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个问题丨吴功青：科学仍是我们时代最大的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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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想自身来看，“魔化”和“除魔”并非相互对立，而是服务于同一个主题：自由。因为人是自由的，所以需要在魔法中不断魔化，运用各种手法攫取宇宙的力量；同时需要冲破宇宙的束缚，矗立于世界的中央。于是，两个看似相悖的主题不仅并行不悖，而且以不同的方式推进了现代世界的诞生：“除魔”，导向的是自然的除魔，是对自然世界的物理化解释；“魔化”，导向的是心灵的魔化，是人对于宇宙的操控和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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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功青

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明德青年学者。研究领域主要包括文艺复兴、近代哲学、教父哲学，著有《上帝与罗马：奥利金与早期基督教的宗教-政治革命》。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世界哲学》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近30篇。

 七个问题 

科学仍是我们时代最大的悬案

第一问：

首先祝贺吴老师新作出版。《魔化与除魔》这本书的副标题是“皮柯的魔法思想与现代世界的诞生”，提到“魔法”，现代人一般首先会联想到类似《哈利•波特》中奇幻的魔法世界。本书中所谈的“魔法”是什么呢？

 吴功青 

谢谢你的提问。如你所言，大部分读者都是读了《哈利·波特》之后，才知道阿瓦达索命咒、钻心剜骨咒、夺取魂魄咒、粉身碎骨咒、昏昏倒地咒这些黑魔法的。所谓黑魔法，主要是指通过咒语等方式，利用宇宙中各种各样的黑暗力量如魔鬼、邪灵等等，以伤害对象为目的的魔法。它的传统由来已久，在古代埃及、巴比伦、古希腊社会曾广泛存在，一直蔓延到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新科学兴起以后，黑魔法仍然大行其道。最晚到十七、十八世纪，教会还设有许多“驱魔人”的职位，为那些被施了黑魔法的人驱魔。实际上，这种黑魔法也不唯独西方才有，中国民间的很多巫术像扎小人，也可以归入其中。

本书讨论的魔法，首先是一个比黑魔法更大的范畴。魔法的种类有很多。除了黑魔法，还有白魔法。所谓白魔法，是指利用上帝和神灵的力量，造福于人的魔法。《魔化与除魔》这本书探讨皮柯的魔法思想，针对的主要是白魔法的部分。因为皮柯厌恶黑魔法，推崇白魔法，将后者作为一种高级的自然哲学来看待。当然，在白魔法里面我们还可以继续划分：如果它采取的手段是自然的，利用的是自然的力量，它就是自然魔法；如果采取的手段不是自然的，利用的是超自然的神圣力量——特别是卡巴拉，它就是卡巴拉魔法。其中，自然魔法就是利用符咒、咒语、音乐和数，将天体的力量传导到月下世界，促成自然界的交感；而卡巴拉魔法则是利用卡巴拉的力量，用上帝和流溢层的力量影响天体和月下世界。相比于自然魔法，卡巴拉魔法在当时的欧洲极为少见，效力又非常神奇，所以格外受到皮柯的重视。直到今天，卡巴拉魔法也堪称犹太教内部神秘主义的独门绝技，普通人接触不到。

第二问：

魔法通常与神秘学、反科学以及超自然等字眼相连。为什么说皮柯的魔法思想恰恰能够作为现代科学的预备？文艺复兴时期日渐兴起的现代科学观念的情况又是怎样的？

 吴功青 

确实。在通行的科学史书写中，魔法被认为是前科学的或者说是反科学的。科学意味着理性，意味着实验操作，而魔法是神秘的，与科学背道而驰。在科学思想史上，这种将科学与前科学对立起来的思路被称为“辉格史观”。但从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耶茨为代表的思想史学者开始挑战这种“辉格史观”，力图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看待科学革命。耶茨认为，由赫尔墨斯主义主导的文艺复兴魔法，促成了人对于宇宙的态度改变，塑造了一种行动主义的世界观，构成了现代科学兴起的预备。耶茨在她一系列的文艺复兴魔法研究著作中，对皮柯的魔法思想十分推崇，将它视为从斐奇诺发展到布鲁诺的关键环节。我这本书对于皮柯魔法思想的分析，很大程度上采纳了耶茨的思路。当然，我们也充分注意到了西方学界对于“耶茨论题”的批评，对她的立场做出了补充和调整。但总体上，我们仍然认同耶茨对于魔法和现代科学关系的基本分析。

