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阳权威，学术，更多精彩尽在2024《中国出版》敬请订阅！新闻出版管理者的参谋新闻出版工作者的益友新闻出版研究者的平台投稿邮箱：zgcb@vip.sina.com订阅电话：010-8762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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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蓝字关注我们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5G等新一轮科技发展对经济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在版权领域催生了新业态和新模式，版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方面都面临着新挑战。自2021年6月新修订的著作权法正式实施后，《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等相关配套法规也在修订过程中。如何落实著作权法新规定，做好配套法规修订工作，成为司法界、学术界及版权产业界都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11月24日，在第九届中国国际版权博览会期间，由华东政法大学主办，国家版权局网络版权产业研究基地、《中国出版》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协办的著作权法配套法规修订热点问题研讨会上，来自版权主管部门、司法机关及学术界的百余名嘉宾，围绕著作权法配套法规修订工作过程中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中宣部版权管理局社会服务处处长、二级巡视员许炜在致辞中表示，当前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应用的快速发展，对著作权法律制度提出了巨大挑战。我们必须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和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把著作权法配套法规修订工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需求和关切，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李明德教授就实施条例修订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分享。他认为实施条例修订中有几个问题需要关注：一是作品定义的兜底条款，需要在实施条例修订中予以明确；二是权利的限制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条例在修订时应该作出明确限定；三是实施条例应关注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时抓取文本数据涉及的版权问题，应强调数据文本挖掘用作非商业性的使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审判长、二级高级法官秦元明以《新技术对版权司法审判的影响》为题分享了看法。他认为，司法应该维护著作权权利法定原则，无论是凭借新的技术手段对作品进行运用的新方式，还是运用新的技术创造出新的客体形态，在法律没有对具体权利予以确认的情况下，不宜通过司法裁判一概认定属于著作权人，更不应当通过司法裁判创设新的著作权权利类型及权项内容。在谈到数据保护问题时他认为，数据产权具有很强的知识产权属性，数据共享的前提是要对数据权益加大保护力度，只有加强对数据产权的法律保护，才能对数据收集、处理和利用的权利主体进行激励，推动数据产业更新升级和商业创新，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产权配置作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徐俊在题为《新时代网络平台责任法律规范的重塑》的演讲中强调，对于互联网平台，算法推荐和算法孤立有区别。算法推荐是客观可量化的。平台对于纯粹算法输出，无须承担概括性的注意义务，但在算法具备识别条件的领域理应负有相应的义务，平台应该为其推荐的流量倾斜承担注意义务。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郭禾建议，实施条例修订过程中，应统筹协调与其他著作权行政法规的关系，如果能把相关的条例整合到一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让著作权法体系变得更加系统。研讨会上针对AI训练、机器学习、数据挖掘等热点问题，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冯刚、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审判员胡琛罡以及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丛立先、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王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卢海君、同济大学教授袁秀挺等都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享。权威，学术，更多精彩尽在2024《中国出版》敬请订阅！新闻出版管理者的参谋新闻出版工作者的益友新闻出版研究者的平台投稿邮箱：zgcb@vip.sina.com订阅电话：010-87622016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摘要通过全球8个国家公开发布的出版产业报告和图书阅读报告分析了这些国家近年来的读者数量、图书购买动机以及阅读行为的变化。这些报告显示，虽然各国读者数量呈上涨趋势，但是逐年的增长幅度明显下降，即读书人口占各国人口数比重下降。鼓励民众阅读、开展多样化的全民阅读活动已经成为全球各国提升文化影响力和国民读写能力的重要一环。原文刊登于《中国出版》2023年1期原题为《阅读的趋向：基于8个国家阅读报告的分析与启示》2020年由国际出版人协会和挪威出版商协会联合发布的一份名为《阅读很重要——调查和运动：如何挽留并发现读者》（以下简称为《阅读很重要》）的报告中介绍了全球26个国家在2015—2020年间（大部分国家数据为2019—2020年间）的图书阅读情况。该报告通过汇总各国对本国国民阅读行为的量化统计数据发现，全球读者对于纸质图书的阅读总量呈下降趋势。虽然有越来越多的读者加入到阅读活动中，但是全球整体的读书频率和被阅读书籍数量是逐年减少的。[1]相关专家认为，“人们被书籍中包含的知识所吸引，而一系列未读的书比一本已经读过的书更令人兴奋……收集图书的行为可以为读者带来乐趣。”[2]自2020年以来，纸质图书的销售量在全球范围内呈现一定程度的增长。在我国，2021年的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该年成年人的各种媒介出版物的阅读率高达81.6%，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76本，人均电子书阅读量为3.30本。[3]我国人均阅读量和阅读率的提高得益于近几年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这使得我国的日常图书读者比例位居亚洲首位。其中，阅读有声书的读者比例也处于亚洲第一的位置。[4]全民阅读活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开展切实有效地让更多民众“有书可读”并且意识到读书的重要性，但从长远来看，通过推广阅读活动来逐步提高我国国民的读写能力仍是道阻且长。本文通过收集全球8个国家最新一辑公开的图书阅读和出版报告，对比这些国家民众的阅读率、图书购买偏好以及阅读推广活动，通过分析全球其他国家的图书阅读情况，为我国开展全民阅读活动以及推动我国图书出版更好“走出去”提供启思。数据来源和收集方法本文选取了全球8个国家的阅读报告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包括土耳其、韩国、加拿大、巴西、西班牙、丹麦、新西兰和德国。这些报告以不同的形式呈现。表1所列为本文中使用的数据报告。其中，有些国家的数据来源于不同的多份相关报告。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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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摘要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新时代中国新闻传播学界面临的一项重要使命。创新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要面向学科重要基础与重大前沿，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面向实践重大问题。同时，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要明确改革方向，以交叉、协同、融合思维优化学科体系，从基础、前沿、问题视角强化学术体系，用范畴、概念、普遍化活化话语体系，以实践、行业、治理为抓手深化社会贡献。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是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根本，要从历史范式、理论范式和实践范式入手，着力构建自主性知识体系。原文刊登于《中国出版》2022年20期原题为《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创新路径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

做新时代新征程的记录者出版是党和人民的事业，始终同国家命运和时代发展紧密相连。新中国成立伊始，党中央对人民出版社提出作为“国家首要的出版机关”，“必须密切配合每个时期的政治任务与政策要求”。此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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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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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蓝字关注我们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信祝贺首届全民阅读大会举办时强调，希望广大党员、干部带头读书学习，修身养志，增长才干；希望孩子们养成阅读习惯，快乐阅读，健康成长；希望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首届全民阅读大会贺信的重要指示精神，在中宣部出版局指导下，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在首届全民阅读大会期间启动了“阅读新时代”主题征文活动，现面向全国读者尤其是广大青少年读者征集优秀作品，以主题征文引导和带动青少年等重点人群的精品阅读。一、征文主题征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阅读新时代”为主题，引导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通过主题阅读加深对新时代内涵的理解、坚定学以报国的理想信念，以炙热的青春之心书写爱党、爱国、爱中华之华章。二、参与对象：全国读者（青少年群体为主）三、征文时间：2022年4月25日—2022年10月25日四、阅读推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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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摘要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文化事业发展不断推进，在中宣部的直接领导、一批文教领域负责同志的推动下，从1952年筹备创办古籍出版社起，全国古籍工作的统筹协调和规划发展模式开始逐步探索建立起来。结合国家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编制实施和学术文化发展需要，1958年专业组模式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组织编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初步形成了以规划为引领，科研、教学、产业相结合，专家与管理部门相结合的工作体制机制，为古籍小组统筹推动我国古籍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原文刊登于《中国出版》2022年09期原题为《新中国古籍工作体制机制的初步建立与第一届古籍小组成立始末》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进一步完善了全国古籍工作体制机制，明确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古籍小组”）的统筹协调职责。古籍小组的前身，是1958年2月成立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其建立开创性地构建了党和国家领导全国古籍工作的体制机制，为60多年来我国古籍事业的蓬勃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梳理新中国成立初期至古籍小组组建这一段历史，对做好新时期古籍工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新中国成立后开展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初步探索整理出版古籍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不仅传承发展了中华传统文化，其自身也是古典学术的一种重要载体和形式，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版本、目录、校勘之学。新中国成立后，如何正确看待古籍和开展古籍工作，很快就成为摆在知识分子、学术文化机构和党政部门面前的重要课题。学术界、文化界的思考和实践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一些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自觉地按照“批判地继承”方针，积极探索新时期继承文化遗产的方法途径。学者宋云彬于1950年4月2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略谈整理古书》一文，提出古书“到今天，应该来做‘结帐式’的整理工作了”，所谓“结帐式的整理工作”是指在全面梳理以往考证注释成果基础上的整理研究方式。[1]一些学者受到这篇文章的鼓舞和启发，如夏承焘就说：“予念词学今日亦应结账，颇思发愿为《全唐宋词集提要》。”[2]郑振铎是此时文化部门主要领导之一，也是这一时期积极倡导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学者，他不仅亲自整理《水浒全传》，主持《古本戏曲丛刊》编纂，推动《楚辞集注》影印，还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方向和重点进行了深入的思考。1952年1月19日，郑振铎在写给徐森玉的信中就提出：“我意必须编纂若干部空前的大书，将过去的文化艺术作一个总结。承前启后，今正其时。隋树森编有《全元曲》，拟请其钞录副本，请各专家校阅后，再行出版。《全宋诗》、《全明曲》亦可着手。十三经、廿四史之类，也必须加以整理。工作实在太多，若能集中众力，必可完成许多伟大的工作也。”[3]他还强调做好古典文学普及工作的重要性，[4]这些意见在文化界形成了较大影响。一些机构和学术组织也着手开始组织开展一系列新式的古籍整理出版项目。如从1950年5月起，文化部艺术局编审委员会组织专家编选《中国古典文艺丛书》。1952年2月，新中国第一个文学研究专业机构——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成立后，就着手安排《红楼梦》《宋诗选注》等古代文学作品的整理工作，“似乎可以认为文学研究所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就是落实‘中国古典文艺丛书’的设想”。[5]又如1951年起，中国史学会组织翦伯赞、范文澜等学者编撰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陆续出版，这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对中国近代史资料所作的一次系统整理。出版界的初步探索与尝试随着出版业进入到专业化分工的调整重构新阶段，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逐步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由于古籍整理工作的成果主要以出版物的形式展现，因此出版领域成为全国古籍工作统筹发展的起点和着力点。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三年工作目标大纲》（草案）中提出了“实现出版专业化的方针”，要求“三年内中央及地方建立各种专业出版社30个，做到全国公私出版事业从过去无政府状态走向计划性”。[6]出版总署1951年工作计划要点中明确提出了要“建立公营的文学出版社”，有计划地编刊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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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摘要本文从《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涉及主题出版方面的突出特点，包括战略定位、内容体系、质量要求、组织引导、印刷保障、主题阅读、市场主体、资金投入等多个方面入手，围绕主题出版高质量发展这一议题进行解读。在提出主题出版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基础上，总结了主题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实质是出版导向、内容生产、传播方式和发展模式等四方面的守正创新，并进一步提出通过准确把握主题出版的内涵，借鉴畅销书出版的运作规律，重视主题出版作者和编辑队伍建设、主题出版物的整体设计以及主题阅读对主题出版的促进作用，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作用等具体措施，实现主题出版的高质量发展。原文刊登于《中国出版》2022年07期原题为《做强做优，实现主题出版高质量发展——主题出版内容解读与思考》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在出版业发展规划历史上第一次将“做强做优主题出版”作为专节进行论述，并置于纲领性的第一部分之后，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主题出版工作的高度重视。并且，“十四五”规划在第一部分“深刻把握出版业发展新任务新要求”、第五部分“促进印刷产业提质增效”、第六部分“加强出版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第七部分“健全现代出版市场体系”和第十部分“完善出版业高质量发展保障措施”中均有直接和主题出版相关的内容。[1]“十四五”规划吸收了多年来主题出版的经验，也对主题出版下一步工作提供了方向指引和发展蓝图。出版业“十四五”规划涉主题出版内容的解读“十四五”规划是2018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统一管理新闻出版工作后发布的第一份出版业发展规划，对主题出版给予了充分关注和高度重视，并作出了较为系统全面的部署，体现了对出版业未来发展的指导作用。“十四五”规划在主题出版方面的突出特征包括：主题出版的地位更加突出“十四五”规划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将主题出版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其具体表现为相关内容分布广泛，篇幅大量增加，而且将主要内容单独成节，置于重要位置。从整体分布上看，“十四五”规划共11部分，其中有6个部分涉及主题出版内容，包括主题出版在出版业发展新任务新要求中的定位和角色、如何做强做优主题出版、主题出版的印刷保障、主题阅读、主题出版市场主体建设、主题出版资金投入等多个方面，可谓全方位、立体化，并且“做强做优主题出版”作为单独一节置于第二部分，与其他十部分并列，突出了主题出版高质量发展在“十四五”期间我国出版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也是“十四五”规划的一个突出亮点。主题出版的内容体系更加全面“十四五”规划吸收了最近数年主题出版实践中发生的新变化，主题出版的内容体系更加全面，例如主题出版的选题范围不仅涉及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理化、学术化阐释和大众化传播，还包括重大主题出版作品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作品的出版传播等；在宣传推广上强调兼顾线下和线上两个渠道、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形成更加立体、全面的传播格局；在组织引导机制上则进一步强化了对主题出版选题策划和结构、出版物内容把关和质量管理。主题出版的发展质量更受重视“十四五”规划中使用了“做强做优主题出版”这一表述，不仅契合当前对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也直面主题出版所面对的挑战。主题出版在“十四五”规划中占据显要位置，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主题出版选题数量、品种印数、发行量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在中国出版业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据统计，“质量”一词在“十四五”规划中共出现了43次，其中直接涉主题出版内容的为6次。从这层意义上说，主题出版作为中国出版业具有引领示范作用的板块，必须把高质量发展作为重要目标，转变发展理念，从而为中国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进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出版强国建设。主题出版的保障措施更加到位在具体措施方面，“十四五”规划除了从内容、营销和管理方面加强对主题出版进行组织引导，还致力于从保障措施方面为主题出版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支撑，包括：提高重大主题出版物的印刷保障能力，确保供给上的及时充分；着力推进主题出版阅读，增加主题读物市场需求；打造主题出版发布交流平台，壮大主题出版市场主体力量；优化资金投入机制，提高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力度和精准度，加大对主题出版的支持力度等。这些保障措施从印刷保障、阅读活动、平台建设和资金支持方面构筑了针对主题出版更加丰富的保障体系。主题出版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主题出版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不仅规模上有重大突破，[2]在品质和影响力方面也有提升，产生了一批叫好又叫座，既有意思又有意义，既有深度又有温度的优秀主题出版物。据《2020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显示，“我国主题图书影响力进一步彰显，其中在52种年度印数达到或超过100万册的一般图书中，主题图书占30.8%，较2019年提高6.4%。