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论｜李军：东方之“子”与人类之“树”——达•芬奇“身世”问题再研究

跨文化艺术史 2023-01-21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文艺复兴与近代哲学 Author 不开心的野兽

东方之“子”与人类之“树”

——达•芬奇“身世”问题再研究

文/李军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教授

摘要

本文追踪了西方学界关于达•芬奇是否是“东方女奴”之子的“身世”之谜的最新争论。通过客观呈示对立双方论辩的论点、论据和论证，并对相关西方学者立论背后隐匿的意识形态立场加以揭示，本文期待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学界，在这一涉及“东方”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问题上，能够超越日益加深的东西方隔阂和意识形态藩篱，发出公正和理性的声音。本文认为，即使达•芬奇之母是否“东方女奴”一事永远无法定谳，也不妨碍我们有理由在精神的意义上判定，达•芬奇有一个东方母亲。

(本文是作者关于“达•芬奇与东方”系列研究的第四篇。)

一、达•芬奇是“东方女奴”之子的假说

那么，达•芬奇究竟是谁？

最近几年，一场关于达•芬奇是否是“东方女奴的儿子”的争议在意大利和西方学界兴起。这场争议开始于2008年出版的一部新书《达•芬奇的母亲是一个女奴吗？——伦佐•钱奇的研究性假说》（La madre di Leonardo era una schiava? Ipotesi di Studio di Renzo Cianchi）。该书的作者应该说有两位：一位是书的署名者Francesco Cianchi；另一位是书名中出现的Renzo Cianchi，他是Francesco的父亲，一位已故历史学家和达•芬奇研究专家，也是达•芬奇家乡芬奇镇“达•芬奇理想博物馆”的前馆长。是他提出和论证了达•芬奇是“女奴的儿子”的假说；而他的儿子则在他死后二十余年完成了父亲的未竟之业，成果即是本书[1]。该书的出版得到了著名达•芬奇专家Carlo Pedretti的大力支持，后者专门为此书写了热情洋溢的导论，称此书为“近一百年来在众多华而不实和无用的出版物中，终于有了一本向达•芬奇和他的国家致敬的金质小书”（In mezzo a tante vistose e inutili pubblicazioni del recente centenario ecco finalmente un aureo libretto che fa onore a Leonardo e al suo paese）[2]。

我们先介绍这本书中的主要内容。限于篇幅，下文将采取概述主要论点和论据的方式。

《达•芬奇的母亲是一个女奴吗？——伦佐•钱奇的研究性假说》

首先，根据一份1449年签署的遗嘱，立遗嘱人Vanni di Niccolò di Ser Vanni把他的主要遗产赠给San Girolamo di Fiesole 的修士，其他遗产则由他的妻子、其他宗教团体和一位叫Ser Piero da Vinci的受益人分享；这位受益人也是遗嘱的执行人之一。涉及的遗产中，与本文相关的主要是一幢位于佛罗伦萨吉伯林街（Via Ghibellina）的房子，它被规定为由立遗嘱人的妻子阿纽拉夫人（Mona Agnola）和遗产执行人Ser Piero共享。我们知道，这位遗产执行人Ser Piero正是达•芬奇未来的父亲——此时的他刚刚成为一名年轻的公证人不久。但是，到了1457年，在一份佛罗伦萨政府的地籍证明文书中，Ser Piero的父亲Antonio da Vinci（达•芬奇的爷爷）刚刚登记了5岁的非婚生子达•芬奇为户籍人口之际，还悲叹说，他儿子本来拥有的那份遗产（房产）因为变故而被剥夺，“什么都没有得到，一切都竹篮打水一场空”（mai se ne trasse nulla, et in tutto è spento et annullato）。然而，奇怪的是，Antonio所说似乎并非事实，因为23年后，即1480年，根据另一份地籍证明，Ser Piero宣布他自1479年起已经住在吉伯林街 Vanni留给他的房子之中，他依据的理由即1449年所立的遗嘱。这里的矛盾之处在于，如果Antonio是对的，则这所房子后来就不会仍然属于Ser Piero，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期间发生了什么？

另一个值得关注之点，是立遗嘱人Vanni的死亡日期，他死于1451年10月24日。同年8月14日，也就是他死前不久，在一份很可能是由Ser Piero书写（根据笔迹判断）的地籍登记文书中，他没有提及任何他的户籍人口、他从事的业务，对他自己的过去和现在都讳莫如深，显然是在掩饰他自己拥有的巨大财富。但他提到了自己的妻子阿纽拉夫人，以及还有一个“女仆”（una serva），但作者提示到，这个“女仆”不是一般的“女仆”（应该叫famula），而是一个“女奴”（schiava）。她的名字叫“卡特琳娜”（Caterina）。

这位叫“卡特琳娜”的女奴从1446年起就住在佛罗伦萨吉伯林街的那幢房子里。而此时，正是Ser Piero与Vanni过从甚密之际，他很可能也住在Vanni家中！

位于圣多尼诺的圣安德烈亚教堂

而从达•芬奇出生之日1452年4月15日倒推9个月前，他的受孕期应该是 1451 年7月的前 20 天。那个时期的7月7日，Ser Piero在圣多尼诺（San Donnino）；7月15日在佛罗伦萨的圣斯特凡诺人民教堂（popolo di Santo Stefano）从事公证业务，说明这段时期他都在佛罗伦萨或其周边地区。因此，与Vanni家的女奴“卡特琳娜”发生一段风流韵事，变得超乎想象地真实。

接下来的故事变得顺理成章。根据1363年颁布的佛罗伦萨法令，无论是谁勾引奴隶并让她成为孩子的母亲，都必须支付分娩费用、向主人支付奴隶价值的三分之一，并确保出生的孩子跟随父亲的条件。Ser Piero大概是用一大笔金钱让阿纽拉夫人沉默之后，也暂时放弃了他对佛罗伦萨房子的权利；而阿纽拉夫人也确实在以后住进了这所房子，并随身带了另一个女仆。Ser Piero只是在阿纽拉夫人去世之后才重新拥有这所房子，这就是为什么Antonio于1457年沮丧地否定这份财产的存在，而Ser Piero于1480年又高调地宣布重新拥有它的理由。[3]

