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尹萍 | 毛线，水母和异名
在艺术圈用好几个异名展示作品的胡尹萍，是胡小芳公司的幕后导演，她委托朋友“小芳”以法国公司帽子经纪人的名义收购母亲及四川小镇阿姨们用毛线织就的大小织物，该项目持续了七年，充斥着奇思妙想的一系列作品正在上海明当代美术馆3000平方米的空间里一一展陈。
「胡小芳和乔小幻」展览现场
在另一件颇具颠覆性的作品“身份”里，胡尹萍增重将近30斤，从更换发型、制作服装到模仿眼神、姿势，化身成了一张照片上的陌生女人，试图在社会关系的错位与误读中探寻内在自我的真实。而雕塑家乔小幻是胡尹萍虚构的身份之一，一个商业艺术家的形象，一个让她免于生存压力的角色，一个将艺术家生存处境毫不留情搁在桌面上探讨的入口。这些繁复多变的异名与化身赫然支撑起胡尹萍庞杂的艺术世界，也道出艺术家对动荡变化的世界做出的回答。
会面一开始的时候，胡尹萍笑着提出不如角色互换，比起坐在回答问题的那张椅子上，她更愿意当一个不断提问的人，去看看他人在思考什么。她热情好客，说话风趣，常常说着话会笑起来。两只宠物狗在工作室来回奔跑，工作室一隅陈列着仿若从古文明走来形状各异的金属薄片，她不久前为它们一一涂上了黄金，这些昂贵轻巧的金属配件即将成为象征枷锁的黄金刑具，这是胡尹萍正在创作的新作品。
胡尹萍是一个天生的故事讲述者，她拥有奔放的想象力与惊人的好奇心，看待世界的视角独特而鲜明。她的作品发生的现场通常不在美术馆的白盒子里，周遭的环境与艺术家个体的际遇都是其创作土壤。她自称拥有遭遇型人格，将过往创作视为一次次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也为观者提供了聆听故事永无止境的满足感，和随之而来的思考与追问。她曾让两个“FBI”探员去肯德基“劫持”一名小学生，讲述一段非同寻常的拯救全世界人类的故事；曾让一辆出租车一直左转，左转五个小时花掉了主办方提供的500块材料费。2018年，胡尹萍与广州乡下农妇玲姐签了一张十年土地租赁合同，租赁一块水田，让玲姐在不考虑产量与销售的情况下自由劳作，不种粮食，只种感受。在胡尹萍编织的一系列事件中，她搭建的艺术网络丰富开阔，也呈现了对社会议题的多重思考。
「胡小芳和乔小幻」展览现场
“一根针，一只巨大的水母，轻轻地触碰后，回馈的是一个惊奇的世界。”胡尹萍这样形容自己和“胡小芳”项目的关系。“胡小芳”项目缘起于一个甜蜜谎言，2015年，胡尹萍回四川探亲偶然发现母亲正在编织帽子，并被廉价收购。她出于收藏母亲时间的目的开启了项目，没想到事件如滚动的毛线球，将小镇阿姨们一一席卷其中。她说，“针扎之后，水母开始发生变化，那片海域随之发生了变化。你们都在海域之中，而我作为手拿着针的人，看到了水母和海域的变化。小芳真正的现场不是在展厅，不是在四川，是在整个海域。我现在想把这一片海域扩大，它不只是一个展览，不止于看到或认知到这些事物的人，它有可能变得更大。”如蝴蝶效应里那只微微扇动翅膀的蝴蝶，胡尹萍和她所做的“事情”期盼一场飓风的降临，滋生出巨大的艺术能量。
1983年生于四川，现工作生活在北京。硕士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但不局限于雕塑本体的物质性。她常常通过事件、角色、身份的制造和转化让艺术实践与真实生活产生深刻的连结。
“胡小芳”从起初不舍母亲的时间不断演变，你对项目的情感在过去七年间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