一批宣传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书写脱贫攻坚、疫情防控伟大成就的主题图书表现亮眼”。[3]中宣部每年发布通知，就做好年度主题出版工作提出要求，为出版业主题出版的选题策划和重点提供方向上的指导。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遴选、国家出版基金主题出版专项资助、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中国好书”、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中国出版协会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和中国出版政府奖等评选活动都对主题出版以及整个出版业起到引导作用。再加上图书市场的检验，一批或满足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需要的大型学术类主题出版工程，或既有理论深度又贴合大众表达的普及型优秀主题出版物脱颖而出，如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李小标：党建杂志社副社长，法学博士，副编审。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媒体深度融合与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着重探讨新时代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几个面向，提出从新型主流媒体建设、改进传播策略、智媒体技术运用、全媒体传播体系构建以及加强对新兴媒体管理等方面着手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占据互联网时代传播的制高点。原文刊登于《中国出版》2022年05期原题为《新时代媒体深度融合的面向与进路》智能时代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是一项极端重要、紧迫的任务。实践证明，只有善于利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才能熟练驾驭和引领新媒体健康发展。就媒体融合发展这一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曾发表多次重要论述，并提出“四全媒体”（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的概念。[1]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时代高度、站在科技前沿高度，对媒体融合发展方向的精准定位。[2]2020年9月《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为新时代我国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进一步强调，要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实施全媒体传播工程，做强新型主流媒体。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做强新型主流媒体仍任重道远。具体来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做大做强新型主流媒体2014年8月，《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审议通过，将媒体融合正式上升为国家顶层设计。[3]面对新一轮信息革命的冲击，新型主流媒体建设在国家政策的指引之下走向深入。新型主流媒体，就是把握全媒体时代发展新趋势，结合科学技术发展新要求，通过构建新的表达渠道，重塑主流媒体与用户之间的连接，使主流媒体重新成为网络社会的中心节点。新型主流媒体具有导向作用、旗帜作用、引领作用，必须反映党和人民的意志、主张和声音，积极传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成为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很强公信力和影响力的媒体。而媒体融合的战略目标就是做强做大主流媒体，并让主流媒体牢牢占领网上舆论阵地。[4]坚持内容为王，唱响时代最强音近年来，各大主流媒体在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过程中，打造出不少“爆款”，不断壮大主流媒体的舆论场。在一个个成功案例的背后，我们不难发现，这些融媒体产品的“走红”，是在坚持一体化发展方向的前提下，始终以内容为王，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内容建设是新型主流媒体建设的根本立足点。[5]尤其是在新媒体环境下，面对复杂的网络舆论环境，中国新型主流媒体要成为面向主流人群，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摘要理论传播生态是思想理论的多元主体在传播扩散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依存构成的生态系统。在这一生态系统中，理论工作者基于理念、职责与贡献的不同，在总体上呈现“三重境界”。通过分析其在不同境界和层次中职责使命、创新理念以及传播模式的跃升和变革，揭示理论传播生态系统的演化发展趋势，从而为构筑媒体融合时代新型传播格局，实现新时代理论武装的使命任务，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供可供借鉴的建议。原文刊登于《中国出版》2022年5期原题为《理论传播：三重境界九个层次——媒体深度融合的一个重要趋向》理论来源于实践，既是对实践的概括总结，又是对实践的批判性反思、规范性矫正，同时又对行为实践进行理想性引导，是人们行动的指南。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有一句名言：“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即理论通过掌握群众这一实践主体，就能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巨大物质力量。理论指导实践，实现精神变物质，一是源于理论本身的先进、科学、强大，即真理性、彻底性；二是必须进行广泛而有效的传播，真正为公众自觉接受、积极践行。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彻底改变了理论传播原单向线性传播的基本格局，形成多元主体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依存。交互状态的理论传播，已构成一个有着自己显著特征的生态系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新空间，那就也应该成为我们党凝聚共识的新空间”。[2]揭示理论传播这一生态系统的存在，探寻其内部结构、动力及其运行机理，明晰传播链条的各环节及其能动的主体、鲜活的客体在整个传播生态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及发展方向，对构筑新型传播格局，实现新时代理论武装的使命任务，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重要价值。此文及其实践旨在从另一个视角或层面对新时代媒体融合发展的基本趋向进行探讨。理论传播是一个由多领域、多方面、多层次、多主体构成的复杂生态系统国家经济社会的运转是一套庞大而复杂的有机体系，理论传播生态是国家经济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独特、重要且具有灵魂特征的子系统。何谓理论传播生态及系统？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需要回答什么是理论传播。理论传播，剔除了物质世界丰富多彩的外在表象，以揭示事物本质特征、相互联系、运行规律为使命，是一个由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理论成果等构成的观念和思想交互影响体系。不同于人们平时所看到的新闻宣传，理论传播是一个由高度抽象和凝练的概念系统等所组成的复杂交互过程，由供给者、阐释者、传播者、消费者，以及媒介、平台、渠道、内容（观点产品）、对象等组成。从更大的视角看，理论传播还包括其与外部生态圈，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伦理、自然等的深层互动及相互影响，其中不仅包括思维与存在、思想与行动、理论与实践之间宏观层面的交互作用与影响，不仅包括不同领域、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内容生态、人群生态、产品生态、产业生态、媒介形态，还囊括了传播主体、传播平台、传播渠道、传播客体、传播内容等一系列生态基本要素。就具体的理论传播生态系统而言，社会系统、媒介系统、受众系统是最为主要的三大组成部分，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决定着理论传播生态系统的主要链条和动态环境。无论是思想理论的创立者、研究者、阐释者、传播者，还是接受者、实践者，其思想理念、价值彰显、表达方式、行为准则和生存发展等，都与这一生态系统有着或深或浅、或大或小、或轻或重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相互作用，才能使这个系统机体健全、运转顺畅、生生不息、优胜劣汰、充满生机活力，才能使人类社会健康发展，其思想、思维水平不断演进和提高。从理论传播链条上各主体及其基本功能看，理论观点的创建者，即生产者，其认识的程度决定其理论所达至的高度、见解的深度，进而决定理论观点所内含的价值。创建者的思想理论观点，从根本上说来源于实践，离开人类社会实践的大环境大系统，思想理论的提出创建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时，理论研究者也是理论传播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抽象的理论观点和宏观的路线方针政策，只有经过更深入、更生动、更接地气、更喜闻乐见的阐释解读，才能具备更好的传播扩散开来的良好基础。受众，是这个生态系统中的“消费者”，同时也是这个系统中的“实践者”。一方面，他们接受、认同、消费、使用（践行）这些理论观点及其进一步衍生出的制度机制和有关政策；另一方面，其实践又是对这些理论观点价值含量的真实检验，并为思想理论的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发展提供了源头活水。从一定意义上讲，思想理论的“实践者”“消费者”，也是思想理论的创立者、贡献者，从根本上决定着这个生态系统的活力与健康状况。由此，理论传播生态系统至今已形成一条极其重要的逻辑链条：理论凝结—理论阐释—理论传播—理论武装—理论实践。由这一传播链条所决定，进而形成了“主题宣传—主流媒体—主流舆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思想理论存在体系；“网络传播—社交自媒体—大众舆论—多种舆情思潮”的多元观点的线上汇集体系，以及“执政党执政—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的经济社会系统。从整个自然生态、社会生态、政治生态的大视野观察，理论传播的体系是一个优胜劣汰的生态体系。依照参与者的参与方式、所秉持的传播理念、所采取的传播手段、所取得的传播效果、所赢得的传播影响力以及所作出的传播贡献等，其在总体上呈现“三重境界”，逐级提升；每重境界可细分为三个层次，共计九个层次。理论传播“三重境界、九个层次”，从表面看是媒介形态、参与机制的不同，实质是传播理念、思想境界、目标追求、实际贡献的根本差异。第一重境界：传统意义上的理论编辑政治性、理论性、思想性和时代性，是衡量理论文章的关键尺度，也给理论编辑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第一重境界，主要讨论“传统意义上”即传统媒体的理论编辑工作，其工作职责和自身角色定位主要涉及策划、编辑、校对等工作流程，旨在发挥传统媒体优势，实现优质的理论成果生产。具体可划分为如下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合格的理论编辑培养一位合格的理论编辑，需要五至八年时间。这是我国很多资深编辑前辈常说的一句话，也深刻揭示了理论编辑人才的宝贵以及成长发展的不易。合格的理论编辑，拥有担当这一岗位角色的基本能力，能够使编辑的理论文章达到文通字顺、观点正确之目的。一是“文通字顺”。“文通”，即基于对文章思想主旨、逻辑结构、语言风格的总体把握，对语句进行编辑加工，实现语言表述连贯通畅；“字顺”，即文字表达规范、准确、得体。严格来说，理论文章的每一个字词、每一句话都应有所指、有出处，理论编辑必须知晓和把握，并准确认知和理解文字背后的意涵和思想。字词甚至标点的细微差别，表意可能会南辕北辙。例如“接收意见”与“接受意见”，仅一字之差，涵义却相差甚远。二是“观点正确”。导向问题是根本问题，是新闻媒体的生命线。观点正确是导向正确的前提；观点错误，导向必然错误，而导向错误是根本性、致命性错误。“观点正确”是在文通字顺基础上对编辑的更高要求，也是最根本的要求。理论编辑作为第一道把关人，其最重要的职责使命即在于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确保文章的政治观点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第二层次：专业的理论编辑理论传播者是新闻传播领域“刀尖上的舞者”。理论编辑必须有过硬的业务水平和专业水准，才能胜任理论传播对理论编辑工作者的高标准、严要求。一是专业的基础理论。理论编辑既需要对政治、经济、文化及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具有一定涉猎和研究，更要对党的理论基础进行整体、系统地深刻把握，这是做好编辑工作的重要前提。二是专业的传播理念。站在时代的最前沿、实践的最前沿、思想的最前沿，深刻认识新闻传播、理论传播、思想传播规律，不断加深对于自身职责使命的理解和认识。三是专业的标准要求。严格遵守编辑流程、出版流程等行业规范和法律规范，按照统一评价标准处理稿件，确保编辑之后文章篇幅、观点逻辑、文字表述符合排版和刊发的需要，达到较高的专业水准。四是专业的操作水准。对理论知识与政策法规进行系统性、全局性把握，将高标准高效率贯穿约稿、组稿、审稿、改稿、退修、刊发流程，实现编校工作的统筹规划、分类施策、高效推进。五是专业的生态环境。理论编辑工作的高标准、专业化，不仅取决于编辑本人的素养和能力水平，还取决于所处部门、团队、平台工作流程机制的专业化支持和保障。没有专业的生态环境，不可能培养出专业的人才，亦不可能打造出好的作品。由合格的理论编辑进阶为专业的理论编辑，需要经过反复的历练、积累、沉淀。随着编辑经验的逐步积累，学术资源、社会资源的日益丰富，其专业水平和能力将实现系统性提升。第三层次：优秀的理论编辑优秀的理论编辑是队伍中的佼佼者，可谓凤毛麟角。什么样的理论编辑称得上是优秀的理论编辑？一是对政治方向、舆论导向的坚定正确把握。优秀的理论编辑具备较高的政治敏锐性、政治洞察力和鉴别力以及胸怀全局、总揽全局的意识和能力，善于从复杂的表象捕捉本质，从多元化的思潮中坚持主流，能够敏锐辨识和防范“低级红”“高级黑”现象，在“润物细无声”中传递价值、引导舆论。二是关键时刻顶得住，而且能够持续发力。探寻真理是一场寂寞的长跑。平时表现至关重要，关键时刻更见高下。关键时刻能否发挥关键作用、作出突出贡献，是检验理论编辑优秀与否的试金石。不仅如此，优秀理论编辑还应具备足够的韧劲和耐力，在本职岗位上持之以恒、坚持不懈、久久为功，从而持续不断地产出符合时代需要的好选题、好作品、好业绩。三是点石成金，善于“化腐朽为神奇”。优秀的理论编辑，是精益求精的匠人，能够通过编辑流程弥补文章逻辑结构、文字表述上的缺陷、识别并修正字里行间的潜在风险，具备将普通文章改成精品、变不可能为可能的能力。四是编采全能，而非单打一。既能编又能写、既能采又能研、既能论又会评，也是优秀理论编辑的重要特征。优秀的理论编辑，能撰写有影响力的理论文章、评论文章，具备较高的对话采访、调查研究能力，不仅有论述的能力，还有评论的功夫，是复合型、全面型人才。五是善于奉献，甘为他人作“嫁衣”。甘当人梯，是优秀理论编辑的极其重要的体现。编辑工作的本质是服务，通过自身知识、能力、思考、见解的输出，服务作者、服务单位、服务社会，这不仅需要敬业精神，更需要奉献精神。没有甘作“孺子牛”“无名英雄”的奉献精神，成就不了优秀的理论编辑，也无法达至敬畏责任、敬畏理论的境界。综上，在第一重境界里，理论编辑的职能主要是传统意义上的理论编辑，自身的定位就是传播者。当前，新技术的广泛运用推动了各领域的飞速发展，也对理论传播工作提出了全新的要求。理论传播若仍仅仅局限于坐而论道，必然会被受众冷落和远离，游离于新时代的传播体系之外。理论编辑只有打破传统思维，顺应时代变革要求，不断提升综合素养和技能，推动传统编辑工作向全媒体编辑转型，打造新型媒体智库，才能适应和回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第二重境界：新时代观点产品的提供者从“传统意义上的理论编辑”到“观点产品的提供者”是一个巨大的跃升，是一次质变。具体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一是“观点”理念的明确。理论传播，核心是观点的传播，观点是理论思想的核心所在、价值所在。认识到理论传播的重点是“观点”，就抓住了传播的重心和要害。这是对理论编辑更深刻的理解和把握。二是“观点产品”概念的提出。理论编辑的职责是生产产品而不是单纯的编辑稿件；是打造更具阅读价值的观点产品，而不是思想和内容“居高临下”的输出式宣传；要更加关注产品的去向、销售状况以及供应链、产品链等问题。从稿件到产品，是理念和认识上的巨大飞跃。三是“提供者”职能的定位。“提供者”的理念，涉及如何打造、如何传输、如何实现最大化传播等问题，其本质是更深层次“服务”思想的出现，即服务受众和市场，立足真正的阅读和消费，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这就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主流意识形态建构建立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坚实基础之上了。四是使命任务的根本改变。观念产品提供者的使命任务是打造最具阅读价值的观点产品，进而成为整个社会生态系统中健康的充满生机活力的一员。使命任务就是行为指令，它的变化决定了理论编辑的行为导向与实践遵循开始发生质的改变。第一层次：打造观点产品作为“观点产品提供者”，首先要自觉树立观点产品理念，有意识地打造观点产品。如前所述，打造观点产品与传统意义上的编辑工作不同，是对已有的各种资源、各种素材的整合提升。针对专家的约稿和一般化来稿，有些作品本身已经是比较成熟的产品，但更多的作品只是用来打造观点产品的素材，要想形成最具阅读价值的观点产品，还需要开展加工、整合、创新工作，附加多元化的智力创造，进一步优化提升产品的品质和形态。否则就无法称之为产品。具体而言，首先，是产品外观的问题。观点产品虽然是意识形态产品，是形而上的东西，但作为出版物，依然有其“形”，有其表现形式。形式不同、产品形态不同，传播效果也完全不同。其次，要对市场需求、消费者需求有充分的了解。市场欢迎什么样的产品，消费者即受众接受什么样的表达、喜欢什么样的题材，直接决定传播效果能否实现，这是由理论传播的内在规律决定的。再次，要尊重市场规律。产品本身一定要接受市场的检验，在竞争中彰显产品的价值和竞争优势。要创新编采机制、创新编辑部功能、重塑编采流程，使编辑团队在传统编采的基础上发展成为观点产品制作中心；并结合受众和市场需求进行再创造，将专家学者的新思想变成具有价值、易于传播的观点产品，让受众感受到理论创新的价值所在。第二层次：实现观点产品的最大化传播最大化传播是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的基本追求、使命所在。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1月25日在人民日报社调研时对人民日报提出要“扩大地域覆盖面、扩大人群覆盖面、扩大内容覆盖面，充分发挥在舆论上的导向作用、旗帜作用、引领作用”，[3]为我们推动并实现观点产品的最大化传播提供了方向指引。意识形态阵地是特殊的阵地，意识形态战争是没有硝烟的特殊战争。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意识形态领域局部多元多变的趋势日益明显，各类思潮的交锋更加激烈、愈发难以甄别。基于对新的传播时代的清醒认识和判断，只有坚持高位引领，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断创新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推动观点产品占据网络空间主渠道，才能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可以说，谁占领舆论宣传的阵地，谁就拥有了传播特定思想、意识、观念、文化的平台与渠道。当前，要不断拓展线上线下的理论传播渠道和空间，最大限度地整合一切社会资源，丰富理论传播的内涵与外延，打造融通式的理论传播格局，不断提升传播力、影响力。同时，积极运用大数据技术，对观点产品的传播趋势和受众反馈进行预判分析，把握思想舆情动态，提高理论传播的针对性和主动性，不断扩大观点产品的覆盖面，实现理论传播效应最大化。第三层次：实现观点产品的“惊险跳跃”这个“惊险跳跃”至少包含两次跳跃：首先是观点产品到观点商品的跳跃，然后是观点商品到经济效益的跳跃。前者解决的是理论传播的革命性变革问题，即由原来单一线性的“我说你听”变成多元互动的平等交流；后者解决的是理论产品的思想认同及价值实现问题，即高质量、有竞争力的产品在获得认可后，完成了商品属性意义上的价值实现。两次“惊险跳跃”完成了一项艰难的任务：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并充分实现的同时，又有效实现了理论研究与传播的经济效益，达到“双效统一”。只有从根本上解决受众对思想理论的消费问题，只有广大受众成为“消费者”，甚至自觉地掏钱购买观点产品，才能实现从观点产品到观点商品（经济效益）的跳跃。只有受众自觉接受并以知识付费形式进行购买，才能真正完成理论观点从输出到接受的完整传播，才有望实现理论传播的落地落实。只有实现这“惊险的一跃”，媒体才能获得社会及受众经济上的支持，借力“众筹”的经费使媒体的可持续发展变成现实；只有实现这“惊险的一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具有更加坚实的思想支撑。由此也回答了长期以来人们想知道的一个问题，即党报党刊该不该走向市场的问题；走向市场后，会不会变得只听市场的？实践所给出的答案是明确的：不会。只要我们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党管媒体、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就不会出现上述问题。党管媒体、党管意识形态，不是说只管党直接掌握的媒体，而是把各个方面、各级各类媒体、所有从事新闻信息服务和舆论传播的相关业务从业人员都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党管媒体、党管意识形态既是全局的、根本的，又是具体的、系统的。综上，在第二重境界里，理论编辑的职能进阶为打造观点产品，其自身定位演化为产品提供者。其本质是理论服务思想的确立，核心是观点产品的理念性改变，焦点是如何完成观点产品的“惊险跳跃”。这其中既有概念的提出、观念的突破，也有实践方法的改变，是理论编辑职责使命的质变性跃升。第三重境界：高端思想智库的建构者第三重境界是在前两个境界不断积累夯实的基础上的更高追求，位于整个理论传播生态系统中的头部。建设现代高端智库、发展成为现代化的高端媒体智库，这是包括思想理论媒体在内的主流媒体共同的、必然的选择，当然也是理论编辑所追求的并期待达至的更高境界。这个境界，使媒体在原有媒体属性之外，增加了适应时代发展的全新属性——推动创新、指导实践、服务决策，实现了媒体职能的历史性飞跃，实现了理论编辑职能价值的历史性飞跃。第一层次：服务学术研究，推动理论创新服务学术研究让理论编辑的视野更加开阔、能力更加多元，也让他们所打造的观点产品的种类更多、产品链条更长。进入高端思想智库境界，编辑与作者的关系悄然发生改变。理论编辑提供的已不是约稿、发稿这种简单的服务了，而是基于自己的理论积淀、采编能力施展更大的作为，从而在更为根本更为关键的领域服务学术研究、推动理论创新，助力其最大化传播。从实践维度来看，首先，理论编辑借助自己的传播优势、平台优势，与专家学者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相互交流，筑牢思想理论媒体向高端智库跃升的基础；其次，建设更强大的人才团队，当然，这个强大是建立在第一、第二重境界基础上的强大；第三，深入介入和深耕学术研究，积极申请国家和地方的重大理论课题，进行立项研究，使自身真正在学术研究实力上强大起来，在学术领域建立自身的理论学术地位和话语权；最后，建设更加科学、更加系统的指标体系、调查体系以及数据库，直接为专家学者的课题研究提供基础数据、调查样本、典型经验，既而深入推进和开展横向合作，等等。