文艺复兴是个承前启后的年代，各种各样的思想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它们裹在一起，相互纠缠又相互激荡。所以我们没法对这个时代做一个模板化的简单描述。科学问题亦如此。我们很难说文艺复兴是一个纯粹前科学的时代，也很难说它是一个纯粹科学的时代。因为在那个时代，新旧科学是杂糅在一起的。一方面，这个时期已经出现了严格意义上的现代科学，比如哥白尼的“日心说”，布鲁诺的“无限宇宙观”，培根的实验科学等等；另一方面，这个时期也有许多不那么严格意义的科学，甚至所谓的非科学，比如魔法、占星术等等。在一个思想家内部——比如布鲁诺那里，既有新科学的成分，也有魔法等前科学成分。这种复杂性，也是当代学界对文艺复兴科学思想史特别着迷的一个重要原因。它让我们意识到，现代科学不仅仅有一个明面，还有一个暗面。除了浮在面上的花草，水底下还有许许多多的水藻和贝壳。那些看似与现代科学不同的东西，甚至相反的东西，有可能从另一个侧面推动了现代科学和现代世界的诞生。我们要从一个更加整体、更加开放的角度来审视文艺复兴。

乔尔丹诺·布鲁诺（1548-1600）

第三问：

您在序言中引用了韦伯“世界的除魔”这一说法，皮柯则一边主张要将人“魔化”，另一边主张要对世界“除魔”，为什么既要魔化又要除魔，二者是对立的吗？

 吴功青 

这是最核心的问题了。“世界的除魔”是我整本书的问题意识。我试图用韦伯的这个命题理解整个现代世界，进而回过头来理解文艺复兴。作为现代性的核心逻辑，“世界的除魔”不是一步完成的，也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直到17世纪才开始。文艺复兴作为从中世纪到现代世界的过渡，已经从理论上实现了“除魔”的发端。正是经由文艺复兴时期对于自然的“除魔”，笛卡尔才能将物理世界彻底理解为广延，将精神和自然完全分离开来。而皮柯，恰好是“除魔”逻辑推进的重要环节。由于对人的自由和尊严的看重，皮柯从一种强烈的柏拉图主义立场出发，将人抬升为宇宙的中心，抗拒天体对人的影响，旗帜鲜明地反对滥觞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占星术。对他而言，天体就是纯粹的物体，除了发光和发热，没有其它任何魔力可言，对人的命运和机运毫无影响。这是一种非常现代的科学态度，对现代天文学的诞生影响深远。

但皮柯又是矛盾的。他既主张“除魔”，对自然做一种理性化的解释；同时主张“魔化”，对人和自然做一种非理性化的解释。两种不同的立场同时在他的思想中交错。这种交错，深刻表现出皮柯思想的不彻底性。他提倡的“除魔”，仅仅指向天体世界，而不是全部的自然世界。对他而言，不仅月下世界，而且天使界都充满无限的魔力。这和笛卡尔眼中的世界相距甚远。但从思想自身来看，“魔化”和“除魔”并非相互对立，而是服务于同一个主题：自由。因为人是自由的，所以需要在魔法中不断魔化，运用各种手法攫取宇宙的力量；同时需要冲破宇宙的束缚，矗立于世界的中央。于是，两个看似相悖的主题不仅并行不悖，而且以不同的方式推进了现代世界的诞生：“除魔”，导向的是自然的除魔，是对自然世界的物理化解释；“魔化”，导向的是心灵的魔化，是人对于宇宙的操控和科学精神。这种奇妙的和谐，是皮柯思想中特别有魅力的地方。

马克斯·韦伯等著、李猛编《科学作为天职：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命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第四问：