胡尹萍：“胡小芳”的原点是我跟我母亲之间的关系，这是种子，也是“胡小芳”作品的基因，像种菜一样，我种的是黄瓜，长出来的必然是黄瓜，所以，不管它现在长得多大，长得有多茂密，根系依然在那里。
你说过透过妈妈织的帽子，能看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她的日常和情绪。项目做到现在，你和妈妈的关系变得更亲密了吗？
胡尹萍：没有。我们关系的亲密与否不是衡量妈妈高不高兴或幸不幸福的标准。在我看来，亲密一点都不重要。在这件作品里，我母亲变得更独立自由，结交了朋友，有了一份所谓的工作，多了一个生活的支点，而这种生活的支点比起她跟我亲不亲密重要很多，我希望她为自己想得更多。
这些年，你陆续收到不同的织物，有偏爱的作品吗？
胡尹萍：谈不上偏爱。它们不是一堆作品一下就在我面前，而是七年里，我每个月都会收到几个东西，觉得很好很精彩。比如说比基尼，我知道阿姨们在做比基尼，也知道快递里装的是阿姨做的比基尼，但我永远不知道她们是怎么做的，做出什么样的比基尼。打开快递，每一套比基尼会觉得它是如此不同。在这次展览里，我用了16张圆桌，我希望它们（作品）被无差别地去呈现和展出，每一件都很珍贵。
「胡小芳和乔小幻」展览现场
从收购母亲的毛线帽到小镇阿姨们的群体参与，“胡小芳”项目衍生出了五个不同阶段，每个不同的阶段是否在反映当下发生的事情？
胡尹萍：现在展览里有两部分，一个是联合国系列和标准配置系列，这两个系列正在进行中。联合国系列不需要阿姨们有太多的想法和技能，只需展示她们是怎么认知家庭的，做一面旗帜代表自己都ok。这跟阿姨们的手艺无关，她们只要做出想要的东西，自然承载的是她们的气质和家庭的气息，这是一致的。标准配置或理想生活这个板块呢，我发现它可以生长出去。在我看来，大部分的中国人很多时候意识形态太过统一，而人作为个体具有生物属性，你对自己的生活会有想法和要求，或者说有期待理想生活的样子。
「胡小芳和乔小幻」展览现场
我挺好奇，对生活在另一种文化、种族的人来说，他们的标准配置是什么？在广州空港双年展的时候，我见过一个帽子商，他在定制朝鲜阿姨做的帽子，我们谈到了“标准配置”，当时，我拿到的回复是一个朝鲜阿姨觉得她的理想生活是拥有一段河流，我觉得这极度的酷呀。实际上，我想探讨的这个事情不是“小芳”的事，是艺术本身的事。艺术可以跨越国家、种族、肤色、性别、宗教……它都可以被跨越。我特别希望“胡小芳”在这两个阶段，尤其是标准配置的这个阶段里，有更多的阿姨参与到里面来，它有这样的基因。
「胡小芳和乔小幻」展览现场
你理想生活中的标准配置是什么？
胡尹萍：非常简单，有钱做作品，哈哈，这也是我的标准配置。看起来特别朴素，但里面的问题特别多。中国当代艺术就三、四十年的时间，大家对艺术的认知、理解还在过程之中。我们在黑桥的时候，当时的黑桥是很多年轻艺术家的聚集地，但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认为特别有才华的艺术家已经被消失了，它是一个行业内的消失。为什么消失呢？是因为这个系统实在太薄，负荷不了这么多人的存在。它是一个行业没有办法循环起来的问题，对一个艺术家来说，可以有钱持续做作品是非常高的要求，90%的艺术家都不可能达到的，没有办法。
「胡小芳和乔小幻」展览现场
这也是你决定把“乔小幻”作为艺术家在艺术系统里真实的处境拿到台面上来讲的原因？
胡尹萍：是的。如果我不做乔小幻，如果我之前不是学雕塑的，我要做“胡小芳”这样的一个作品，可能得打10份工才能支撑，这是事实。它很朴素，但是非常真实的处境，不仅是我一个人的处境，也是很多当代艺术家的处境。
策展人一开始跟你提到展“乔小幻”的时候，你当时在犹豫，对吗？