书中还附录了两位编者Alessandro Vezzosi和Agnese Sabato的两篇重要文章，它们补足了Francesco Cianchi正文的相关信息。现亦简述如下。

Alessandro Vezzosi是达•芬奇理想博物馆的现任馆长，也是一位著名的达•芬奇研究学者。在我看来，他的文章《伦佐·钱奇与“女奴卡特琳娜”》（Renzo Cianchi e “Caterina schiava”）中有两点新的信息值得关注。

达•芬奇理想博物馆

第一，Vezzosi明确将Renzo Cianchi的“女奴”假说改写成“东方女奴”（schiava orientale）假说，这一点将在Agnese Sabato的专题文章中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关于具体身份来源问题，学界其实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其中有Luigi Capasso根据达•芬奇指纹作出的“阿拉伯血统”判断；有人则根据Vezzosi的研究认为其母是“犹太人”或“斯拉夫人”出身；Vezzosi自己则更愿意持笼统的“东方渊源论”。顺便补充一句，后来又出现了这一系列的最新版本“中国女奴说”，可备一览[4]。

第二，Vezzosi认为达•芬奇的母亲是“东方女奴”的命题并非仅仅出自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而是“理解和了解达•芬奇天才形成语境的根本事实”（ un dato fondamentale per comprendere e contestualizzare la formazione del genio di Vinci）。因此，针对达•芬奇早期传记作者Anonimo Gaddiano的表述“他为有良好血统的母亲而生”，这句话向来被理解为达•芬奇出身于一位“贵族”血统的母亲（尽管这不是事实）；但Vezzosi却做出了另解，即“良好血统”（di buon sangue）可被当作奴隶具有的“强健的血统”（di “forte sangue”）。而这一血统也为达•芬奇日后的东方兴趣，以及他为土耳其苏丹建造金角湾大桥建立了联系。[5]

第二位附文作者Agnese Sabato是达•芬奇理想博物馆国际达•芬奇协会的主席（Presidente dell’Associazione Internazionale Leonardo Da Vinci - Museo Ideale），她的文章《一部令人失望的奴隶史》（Disappunti per una storia di schiavi）是一篇重要的学术史综述，系统处理了从20世纪初以来，西方学术界对于14-15世纪意大利（尤其是佛罗伦萨）的家庭奴隶（主要是女奴）制的研究史。文章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材料，令人触目惊心。对于向来以文明和人权自居的西方人而言，即使在辉煌的文艺复兴时期也有如此阴暗的一面，无疑是一个“令人失望”的时刻（可见于此文的标题）。

科西莫·德·美第奇

这部历史同时也是一部被人刻意遗忘的历史，其中既有西方人的“心理困惑”，又有“审查制度”的原因。文章开篇提到，一位叫James Beck的“勇敢的学者”披露了一个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佛罗伦萨的“国父科西莫•德•美第奇”（Pater Pariae Cosimo de ‘Medici）——“我们的一位文化英雄”——就有四个女奴，她们的名字分别叫Chateruccia、Cristina、Catrina 和 Zita；另外，他的儿子Carlo即由他1427年于威尼斯买下的切尔克斯奴隶Maddalena所生。但是，在这些令人敬佩的“勇敢”的学者们的努力之下，几个世纪的奴隶制已不再是秘密。鉴于此文对我们论题的极端重要性，下面我们分6个专题介绍之。

法律。

佛罗伦萨市政府1289年8月11日颁布的法律禁止在任何条件下购买人，但异教徒和“犹太人”除外。1363年3月8日和1366年6月13日的规定（后来并入 1415 年的佛罗伦萨法令）不仅允许将“非基督教公教徒”（“qui non sint catholicae fidei christianae”）的男女奴隶带到城市和乡村，还为之规范了法律关系，即可以当作“占有的物品”（come “di cosa propria” ）加以保留、出售、捐赠、转让和使用。这里的法律规定权利的前提是“基督教公教徒”，他们属于不能购置的“人”的范畴；但这一条不适用于“异教徒”或“非基督教公教徒”，意味着后者不属于“人”的范畴。

托德西里亚斯条约

这一点对我们理解西方的“人权观”至关重要。正如前文讨论过的西葡之间签署的《托德西里亚斯条约》，它所规定的两国的权利，是以大西洋中部亚速尔群岛或佛得角群岛以西370里格为界划分南北子午线，子午线以西的非基督徒土地归西班牙所有；子午线以东则归西班牙所有。注意，其中权利的前提仍然以是否“基督徒”为界，因而，无论是“土地”还是“人身”，尽管基督教始终以予人以“自由”自居，但是，它维系着一种独特的“奴隶制”，也是不争的事实。

另外，法律还规定了为保护所有者财产、反对奴隶犯罪（如盗窃和逃跑）而采取的条款。其中一项严重的犯罪行为，是对他人奴隶的“肉体知识”（ la “carnale conoscenza”）：谁勾引或让他人的奴隶成为母亲，将被判支付5弗罗林的分娩费用，补偿主人三分之一（如果奴隶只是被“破处”）或整体价值（如果她因分娩而死亡）。法律还确立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原则：孩子的状况必须追随父亲。

洗礼。

法律还规定，在购买后的两个月内，主人必须为奴隶施洗，使其成为基督徒。但是，奴隶接受洗礼之后，却仍然保持奴隶身份，因为“自由不是通过洗礼赋予的”（“libertas non datur per baptismus”），而奴隶制则是经法典批准的民法条件。故事作者 Franco Sacchetti 的一段言论堪称经典：“……虽然我买了奴隶，然后让他去洗礼……这就像对待一个在监狱里的囚犯那样，他不能凭自己的谨慎或价值来确定自己的状况：那么，他们中的大部分就犹如施洗过的牛一样……”[6]

基督受洗 1472–1475

然后，为施洗过的奴隶分配一个新名称就变得至关重要：通常，给女奴所起的最普遍的名字是卡特琳娜（Caterina），还有玛格丽特（Margherita）、玛丽亚（Maria）、玛尔塔（Marta）、玛德莱娜（Maddalena）等等。这些名字主要为来自“鞑靼”（“de Tartaria”）、“希腊”（“Grecorum”）、“俄罗斯”（“de Rossia”）、“突厥”（“Turcharum”）“撒拉逊”（“Saracenorum”）等地的女奴所起。