“自由”是本书考察皮柯魔法思想的重要所依话题。为什么皮柯认为自由和魔法关系甚密？

 吴功青 

表面看来，自由和魔法的确是两个不相关的东西。自由关乎人的选择，而魔法是一种实际的行动，充满神秘主义色彩。实际上，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学者或者忽略或者轻视了二者的联系。而本书的一个重要努力，就是构建二者的联系，将皮柯的人性论、宇宙论和魔法思想结合起来思考。

皮柯热情讴歌的自由不是静态的，而是一种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需要经过“道德哲学-辩证法-自然哲学-神学”才能实现。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哲学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它引领人不断地深入自然，探索自然的奥秘，将人引向对上帝的敬拜。自然哲学的这种作用，被皮柯描述为“照亮”。而魔法作为自然哲学的顶点，最能“照亮”自然，也最能“照亮”人自身。在魔法当中，作为魔法师的人最为充分地实现着他的自由。他上天入地，在自身当中连接万物，如同君主般统治着整个世界，如同科彭哈弗所言，“年轻的米兰多拉伯爵心中，最自由的人是魔法师”。如果说，在自然魔法那里，魔法师的所作所为必须服从于自然的秩序与法则，以及比自然更高的神圣世界；在卡巴拉魔法那里，魔法师则完全进入神圣世界，与上帝和天使平起平坐，完全凌驾于自然之上。从自然世界到神圣世界，整个宇宙都是他的舞台。这样一个睥睨一切的卡巴拉魔法师，才是皮柯心中最完美的自由人，某种意义上，也预示了最为激进的现代人形象。

自由与魔法的这层关系，在现代科学中表现得更为突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家，首先是一个自由的主体，不受任何神秘力量的支配，在自身当中支配着万物。这也就是为什么海德格尔说，现代性最突出的两个维度——现代科学和主体性形而上学是内在一体的。不同的地方主要在于，在魔法那里，人的自由和宇宙还紧紧相连，并带有救赎的意义，而在现代科学这里，救赎的意义完全消失了。随着“世界的除魔”，现代科学变成一个完全中立、属人的事业。这是现代科学的伟大所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现代科学的危机所在。

第五问：

皮柯强调自由意志，认为这不仅是用来选择善恶的意志，而且是一种能够利用自己的力量进行自我规定的意志，是人的尊严所在。如何通过皮柯对自由的讴歌，理解文艺复兴时期“重新发现人”的思想价值？

 吴功青 

你说的对。《论人的尊严》之所以被誉为“文艺复兴的宣言”，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皮柯对于自由的热情歌颂。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布克哈特把皮柯的演说辞放在“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环节，高度肯定它对于现代世界的意义。也正是由于布克哈特的书写，“人的发现”逐渐被确立为文艺复兴的主要贡献之一。时至今日，学界也基本沿袭了布克哈特的这套叙述，虽然在具体理解上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尽管有些老生常谈，皮柯对自由的讴歌的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前，西方人笼罩在晚期经院哲学的阴影中不能自拔。由于唯名论的巨大影响，中世纪晚期的神人关系异常紧张。对上帝权能的恐惧，约束和制约着人的自由。在柏拉图主义精神的感召下，皮柯构造了一种崭新的神人关系：上帝爱人，允许人根据他的自由意志进行自我塑造。说得通俗一点，在皮柯那里，人要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完全是自己说了算。用父子关系来比喻神人关系的话，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说：中世纪晚期的父亲威严无比，儿子做什么都要听命于他；皮柯笔下的父亲则温柔无比，把自由给了儿子，让儿子随心所欲地去闯荡。在儿子做出选择以前，他没有任何包袱，什么都不是。一切的好与坏，全都是他自己选的。成为天使还是成为魔鬼，也都在于他的选择。在儿子做选择的过程中，父亲退到一边，慈眉善目地看着他。儿子选完之后，父亲也不多做干涉，只是跟他说，你自己选的，要自己负责啊！所谓“人的发现”，也不过如此吧。甚至萨特讲的“存在先于本质”，在皮柯这里也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了。就此而言，皮柯的思想确实是非常非常现代的。

