俗化过程和进化论的盛行,环境启示录小说承载的意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在进人世纪之后,该类型小说日趋发展成为生态预警小说、生态反乌托邦小说或核灾难小说等一系列生态批评书写。本文即从环境启示录小说出现的历史语境、流变及时代意义这三个方面梳理该类型小说出现的前因后果。
关键词：环境启示录小说 启示录 末日论 生态批评
“环境启示录小说”（Environmental Apocalyptic Novels）与启示录小说有着很深的渊源，至今前者仍被归为启示录小说的一类，可见该类型小说的发展、蜕变与“启示录”一词的发展密切相关。启示录一词的希腊语词根是 apokalupsis，指的是“显现”，或者是“对先前不知道的和隐藏的事物的揭示”。随后，这个词在《圣经新约》中出现，使它带有了“神谕”的含义。因此，原本“天机不可泄露”的神谕通过“启示”而为信徒所知，而启示录小说也因之成为带有强烈宗教色彩的类型小说。
启示录小说与环境叙事的最初结合，出现在首先见证工业革命的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这个时期的环境启示录小说希望以宗教启示录的形式解决伴随工业革命而来的种种环境焦虑，并以此唤起同时代人对文明与发展的重新审视。其次，自世纪开始的世俗化过程，使启示录一词的意义发生了变化，“天机”不再难求与此同时，达尔文的进化论使失去了信仰的人类对自身和社会的前景都产生了质疑与不安。于是“启示录”变成了“末日预言”，而环境启示录小说则演变成了对于环境灾难的预测和末日情绪的宣泄。正因为这样，现代环境启示录小说更多地被称为“环境灾难小说”，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无助感和失去家园的惶恐。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以后，核武器的发展和核装备的竞赛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末世情绪。
与早期环境启示录小说相比，现代环境启示录小说还呈现出以下区别第一，它拥有更为大众化的读者其二，它所传达的启示是缓慢的、渐进的第三，它与当下的生态批评和环境运动有着紧密的联系，并颇受深层生态学的青睐，因此它又被称为“生态预警小说”、“千禧生态叙事”、“生态反乌托邦小说”，等等。但是，与早期的环境启示录小说一样，现代环境启示录小说仍然对文化和进步以一种“外者”的身份加以审视。可以说，自始至终，任何一部环境启示录小说都是一部文化启示录。
“环境启示录小说”这一提法，最早见于美国生态批评家布伊尔（Lawrence Buell）所撰写的生态批评著作《环境的想象梭罗，自然书写和美国文化的构成》（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Thoreau, Native Writ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一书。在书中作者指出“启示录是当代环境想象的一个最有力的核心隐喻。”根据布伊尔的观点，我们大致可以将环境启示录小说做如下定义作为环境文学和启示录文学的结合体，环境启示录小说通过展示和预见环境灾难，试图唤起人类对环境的忧患意识。事实上，它并不仅仅是“当代”环境想象的核心隐喻，在最早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该类型小说就已经出现。随着自然的“去神化”和环境灾难的全球化，该类型小说在经历一系列蜕变后，发展成为西方环境批评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该类型小说出现的历史语境究竟如何它经历了哪些发展与蜕变它出现的时代意义又是什么本文试图从这三个问题出发，尝试重构环境启示录小说的“前世今生”。
环境启示录小说在世纪英国的出现是水到渠成的结果。布莱博尔科姆（Peter Brimblecombe）教授曾如此评价该类型小说“当今的启示录想象往往是全球性的，但是，维多利亚时期的例子却是地方性的，或者是城市性的。”不难理解，工业化及随之而来的城市化进程，是环境启示录书写出现的主要原因。虽然卓有成效的城市化进程曾让伦敦这个工业城市成为众多英国人心中的圣土，然而即使在当时，人们也并非普遍持乐观态度，因为他们感到“工业化不仅搅乱了人的关系，而且势必导致物质环境的恶化”。勃里格斯因此，当环境恶化造成多种传染病和瘟疫横行时，人们关于环境的焦虑与不安也不请自来，“环境”一词的演变首先体现了这种环境意识的深入。