胡尹萍：是的，一开始，我没想好要如何呈现乔小幻的版块。我在准备展览期间，去了广州，在一个朋友的茶室喝茶，聊到我在准备展览。当我们谈起展厅有多大的时候，他就说哇，你这么大的展厅，能分一点给我们做吗？我说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分，即便我把展厅分给10个艺术家，把3000平米的展厅分割成3000份，也是几个月时间的呈现，非常有限。与其这样，我觉得有些事情可以拿出来谈论。为什么这个行业没办法支撑艺术家的生活，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养分更好去工作？在艺术圈，这是艺术家必须面对的事，因为艺术不生产物质，无法迅速变现，这就是真实的处境。
「胡小芳和乔小幻」展览现场
你曾说“胡小芳”项目一路踉踉跄跄持续下来，中间想过抽离和放弃吗？
胡尹萍：说起来，这件事蛮残酷的。“胡小芳”的确做了一个展览，如果有一天，在我完全无法承受“胡小芳”的时候，我就宣告结束了。当然，我会想很多办法让“胡小芳”有更好的持续，万一我持续不下去了呢？今年上半年，我看到陶身体舞团宣布解散，因为它不好吗？因为这个时代不需要陶身体了吗？不是，但它就做不下去了。本质是一样的，一旦到了我无法维持“胡小芳”的时候，我想我也会做一样的决定。
「胡小芳和乔小幻」展览现场
无论是胡小芳还是乔小幻，都是你创造的身份。回到你早期做小组的时候，你一直有不想署名的意识，这些异名和化身会让你得到某种创作上的自由吗？
胡尹萍：乔小幻是有署名的，只是它的署名是乔小幻。小组时期的署名跟乔小幻的署名方式有点不一样。我确实思考过署名的问题，一个艺术家做了一件作品，一本正经地给作品起名字，一本正经地把名字放上去的时候，我觉得确实有点问题。有时候，名字没那么重要，一个行业需要的是好的作品，比如看到那么多大师拍摄的电影，有时记不住导演的名字，但你永远会记住作品里的东西，它有多好，多有力量，它是非常真实存在的。
你花了六年时间去创作”身份”，从厌恶、好奇到接受、模仿，把自己逐渐变成一个陌生女人这件事带来给你的乐趣和思考是什么？
胡尹萍：项目进行到两年半的时候，我就跟照片里的女人长得差不多了，我增肥了将近30斤。当你长到符合照片拍摄的标准以后，会发现一个问题，还是哪哪哪都不对。照片里的女人，我不知道她是谁，是否活着，生于哪个国家或哪个时代。最难模仿的是她的眼睛和眼神，是那么丑，却那么自信，照片里那么坚定的眼神和自信是她骨子里流露出来的，不能随意模仿，不是打个灯，化个妆，摆个姿态（就能还原），她不在姿态里，她最厉害的是眼神。我在想，她得多么强大，才能让自己的姿态达到那么好，甚至从照片里跳脱了出来。从照片里来看，她保持冷峻的姿态。我一直看着她的照片，研究她，后来发现深层原因是相机跟她之间的关系，她没有表演，相机如实记录了她的姿态。
某种程度上，“身份”的行为方式跟社会主流审美的标准、美学不在一个系统上。我长期在很瘦的身形体态里，但在这个作品里，我用了很多方式增肥，可能是大家觉得奇异的地方之一，它逆主流审美而来。这只是”身份”被人看到外化的部分，就像“胡小芳”被人看到外化的一部分是一些形形色色的毛线。
「身份」
做这个项目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胡尹萍：这个作品带给我的影响非常大。我一开始只是怀有惯性的好奇。2012年上半年，一个发小发给我一张陌生女人的照片，说我与照片中的女人长得很像。当身边那么熟悉你的朋友说你们很像，而照片上的人又那么丑的时候，你真的忘不了这个事，它会一直存留在你的记忆里，我跟她有那么像吗？你会有一个条件反射，回避它，但过了一段时间再拿出来看的时候，浮躁的东西就褪掉了。你再正经观看它的时候，会发觉那是不太一样的，那是两码事。
