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8年12月14日晚，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第二十讲在公共管理学院报告厅开讲。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就“中国科技创新政策40年——回顾与反思”主题发表演讲。讲坛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主持。本文根据薛澜教授现场发言整理，内容已经薛澜教授本人审定。特别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中国科技创新政策40年。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年，这40年里，中国的经济改革、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对广大公众来讲，科技领域到底发生了什么，可能并不是那么熟悉和了解。实际上科技发展和科技政策领域所走过的改革历程，与其他领域一样，也可以用波澜壮阔来形容，是非常了不起的。今天，我想利用这个时间，简单就科技创新政策改革开放40年历程做一点介绍。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做一点背景介绍；其次是讨论科技创新政策改革开放的这四十年的历程；然后对改革开放的成功与不足做一些评论；最后对科技创新政策做一些反思。一、引言最近，国内对中国创新政策的评价像过山车一样。时而报道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取得的一些巨大成就，没过多久又报道某些重要领域被“卡了脖子”。尤其是最近中美贸易战，很多人认为科技领域的竞争是中美贸易战背后的重要原因。美国对中国科技创新领域有很多指责，比如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利，中国强迫技术转移，中国产业政策扭曲，市场非良性竞争等，好像中国是通过这些措施才取得了科技进步的成就。从最善意的角度去看，这显然是对中国科技创新过去四十年的发展情况缺乏基本的了解。所以，中国科技创新进步是怎么来的？目前状况如何？未来发展前景如何？这些问题已经不简单是学术研究问题了，解答这些问题对破解我们现实中的政策问题也有重要的影响。

2019年3月8日晚，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举办的“国情讲坛”系列讲座第23讲——“决胜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十三五’规划实施三年评估”——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一层报告厅举行，主讲人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讲坛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鄢一龙主持。▲

中国大约五分之二的对外援助项目都是基建，旨在改善区域之间的交通联系，包括公路、铁路、桥梁、港口、机场、电网、移动通信信号塔和光纤网络。Another

图｜pixabay.com文丨罗祎楠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兼任助理研究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助理教授原文载丨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01期当今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这一论断的提出，启发学界深入思考“内生于”中国深厚历史脉络中的国家治理“演化”之路。对“内生性演化”的探索，有赖于通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将中国历史资料分析与社会科学理论创新密切联系——这正是本文所讨论的“学理”探索的意涵。对“内生性演化”学理探索的开展，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如何超越外生于中国历史的理论视角对传统历史的僵化性刻画，呈现中国治理多样性的演化历程？如何在学理上说明这样的演化是“内生于”中国历史机制自身的？国家治理“内生性演化”论题蕴含着对治理权力何种新的理解？为何治理权力必须呈现于社会科学学理探究的过程？本文以宋元明时期儒家文化与国家治理关系的研究为例，尝试对上述问题给予一些回答。一、“个体性权力”视角对宋元明时期国家治理“内生性演化”的遮蔽自19世纪末开始，历史学界对宋元明时期国家治理的概括受到了多种理论模式的影响，如家产官僚制、君主专制、地方精英支配等。通过对这些理论模式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其背后体现的“个体性权力”视角。我们首先以马克斯·韦伯构建的“传统型权威”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韦伯的理论中存在一种对权力的理解：将“权力”

四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在减贫问题上取得了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国民人均收入不仅成功晋升到世界的中高水平，并且在提高城市化、教育和医疗水平上都取得了显著进步。可以这样说，中国减贫工作的成功，为全球减贫事业提供了宝贵经验，并助力联合国完成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消灭极端贫困的目标。国际专家对中国的减贫成就给与了高度评价。文丨周绍杰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长聘副教授，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原文载丨CGTN，2019.3.7By

CIDEG学术沙龙第161期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再检验主讲刘生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

播长按并识别二维码或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进入『国情讲坛』光明网专题页http://topics.gmw.cn/node_120049.htm观看同步直播-主

【编者按】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和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将分别于2019年3月5日和3月3日在北京开幕。在“两会”到来之际，应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邀请，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国情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杨竺松从中外比较视角围绕中国政治制度优势发表系列评论。Editor's

王绍光：《民主四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1版；2018年，三联书店将其列入“当代学术”丛书再版。长按并识别二维码在线购买