我们知道，“环境”一词的现代意义出现在19世纪。根据生态批评家贝特（Jonathan Bate）的研究，《牛津英语辞典》中“环境”一词最早的例子，来自卡莱尔（Thomas Carlyle）的文章，他于1830年第一次使用picturesque environment（如画的环境）这一表述方法来形容拜罗伊特（Bayreuth）周边的物质和地理环境。贝特指出，正是因为城市生活的异化，维多利亚人开始用“环境”一词来表示社会环境。换句话说，“在19世纪之前，人们不需要用一个特别的词来描述外在环境对人或社会团体的影响，因为环境与人、社会团体的身份建构紧密相连。这一点不言自明。”然而，“自18世纪后期以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工业的急速发展会改变我们的环境质量，甚至影响我们呼吸的空气”。（Bate: 13-14）于是“环境”一词的当代意义就这样适时出现了，用以描述维多利亚人对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感受。
此外，日趋加强的环境意识也在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得以淋漓尽致地体现。例如狄更斯笔下的“焦煤镇”、柯南·道尔小说中伦敦上空挥之不去的浓雾、罗斯金演讲中反复提及的烟雾云，都是很好的例子。值得注意的是，到19世纪中期，这种环境意识逐渐上升为一种无以复加的忧虑，无论在艺术创作和文学创作中，都出现了“最后一个人”（The Last Man）的想象。马丁（John Martin）的画作干脆题为《最后一个人》。画面中，空旷的海边小镇前，一个老人驻足而立，前方是逐渐消逝的黑暗的太阳，身后是一具焚化中的女尸。天地之大，却只剩下这个白发老人独自徘徊在混沌之中。而拜伦创作于1816年的诗歌《黑暗》（"Darkness"）①也涉及到“最后一个人”的想象。诗歌一开始，诗人就说到他有个“似梦非梦的梦境”，在梦中，“明亮的太阳熄灭，而星星/在黯淡的永恒虚空中失所流离”；当冰封的地球“盲目转动”之时，人们在“孤绝的恐惧里将热情忘记”。最后，在诗歌末尾，地球上的一切都“沉眠于死寂的深渊”和“黑暗”之中，只剩下诗人还留在这个世上讲述这个“似梦非梦的梦境”。（Greenblatt: 614-15）
正是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大量环境启示录小说在维多利亚时期应运而生，并将这种末日情绪发挥到了极致。玛丽·雪莱（Mary Shelly）创作于1826年的小说《最后一个人》，被称为第一部环境启示录小说，该书率先成功地延续了上述末日情绪。作者在小说中声称，她在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一个洞穴里发现了一批写在树叶上的预言，里面记载，一位生活在世纪末的英国人亲眼见证了伦敦如何湮没在一场席卷整个半岛的瘟疫之中，唯一的幸存者只有记载者本人。在玛丽·雪莱的描述中，未来世界绝望、孤独，让人望而却步。在环境灾害面前，宗教、科技和一切人为的力量与激情都只能俯首称臣。
巴尔（Robert Barr）发表于1892年的预言小说《伦敦末日》（The Doom of London）进一步深化了这种末日情绪。只不过在罗伯特笔下，不可一世的瘟疫被“毒雾”所取代：从工厂中排放出来的有毒气体日渐耗尽伦敦上空的氧气，并使伦敦上空的大雾持续多日不散。最后，逃出上述环境灾难的只有包括叙述者在内的三个人。虽然“最后一个人”变成了“最后三个人”，但惶惊之心毫无二致。而杰弗里斯（Richard Jefferies）发表于1885年的灾难小说《伦敦之后》（After London）同样描写了神秘的环境灾难以及伦敦的毁灭。在他的笔下，伦敦几乎变成了灌木丛生、毒气弥漫的沼泽：
城市中的大部分建筑已经倒塌。……废墟几乎将溪流堵住，日子久了以后，这些溪流差不多都变成了黑色。显然，这些溪流无法通往海洋。退一步说，即使有水从溪流渗出，人们也无法察觉。因此，这些废墟逐渐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沼泽。人们不敢接近，因为一旦接近，死亡是他必然的命运。（36）
