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
10月25日，新华社发布了党的二十大报告全文。报告先后提及4次“公益”，分别为：- “完善办事公开制度，拓宽基层各类群体有序参与基层治理渠道，保障人民依法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来自于“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三）积极发展基层民主”一节）；
- “完善公益诉讼制度”（来自于“七、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三）严格公正司法”一节）；
- “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来自于“九、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一）完善分配制度”一节）；
- “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规范民营医院发展。”（来自于“九、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四）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一节）。
从概念辨析视角出发，党和政府语境中的“公益”与“慈善”是什么？杨团曾在2009年第一本慈善蓝皮书的导论文章“中国慈善事业的伟大复兴”里详细阐释过“慈善的涵义”，观点非常鲜明：第一，“公益与慈善的来源不同。无论东西方……慈善的源泉来自个人，来自私领域。而公益即公共利益的来源是公领域”；公益“指向非特定多数人的利益，也意味着公民在共同的、共识的领域和场景中关注公共事务，为增进共同的利益，推进社会公正、公平地发展而采取集体性协调行动。”在中国，“慈善的内涵随着时代的进步已经向着社会公益扩展”；“现代慈善与民间公益的含义并无区别。”党政部门的话语里有很多使用“公益”一词的场景。对此，杨团认为：公益性的涵义较公益要宽泛得多，尤其全球盛行新公共管理理论，用治理理念来替代管理理念以来。在中国，最近这些年，公益性被大量和普遍运用。公益性项目、公益性岗位、公益性服务，甚至还有公益性事业、公益性组织等等。这其实是社会公共意识增长，多元公共治理的思路和做法深入人心的结果。公益和公益性之间有所区别。一方面，它与商业和商业性、经营与经营性之间的区别有点类似，就是说，公益性指的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公益性质，但还不等同于完全的公益。另一方面，公益性对应着商业性、经营性。例如，村集体经营性用地和非经营性即公益性用地不同，公益性用地用于建学校、医院不以商业营利为目的。但有些公益性用地并非完全不可以做经营，这需要村集体做统一规划。将废弃的公益性用地转为经营性用地，重点在于可以获得经济价值。从保障和改善民生视角出发，如何促进公益慈善事业更加健康发展——人民政协报采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此，郑功成认为：基于国家现代化和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要求，发展慈善事业无疑具有必要性与紧迫性，但基于其发展滞后的现状，需要多管齐下地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一方面，应当创造更加有利于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环境与社会氛围，这是发展慈善事业的根本条件。在这方面，一是要尽快完善慈善法治，为慈善事业特别是慈善组织的发展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和清晰的预期，特别是要充分激发慈善组织和慈善参与者的活力；二是要加大对慈善事业的财政税收政策支持力度，包括进一步完善支持慈善事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增加政府购买慈善公益服务的公共投入，以此增强慈善事业的吸引力；三是要强化法定社会保障与慈善事业的有效对接，如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机构、医疗保险机构主动与慈善组织对接，不仅会为慈善事业拓展空间，也必然使这些保障制度得到更好落实；四是改善政府与慈善组织的关系，视慈善组织为联系群众的新桥梁和社会建设的新生力量，做到服务优先，监管适度；五是加大慈善表彰与褒奖力度，形成行善光荣、善者受尊敬的优良社会氛围等。另一方面，慈善业界亦须尽快凝聚服从全局、服务大局、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共识，坚定走中国特色慈善之路的信念，将融入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公益服务体系作为主攻方向，采取善款筹集与服务社会并重且最终以提供社会服务为主体构成，同时不断完善自我发展的治理机制。如果能够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的新要求做好上述工作，则我国慈善事业必定能够步入健康持续发展的新境界。——法治日报记者提问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善达网整理相关论述中共中央10月24日上午10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解读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介绍解读了党的二十大报告主要精神，并回答了记者提问。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在回答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提问时，对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问题进行了解读。陈一新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基层是社会治理的最前沿，是“中国之治”的根基。我们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最关键的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最大程度把矛盾风险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陈一新指出，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要注重在“打击”、在“化解”上、“管理”上、在“服务”上、在“疏导”上、在“群防”上等六个方面下工夫。“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近年来备受重视，自2011年以来，政府工作报告多次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同时，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并一致通过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决定这一修正案自通过之日起生效。“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内容被写入党章。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曾于2021年1月22日的《人民日报·理论版》刊发《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一文，数次提及社会组织。文章共分“完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社会治理方式”“优化社会治理层级功能”三大部分。