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裕生｜爱是避免沦为弃民的最后一道防线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社会科学报社 Author 黄裕生
很久没上电影院了，昨晚是近年来第一次进影院。
这些年看的些许电影，都是在网上看的，而且几乎没有看国内拍的。可能有些人会讽刺我崇洋，不支持国产电影。但是，我要说，真正的艺术没有国界。我看电影只是为了看电影，从不考虑电影之外的东西。也就是说，我看电影从不分它是哪里产的，只分它是否有意思，是否会吸引我，是否会让我轻松或者让我沉重，是否会把我带出当下的生活，特别是是否会把我带进“别处的生活”或“陌异的可能”。
电影的意义或价值就在于它是以时间性图像这种最直观的形式进行人性的试验，以肉眼可以观察的方式展开对人性的探究：既探测恶的深渊，也撞击人性的光芒。人性是无底洞的，你无法看到人性堕落的底线，也无法测度人性超越的高度。电影以立体的、最接近真实生活的方式去触碰人性的时代底线与时代高度。
坦率地说，国内电影屡屡让我失望。我知道，这不是因为国内没有有才华的导演，不是没有有坚守、有思考的导演，而是因为别的原因。因为这种原因，那些真正有才华、有深度的导演往往被过滤掉，早早被筛选出局。不过，哪个行业不是如此呢？只不过，电影艺术与文学或哲学不同，后者可以单干，可以待后，可以守望，但是，电影离不开投资，离不开协作，离不开团队，也不能等待，因为一个需要等待的导演意味着他或她的电影事业很可能难以为继。这是电影行业比其他艺术行业残酷的地方。正因为如此，电影界那些坚守艺术、坚守真诚、坚守思考与探索的导演显得尤其可贵。
应朋友雪琨邀请，周三下午上完课，约了三位清华男生一起去环宇荟华夏影城观看由白志强导演的《拨浪鼓咚咚响》，在影院里见到了作家朋友王斌先生。
这是一个留守儿童的未了故事。三十多年的社会巨变以不同光谱映射到不同家庭，而映射到陕北一个三代人家庭里的，则是婚变、进城打工、追逐金钱、横尸暴死、凄然老死，最后只剩下一个留守儿童，一个留守在几近丛林法则状态下的乡村儿童，他心里所留守的，只剩下对那已永远不可能出场的父爱的守望。毛豆对父爱的渴望，不只是渴望摆脱贫穷，渴望摆脱因贫穷而被同伴歧视、孤立，更渴望获得父亲的承认与鼓励，而终归则是渴望从父亲那里获得信心与力量。这部电影拍得很真实，但不是质朴意义上的真实，不是在什么现实主义意义上的真实，而是有史诗意义上的真实。它以史诗般的镜头诠释了社会巨变在无数可能的家庭与个体身上留下的痕迹。在它的诠释里，这些痕迹既隐藏着人性的复杂性，也潜藏着人性的可能希望。它会让我们带着浓重的情感记住或想起一个时代的沧桑、悲凉、喧嚣，还有希望。
实际上，这部电影探讨的并不只是留守儿童的问题，它实际上探讨的是弃民的问题。弃民之为弃民就在于，可能连神都弃绝你，你无处获得承认、尊重、应许与力量。对于儿童来说，父亲常常就几近神般的地位。当周围所有人都轻视你、蔑视你、离弃你时，父亲与父爱是你避免成为弃民的一道防线。这一道防线甚至与财富无关，父亲可以是一个穷光蛋，但是，只要有父亲的承认、尊重、鼓励与应许，总之，只要父亲有爱，你就可以安然入梦，可以有温暖、有信心、有力量、有盼望。看到苟仁把他儿子遗留下来的拨浪鼓交到毛豆手里时，我不禁泪水奔涌而出。苟仁对毛豆由怨与恨，到爱与怜，这不是简单的移情，而是从人性的深渊中升起的温暖与高贵，是突破了血缘关系、跳出了利害权衡的人性光辉。
在这个世界里，最令人感动的，最值得珍惜的，不是别的，就是从人性中成就的不可能的可能、没有希望的希望、不纯粹的纯粹。爱就是这种东西。在这种爱里，所有的贫穷、卑贱、肮脏、失败甚至龌龊，都被隐去。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弃民，都可能面临着弃民的处境：被排斥、被孤立、被蔑视、被践踏、被锁闭，直至所有的尊严，所有的自主空间，都被清零，世界趋于冰点。但是，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像毛豆那样去守望父爱，因为父爱可以拯救儿童于弃民之中，却没有一种父爱能解救人人于弃民身份。为了避免沦为弃民，我们需要配备或准备的是那种过滤掉了一切世俗物的爱：在这种爱中互爱，在这种互爱中成就高贵，在这种互爱中从冰点里点燃温暖，从无望中打开希望。
在这个意义上，我要说，爱是防止沦为弃民的最后一道防线。这不是回避对不公不义的反思，更不是要放弃对不公不义的追究。相反，这里要强调的是，无论发生多么不公不义的事件，我们都需要守望这种爱，因为只有基于这种爱，人们才能不互为弃民，而是互为高贵：无差别地相互承认、相互尊重、相互期待、相互扶持、相互应许。在这种无差别的相互对待中，人们才能不因被践踏、被锁闭而沦为被遗弃的孤岛，沦为沙子化的软弱个体，从而才可能有力量去减少不公不义，乃至反抗不公不义，克服不公不义。因为只有基于这种突破了血缘，突破了由一切尘世物构成的等级体系的爱，人们才能真正相互给予不可能的温暖而确立起不可能的团结。
如果说（外在）自由是每个人自保的最后一道屏障，那么，基于内在自由的爱则是每个人避免沦为弃民的最后一道屏障。人性的一个不堪之处就在于，人类因其本性总是存在着被遗弃与相互遗弃的危险。无论是被遗弃还是相互遗弃，爱不是唯一的解毒剂，却是最后的解毒剂。
《拨浪鼓咚咚响》让我感动的一个核心点就在它呈现了人性的可超越性。人性是可以超人性的。这是人类无论陷于什么样的不堪境地也能被拯救的根本所在，也是人类无论坠入什么样的黑洞里都仍能有希望的根本所在。
这样的电影更适合于放到大学影院放映，因为它触及的主题是严肃的，有深度的。
黄裕生于2023年3月10日
（原载《社会科学报》2023年1855期，正式发表时个别地方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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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版：李志萍审 核：曲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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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思想经验世界，以思辨观照天下；
言由衷之言，不避有失；
究普遍之理，无惧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