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統：我的師承與治學經歷 | 《尋路》序言
尋路
近代革命與中國共產黨，1900–1929
劉統 著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1/07
劉統，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研究員。
著作有：《東北解放戰爭紀實》、《華東解放戰爭紀實》、《唐代羈縻府州研究》、《中原解放戰爭紀實》、《北上：黨中央與張國燾鬥爭始末》、《中國的1948年——兩種命運的決戰》、《跨海之戰：金門．海南．一江山》、《戰上海》等；編著有：《早年毛澤東：傳記、史料與回憶》、《紅軍長征記：原始記錄》。
我的師承與治學經歷
摘自《尋路》序言，標題為編輯所加
劉 統
（一）
我的人生道路和求學經歷，與國家的命運同步。
1951年我出生在北京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母親都是國立復旦大學畢業生，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當編輯。童年生活平靜快樂。1962年，因家庭出身問題，父母不能在中央機關工作，被下放到河北石家莊市，父親在河北師範大學，母親在一個中學，當了教師。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我家經歷了噩夢般的劫難。母親被紅衛兵打死，父親被打成「反革命」。我成了「黑五類狗崽子」，被趕出校門，1969年到一家街道小廠當工人。在那動輒得咎的日子裏，不敢有社會交往，只有悶在家裏找些書看。文學書都被當作「毒草」抄走了，只剩下《史記》《資治通鑒》等歷史書。實在沒得看，把舊版的《辭源》也看了幾遍。那時談不上什麼志向遠大，只是打發寂寞的時光。
1977年恢復高考，我們這些「黑五類」子弟看到了希望。大家紛紛找出高中課本，抓緊複習。我也走進考場，參加了文革後的第一次高考。成績過了線，但在政治審查時被刷了下來，理由是「歷史不清楚」。當時政治空氣已有緩和，不再要求家庭出身，只要求歷史清楚。我家當時享受著「反革命」的待遇，卻沒有組織上的文字結論，就叫「歷史不清楚」。眼看別人歡天喜地去上學，我卻被拒之門外，痛苦之餘也下定決心：以後不放過任何一次考試的機會，別人能進大學讀書，我也要讀書。
1978年2月，國家開始招收研究生。當時規定：雖然沒讀過大學，具有同等學力的自學人才也可以報考。我找工廠領導開了張證明書，有了報考資格。我根本沒什麼專業，看到山東大學歷史系的魏晉南北朝史專業多考一門古代漢語，我覺得適合，於是就填上了。在兩個月的準備過程中，我拿著父親的借書證，在河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裏借到了王仲犖先生的全部著作，又把山大的《文史哲》雜誌瀏覽了一遍。對導師的學術特點和山大的學術流派，有個基本的瞭解。
王仲荦（1913-1986），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名家，著作有《魏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鵲華山館叢稿》等。
進考場的時候，我是個地道的醜小鴨。考生大多是文革前的大學畢業生、高校的教師和科研幹部。而我穿著粗糙的工人裝，顯得很不協調。但是考起來，我的答卷比較上路。7月，我獲得到山東大學複試的資格。在口試的考場上，第一次見到了王先生。他鶴髮童顏，風度翩翩。先生瞭解我的身世和學習經歷後，深表同情。他沒告訴我複試考了第一，只是笑著對我說：「回去等消息吧。」
10月，等來的不是錄取通知書，而是一封冷冰冰的電報：「因名額有限，不能錄取。」我意識到又是政治原因。那種痛苦是難以形容的。沒想到文革已經結束，我還在承受這種不公正的待遇。然而，仿佛否極泰來，胡耀邦開始主持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母親的案子被石家莊市委給予了昭雪。一環扣一環，父親也得到了平反。我拿著兩份蓋公章的證明，再次到山東大學申訴。王先生表示一定要錄取我，山東大學黨委書記孫漢卿文革中也曾遭受殘酷迫害，聽了彙報後激動地說：「他家受了這麼多苦，本人成績又好，為什麼不錄取？給他重新辦手續！」一聲令下，學校為我重新起草報告，逐級上報到國家高等教育部；歷史系為我準備了床位和課桌，讓我和已經錄取的研究生一起學習，不致脫課。我就以這種特殊身份度過了第一學期。當公文旅行回來，錄取通知書發到手裏，已經是1979年的寒假。在文革後招收的第一屆研究生中，我是最後一個入學的。