【摘要】研究发现：农村家庭贫困发生率在下降，但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趋于恶化；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恶化了贫困状况，对贫困的影响效应增大。研究发现：工资性收入对农村家庭总收入不平等的贡献最高，以下依次是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主要集中于高收入组家庭，而家庭经营性收入主要集中于贫困等低收入组家庭。研究发现：包括自然生态条件等村庄特征变量、家庭人口结构等家庭特征变量、户主受教育水平和健康状况等个体特征变量，对家庭总收入、不同来源收入和收入不平等都存在有差别的影响。未来扶贫工作的难度增大，在构建公平收入分配体系的同时，要基于精准扶贫的理念，因地制宜、因户因人而异，采取有差别的扶贫措施。图｜pixabay.com文丨江克忠

员工持股和社会分红鄢一龙：一带一路实践与地缘发展政治经济学探索研究｜胡鞍钢、谢宜泽、任皓：高质量发展的历史、逻辑与战略布局China

周末读书｜王绍光：对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记住这个忠告尤为重要研究｜李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贸易效率普遍呈上升趋势王绍光：践行民主理念，西方没有做到选举和抽签两开花好文！必须点赞

贰零壹捌戊戌狗年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2018年回眸-///我们要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将改革进行到底——国家主席习近平2018年新年贺词///2018年，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在学校党委和以邱勇校长为主任的国情研究院理事会领导下，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全会、十九届三中全会及《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等有关文件精神，扎实推进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建设工作，在学术影响力、政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新进展。///我们选择用以下事件来记录这一年的成长与收获///壹

“满足”的同义词，偶尔也指“幸福”。不过，“幸福”基本上已远离主流经济学家的视野。他们关心的只是“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增加人们的

图｜pixabay.com文丨王绍光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苏世民书院特聘教授摘自｜《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12月曾单独发表在《中国政治学》2018年第一辑《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

王绍光：“中等收入陷阱”是个伪命题【现场实录】郑京海：“北京共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发展道路的经济理论及实证依据｜国情讲坛

【编者按】2018年12月19日下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第21讲在公共管理学院报告厅开讲。刚刚获颁“改革先锋”称号的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就“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与新结构经济学”主题发表演讲。讲坛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主持。瑞典哥德堡大学经济学副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客座研究员郑京海作点评。本文根据现场发言整理，内容已经林毅夫教授本人审定，小标题为编者所加。全文约2.2万字，分上下两篇，本期推出下篇。▷

办-更多阅读王绍光：“中等收入陷阱”是个伪命题【现场实录】郑京海：“北京共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发展道路的经济理论及实证依据｜国情讲坛