第二层次：服务实践发展，推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总结媒体报道新闻、进行理论传播，本身就是服务于实践发展。而作为具有媒体基因的高端智库，其服务的方式、内容和维度则与前者存在根本上的差异。这里的差异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传播与新闻报道的不同，也就是理论传播平台和新闻媒体的差异；二是智库化的理论平台和传统的理论平台的区别，高端智库平台服务于实践探索，致力于实践总结，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基础上提供高端智库服务。主要方式有以下三种。第一，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总结。即基于对发展成就、发展经验的深入调查，进行实践层面的经验分析，经由提炼归纳在理论层面形成具有一定普遍性意义的经验，再放诸更广的实践领域进行理论检验、理论创新，实现对于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创新探索。第二，构建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即通过建构指标体系，实现引导发展趋势、评价发展成果之目的。以《人民论坛》为例，随着数据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研究团队的不断壮大，其积极构建的思想家指数、公众思想指数（即民心向背问题的研究）、治理效能指数这三大指数的理论和现实价值日益凸显，正在加快推动内容价值的最优化、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实现。第三，前沿探索、先进经验的推广。通过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为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海量数据支撑、科学测评方法，为地方发展提供典型案例参考，引领实践创新，让高校学者与行政干部、中央与地方实现多元互动交流，共同努力为实践发展、理论创新作出贡献。基于理论与实践的创新结合，形成以对象化定制服务为核心特征的现代智库型全媒体商业模式，构建理论传播独具特色的核心竞争力。第三层次：服务高层决策，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服务高层决策，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是理论工作者、媒体工作者的至高理想。理论编辑具备服务中央决策重点的优势，主要包括调查群众所思所想所盼，研判社会思潮走向、思想动向，把握意识形态问题与安全，深入分析某一地域的重大问题、某一方面的重大国际问题，等等。服务高层决策这一需求对理论编辑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导向作用、启发意义：能够在中央需要的某些方面，深入掌握基层和全国的状况；能够更加明确地从某一个方面了解民心所向、民心向背；能够通过把握时代的发展方向、政策的发展趋势，为党的理论的创新发展作出贡献。由是观之，智库通过打造权威的理论产品，拓展了全新的发展空间，实现了理论与实践需求的全方位结合，实现对观点产品全流程、全链条的提升和超越。由此，“惊险跳跃”的方式和手段也就更为多元、更具有深层次的价值和意义了。要达成服务中央决策的目标，服务渠道的获取至关重要、理论平台的声誉至关重要，服务经验的积累至关重要、关键时刻的信任期待至关重要。由此，才能形成理论产品的金字塔效应、传播效果的金字塔效应、力量凝聚的金字塔效应、学术引领的金字塔效应。为党和国家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供重要依据、参考和支撑，确保智库提供的决策建议可信、可靠、可用，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使命。时代的发展赋予媒体尤其是思想理论媒体比以往更为深刻、更为广泛的内涵，仅仅进行传播业态的丰富和创新是远远不够的。要真正发挥思想理论、观点产品的核心优势，必须进行智库化转型，成为具有研究、评价、调查、服务等专业化服务能力的智库型媒体组织，为中央重大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提供决策参考。要始终站在理论前沿，把握舆论动向，进行思维创造，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壮大主流意识形态，做到既坚持正确导向，又实现有效引导，为改革发展提供有力的思想理论支撑。综上，在第三重境界里，理论编辑的职能是智库服务，自身定位是思想参谋。这是包含整个产品链、价值链、传播链、产业链在内的理论传播生态系统的高级形态。构筑良好理论传播生态，实现境界的不断跃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报、党刊、党台、党网等主流媒体必须紧跟时代，大胆运用新技术、新机制、新模式，加快融合发展步伐，实现宣传效果的最大化和最优化”。[4]在“万物皆媒”的时代，如何让党的理论以最迅速、最广泛的方式同群众见面，如何让党的理论传播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如何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要在创新创造中探索构建全新传播生态，在不断学习与融合发展中提升理论和思想境界。打造开放型、协同型理论研究生态，以深度合作赋予主流媒体新的生命力理论研究生态是一个开放的系统，系统中的多元主体相互依存，和谐共生；只有共同发力，形成合力，才能产生巨大的传播力、影响力。专家学者（教育家、理论家）、党政干部、媒体工作者，既是理论武装工作的关键对象，又是理论武装工作的重要参与者、积极推动者，是理论武装对象和理论武装推动者双重角色的统一，加强新时代党的理论武装工作，需要以专业知识为背景，汇聚专业领军人物和专职研究人员，建立专业化的研究平台，针对特定领域进行长期专题研究、深度融通研究、跟踪调查研究，源源不断产出具有思想性、建设性、科学性、前瞻性和独立性的思想观点产品。只有与生态系统中的其他要素深度合作、共赢发展，摒弃“单打独斗”的思维方式，组织跨体制、跨部门、跨学科研究，形成“1+N”的聚合模式，才能使我们的理论武装由“孤岛”变为“群岛”。打造权威专业、高度融合的理论传播生态，以全媒体传播矩阵增强智库核心竞争力当信息与思想传播的轨道不断拓宽、新型媒体的“躯干与四肢”更加茁壮之后，轨道上飞驰的列车、躯干所支撑的“头脑”也必须有足够的速度与质量，才能实现真正的融合发展，做到以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而这个“列车”与“头脑”，要靠优质的内容创新能力与思想产出水平赋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抓紧做好顶层设计，打造新型传播平台，建成新型主流媒体，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让党的声音传得更开、传得更广、传得更深入”[5]。当智库化建设作为理念贯穿于主流媒体的发展战略中，当我们进入到理论传播的第三重境界第三层次，就能激活主流媒体在内容生产方面的深厚积累，使其核心功能从讲好故事、传递信息，延伸至思想挖掘、战略研判、方案供给、价值传递；有望以现实导向、问题意识、思想深度，重塑和提振传统媒体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发挥好智库功能，主流媒体必须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延展传播链条，实现“流程再造”，搭建立体传播矩阵，助力智库媒体转型升级。打造深入基层、覆盖全面的调查研究生态，以服务决策奠定实践性基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传播生态中，只有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及时有效的良性互动，瞄准党和国家宏观决策重大需求，供需对接，共建平台，保持与决策部门的畅通交流、有效互动，避免与决策需求脱节、与实践需求脱节，这才是智库型媒体存在的应有之义。要聚焦为学之用、为政之用的研究目标，着力在中央关注的重大问题研究上下功夫，做到“想中央所想、急中央所急”，提炼关键的科学问题和基础问题，建立研究的理论框架，对中央关心、影响全局的重大问题及时拿出高质量成果，提供实用管用的政策建议。而这对媒体及编辑记者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智库化转型打造“人才集训营”，引导理论编辑不仅要作为记录者，而且要成为既有一线感知与专业积淀，又掌握传播渠道和传播技能的分析师、研究员，以“守正创新”的方式，做“曲高和众”而不是“曲高和寡”的思想理论产品，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打造推动技术、理念、流程、方法变革的融合创新生态，以新优势实现理论传播的境界跃升媒体融合是时代发展的大趋势。2019年1月25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举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专门探讨了这一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要运用信息革命成果，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6]。当前，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的挑战。[7]媒体融合时代，传统媒体的理论编辑使命和任务、理论传播模式必将发生巨大改变。理论媒体应以传播技术变革为起点，推动传播理念、传播流程、传播方法融合创新，进而构筑良好的理论传播生态，实现理论传播的境界的不断跃升。参考文献[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摘要“Vlog新闻”是将社交网络平台上的Vlog形态运用于新闻报道领域的创新方式。它具备了与生俱来的网络化和社交化的基因，能够赋予新闻以体验式的细节、共情共鸣的吸引力和鲜明的形式感，体现了Vlog新闻在当下传播场域中的独特价值。Vlog新闻激发了主流媒体对自我专业性和权威性的重新审视。在平台逻辑和媒体逻辑之间的角力下，Vlog新闻代表着受众正在从传统的对于专业新闻机构的信任转向针对记者个人层面的信任，原先以“信息的传播”为核心的新闻文本如今也更偏向于“情感的传播”和“体验的传播”。原文刊登于《中国出版》2022年04期原题为《Vlog新闻：社交媒体时代的新闻创新与观念挑战》近年来，“Vlog新闻”逐渐成为主流媒体展开新闻报道的新形态。在数字技术和社交平台的推动下，逐渐流行的Vlog（Video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杜贤：人民卫生出版社总编辑，编审。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第十三届韬奋出版奖获得者，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北京市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时代发展大势和媒体演变趋势，从全局和战略高度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引领推动媒体融合不断向纵深发展。总结和分析人民卫生出版社创新探索出版深度融合的实践经验，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以“健康中国，数字人卫”为发展方向，加速数字化转型升级，全流程创新探索深度融合发展，以“互联网+文化”为载体、以“互联网+教育”为渠道、以“互联网+健康”为目标，构建全媒体全方位全周期的“互联网+医学出版”新发展格局，通过“三步跨越、四步迈进、八步发展”迭代升级，驱动创新融合发展。原文刊登于《中国出版》2022年03期原题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创新探索出版深度融合发展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媒体融合发展。2014年8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就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作出重要指示，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再次强调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2019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把“课堂”设在了媒体融合发展的第一线。2020年6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2021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加快建设高速泛在、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在向第二个一百年奋进的关键历史时期，人民卫生出版社（以下简称“人卫社”）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以技术为支撑，以内容为根本，以“互联网+医学文化”为载体，以“互联网+医学教育”为渠道，以“互联网+医疗健康”为目标，以“健康中国，数字人卫”为发展理念，全方位推进理念、内容、载体、形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九大创新”和观念、机制、体制、人才、服务、内容、技术、平台、资源、资本“十大融合”，全方位落实“互联网+健康医疗”“人工智能+健康医疗”“互联网+医学教育”“互联网+健康文化”及“互联网+医学出版”，实现了“三步跨越、四步迈进、八步发展”迭代升级，探索出了一条深度融合发展之路。以新思想为指引，积极布局把握深度融合创新实践方向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思想精髓，人卫社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科学的出版导向，遵循医学规律、教育规律、文化规律、人才规律、出版规律和数字化规律，探索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机制、体制、模式和治理体系，始终坚持举卫生健康旗帜、聚卫生健康民心、育卫生健康新人、兴卫生健康文化、展卫生健康形象的主旋律和主阵地，创新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的深度融合发展。深刻认识领悟新思想的核心要义新闻出版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领域，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深刻认识到，推动媒体深度融合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重要内容，是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必然要求，是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抓手，也是培养新时代创新融合人才的内在要求。为此，必须加快媒体融合发展步伐，打造一批在国内外具有强大影响力、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更好巩固国家政权、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有力思想保证、舆论支持、精神动力和文化条件。准确把握传媒变革发展的历史方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媒体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互联网的舆论传播力和社会动员力日益凸显。从横向看，当今世界不同国家已将推动新兴媒体发展作为优先发展的重要领域，且社会思潮复杂多变，社会治理面临新的挑战；从纵向看，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技术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新技术催生新产品、新应用、新模式对传统媒体产生了较大冲击，实现深度融合发展，已是新闻出版行业的必然趋势。出版行业要从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来认识媒体变革的重要作用，勇于自我革命与创新，准确把握发展的历史方位。全面增强深度融合发展的历史责任如何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是摆在出版行业面前的重大课题。68年来，人卫社准确把握发展的历史定位，不忘文化初心、坚定文化自信，始终牢记传继历史、传承文明、传播文化、传授知识、传扬科技、传递信息的“六传使命”；坚持“双为”和“双百”方针，坚持融合发展的科学导向，打造了一大批引导增强政治意识、彰显家国情怀、体现质量品牌、生命至上、以人为本、关注民生、实用务实的卫生健康融合精品出版物，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文化出版单位的政治责任、使命担当。以新思想为指引，实施数字战略规划推进融合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媒体融合发展要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为此，人卫社坚持把数字化战略定为集团核心发展战略。2013年制定了《人民卫生出版社数字出版战略规划（2013—2020）》，构建了“124811”的融合发展顶层设计，即1个引领：健康中国、数字人卫，2大目标：国内领先、国际有影响力，4大战略：全领域战略、整体转型战略、公司化战略、持续创新战略，8大工程：中国医学数字出版和国际化信息平台、中国医学教育数字出版平台、中国健康科普数字出版平台、人卫医学百科数据库、人卫医学电子书城、人卫内容生产与管理平台、人卫数字印刷基地工程、中国医学教育慕课平台，以及11大领域：医学教育、医学学术、医学考试、健康科普、电子书、App、报刊出版、数字印刷、国际化、创新拓展、技术和营销。人卫社在总结68年发展历程、13年（1995—2007）电子音像出版、5年（2008—2012）数字出版起步和近8年（2013—2021）全面深度融合发展，即人卫社数字化转型升级“681358”发展沿革模式的实践经验基础上，推动“三步跨越、四步迈进、八步发展”的深度融合纵深发展。国家级医学数字教材建设2013年，人卫社创新启动并出版了国内首套国家级医学数字教材，引领新时代医学教育手段方法变革和教学模式创新。在人卫社的组织与推动下，30多位院士、150多所院校、1300余名专家教授共同努力塑造经典，以中国医学教育“干细胞”教材——全国高等学校五年制本科临床医学专业第八轮规划教材为蓝本，全面开展医学数字化教育的探索和研究工作。中国医学教育慕课联盟及平台建设2014年，人卫社发起并组织成立中国医学教育慕课联盟，上线了医学专业慕课平台“人卫慕课”，联盟单位现已超过220家，涵盖各相关院校和科研院所、学会协会等。联盟单位之间初步实现学分互认，在推动优势资源共建共享、促进医学教育教学改革和培养卓越医学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医学教育慕课联盟、人卫慕课精品课程和平台、中国医学数字教育示范基地的建设，全面推进了“互联网+医学教育”创新模式。人卫开放大学规划和建设2015年，人卫开放大学正式启动建设。人卫开放大学以“互联网+”和“建设一流大学和学科”两大战略为支撑，以“互联网+医学教育+医学出版”为发展方向，坚持“校社联手、资源整合、共建共享、学分互认、开放共赢”的发展理念，推进医学教育“网络化、数字化、个体化、终身化”，从服务院校教育入手向继续教育延伸，服务公共卫生事业，促进全民健康教育，是实现跨单位、跨领域、跨空间的数字化、整合化、开放化的在线医学教育平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给各类在线教育按下快进键，人卫开放大学借势快速迭代，升级建设“人卫继续医学教育网”精准服务在职专业医务人员，大力推进远程继续医学教育，并于2021年获批开展国家级远程继续医学教育资质。人卫社在卫生健康在线教育领域实现了又一新的突破。人卫融合出版建设和发展2016年，人卫社试点“一书一码”和融合教材建设，“以学生为中心、以课程为基础、以纸质为载体、以网络为纽带、以融合促共享”为理念建设人卫融合教材，丰富的课件、微课、音频、视频、动画、AR、VR以及考题试卷的数字内容加入了人卫融合教材，打造了一套“会讲课”“会说话”“会考试”的高质量立体教材。至今，人卫社完成了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毕业后教育等2600余种融合教材出版，实现纸媒－数字、线上－线下连接互动的教材服务模式创新。人卫健康医疗大数据智慧平台建设人卫健康医疗大数据智慧平台以“健康中国，数字人卫，智育内容，智慧平台，智能服务，全程终身”为战略规划和指导思想，是人卫社实现由传统的医药卫生出版者向医药卫生信息综合服务提供者转型的重要支撑，也是人卫社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落实国家推动健康医疗大数据融合共享、开放应用，规范“互联网+健康医疗”服务平台的抓手。2016年，人卫健康医疗大数据智慧平台“医学学术”子平台——中国临床决策辅助系统正式上线。该系统即“人卫助手”系列知识服务数字平台（目前包含人卫临床助手、人卫用药助手、人卫中医助手、人卫INSIDE和人卫CDSS），累积用户已超过100万，并积极参与国家健康扶贫、科技扶贫和精准扶贫工作，落地多个省市基层医疗机构，受到广大基层医务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的广泛好评，并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2019年度数字出版精品遴选推荐计划。在“人卫助手”系列平台的基础上，人卫社大胆运用新技术、新机制、新模式，建立人卫知识数字服务体系，构建起全程数字化、生产中台化、服务场景化、运营多元化的知识服务架构。人卫医学AR、VR、MR及3D数字出版研发人卫医学AR、VR、MR及3D数字出版转型充分利用前沿技术研发建设系列虚拟仿真软件，如人卫眼视光虚拟仿真实训系统（眼视光VR）、助产虚拟仿真实训系统、人卫3D解剖学软件，AR、VR和MR等先进技术以及人机交互完美结合的沉浸式体验，让医学生和医师如同置身真实的实验室或临床场景，解决了传统实验教学资源分配不足的问题，有效提升了其实际操作能力和临床实践能力。健康AI、人工智能迭代人卫社将虚拟现实技术深度运用到医学领域和出版领域。在医学人工智能技术基础层面，人卫社数字化教材“牵手”科大讯飞“智医助理”机器人，在2017年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中取得了456分的好成绩，这一成绩大幅超过当年临床执业医师考试合格线，标志着在医学专业认知智能技术研发方面取得的显著进展。此外，在人卫医学考试辅导系统、中国医学教育题库等项目中，人卫社积极应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在医学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层面，人卫社在“人卫助手”系列知识服务数字平台中开始研发人工智能技术场景化“落地”，如在“人卫临床助手”App中建设“智能诊疗”系统，在“人卫用药助手”App中建设“智能问药”系统，通过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临床决策辅助支持系统更加科学化、智能化。5G、万物互联、区块链创新技术探索5G浪潮席卷而至，中国正在用中国智慧、中国力量、中国方案助推互联网升级，构建网络空间的命运共同体。从“见字如面”到“万物互联”，再到区块链创新技术，“网络强国”在“快车道”上快速前进时，人卫社积极探索运用5G技术提升平台和产品用户体验，让优质内容精准投送、让融媒体内容投放更高效；运用探索区块链技术打通数据信息的流通，消除多个平台和产品间的数据孤岛和数据烟囱，推动建立数字版权追踪，建立数字版权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在电子书发行领域加快研发数据“指纹”，打通版权维权的“最后一公里”。以新思想为指引，构建“互联网+出版”深度融合新格局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紧密围绕出版融合，人卫社从“相加”到“相融”狠抓落实，向着“融为一体、合而为一”迈进，塑造“人卫数字”品牌，融合发展工作取得显著成绩。人卫社连续获得多项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持，多项数字平台及产品荣获奖项及赞誉。