来源和市场。

整个地中海地区直到14世纪，奴隶主要来自伊斯兰世界；而从同一世纪末开始，鞑靼人大量进口。接下来的时期，黑海地区、希腊人和斯拉夫人占了上风。非洲人从15世纪中叶开始出现。从1384年以来一直试图垄断黑海奴隶市场的热那亚人的档案来看，1411年出售了2900名奴隶；从15世纪20年代到1477 年，每年2000名奴隶。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导致了这个市场的崩溃（每年只有400 到 600 名奴隶）。

《君士坦丁堡之围》

奴隶贩子的人员构成，则从122名奴隶贩子的名字看，其中41 名是“撒拉逊人”，40 名热那亚人或利古里亚人，22名希腊人，另外有13名其他拉丁人（包括两名威尼斯人）和6名犹太人。从1454年起，热那亚人和其他拉丁人从登记册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土耳其人。

年龄和价格。

14世纪最后30年在佛罗伦萨出售的奴隶大多在15到25岁之间，价格主要在30到40弗罗林之间。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年龄和平均价格都在增加（约40 弗罗林）。根据1428/29年比萨的地籍登记档案，虽然该城的奴隶相对较少，但估计他们的价值在20到70弗罗林之间。

除了年龄和身体状况，来源也影响奴隶的价格：最贵的是白人，尤其是切尔克斯人（le circasse）。佛罗伦萨贵妇Alessandra Strozzi 向我们提供了一些十分有用的信息。她在1465年9月13日的信中，向儿子菲利波建议，如果他有机会购买女奴，他应该优先考虑的条件是：“一些鞑靼国家的人，她们的优点在更能吃苦耐劳。俄罗斯人，也就是来自俄罗斯的女奴，她们更柔顺耐压，更漂亮；但是，在我看来，最好的是鞑靼人。切尔克斯人，她们有强壮的血脉（ Le circasse,è forte sangue）……”[7]。后一种表述再次让我们想起前文Vezzosi所述，达•芬奇因为母亲而具有“强健的血统”（di “forte sangue”）之说。

主人的权力。

女奴可以被租用，例如当奶妈，而且经常受到性剥削。对于主人来说，奴隶可以“拥有、持有、欣赏和享受……并能够将其出租给另一个人……一段时间和一个期限……还可以出售或转让”（“habere, tenere, gaudere et usufructuare...et illam possit alteri locare... tempus et ad terminum...vel ... vendere vel alienare”）。她们也可能作为遗产被没收和遗赠，正如Vanni的遗嘱中为卡特琳娜所安排的那样。换句话说，主人对于女奴来说，犹如“她的君王”（De Re Sua），可以为所欲为。当然，也可以将她解放。

女奴之子。

与女奴所生的非法子女的命运如何？

1394年至1485年间，在San Gallo e degli lnnocenti 医院被遗弃的7,534 名孩子当中，有1,096名是奴隶的孩子。根据Iris Origo的说法，在1395年至1485 年间进入San Gallo e degli lnnocenti育婴院的儿童中，至少有14%是由奴隶或仆人所生的孩子组成；Richard Trexler 估计1445 年收容在育婴院的三分之一孩子是奴隶的孩子。许多这些非婚生子女被安置在其亲生父亲或母亲的主人家中。有时，年轻的妻子会在家中找到丈夫因与奴隶发生关系而生的孩子。

圣母子与圣安妮 c. 1501–1519

由于没有合法继承人，Francesco di Marco Datini在他的遗嘱中把70,000 弗罗林留给他家乡新成立的慈善机构la “Casa e Cieppo de’ poveri di Francesco di Marco” di Prato；把1,000 弗罗林留给了他的女儿 Ginevra——由他最后的奴隶之一、二十岁的 Lucia——所生；而只给他的妻子 Margherita 留下了 100 弗罗林，条件是她保持“守寡和贞洁”[8]。另外一位Paolo Niccolini，带着3个由女奴所生的孩子，婚后又生了一个；1452 年，在他与其第一任妻子生了 11 个孩子之后，和他与第二个妻子再生5个孩子之前，他又在家中迎来了另一位本地所生的女儿。

这意味着，如果不是因为Niccolini与女奴有5个孩子，谁又能生出21个之多的孩子呢？这一年，正好是达•芬奇出生的同一年。[9]顺便说一句，达•芬奇的父亲Ser Piero也生了大约17个孩子，其中那个非法的，就是达•芬奇自己。

综上所述，几位作者的观点鲜明又肯定：无论是从达•芬奇母亲卡特琳娜的身世与遭际，从他父亲Ser Piero的身份和契机，还是从佛罗伦萨的法律规定、地中海世界的蓄奴风俗与环境，或是从达•芬奇自身旷世超群的天赋与才华来看，达•芬奇出身于一位“东方女奴”（尽管其具体身份尚有待确定）之说，如果没有达成言之凿凿、毋庸置疑的结论，至少也是一项具有相当说服力同时令人耳目一新、托马斯•库恩“范式”意义上的历史假说。

二、反对者的声音

不过，这种新说在西方并未得到广泛的接受。相反，反对者大有人在。其中最强烈同时也是最新的一种意见，由著名艺术史家Martin Kemp所持。他在2018年所出的新著《与达•芬奇为伴——五十年目睹艺术世界内外之清明与疯狂》（Living with Leonardo: Fifty Years of Sanity and Insanity in the Art World and Beyond），是一部妙趣横生同时锋芒毕露的书，正如其书名所示，流露了非常之多的情绪。书中关于《蒙娜丽莎》的一章，叙述了他如何与佛罗伦萨经济学家（也是一位业余历史学者）Giuseppe Pallanti合作，在研究《蒙娜丽莎》的原型乔孔多夫人身世的同时，找到了达•芬奇生母“真正的卡特琳娜”（the real Caterina）的踪迹[10]。更详细全面的表述见于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蒙娜丽莎：人与画》（Mona Lisa: the People and the the Painting, 2017）一书。下文的概述将仍将采取叙述理路而不及其余的方式。

