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荦（1913-1986），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名家，著作有《魏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鵲華山館叢稿》等。

今天的推送和大家分享這本書中的三張圖片和它們背後的故事。圖片來自辦案材料「柳幸福案卷宗」與「吉林省海龍縣公安局政保組檔案」，辦案人員對幾起「反革命案」進行了偵查，這些圖片就是當時的偵查紀錄。

與民間流行的「砲灰論」不同，中方的官方解釋是「陰謀論」：美國與韓國、台灣合謀，強制扣留中朝戰俘。中方談判代表柴成文於1952年初就指控美方「利用蔣介石與李承晚的特務在戰俘營從事各種非法活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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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素以中西學術擺渡者自期，在學術翻譯上耕耘有年。這本譯著是出版社第一部「列文森獎」获奖著作，高華亦成為出版社繼魏昂德（Andr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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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量版簽名本、16場活動等你來，其中原定於明天的北島、芒克簽名會取消，北島老師改在下周一（23日）下午12:30至1:30來中文大學攤位簽書。）

《紅色新聞兵》精選超過300張照片，真實呈現文革的方方面面，包括批鬥會、戴高帽、坐飛機、破四舊、樣板戲、忠字舞、集體勞動、大遊行等等，將讀者帶回文革狂熱、赤誠、暴力、荒誕的歷史現場。

《紅色新聞兵——一個攝影記者密藏底片中的文化大革命》的作者李振盛文革時期在《黑龍江日報》擔任攝影記者，他用相機為一個時代留下記錄。私藏的十萬張底片，為我們直面動盪的十年提供寶貴的視覺資料。

「牆」也存在與北京城裏百姓的生活當中：胡同裏家家戶戶被院牆分開，各成單元。內城裏一般人家與富裕人家、達官顯貴也只有一牆之隔。唐教授說正是這種自成一體的院子，使得北京內城沒有形成貧富差距的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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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斯的大著基於難得的史料，為我們闡述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在中國的盛衰，其中大量檔案材料是從未引用過的。對「崇拜毛」這一複雜的社會現象，里斯作了精闢的分析，並提出了具有說服力的見解

張春橋（1917–2005）是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共産黨的重要領導人，在文革後與江青、姚文元、王洪文作爲“四人幫”被公開審判。長期以來，官方出版物和主流媒體將其定義爲“陰謀家”、“野心家”。

原中共華東局第一書記，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央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1954年因捲入高饒反黨聯盟和潘漢年案件被解職、逮捕、判刑。1975年3月2日，因病於監獄中去世，享年72歲。

genocide）沒有用到先進的武器，也沒有出現專業人員。在山坡上，在甘蔗地裏，普通的胡圖族人拿著大砍刀殺向住在他們隔壁或者去同一間教堂的圖西族友鄰。一百天之內，八十萬圖西族人被殺。[12]

那么，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消除阶级差别的努力最终失败了？红色技术官僚阶级是如何在中国崛起的？这是《红色工程师的崛起：清华大学与中国技术官僚阶级的崛起》一书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作者說：「文革既是毛澤東的運動，也是普通人的運動。普通人的所做所為和行為邏輯，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理論意義。」可以說，這是一本從社會學視角，研究在文革期間，普通人之所以作出極端殘酷的行爲的論著。

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暴力行為人所共知，但其極端形態——集體殺戮——卻極少被談論。1967至1968年間，以公開處決、鄉鄰互相殘殺等為形式的集體殺戮在中國農村大範圍存在，其廣度和深度令人震驚。

本書解釋了統治中國的技術官員階級的動蕩起源。通過引人入勝的敘述，作者回溯了彼此敵視的兩大群體——1949年奪得政權但缺少知識的農民革命家與舊中國政權的知識精英——最終聚合為一個新的領導階級的過程：

本書解釋了統治中國的技術官僚階級的動蕩起源。通過引人入勝的敘述，作者回溯了彼此敵視的兩大群體——1949年奪得政權但缺少知識的農民革命家與舊中國政權的知識精英——最終聚合為一個新的掌控階級的過程。

在書裏，他用分析哲學的方法拓展目前為止對《小王子》的解讀探討中，從未觸及的邊界——他講到責任，講到狐狸所說的「馴服」是什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如何構建？而我們為什麼要道德？美好人生最依賴的條件是什麼？

這是香港歌手黃耀明在2011年11月發表的國語專輯裏的一首主打歌的幾句歌詞，歌詞是我寫的，而歌名呢？很難說。假如你手上的是香港版唱片，歌名是《下流》，假如你手上的是中國內地的引進版，歌名是《逆流》。

按照這樣的線索我們還可以看到另一個典型案例。1948年華北《人民日報》發表的《全區人民團結鬥爭，戰勝各種災害》的報導，受到中宣部的嚴厲批評，其錯誤歸結為二：

這兩天後臺收到不少消息詢問書展信息，「不激不隨」將會稍後放出我們全面的購書優惠和講座活動等信息。同時，我們願意做你們在書展期間的小幫手，來到中大社展臺不知道選什麼書好？我們的書單會幫到你！

台灣學者鍾延麟在其獲獎著作《文革前的鄧小平：毛澤東的副帥（1956-1966）》一書中，作者認爲鄧小平在「反右」運動中起着「一言九鼎」的決定性作用，甚至他對「右派分子」的圈定上比毛還廣、還多。

給大家附上獲獎消息及陳永發先生為《文革前的鄧小平》作的序。陳先生在序的最後說：

我填詞時並沒有刻意這樣做，我希望整個樂壇可以更多元。記得開始與台灣音樂人合作的時候，有台灣音樂人指香港人所寫的中文太歐化。我當時感到難過，香港和台灣同樣是說中文和寫中文，為何香港的中文就不是中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