2018年全国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动态评估综合评价显示，人卫社在全国各出版传媒单位数字出版转型升级综合指数排名第五位，在全国出版单位中排名第一，在知识服务类排名第一。人卫社数字融合收入连续几年保持较快增长，2020年数字融合收入近1亿元，比2015年增长100％以上，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良好结合。基于人卫社深度融合发展工作的经验总结，笔者提出以下五点思考。“互联网＋观念”融合总动员，擘画全局促进转型升级大发展人卫社始终坚持“根植卫生健康，服务健康中国”的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通过全媒体、全方位、全周期服务人民健康，擘画全局，面向全球，驱动主业发展，引领多元拓展，从如下10个维度创新开展工作，带动人卫社、人卫集团改革创新：创新精品教材建设，“立社之基”再创新高；创新学术品牌建设，“强社之本”再创辉煌；创新健康科普建设，“大社之责”担当使命；创新医学考试建设，“医教协同”做强教考培训；创新期刊出版模式，集群式发展强刊强社；创新药学精品体系，增强药学出版竞争实力；创新中医精品体系，夯实中医药竞争力；创新童书出版体系，拓展全生命周期健康传播体系；创新国际出版模式，打造“走出去”品牌；创新数字出版业态，加速融合发展迭代升级。同时，人卫社通过顶层设计，建章立制，协同推进，“全社一盘棋”，构建起立体的融合体制机制，在集团层面实现了思想观念的深度融合。一是将数字出版转型升级作为“一把手”工程，人卫社党委、董事会高度重视，组建了新兴媒体出版战略规划和信息化工作委员会，全社、全面、全程、全员立体协调。二是成立了智慧数字中心，统筹协调全社数字化转型升级融合发展工作。三是成立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全资子公司人卫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和北京人卫智数科技有限公司，创新母子公司协同管理机制，制定管理办法和制度，科学精细管理。“互联网+资源”融合总动员，统筹协调各方资源随着数字出版转型升级的持续深入，对资源融合的要求和形式也不断升级。在内容资源层面，人卫社通过对现有内容资源的版权清理、数字化转换、多样化产品生产等，探索全媒体、全版权内容资源挖掘利用，建立“内容为王”的新载体和转化平台，实现内容资源价值最大化。在编辑资源层面，建立部门间编辑协同工作机制，培养编辑的互联网思维、资源整合和应用能力，打造出符合媒体融合时期新要求的新型编辑队伍，实现编辑资源总动员。在专家、作者资源层面，推动专家从文字编著向富媒体编著、在线创作转化，建立由医学专家、数字专家、教育专家和技术专家融合共建创作团队，通过创客形式推动“作者－编辑－读者”团队人的融合、思维融合、出版融合。在组织机构层面，融合组建全国高等学校医学数字教材建设指导委员会和相关专家委员会，联盟、平台、基地融合对接。在用户资源层面，实现了统一用户管理，坚持以用户为中心，致力于向用户提供终身服务，通过大数据对用户进行画像及分析，精准满足用户需求，不断深挖用户潜力。在对外合作层面，人卫社先后与百度、腾讯、阿里健康、科大讯飞、北大方正、中国移动、丁香园、健康界等公司达成战略合作，进一步提升人卫社平台和产品的服务能力，形成了内容为“王”，技术为“后”的创新合作模式，实现了“内容服务商+技术服务商+移动服务商”的三商融合。以“互联网＋”七大业务板块为抓手，构建卫生健康智能服务体系作为传统出版强企，人卫社在各业务领域已积累了丰富的资源，建立了用户认可的品牌价值基础。人卫社以“互联网+教育”为载体抓手，构建医学教育智能服务体系；以“互联网+学术”为载体抓手，构建医学学术创新服务体系；以“互联网+健康”为载体抓手，实现医疗出版向健康出版转变；以“互联网+考试”为载体抓手，构建国家级考核评价智能服务体系；以“互联网+国际”为载体抓手，构建全球健康智能服务体系；以“互联网+出版”为载体抓手，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智能服务体系；以“互联网+主题出版”为载体抓手，开创后疫情时代融合出版新局。在推动出版融合向正确、深入的方向发展的同时，也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要坚持以选题为源头、编印发管全员、全程、全媒、全面推进，更要以服务卫生健康人才培养、涵养医学学术创新，推动健康思想理念、健康生活习惯、健康文明方式等需求为目标。创新实施“人卫品牌＋”战略，探索建设数字出版规范和标准新媒体的质量是融合效率和融合效益的重要基础，出版行业必须坚持高质量融合发展。人卫社将成立68年来形成的“九三一”质量控制体系全面复制到数字出版体系中，从选题源头开始推动数字出版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融合选题、培养融合作者、整合融合资源、精编融合内容、优选融合技术、遴选融合平台，坚持内容为王、严格三审三校、严格质控质检、严把质量关口，确保打造思想精深、内容精准、技术精湛、图文精美、新媒精彩、制作精良的“六精”新媒体融合品牌。同时，参照国家数字出版管理规定标准，总结人卫社数字转型的丰富成果，形成了一整套数字出版质量控制体系和质控标准，包括《人卫社医学数字资源制作技术标准》《人卫融合教材增值服务制作标准和相关技术标准》《人卫慕课课程建设标准》《人卫社数字资源建设评价办法及验收标准》《人卫社数字产品稿酬支付标准》等，不断加强数字产品内容、流程和新兴业态的质量控制，力争提炼并升华为行业标准，打造“人卫品牌+”数字出版规范和标准，实现融合发展的全面服务、全面转型、全面效益。拥抱未来，下好新时代创新融合发展之先手棋未来时代是数字时代，是大数据（BD）、人工智能（AI）和人类智慧（HI）交互融合、创新创造的时代，更是媒体全程全员全效全息深度融合纵深发展的时代。出版人要以新思想为引领，紧紧抓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机遇，以媒体融合发展拥抱未来，下好新时代创新融合发展之先手棋，继续写好深度融合纵深发展这篇大文章。尤其是面对百年未遇的新冠肺炎疫情，凭借68年传统出版和20多年融合出版形成的应急出版体系，人卫社经受住了大考，形成了纸数同步出版、电子版优先发布、纸质版精准推送、国内外同步传播的“互联网+抗疫出版”的深度融合发展新模式；纸质数字融合、线上线下交互、国内国际互动的数字出版体系成果谱写了“执笔出征、出版上阵、知识服务、科学战疫”的主题华章，形成了“互联网+出版+科普+学术+教育”的纵深融合发展新格局。这充分说明了数字融合出版的资源、产品和平台优势，充分证明了利用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重构网上出版生态链、产业链、营销链、社区链和区块链的重要意义，充分昭示了数字融合出版开创未来出版新时代的勃勃生机和强大活力。未来已来、以史为鉴，融合引领、开创未来。人卫社将以提升融合力为重点，继续创新写好媒体融合发展文章，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持续推进研发“人卫智能编校助手”，服务重构数字化编校流程；持续推进研发“人卫系列”助手，服务1000多万专业医务工作者；持续推进研发构建健康医疗大数据平台，服务14亿人民群众；坚持“大数据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5G”，先行先试，构建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和5G背景下的现代出版体系，提升现代出版治理能力，共同为数字中国战略、教育强国战略、文化强国战略和健康中国建设做出出版行业应有之贡献。参考文献[1]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强调：依靠改革应对变局开拓新局

本文系中宣部副部长张建春在2022年全国出版（版权）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原文刊登于《中国出版》2022年第3期刚刚过去的2021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出版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在大局下谋划、在大局中推进，牢牢把握正确方向导向，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扎实履行使命任务，思想旗帜更加高扬，主流思想舆论更加壮大，行业发展更加蓬勃向上，文化自信更加彰显，意识形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出版战线不断呈现新气象、展现新作为，为庆祝建党百年营造了良好的思想文化氛围。进入新发展阶段，出版工作面临一系列新机遇新挑战，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心怀“国之大者”，找准历史方位，提高政治站位，保持战略清醒，切实增强做好工作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贡献出版力量。一、高举思想旗帜，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出版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之旗、精神之魂。要始终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出版宣传作为出版战线首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的出版精品，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忠实践行者。1.坚持高站位谋划。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要站在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切实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以最高标准，在题材体裁、内容形式、语言风格、传播方式等方面守正创新，打造更多精品力作，让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和实践伟力，充分领略习近平总书记的精神品格、人格魅力、领袖风范，进一步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2.精心打造重点作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两个结合”，深刻回答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形成了系统全面、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内在统一的科学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要发挥出版严谨深刻、系统专业的优势，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原创性治国理政新思想新战略，打造一批重点理论力作，深入阐释“十个明确”的深刻内涵及其内在联系，彰显新飞跃的理论高度和思想深度。要注重深入浅出，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结合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推出更多通俗易懂、新颖活泼的学习读物，引导人们感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精神力量、实践力量。3.大力提升传播效果。在新的征程上，必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推动实践。这就要求我们十分注重创新方式手段，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得更开、更广、更深入。要进一步加强网上网下发行，发挥各类渠道资源优势，组织开展主题展示展销和主题阅读活动，扩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图书覆盖面。要继续全力做好重要著作、权威读物对外出版发行和宣传推广，策划实施好重点项目，引导国际社会增进对中国理念、中国道路的理解认同。二、突出重点任务，以主题出版和重大工程为牵引打造出版新标杆新时代新征程，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精心打造立心书、传世书、良心书，倾力推出夯基础、谋长远、兴文化的重大出版工程，传递人民奋斗、时代奋进的铿锵足音，镌刻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促进全社会精神力量极大凝聚。1.聚力打造一批主题出版精品。要聚焦党的二十大，提前谋划、精心策划重点选题，推出一批理论力作、通俗读物、长篇小说、纪实文学，以及少儿读物、美术画册、报刊专栏等，大力营造迎接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的浓厚氛围。要聚焦新时代，重点组织出版好“新时代新成就书系”、“强国书系”、“纪录小康工程书系”、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主题读物等一批出版精品，进一步提振奋进新时代的精神力量。要聚焦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出版更多研究著作和普及读物，激励干部群众感悟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2.倾心打造重大出版文化工程。刚发布的出版业“十四五”规划，确定了一批具有长远意义、代表国家文化形象的重大出版工程和重点出版选题。各地各出版单位既要配合好支持好这些重大出版工程，也要积极策划一批重大出版项目，以重大出版工程和项目为抓手，打造时代“高峰”之作。特别是要着眼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盘棋”推进全国古籍工作，加快推进重大文化价值典籍整理出版，加大经典古籍权威版本普及推广，加快实施国家古籍数字化工程，汇聚共享优质古籍数字化资源，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3.高质量建设国家版本馆。建设国家版本馆，是党中央批准实施的重大文化工程，已经列入国家“十四五”规划重点工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和思想认识，深刻把握建设国家版本馆的重大意义和深远考量，汇集社会各方特别是出版全战线的力量支持。开馆展览展品征集和总馆重点藏品征集，是工程内容建设的基础性关键性工作，直接决定版本馆的质量水准。各地各部门各出版单位要抓紧行动起来，以为工程做贡献为荣，积极配合做好开馆展品和馆藏版本征集工作，以丰硕成果向党的二十大献礼。4.持续推出各类出版精品。围绕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持续打造精品力作，不断增强人民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要推出更多体现中国特色的社科类出版精品，积极反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结晶，推出更多回答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理论读物；立足中国实际、聆听时代声音，大力出版回答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反映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最新进展的原创学术成果。要推出更多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科技类出版精品，着眼满足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需要，推出一批前瞻性、战略性科技著作；着眼满足科技爱好者、普通读者的科技知识阅读需求，推出一批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的科普读物。要推出更多化人育人的精品读物，着眼展现新时代的精神气象，多出版能够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的出版精品，多出版反映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的优秀文学作品，多出版倡导新时代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行为规范的优秀作品；立足培养好未来人，推出一批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读本绘本，一批反映历史、讴歌时代的网络文学，一批主题鲜明、正能量充沛的网络游戏，以出版正能量培育时代新人。三、着眼强国建设，推动新时代出版业高质量发展锚定2035年建成出版强国目标，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坚定走高质量发展之路，推动出版（版权）工作提质增效、由大变强，加快向出版强国迈进。1.打造出版印刷发行优势企业。要着力打造具有强大影响力、竞争力的领军出版企业，实力雄厚的企业集团要立大志、谋长远，进一步聚焦出版主业，探索市场化方式加强资源整合，扩大规模实力，尽快打造一批行业“龙头”，带动出版业整体实力大幅提升。要着力打造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专精特新出版企业，专业优势凸显的出版企业要大胆探索差异化发展道路，积极适应高品质、个性化的市场需求，深耕优势领域，形成独特核心竞争力，形成更多出版领域的独角兽和“单项冠军”企业。要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着力打造实力雄厚、知名度高的国际化出版企业，在国际出版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围绕支持国家科技创新，深化实施“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打造一批国际一流科技期刊。2.深度推进出版融合发展。在壮大传统出版业的基础上，提升出版融合发展水平，做大做优新业态，形成发展新引擎，推动产业新增长，巩固网上出版阵地。要坚持网上网下一体推进，站在出版单位整体实力提升和长远发展动能积蓄的高度，辩证看待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的关系，重塑一体化体制机制，积极运用传统出版资源支持融合发展，以新兴出版整合优化传统出版资源，注重新技术赋能，建立一体化内容协同生产传播新体系，实现全方位的相融相通。要加强顶层设计高位推进，认真落实出版业“十四五”规划关于出版融合发展的安排，出台促进出版深度融合的政策措施，开展印刷业数字化发展改革试点，研究深化发行渠道深度融合新举措，强化宏观引领与顶层设计，不断提升我国出版融合发展整体水平。要抓好示范引领重点推进，实施好出版融合发展工程、报业创新发展引领示范工程，抓好科技与标准创新示范项目，加快发行渠道数字化转型，聚焦产品、平台、企业、人才、技术、标准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布局，推出一批标志性项目，引领驱动出版融合发展。3.促进版权产业繁荣发展。加快建立版权保护、版权登记、版权贸易“三位一体、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提高版权工作效能。要用好版权手段支撑相关产业发展，强化版权全链条保护，针对重点领域加强版权专项保护，开展好北京冬奥会版权保护专项整治、青少年版权保护季行动、“剑网2022”专项行动，严厉打击侵权盗版行为，保障版权产业健康发展。要优化版权产业发展政策措施，积极推进国家版权创新发展基地和版权交易中心建设，以中国国际版权博览会为龙头打造全国版权展会授权交易体系，推动版权与各相关产业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全面推进著作权登记工作规范化建设，继续开展全国版权示范创建工作，更好发挥典型示范的辐射带动作用。4.大力建设书香社会。要围绕“4·23世界读书日”，集中力量高标准办好首届全国全民阅读大会，搭建全民阅读政策解读、数据发布、项目展示、经验交流的权威平台，形成品牌、扩大声势，为党的二十大营造团结、和谐、向上的书香氛围和文化环境。要进一步打响“书香中国”品牌，着眼最大限度调动各地群众参与全民阅读的热情，进一步规范各地全民阅读活动品牌名称，统一“书香中国”品牌，广泛开展各类主题、特色阅读活动。要常态推动书香社会建设，完善常态化机制，深入推动全民阅读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业、进军营、进网络；加强特殊人群的阅读保障，深化乡村阅读推广，推动农家书屋阅读提质增效，促进阅读服务均等化，将全民阅读活动与其他群众性精神文化活动有机结合，大力建设好书香社会。四、提高治理能力，确保出版领域意识形态绝对安全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出版（版权）工作的全面领导，不断完善党领导出版工作的体制机制，坚持安全为要、稳字当头，按照明责任、重研判、强管理、善斗争的思路要求，毫不放松抓好出版各领域各环节管理工作，切实筑牢意识形态安全屏障。1.严格出版内容质量管理。出版业发展壮大，管理是基础。要进一步加强出版导向管理，始终把导向放在首位、丝毫不放松，抓制度、抓源头、抓全程、抓问责，坚决杜绝出现导向问题。选题策划、组稿编稿、三审三校、质量检查等各个环节，对导向问题都要零容忍，切实维护意识形态安全。要严格出版质量管理，坚守出版品质，树立精品意识，加强选题、编校、装帧、印刷、发行、宣介等全流程、各环节把控，确保导向正确、内容过硬、体例严谨。网络出版物也要严格内容质量标准，提高编辑含量，严格落实先审后发制度，加快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2.大力净化网络出版生态。从严从实、一抓到底，坚定推进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生态治理，营造良好的行业生态。要坚决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切实加强网络游戏内容审核，不断完善网络游戏长管长严机制，着力提升网络游戏内容质量和文化内涵，严肃处罚违法违规行为，为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网络文化环境。要坚决遏制价格战扰乱市场秩序，加强和规范图书发行管理，特别是对出版界反映强烈的超低价直播带货、线上打折倾销等网络发行折扣乱象开展专项治理，研究推进图书价格保护，完善政策法规、健全监督制度，力求抓出实效。对合作出版中放弃出版环节审核把关，以及报刊搞有偿投稿、有偿新闻、租售版面的，要严厉打击惩处。对电竞、剧本杀、元宇宙等新业态在出版领域的应用，要加强前瞻性研究和管理，既管住意识形态和文化安全风险漏洞，又引导其健康发展，发挥积极作用。3.运用多种手段加强综合治理。要强化出版资源配置运用，按照控制数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的总要求，进一步增强出版资源配置的科学性精准性，确保书号用在出好书的“刀刃”上，逐步优化办刊结构。要深入开展“扫黄打非”，统筹做好打击、防范和治理工作，开展好集中行动和专项整治，大力扫除涉黄涉非有害信息和各类文化垃圾，坚决斩断不良内容和有害信息传播途径，牢牢守住政治安全底线、筑牢文化安全防线。要跟进行业发展，聚焦突出问题，尽快修订出台一批出版、版权领域政策法规文件，不断健全完善依法行政的法律依据。五、着眼长远发展，大力培育新时代出版英才出版工作强起来，根本上要靠人才队伍强起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文化强国、出版强国，迫切需要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专业出版人才队伍。1.努力打造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出版“铁军”。出版工作首先是政治工作，出版队伍素质首要的是政治素质。要持续深化理论武装，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深化对“两个确立”决定性意义的认识，不断提高出版战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要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为重点，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不断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教育引导出版战线党员干部进一步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更好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起来，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下去。