皮柯·米兰多拉（1463-1494）

第六问：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沉迷各种“玄学”，诸如星座占星、塔罗牌、近期大火的“mbti十六型人格测试”，以及传统的易学八卦等。玄学的流行，也许反映了人们希望从时代的焦虑中解脱的心理需求。皮柯所处的文艺复兴时期占星术盛行，是否出于一样的原因？现代社会还有“魔化”的可能吗？

 吴功青 

人格测试最近可太火了。感觉现在大家见面，搞清楚对方是E人还是I人，比搞清楚对方的年龄和职业重要多了。当然，星座和塔罗牌还是蛮多人在玩。像我自己就挺信星座的，觉得比人格测试更准。

玄学的流行，我觉得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感。我们在本性上总是想知道，可不确定性总是如影随形。试考完了，考得怎么样呢，三天后才知道结果；给女生表白，她接不接受呢，要一直等呀一直等；父母生病了，能不能好转，搞不清楚…这些巨大的不确定性萦绕着我们，令我们陷入深深的不安。为了摆脱这种不安，我们会想方设法地寻求确定性。但未来毕竟还没来，怎么办呢？只能求助于玄学。看看星盘，了解下未来几周的运势…用塔罗牌占卜一下，如此等等。二是希望摆脱必然性。到了一定年龄，大家都会越来越信命。出生也好，上学也好，恋爱和婚姻也好，似乎都被框死了。我们特别想改变，但又改变不了。这时候，单纯求助于理性已经无济于事了，只能从玄学那里想办法。在一些具有实操性的玄学那里，我们可以改变命和运，尤其是运。在门背后挂个符，穿双红袜子，定期重启一次电脑，这些小小的举动都可能改变运势，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新的可能，何乐而不为呢？但麻烦也恰恰在于此。玄学本来是为了克服焦虑的，但越信玄学我们越容易焦虑。这就是玄学为什么叫玄学了，就是它有时候灵有时候不灵，谁也说不清楚，我们无法选择绝对信或是不信。这时候，有人为了摆脱焦虑，就会把这些玄学当作游戏去看，但这样玄学的作用也就随之削弱了。

文艺复兴时期占星术流行，原因和我们今天没什么两样。那个时代的人也焦虑啊，焦虑自己能不能进宫廷，焦虑自己的城邦会不会被外邦人攻打，焦虑自己的恋爱能不能长久…“太阳底下无新事”。相比之下，由于现代科学已经决定性取代了前科学，今天我们信玄学的程度远远比不上古人了。像文艺复兴时期，占星家多如牛毛，干个啥事都得提前看看星盘，跟我们今天出门要看个天气预报一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的世界的确已经被高度“除魔”了。

现代社会还有没有“魔化”的可能？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我们怎么看待世界，怎么看待科学和理性。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人类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在追问这个根本的问题。它到底是神创造的，还是本来就有？它究竟包含目的和秩序，抑或完全无序？现代科学胜利后，科学和理性成为唯一解释世界的方式，但世界本身真的完全是理性的吗？特别地，我们能否用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理性解释全部的世界现象？受“赛先生”的影响，中国人几乎不敢质疑科学，似乎对科学的任何质疑都会陷入非科学甚至反科学的境地。但科学至今仍是我们时代的最大悬案。我这本《魔化与除魔》虽然研究的只是文艺复兴，但根本上思考的却是当代的问题：我们能否在科学之外，对这个世界做出解释？能否在“除魔”之外，对这个世界重新进行“魔化”？说得再清楚一点，我们能否突破单纯的理性框架，为这个世界也为人注入适当的非理性要素？非理性不一定是反理性的，而是现有的理性框架之外的内容，与单纯的科学理性不同的理解方式。众所周知，笛卡尔之后无数的哲学家已经尝试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这些所谓的“魔化”，即便没有也无意于颠覆“除魔”的现代性，但至少在内部修正、廓清和改善了单纯的“除魔”所引发的种种危机。如何平衡“除魔”和“魔化”的张力，将是考验人类最根本的问题。

第七问：

皮柯开启了“为世界除魔”的进程，但要完成这项工作，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在此之后，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等人仍然延续着这项除魔的工作，您近些年的研究也聚焦于这一时期。除此之外，您还长期致力于推进中文学界有关文艺复兴与近代哲学的研究与交流，可否为读者介绍一下当下国内本领域的研究现状与您近期的研究关切？

