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萬張珍貴底片，真實重現文革的極端年代 | 李振盛《紅色新聞兵》中文版首次出版 | 自由微信

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此内容因言论自由合法查看。

文章于 2019年7月25日被检测为删除。

查看原文

被微信屏蔽

其他

十萬張珍貴底片，真實重現文革的極端年代 | 李振盛《紅色新聞兵》中文版首次出版

From: 港中大出版社不激不随 2019-07-25

一個攝影記者密藏底片中的文化大革命

李振盛《紅色新聞兵》中文版首次出版

十萬張底片，重現文化大革命的極端年代

文化大革命期間，攝影記者李振盛用相機記錄文革現場的眾多景象。在他記錄的文革百態中，有大量本應銷毀的「為文革抹黑」的照片。他將這近兩萬張「負面」底片藏在家中地板之下，加上细心保存的另外八万张——共計十万张底片，為文革保存了珍貴的一手影像資料。

李振盛

（自拍， 1965年5月12日，阿城縣）

今年七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李振盛的《紅色新聞兵——一個攝影記者密藏底片中的文化大革命》函套精裝收藏本，這也是這套書首次與中文讀者見面。

紅色新聞兵

一個攝影記者密藏底片中的文化大革命

（函套精裝收藏本）

李振盛著

影像資料真實呈現，令人震撼

《紅色新聞兵》精選超過300張照片，真實呈現文革的方方面面，包括批鬥會、戴高帽、坐飛機、破四舊、樣板戲、忠字舞、集體勞動、大遊行等等，將讀者帶回文革狂熱、赤誠、暴力、荒誕的歷史現場。

對於文革而言，敘述與研究的文字資料已有許多，但影像記錄卻始終零碎甚至缺失。因此當我們從遠距離的閱讀者變成近距離的觀看者後，影像中所呈現的文革現場令人震撼。

文革初期剛到任的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臂戴「紅衛兵」袖標在紅衛兵造反點火大會上講話

佛像被戴上高帽，從佛堂中搬到庭院裏展覽示眾

紅衛兵在批鬥中共黑龍江省委書記兼哈爾濱市委第一書記任仲夷

中國舞劇團在阿城縣玉泉公社為五萬貧下中農演出革命樣板戲——革命芭蕾舞劇《白毛女》

函套內精裝本封面

藝術價值受到國際認可

這批珍貴照片不僅是歷史的記錄，也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2003年，以出版藝術類畫冊享譽國際的英國菲登（Phaidon）出版社推出了英、法、德、意、西、日六個版本，引起極大震動，受到《紐約時報》、《時代周刊》、《讀者文摘》、《泰晤士報》、《世界報》等全球主流媒體報道，並獲美國海外記者協會「最佳攝影報道獎」（2004），被《美國攝影》評為「世界最佳攝影畫冊」（2003）。法國攝影大師布列松稱贊李振盛為「用鏡頭記錄歷史的同路人」。2013年，李振盛獲頒有國際攝影界奧斯卡之稱的「露西獎」（The Lucie Award），成為全球首位華人得主。

「李振盛的《紅色新聞兵》使我很受感動。我們都在用鏡頭為歷史留下見證，是記錄歷史的同路人。正是紀實攝影讓我們之間結下友誼，我以一名反暴力的無政府主義者名義，向李振盛致以敬意！」
——布列松 Henri Cartier-Bresson
法國攝影師，被譽為「現代新聞攝影之父」

「刻有布列松、馬克·呂布（Marc Riboud）、約瑟夫·寇德卡（Josef Koudelka）、威廉·克萊因（William Klein）等等英雄名單的露西獎項，今天添加了李振盛的名字。他所躋身的這群大師行列，是在良知與痛感的永恆關係中，用鏡頭，使人類對自身的行為保持震驚。」
——2013年美國第11屆露西獎（The Lucie Award）
頒獎典禮上華裔藝術家陳丹青的頒獎詞

「族之記憶，國之鏡頭。」
——建川博物館聚落館主、「李振盛攝影博物館」創立人樊建川

新照片、新編排：一本給中國人閱讀的影像歷史書

此次中文版的出版，是這本書首次與中文讀者見面。在英文版的基礎上，中文版增補與替換了五十多張照片，其中一部分是從未面世過的。自述部分增加了近兩萬字，展現更豐富的歷史細節。另一方面，中文版力圖做一本給中國人閱讀的影像歷史書，因此在圖片編排與節奏上做了調整，改變了整本書的味道與觀看體驗。