要自觉践行政治家办出版要求，着眼新时代出版事业发展需要，选优配强各级出版单位领导班子，把政治上可靠、熟悉出版业务、敢于担当作为的干部充实到领导岗位，以增强“四力”为重点加强干部培养锻炼，推动出版工作者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强化政治理论学习培训，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培训的核心内容，提高办班层次和质量，强化政治把关能力培训，突出针对性实效性，引导出版工作者切实提高政治素养、理论涵养、党性修养，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2.规划建设新时代出版人才矩阵。要着眼打造新时代出版家，在出版重大工程、重点任务、重要工作中，支持一批有较强引领力组织力、能够担当重任的出版领军人才。要围绕出版理论研究、古籍整理出版、出版融合、国际传播等重点领域，多方式多渠道培养和调集领军人才。要加快培育骨干人才队伍，重点培养一批基础扎实、业务精通的出版理论专家、古籍整理专家、优秀骨干编辑、审核校对能手、数字出版行家、印刷发行人才、版权运营专才、出版走出去人才、全媒体编辑记者等，支持他们在重要工作中挑大梁、当主角。要注意培养出版后备人才，通过传帮带、教育培训等方式提升青年人才素质，在各类人才培养引进支持计划中向青年人才倾斜，完善优秀青年人才全链条培养制度，重视解决青年人才面临的实际困难，让他们安身、安心、安业。要进一步重视编辑、校对人才培养，加快恢复校对部门并充实力量，不断提升选题论证、内容把关、文字编校等专业水准。3.创新出版人才培养机制。要优化出版人才培养激励机制。对急需紧缺出版人才，该使用特殊政策时就大胆使用，探索实行重大出版项目“揭榜挂帅”“赛马”制度，为优秀出版人才搭建比学赶超、干事创业的平台。加快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出版人才评价体系，不断提高出版对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要扎实推动中国特色出版学科建设，加快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出版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不断提升教学科研能力和人才培养水平，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出版事业。要发挥好出版智库的人才聚集作用，深入实施出版智库高质量建设计划，打造出版智库方阵和人才高地，为新时代出版工作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权威，学术，更多精彩尽在2022《中国出版》敬请订阅！新闻出版管理者的参谋新闻出版工作者的益友新闻出版研究者的平台投稿邮箱：zgcb@vip.sina.com订阅电话：010-87622016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原文刊登于《中国出版》2022年01期原题为《防止过度使用“影响因子”评价哲学社会科学期刊》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印发《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一手抓繁荣发展，一手抓引导管理”。文件用“引导管理”的表述，笔者认为是因为学术出版的管理应有别于一般行政监管，应通过引导性管理的措施，达到建设性规范的目的，从而推动学术研究和学术出版健康发展。引导管理靠什么？比较直接、现实的措施是靠评价机制，发挥评价机制“指挥棒”作用。因此，《意见》进一步明确：完善学术期刊相关评价体系。改进完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以内容质量评价为中心，坚持分类评价和多元评价，完善同行评价、定性评价，防止过度使用基于“影响因子”等指标的定量评价方法评价学术期刊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探索建立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评价的行业标准，加强对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评价的引导规范。引导相关单位在学术评价、人才评价中准确把握学术期刊的评价功能，防止简单“以刊评文”、以“核心期刊”“来源期刊”等评价学术期刊及论文质量，反对“唯论文”和论文“SCI至上”等不良倾向，避免SSCI、CSSCI等引文数据使用中的绝对化。笔者认为，防止过度使用“影响因子”评价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是学术匡正之策、避害之举。防止过度使用“影响因子”改变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学术生态2016年以来，笔者参与学术评价制度改革的政策调研和相关文件起草工作。2021年年初，笔者在《编辑学报》发表《略论现行评价机制的历史作用及其危害》一文，对评价体系改革有关政策问题做了一个回顾。评述SCI引入我国发挥的历史作用，分析SCI怎样被异化为“唯SCI”评价标准。文章提出学术评价“唯SCI”的四方面危害：一是学术论文、科研经费、科学数据外流；二是数据库议价权、学术主动权、学术话语权受制于人；三是出版生态、学术生态、社会生态失衡；四是科技安全、信息安全、战略安全隐患。现在看来，还有一个危害：解构学科联系，割裂学术研究的统一性、系统性、联系性。近些年来，学术期刊资源配置方向，更加趋向于配置在学科细分领域，通过调整审批政策，支持创办“高、专、精、特、新”的期刊。同时，全球学术期刊又出现向综述方向“回流”的趋向。对此，2019年笔者去北大开展调研，有学者表示，当前社科学术研究过于细分，研究唐诗的不通宋词，研究宋词的不通元曲。什么原因？学科细分、研究细分、学术细分。为什么会细分？比较好发表文章。对于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学术可以求精求专，但求分求细就要琢磨了。因为，大学问都是文理双栖融合、碰撞、糅杂出来的。科学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这么分下去，就会割裂学术的系统联系。大学问难以形成，大学问家难以寻觅。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十分中肯的意见，需要认真审视：如果科学家和研究机构单纯以“数量”来衡量科研能力，那么，论文生产的泡沫化问题就会愈演愈烈。这将恶化学术生态，解构学术范畴、浪费学术资源，造成学术研究的“真题”不多，基础研究“空心化”，学术传播“空载、过载”，最终阻碍科学的进步！防止过度使用“影响因子”影响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学术价值近年来，国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比较普遍地导入SSCI和A&HCI（即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与人文艺术引文索引）两个检索系统。其积极意义是，有利于推动人文社科学术国际交流，提高人文社会科学国际显示度，补齐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国际传播短板。同时也带来三个问题：一是评价方向失偏，引导研究者追逐热点；二是造成国家智力和知识资源分流；三是影响学术生态。对学术生态的影响，恐怕是危害更大的方面：第一，忽视国内重大现实需求；第二，弱化国内人文社科基础研究力量；第三，削弱国内期刊优秀论文供给数量；第四，平庸代替特色，跟风代替务实。片面追逐国际热点，将弱化人文科学学术的中国特色。笔者认为，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这涉及人文社科期刊如何践行为国内人文哲学社会科学服务的宗旨。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中明确指出：要按照总结历史、把握规律、坚定信心、走向未来的要求，把党走过的光辉历程总结好，把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总结好，把党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宝贵经验总结好，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砥砺奋进的理论和实践总结好。具体来说，就是要深入研究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百年历程，全面总结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伟大历史进程、为国家和民族建立的伟大历史功绩；深入研究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深化对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和掌握；深入研究党不断维护党的团结、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百年历程，深刻领悟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这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和政治优势；深入研究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百年历程，深刻认识党同人民生死相依、休戚与共的血肉联系，更好为人民谋幸福、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深入研究党加强自身建设、推进自我革命的百年历程，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坚定和执着，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深入研究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始终掌握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增强锚定既定奋斗目标、意气风发走向未来的勇气和力量。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就是要“锚定既定奋斗目标”，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总结好”和六个“深入研究”，提供有力的学术贡献和学理支撑。防止过度使用“影响因子”左右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学术导向进入21世纪，迅猛而来、迭代发展的新技术，拓宽着学术视野、丰富着学术语言，也改变着社会潮流。我们要看到科学技术是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同时，我们也要充分警惕技术驱动模式下的社会创新，可能带来的学术野蛮生长、盲目而失去方向。严肃、责任和理性的科学精神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学术出版工作者一脚踩着油门，一脚放在刹车踏板上。脚下是油门，手上要时时刻刻把牢方向盘。技术发展往往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是，学术要发挥思想引领的“定盘星”作用。比如，当前比较热门的元宇宙，产业、市场甚至资本一拥而上。但是，学术绝不可一哄而起，一哄而起的结果往往是一哄而散。更重要的是，对一些新概念，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要做到不轻易跟随；做人文社会科学出版的，更要做到不轻易跟随。“树生尚知静立水边，人学须遵默而识之”。身为出版人，要学会“静立”和“默识”。时刻反问自己，你听懂了吗？做媒体，要追其问、究其道、穷其理。道理很简单：媒体是社会公器，应保持质疑的本性。学界和传媒业应先于公众，冷静下来，正确把握“时度效”，认真做好学理分析和研究成果的评估应用。这绝不是仅仅依靠引用、靠量化评价就能解决的。学术研究要为这样的热点，去燥气、去虚火。结语2021年11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四届世界媒体峰会致贺信时强调，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相互交织、彼此影响，国际格局演变深刻复杂。如何正确回答时代课题，广泛凝聚世界共识，媒体肩负着重要社会责任。希望参会嘉宾围绕峰会主题深入探讨、增进共识，努力做民心相通的传播者、人文交流的促进者，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贡献。“正确回答时代课题，广泛凝聚世界共识”，媒体肩负着重要社会责任；“努力做民心相通的传播者、人文交流的促进者”，报刊肩负着光荣使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学术研究的“龙头”，引导管理，就是要引导这个“龙头”向高、向深、向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有“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学术态度，应当有“不畏浮云遮望眼”的学术清高，更要有“民心相通的传播者、人文交流的促进者”的学术担当！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工作者，正确回答时代课题，广泛凝聚世界共识，能够为党和国家百年构建的恒基伟业服务，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服务，感到光荣。我们要把这种光荣感，切实转化为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以期刊工作者应有的使命和美好的初心，切实担当起哲学社会科学期刊的使命。作者简介李军，中国期刊协会副会长，中央宣传部传媒监管局原局长，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报刊司司长。权威，学术，更多精彩尽在2022《中国出版》敬请订阅！新闻出版管理者的参谋新闻出版工作者的益友新闻出版研究者的平台投稿邮箱：zgcb@vip.sina.com订阅电话：010-87622016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摘要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科技创新与科普工作的背景下，作为科普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普图书出版迎来发展黄金期。研究结合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以下简称“苏科社”）科普出版的实践，提出科普出版精品化生产和品牌化建设的具体路径：立足优势领域，挖掘原创选题；高品质呈现，打造精品图书；抢抓优质资源，垂直深化发展；品牌化建设，引领未来方向；创新营销手段，向单品要效益；举全社之力，助力精品生产。原文刊登于《中国出版》2022年01期原题为《科普出版精品化生产和品牌化建设路径探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1]进入新时代，中国科普事业肩负着传播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的使命，在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协同发展中，让公众理解科学，让科学普惠人民，以更加强劲的科学普及之翼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科普工作，作为科普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普图书出版也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上涌现了一大批各具特色、满足读者需求的本土原创科普作品；与此同时，一些引进版科普图书以其先进的科学理念、精美的内容呈现等特点受到读者青睐。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六个方面入手着力加强精品化生产和品牌化建设，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科普图书精品。立足优势领域挖掘原创选题科普出版工作中，专业出版社积累了丰富的内容资源和作者资源，有着得天独厚的专业优势。应立足各出版社的优势领域，从品牌化建设视角出发，策划、开发独具特色的选题。以苏科社为例，长期以来，苏科社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以及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等专业科研机构紧密合作，在生命科学、天文学等领域积累了专业而丰富的作者资源，在此基础上，策划出版了一批得到市场认可的科普精品图书。打造品牌，引进优质科普作品。2005年，苏科社敏锐捕捉并密切跟进尊重科学、崇尚知识的思想潮流，推出了“青鸟文丛”。这套书以探索生命奥秘、关爱生命、保护生态为主题，渗透着“生态文化”理念，突出了“人、自然、生命”的和谐之美，引进了道金斯、古尔德等一批世界著名科学家的科普作品，并邀请生命科学等领域的学术专家进行翻译，出版了《奇妙的生命——布尔吉斯页岩中的生命故事》《大象之耳——自然法则与生命的秩序》《信天翁的眼睛——寻访海洋生物的世界》《祖先的故事——生命起源的朝圣之旅》等一批备受关注的科普作品。“青鸟文丛”这一科普品牌在读者中得到了一定的认可。紧盯一流，孵化原创科普精品。从服务党和国家提升全民科学素养和生态文明建设事业发展的大局出发，从科普图书的市场前景出发，专业出版社更要紧盯国内科技创新的最新趋势，“以我为主”孵化原创科普精品。在此思路下，苏科社推出了一批国内一流科学家的科考笔记，如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的周志炎院士主编的《远古的悸动——生命起源与进化》为代表的“远古系列”；著名滇金丝猴保护专家龙勇诚先生主编的《守望雪山精灵——滇金丝猴科考手记》；中国大熊猫研究第一人胡锦矗先生主编的《寻踪国宝——走近大熊猫家族》等。加强合作，布局专业产品线。在聚焦专业领域、发挥专业优势的基础上，更要布局产品线的开发。苏科社在生命科学、环境科学等重点领域着力打造自然科普、人文科普和少儿科普产品线。如自然科普产品线，与国际一流品牌合作，聚焦地球科学、生命科学、天文学，出版了《蓝色星球II》《珍稀动物全书：美国国家地理“影像方舟”》《国家地理珍稀鸟类全书——世界濒危物种的最后影像》《宇宙全书——国家地理新视觉指南》《BBC人体如何工作——照顾好你的身体》《NASA自然百科：认识宇宙》《BBC科普三部曲》等引进版科普作品。图书资源高端、稀缺，视觉呈现精美，收获了一定的市场认可度。人文科普产品线，则将人文思考带入科普领域，推出了一批优质的原创科普精品。如《芳华修远》《嘉卉：百年中国植物科学画》，将植物科学画这一珍贵的表现形式从科研机构推向读者，掀起了一股以艺术的方式让读者认知自然、认知科学的热潮；再如以“轻阅读”为特色的“手绘自然书系”，结合科学知识的专业描述和精彩的手绘图，既展现了科学之真、也传达了自然之美，吸引了广大年轻读者，让其在愉悦和美感中受到科学熏陶，培养观察自然、体味人生的生活态度。该系列陆续推出《遗世独立：珍稀濒危植物手绘观察笔记》及《笔落草木生》《撷芳：植物学家手绘观花笔记》等作品，其中《遗世独立：珍稀濒危植物手绘观察笔记》获得了“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图书”，《笔落草木生》《撷芳：植物学家手绘观花笔记》获江苏优秀科普作品奖一等奖。高品质呈现打造精品图书高质量的精品科普图书必须重视图书的呈现形式，要坚持精品意识，重视内容、图像的高品质以及图书装帧设计的一流品位，让精品图书有精致“品相”。这需要在内容提升与版式设计上下足功夫，力求把每一本书打造成内容价值高、视觉冲击力强、装帧设计美的高品质图书。内容上，力求科学与艺术完美结合。以《嘉卉：百年中国植物科学画》为例，潜心三年深入整理，由植物分类学家和著名植物画家联袂主编，100位文字作者参与撰稿，20位研究员参与审稿，收集了5代植物科学画师在百年间绘制的精美物种肖像，精选了680余幅精品画作，[2]采用目前最为前沿的植物分类系统——基于分子生物学的APG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摘要进入新时代，主题出版工作日益得到各出版单位的重视。“十三五”期间，少儿类主题出版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明显提升，众多专业少儿社在主题出版领域不断促进各出版要素的融合，创新主题出版的工作模式。苏少社坚持以体系化建设的思路去推进主题出版工作，将主题出版与精品出版、讲好中国故事、全民阅读活动以及党建工作相融合，打造新时代下融精品出版、双循环出版、融合出版为一体的主题出版新格局。原文刊登于《中国出版》2021年22期原题为《促进出版要素融合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摘要当前，主题出版物已成为图书市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少儿主题出版读物，逐步成为少儿图书市场刚需。基于对出版行业的观察，针对当前少儿主题出版面临的理念和创新两大问题，研究提出出版机构应在国家需求、社会需求、读者需求和企业自身发展需求中找准发展战略和产品战略定位，出版那些能够充分体现国家意志和时代精神、传承民族文化基因，具有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和实用价值的少儿主题出版精品。原文刊登于2021年21期原题为《少儿主题出版的理念与创新问题辨析》近年来，党和政府都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教育，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出要帮助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少儿主题出版物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和读者的喜爱，成为一种市场的刚性需求。本研究在对目前少儿主题出版现状的深入分析基础上，提出少儿主题出版应解决好理念和创新两大问题，围绕出书育人、立德树人目标打造少儿主题出版精品，帮助少年儿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促使少儿主题出版工作开展得更加长久，少儿主题出版的文化含量、艺术含量、思想含量更高。少儿主题出版的内涵和外延主题出版主要指出版机构围绕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工作大局，就党和国家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重大活动、重大题材、重大理论问题等主题而进行的选题策划和出版活动。[1]事实上，提倡和鼓励本国出版机构出版重要的主题图书也是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尽管其图书类别不是“主题出版”，但内涵是相同的。如法国国家图书中心为全国出版项目提供政府资助，主要扶持文学、哲学、有重大文学或科学价值的大型项目；韩国出版文化产业振兴院每年支援资助优秀图书出版，每年的入选书目中都含有讲述韩国历史、赞扬民族英雄等题材的图书；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在过去的40年间，为向海外宣传介绍日本文化的人文、社科、艺术类图书提供翻译和出版资助。少儿主题出版，就是配合党和国家的重要工作，以立德树人为目标，根据党和国家以及社会需求而进行的出版活动，旨在传递民族文化，传递人类生存智慧，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新人，培养对国家、社会和人类有用处、有贡献的大写的人、崇高的人、好人。2015年6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中国少年先锋队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时指出，“要做一个好人，就要有品德、有知识、有责任，要坚持品德为先”。[2]所以，少儿主题出版不仅要配合重大节日、重大历史事件等时间节点，更要从培养未来公民的角度，为未成年人教育服务，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服务。从这个角度策划和运作，少儿主题出版的选题思路才会更加开阔，少儿主题出版工作才能做得更加长久，少儿主题出版的文化含量、艺术含量、思想含量才会更高。少儿主题出版应秉承的理念为长远的事业，做好战略布局有人把主题出版或者少儿主题出版理解为当下的、“规定”工作，这是一种误区，也是一种错误理念。少儿主题出版不仅是眼下的工作，更是长远的事业。无论什么时候，少儿主题出版的目标都是出书育人。围绕出书育人，出版机构应该制定少儿主题出版的年度选题规划，三年、五年的中短期选题规划，或者更长期的选题规划，打造出本社少儿主题出版的特色产品群、特色产品板块。这是少儿出版社的“看家”项目、产业家底，更是少儿出版社的文化家底。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茅盾的著作《子夜》就是革命文学，后来叶圣陶写的《稻草人》、张天翼写的《大林和小林》、陈伯吹写的《火线上的孩子们》都是红色经典读物，还有像《小英雄雨来》（1948年发表于《人民日报》的前身《晋察冀日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被选进语文课本）、《林海雪原》（1957年出版）、《红旗谱》（1957年出版）、《红日》（1957年出版）、《小兵张嘎》（1958年出版）、《青春之歌》（1958年出版）、《红岩》（1961年出版）、《雷锋日记》（1963年出版），这些红色经典读物给了出版机构很好的启示。培养编辑人才，树立自觉的主题出版意识主题出版的创意和实施主要靠编辑，所以培养主题出版的编辑队伍至关重要，有了这支队伍就有了主题出版的基本保证。少儿主题出版需要编辑队伍树立自觉的主题出版意识，也需要出版机构培养对少儿主题出版充满激情、既敬业又专业的、有修养的编辑人才。现在有些出版社建立了主题出版编辑部，还有一些出版社专门培养了主题出版编辑，如接力出版社既有战略选题编辑，也有负责主题出版的专员。笔者认为，更要让所有编辑具有自觉的主题出版意识、主题出版核心素养和综合素质，以及主题出版的激情，让他们明确主题出版的意义和价值，充分认识自身的文化和社会担当，倾情投入少儿主题出版事业中，这样就会出现更多少儿主题出版的选题策划者和实施者，让少儿图书主题出版快速拓展，走得长远。开拓思路，打造丰富多元的题材样式少儿主题出版物的题材不仅集中在科普百科板块，实际上，图画书、故事、小说、纪实文学、人物传记、经典名著的儿童版，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儿童通俗理论读物，写给孩子看的党史、军史、国史故事等等，都可以成为少儿主题出版的题材和样式。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出版的图画书《我的祖国》、“美丽中国·从家乡出发”系列等，党建读物出版社和接力出版社出版的儿童故事“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系列，接力出版社出版的科学社会主义经典名著的儿童版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摘要传统出版业适应互联网时代的融合发展趋势，在不断转型的过程中，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化，专业属性也愈加显著，这对专业出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专业出版社有着得天独厚的专业优势，应根据自身特点，打造独具特色的产品，逐步打造专业的出版品牌；在文化发展的大潮中找准自身定位，走专业化、特色化的发展道路。原文刊登于2021年19期原题为《文化立社