无可否认，对众多艺术家、尤其是作家而言，日益恶化的环境在他们敏感的内心激起了千层涟漪。正是这种无以复加的关注，令他们对人类的命运满怀忧虑，也激发了他们关于环境灾难的想象。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环境启示录小说并没有完全摆脱《圣经》的影响，它更接近启示录书写的本质特征。
大体说来，广义的启示录书写应该包括两个部分：对末日的预言和新天新地的出现。在《圣经》的启示录的最后，耶稣的门徒约翰在接二连三的自然灾祸之后又重新看到了光、生命之水和新耶路撒冷，因此他说“……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4）正因为新天新地的出现，启示录与创世纪首尾呼应，在悲观之中不乏积极意义。因此，环境启示录书写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通过“制造”灾难来摆脱灾难。“灾难”只是神的启示和考验，而“希望”才是终级彼岸。
这样的悖论在上文提及的环境启示录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例如，《伦敦之后》一书就侧重于展示环境灾难之后的新伦敦：一个自然王国，有森林、湖泊、动物，甚至还有散发着沼气的原始沼泽。可以说，杰弗里斯笔下的新伦敦充满着希望和自然情趣，颇具当代生态批评学家所推崇的荒野之美。同样，玛丽·雪莱笔下的伦敦虽看似穷途末路，却仍然不乏希望。她在小说中这样讲道：
人类——万物的主人，拥有者，发现者和记载者——灭亡了，就像从来不曾存在一样。这时，地球还将保持它在恒星中的位置吗它仍将默默地、有规律地围绕太阳运行吗没有人类为伴，四季会变化、树木会长出树叶、花儿会散发芬芳吗山脉会岿然不倒、河流会顺势流向广阔的深渊吗潮水还会涨落、风儿还会吹拂广裹的自然界吗野兽会吃草、鸟儿会飞翔、鱼儿会游泳吗哦，这太荒唐可笑了肉体的死亡当然不是真正的死亡，人类并没有灭绝，而只是存在于另一些不为我们所了解的形态中。死亡是一个巨大的入口，是通往生命的高速公路，因为它让我们快速地通过，让我们不再行尸走肉般地活着，而是通过死亡使我们得以存活。（329）
确实，死亡的目的是为了重生，而绝望的背后则是对希望的渴求。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9世纪的环境启示录小说并不等同于当下流行的“生态预警小说”和“生态反乌托邦小说”。反之，通过对未来的想象，它呈现了一种光影交融、悲喜交集的复杂心态。正因为此，这一时期的环境启示录小说仍被归类为“启示录”小说的一种，因为它代表了“对下述一系列现象的回应无效、渐进的社会变化，科技社会潜在的种种恐怖，以及那些试图以神话来转移对即将到来的全球灾难的关注的尝试”。（Partric:17）即使这些启示录式的神话无异于自欺欺人，却仍能让人聊以慰藉。然而，步步逼近的世俗化过程却立刻无情地打破了上述希望，环境启示录小说也由此逐渐走向“后启示录时代”。
要说明环境启示录小说的发展与流变，我们不得不重新回到"启示录"这个词。根据《牛津英语词典》的解释，
由于"末日教"（或称为"启示教"，也就是现在的大卫教）教义形式的发展，人们从19世纪末期开始将"启示录"一词与世界末日相联系。"末日教"期待一场灾难性的巨变，并在其预言、教义信仰和宗教语篇中不断涉及这一思想。(Lutz：20）
那么，为什么这一转变独独发生在19世纪后期？可以说，19世纪的英国乃至欧洲见证了两大巨变：其一，科学启蒙对世俗化过程的推波助澜；其二，达尔文"进化论"的发生与传播。前者瓦解了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而后者则瓦解了以人为中心的世界。
我们先来看一下世俗化过程与"启示"社会现录词义之间的关系。从19世纪的实来看，英国、包括整个欧洲，都处在启蒙现代性的"祛魅"叙事中。由于近代科技的发展，人们不再相信世界上存在着"任何神秘、不可测的东西"，相反，任何东西都是可以通过技术性的方法来计算和控制的。这导致了人类世界观、包括自然观的巨大变化。换句话说，人们开始意识到，世界（包括自然）在人们眼中不再具有神秘的魅力了，同时人们开始怀疑神的起源，并质疑自然界是否真的有神灵存在。这样的怀疑论从根本上解构了基督教启示录的基础：既然上帝的启示是通过一系列自然灾难来实现的，那么当神走下圣坛之时，神谕又将如何取信于人呢？因此，在整个世俗化的过程中，启示录的宗教意蕴逐渐淡化和消逝了。