达·芬奇可能的出生地和童年的家，意大利芬奇镇的安契亚诺

首先，两位学者否定了为芬奇镇文化旅游所津津乐道的达•芬奇“出生地”（casa natale）——据镇子约2英里许的山村阿奇亚诺村的一栋石房子——，那里现在是一座小型达•芬奇博物馆。他们根据大量房产档案材料的查证认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所房产与Antonio或卡特琳娜有关；Ser Piero只有到1482年才在该村有房产记录。这项研究在他们看来对于Vinci镇是致命的，因为后者已经在上面投注了大量文化资产，公布这样的研究成果犹如釜底抽薪，会让两位作者成为芬奇镇的罪人，冒着“被芬奇镇驱逐出去”的危险[11]。

至于他们研究中另一项内容的披露，则于他们不但没有丝毫冒犯之感，反而更应视为正本清源之举。即，针对上述卡特琳娜为“东方女奴”的新说，他们（至少是Kemp）希望证明她是一位本地人：

“

2014年年底，我希望Giuseppe有可能在Vinci镇的档案中找到卡特琳娜本人。这是为了应对某个正在博取眼球的说法：她可能是一个从穆斯林世界、甚至中国贩卖过来的奴隶。这个说法的依据是有记录表明，Ser Piero在佛罗伦萨的某位朋友拥有一个叫卡特琳娜的奴隶；但并没有这个奴隶曾经出现或生活在芬奇镇的记录。卡特琳娜是一个常见的赋予被基督教化奴隶的名字——Francesco del Giocondo就贩卖过一个叫卡特琳娜的奴隶。在芬奇镇的档案记录里，有很多个卡特琳娜的名字，但是，2015年1月，不知疲倦的Giuseppe写信告诉我说，他已经在1451年的纳税记录中找到了“一个‘卡特琳娜’，她15岁，没有父母，住在芬奇镇”。

我有一种直觉，这应该是一位真实的卡特琳娜。[12]

这基本上是一个按图索骥的故事——结论事先已经有了，然后再寻找并出示证据。Giuseppe大致拼合了这样的情节：她是一位穷愁潦倒、一事无成者Bartolomeo (Meo) Lippi的女儿，故她的名字应该叫Caterina di Meo Lippi; 1451年，父母双亡之后，她与两岁的弟弟Papo被他们的祖母收养，住在距离Vinci约一英里之外的村庄Mattoni的一处农舍，但祖母也随即去世。他们被住在旁边的亲戚（其叔祖即祖父的兄弟）照料。然后不久，就发生了年轻的公证人利用返乡之便，与15岁的孤女邂逅相遇并且萍水一度的故事。[13]

前文提到1457年地籍证明原始文书中，关于达•芬奇的正式表述是这样的：“列奥纳多现年5岁，Ser Piero的非婚生子，是他与卡特琳娜所生，卡特琳娜现在是Achattabriga di Piero del Vaccha da Vinci的妻子”（“Lionardo figluolo di detto Ser Piero non legiptimo, nato di lui et della Chatarina, al presente donna d’Achattabriga di Piero del Vaccha da Vinci, d’anni 5”）[14]。

那么，这位卡特琳娜与Caterina Meo Lippi，会是同一个人吗？根据Kemp的说法，Giuseppe提供了相当可信的证据，证明生了达•芬奇之后马上嫁给Accattabriga的Caterina，即这位Caterina di Meo Lippi[15]。以下是笔者从《蒙娜丽莎》新书中撷取的证据链条，看看它们是否足以支撑这个预成的结论。

《蒙娜丽莎》

第一点是卡特琳娜的年龄。传统的说法是卡特琳娜与Ser Piero年齿相当，也就是25岁左右；两位作者认为，若是这个卡特琳娜在比当时女性婚龄几乎大10岁的年龄生下私生子，则在当时条件下，她不太可能再有机会马上嫁给另一个男人。而若是一位15岁的妙龄女子，一则她更容易对Ser Piero产生性的吸引力，二则即使她有了孩子，如若有Antonio金钱的支持，她嫁人的机会也会大大增加。与此同时，Achattabriga[16]也因为分家的缘故而经济装况不好，他甚至还在务农之余开设了一个陶窑谋生。因此他似乎很愿意成为那个接盘手。

第二个证据涉及到卡特琳娜孩子的命名。卡特琳娜与Achattabriga共有5个孩子：1个儿子和4个女儿。前3个女儿的名字都是当地常见的Piera、Maria和Lisabetta，只有最小的女儿的名字Sandra不太寻常（例如1459年，镇上有29个Caterina，只有3个Sandra）。而在芬奇镇和Achattabriga所居住的Campo Zeppi之间的乡村，只有一个叫Sandra的女人，她就是曾经收留过Caterina Meo Lippi姐弟的那位叔祖的儿子Orso（她的叔叔）之妻Sandra（相当于她的婶婶，很可能具体照料过这对姐弟）。卡特琳娜把自己最小的女儿取名为Sandra，显然是为了向她表示感谢。

另外还有三条相关的线索。第一条线索可以指证Achattabriga与Orso两家的关系，即：卡特琳娜的女儿Maria1478年结婚时，Orso和Sandra的儿子Antonio是其中的证婚人之一。这表示两家一定存在着什么关系，而卡特琳娜就是这个联系的纽带。

第二条线索可以指证Achattabriga与Ser Piero的弟弟——达•芬奇的叔叔Francesco——的关系。涉及到1480年，Achattabriga在出售一块土地时，请了Francesco当合同签署时的证人。这说明在两家在几乎30年后依然保持这友好的关系。

第三条线索则把Achattabriga与Ser Piero连接在一起。1487年，Achattabriga在嫁他的第3个女儿Lisabetta时，将他的一块土地当作嫁妆给予他的女婿；而签署法律文件的公证人，正是他妻子第一个孩子的父亲Ser Piero。[17]

以上就是两位作者所出示的全部的证据。为此两位作者做了如下陈述：

“

将所有事实汇集起来，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Butti（Achattabriga的姓——引者）和Lippi家族之间存在着联系：Antonio Butti（即Achattabriga——引者）与Caterina为他们的女儿赋予了一个出乎意料不常见的名字Sandra，来自Orso Lippi妻子的名字；他们还选择邀请Sandra的儿子充当他们第二个女儿Maria婚礼的证婚人。另外，Ser Piero还为Antonio Butt担任公证人。Caterina di Meo Lippi作为Antonio Butti的妻子和Papo Lippi的姐姐，正好是这个社会网络的纽带。