为文化繁荣担使命邱少华：新时期出版人的责任担当与六种思维王芳：教育出版社数字化转型发展策略研究王焰：做强教育出版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摘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国际国内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大背景下，大学出版应要坚守为教学科研服务、为教育教学服务的使命和宗旨，充分把握高等教育和母体大学的优势，以创新的出版内容与出版形式，做好学术文化、教育理论、经典阅读等优势选题的出版，走出一条主业突出、特色鲜明、充满创新活力的现代出版企业之路，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轮驱动”，助力中国文化与智慧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弘扬并落地生根。原文刊登于2021年13期原题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大学出版高质量发展：内涵、动力与路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为未来五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擘画了宏伟蓝图，并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双循环”已成为各行各业讨论的热点，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统筹国际、国内大形势的基础上，着眼我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做出的战略决策，是应对新发展阶段机遇和挑战、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战略抉择，更是实现我国“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出版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重大战略调整必然成为出版产业改革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作为我国出版事业的共建者，大学出版是服务教育改革、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力量。步入新时代，大学出版必然要积极站位国家发展大战略和时代发展大格局，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新特征、新变化、新要求，主动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增添动力活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大学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文化消费需求是提振内需不可或缺的力量，尤其是基于文化强国建设的宏伟目标，不仅需要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更需要文化产品的高质量供给作为支撑。在此背景下，出版业面临着重大的发展机遇，大学出版亦能大有作为。尤其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大学出版高质量发展对内要认真履行服务教育改革、服务教学科研的责任与使命，积极适应新的时代背景下国家战略的新环境，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并转型升级。对外应更好地履行传播优秀学术文化的历史使命，以着力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话语体系为目标，增强国际传播的观念，担当起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龙头，积极开拓和占据文化产业国际消费市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大学出版高质量发展既是历史经验又是现实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出版取得了较好的发展质量和较快的发展速度，成为我国教育出版和学术出版的重要力量。同时，涌现出诸如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一批专业优势显著、品牌特色鲜明的优秀大学出版社代表。他们凭借专业特色，不仅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也为大学出版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发展路径，积累了大学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历史经验。但市场竞争不会平分秋色，全国百余家大学出版社整体上还存在产业集中度低、产业规模小、市场核心竞争力弱、内容创新能力不强等瓶颈。面对新时代民族复兴的伟大重任，大学出版将面临更为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竞争环境，必须全力适应新的时代背景下国家战略、社会需求、科技进步的新环境，积极主动谋求更大作为，谱写出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大学出版高质量发展是构建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衡量文化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最重要的不是看经济效益，而是看能不能提供更多既能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又能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文化产品。”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摘要在媒介化视域中主播的媒介身份被重新界定，主播的媒介行为与社会互动关系也被重塑。由此，文章在媒介化视域下就重识主播的符号内涵与价值提出了影响力触达的操作路径，为新传播生态中的主播研究提供新思路、为解决传统主播创新困境提供策略参考，以期有助于主流话语传播力与影响力的提升。原文刊登于2021年11期原题为《重识主播：试论媒介化视域下主播符号内涵与影响力触达》随着移动终端的普及、短视频与直播应用的爆发式增长，我们进入了“人人皆主播”的时代。主播是传播过程中承载内容的主体，是视频、音频内容的主要表达渠道，在内容视频化表达占据主流的趋势中，其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当前泛众化的传播格局有助于拟态化公共领域中的信息流动和社会共识的达成，但传统的管理思维、研究范式缺少对网民需求的关怀以及对网民个性化成长环境的关照，因此出现了一些治标不治本的应对方式。麦克卢汉曾指出“媒介即信息”，意思是媒介本身就是一种有着巨大变革力量的信息，新媒介的出现不仅会丰富传播渠道、拓宽信息通路，更会对社会资本、社会关系进行重新分配与再度组合，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变革，这便是新媒介出现的价值与意义所在。正如，媒介化视域强调的技术与社会互动，认为媒介既是一种技术手段，也是一种文化形式。媒介化可以促进媒介的大融合，形成新的连接和与传播业态的重构。主播的符号内涵：构成要素与社会功能一般认为，主播（主持人）是媒介产品中处于主体位置的重要角色，他们通过语言或非语言的表达方式推进媒介产品的进程、将媒介内容传达给受众，是媒介效果呈现的“最后一棒”。然而，随着媒介融合的纵深发展，社会媒介化（mediatization）程度的加深，主播的符号内涵被新型传播形态所界定，主播也正以媒介逻辑（media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社长简介王焰，编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董事长、社长，从事图书出版工作30余年，策划重点图书数百种，其中《中国文字发展史》《中古汉字流变》等多种图书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等国家级大奖。2019年，荣获第十三届韬奋出版奖，同年入选中宣部2019年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原文刊登于2021年9期原题为《做强教育出版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摘要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中，党的出版工作在荆棘中砥砺前行、探索中奠基兴业、改革中开创新局、奋进中开辟未来，取得了一系列伟大成就，凝聚了许多实践创造。回顾百年出版历程，斗志鼓舞、催人奋进；感悟百年出版实践创造，启迪智慧、砥砺品格。原文刊登于2021年8期原题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出版与实践创造》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党的百年进程中，党的出版事业在荆棘中砥砺前行、探索中奠基兴业、改革中开创新局、奋进中开辟未来。站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和“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上，回望党的百年出版奋斗历程，感悟党的百年出版实践创造，对于学习党的历史，弘扬党的传统，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出版强国建设新征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荆棘中砥砺前行毛泽东曾经指出，研究党史还应了解一下党创立前的有关情况，否则难以明了历史发展的脉络。[1]《新青年》《共产党宣言》《共产党》等书刊所刊载的内容，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对这些书刊情有独钟、赞扬有加。正是受陈独秀所创办《新青年》中提倡科学、民主、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毛泽东彻底抛弃康梁学说，开始向激进民主主义思想转变。[2]毛泽东还曾深情地提及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本，是其铭记于心的三本书之一。[3]而对于1920年11月7日创刊的《共产党》月刊，毛泽东认为“旗帜鲜明”。[4]党成立后，更是把出版工作放到十分突出位置，把书报刊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进行革命斗争最锐利的武器。一大中央局分管宣传工作的李达，[5]具体工作就是担任党成立后所创办的人民出版社社长。二大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直接参与了《向导》周报的筹备工作，并亲自拟定办报方针。[6]毛泽东曾在三大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创办的《前锋》月刊[7]上发表《五年来的苏俄外交》一文，高度颂扬革命胜利后的苏俄。[8]“八七”会议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分别创办中共中央机关报《布尔什维克》和《红旗》。[9]由于白色恐怖，这些报刊和出版机构或被迫停业或被封杀。在中央苏区，《红色中华》《红星报》等相继创刊。在战火纷飞中诞生的《红色中华》可谓筚路蓝缕、薪火相传。尽管中央红军撤离苏区开始长征后其被迫停刊，但中央主力红军到达陕北后的第二月就恢复了出刊。[10]西安事变发生后，为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实行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色中华》于1937年1月29日更名为《新中华报》，报纸赓续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摘要近年来，主题出版逐渐成为我国出版业界和学界的热点，但是依然存在矛盾和问题。在新发展阶段，主题出版的理念和需求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也加快了主题出版从理念到实践的快速转型与蓬勃发展。基于对主题出版概念、边界、作者、市场、融媒体、国际化等方面深层次问题的集中思考，探讨立足中国现实、影响世界的主题出版原创理论，使主题出版真正进入先进理性、高质优效的道路，成为凝聚社会共识、传播主流价值的平台，为建设文化强国作出独特而重要的贡献。原文刊登于2021年7期原题为《主题出版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七问》近年来主题出版的理念和需求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催生有关方面认真思考如何做好主题出版。主题出版要在新一轮出版事业转型发展中起到带头和示范作用，发挥“举旗帜、聚民心”的重要功能，为文化强国和民族复兴作出独特而重要的贡献，就必须系统思考和面对主题出版发展所遇到的深层次的问题，[1]使我国的主题出版事业真正进入先进理性、高质优效的道路，真正成为凝聚社会共识、传播主流价值的平台，真正发挥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作用，真正成为读者百姓喜闻乐见、朝读暮议的精品。截至2020年10月，中国知网搜索显示有1400余篇主题出版相关论文。由于以往党和政府自上而下推动主题出版力度较大，这些论文中绝大多数都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研究的深度有待加强，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随着主题出版走向纵深，面对我国主题出版提质增效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系统研究主题出版理论具有重要的引导意义。一方面可以帮助业界更好地推动主题出版发展；另一方面对于凝聚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让主题出版物更充分发挥作用，赢得民心有重要现实意义。同时也有助于建构立足中国现实、影响世界的主题出版原创理论。本文对这些深层次理论问题进行了厘定和分析，以期引起共鸣，拓深研究视野。主题出版的内涵到底如何界定？近年来，“主题出版”内涵不再仅仅局限于“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就一些重大活动、重大事件、重大会议、重大节庆日而进行的选题策划和出版活动”[2]，而是积极贯彻党和国家有关指示精神，将主题出版的内涵扩展到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主题出版物涉及的“主题”逐渐由原来主要集中于政治类读物扩展至关注党、国家和社会的核心问题以及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选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发展道路模式、重大科技发展也成为主题出版的重点内容之一。[3]尤其是近年来在中宣部每年主题出版物重点选题中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主题都占有相当的比重，如《抗战家书》《忠魂——革命文物背后的红色故事》《科技改变中国丛书》等，甚至出现了一批几种文化叠加的复合型选题。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种文化构成了主题出版的核心内涵。在多年的发展中，主题出版拥有不变的坚守和贯穿始终的灵魂。第一，党和政府对主题出版发展的重视没有改变，近五年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支持主题出版发展的政策和举措，确保主题出版得到优先发展；第二，主题出版在整个出版业中的核心地位没有改变，主题出版是出版社最主要的任务之一，亦是编辑部门最重要的选题建设板块，更是出版人的政治使命与文化担当；第三，主题出版靠超强的选题策划和市场营销赢得成功的规律没有改变；第四，主题出版在宣传上和市场上具有更强的影响力、传播力这个规律没有改变。主题出版是有规定和边界的，泛主题出版的想法不可取，也会冲淡主题出版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出版产业大体上可划分为教育出版、大众出版和学术出版等三大板块。教育出版指向知识，大众出版强调娱乐，学术出版重在信息和文化，但主题出版作为一个体现党和国家意志的综合板块，一方面能够聚集融合上述三个板块，但又与之有明显的区别。随着主题出版的升温，越来越多出版主体投身主题出版，有些主题出版物与其他出版板块存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主题出版的边界厘定显得尤为重要。首先，在主题出版的选题层面，主题出版物必须是紧扣国家和时代命运主题，突出主流思想，主题特色鲜明，而不是一般的涉及和涉猎，从书名到内容都应紧紧呼应党和国家的命运和血脉。其次，在主题出版和专业出版的边界层面，出版社通过内容的特色嫁接和创造性转化而拥有了一定的主题出版空间。如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发的国际情势下，中科院原院长白春礼提出要把美国“卡脖子”清单变成中国科研任务清单进行布局，在这种情势下，如若学术出版对接国家科研学术命运，凝聚战略科技力量，推出整体出版工程就是主题出版；如果仅仅只是关注局部和地区的命运，就很难说是主题出版，这也是确立主题出版边界的一个标志。职是之故，国家意志和执政党属性是主题出版边界中最为清晰的一点。最后，在主题出版的属性层面，主题出版从诞生之初就深具向上性和先进性，其内容符合党和国家根本利益，鼓励读者向心向上向善，树立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传播正能量的有效渠道。向心向上向善是主题出版鲜明的底色，也是坚守的边界。具体而言，三史（党史、军史、国史）和三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主题出版内容的具体边界。前者比较清晰，后者需要结合前面几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而确立主题出版的边界。做好主题出版到底有无规律可循？主题出版的本质特征是政治性、学术性和市场性的统一，在这三者统一的基础上研究主题出版运作规律就会纲举目张。党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支持主题出版发展的政策和举措，无疑为我国主题出版的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也让出版界受到极大鼓舞。随着一大批精品主题出版物的诞生传播并取得成功，许多出版社包括一些专业社和学术社都跃跃欲试，准备在主题出版上有所作为。但做好主题出版是有客观规律的，因此需要探讨主题出版的可为与不可为，进而精准推进形成品牌赢得市场。主题出版的动力机制和评价机制亟待转型，目前是政府及主管部门主导出版社按节点和要求跟进的动力机制，逐渐过渡到政府行业部门指导、出版主体运作的运行机制。这也是我国主题出版发展的政策基础和发展动力。首先，由国家有关部门和相关专家组建主题出版双效融合、分层竞争的评价机制是当务之急，也是历史的必然。好的主题出版是真正能获得市场和读者的高度认可的。过去，做主题出版主要是党政类出版社的任务，近年来越来越多出版社都积极参与主题出版工作，充分利用自身出版社的特点和优势，大大拓宽了主题出版的选题范围和策划深度，许多精品主题出版物都出自非综合类和党政类出版社，主题出版的主体在不断扩大。笔者认为非综合类党政类出版社做主题出版也是能成功的，并且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其次，一大批叫好又叫座的主题出版物见证了主题出版不仅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也可以获得很好的经济效益，这一点非常重要，必须充分认识。最后，主题出版担负着党和国家举旗帜、聚民心，深层次影响读者价值观塑造的重要使命。这是我们对主题出版高质量发展的三个基本认识和判断。选题策划是出版工作的灵魂，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做好主题出版，首要的就是做好选题策划。主题出版做好选题策划需要从明确选题方向、找准选题切入点、把选题做深做透等角度着手，打造优质畅销的主题出版物。优秀的主题出版图书选题策划要把握以下几个要素：新、实、续、融。“新”，即令人耳目一新、眼前一亮；“实”，即创作基础扎实，有较强的可操作性；“续”，是要考虑选题的连续性，要形成连续的品牌和长远的积累，要立在本社的优势和特点的轨道上；“融”，即主题出版选题策划要留下多媒体融合创新以及国际化的空间。