另一方面，达尔文的“进化论”把人类拉到了与普通生物同样的层面，彻底打破了人类一神之下、众生之上的愚昧式自尊，使人类第一次对自身的存在倍感迷惘。比如，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就在他的小说《坦克雷德》（Tancred）中提到一本叫《进化的喧闹》（The Revelations of Chaos）的畅销书，小说人物对该书的评价不由人不想到达尔文的“进化论”：“最让人感兴趣的是人如何发展。你知道，一切都可以被归结为发展……我们都处在同一条发展链上，就好像我们前面的低等动物一样，我们也最终成为低等动物。我们遗留下来的一切终将成为红色沙石中的遗骸。”（Altick：27）换句话说，像所有的生命有机体一样，人逃脱不了永恒的进化过程，因此从盛到衰、并被新的物种取代，是必然的规律。所以，人类不再有优势，而进步也无法成为永恒。
不难理解，当人类失去神的启示，又缺乏对自身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肯定时，无助感就一定会油然而生。尤其在进入20世纪以后，这种无助感更“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发展成对任何导致物种灭绝……人类灭绝的威胁的关注”。（Miles：296）而当无助感变成“焦虑”之时，启示录也就走向了末日论。对此，德国文化批评家恩岑斯贝格尔（Hansmagnus Enzensberger）这样说道：启示录一词的“宗教成份已几近残余，世界末日不再像人们过去想象的那样[会带来新的世界] "；就该词的传统构词而言，“启示录本是一个可敬的、确实神圣的理念。然而，在我们的脑海中，灾难日夜萦绕，对末日灾难的关注最终发展成为一种世俗化的现象。”（Lutz：7）简言之，人们对当下的无助和对末日的焦虑已取代了对新天新地的期待，“启示录"已演化成为人类普遍存在的末日焦虑。
在这样的语境中，环境启示录小说在进人20世纪后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如果说，该类型小说在19世纪还带有建构新世界的期待，那么自20世纪开始，这样的期待就被对末日世界的展现所替代，正如挪威哲学家纳斯（Arne Naess)所说，20世纪后半期的资本主义社会从这种末日焦虑中获得了显著的修辞力量。(Lutz：54）其中，我们所熟知的作品有俄罗斯作家布尔加科夫（Mikhail Afanasyevich Bulgakov）的《不祥的蛋》（The Fatal Eggs，1925）、英国作家赫胥黎的《猿与本质》、德国作家德布林（Alfred Döblin）的《山、海与巨人》 (Berge，Meere und Giganten，1924）、澳大利亚作家休特（Nevil Shute）的《海滩上》（On the Beach，1957），等等。时间较近的则有英国女作家莱辛的《玛拉和丹恩》 (Mara and Dann: An Adventure，1999）、美国小说家博伊尔（Coraghessan T. Boyle)的《地球之友》（Friend of the Earth，2000）、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娅（Tatyana Tolstaya）的《斯莱尼克斯》（The Slynx，2000）、加拿大小说家阿特伍德的《“羚羊”与“秧鸡”》（Oryx and Crake，2003）等等。在这些小说里，“新世界”都无一例外的“不在场”，以此来烘托“末日”的在场。
自20世纪中后期之后，环境启示录小说与日益成熟的生态批评发生了紧密的结合，并且相得益彰。基于该类型小说对生态灾难的成功想象，它们中的大多数被称为“生态预警小说”、“生态灾难小说”，或者 “生态反乌托邦小说”等。事实上，从生态批评的角度来看，任何一本生态小说在本质上都是启示录式的。对此，生态批评家格罗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这样评价道：
