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味

我们经历过多少年味？

© 徐敏｜文

我小时候，对于年味的盼望，是和饥饿、贫穷连在一起的。我到现在仍难以想象，平常已经穷得吃了上顿愁下顿的家庭，我们的母亲是怎么筹措年夜饭的。

还记得五岁前住土桥街，中英药房还在，在过道的条案上吃过一回鱼。当时印象，临街为铺面，有玻璃货柜若干。铺面进去，是一过道，过道左侧，有阶梯通向二楼；尽头为天井，天井四周是平房。已不能记忆当初我住于何处，唯分明记得从天井后边的后门出去，有很大一个坝子，我曾在那茂密的草丛中捕捉过蝴蝶，在更远处的封火砖墙中掏过鸟雀。

那时最关心的就是如何玩耍，估计吃穿应该不愁。

大约在55年底，父亲因52年出面贷款去泸州采买药品，分与同业十几户药房销售，钱却无法收回，此时遭银行催逼还债，被迫将中英药房变卖抵偿贷款，从此家贫如洗。其后不久，父亲不辞而别，负气出走成都，母亲又生九弟，家庭至此陷入困境。

我七岁时上小学，家境已经相当贫寒。常常举家食粥，碗里多为厚皮菜叶，一片绿色，米粒甚少，一日仅吃一餐的情形也时有发生。衣服整年不能添置，补丁重叠；寒冬腊月，下身只穿一条单裤，北风一吹，状如风筝。双脚后跟曾因寒冷生长冻疮，溃烂成穴，以棉花填塞，换药时痛苦万分。遭逢下雨，无雨伞斗笠遮蔽上学；脚上无鞋，冬天也穿草鞋代步。不上课时，或随母亲去任家坝乡下砍柴割草解决做饭燃料，或去田间捕鱼捉虾，去西门外河石坝扳“屁蛋虫”卖钱贴补家用。

身处在这样的环境，特别盼望过年。印象中，无论怎样的艰难，年夜饭却是可以吃饱的，也有肉。不过这肉的概念，也就是猪肉而已，像今天的鸡鸭鱼之类，那是想也不要想的。偶尔，也能够意外地穿上新衣，那心情真是美得不能再美。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盼来的，用了很久很久的时间才盼来的。

我不知道，为了满足子女的盼望，母亲付出了多大的辛劳，才筹措到过年这几天的食物和新衣服的。

我们的母亲，出身富裕家庭，是家中的独女，没有经历过生活的艰难。嫁到徐家，因为有不错的生意支撑，从未忧虑过吃穿。然而一旦由富裕堕入困顿，她居然以自己柔弱的双肩，承受起巨大的压力。一个商人家的太太，替人洗衣服、带小孩、做月嫂，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她说过：“有儿穷不久，无儿久久穷。”她的几个子女，就是她的希望，靠着这个信念，她带领我们一次又一次渡过艰难。

记得有一年大年三十的晚上，我不懂得节制，吃得过饱。平时吃饭都是有限量的，从来没有吃饱过，唯独年三十晚可以敞开吃，随便吃，结果就吃出问题来了。半夜时，肚子因吃得过饱胀得难受，人就躺不下去，弄得睡也不是，坐也不是。母亲见我坐卧不安，知道我是吃胀了，从厨房找来小碟子，用小勺子蘸上菜油，替我刮肚子。上上下下的刮，来来回回的刮，刮了好几十下，膨胀的肚子渐渐松弛，这才慢慢缓解下来。

在我印象中，最具乐山特色的年味，是大年初一朝大佛、乌尤。这是典型的乐山民俗，只要过年，便要到凌云山朝大佛，去乌尤寺看罗汉。那几天，城里的街道，满眼是穿着光鲜、面带喜气的男女，络绎不绝的涌向迎春门码头。至此人分两路，或横渡岷江而去凌云，或走萧公嘴顺流而下直抵乌尤，全以木船作了运载的工具。

那时候的凌云、乌尤二山，有山门而不售门票，虽大佛巍峨，寺宇弘丽，却任随游人自由出入。即便春节期间，漫山遍野游人如织，也无保安维持秩序。一条逶迤曲折的山道，路旁是售卖不同零食（诸如凉粉、凉面、锅盔）的小贩，沿途是流动兜售各色手工制品（灯笼、风车、剪纸）的艺人。游客登山，或路过其身边，或与其擦肩而行，两不相扰；间或就受其诱惑，停步观赏打量，吃一碗凉面，买一个灯笼，彼此脸上皆挂满了一年中最灿烂的笑容。

这一切在1966年突然中止，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恢复。

后来下乡当知青，住在一户农家。大年初一吃汤圆，房东大娘问我吃几个？我想了想，城里甜食店的汤圆，再不说10个总要吃吧。结果端上来一看，这农村的汤圆与甜食店的完全不是一回事情，大得像拳头，一个相当于三个。我吓了一跳，加油的吃，最后吃了4个。结果整整一天，都在吃剩下的汤圆。

乐山的风俗，初二吃面条。面条平常偶尔也吃，但初二吃面条是有臊子的。会搞饮食的人家，能把臊子做成杂酱，淋在面条上，那味道和平常吃的素面，是有很大区别的。所以初二的面条，也是年味的一部分。

初三开始，又恢复到平常饮食，但作为尾声，有年夜饭垫底，饭食的内容要比平常丰盛。年味在此时仍有余味。然后是期盼正月十五元宵，那个晚间又要吃一次汤圆，待吃过元宵之后，这才把年过完。