具体来说，在选题新的层面，主题出版要围绕党和国家的重大主题而展开，主题鲜明，具有很强的时效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主题出版活动只是对年度重大主题的简单呈现。[4]高品质的主题出版读物既要紧扣时代主题，又要角度新颖、切实可行，更要言之有物，文质兼美，引人入胜，既有大视角也有小切口。在主题出版物做实的层面来看，要求主题出版既要高瞻远瞩又要脚踏实地，确保质量，落到实处。内容上要可行，作者要靠谱，出版规划的落实上要紧凑，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当前主题出版选题策划呈现出四个特点：第一，主动性与被动性相结合，中央要求与出版主体主动作为相互合成；第二，小切口与大立意相结合，内容平易近人，从温度见深度；第三，作者选取与选题策划结合在一起；第四，选题策划同时包含不同介质和不同阅读终端。做好主题出版图书的选题策划既需要高超的编辑艺术，也需要政策把握与方法淬炼，更需要相关知识积累和市场化运作，是一个比较大的系统工程。那么，经过多年的探索，成功的主题出版物究竟有无规律可循？或者说，有哪些主题出版物的“不可为”可视之为戒？我们总结如下几点：内容枯燥的主题出版物不可为；封面和书名乏善可陈的主题出版不可为；居高临下的说教式主题出版不可为；赶任务、搞突击、粗制滥造的主题出版不可为；即兴逢场作戏的、不做长远规划的短视主题出版不可为；不贴近年轻读者，与时代脱节的主题出版不可为。做好主题出版要与出版社的战略和品牌特色和优势结合。找个好的主题出版作者究竟有多难？主题出版读物对作者要求相当高，并不是所有作者都适合写作主题出版读物，只有那些深入研究主题出版内容，熟悉主题出版要求，既有专业知识，又有优美文字驾驭能力，既懂政策又懂读者的优秀作者，才能写出一流的主题出版读物。这是由其学术底蕴、写作能力和政治站位决定的。[5]这决定了主题出版物作者不能是随意选取拼凑，要长期经营自己的作者群和专家网，便于有效地组织和调取。对于国家大政方针政策的洞悉和解读，以及对于历史事件的研究和探索需要经年累月专业的积累和研究，故而只有通过该领域的集大成者和最前沿研究的专家学者讲述的图书内容才是最权威、通俗易懂而又引人入胜的，权威作者资源的保有和培育离不开在政治上、经济上、学术地位上的倾斜和保障支持。优秀作者甚至能够超越出版社编辑选题策划的格局与境界，与编辑的初始创意既有互动又有升华，从而创造出文质兼美的主题出版物。要研究提高优秀主题出版领域作者相关待遇机制，使一大批优秀人才潜心从事主题出版创作，因此主题出版领域作者的稿费和组稿费用要高于一般作者。著者不为时役，不为风潮所动，深耕细作，作品才能传世，才能为其他民族文化所认同。作者要讲真心话，不要讲空话套话。作者雷同的读物不能在各个不同出版社布局太多，对作者应有一定约束，使其专心在一个出版社打造某一个出版品牌，不要分散精力，重复布局，形成局部重复出版。在贡献原创和鼓励原创的前提下，形成主题出版作者的成名机制，如对获得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等奖项的作者，举行国家奖励仪式予以一系列的嘉奖，如设置优秀主题出版作者奖，并作为国家大奖，有效提升身为主题出版作者的荣誉感。目前，优秀的主题出版作者还少之又少，而优秀作者的不足正是有些主题出版物不受读者欢迎的主要原因之一。好的选题容易而优秀的作者实在难找，因此要实现主题出版的真正繁荣，需要发掘一大批优秀作者，而这是一个涉及教育、文化诸多方面的系统工程。主题出版要面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吗？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复兴大局。两个大局背景下如何主动出击让更多人看到和读到真实的中国，显得尤为迫切。尤其2020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摘要教育出版社兼具教育和出版的双重属性，具有鲜明的行业特征。面对新冠肺炎疫情，2020年在线教育快速发展变化，用户在线学习需求持续升级，有关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也对教育资源建设作出了新的规划。教育出版社在“十四五”蓝图下，应发挥自身优势，加快数字化转型速度，根据行业和时代的变化重塑业务模式，并建立适应数字化转型的业务形态、企业文化、组织结构和考核机制。原文刊登于2021年6期原题为《教育出版社数字化转型发展策略研究》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下，教育出版社普遍经历了生产中断、供应链断裂、复工复产、重振旗鼓的过程。虽然绝大多数教育出版社都积极开展线上自救，但也暴露出因数字能力不足造成的诸多问题。疫情常态化也进一步催生了广大用户对线上教育资源和线上教育产品的需求，用户的教育理念进一步转变，线上教育消费进一步升级。互联网教育公司借助资本的力量强势崛起，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大量良莠不齐的在线教育课程和产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2021年2月，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大力加强中小学线上教育资源建设与应用意见》明确，到2025年，要基本形成覆盖各类专题教育和各教材版本的学科课程资源体系。[1]我国教育产业正在发生深刻变革。教育出版社兼具出版和教育的双重属性，具有鲜明的行业特征。在新的发展阶段，如何发挥好自身在教育领域内容、渠道、专家等各方面的优势，加快数字化转型速度，真正满足广大用户的学习需求，在未来市场竞争中继续保持优势，是每一个教育出版社需要审慎思考的问题。2021年是“十四五”蓝图开局之年，研究当下教育出版社数字化转型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教育数字化转型挑战我国教育出版社大多数处于正在推进数字化转型的发展阶段，虽然整体上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但也出现了一些需要研究并加以解决的现实问题。对数字化转型的认识有待深入根据埃森哲发布的《2019中国企业数字转型指数》，2016—2018年间，数字化转型领先者的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高达14.3%，而其他企业仅为2.6%，转型领先者的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是其他企业的5.5倍。数字化转型成功的企业具备了新的发展动力和更大的行业话语权，并更自信地面对未来。[2]由于长期深耕教材出版，教育出版社相较于零售图书而言，教材收入相对保持稳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因此，教育出版社自我变革的紧迫感和危机意识不强。而数字化项目成本高、周期长、难度大，短时间难以见到明显收益，因此不少教育出版社在数字化转型上比较审慎，在实际工作中依然将工作重心放在传统形式的教材教辅出版上，转型的过程较为漫长。也有的教育出版社的数字化转型仅局限于具体部门的具体项目，在组织结构和经营管理上并没有相应的优化和升级。在疫情带来的直接冲击和持续影响下，教育出版社对数字化转型的认识亟须更加全面深入，对数字化转型的快与慢、成与败、功与过，都要摈弃短期思维，应以长期增长为指针。数字化产品市场竞争力有待增强教育部2018年印发的《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为互联网大背景下教育发展确定了“教学应用、学习应用、数字化校园三个全覆盖”“建成互联网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摘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出版工作是重要的意识形态阵地，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新时期出版人履行责任担当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服务党和国家大局，为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凝神聚气，提供强大文化支撑；二是促进文化传承，为文明的继承和发展贡献力量；三是推进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做大做优做强出版产业。履行好这三个方面的责任担当，出版人要保持导向性思维、传承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前瞻性思维、科学化思维和聚才育才思维，践行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初心使命。原文刊登于2021年5期原题为《新时期出版人的责任担当与六种思维》2020年10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要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高屋建瓴地指明了新形势下文化强国建设工作的历史方位和使命任务，强调了“十四五”时期要把文化强国建设放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出版工作是重要的意识形态阵地，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结合自身体会，笔者认为新时期出版人的责任担当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责任，为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凝神聚气，提供强大文化支撑；二是促进文化传承的责任，为文明的继承和发展贡献出版力量；三是推进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责任，把出版企业、出版事业做大做优做强。要履行好这三个方面的责任担当，以下六种思维对出版人尤其是出版企业管理者非常重要。导向性思维：服务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大局1957年6月7日，毛主席找胡乔木和即将接任邓拓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谈话时说：“写文章尤其是社论，一定要从政治上总揽全局，紧密结合政治形势。这叫做政治家办报。”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从来不是单纯的业务工作，讲政治是第一位的。”两代领导人的讲话，遥相呼应，说的是新闻舆论，也直指出版工作的第一要义：政治导向。出版物的内容导向事关社会大局。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生产者和建设者，出版人要树立政治担当，胸怀大局意识，在出版实践中牢牢坚持党性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坚持正确出版导向，把服务国家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作为第一使命，把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作为最高价值追求，积极推出反映时代需要、促进先进生产力和社会和谐发展的主流文化成果，杜绝消极错误、危害社会风尚的出版物。相信大家都记忆深刻，在新中国出版史上，以《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精品出版物，对社会变革和历史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激励和推动作用，为时代树立了前进的路标，擎起了精神的旌旗，造就了一个时代的社会风范，为一代又一代人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其背后，以龙世辉、萧也牧等为代表的一批出版人的导向性思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传承性思维：以传播、积累优秀文化为己任积累文化、传播思想、传承文明，是出版人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因为有了出版，世间古往今来、浩如烟海的典籍才得以传承，人类丰富多彩、气象万千的文明才得以延续。中华文明能够绵延数千年发展繁荣至今，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出版活动为历史文化传统继承发扬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史记》的创作和传播为例，正是因为有了司马迁不畏艰难，即使身遭腐刑，也依然坚持“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担当，“述往事、思来者”，忍辱负重，发愤著录，写出了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既保存了上古数千年的史料，也为后世历史记录和史书编纂树立了典范，才使得华夏文明能够兴灭继绝，我们今天所见的中华历史才没有断层。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曾说过：“思想的灯火就是靠图书保存下来的。没有一代又一代出版人的努力，再深刻的思想也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面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昨天、今天、明天”，出版人要树立文化传承的情怀，担当继往开来的历史责任：以出版保存、整理、研究传统文化，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历史负责；以出版捕捉时代热点，汇集当代文化成果，记录现代文明发展进程，对当下负责；以出版促进中外文化、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用世界文明精华引领人类文明走向，对未来负责。“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自古以来我国知识分子的志向和传统，这种对思想文化的传承精神，也应该成为我们当代出版人追求的精神境界。创新性思维：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特出版是文化创意行业，出版物是高度个性化的产品，每一种优秀出版物都是创新的产物。创新是出版工作的灵魂，是出版企业与行业发展的动力源泉，出版工作要培育“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特”的创新思维，不断打造精品出版，探索经营模式，出新、出奇、出彩，才能从“高原”迈向“高峰”。创新，永远在路上。关于出版创新，聂震宁先生在他的《出版力：精品出版50讲》一书导语中有一段很精彩的论述，他说：“我们的出版创新有可能是前无古人，也有可能是老歌新唱；有可能是旧瓶装新酒，也有可能是新瓶装旧酒；有可能是焕然一新，而更多时候是持续的改进。”聂震宁先生的许多出版创新实践，在业界更是为人津津乐道，如积极推动漓江出版社“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初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在长沙全国书市开创人民文学出版社全国书展营销新模式，结合新课程改革打造“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丛书”，打破固有思维打造超级畅销书《哈利·波特》等等，都已经成为业界经典的出版案例，体现着一位出版人卓越的创新性思维。前瞻性思维：胸有格局，统筹谋划所谓前瞻性思维，顾名思义，就是要对出版业的发展趋势走向进行预判，既要看到出版业当前的发展生态，又要看到出版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既要看到出版业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又要看到挑战给出版业带来的发展机遇。出版人要洞察社会、胸有格局、视野开阔，要思考未来5年、10年甚至20年的发展，并积极为之做好统筹与谋划。回顾出版历史，陆费逵创办中华书局的案例，就体现出一代出版家卓越的前瞻性思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部长任上，陆费逵并没有局限于眼前的出版工作，而是胸怀社会大格局，敏感洞察辛亥革命的即将成功，秘密统筹谋划编撰新式教科书，并借此创办中华书局，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能与商务印书馆并驾齐驱的出版重镇由此诞生——他的这种前瞻性思维，穿透百年，让人追慕。20世纪，互联网兴起，数字化时代来临，带来人类文明史上信息生产、传播介质的飞跃，信息数量呈几何级数爆发式增长，传播速率以光速打破时空边界，短短数十年，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都已经逐步成熟，整个社会生态链都在重构。新时期出版人站在出版载体又一次更迭的节点上，面对这一大变局，更要以前瞻性思维认真思考出版企业和行业的发展，主动融入数字化时代的洪流，积极成为数字化时代的探索者、创建者、推动者，积极推进出版的数字化融合转型，充分发挥出版的优势，去跟踪、记录、整理、传播数字化时代的前沿思想、核心内容与巨变进程，用出版的力量承载思想，用思想的力量引领行业和社会前行。科学化思维：营造内和外顺的发展环境出版社是文化企业，“文化”与“企业”的双重身份，决定了我们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追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协调发展。如何促进双效协调发展，管理是关键。管理的核心是调动、激发全体员工争创两个效益的积极性、创造性，不断挖掘、提升生产力。出版人尤其是出版管理者，要坚持管理科学化的思维，通过建立科学的管理机制，完善科学的管理制度，推进以人为本、公平公正，营造内和外顺的发展环境，让全体员工有归属感，工作干得开心，在干事中有收获有成就感，形成员工与企业的命运共同体。在企业管理工作中，考核机制是否科学，是否公平公正，对企业生态环境的营造起着至关重要的导向作用。江西高校出版社一直强调管理科学化，根据单位特点和发展要求，不断提升管理的系统性、科学性，建立、完善了以《部门经济目标考核办法》《荣誉与过失奖罚办法》《年度综合考评办法》为核心的“三位一体”考核评价机制，通过实施三级考核，促使全体员工既要创新经营，完成经济目标要求，又要努力争取荣誉避免过失，还要接受群众的打分，目的是评价员工平时工作表现，是否保持积极向上的精气神，使全体员工既有动力又感觉到压力，强化了“不让干事者寒心，不让懒惰者舒心”的管理理念。科学的考核评价机制对出版社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聚才育才思维：提聚才之能、探育才之法、修用才之道众所周知，谋事创业，市场竞争，其核心体现是人才的竞争。以创新为灵魂的出版行业，对创新型人才的渴求甚为强烈，作为出版企业管理者，更要时刻秉持聚才育才思维，创新人才管理理念和机制，不断提升聚才之能、探索育才之法、修炼用才之道，充分激发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人才的成长与企业的发展同频共振。张元济先生是大家熟知的著名出版家，他掌舵商务印书馆，与夏瑞芳、高梦旦等元老一起聚才育才，竺可桢、茅盾、叶圣陶、郑振铎、周建人、胡愈之、陈云等曾在此驻足成长，陆费逵、王云五等一大批出版专业人才在此脱颖而出，商务印书馆也因人才而兴，在20世纪初迅速发展为中国甚至远东第一出版重镇，与北京大学被并誉为“中国近代文化双子星”，至今仍影响深远。关于聚才之能、育才之法、用才之道，笔者认为首先要牢牢树立“围绕产业趋势储备人才，围绕发展战略选用人才，围绕机制创新激励人才”的理念，根据企业的发展战略和特征建立优秀的企业文化，并以此引领员工思想和意识；其次要坚持思想疏导和机制建设并举的工作方针，通过开展思想教育，完善相关政策和奖罚机制，引导员工思想和价值观念，营造内和外顺的谋事生态；再次要通过搭建谋事创业平台，并赋予相应的责、权、利，使想干事的人有平台，能干事的人有舞台，干成事的人有奖台；最后还要推行人文关怀，让人才在工作实践中享受快乐和帮助，既注重“筑巢引凤”，更注重“培土育才”，不断优化人才成长环境。结语出版是一项聚人心、启民智、传文化、续文明的事业，影响深远，能量巨大。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版业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使出版人的价值坐标越来越清晰。与此同时，在竞争激烈的信息时代，出版业自身发展也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因此，新时期出版业的发展需要我们去思考、去探索。以上关于六种思维的认识，仅仅是本人的一孔之见，意在抛砖引玉，引发更多的思考。在这样一个科技飞速创新的时代，常有人调侃出版业是“夕阳行业”。但笔者认为，这其实是出版在变革中载体的更迭、流程的再造，而人类对思想、对内容本身的需求，从未有过改变。化用郑予愁的著名诗句自问：“是谁传下这行业，黄昏里挂起一盏灯”，以高悬人类思想与精神的光亮，烛照人类前行的进程？新时期的出版人，责无旁贷，重任在肩，唯有努力，再努力！注释[1]安庆国.当代盗火者——浅议中国出版家的历史责任[J].中国图书评论，1987（3）[2]周蔚华.从出版物的双重属性看出版者的社会责任[J].中国出版，2004（9）[3]邵权熙，贾麦娥，李惟.文化传承是出版人的社会责任[J].中国出版，2008（11）[4]刘军.出版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及履行必要性[J].编辑之友，2010（7）[5]张倩影.出版业社会责任标准框架构建研究[J].中国标准化，2020（5）[6]李频.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摘要社论中维护引文本意有三种判定维度即文本维度、语境维度与逻辑维度，其中，文本维度的真实准确与语义完整是引文本意得以维护的前提，语境维度的协调匹配是实现引文本意的基础，逻辑维度中论点与引文本意的契合则是“新文本”尊重与维护引文本意的关键。《人民日报》社论是尊重并维护引文本意的典范，其在逻辑层面对引文本意的维护主要有三种方式：将引文本意作为中心论点进行阐述、借助论点间从属关系进行维护、通过观点的结构化进行维护。原文刊登于2021年4期原题为《论社论对引文本意的维护》“我最反对当全职太太”，最近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中的校长张桂梅在采访中的一句话引发热议，有评论引用这句话批判其观点极端，否定了全职太太的价值。新华社《半月谈》评论指出，这类评论由于缺乏对张桂梅生平事迹的了解、缺少对贫困山区女性教育问题的深刻认知，是在“断章取义”的基础上简单狭隘的批驳。张桂梅是站在师者立场上反对华坪女高的学生毕业后当全职太太，而非否定社会中全职太太的价值。可见，引文一旦脱离语境被扭曲利用，就成为误导公众、骗取流量的工具。概念界定与问题提出法国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kristeva）于1966年在《词语、对话和小说》一文中指出，任何文本都是引文的拼接，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转换。学者对新闻体裁引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闻报道语篇的互文性及其功能、引语的建构与使用，及新闻评论中语体互文的形式、引文的功能与使用方法等，对新闻评论中引文的关注不多。张朋以中国新闻奖第26届和27届获奖评论为研究对象，从传者、受众、文本内容三方面探讨了评论中互文性的传播功能，揭示了互文性与评论文本中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作者身份建构的逻辑关系。[1]董育宁认为，评论中引语的使用都是围绕着论点这一中心展开的，主要表现在引入论题、提供论据、引入不同观点、结构语篇等方面。[2]黄家雄提出了四种引用的方法，即契合、精粹、翻新、引申。在契合这一方法上，作者应充分掌握要论证的中心论点和各分论点，准确把握引文内涵，分析其与评论内容的内在联系。[3]值得注意的是，新闻评论是作者在阐述自己的观点，其是否在尊重原意的基础上援引引文，虽未引起足够的学术关注，但却是一个关系着评论合法性的十分重要的问题。“六经注我”说明了引用的重要性。主文本通过引用、吸收或转换引文所建构的新的文本，本文称之为“新文本”，即使用引文的文本。“新文本”是相对与“源文本”而言，源文本是指引文原先所在的文本，即引文的出处文本。引文本意只有在源文本的语境中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诠释。只有当引文所表达的意见、观点、态度在“新文本”和“源文本”中一致时，才能证明“新文本”尊重与维护了引文本意，而不是利用与歪曲。那么如何减少传播中的这种不确定性？如何判定这种一致？如何使得引文本意在“新文本”中得以忠实维护？