如果（可信度非常高）Caterina Lippi可以被确认为Antonio Butti的妻子——即donna d’Achattabriga（Achattabriga的妻子），那么，她当然是列奥纳多的母亲。这是对她的身份问题的最简单同时也是最让人信服的回答（the most simplest and the most convincing answer）。根本不需要寻找某个神秘的女人以更多地满足神话制造者的欲望。[18]

抱歉，这个答案并不让我信服。

三、进一步分析

以上的理由其实并不纯粹，其中真实的证据和预设的前提乃至愿望掺半，需要我们逐条辨析。

传为达·芬奇自画像

第一，卡特琳娜的存在与年龄问题。芬奇镇存在一个卡特琳娜，并不排除佛罗伦萨也可以有一个卡特琳娜的存在；况且对于Ser Piero来说，佛罗伦萨的卡特琳娜是一个真实的存在，而芬奇镇的卡特琳娜则更多地是一个逻辑的推理，因为没有迹象表明他与她之间存在任何的交集；故几率上说，他接近自己的雇主和遗产获益者女奴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芬奇镇的孤女。年龄的问题亦然，女奴卡特琳娜当然也可以是一个妙龄女郎；况且如若Ser Piero风流成性，他既然能够诱惑遥远的芬奇镇的孤女，那么，对自己近在咫尺的女奴无动于衷，反倒是不合情理的。至于两位作者所说的卡特琳娜没有出现于芬奇镇的记录，并不是没有这件事发生的理由；因为只要天假机缘，两位年轻人的爱情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而佛罗伦萨恰好是符合这一机缘的。

第二，卡特琳娜女儿名字的问题。我承认，相较于其他而言，这一条是Kemp出示的证据中最强有力的一条。但是仔细想来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两位作者提供的理由，1458年芬奇镇有29个Caterina，只有3个Sandra；言下之意是，3个Sandra应该包括Orso的妻子和卡特琳娜的女儿在内。但事实上，1458年卡特琳娜的幼女Sandra不可能出生[19]；故这条证据若能生效，除非能证明这一年的另外两个Sandra也与Orso的妻子相关，否则难以据信之。

第三，Sandra的儿子参加卡特琳娜女儿婚礼的问题。这一条作为逻辑的必要条件，无疑能够证明两家存在一定的关系；但它并不能够提供逻辑上的充分条件，即排除掉这种关系是靠亲属关系之外的任何其他关系建构起来的。

至于第四和第五条，它们都涉及Achattabriga与达•芬奇家族的关系；这种关系在Antonio于1457年签署的地籍文书中，已经获得清晰明了的说明，故其实与本论题（证明两个卡特琳娜是同一人）毫不相干。不知道两位作者为什么要将其纳入于论证的链环。

另外，最大的疑点其实是，为什么Antonio在地籍文书中只提及“卡特琳娜”之名而没有提供任何姓氏？Kemp和Pallanti为之提供的解释是，因为Antonio谈论的是一位路人皆知的悲惨人物，所以根本不需要提到她的姓氏。然而，为什么在官方文书中也要这样呢？难道地籍登记的官员和芬奇镇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吗？为什么要排除掉这样的可能性，即这位卡特琳娜（作为女奴）根本没有姓氏呢？

达·芬奇博物馆

问题是，排除掉作为女奴的卡特琳娜的存在，在两位作者那里，从来都不是根据可能性，而是根据信念作出的。因为他们事先已经把“她”当作“神话制造者”制造的“神话”而一笔勾销了。然而，将一个具有现实可能性、可以论辩的“假说”（Ipotesi，Cianchi父子的用语），贬斥到非理性、无可讨论的“神话”领域，又有什么理性根据呢？根据波普尔的科学哲学，真正的科学命题必须从具有可证伪性的“假说”开始，只有“猜想”与“反驳”才是科学进步的不二法门；形而上学和宗教命题才是不可置疑的[20]。更进一步说，一个执意要把某个“假说”当作“神话”排除掉的说法本身，又如何能够排除掉制造“神话”或者“信仰”的嫌疑呢？

确实，假如两种“神话”碰撞在一起，其结果可想而知。

2017年6月13日，Kemp和Pallanti在芬奇镇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以宣布他们的研究成果。Kemp在自己的书中说，他们“刻意淡化了关于达•芬奇故居（casa natale）的信息，聚焦于《纽约时报》的头条所谓的‘芬奇之母’（Ma Vinci）问题”[21]。当他们公布了所谓“达•芬奇之母是Caterina Lippi”的消息时，瞬间，导火索被点燃了：

“

Alessandro Vezzosi，达芬奇理想博物馆（一家位于芬奇城堡下方穹宇中的私人博物馆）的创建者和馆长，是卡特琳娜奴隶说的狂热拥护者。当我们的演讲结束时，他据住讲台情绪激动地发言，声泪俱下地反对我们的观点。观众吵吵嚷嚷地加入进来，但至少就我而言，大部分人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

对档案的不同解说，已经变成了竞技体育中的两军对垒。[22]

这位 Vezzosi即前文介绍过其观点的那位。显然，Kemp在描述他的辩论对手时，从其所使用的语言如“狂热拥护者”（passionate supporter）、“情绪激动地”（vehemently）和“声泪俱下地”（tearfully）——甚至这位馆长所领导的博物馆，也不过“一家私人博物馆”（a private museum）——来看，其态度充满了轻蔑的意味，恰足以充任他书名中标出的“疯狂”（insanity）范畴的例证。我并不知道，当时现场发生了什么。但我所关心的是，这样的两军对垒究竟会达到怎样的程度？如果失去了追求真理的意志，那么即使学术也会异化为竞技体育甚至战争。如果学术依然存在的话，那么在我看来，首要之务不妨是学会多一点倾听对方的观点，而不要急于摩拳擦掌或者剑走偏锋。而这正是本文在这里试图做的事：摆出双方的理据，让更多的读者参与进来，做出你们自己的判断。

至少就我而言，这个问题尚没有达到盖棺论定的程度，依然是开放着的。

如果达•芬奇确实是“东方女奴”的儿子，那么，较之于他人，“东方”和关于“东方”的一切应该会对他有更强烈的吸引力。这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他在地图制作上之所以为“东方”保留着崇高位置的原因，以及他对于编制绳结图案、对于远方的异物如“龙”、对于探寻世界和宇宙的统一性独特而持久的兴趣；当然，即便如此，他在艺术、文化和科技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依然要在他所在时代东、西方历史文化和艺术的具体语境中来理解。

