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个问题丨李震：思想史上，有些人是大道，有些人是高峰
思想史上，有些人是大道，有些人是高峰。大道行之者众，高峰却不是人人都会攀登。但走在大道上的人抬眼总能看到高峰，高峰也就和大道一起，成为了人心中不可或缺的风景。邵雍大概可说是高峰一类的人物，虽然孤高崛起，却仍能给人以瞻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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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震
七个问题
思想史上，有些人是大道，有些人是高峰
第一问：
李震
感谢三联，很荣幸能在三联·哈佛燕京系列出版自己的第一本书。《观物》没有附后记，现在借“七个问题”回顾一下写作过程，对我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
李震《观物：邵雍哲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
2013年，我从北大哲学系本科毕业，进入中国哲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开学后不久，导师杨立华老师找我谈话，聊博士论文的选题。我当时已决定做宋代理学的研究，对易学也感兴趣，正不知如何取舍。杨老师听完我的想法，说：“既想做理学，又关心《周易》，为什么不写邵雍呢？”盖因邵雍既名列北宋五子，又是易学宗师，他的思想正是理学与易学的某种结合。杨老师的建议跟我的愿望合拍，博论题目就这样定下来了。这段缘起，杨老师在《观物》的序文里提到过。
邵雍是个不错的博士论文题目，这是我在后来逐渐意识到的事情：一来邵雍思理精深，源流深远，经得起深入挖掘，这是博论选题最重要的标准；二来既往研究仍有可推进的空间；三来体量适中，以博论的篇幅处理刚好合适。但在刚上手做时，感觉却是十分挠头。邵雍的思想跟他的人生一样特立独行，又有大量说不清、道不明的传说记载迷雾般穿插其间，如何走进邵雍的语境，明白清楚而又恰如其分地把握其思想，是对研究者的巨大挑战。我模糊地感到并相信研究邵雍可以出成果，但从感觉、相信到亲见、道出，中间毕竟有漫长的距离。这种“道不得”的困难感伴随了我很长时间，一直到博论写作的中期才真正放下。
读博的前两年，我一面完成必修课程，一面围绕邵雍开始做些初步的研究。上手后，我很快确认的一点是，邵雍研究要想做出成果，就必须重视文本考证，直面此前众说纷纭的邵雍生平、文献与渊源问题，给出一个尽可能清楚确凿、站得住脚的结论；反过来，对于这些问题如若轻视不加处理，或是试图含混绕过，此后的义理分析便会流于以沙建塔，全无根基。认清此点，我在读博前期便在文本考证上颇投入了一些精力，花了不少时间在北大、国图以及哈佛燕京图书馆等处阅读、比勘古籍；存世的邵雍原著与托名作品的各种版本，以及东西方学界的相关研究，大抵皆曾寓目。在此基础上，写成了博论前三章的考证部分。北大的中国哲学传统素有重视史料、论从史出、言必有据的学风，我自己对考证也略有知性的爱好，博论前半部分所以采取了这样一种质实甚或稍显滞重的写法，有上述因素的影响；但从根本上说，研究方法还是由研究对象决定的：邵雍思想复杂的历史面貌，必然要求一种抽丝剥茧的处理方式。
博论的主体是对邵雍思想的解析。这部分内容是选题以来长期阅读思考之所得，落笔时较为顺畅，大体是在四个月内写就。成稿在结构和观点上较之开题报告都相去不远，但其间也有变化，总结起来约有三端。第一是《体用》一章。在开题时，我对体用概念在邵雍哲学中的重要性尚无透彻认识；只是到了写作当中，才看清体用内在丰富的历史源流和义理层次，体用是邵雍观物哲学由以落实的关键范畴，也是连接邵雍哲学各部分的津梁。我对于体用的重视，受到杨立华老师的深刻启发。对体用的分析，也是博论中自感较为满意的部分。其二是邵雍哲学之史的品格。我最初设想是以易学作为统摄邵雍哲学的主线，但写作中发现邵雍哲学并不能被还原到其易学之中；反过来，以《皇极经世》为代表的邵雍的全部学问其实都贯穿着史的关切，历史性是邵雍观物的重要视角。由此出发，博论对先天后天、皇帝王伯等在内的邵雍哲学的诸多问题作出了新的解释。其三是写作视角。中国哲学常见的一种研究方式是以静态、个案的方式把握哲学家的思想，主要在个体哲学家的思想内部进行诠释。