從只有初中文化的工人到大學研究生，是我人生中第一個重大轉折。當我拿到錄取通知書時，根本沒有范進中舉的狂喜。我深深感到：個人的努力和機遇固然重要，如果沒有改革開放的大氣候，就沒有我個人的前途。我的命運、家運和國運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所以我擁護改革開放，希望國家安定發展，希望用自己的努力為國家做出應有的貢獻。
（二）
我的第一位導師王仲犖教授是章太炎晚年弟子。作為歷史學家，王先生首先是一位愛國者。太炎先生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深惡痛絕，臨終遺囑：「設有異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孫毋食其官祿。」告誡子女和學生絕不能當漢奸。抗戰時期，王先生輾轉流亡雲南、重慶。在顛沛流離之中，他手頭只有一部《資治通鑒》，躲空襲警報時也帶在身邊。苦難的生活，使他對亂世有切身的體會，也為國家民族的命運擔憂。
章太炎（1869–1936）
歷史學家最重要的是史德。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能做出不朽的學問。而看風轉向、趨炎附勢的「學者」看似聰明，只會讓後人嘲笑。1973年王先生在北京典校二十四史，正逢「評法批儒」運動。有些「學者」到處作報告宣傳「儒法鬥爭」。先生對這種歪曲歷史的行為嗤之以鼻，寫了《百鳥朝鳳》一詩，將那些鼓吹者比之為武則天登基效勞的「北門學士」。相比之下，王先生不僅沒有去做那種事情，而且從開始就鄙視、抵制，不與其同流合污。經過歷史和實踐的檢驗，先生的品德更令我們欽佩。培養正確的價值觀和學術道德，是我跟隨王先生的最重要收穫。
1985年，我考上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的博士研究生，跟隨譚其驤先生。復旦大學的風氣更為開放，當時又處在思想活躍時期，使我的眼界大為開闊。歷史地理雖然與中國古代史相關，但更強調對地理環境的理解。比如黃河如何改道，疆域如何伸縮，民族如何遷徙，古都如何形成，一套《中國歷史地圖集》隨時查閱。我考察了南方八省，山川地貌，風土人情，把我過去的知識變成了立體的。譚先生是一位嚴師，學識淵博，眼光銳利。他寫的論文語言淺顯，寓意深刻。他講課一口京白，抑揚頓挫，引人入勝，我又受益匪淺。但是我的論文寫作並不順利，研究唐朝邊區少數民族政區的〈唐代羈縻府州研究〉，初稿寫的平鋪直敘。譚先生著急，說這不是論文，是寫教材。怎麼辦呢？譚先生強調一句：「你研究什麼寫什麼。」就這一句點撥，使我明確了方向。於是我從問題入手，一個個加以論證，幾乎推倒重來。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
在科學研究上，譚先生同樣是一個非常正直、嚴謹的學者。他強調實事求是的學風。特別在中國疆域沿革變遷的問題上，一定要用事實和歷史依據說話。在研究唐朝邊疆地理時，我就遇到這個問題。唐朝的羈縻州曾經設到了中亞地區，能不能說它們在歷史上曾是中國領土呢？我根據史料，解讀了它們的設置時間、管轄程度和與中央政權的關係，指出它們之中有的一度屬唐朝管轄，有的則只是名義上的歸屬，並無實質意義。我的研究得到了先生的認可，在畢業答辯時，譚先生在評語中寫道：
唐代羈縻州是一個很複雜很難搞清楚的問題。要搞清楚它一方面必須花很大的力氣，另一方面必須絕對忠於史實，不受任何政治思想的影響。正是因為如此，所以古人、近代人直到當代人，長期以來史學界凡涉及這方面的述作，都極不完備，這為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國歷代疆域變遷史研究留下了一個大缺憾。劉統同志這篇論文不能說把這個問題完全搞清楚了，但他的成就無疑大大超越了前人，成為研究這個問題的一個顯著的新里程碑。