【编者按】2018年11月30日晚，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第十七讲在公共管理学院报告厅开讲。清华大学访问教授、瑞典哥德堡大学经济学副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客座研究员郑京海就“‘北京共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发展道路的经济理论及实证依据”主题发表演讲。讲坛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主持。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高宇宁作点评。本文根据现场发言整理，内容已经郑京海教授本人审定。全文约1.4万字。非常感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给安排这样一个机会，让我来汇报一下我们最近的一些研究成果，希望这个讲座过后我们的研究能够受到一定的关注。因为我感觉我们有一些研究结果还是比较重要的。那么我先做一个开场白。我想接着上一次鄢一龙老师的题目，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是关于计划经济给西方经济学建模工作的启发。2006年的时候，我去参加美国经济学会的年会，在纪念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发表五十周年的组会上，这个故事是我听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索罗（RobertSolow）亲自讲的。他说，关于他的增长模型的解释，受到过中国五年计划的启发。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作为一个年轻的学者在剑桥做过访问，那么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位左翼经济学家在剑桥，人们叫她罗宾逊夫人，是非常有名的左派。两人经常因为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评价发生争论，比如关于资本的定义问题。索罗有一次碰到她，半开玩笑地说，如果毛主席问你把投资率从国民收入的20%，提高到23%，会有什么结果。随后，罗宾逊夫人在索罗一再的追问下回答说，如果假设资本和产出有一个固定的比例关系，应该可以得出一个结果。索罗教授对罗宾逊夫人的这个回答很高兴，因为她终于也不得不承认，当面对一个现实问题的时候，她也只好考虑资本和产出可以有一个比例关系了。这个回答使索罗感到，他1956年发表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对现实的抽象是讲得通的，后来这个模型还在1987年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故事提一下是想说明，在现代经济学发展的过程中，西方经济学者是受到过计划经济思想影响的，而中国的故事也对西方学者的建模工作有所启发。其实索罗正式提到计划经济和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关系是在2001年，在世界银行组织的一个关于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实证研究中的重要性的研讨会上。他在会上正式提到，他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是以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和计划经济国家为蓝本的。他提到的这个情况实际上应该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事情了。但实际上如果我们再往回追溯，计划经济思想对所谓现代经济学的影响还要更早些。比如1936年波兰经济学家兰格提出了一个所谓新古典计划经济模型，我认为这个模型为后来于1954年发表的现代竞争市场模型打下了一个基础。就是说，计划经济模型和市场经济模型，实际上都是以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范式为出发点来建立的。那么回顾这段历史我想说明的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范式，其实是说市场经济通过企业间的竞争和市场定价，可以使得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即研究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考虑如何通过市场经济的办法，使得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社会主义国家曾经试图通过国有企业、计划定价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则认为，应该通过私有企业、市场定价的办法来达到这个目标。所以，不论是古典经济思想，即亚当斯密的思想，还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关心的问题，都是如何通过市场经济的方法，求得社会福利最大化。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比较流行的现代经济学理论，都属于社会主义经济学范畴。估计这个说法有不少同学可能觉得比较陌生，所以这个开场白还是很重要的。下面我分四个部分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的研究成果。第一部分以雷默-胡鞍钢推论为题，第二部分讨论一下林毅夫-温铁军悖论，第三部分讲戈登悖论，第四部分探讨一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一、“雷默-胡鞍钢推论”：从莫斯科共识，到华盛顿共识，再到北京共识第一部分我以“雷默-胡鞍钢”推论为题，介绍我们在对西方文献梳理过程当中的一个发现。这个发现就是，1950年代发展起来的西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是建立在1930年代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模型基础之上的。计划经济思想自1928年前苏联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这是胡鞍钢老师在他的《中国政治经济史论》里面提到的。“莫斯科宣言”在这本书里面，被胡老师称之为“莫斯科共识”。后面我会进一步说明，胡老师的这个提法对我们认识现代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发展路径，是非常重要的。而前苏联解体前后，基于西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华盛顿共识"，在经济转型国家开始流行。通过比较这两种所谓的共识，在企业所有制、市场结构、定价机制、公司治理和政府角色等方面的异同，我们认为中国改革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综合汲取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合理成分，正在形成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被美国学者雷默称之为“北京共识”是当之无愧的。