任何一部生态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动机，那就是，促使我们意识到我们的时代已经进入了环境极限的时代。即使我们对此抱有困惑，我们仍需知道，人类的行为正在破坏星球上的基本生命维持系统。……我们要么改变生活方式，要么面对即将到来的全球灾难。在我们奔向末日灾难（Apocalypse）的不归路上，一切美好将被破坏，无数物种将消失殆尽。(Lutz：21）
显然，在上述评述中，人类所应获得的“启示”即为对“末日”的了解与洞察。正因为如此，在生态批评的视野中，环境启示录小说是预警末日灾难的有效载体。
此外，由于二战及冷战所导致的核装备竞赛，大量描写核能污染和生化危机的作品进一步丰富了该类型小说。人们普遍认为，二战后的时代“是一个科技富足但神话缺失的时代。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这种末日感就日趋增强，并激发了新一轮的启示录回应。”（May：206）在这回应中，除去上文提及的《海滩上》和《斯莱尼克斯》，还有以下这些耳熟能详的作品：小沃尔特·M·米勒（Walter M. Miller Jr.）的《雷伯维兹圣歌》（ A Canticel for Leibowitz，1959），拉塞尔·霍本（Russell Hoban）的《瑞德里·沃克》（Riddley Walker，1980），爱德华·艾比（Edward Abbey）的《好消息》（Good News，1980），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的《末日之城》（In the Country of Last Things，1987）等。可以说，在这些核灾难小说中，核恐慌及这种恐慌带来的经济混乱与社会无序，几乎穷尽了人类的末日想象。
行文至此，我们仍需注意到，虽然现代环境启示录小说致力于描述一个无序、悲凉的末日世界，但它所隐含的叙事力量却是积极而富有批判力量的。确切地说，当它日渐成为环境批评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之时，它更希望以“毁灭”和“灾难”的负面形式告诉读者：环境问题只是文化问题的表征，任何一种环境灾难背后都是一场文化的灾难。
关于环境启示录小说的时代意义，还需从这样一个问题谈起：即它是单纯的环境启示录小说还是文化启示录小说？杜威 (Joseph Dewey）教授在其专著中如此评价启示录书写：“启示录书写实际上是对文化痉挛的一种反应，后者由文化史的剧烈断层造成。启示录书写也是一种文化的尝试。由于失去了对自我和所处时代的清醒认识，文化本身已陷人深切的迷惘和不安之中。”（10）我们知道，“痉挛”是“不适”的一种反应，如不及时予以救治，就会造成众多个体的灾难。确实，就环境启示录小说而言，它的出现、发展与两次文明飞跃所导致的文化不适有关。18世纪后期开始的工业文明与20世纪的现代科技文明，将整个西方社会乃至全球推上了“进步”与“发展” 的高速列车，然而它风驰电掣的速度却是以千疮百孔的环境为代价的。从阿卡迪亚式的田园牧歌，到世界末日般的环境灾难，作为文化史有机组成部分的环境传统经历了从天堂到地狱的剧烈断层，而环境启示录小说即试图以虚构和想象的方式来激发读者对上述断层的注意，从而有效遏制“文化痉挛”所带来的不适与不安。因此从这个层面讲，环境启示录小说不啻为一种文化修补的尝试。
虽然现代环境启示录小说更着重于展示种种让人瞠目结舌的环境灾难，然而它对“文化断层”的“显现”或“揭示”，与19世纪前期的环境启示录小说并无二致。虽然前者没有致力于构建“新天新地”，然而却比后者有着更为广泛的接受群体和更重大的社会效应。正如布伊尔所说：“我们已不能再仰仗传统的启示录母题。在上述母题中，受到威胁的是一小撮受到上帝青睐的精英团体，他们在放弃自己的错误行为之后，又重新获得上帝的恩惠。”（296）这样的母题对业已遭受了种种文化不适的全球读者来说，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换句话说，当下全球化的环境危机早已“不再允许读者以如此狭隘的、地方化的观点来看待启示录及启示录书写，而持有上述狭隘观点的读者也必将一无所获”。(Patrick: 31）因此，现代环境启示录小说希望将对生存环境的关注，扩展到每一位感受到上述“文化不适”的人。