换句话说，即使达•芬奇的生身之母是否东方女奴一事永远无法定谳，根据笔者的系列研究[23]和本文前面各种案例的讨论，我们仍然有充分的理由判定：在精神的意义上，达•芬奇有一个东方母亲。

四、另一种微笑

1503年，当一种旷世的想象攫取了达•芬奇，让他憧憬着远赴伊斯坦布尔，不仅为苏丹建一座跨越金角湾而将伊斯坦布尔的两部分联通起来的桥梁，而且破天荒地要另建一座跨越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大桥，将相互隔绝的“亚洲”和“欧洲”、“东方和西方”连成一体的同时，他也刚刚接手了一件似乎微不足道的小事——为一位佛罗伦萨商人的妻子画一幅肖像。

达•芬奇致奥斯曼帝国巴耶济德苏丹之信的土耳其文复件，c. 1503，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普卡皮宫图书馆藏

从这一年开始一直到他的逝世，长达16年的时间内，达•芬奇从来没有让这幅画（连同少数几张画）离开过自己。而在这张只有77×53厘米见方的小画上，穷年累月中，达•芬奇一层又一层地在上面（尤其是暗部）覆加了20-30层色层。每一个色层在画好之后都必须等待其完全干燥，才能覆盖上另一个色层；两者之间所需的时间，则长达数日乃至数月不等（根据不同材料如树脂或油的性能而定）。每一个色层都非常轻薄，厚度不超过1毫米，通常在0.2到0.5毫米之间[24]。为了处理这些色层，达•芬奇使用最细小的画笔，用难以让人觉察的笔触，有时甚至用大拇指外侧或食指指尖上色[25]。这些笔触类似最细腻的抚摸，一方面将景物的轮廓晕开，另一方面则在景物上留下了自己触摸的痕迹（如指纹）。如此微妙的色层的叠加，造成了画面中景物轮廓变得模糊，形体与阴影之间的过渡则更加自然；暗部蕴籍沉着，亮部则产生浮雕般从暗部凸显而出的效果。渐渐地，在这一过程中，一个独特的“微笑”呈现出来。

瓦萨里戏剧性地描述过这个“微笑”的诞生，把它归结为达•芬奇雇用了乐队和小丑为乔孔多夫人“蒙娜丽莎”（Mona Lisa）[26]逗乐，然后捕捉住了她那忍俊不禁、嫣然一笑的动态。[27]

左：图1 拉斐尔《一个女子的肖像》，素描，22.2×15.9厘米，巴黎，卢浮宫，约 1504

右：图2 达•芬奇《蒙娜丽莎》，木板油画，77×53厘米，巴黎，卢浮宫，约1503-1519

可惜这不是事实。因为拉斐尔1505-1506年所画的素描《一个女子的肖像》（图1）是对于达•芬奇第一版《蒙娜丽莎》最早的临摹之一，上面的“蒙娜丽莎”是一个年轻的女子，但没有微笑。“她”除了姿态之外，与完成版“蒙娜丽莎”（图2）判若两人，说明完成版中的成熟女人和她那神秘的微笑，都是作者于第一版基础上，运用上述技法一而再，再而三地改写、重画和覆盖形成的结果。尽管画作一开始确乎是乔孔多先生夫人“蒙娜丽莎”的肖像，但是画着画着，达•芬奇笔下的女人早已超出了具体所指，逐渐变成了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母亲-宇宙”的形象[28]；而与这一过程同步的，便是“母亲”嘴角“微笑”的日渐生成和日益生动。

关于“蒙娜丽莎为什么微笑”，笔者在以前的研究中，已经作出了以下三个观察：

第一，“蒙娜丽莎”本身即一座山的形状。

图3 达•芬奇《阿诺河谷》局部：有瀑布流下的山；素描，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1473

在Martin Kemp出色地描述了蒙娜丽莎形象与宇宙的关系[29]之后，我们认为，这种联系其实还存在一种更直观的表达，即蒙娜丽莎形象本身与达•芬奇青年时期所画的“山”的形象的同构性（图3）。正如达•芬奇这幅署名为《8月5日的圣母白雪堂》的风景画以中央的山体代替了画中并没有出现的圣母和圣母堂，《蒙娜丽莎》则以相似的造型和下垂的头发代替了前者中的山体和瀑布，导致蒙娜丽莎成为一个自我循环、生生不息的宇宙生命[30]。

第二，蒙娜丽莎左肩上远处的高山平湖与蒙娜丽莎的相关性。

图4 达•芬奇《蒙娜丽莎》局部：蒙娜丽莎背后的平湖与正投影的山

蒙娜丽莎背后的两个湖泊中，左肩上那个高悬着的平湖和高山并非实景表达，而是出于构图的需要为了与蒙娜丽莎的眼睛形成对位关系。即，平湖的水平线和以正投影方式画出的山体所构成的两条横向界域，框出了蒙娜丽莎眼睛所在的位置；导致当我们正面看向苍茫的远山时，蒙娜丽莎的眼睛也正看着我们看向山体的眼睛——我们与她形成一个对视的关系（图4）。在这种意义上蒙娜丽莎就是“宇宙”本身，当我们看向“宇宙”时，“宇宙”也正看向我们。[31]

第三，蒙娜丽莎是女神，也是Beatrice。

达•芬奇《救世主》

蒙娜丽莎身上所穿的袍服与《救世主》中的基督一样，都在左肩上堆叠着斜搭而过，类似于古代罗马贵族或女神特有的“托加”服，这一点完全不见于《蒙娜丽莎》的第一版，说明此时的蒙娜丽莎其实挪用了《救世主》中基督的装扮形象，而成为一个具有神性的存在[32]。进一步研究还可以将蒙娜丽莎与但丁笔下的贝阿特丽切联系起来。正如《神曲•炼狱篇》第31歌中描绘了伊甸园中的贝阿特丽切，她“把圣洁的眼睛”向但丁“转过来”，并且“揭开面纱”，向他显露她“脸上被遮掩的第二美艳”（ la seconda bellezza ），也就是她的“樱唇”[33]；达•芬奇笔下的蒙娜丽莎同样揭开面纱，把她美丽的脸转向画面外的观众，绽开嫣然的笑容。