胡老师提到的“莫斯科共识”在经济制度上主要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计划经济，一个是国有企业。而“华盛顿共识”有三个主要方面，即经济市场化、企业私有化和贸易自由化，是1990年由英国学者正式提出来的。但是在这之前，世界银行、美国财政部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曾经向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推荐过。“北京共识”是由美国学者雷默通过比较中国改革实践和“华盛顿共识”的异同在2004年的时候提出来的。他当时在清华访问，通过与中国学者包括跟胡老师的交流，启发了他写《北京共识》这本书。他在这本书里刻画的“北京共识”的几个方面，包括艰苦努力、创新、实验、渐进式的改革、既有理想又尊重现实，以及捍卫国家主权。我认为“雷默-胡鞍钢”推论可以为澄清“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有用的政策讨论平台。关于这一点，我确实看了很多资料，我感觉胡老师的这个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他把“华盛顿共识”补齐以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分析框架，即“从莫斯科共识，到华盛顿共识，再到北京共识”这样一个经济政策的发展路径。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许多西方文献错误地把两个共识之间解释成“非此即彼”的关系。大家可以在网上用“北京共识”作为主题词搜索一下有关的文章，特别是西方国家学者的文章，他们有时候对“北京共识”误会非常大，往往把“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完全对立起来。而我们的研究表明，所谓“华盛顿共识”对现代市场理论的意识形态化解释只不过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它错误地将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相提并论。这也是我们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发现。就是说，资本主义不等于市场经济，即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并不相容。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雷默-胡鞍钢推论”的政策和理论背景，这里涉及几个相关的逻辑链条。马克思的《资本论》是1867-1894年之间出版的，《十月革命》是1917年爆发的，前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1928年，而兰格的所谓“新古典计划经济模型”发表于1936年，然后西方的竞争市场模型（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模型）发表于1954年。我们把这些时间点连起来以后，就可以得到“传统政治经济学-现代经济学-中国模式”，这样一个发展路径。“雷默-胡鞍钢推论”的从“莫斯科共识”到“华盛顿共识”，再到“北京共识”对应的是“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个经济思想的发展轨迹。这应该不是一个巧合。实际上，读懂这些东西，背后需要很多的数学。并且证明这样一个路径的合理性，如有同学喜欢数理经济学，也可以做一些数学推导。这对我们进一步发展主流经济学是非常有意义的。由于西方主流文献忽视了竞争市场理论与计划经济思想的传承关系，导致了上面这些学术逻辑链条的断裂，为人们正确理解现代经济学造成了非常大的困扰。在提醒大家要注意“莫斯科共识”的同时，胡老师建议采用“中国之路”的提法。胡老师指出，“中国之路”根本不同于“莫斯科共识”，但也不同于“华盛顿共识”共识，吸收了合理之处，排除了不合理之处。就是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综合了以莫斯科共识为代表的计划经济思想和以“华盛顿共识”为旗帜的市场经济理论的合理因素，为在两者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实证依据。二、林毅夫-温铁军悖论”：“华盛顿共识”——一个历史的误会第二部分我们介绍“林毅夫-温铁军悖论”，并试图用“雷默—胡鞍钢推论”来回答这个悖论。我们在这里面也希望能引起大家注意的是，由于“华盛顿共识”没有意识到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区别，除了没有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实质性的经济发展外，还在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造成了灾难性的结果，比如说俄罗斯和乌克兰。最近这两天好像这两个国家有可能发生武装冲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自“华盛顿共识”兴起的1990年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文献强化了它的意识形态色彩，人为地割裂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与计划经济思想的传承关系，错误地把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相提并论。这一点我们需要反复强调。资本主义不等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其实是与资本主义不相容的。由于把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相提并论，西方文献使得主流经济学变成了神学，用主流经济学来宣扬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学校里面我们都能够感受到的就是，经济学教学日益脱离实际，晦涩难懂，导致相关学术界“反智力主义”，“不可知论”盛行。而且这股风似乎也刮到国内来了。有时候讨论问题时，会有人莫名其妙地说，经济学不是科学，不用讨论了，再怎么讨论也不会有什么答案。这个态度其实是不对的。现在西方国家在宣扬“学术虚无主义”和“不可知论”，那么试想如果这一套东西是由中国的主流学者大肆提倡，那我们在全世界面前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林毅夫老师最近也有一个讲话，他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他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国并不是唯一的国家，那么为什么在其他转型中的国家，他们的经济就没有像中国这么成功呢？当然答案可以有很多，而我们试图从理论上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华盛顿共识”之所以不成功，它实际上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即“华盛顿共识”强化了西方文献里面的错误。这个错误就是把资本主义等同于市场经济。而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这在冷战时期确实是一个误会。冷战时期一般是这样定位社会主义的，即社会主义就等于计划经济加国有企业，而资本主义就等于市场经济加私有企业。这两个定义当时的确是符合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实际情况的。