————

李振盛說：「記錄歷史是為了不讓歷史悲劇重演。」正是他這份珍貴的歷史見證，使我們無可迴避地直面這段極端年代的歷史，並對人性保持警覺。

作者介紹

李振盛，1963年起任《黑龍江日報》攝影記者，1982年任北京國際政治學院（後更名為中國人民警官大學）新聞系新聞攝影教研室主任，1996年應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邀請赴美訪問講學，旅居紐約，任紐約華文月刊《天下華人》雜誌總編輯。

國際評論

「李振盛不朽的作品集是由大批判、處決、群眾的政治狂熱等照片構成的。儘管他無法完全理解當時發生的情況，卻用相機記錄下了一個社會的崩潰、無理性的狂暴、瘋狂的崇拜和人性的淪喪。這些照片既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又有很高的藝術價值。事實上，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李振盛是當今中國的英雄。」
——美國《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李振盛是一位經驗豐富的新聞攝影家，他所珍藏的這些數以萬計的文革照片十分寶貴。由於這批罕見的照片，李振盛用他的雙手留下了歷史見證。」
——美國《時代週刊》（Time）

「李振盛的這些照片令人悲痛，它們成為了獨特視覺檔案的一部分。」
——英國《泰晤士報》（The Times）

「長期以來，李振盛一直完好地保存著他在當時拍攝的數萬張黑白底片。今天，這些底片依然安在，原封未動，絲毫未損，極具歷史意義。」
——法國《新觀察家》雜誌（Le Nouvel Observateur）

「由於格外的耐心，由於本就極易在那場風暴中消失的勇氣，這些記述才得以存在。」
——法國《世界報》（Le Monde）

「李振盛的這些令人無法抗拒的圖片。讓人們瞥見畫面外曾經發生的故事，成為一段空前的歷史的證詞。」
——法國《人道報》（L’Humanité）

「《紅色新聞兵》強有力地體現了攝影藝術作為時代見證的重要意義。」
——瑞士《每日新聞》（Tages-Anzeiger）

「通過隱藏他的照片，李振盛保存了文化大革命的完整圖像。」
——西班牙《國家報》（EI País）

「李振盛所擁有的大量文革紀實照片，濃縮了那個特殊年代眾多人物的命運。黑白照片的質感，更能反映火紅年代的驚心動魄。一張好的照片。勝過千言萬語。」
——香港《亞洲週刊》

《紅色新聞兵》中文版自序

李振盛

半世紀前文化大革命爆發時，我任《黑龍江日報》攝影記者尚不到三年。文革十年裏，我拍攝了近十萬張底片：主要是為報紙需要而拍照片，當時稱為「有用的照片」；同時還拍了許多絕不可能見報的照片，稱為「沒用的照片」。每當拍了給文革「抹黑」的沒有用的照片，我要等同事都下班後，獨自鑽進暗房裏沖洗這些危險的底片，烘乾後把「負面」底片剪下來收好，藏在我的資料櫃或辦公桌抽屜自己設計的暗層裏。

李振盛利用休息日獨自沖洗一些「負面」照片。

為讓別人認為他在正常工作，便在上光機前放了幾張毛澤東的照片。

1968年春，黑龍江省一把手潘復生發動一場反右傾運動，我預感自己不久將被殺進報社的「支左小將」打倒，便陸續將「負面」底片轉移到家中。為防抄家時被發現，遂在平房木地板上鋸了一個洞口，擔心鄰居聽到動靜，由妻子祖瑩俠站在窗口望風，用了一個多星期才完成。之後，我將文革最激烈的頭三年裏拍攝的約兩萬張「負面」底片藏在地板下，再壓上桌子。這地板下藏底片的辦法，讓我在這年年底遭到批鬥且被抄家時躲過一劫。今天的人們才能看到這些完整記錄文革歷史的照片。

文革期間，幾乎所有人的生活都高度同質化，但我還過著另一重不為人知的秘密生活。其實當時的我並不完全明白為什麼要這麼做，是為了革命，為了自己，還是為了未來，只是有一種朦朧的歷史使命感。有人說，活得匆忙，來不及感受。對此我不敢苟同。正因為人生苦短，歲月飛逝，更要抓緊去感受生活，觀察社會，留下瞬間的痕跡，以防人類記憶失落。