論文在分析論述上，可以說是戒絕了幾十年來籠罩史學界的「左」風，憑史實講話，做出了許多正確的論斷。如其中的第七章第一節，指出羈縻州的情況，因部族而異，因地而異，因時而異，差別很大。不能說是凡設置了羈縻州的地方便有唐一代都是唐朝的領土。其中有些短時期是，長時期不是。有的一直就只是一個名義，從來沒有發生過任何實質上的政治隸屬關係。這些話看似平凡，但在邊疆史地研究史上卻是非常大膽、可貴的突破。
劉統 《唐代羈縻府州研究》
西北大學出版社，1998
十年大學的經歷是寶貴的。人生中能遇到一位名師，已屬三生有幸。我能得到兩位名師的指導，為我後來幾十年的學術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我不僅得到了學問，更重要的是學到了老師的人生價值觀。我一直以兩位老師為典範，勤學不怠，堅持獨立的學術立場和觀點，力求做出有價值的、原創的研究成果。
1988年從復旦畢業後，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被分配到軍隊，來到北京西山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擔任《中國軍事百科全書》軍事歷史學科的責任編輯。工作倒是對口，但軍隊的紀律使我不能再像從前一樣做學問。怎麼辦呢？當時與我同事的是茅海建少校，他告訴我：軍事科學院最有價值的收藏是戰爭年代的歷史檔案。如果有興趣，可以到圖書館去借閱。我看到這些堆積如山的檔案，猶如發現了一個寶庫。許多過去不知道的事情、不清楚的問題，讀了當年的電報、文件，就有了確切的答案。不久，譚先生來北京開科學院院士會議，我去拜訪時講了一些閱讀歷史檔案的所見所聞。譚先生激動地站起來大聲說：「你要把它們全記下來！」導師允許我改行，於是我就開始了中國現代史、中共黨史和軍史的研究。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
（三）
中共黨史和軍史，我過去僅限於書本知識。到了軍隊，才知道這是一門大學問。
我到軍事科學院工作時，全軍編寫的《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卷接近完成。在編寫百科全書的過程中，發現中共黨史和軍史上的許多重大問題，以前都沒有深入研究，因此產生了許多重大政治和學術問題。例如對中共黨史上一些重大鬥爭的結論、一些歷史人物的評價、平反恢復名譽，一些現時存在的學術爭論等等。這些問題不同於地方學者的個人研究，需要中共中央高層來做結論，這就產生了一系列複雜的問題。先要研究事實，然後寫報告請示上級批准，然後在文字上如何表述，都是我這個書生過去沒見過的。這就不僅要研究學術，更要瞭解共產黨的歷史和政治。
這時，我又遇見一位良師，就是《中國軍事百科全書》編審室第一任領導奚原老先生。作為三十年代的文藝青年，他來到延安，加入抗日軍政大學，與毛澤東有面對面的交往。後來成為新四軍4師和華東野戰軍的大筆杆子，許多文件都是出自他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轉業到上海，曾和譚其驤先生搭檔任復旦歷史系書記，創辦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後來到北京與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編寫中國現代史稿，文革前又回到軍事科學院。他既是一位老革命，又是一位學者。他離休後，我經常去上門找他求教。一個個夜晚，他對我娓娓道來。歷史上的一份電報、一份文件，產生的背景，內容的核心意義，他都瞭如指掌。檔案在他眼裏都是活的歷史。他經歷的黨內重大事件，自己的坎坷經歷，都使我深受教益和啟發。
《中國軍事百科全書》
在軍科工作期間，許多老研究員都是我的良師。他們經歷過戰爭年代，有在軍委總部機關工作的經歷。講起過去的歷史和典故，如數家珍。許多重大事件，他們幾句話就點到實質。他們講的故事都是那麼鮮活、那樣驚心動魄。我順著他們提供的思路再去看檔案，很快就能從大量的資料中梳理出一個清晰的線索。軍事科學院是全軍最高科研機構，我們經常看到中央的文件和傳達，還經常聽中央領導人的內部報告。這些經歷使我認識到：要想真正瞭解中國政治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必須有在高層機關工作的經歷。這樣才能真正瞭解中共的組織體系是怎樣運作的，中央的決策是怎樣做出的，歷史的傳統是如何演變的。這樣再去研究中共黨史和軍史，才能避免盲目性和外行的猜測，準確地把握研究的方向和重點。