所以东西方当时都接受这样的定义。但是我们现在开始注意到，特别是把中国的案例加进来的话，我们发现实际上私有企业加市场经济并不等于资本主义。一个最好懂的例子就是小农经济，我们可以把小农看成是农业的私有企业，比如假设耕者有其田的话，而且又是市场经济，但是小农经济不是资本主义。就是说，古代农业不可能是资本主义。“华盛顿共识”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它把资本主义等同于市场经济，从而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但是我们知道没有政府干预的资本主义会导致严重的市场失灵，所以“华盛顿共识”在延续西方学界对竞争市场理论的历史误会方面起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造成了进一步的思想逻辑混乱。这个问题需要反复强调，就是说华盛顿共识的错误，可以说是20世纪社会科学领域一起严重的国际公共知识安全事故。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这个错误的概念，被用到政策制定过程中，就会制定错误的政策，错误的公共政策会导致灾难性的结果。这个研究发现是很重要的，我们有责任向社会向学界介绍，希望能引起大家的注意。那么什么是市场经济呢？根据现代经济学理论，就是国际上都在教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它的定义是非常明确的。第一，竞争性行业里要有许多的小企业，而且这些企业，很像“耕者有其田”，只不过它是工业经济，所以可以说是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小企业。第二，市场决定价格，就是所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即单个企业是无法影响价格的。第三个特点，实际上我们去查一下西方的教科书，它是说在垄断性行业，政府一定要干预。即首先政府要监管，监管不过来的话就把它收归国有。这是标准的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的定义。为了看清西方主流经济学文献对现代经济学的误解，我们需要把现代经济学本身和西方主流经济学文献分开来看，即经济学本身是一回事，西方文献对它的误读则是另外一回事。西方主流经济学文献的错误之一，就是把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模型当成了资本主义模型。其实现在流行的理论都属于社会主义经济学范畴。我们从市场经济的定义也可以看出来，这样定义市场经济，目的就是说如果市场经济行得通的话，社会福利就能够达到最大化。那么社会福利是怎么定义的呢？社会福利是每个人的福利的叠加，即经济体中每个个体福利的算术加总。所以说，这样一个社会主义模型，实际上是理想化的。有人管它叫乌托邦模型。可以说它是社会主义乌托邦模型，这个应该讲得通。或者叫真空市场模型。它的主要用途之一，并不是说，要原封不动地在现实世界中实现它，而是说把这种所谓市场经济作为一个标准。然后计划工作者或者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可以到实际当中去收集数据之后，看看离这个理想化的市场经济差距有多大，社会福利损失是多少。所以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最重要的用途之一，就是帮助政府部门对实际的经济运行绩效，根据相关理论做出福利经济学方面的评估。由于现实中纯粹竞争市场的条件很难满足，就像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一样，现代经济学理论给出了一系列的市场失灵情况下，政府如何进行干预的措施，包括反垄断法、国有企业、政府定价、产业政策等等。就是说在纯粹的市场经济和现实中间有很大的政府发挥作用的空间。政府如何发挥作用，如何把现实中的经济运行往更有效的市场经济方向去引领，做法可以是各种各样的。这样的话，就会有不同的模式，比如可以有中国模式，美国模式，或者印度模式。另外，根据这个市场经济的定义，它的市场结构不一定是稳定的。就是说，即便你向这个方向运动了，市场价格由市场决定了，但决定过一次，不一定说这个均衡价格就可以稳定到永远。因为市场结构有可能会变化，比如市场竞争的结果会导致垄断。一旦出现了垄断的局面，市场就失效了，就偏离了市场经济的轨道了。市场结构的稳定性可能导致了波兰经济学家兰格在1936年提出的社会主义模型当中假设企业都应该是国有的，然后市场价格是通过计划部门来计算决定的。他可能认为这样的话，市场结构就会比较稳定。而市场结构稳定以后，市场的均衡价格就会比较稳定。但我们知道，这样的计划经济，它有两个问题。第一就是国企的激励机制不足，第二就是说计划部门不可能收集到充分的信息来算出真实的市场价格。不管怎么说这个模型实践的结果是失败的，这个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台湾1949年以后的土改提供了市场经济可以具备稳定性的一个案例，但是这个稳定性是由政府提供的。台湾1949年土改的目的是实现“耕者有其田”，跟大陆当时实行的土改是一样的。这样，在农业当中，家家都可以看作是小企业，价格由市场决定。但这个过程是要由政府干预的，比如政府发起了强制性的土改。土改分三步走，第一步先有375减租；第二步“公地放领”，就是把日本人走时留下的土地分给无地农民；第三步向地主征地，采取赎买的政策，然后再把地分给农民，并规定土改后不允许土地买卖，有效杜绝了土地再次集中的可能。这样就把市场结构稳定下来了，保证市场结构是竞争型的。几十年后回忆起来，大家都觉得台湾土改是成功的。由于土地不允许买卖，农业剩余不是被用来兼并土地，而是被投入到了工商业。据说这也为台湾的工业化和后来的经济起飞提供了原始资本的积累，所以这是一个很成功的案例。一个相反案例是俄罗斯的私有化，当时把国企的股份平均分给了职工。因为有很多职工拿到股份不知道有什么用，而还有一些有心人大量地以低价收购职工拿到的股份，最后就形成了对企业的控制甚至占有。这样，最后就造成了私人资本的垄断。有一些工人也失业了，因为企业私有化以后需要重组裁员之类的。据说现在俄罗斯私有化的后遗症还很严重，因此不少学者认为俄罗斯这个案例是很不成功的。下面讲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案例，大家知道这是非常成功的。国内竞争性行业主要为民营小企业，市场定价为主，中央文件也提到，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然后垄断性的行业多数都为国有企业，有为政府，全世界都是公认的，非常成功。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数据。比如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提到了所谓五六七八九现象，是关于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当中起的作用。五指的是民营经济贡献了50%的税收，六指的是民营经济贡献了60%以上的GDP，然后是贡献了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更具体一点是贡献了99%以上的企业数量。这个是非常令人吃惊的，为什么中国的实践和我们理解的理论吻合得那么好。表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沙化面积以每年平均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增加，目前，却开始以每年平均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减少。娘娘山国家湿地公园全貌