你出于什么原因把绝大多数的证件照换成了这张照片？
胡尹萍：换照片这件事很偶然。那会，我在黑桥艺术区的时候，那有很多小偷。那会经常出国，而我习惯性把所有证件放在一个袋子里，袋子里有一些外币和证件，小偷看到外币的时候觉得值钱，整个连包带证件全拿走了。我只能去补拍照片，后来我就想，既然补拍的话，那我就把证件照按那个（女人的）姿态全拍一遍吧。
「身份」展览现场
上：艺术家更换照片前的证件
下：艺术家更换照片后的证件
现在你的证件上还是这些照片吗？
胡尹萍：有一些是，有一些不是。但我对所有的媒体报道，所有的内容都用的这张照片，包括这次“胡小芳和乔小幻”的展览，看上去展了两件作品，实际上是三件作品。原因很简单，我不知道照片上的女人在哪里，我希望有一天突然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被一个人看到了，这个人会觉得照片里的女人是ta所认识的人，也许我就找到她了。
你会想找到她？
胡尹萍：如果找到见个面Say hello不是一个坏事情，蛮好的，哈哈。
聊聊工作室里的新作，是什么契机让你决定开始创作？
胡尹萍：这个作品萌生想法的年份特别早，一直没有机会去做。说起来和“胡小芳”有一点关系，小芳是跟人打交道的一件作品，人跟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会无形发现很多问题，对艺术家来说，它离人的距离过近，不是那么好的一件事。很多时候，我希望自己的思维离现实远一点，去观看，去思考，去想象，这是我想要的，这也是我开始新作品创作的前提之一。
第二，我不得不说回黑桥（艺术区）时期。我在黑桥工作生活了六、七年时间，2015年，我跟没有契约精神的房东打官司，官司持续了两年时间，我胜诉了。但整个艺术区里有大量类似的事情发生，基本上以艺术家的失败而告终，结局是艺术家被驱赶，工作室被无数次推翻。仔细一想，我2008年来北京，迄今为止14年，搬了20次家，在特别流民的时间线里，有过太多的遭遇，太多的失望，太多的反感，现实回馈的遭遇让人极度失望。艺术家这个职业呢，相对来说是敏感的，艺术家的很多意识需要新陈代谢。我觉得如果我不去代谢掉那些意识，整个人会特别不好。所以，我在2018年开始做新作品，对我来说，它是一个个体新陈代谢的过程，整个项目的现实处境里遭遇的，是自我清理的过程。
所以它以黄金刑具的面貌出现？
胡尹萍：是的。在我看来，人最大的不自由来自于个体和身体。人的眼睛永远往外看，无法翻过身去，向内观看，但你的意识可以办到。监狱只是物理上的范畴，给人划定了一个区域，你只能呆在里面。可是人的不自由来源于你被限制在某个区域吗？不是啊，是你的意识和身体。
回看走过的轨迹，有没有一件堪称为“蝴蝶效应”的事发生在你的身上？
胡尹萍：人好像永远在蝴蝶效应里，尤其在这么魔幻的世界里，天天都是蝴蝶效应，你不觉得吗？当你说起蝴蝶效应的时候，我会条件反射到水母。就像我描述“胡小芳和乔小幻”项目，一根牙签轻轻触碰了水母，回馈的是一个惊奇的世界。某种情况下，它看起来是比较大的蝴蝶效应，但我觉得还是挺小的。想想一个行业的存在与消失，当外界不再需要，你就要被消失，细细想想，还是蛮触动的，而这里面，到处都是蝴蝶效应。
Credits
采访/撰文：许璐
视频制作：梵樹
视频摄影：郑宇翔
视频剪辑：赖星宇
图片摄影：郑宇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