如果我们联想到，这位“微笑”的形象在达•芬奇早期作品《天使报喜》中曾经是一脸的漠然[34]，就会明白这期间他的情感体验经历了怎样的飞跃。在以上观察基础上，我们曾经得出结论，认为达•芬奇笔下的神圣女性形象重叠有自己生身母亲的形象和自己作为非婚生子的强烈情感。这一情感经历了从1472年《天使报喜》中心事重重的忧郁（对应于一位表情漠然的圣母）；经由同一时期开始的自然科学研究，升华为《圣杰罗姆》和《岩间圣母》中专注而精微的地质与风物描绘（对应于另一种意义上的“母亲”——作为万物之来源的自然本身）；终于唤来了晚期作品中，代表着宇宙生命的“母亲”的“暮然回首”和“微笑”，以表示对于“儿子”（作为宇宙之子）的欣然接纳和喜悦[35]——这就是“蒙娜丽莎之所以微笑”的理由。

然而，在以上讨论中，我们始终未能解释，为什么达•芬奇笔下，会在前景之外，出现重重叠叠的“远”山形象？

这种“远”，意味着一种跨越万水千山的“远方”视野的真实存在，它的范围从前面所述“达•芬奇世界地图”上欧洲边缘处的“近东”，一直延展到最上方、最遥远处的“远东”；意味着浮现在蒙娜丽莎脸上的那一种熟悉的笑容中，还隐匿着另一种有待于辨识的跨文化“微笑”。

图5 达•芬奇《一座横跨伊斯坦布尔金角湾的大桥设计图》局部：桥的平面图

在结束本文之前，有必要再次回到达•芬奇为土耳其苏丹设计的桥梁的形象（图5）。这个两端分叉的对称燕尾式展开形式，实际上也是一个精确的水流分叉和合流的系统。早在1490年代，在达•芬奇研究流体力学期间，他已经总结出一条定律，可以概括为“在一个分叉系统的两个支系的任何一个，其横截面积必定是母系的一半”[36]。到了1508年，他在《莱斯特手稿》中，更将其扩展为包括解剖学和植物学在内的一个宏大系统之中。图6精确画出的人体气管系统的分布，其中气管的大小完美体现了上述动力学的必然性规律：“进入气管的空气总量等于其分支所产生的（空气）总和，这就像一株植物，其每年预计分枝尺寸的总和等于植物主干的尺寸”[37]。这株植物的形态，则可在他的另一页手稿（图7）中见到；上面分叉的树干与主干形成的燕尾形状及其比例关系，为达•芬奇的桥梁设计，提供了一个科学的注脚。

图6 达•芬奇《气管与支气管研究》，素描，19054v，Windsor，Royal Library，约1508

图7 达•芬奇《树干与树杈研究》，素描，《巴黎手稿M》，78v，法兰西学院（Institut de France），1500年前

然而，这座意在沟通东西方关系的桥梁，它那基于科学的形式设计，本身亦表达了深刻的文化和哲学内容。它犹如另一个灿烂的“微笑”（图4），向人们启示着被隔绝、对立乃至相互仇视的“东方”与“西方，本来就是同一棵人类之树的整体上不同的分枝，它们需要在此再一次被建构为一个整体。而达•芬奇自己，无疑正是这棵人类之树上结出的伟大硕果。

本文（包括作者其他论文）的讨论，意在补足达•芬奇阐释中长期缺席然而本质上不可或缺的“东方”语境的存在，而进一步研究其实还有待于深入地展开。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厘清，无论达•芬奇是否真实的“东方女奴”的儿子，他都是在这样的语境下真实地工作、思考和研究的。

就此而言，针对何谓“东方”，何谓“西方”，何谓“文艺复兴”，何谓“蒙娜丽莎的微笑”的种种大命题，或许我们从此之后，会产生前所未有的新的感悟和理解。

2022.5-2022.6

注释

[1] Francesco Cianchi，La madre di Leonardo era una sciava? Ipotesi di Studio di Renzo Cianchi，Introduzionedi Carlo Pedretti, Museo Ideale Leonardo Da Vinci, 2008.

[2] Francesco Cianchi，La madre di Leonardo era una sciava? Ipotesi di Studio di Renzo Cianchi，Introduzionedi Carlo Pedretti, Museo Ideale Leonardo Da Vinci, 2008, p.7.

[3] 上述综述根据Francesco Cianchi书中的主要内容作出。Francesco Cianchi，La madre di Leonardo era una sciava? Ipotesi di Studio di Renzo Cianchi，Introduzionedi Carlo Pedretti, Museo Ideale Leonardo Da Vinci, 2008, pp.11-15.

[4] https://www.affaritaliani.it/culturaspettacoli/la-madre-di-leonardo-da-vinci-era-una-schiava-cinese-364052.html。

[5] Francesco Cianchi，La madre di Leonardo era una sciava? Ipotesi di Studio di Renzo Cianchi，Introduzionedi Carlo Pedretti, Museo Ideale Leonardo Da Vinci, 2008, pp.23-25.

[6] Agnese Sabato，“Disappunti per une storia di schiavi”，in Francesco Cianchi，La madre di Leonardo era una schiava? Ipotesi di Studio di Renzo Cianchi，Introduzione di Carlo Pedretti, Museo Ideale Leonardo Da Vinci, 2008, p.28.

[7] Agnese Sabato，“Disappunti per une storia di schiavi”，in Francesco Cianchi，La madre di Leonardo era una schiava? Ipotesi di Studio di Renzo Cianchi，Introduzione di Carlo Pedretti, Museo Ideale Leonardo Da Vinci, 2008, p.29.

[8] Agnese Sabato，“Disappunti per une storia di schiavi”，in Francesco Cianchi，La madre di Leonardo era una schiava? Ipotesi di Studio di Renzo Cianchi，Introduzione di Carlo Pedretti, Museo Ideale Leonardo Da Vinci, 2008, p.32.

[9] Agnese Sabato，“Disappunti per une storia di schiavi”，in Francesco Cianchi，La madre di Leonardo era una schiava? Ipotesi di Studio di Renzo Cianchi，Introduzione di Carlo Pedretti, Museo Ideale Leonardo Da Vinci, 2008, pp.26-32.