在“完善社会治理体制”部分，陈一新指出，要“构建社会组织协同体制”。他认为，坚持党的领导与社会组织依法自治相统一，确保社会组织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改革制约社会组织发展的体制机制，建立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社会组织制度。当前，要重点扶持发展城乡基层生活服务类、公益慈善类、专业调处类、治保维稳类等社会组织，发挥它们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陈一新还在“构建人民群众参与体制”中提出，要“拓宽新社会阶层、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加强流动人口、网民以及自由职业者等新兴群体的群众工作，构建基层‘群众自治圈’‘社会共治圈’。”其次，在“创新社会治理方式”部分，陈一新提出，要“发挥自治强基作用”。他认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建立以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村民自治组织和村务监督组织为基础、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为纽带、其他经济社会组织为补充的村级组织体系，构建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社区治理体系。最后，在“优化社会治理层级功能”部分，陈一新提出，发挥基层桥头堡功能，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小矛盾小问题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治国安邦重在基层。“枫桥经验”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牢牢抓住基层基础这一本源，最大限度把矛盾风险防范化解在基层，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最基本的单元，社区是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主战场。完善社区服务功能，一方面，社会治理重心继续向基层下移，这需要社会组织、慈善力量更多进入或者支持基层社区开展工作；另一方面，在社区工作的重点，是完善社区服务功能，以提供社会服务为主要功能的社会服务机构将有机会发挥更大作用。从“社会工作”视角，理解二十大报告中的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关系——《中国社会工作》专栏，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社会工作理论专委会副主任郭伟和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总结回顾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发展与治理的战略部署和巨大成就，提出了未来两步走的中心任务、战略安排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其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高质量发展、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促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让人印象深刻。如何理解习近平总书记二十大报告中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的关系，对于我国社会工作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我国社会工作从2006年至今已有16年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之后，随着19部门作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中长期规划，社会工作更是经历了快速发展阶段。然而，整体来言，我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水平、对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方式转变的推动力与国家提出的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要求还有较大差距，背后的原因涉及全社会如何理解社会工作与民生福祉、社会治理的关系问题。民生保障是一个中国特色的政策话语，它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也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所以始终在中国政策话语中延续其生命力。在传统社会，民生问题就是一个执政基础问题，只不过传统社会的民生问题主要是通过小农经济来解决，它既满足农民自己的生活需求，也提供国家的税赋基础，从而确保民众幸福和家国安全。但是，现代社会带来了产业升级和社会分工，民生保障也成为一个多层次的复杂问题。首先是高质量经济发展促进充分就业，其次是多层次分配制度促进收入公平分配，再次是均等化公共服务促进七个“有所”（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社会工作是公共服务专业化的一个重要方向，尤其是对于特殊人群的个体化、精细化服务，更要靠社会工作专业来完成。社会治理也是一个中国特色的政策话语，既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国家治理的对象。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意味着现代国家治理是依据国家体制推行的社会协同治理，既强调党的全面领导和政府责任主体，也强调居民参与、社会协同和协商民主。作为国家治理的对象，社会治理意味着现代国家治理主要是对社会交往、社会关系、社会秩序的治理，是要在激发社会活力和维护社会安全稳定之间取得协调和平衡。社会工作既可以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发挥协同作用，也可以作为一种专业理念和专业方法获得国家授权，以实现某些领域的高度自治。ESG可以助力中国式现代化。首先，ESG的E可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四个要点：（一）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二）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三）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四）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其次，ESG的S可以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此外，二十大报告里面提及的“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也和ESG的G有一些关系。中国与欧美的ESG议题不是完全一一对应的，所以认清国情对我们理解中国ESG的“实质性”至关重要。即既要倡导国际合作、与国际ESG发展接轨，但也要保持独立自主，发展适合中国的ESG。点击查看可本文参考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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