虽然它所给出的启示要比神所给予的启示来的缓慢、痛苦，也缺乏如何获得新天地的结论，但是它将“启示录小说”从冥冥之中的“神谕”，推向了文化反思之后的“人为”。也就是说，“触发这种新的启示录的迫切因素是人类而不是神一一是人类自己设计、建构和执行着自己的末日。” （Dewey：7）这种从被动到主动的过程让人类的危机意识更为紧迫，也激发了人们对自身行为的反省。因此，现代环境启示录小说的最终写作目的并不在于“提供答案或解决方法”，获得“光明与胜利”，反之，它旨在提出问题，激发人们的感受，并尝试以此来刺激我们对所处困境的反思。简单地说，“反思”与“行动力”是该类型小说的核心关键词。也正因此，现代环境启示录小说被成功地纳人到当下生态批评的研究领域之中，因为生态批评通常“是在一种环境运动实践精神下开展的”。（韦清琦：65）如果没有了“行动力”，生态批评就只是“纸上谈兵”。上述理念恰好与现代启示录小说创作的时代意义不谋而合，即通过末日想象这一负面美学尝试，来激发一场全球范围的环境运动。因为人只有在失去了家园后，才知道家园的重要性；而人也只有经过了“文化痉挛”的痛苦之后，才会反思自己所处的文化境地。
纵观从19世纪初到当下的环境启示录小说，它经历了从宗教到世俗、从期待到绝望、从新天新地到末日灾难的发展过程，唯一不变的是它对人类所处场所（location）的关注。确切地说，从发展初期开始，城市环境就与自然环境一起成为该类型小说的书写对象，从这一点上看，我们完全可以把该类型小说看作对西方乃至全球工业化及城市化进程的回应。只要这样的进程仍在持续，这样的关注就永不消退，而该类型小说也将拥有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惟其如此，对环境启示录书写的前景，布伊尔有这样的展望：
西方乃至全球正逐渐将环境启示录书写等同于无孔不入的 [末日] 噩梦。这样的趋势告诉我们：环境启示录书写并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小说情节，不存在也不可能因为过时而慈时消失。唯一需要考虑的是，我们如何让上述创作适应新的灾难形式。当灾难具有越来越大的可能性之时，环境启示录小说表达的可能性也应慈之增多，并前所未有地以更有力的夺人心魄的方式，融入到各种短文、小说、电影、绘画、戏剧和歌舞中去。（308）
环境启示录小说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已经证明了布伊尔教授的上述判断。如今，该类型小说正以戏剧、电影等大众文化的形式融人到西方的流行文化中去，并日渐成为西方“生活的一部分”。①虽然也有评论家认为生态灾难小说、生态反乌托邦小说等启示录书写太过危言耸听，并给它们的作者冠以“生态歇斯底里症”等罪名，但不能否认的是，当启示录小说从高高在上的“神启”走向大众文化之时，人类日趋增强的环境意识也将逐渐成为西方主流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该类型小说似乎并没有在中国出现，或几乎不存在。诚然，中国并没有基督教传统，因此启示录书写在中国的缺失不难理解。但面对西方文化中不断涌现的“生态反乌托邦小说”和“生态预警小说”，中国作家也集体失声，似乎多少有些反常，仿佛我们没有进人工业化时代，没有开始城市化进程，也没有环境问题，因此也谈不上任何关于环境灾难与末日的想象。事实是，中国近年来已然遭受的种种“绿荡”，已然处在了急速进步所造成的“文化痉挛”之中。虽然一批生态小说的出现证实了我们日趋增强的环境意识，然而“末日”意识的缺乏又从另一方面暗示，我们对现代化进程仍处于盲目自信阶段，仍缺乏必要的反思。因为从未有过末日幻想的民族，很难想象她该如何面对环境“末日”。用布伊尔的话来说，我们不应该放过任何一丝想象的可能性，因为“只有通过在想象中堕入地狱”，我们才能希望“在未来逃脱堕入地狱的现实厄运”。
参考文献省略，全文请参见《外国文学》2011年第6期，侵删。
【作者简介】
何畅：浙江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19世纪英国文学和环境批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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