我的攝影生涯受到東西方兩位攝影大師的深刻影響：一是曾在延安為毛澤東等共產黨領導人拍照的吳印咸大師，他在當年為我們講課時說：「攝影記者不僅僅是歷史的見證人，還應當是歷史的記錄者」。二是法國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大師，1960年8月中國對他的「決定性瞬間」理論及其作品展開大批判，但我從中受到啟迪，並以「逆向思維」領悟他的攝影真諦且實踐之。時隔43年後，他因看過《紅色新聞兵》法文版而盛情邀我在法國阿爾勒會面，竟破天荒地請我給他拍照並合影，他說：「我們都是記錄歷史的同路人」。

布列松極少與人合照，卻邀請李振盛一同合影

正是這兩位東西方的大師讓我有了記錄歷史的使命感，覺得這些場面應該拍下來，留待後人去評說。雖然還在懵懂之間，但文革爆發不久後，我感覺到周圍發生的事已開始超越正常的軌道，這種感受也體現在我的拍攝之中——你們或許會發現，我在有意無意之間試圖尋找某種角度或構圖，來表現我認為這一切已經開始有些瘋狂與荒唐。

1996年10月，我應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之邀赴美訪問講學，便陸續把三萬多張底片帶到美國。2000年起開始在紐約與聯繫新聞圖片社（Contact Press Images）總裁羅伯特·普雷基（Robert Pledge）合作，花費三年多時間整理編輯這些底片。2003年6月，《紅色新聞兵》（Red-Color NewsSoldier: A Chinese Photographer’s Odyssey through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由英國菲頓（Phaidon）出版社以英、法、德、意、西、日六種語言出版。發行後反響遠超預期，好評如潮，也榮獲多項國際大獎。但我心裏始終掛念的是，能儘快讓中國同胞及全球華人看到這份屬於我們自己的歷史記錄。

諸神默默，讓照片說話。隨著歲月流逝，油然產生訴說衝動，極欲向國人圖說文革，且愈來愈強烈。沒想到中文版《紅色新聞兵》的出版，竟是在英文版面世十五年之後。期間有多家中國大陸及港台出版社與我聯繫，但最終因眾所周知的原因而無果。在我心中，由一家學術性的機構出版《紅色新聞兵》中文版是最理想的選擇。常言說「念念不忘，必有迴響」，2017年5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與我聯繫。我很高興最終是由這間具有學術公信力的出版社擔綱出版，讓這份影像檔案完整地呈現在中文讀者面前。

從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與我討論出版思路開始，我們就達成一項共識，在英文版的基礎上，做一本給中國人閱讀的影像歷史書。因此，無論是照片的選擇或編排，都和英文版有所不同。中文版增補與替換了五十多張照片，自述部分增加文字萬餘言，展現更豐富更複雜的歷史細節。為佐證故事的真實性以及對歷史負責，對敘述中的當事人有區別地點出了姓或者名。另一方面，中文版在編排時更加注重敘事感和節奏感，像電影剪輯一樣組合特寫、近景、遠景、全景等景別，使書中的線索和主題更加清晰，故事性更強。同時也突出了英文版中不起眼但對中文讀者來說意味深長的照片，例如「四清」運動中萬人對敵鬥爭大會主席團成員討論對「四類分子」判決的照片（第40頁），這個決定命運的時刻，靠的僅是幾個主席團成員興高采烈的即興判決，視法律於不顧─這是典型的文革之預演。

大會主席團成員正在興高采烈地研究對「四類分子」的判決

此外，書中的設計更加注重對頁的關係，比如將表演節目的天真孩子與表達忠心的虔誠士兵放在一起，直觀地體現了文革中兒童的成人化與成人的兒童化（第224–225頁）─這些改動看似並不明顯，卻在整體上提升了整本書的味道感覺與觀看體驗。

文革中「兒童的成人化」與「成人的兒童化」，通過對頁的安排，對照互現

「讓歷史告訴未來」，是中國前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張愛萍將軍為這本書的題詞。如今距離文革爆發已經過去了五十多年，這本《紅色新聞兵》書中的場景和氛圍看起來並不太遙遠，對文革親歷者來說仿如昨日。向後看的目的是為了向前看。記錄苦難是為了不讓苦難再度發生，記錄歷史是為了不讓歷史悲劇重演。這正是我出版這本書的初衷和願望。

2018年5月16日寫於紐約無為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