但到博论写作的中期，我已颇不满于仅仅作一篇这样的文字。在我看来，就邵雍而论邵雍，隔绝了概念、学说的演变轨迹，实在不足以呈现邵雍哲学面对的真正问题；邵雍哲学的诸多意义，必须要在贯通性的哲学史视野下才能得到凸显与定位。博论因此在《易学》、《体用》、《治道》等章都专门设置了“前史”的环节。这样的设计，内在地讲，是试图对邵雍哲学作更有历史纵深的把握，呈现邵雍在哲学史上的位置与意义；扩大来说，则是希望尽量化解专人研究题目的局限，超越邵雍作为哲学史上的个体之“点”，尤其还是一如此特立独行的个体之“点”所不可避免具有的体量上的有限性，而将研究视野投向更为广阔的历史之“线”与“面”。如果说这项研究经历了什么前后期的变化，此种问题意识的位移大概是其中较显著的代表。
博论写成后通过答辩，后来又有幸得到推荐，通过评审，列入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准备出版。出版前，我有机会对文稿作一次系统的修订增补。此番修订的目标有四：增写《绪论》一章，作为全书的导引；补写《观物》一章，作为邵雍哲学精神之提揭；扩改《治道》一章，形成更加一贯的思路；完善“前史”的论述，并对全书加以通盘的复审。原计划短期完成的修订，由于工作后杂事缠身，也由于我总是试图修改出一个让自己完全满意的版本，结果延期甚久。特别感谢三联给了我极大的宽容，让我能从容地修订文稿，在此基础上增补扩改的三章，以及文中的增删调整，确实表达了一些新的理解，书稿在“观物”这一宗旨下，也对邵雍哲学作了更系统的统摄。总体上，应该可以说，《观物》最后呈现的面貌，算是对我博士期间的研究主题作了一个尽力的收束。
第二问：
李震
就历史形象的建构来说，邵雍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奇特样本，历史上的一些记载与其本人的行迹有巨大的反差。
后人往往将邵雍描绘为一个精于占算、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的先知，或是修炼道教内丹之术而又缘饰以儒学之名的异人。这样的描述在邵雍身后开始不断丰富，明清之际达到高峰，清代汉学家群起痛批邵雍，口上未必明说，其实大多是将这样的形象认定为邵雍的真实面目。反过来，民间所属意于邵雍的，也正是这种神异者的形象。宋明理学家里，邵雍从来不是后世认定的所谓道统正传，却在民间有远超其他许多理学家的影响力，靠的就是这种被认定了的神机妙算的本领。在民间，到现在还流传着很多关于邵雍的传奇故事。邵雍人物形象的神秘、复杂，在中国哲学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
这些神异形象到底是不是邵雍本人的真实面貌，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如果完全把这些能掐会算的记载当成是后世编造出来的无稽之谈，将邵雍彻底从中摘出，或许稍嫌过度：这样，我们就很难解释与邵雍同里巷居三十年、相知甚深的二程为何会有关于邵雍善算的认真记述，也很难说明这种“神化”为何不是发生在其他理学家身上，而是偏偏选中了邵雍。但是，反过来，如果对这些记载简单信以为真，则距离真相只怕更远。我无聊时曾把传世的与邵雍相关的占算著作一本本找来细读，读后的一个基本认识是：这些书籍明显不是出自上层士人之手，与邵雍哲学颇有背离，往往有晚出、且年代越晚越见丰富的痕迹。其书绝非邵雍所著，是确定的。邵雍当年是不是有某种所谓的“神通”，在没有其他证据前，不妨存而不论；但可以确认的是，我们今天能读到的关于邵雍占法的记录，大多是出于后世的附会。
历史上的邵雍本人，就其自我定位与毕生成就来说，毕竟还是一位醇正的学者。如果放下猎奇的趣味，严肃地审视这种定位与其后世形象的反差，这里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其实是：邵雍到底有一种怎样的精神气质，使得“学术”与“江湖”这两种不同的传统竟能在其身上得到综合（尽管这种综合可能是在后人的笔下才出现或完成）？如同邵雍巧妙地统合了儒道两极一样，这种矛盾性是邵雍学术与人格中极其引人注目的色彩。
邵雍（1012-1077）
第三问：
李震
这是关键问题。用“观物”来概括邵雍哲学，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方面，从文献上讲，观物原就是邵雍对于自己学问的定位。邵雍不仅把自己平生最重要的一部哲学论著定名为《观物篇》（即今《观物内篇》），而且将其卷帙浩大的《皇极经世》每一卷也都以《观物篇》名之，邵雍诗集《伊川击壤集》中也有许多以观物为题的诗作。这些表明，邵雍对自己学问的宗旨和特色有非常自觉的提炼。研究邵雍哲学，应该呈现邵雍在学术方向上的自我认同。