在軍科工作的十五年，我的愛好就是在史料的海洋中暢遊。每天完成工作，我就到圖書館借出一堆資料，晚上在辦公室裏專心閱讀，日復一日。因為沒有在大學裏必須年年發表論文和提職稱的壓力，可以安心做自己感興趣的學問。王先生生前囑咐我：良工不示人以璞，四十歲以前不要出書。我這時才真正感受到學無止境的真理。歷史研究必須有長期的積累，研究水平是隨著閱歷的豐富、知識面的拓寬逐漸提高的，急功近利是不行的。後來從事寫作，我才真正從多年的積累中受益。
（四）
從事中共黨史和軍史的研究，我首先從一些重大問題入手。
在編輯百科全書時，一些重大政治性問題引起我的關注。例如紅軍長征中的「密電」問題，1935年9月9日，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給右路軍負責人陳昌浩發出密電，「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葉劍英參謀長向毛澤東通報了這一情況，在爭取四方面軍領導人無效後，毛澤東決定率紅一方面軍單獨北上。這是長征中的分裂，也是中共中央與張國燾鬥爭的焦點。但是在中央檔案館我們沒有查到「密電」的原件，因此有人否認「密電」的存在。百科全書是官方修撰，在重大問題上必須有統一的結論。在聶榮臻署名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條目中，有「密電」的敘述。而在徐向前署名的「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詞條中，則只說「張國燾公開進行分裂活動，拒絕執行中共中央北上的決定。」迴避了「密電」的說法。在一部百科全書中有兩個不同的觀點，是很罕見的。這使我意識到：黨史軍史中的許多重大問題，不是僅靠學術研究能解決的，其中有複雜的政治因素、歷史因素在起作用。
那麼，我能不能寫出公正客觀的歷史呢？我的第一本專著就是《北上：黨中央與張國燾鬥爭始末》。書稿寫成後，命運頗為曲折，兩家出版社都以選題敏感等理由退了稿。在抽屜裏擱了幾年，廣西人民出版社江淳社長有意出版。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張樹軍研究員對書中一些敏感問題作了修訂，終於在2004年第一次出版。雖然刪去了原稿幾萬字，但總比出不來好。又過了十年，三聯書店有意再版此書，在2016年紀念紅軍長征七十週年之際，三聯書店推出了新版《北上》，在讀者中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大家公認這是研究長征和西路軍的一部客觀、公正的著作。
毛澤東與張國燾
《北上》寫成後雖然遲遲不能出版，但沒有影響我的情緒。王仲犖先生的著作，都是擱了二三十年才出版，我還年輕，怕什麼。於是我又轉入解放戰爭研究。解放戰爭的檔案非常豐富，東北的資料尤其有特色。一來是東北的戰役打得激烈精彩，二是當年中共中央把大批精英幹部派到東北，寫的材料質量特別高。以前寫解放戰爭，都是以部隊或戰役為主線，比如第一野戰軍戰史、第三野戰軍戰史、淮海戰役史等。我要拓寬視野，以戰區劃分來寫。東北解放戰爭不僅是軍隊作戰，還有根據地建設、剿匪、土地改革、軍事工業建設等多方面，這就把戰爭的面拓寬了。而且我把國共雙方放在一個平等的地位上來寫，看雙方統帥如何運籌決策，這樣的全面敘述，才能讓讀者對戰爭全域有一個真正的理解。
劉統《北上：黨中央與張國燾鬥爭始末》
北京三聯書店，2016
《東北解放戰爭紀實》完成後，我託人交給了人民出版社。郇中建主任看後，認為很有特色，決定出版。《東北解放戰爭紀實》於1997年出版，這是我的第一部面世的專著。出版後社會反響很好，出版社認為以戰區寫解放戰爭的方式很新穎，讓我繼續寫。我又陸續寫了《華東解放戰爭紀實》和《中原解放戰爭紀實》，最後和其他三本書組成了一套解放戰爭系列。在寫作過程中，我突出了兩點：一是大量引用第一手史料，言必有據。二是注重刻劃指揮員的細節。林彪、劉伯承、粟裕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優秀將領，他們運籌指揮各有特色。用他們的電報、講話來再現他們的形象，研究他們的軍事思想和指揮藝術，對不同的讀者都會有幫助和啟發。
劉統《東北解放戰爭紀實》、《華東解放戰爭紀實》、《中原解放戰爭紀實》