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社论作为高规格评论，其引文的运用应该是最严肃的。当社论作为政策解读型的宣传方式时，其对相应政策、决议、领导人讲话、重要会议文件等的阐释中，原文常常作为引文出现在社论文本中，此时，如何在社论中尊重、维护引文本意就成了社论写作中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人民日报》社论对引文本意的维护方式《人民日报》社论是党和政府向公众传达其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形式，影响着人们对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解读和判断，关系重大。所以，《人民日报》社论是经过严格把关，精心谋篇，来尊重和阐发相关政策、话语本意的，是研究维护引文本意的最佳样本。因此，本文选择《人民日报》社论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尊重并维护引文本意的方式方法。本文选择的语料是2018年《人民日报》发表的全部社论，判断《人民日报》社论的标准是文章版面上是否有《人民日报》社论专用图标。将21篇社论按时间顺序进行编号，采用质性分析软件NVivo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金鑫荣：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博士，编审，博士生导师。先后荣获第十三届“韬奋出版奖”、“2018年中国十大出版人物”、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等荣誉称号。兼任中国大学出版协会副理事长、华东地区大学出版协会理事长、中国版权协会常务理事，江苏出版协会副会长、江苏版权协会副会长，南京艺术学院客座教授。原文刊登于2021年03期原题为《以学术出版为职志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摘要公平正义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保障。把“公正”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充分体现出追求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和核心价值。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要实现社会公平，首先必须得保证受教育者的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保证每位学生都接受公正平等的教育。新教育实验的“营造书香校园”行动生动证明，阅读公平是实现教育公平的最基础、最便捷且最为有效的路径。为达到社会公平这一最终目标，必须从最基础的阅读公平抓起，以阅读公平保障教育公平，进而推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原文刊登于2021年3期原题为《从阅读公平走向社会公平》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为推动“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十九届五中全会的目标要求我们，应该大力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推进社会公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特别要注重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最根本的就是保障教育公平。[1]社会公平的基础是教育公平教育公平是中华民族一直以来孜孜以求的理想。[2]春秋时期孔子提出的“有教无类”教育公平观、隋朝时候制定并延续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这一相对公平的教育制度，均体现出公平是我国教育几千年来坚定不移的一种价值追求。新中国成立初期确立的“教育向工农开门”方针，更是表明了我国要实现教育公平的决心。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科学发展观提出以来，国家和政府为推动教育公平做出了巨大努力，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教育公平程度也在不断提升。如，2004年，国家启动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2004-2007年），中央投入100亿元专项建设了8300多所寄宿制学校。[3]同时实施对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实施补助生活费的办法，解决了学生入学路途远、上学难的问题。[4]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摘要《出版的边界》标志着作者耿相新数字出版理论的主体构建初步成型。诗人敏感、史家洞察、出版家从业经验合成他的理论底蕴与个性，打通古今中西是其理论的基本路径，以“知识的革命”基础而展开的“出版的革命”和“书籍的革命”及其张力关系构成他出版理论的核心逻辑，按需出版、平台型出版、服务型出版等新传播类型既是知识生产方式，也是出版转型的方向。原文刊登于2021年2期原题为《数字时代出版理论的一种建构——疏证》数字技术重构了出版的结构关系，被重构的出版到底如何解释才更接近真相是近20年来重大的出版理论难题。出版界的突围有赖于理论指引方向，出版业的有识之士因而被席卷到了数字化浪潮的潮头。带着现实困惑，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总编辑耿相新对出版理论、出版史、出版业务进行了长期深入的观察与思考，其最新著作《出版的边界》中，其“革命”的系列性论断及“革命”之后的出版新类型观察激发理论想象却又让人难以止于想象。知识革命与数字书籍的核心关联理解数字出版有三个基本维度：技术、内容、资本。这已成学界共识。陈昕先生在《我的出版观》等文中也有说明。耿相新先生的理论推进是将内容下沉到知识分析，这对数字出版理论突破有重大的理论标引意义。一方面，在话语方式上由外在描述转换到内在分析，在当下的出版理论研究中，应该说是难得也应极力推广提倡的话语方式转型。另一方面，提示以内容的知识分析为理论切入口，求解内容作为核心之一的出版理论关联。中外出版理论家都高度关注出版内容，以致国外有学者将出版直呼为“真正的内容机器”。“理论的大前提是出版永远无法与内容相割裂。不管你出版什么，你都会找到相应的内容。一种出版理论是在相应的内容理论中衍生出来，这也就是构造和模式生成的契机。内容都是根据某种模式进行构造的——包装之后进行发行，进而呈现在观众面前。框架建构和模式建构的概念是在大量的材料和细节收集中提炼出来的，对于我们充分理解出版的运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在这里，耿相新与迈克尔既殊途又同归。殊途在于出版内容分析的路径，耿先生践行以知识为中心的数据—信息—知识—智慧的通行路径，着眼于内容的知识层级和效用，而迈克尔主张框架、模式、审核、推广，着眼于内容的生产过程。同归在于：“‘出版’行走在狭义的‘图书出版’与广义的‘内容出版’之间的绳索上，并在两者之间不断摇摆。”[2]理解了中外两位出版理论家的殊途同归，才能充分认识到耿相新理论谱系中反复言及的数字书籍所凝结的数字出版实践和理论的多维多层价值。数字书籍不仅是一种新型媒介，也不仅是创新的传播方式，而且是一种多媒体融合的知识形态。耿先生已撰写并已在《现代出版》刊发了《出版的革命》《知识的革命》，一直想写《书籍的革命》却未果。三者合成出版传播“革命”的理论闭环，它们将是耿相新数字出版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将是数字出版理论百家争鸣、异彩纷呈的点睛之笔。《耿相新先生访谈提纲》由来因工作关系，我最先读到耿相新先生发表在《现代出版》2020年第3期的《论出版史研究中的定位分析方法》。其概念或用语有别于他者，话语意涵也迥异于包括他自己的过往。我由此推断甚至假定，该文较全面、系统地表达了他出版学（史）方法论的思想，标示和引领着第二代出版学家对第一代出版学家的超越；理解、批判他的出版思想结构或许能带来出版理论的较大较深突破，而不仅仅是消解十余年来出版理论研究的沉闷。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20年5月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之一推出了耿相新著作《出版的边界》。该书史论兼具，全书12章分别为出版的革命、知识的革命——从出版的视角、出版的新业态与新角色、数字出版内容的新边界、数字教育出版商的得与失、全球数据库出版图谱、从图像积累看图像出版的扩张过程、动画出版与漫画出版、论按需出版、论平台型出版、古今全集出版小史、华夏文明传承创新的数字化思考。12章中有11章集中讨论、沉思数字出版或者说数字时代的出版，认同为国内少有的几种数字出版理论前沿著作当无疑议。关联阅读《出版的边界》《论出版史研究中的定位分析方法》，有释疑解惑的豁然开朗，更有再进一步释疑解惑的冲动和向往，我便有心借路过郑州之机向他请教，并事前数天呈上访谈提纲。他当即回复说：“我思考一下您的问题，力争更深入一些。”2020年8月21日，我和郑州附近的几位出版学友在耿先生处度过了曼妙的上午和中午。会议室访谈临结束时，他递给我《耿相新先生访谈提纲》打印稿，原来他早已逐个回答了我的问题。访谈因话锋现场而思想瞬间回应激荡，笔谈则因默然对话而思想延时反应准确，特想及时公开这一提纲与同行分享，并借以表明（或者说主张），理论有多种形态，不能也不必独尊论文。数字时代的理论更显对话的本质，将语篇作为构件之一收入文本是人类自印刷传播以来理论的适然常态。耿相新先生访谈提纲关于数字时代出版研究的思想结构李频：区别于第一代出版理论家基于从业经验而去概括式总结某些不变的出版现实，您的出版理论路径是否可以描述为基于从业经验和出版历史去观察巨变、裂变的出版传播现实？能否概要说明您的出版理论路径，或者说，您是如何建构您的观察点（沉思点）及其理论（解释）关系的？耿相新：我研究出版理论的基本路径是试图打通古今、打通中外。观察点是找到出版史和当今出版实践活动的结合点、西方出版与中国出版的结合点。理论的解释关系是试图找到一种理论或一个理论观点可以解释古今中外的出版活动。同时，解释都是互相的、双向的，由古及今，由今及古，由中及外，由外及中。李频：尊著题名《出版的边界》试图厘清正在消解、并已经模糊的出版边界，以认识数字时代的出版，并把握好数字时代出版的发展方向。既然有“边界”也就应该有核心或中心，那核心（中心）是什么或可能是什么？耿相新：我所理解的出版核心是出版对象，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出版内容，它包括：数据、信息、知识和思想（智慧）。李频：出版学界一般认同观察思考数字出版或数字时代出版的三个视角：资本、技术、内容。尊著核心内容主要围绕技术和内容展开。尊著代序的最末一句（“无论技术与资本的力量如何强大，历史的经验证明，书籍依然会存在——书在，出版就在；出版在，出版人就在”）表明您对资本、技术、内容三维视角基本认同，《论出版史研究中的定位分析方法》也一定程度上反映您的理论视角。从尊著《出版的边界》看，您突出的理论贡献之一是，在内容维度下沉到知识，由技术引致的“知识的革命”再反观“出版的革命”，对数字时代出版（或数字出版）的观察言说便既别开洞天又可复盘重演，可信。我想请教您的是：如果在“资本”维度也下沉一级，您如何展开您的相关思想？耿相新：资本来源有国家，机构——公益机构、商业机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个人和家庭。资本的功能是不同的资本来源具有不同的作用和目的，所产生的效果也不一样。李频：是否有必要，或者说是否有可能在资本、技术、内容的下一层级建立这三者的结构关系？从理论上讲，在这第二级（下沉后的第二层次）演绎、解释资本、技术、内容，其思想颗粒及密度是更为细密、周延的。耿相新：技术下沉一级应是材料技术、复制技术和传播技术；内容下沉一级是数据内容、信息内容、知识内容、思想（智慧）内容；不是三者，是六者，还包括规模化（集团）、国际化和专业化，是网状结构，既有因果关系，更是关联关系。李频：“书籍依然会存在——书在，出版就在；出版在，出版人就在”，破折号后所做解释是顺语势的发挥还是另有深意，后两个排比句之内的因果关联是否表明您未尽展开的思考？耿相新：这个观点实际上是想说明出版要素（内容、书）、出版活动（出版）和出版角色（出版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因果关系，也是关联关系。此三者均具有时代性、历史性，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特点，三者必须互相适应。李频：《出版的边界》提出“我们只有以数媒思维引领纸媒，以纸媒思维领悟数媒，行动起来、思想起来、实践起来”。“以数媒思维引领纸媒”当无疑议，“以纸媒思维领悟数媒”如何克服避免经验主义可能带来的失误失察？终究纸媒代表过去，数媒才代表未来，且数媒是人类历史上共同面对的新事物，人类总体积累的经验相对说来极为有限。耿相新：纸媒是数媒的基础。数媒是纸媒的当下和未来形式。数媒往往模仿纸媒。从内容的角度而言，是一个从不同载体向另一种载体迁徙的过程，如从简帛迁移至纸上，从纸上迁移至磁盘、光盘。将经验放入历史变革可以避免部分偏差。关于数字时代的书籍与知识生产李频：关于书籍媒体化。尊著第45页说：“音、视频进入书籍内部，让书籍融合了不同媒体的优势，书籍有可能朝着媒体化的方向进化。也许，我们无法阻挡数字书籍的媒体化，这是由数字书籍的内容基因所决定的。”“媒体化”的具体内涵是什么？观察和把握书籍的媒体化进化在观察方法上要注意哪些？耿相新：书籍本来就是媒介的一种，也可以理解成一种媒体，一种长时间段的媒体。但现实的人们理解往往将媒体理解为报纸、杂志和互联网、新媒体。随着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数字化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和结合，纸质书正在成为一个传播平台，通过二维码扫描和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移动互联网结合，成为传播声音、视频和社交的平台，这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媒体。书籍媒体化的观察方法最重要的是对书籍的定义要重新定位。书籍也具有了同时空、同互动的动能。但书籍和出版应避免娱乐化。李频：关于“书籍的内在逻辑”。《出版的边界》第44页提出了一个命题：“书籍的内涵与外延因数字技术的进步而得以拓展。”并说：“数字技术也可以将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组合到一起，如果这种组合是按照书籍的内在逻辑进行的，那么，我们也可以将这一新出版物称为数字书籍或电子书籍。”（第45页）。“书籍的内在逻辑”具体指什么？如何看待其中的媒介逻辑与思想逻辑（知识逻辑）之间的结构关系？耿相新：这个问题涉及书籍的概念问题。书籍的概念有一个变迁的过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书定义为“除封面外篇幅不少于49页的非定期的印刷出版物”。《说文解字》说：“著于竹帛谓之书。”拉丁文liber（书）的原义指树皮。book，源自古英语山毛榉（beech）。我认为构成书的要素包括符号系统、知识内容、载体材料、复制手段、编辑加工、发行传播和一定规模，这些要素的结合构成了书。图文音视频均是符号系统，它必须与书的其他要素结合起来才能构成书的完整性。媒介逻辑是符号之间的结合关系，知识逻辑应是具有主题性的知识之间的结合关系。符号系统和知识系统共同构成书籍，它们都是书的一部分，是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李频：关于“书籍呈现方式”。《出版的边界》第2页说：“什么样的书籍呈现方式才能满足新型读者的碎片化阅读需求？书籍呈现方式的多样化，将逐步成为数字阅读时代的一大出版趋势。”“书籍呈现方式”的内涵外延是什么？既然书籍是一种媒介，为何不用“书籍媒介方式”而要另组新词？您提出或倡导的“书籍呈现方式”与常人习见的书籍媒介方式有何联系与区别？耿相新：“书籍呈现方式”是指书籍的物质性，指书籍的外在物质材料的状态。书籍的材料包括竹木缣帛、莎草、贝叶、牛羊皮、纸、磁介质、光介质。在磁介质（磁盘）、光介质（光盘）之前，书籍的内容和载体材料是一体的，而到了计算机时代的数字书籍，书籍的内容存储和读取识别是分离的，内容被存储于磁、光介质材料上，而阅读是在屏幕上，而听或观看是在一个播放终端上。我将书籍呈现方式分为纸介质（封装型）、电子图书（阅读器）、有声书（终端）、视频书（终端）、数字图书馆（终端）、数据库（终端）、增强现实（AR）和虚拟现实（VR）（终端）七种基本形式。我所理解的“书籍媒介方式”是将书籍视为和广播、电视、报纸、期刊媒介并行的一种媒介概念，尽管可以将“书籍媒介方式”理解为纸媒介和电子媒介两种基本形式，但我认为用“书籍呈现方式”更准确、更直接。李频：关于知识单元。印象中您在《论出版史研究中的定位分析方法》言及知识主题或主题知识或主题单元。尊著第4页言及“文本篇幅正在单元化”“书籍文本的碎片化正在解构传统的书籍形态，宏大叙事将渐渐让位于主题细化，信息型、知识型将大行其道，而思想的表达将越来越集中于专题之中”。耿相新：“知识单元”部分主要涉及书籍编纂学和知识组织形态、内容呈现方式问题。计算机时代，知识的可检索、可视化深刻影响到书籍的内部结构。知识正在适应数字化而向颗粒化、知识点发展，这是文本碎片化的理论基础。李频：“主题细化”“专题”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如何认定、建构数字书籍的专题、主题等内容单位？耿相新：专题更宏观，指一类书，也可以指一类书中的某一本书所属的专题，如书籍史、出版史是一个专题，而《中国出版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这本书也是一个专题。主题相对单纯一些、具体一些，如《中国印刷史》，其主题就是围绕中国的印刷术而展开的。一本书需要一个主题，一个大的主题下面还可以再细分小的主题，小的主题还可以再细分，在章节体这种书籍编纂形式中，我们最容易看到这种书的结构，如一本书的书名可能是一个主题，主题下面有章，章下有节，节下有目，目也具有主题性。数字书籍和纸质书在内容单元分类上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从出版史角度，我喜欢将出版技术和书籍出版规模相类比。如写本时代，我们复制的往往是具有一个主题的单本书；到了雕版时代和工业印刷时代，我们可以出版具有同类性质的具有专题类别的一套书或丛书；而到了数字时代，我们则可以出版一类书，将同类专题的所有书集结到一起同时出版，构成数字图书馆或数据库。如中国的诸子百家图书，最早都是一本一本抄写的，如《墨子》，到了工业印刷时代，我们可以出版《诸子集成》，而现在我们可以出版诸子集成数据库。李频：如何从理论上理解和区分信息单元、知识单元和思想单元及其结构关系？耿相新：书籍可以区分为不同类型。有的书以提供信息为主，如《山海经》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摘要以知识挖掘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将带来出版业生产工具的智能化，实现产业内生产关系和生产流程的重构。基于知识与服务两大要素探讨出版业智能化转型的方向，从生产侧提质增效和消费侧价值洞悉的双视角探索出版人工智能的实践路径，并从底层、核心功能层和业务层探索建构出版产业智能化的方法论，这将有助于实现出版机构从内容供给商向供给侧与需求侧双向链接的智能服务商转型。出版承担着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功能和时代诉求，对人工智能应用的数据安全、文化安全等需要有效监管，以实现出版业新旧动能的转换和高质量发展。原文刊登于2021年02期原题为《出版人工智能：概念内涵、价值指向与实践路径》随着以算力、算法、大数据为基石的人工智能成为“新基建”的驱动引擎，数字经济正进化到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力的智能经济新阶段。2019年3月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促进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会议指出，促进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要把握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特点，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产业应用为目标，深化改革创新，优化制度环境，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结合不同行业、不同区域特点，探索创新成果应用转化的路径和方法，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1]从提供知识信息到引导辅助决策，人工智能正在作为一种通用技术向人类日常生活的所有领域渗透。因此，我们讨论任何社会问题，都不能脱离这样一个宏观背景，出版问题更不能例外。一方面，纵观通信技术与出版产业的发展历程，历次通信技术的革新都会颠覆出版产业现存模式，带来流程再造和革新生态体系。互联网快速发展的20多年来，出版行业走过了基础软硬件的配置、知识资源数字化的过程，并通过IT系统沉淀了丰富的业务资源，这无疑是下一步智能化升级建设的基础。另一方面，文化出版事业以知识传承、知识创新和价值创造为使命，承载着传播社会主流价值的功能属性，在与技术创新的跨界融合中，不能忽略人工智能应用中的伦理与价值观导向。本文将尝试提出“出版人工智能”这一概念，并厘清其内涵、价值指向，将知识、服务两大要素纳入转型升级的框架，探讨人工智能在出版领域应用的多样性、层次性、动态性和适应性。研究将从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维度入手，分析出版智能化转型升级的创新路径，探索出版行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空间、新范式，展望智能经济下的出版行业产业转型的新图景。出版人工智能：概念内涵与价值指向深度学习、知识挖掘无疑代表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前沿，以知识挖掘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将带来出版业生产工具的智能化，实现产业内生产关系和生产流程的重构。[2]首先，通过文本分析、自然语义分析、机器学习、人工干预等方式，以知识挖掘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在出版领域深入应用，实现知识库的不断循环更新。即：从知识网络的构建、知识库的生产（显性知识的收集、隐性知识的显化）、新知识的自主形成、知识的解释与评价，带来知识库不断循环更新，进而形成一系列知识成果（见图1）。这不仅带来了知识点的打碎、解体、剥离；实现了知识与知识之间关联、重组，并挖掘出知识间可见与不可见关系的呈现；关联之后产生关键连接点、将重组后的知识交付给用户。同时，人工智能通过自主感知和自主学习，自主生成不同来源和不同结构的知识，并自主适应场景和自主解决问题。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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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评论的论证逻辑而言，《人民日报》疫情评论大多以情感话语为基础，诉诸社会现实，以感性表达支撑理性论证。比如，《人民日报》首篇疫情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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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邓小平：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的宣传党的主张[EB/OL].http://cpc.people.com.cn/n1/2019/0626/c69113-311966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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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征集活动将邀请相关专家成立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并将评审结果与获奖名单在《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中国出版》杂志、中国新闻出版广电网、“中国出版”微信公众号进行公示。公示期满后，正式公布获奖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