《伊川击壤集》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文靖书院刻本
另一方面，从义理上讲，邵雍的哲学也确实是一种观察物理之学。这里所谓“物”，需要作完整的理解。中国古代所谓“物”，往往兼具现代汉语中的“物”与“事”两义，即既指向存在，也包含过程。邵雍的观物之学就同时容纳了这两个维度。我们在《观物内篇》《观物外篇》中能看到大量关于自然物象的论述，这是存在之义；而《皇极经世》对于史事不厌其烦的记载、诗文著作中频繁可见的史事点评，则是过程之义。这些内容，邵雍都将其作为观察的对象加以分析，即都在物的范围之内。在这个意义上，邵雍所谓“物”，应该理解为一切可以作为观察、思考对象的存在，或者说，“物”就是具体化了的客观性；邵雍哲学就是试图用一种极富个性的方式，对这个世界的客观性作出完整而具体的刻画。邵雍哲学中的各个部分，如易学、体用论、历史与政治哲学，之所以会具有如此清晰确定的形态与风格，归根到底，其实都是客观性的体现。
“物”指示了客观的对象，强调的是存在的确定性与理则性；“观”表达了主体的姿态，透露出某种根本的人生态度。邵雍主张的是静观，所谓静观，总是在一个恰当的距离以知性的方式把握对象。这个距离既不能太远，远则不能见物；更不能太近，近则“物物皆着我之色彩”。这种认识上不远不近的距离感，体现在人生上，就是邵雍明明身居洛阳、人在红尘，却又坚持隐而不仕，以静观物情自足。邵雍的人生是他哲学精神的忠实践履。
第四问：
李震
对于邵雍，应该有一个恰切的历史定位。我们重视邵雍，并不是要一味抬高邵雍在理学史上的影响。事实上，邵雍虽然与二程、张载、周敦颐同称为北宋五子、同样是道学的建立者；但在对后世理学的直接影响上，邵雍肯定不如其他四子，后世理学认取的所谓正宗在彼而不在此。这一点毋庸否认。
不过影响有显有隐，邵雍虽然没有被奉为正统，却确实深刻地参与到了理学时代观念与精神的构建中来；只不过，这种参与可能是以一种相对隐性的方式实现的。
理学时代最根本的精神是对存在之确定性与修养之内在性的高扬肯定，前者即所谓理则，后者即所谓心性。就前一方面来讲，在宋明理学家中，邵雍的观物哲学以最为清晰、确定、系统的方式说明了物理。邵雍对客观性的执着追求，其实就是对于即将到来的理学时代理则之确定性精神的预示。而邵雍以《先天图》为核心、以“自然齐整”的形式性和确定性为特征的易学后来被朱熹吸收，大加发扬，此后数百年间经由朱子易学塑造的理学世界观，其实相当程度上接受的正是源自邵雍的影响。这种对于理则确定性的强调，可说是邵雍影响宋明理学之“刚”的一面。就后一方面来说，邵雍的观物哲学高度关心人的存在感受，主张以静观的方式实现身心的安顿和精神的超拔，提倡内在精神的安乐自足。这种被后人称为“百源山中传统”的安乐态度，也在相当程度上丰盈了宋明理学家心性工夫的内在维度。这是邵雍影响宋明理学之“柔”的一面。在以上两重意义上，我们应该充分重视邵雍思想的历史地位。
思想史上，有些人是大道，有些人是高峰。大道行之者众，高峰却不是人人都会攀登。但走在大道上的人抬眼总能看到高峰，高峰也就和大道一起，成为了人心中不可或缺的风景。邵雍大概可说是高峰一类的人物，虽然孤高崛起，却仍能给人以瞻仰的影响。
第五问：
《康节先生击壤集》
南宋时期建安蔡子文潜心斋刊本
李震
邵雍的性格确实非常特别，这是个洒脱自在、绝无架子同时又极有魅力的人。理学家虽然也有和煦温暖的一面，比如程颢，接人之亲和，能让学生感觉“如在春风中坐了一月”；但大多数时候还是端谨严肃，姿态常是“谨守”而不是“打开”。
邵雍很不一样。他呈现出来的性格几乎完全是和乐坦易，甚至常有诙谐，不仅自己时时开心自在，也能让所有跟他交往的人自然生出亲近之心（我觉得他是表面的ENTP，骨子里的INFJ）。他后半辈子能名满洛阳，和上上下下打成一片，除了学问道德外，跟他受人欢迎的性格关系是很大的。
邵雍的安乐性格大概颇有天生的成分，“殆天授也”；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也有有意的修为，邵雍是自觉地把游心安乐、克服烦恼当成修养的法门。可以想见，这其间肯定经历了极其艰辛的心性磨炼：要把一个少有大志的人毕生郁郁不得施展的、无比强烈的失落感转化为内在丰盈愉悦的自我肯定，需要怎样强大的心灵力量？朱熹评陶渊明时说，“隐者多是带气负性之人为之”，因为不愿在世上随波逐流，所以决绝退隐。但能进一步把“带气负性”的负面情绪完全化掉，让心灵得到解脱自由，又不是一般隐者所能为。从世俗标准看，邵雍这辈子没有功名，最后息影林下，或许失败透顶；但从心性工夫、做自己心灵情绪的主宰上讲，邵雍的人生实在是一个极其励志的成功故事。