人民出版社，1997、1998、2003
在寫作過程中，也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文風。首先，我把古代史的研究考證方法引進現代史的研究中。傳統的中共黨史、軍事著作多數是單位集體編寫，重理論，具體史實少。我寫黨史軍史，首先注重故事和細節，每個戰役都寫出完整的來龍去脈。如果按照所謂「學術規範」的寫法，必然要進行大量的繁瑣考證。我沒有按那種寫法，而是把考證的過程融入我的敘述之中，給讀者講一個完整的故事。而這個故事，是我篩選大量史料、去粗取精，經過自己的研究之後總結出來的。
寫書是給人讀的。官修正史那種正規、嚴謹的語言，讓一般讀者很難讀進去。一些學術著作晦澀的語言表述也讓一般讀者難以接受。我力求用通俗生動的語言，還原出一個個完整的故事。司馬遷的《史記》為何千古流傳，因為他筆下的項羽、劉邦、韓信、張良是一個個鮮活的形象，能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能讓讀者喜歡的書才是好書。我要把每一本書都寫得通俗生動，形成自己的風格。把自己的思想和觀點融入敘述之中，盡量不評論，少下斷語，留有餘地。讓讀者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自己作判斷。
《尋路》內封
（五）
2004年從軍隊退休後，我受聘到上海交通大學。此時我無需再為評定職稱去奔波忙碌，得到相當大的自由空間，可以到處走走看看。研究軍事，總要到戰場實地看看，方能避免紙上談兵。到一些歷史遺跡考察時，我突然發現歷史資料與實地考察又有很大的差異。例如瞿秋白這個人物，一會捧為革命先烈，一會被打成叛徒，何以如此翻覆？到常州看他的故居，才知道因為家境貧困，母親被迫帶他到宗祠棲居，受盡族人白眼。母親自盡，憤而革命，幾年間就晉升到黨的最高領導人。到上海武定路中共六屆四中全會舊址，才知道他被共產國際拋棄，從高層一頭栽下，生活無著，求助魯迅，以稿費為生。調往瑞金之後，長征前再次被拋棄，輾轉回上海途中在長汀被捕。按過去的描述，他受盡國民黨的酷刑，堅貞不屈，從容就義。當我來到福建長汀貢院，看到他的囚禁地，原來是個小院，還有花園，住得比一般人還好。才知道宋希濂等國軍軍官對瞿先生十分尊敬，經常有人陪他喝酒聊天，在這種環境下，瞿秋白才寫了〈多餘的話〉。但是他沒有被軟化，直到蔣介石下令，他從容瀟灑地走到西門羅漢嶺下，英勇就義了。
如此看來，一個人絕不是非紅即黑，而是有血有肉有性情的。他激情過，浪漫過，頹唐過，自省過，短暫的人生居然如此跌宕起伏。把這些故事寫出來，不是很精彩嗎？此後，我只要有空，就出行遊歷，到那些故事的發生地去探查考究。在江西永新三灣村的大樹下，我感受到毛澤東當年帶著一支筋疲力盡的隊伍，還不知道能不能在井岡山棲身。他改編隊伍，支部建在連上，不是去落草為寇，而是要摸索出一條前人沒走過的革命之路。走到這裏的人，才是最堅定的戰士。從井岡山到瑞金，今天走高速公路，一條條深深的隧道穿越一座座大山，想當年毛澤東和紅軍是用雙腳一步步走過來的。創業何等艱難，他卻寫出「踏遍青山人未老」的詩句，浪漫中蘊含的氣魄，讓你敬佩不已。雄偉的太行山深處，至今還是道路崎嶇，行車艱難。類似桃花源的黃崖洞，入口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峽谷，進去是有田有水的田園風光，八路軍就在這裏辦兵工廠，生產槍支手榴彈。為什麼能持久抗戰，就是共產黨善於利用崇山峻嶺、深山老林，讓佔據鐵路公路的日軍用不上現代交通工具，只能望著大山嘆息。
江西永新三灣
十幾年來，實地考察成了習慣。靠著當年學歷史地理的基礎，我每年都要去一些發生過重大歷史事件的地方考察，獲得許多新的收穫。最重要的是讓我回到了歷史現場。研究歷史有兩種方法：一個是「事後諸葛亮」，知道了結果再來總結提高，仿佛人有先知先覺，穩操勝券。一個是回到歷史現場，還原當時的原貌。你怎麼知道明天是生還是死？你該向何處去？在這個關鍵時刻，才考驗人的智慧和定力。設想與歷史人物同在，我們會怎樣抉擇？這樣感受和比較，對歷史的領悟就更真實，書寫的歷史才更可信。
2021香港書展上的《尋路》
感謝實習生珍妮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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