作为年味的一部分，是过年的几天，可以不干活路，随便玩。走亲串戚，也安排在此时进行。那时候，每个场镇都还保留着戏台，但基本已经不唱戏了。大家窝在家里无所事事，只能相互邀约聚在一块儿打牌。我落户的生产队都玩贰柒拾，也叫字牌，我就是那几年在乡下学会打牌的。

有一年，号召过革命化的春节，初三就下地干活。其实冬天哪有什么农活，偏偏是上面脑筋不用在正路上，说为了将来实现农业机械化，要改田改土。今天挖这儿，明天挖那儿，一亩一块的田，改成两亩一块的田，再改成三亩一块的，五亩一块的。总之轮番折腾，改了十来年，到我离开生产队时，才看见大队有了一部手扶式拖拉机，却又并不下田，而是用来跑运输。

现在想想，上面的意思，就是不想让大家闲着，一闲着，不是赌博，就是闹事。

粉碎四人帮后，78年底我离开农村，进入大学读书。第二年春节，我去成都，发现省城年味比地方更浓。许多公园都在搭台唱戏，公园里人山人海，摩肩接踵。我站在人民公园的露天戏台前，看了一折《乔太守乱点鸳鸯谱》。这一年春节的高潮，是青羊宫的灯会。从未见过那么多各种形状的灯，椭圆的，长方形的，或是龙灯，鲤鱼灯，聚集在一个巨大的园子里，发出璀璨的光芒，琳琅满目，争奇斗艳。有一种走马灯，描绘有民间故事、历史人物，在不停的旋转中寓教于乐，讲述着流传久远的文化。

杜甫草堂的甬道旁，禁绝多年的交谊舞又重现于世。不过搭配比较奇特。一个老头领着一个姑娘翩翩起舞，老头显然是过去就会跳的，姑娘却是新学。曾经的断代，需要经过传承才能连续。更多的游人，是用了好奇的目光，从旁观赏。文革中盛行一时的革命舞蹈，被彻底抛弃，优美的舞姿，自由开放的心态，呈现出浓浓的年味文化。

1983年我去了渡口，这地方当时还不叫攀枝花，第一次见识了移民城市的年味。除夕之夜，所有的鞭炮都集中在午夜12点同时燃放。而且燃放的地点，不是在空地，而选在楼房的过道中，目的是形成巨大共鸣。所以一到12点，像重庆一样属于山城的渡口，山上山下、楼上楼下，乒乒乓乓、轰轰隆隆、哐……嘣……如同第三次世界大战打响，其场面惊心动魄，震耳欲聋。遥远一看，所有的楼房都在闪光，如同遭遇爆破。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我吓了一跳，久久不能平静。后来有了经验，每逢除夜，只要还差5分钟到12点，我就将门窗全部关闭，窗帘拉上，虽然不能完全隔绝音响，但至少可以降低音量。

更疯狂的举动，是初一，一大早你还在熟睡中，楼道中突然“轰”的一声巨响，连床都震动了。

我不太喜欢这种年味。还记得那年从青羊宫看了灯会回城，因为时间已是半夜以后，公交车已经收班，回盐市口只能步行。我和父亲一路走来，沿途会碰到比我更喜欢年味的小孩，手里举着烟花，不停的晃动，划出一圈圈的光亮。偶尔，也点燃一个鞭炮，砰的一响，年的味道，就在这光亮的晃动中，鞭炮的响声中，让你浓浓的感受到了。很自然地就联想到古人的“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

然而后来，这鞭炮的制作，渐渐在往战场音响的效果靠近，甚而至于号称10万响、20万响。虽然并非真正这么多，但分贝量确实大得惊人，而且持续时间有好几分钟。特别是它结束时的最后一响，那真是有点地动山摇，如同炸弹爆炸。

坦率说，我不反对放鞭炮，虽然我这辈子没放过一次鞭炮。但把鞭炮做得如同炮弹，这是有失传统年味的。现在的城市人口密度这么大，楼房这么密集，不像过去的平房，更不像过去一家一户，钱不多，只能买三五个炮仗，都是单响的，那不也是年味么？现在倒好，一千响、一万响、十万响、二十万响，还要拿到楼房过道来放，人口密集处来放，这已经不是传统年味了。

作为一种纠偏，近年来禁放烟花爆竹，似乎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其实我们仍然可以放鞭炮，就放那种单响的，也可以放魔术弹，放烟花，放小蜜蜂。需要做的，就是制定严格的规范，控制住厂家的生产，不让超过标准的鞭炮进入市场。总之，适度就好，既延续了千百年来的传统民俗，又尽可能的避免了环境污染和意外事故的发生。

这几年，乡下的年味是如何一种情景，我不是很清楚。有朋友抱怨说，他妻子家兄弟姊妹八人，过年每家吃一天，要走八天。小孩子更是多到成群，有几十个，每人200元压岁钱，一轮下来，6000元一月的工资还刹不住。至于炫富、赌博、攀比、传销，在乡村好像有点大行其道，这就与传统年味相去甚远。据闻有个外出打工的青年，过年投身赌博，一夜之间输了3万块钱。原本想赢别人，结果输了自己，心情定然非常沮丧。何苦来呢？

我已经早不看电视了，也好几年不看春晚了。对于过年，已经没有了儿时的盼望。年味渐淡，似乎越行越远。但我仍旧喜欢过年，因为在外地工作的儿子儿媳，会回家团年。大家聚在一起，叙叙话，便是一种天伦，一种年味。我们不再因为饥饿而盼望过年，也不再因为想穿新衣而期待过节。只要愿意，可以常常吃过年的饭菜，穿时髦的新衣，花自己想花的钱。如果再加上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这岂不就是中国人祖祖辈辈期盼的年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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