 吴功青 

好的。如你所知，我这些年一边在做皮柯的研究，把过去的写作拢成了这本书，一边从事近代哲学研究，尤其是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研究，最近也延伸到了康德和谢林。这其中，斯宾诺莎哲学是我整个研究的中心。围绕斯宾诺莎哲学，我已经撰写了五六篇论文，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并组织了翻译团队正在进行《斯宾诺莎著作全集》的翻译工作。未来三四年，我还会围绕斯宾诺莎哲学中的无限与有限问题撰写一本专著。

我对斯宾诺莎哲学的关切，总体上是沿着“世界的除魔”逻辑往下推进的，但不止如此。诚然，笛卡尔的二元论已经为心灵世界和自然世界除魔，奠定了“除魔”的基本图景，斯宾诺莎哲学也诞生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但他本人的思想要复杂得多。斯宾诺莎哲学，尤其是德国浪漫派眼中的斯宾诺莎，显然不是“除魔”的代表；相反，在他们看来，斯宾诺莎凸显了世界自身的神性，将世界重新“魔化”了。“除魔”的逻辑，不足以概述斯宾诺莎的现代性品质。包括笛卡尔所讲的主体性，都被斯宾诺莎否定了。在斯宾诺莎这里，人从来不是宇宙的主宰，而顶多是分有无限理智，能够理解神、爱神的个别事物。斯宾诺莎对笛卡尔哲学的修正，反映出现代性逻辑发展的复杂性。现代性不是直线推进的，而是以一种“否定之否定”的方式曲折前行。斯宾诺莎和笛卡尔的这组关系耐人寻味。一方面，他明确反对了笛卡尔的诸多现代性主张；但另一方面，他又将整个现代世界做了动力化解释，比笛卡尔更加激进。从而，主体性和动力化，构成了现代性展开的两条道路。这两条道路在笛卡尔和斯宾诺莎那里是断裂的，但莱布尼茨和康德力图将它们合并起来，其间的困难异常艰深。我希望用5-10年的时间，重新解释从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到康德-谢林这条线，进而重新理解现代世界的诞生。

巴鲁赫 · 斯宾诺莎（1632-1677）

最近十年，国内的文艺复兴和近代哲学研究呈现出非常红火的状态。从2013年徐卫翔老师、韩潮老师和刘训练老师发起的第一届全国文艺复兴思想论坛，到今年的第十届论坛，国内从事文艺复兴研究的学者和学生可以说是爆炸式地增长。第一届的时候，我们一共十几个人，围着一个小桌子，一天结束；现在每次近百人，分成三四个分会场，一天半的时间还意犹未尽。文艺复兴的诸多领域，不论是传统的但丁研究、莎士比亚研究、艺术史研究，还是最近兴起的科学思想史研究，都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2022年，徐卫翔老师主持的“文艺复兴哲学经典的翻译与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更是文艺复兴学界的一件喜事。按照计划，我们将有25-30本左右的文艺复兴译著在商务印书馆“文艺复兴译丛”陆续出版。相信这个译丛的出版，会对国内的文艺复兴研究形成巨大的推动作用。

至于近代哲学研究，这些年也越来越有活力。伴随着对现代性的追问，人们对于现代文明的发端和生长逻辑产生了愈加深入的兴趣。在此过程中，不仅近代哲学传统本身（从文艺复兴到康德之间的哲学史）得到了系统的研究，同时它和德国唯心论、现象学、当代法国哲学，乃至同现代中国哲学的关系也受到了广泛关注。由于这种多元性和开放性，近代哲学正逐渐成为国内西方哲学研究中的“显学”。尤其是最近几年，由于吴增定老师、丁耘老师、先刚老师、赵文等诸位师长的推动，斯宾诺莎哲学开始“出圈”，从传统的近代哲学领域蔓延到德国古典哲学、法国当代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领域，成为整个近代哲学研究的焦点。我个人积极投身其中，受益匪浅。我相信，在新老学人的共同努力下，国内的文艺复兴和近代哲学研究一定会更上一个台阶，不负学界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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