[明]董其昌《邵康节帖》
第六问：
李震
《观物》这本书里，《治道》确实是我比较花心思的一章。
这一章处理的是一个老问题，就是哲学家的社会政治思想，但没有采取常见的引用哲学家论述然后翻译分析的思路，而是试图首先澄清邵雍相关论述的体例性质，继而勾稽此种观念在先前的发展、演变史，最后再对此种演变史下邵雍历史与政治思想的确切内涵与历史承担作出解释。
之所以采取了这种看似并不直接的处理方式，是因为邵雍的历史与政治思想原本就不是完全自我开宗的新论，而是有其漫长的思想接受、对话的源流；邵雍历史与政治思想的内涵，也不能脱离其编年体通史的表达载体而得到认识。讲清楚这些，都不是单纯的概念分析所能胜任的任务。把邵雍放回到皇帝王伯说的漫长历史中，可以看出，邵雍表面上机械的排比罗列，实际上是在表达一种明确的历史与政治观念：在承认皇帝王伯之道的高低之别下，对伯道作合道理的容纳与安顿。这种态度并非单纯的史评，同时也是一种现实的政治主张：面对复杂的历史形势，合格的政治理念不能一味采取严峻的道德批判立场，而应对现实的政治折冲给以足够的包容，如此才能为未来转向善治提供可能。《治道》一章试图在历史纵深和横向对比当中讲明邵雍这种意味深长的态度，在形式上如果有不循旧章的地方，用意主要是在于为哲学史研究中非形上、非纯哲学的话题找到一种更加具体化的历史语境。
第七问：
李震
我目前的关心点主要还是在宋明哲学。宋明一直是中国哲学研究的重点领域，时代重要，材料丰沛，积累厚重。《观物：邵雍哲学研究》只是以个案的方式在点上作了推进，此外仍有大量重要的问题有待发现和处理。短期内，我不打算再作专人题材的研究，而是希望围绕宋明哲学中一些核心的概念范畴和思维方式，作更有通贯性的考察，对哲学史的内在肌理与转换轨迹作更深的认识。目前的研究集中在两点，其一是考察唐宋道家哲学，将其作为理解宋明理学的一个参照；其二是对心性问题作些更深入的思考。其他相关时代的思想与文献，以及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也还是会有所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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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雍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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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精装，542页，定价：80元
ISBN：978-7-108-07685-4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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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雍是北宋理学建立时期的重要哲学家、易学家，其思想具有高度的独创性。然而，与同为北宋五子的周敦颐、张载、二程四子相比，邵雍的哲学因其异质性和复杂性，而鲜有深入的综括研究。《观物》一书旨在完成这个颇具难度的课题。全书视野开阔、考辨扎实、分析细密，对邵雍的生平、著作与哲学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是邵雍研究的最新成果，对宋明理学等相关研究也具参考意义。
作者认为，邵雍哲学的精神在于“观物”之理。这一主题内在地开出了两方面的路向：其一，邵雍以高度形式化的数理原则，空前具体地描述了“物”的条理、结构与规律，突显了存在的确定性、物理的秩序性与世界的一贯性；其二，邵雍儒道兼综的思想底色，催生出了独特的“观”的心性哲学与人生态度。只有通过对邵雍“观物”之理的深入抉发，才能明确认识到：邵雍庞大高严的物理建构与自在洒脱的人格气象，既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质，也内在于时代的普遍思潮之中，他用一种极为特殊的思想形态，为即将到来的理学时代作了刚柔两方面的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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