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笃农家池田秀夫图文/草西见到脸色发青的池田秀夫,已是去年12月的事了。“这个老人身体不太好呀!”那是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一我们是在广东中山参加“沃土返乡青年交流会”时碰面的。交流会由沃土可持续农业发展中心主办,彭月丽是中心代表。她在山东农业大学念书时,认识了“亦师亦友”的池田秀夫。初识池田先生,彭月丽还是大三学生。“他很热情,主动教我日语。”彭月丽回忆道。她一边巡视大棚,一边朗读日语,被路过的池田先生听到了:“你讲的日语不标准!”他们就这样相识了。彭月丽在山东农业大学的导师是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王秀峰,每次做实验,池田先生也会去,他们便越来越熟悉。池田先生教完彭月丽一上午的日语,还要请她吃午饭。“他非常严格,要求我们每天准时浇水,上午八点、十点,下午二点、四点,水不浇完,就不准吃饭。草莓管理工作多,任务没完成也不能吃饭。后来我们做实验都自带干粮了!”彭月丽当时没少抱怨,但池田先生讲过的话却在她的头脑里重复:“它是你的伙伴,你去吃饭了,它还饿着,这样好吗?你一定要把它照顾好,才能去做自己的事。”做技术推广,下到农村,彭月丽也偶有怨言。池田先生却说:“如果别人没有接受,一定是你的方法有问题。好的东西谁不会接受呢?你要相信这点,不断改变自己的思路。”彭月丽越讲越哽咽:“老师对我的影响很大。十年了,我才学成这样子。我有一种紧迫感,珍惜现在的时间,把老师的心愿、技术、思维和态度传承下去。”每当迷茫或遇到困难,她总想起老师。池田先生虽然从不表扬她,却是她的精神源泉。二1935年,池田先生在日本福冈出生了。那个年代,日本农村的家业由老大继承。身为家里的老二,池田先生的父母曾明确向他表示过:长大完成学业后,必须自己出去找工作,不能待在家里。“老实说,我不喜欢农业。小时候,家里要求做这个、做那个(堆肥),虽然不喜欢,但还是学会了。”池田先生说。退休后,他决定成为一名国际志愿者。1997年,他第一次来中国,并在山东大学学中文。在一个焚烧秸秆的季节,池田先生坐上了从青岛开往济南的航班。受到烟雾干扰,飞机迟迟无法降落。池田先生在盘旋于空中的机舱里,看到焚烧秸秆的现象,联想起之前在报纸上读到的政府已禁止焚烧秸秆的报道,心生疑问:“为什么政府下了命令,农民却不按指示做呢?”差不多一两年的时间,池田先生陆陆续续又看到了一些焚烧秸秆造成交通事故、产生一系列问题的报道。慢慢的,他就想要解决这件事。1999年,学汉语也教日语的池田先生,下乡了。“不烧秸秆,拿去堆肥不是更好吗?好是好,但是我不做。”村民是这种反应。池田先生是留学生,他需要村民协助做实验,但找不到人配合。最后,不得不自掏腰包,支付地租、劳务、农资等费用。实验田找到了,但用什么方法解决问题呢?池田先生有很多方向,想过把秸秆做成建筑材料等,但小时候的经历最终启发了他:“用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方法试着解决吧!”堆肥不受场地限制,大企业可以做大规模的,小农场可以做小规模的,每家每户都能做。何况,中国已有4000年堆肥的历史。池田先生的学生带着他在农村跑,但没人响应。他不断拜托大家学习堆肥(秸秆)技术,都遭到了拒绝。过了一两年,池田先生得出结论:让农民堆肥(秸秆)的可能性基本没有。就在他打算放弃的时候,山东大学一位日语老师对池田先生说:“我认识山东农业大学的老师,介绍给你好不好?”池田先生在沃土返乡青年交流会上三池田先生从山东大学转到了山东农业大学,有条件研究堆肥技术了。在图书馆,他一边查字典,一边看汉语论文。对这位超龄留学生来说,阅读论文的难度系数相当高,一开始,他一天只能看一页,坚持了两年,查字典的次数慢慢减少了。在这过程中,池田先生发现,有关堆肥的论文在80年代至90年代期间最多,到了90年代初,就少了。“从这个现象看,关于堆肥的研究,中国在90年代就已经完成了。”池田先生说,“但是,从1990年到2000年,这些研究成果并没有被推广。”“为什么十多年前的研究成果没有得到应用呢?”随着池田先生转村的时间越来越长,他观察到,中国社会不像日本那样有笃农家的角色存在。学术研究机构水平高,但他们的技术没办法下到农村。这种状况到目前为止,仍在中国延续。笃农家是在农业技术方面有建树,在品格方面极受尊重的人。笃农家不但具备学术研究水平,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农民,在技术的实际运用上有丰富的经验。“日本的笃农家水平很高,超越了学术机构的老师,但他从事着实际的应用工作。他们能够给农民群体提供高水平的指导,对整个群体也有很大的帮助。”池田先生说。笃农家的特征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