[10] Martin Kemp，Living with Leonardo: Fifty Years of Sanity and Insanity in the Art World and Beyond，Thames ＆Hudson, 2018, p.85.

[11] Martin Kemp，Living with Leonardo: Fifty Years of Sanity and Insanity in the Art World and Beyond，Thames ＆Hudson, 2018, p.84.

[12] Martin Kemp，Living with Leonardo: Fifty Years of Sanity and Insanity in the Art World and Beyond，Thames ＆Hudson, 2018, pp.84-85.

[13] Martin Kemp and Giuseppe Pallanti, Mona Lisa : the People and the Paint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Chapter V, A Child from Vinci”. https: //books.google.com/books?id= LtckDwAAQBAJ &printsec=frontcover&hl=zh-CN&source=gbs_atb#v=onepage&q&f=false.

[14] Francesco Cianchi，La madre di Leonardo era una schiava? Ipotesi di Studio di Renzo Cianchi，Introduzione di Carlo Pedretti, Museo Ideale Leonardo Da Vinci, 2008, p.12.

[15] Martin Kemp，Living with Leonardo: Fifty Years of Sanity and Insanity in the Art World and Beyond，Thames ＆Hudson, 2018, p.85.

[16] 该名其实是卡特琳娜丈夫的绰号，意为“容易与人发生冲突的人”，似可译为“执拗汉”。

[17] Martin Kemp and Giuseppe Pallanti, Mona Lisa : the People and the Paint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Chapter V, A Child from Vinci”. https: //books.google.com/books?id= LtckDwAAQBAJ &printsec=frontcover&hl=zh-CN&source=gbs_atb#v=onepage&q&f=false._

[18] Martin Kemp and Giuseppe Pallanti, Mona Lisa : the People and the Paint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Chapter V, A Child from Vinci”. https: //books.google.com/books?id= LtckDwAAQBAJ &printsec=frontcover&hl=zh-CN&source=gbs_atb#v=onepage&q&f=false.

[19] 这可以通过卡特琳娜三女儿Lisabetta于1480年结婚而推理出来。即根据当时女性的平均婚龄在15岁左右的事实，Lisabetta应该出生于1465年，则Sandra至少要在1466年后出生。

[20] 详情参见（英）卡尔•波普尔著，傅季重、纪树立、周昌忠、蒋弋为译：《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21] Martin Kemp，Living with Leonardo: Fifty Years of Sanity and Insanity in the Art World and Beyond，Thames ＆Hudson, 2018, p.86.

[22] Martin Kemp，Living with Leonardo: Fifty Years of Sanity and Insanity in the Art World and Beyond，Thames ＆Hudson, 2018, p.86.

[23] 李军：《达•芬奇、世界地图与中国》，载《中国文艺评论》杂志2022年第8期；《双重在场：达•芬奇的绳结装饰与米兰斯福尔扎城堡木板厅壁画再研究》，载《美术大观》杂志2022年第9期。

[24] Laurence de Viguerie,Philippe Walter,Eric Laval,Bruno Mottin, V. Armando Solè, “Revealing theh Sfumato Technique of Leonardo da Vinci by X-Ray Fluorescence Spectroscopy”, Angewandte chimie, 2010,122,6261-6264.

[25] （意）易诺晨著，韦玮译：《达•芬奇笔下的她：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与女性肖像画传统》，湖南美术出版社，2019年版，第169-170页。

[26] “Mona Lisa”的原意是“丽莎夫人”，因为乔孔多夫人的原名叫“Lisa Gherardini”。

[27] Gaetano Milanesi, Le Opere di Giorgio Vasari, Le Vite, G.C.Sanson,Editore: Firenzei,Vol.IV, p.40.

[28] 参见李军：《蒙娜丽莎为什么微笑？——达•芬奇<圣安妮与圣母子>和<蒙娜丽莎>再研究》（未刊稿）。

[29] Martin Kemp，Leonardo Da Vinci: The Marvellous Works of Nature and M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New York, 2006, pp.256-263.

[30] 参见李军：《蒙娜丽莎为什么微笑？——达•芬奇<圣安妮与圣母子>和<蒙娜丽莎>再研究》（未刊稿）。

[31] 参见李军：《蒙娜丽莎为什么微笑？——达•芬奇<圣安妮与圣母子>和<蒙娜丽莎>再研究》（未刊稿）。

[32] 参见李军：《蒙娜丽莎为什么微笑？——达•芬奇<圣安妮与圣母子>和<蒙娜丽莎>再研究》（未刊稿）。

[33] 参见李军：《蒙娜丽莎为什么微笑？——达•芬奇<圣安妮与圣母子>和<蒙娜丽莎>再研究》（未刊稿）。

[34] 参见李军：《发现“山”—— 达•芬奇早期作品〈天使报喜〉再研究》，载《艺术设计研究》杂志2021年第5期，第110页。

[35] 参见李军：《蒙娜丽莎为什么微笑？——达•芬奇<圣安妮与圣母子>和<蒙娜丽莎>再研究》（未刊稿）。

[36] Martin Kemp，Leonardo Da Vinci: The Marvellous Works of Nature and M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New York, 2006, p.252.

[37] Leonardo da Vinci, Windsor Codex, Royal Library,19064v. Martin Kemp，Leonardo Da Vinci: The Marvellous Works of Nature and M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New York, 2006, p.252.

本文原名《从“东方”意象到东方之“子”——达•芬奇与“东方”问题再研究》（下），发表于《美术研究》2022年第6期。微信版章节标题有所调整。

「达芬奇与东方」

系列研究 | 总四篇

「达芬奇与东方」系列研究

李军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教授

第1篇

达 · 芬奇、世界地图与中国（点击跳转文章）

这一地图上，位于地图最远端、同时也是最高处的“东方”和“中国”，对于达•芬奇之所以成为达•芬奇，则具有一系列有待于澄清的隐秘的意义。

第2篇

双重在场：达 · 芬奇的绳结装饰与米兰斯福尔城堡木板厅壁画再研究（点击跳转文章）

对远东和伊斯兰趣味的一次特殊的亲近和“翻译”，是它们的一次“双重在场”。

第3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