王绍光：从历史“大分流”看改革开放成功原因钱易院士：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国情讲坛第十四讲实录好文！必须点赞

从古希腊到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社会上层精英一直把民主看作洪水猛兽。弥尔顿、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康德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先哲们，都不把民主看作好东西。有产者和他们的代言人对民主最大的恐惧是所谓“多数暴政”。从柏克到贡斯当，再到麦迪逊、托克维尔、穆勒，他们都把相当大的精力放在“防止多数暴政”上。与穆勒几乎同时的小说家福楼拜（1821—1880）对民众也十分恐惧，他说得有点赤裸裸：“今后的剥夺个人自由的将不是专制君主，而是民众。”……作为一种政治体制，“民主”已经有2500

【编者按】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大平正芳等10名国际友人颁授中国改革友谊奖章，以感谢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支持和帮助。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1910-1980）长期致力于中日两国友好事业，积极支持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大平正芳长孙女渡边满子代为领奖。12月20日下午，渡边满子应邀参加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举办的“回顾中日邦交正常化与中日关系”研讨会并作主旨讲演。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教授，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孟健军出席研讨会并发言。研讨会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院党委副书记周绍杰主持。下文为胡鞍钢教授在研讨会上的发言稿。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188个国家和地区中仅排位第175，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第11位。40年后，“弹指一挥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2017年中国的人均GDP（汇率法现价美元）在世界217个国家和地区中排位上升至95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总量则位居世界第一。40年前，没有人能够预见到中国的巨大变迁，过程中还一直伴随着各种中国经济崩溃论，当然这一崩溃论本身就崩溃了，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40年前，邓小平是如何发动改革开放的？有什么样的战略机遇窗口？他又是怎样做出中国现代化战略目标和战略部署的？作为日本知名政治家大平正芳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为什么说政治家做出的重大决策会产生长期发展红利？首先，毛泽东为邓小平改革开放创造了战略机遇窗口。1971年7月，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问中国，中美同时公布双方达成的《公告》。同年10月，联合国大会正式恢复中国席位。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中美达成第一个《联合公报》。9月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访问中国，大平正芳作为外务大臣陪同访问，双方发表《中日联合声明》，才标志着中日邦交正常化。1974年1月，大平正芳作为外相，再次访问中国，签订《中日贸易协定》。其次，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邓小平在外交上作出了两个重要决策：一是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二是实现中美建交。[1]处理这两个世界经济大国关系直接关系到中国对外开放的大局。后来邓小平告诉亨利·基辛格：我出来工作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努力推动中美关系发展。[2]这是邓小平打开国门、对外开放的战略性、关键性之举。再有邓小平带头“走出去”，主动利用改革开放创造“天时地利”。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为了对外开放，邓小平决定出国访问，到东亚国家调查研究。1978年邓小平先后4次出访8个国家。[3]邓小平优先解决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问题。此前中日双方已经有过3年半艰苦谈判。日方一直不愿意在条约中写入“反霸条款”，怕得罪前苏联，最后日方同意写入“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8月10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外相园田直。园田直提出，因为双方有不同主张，希望以后不再发生像上一次的钓鱼岛事件。邓小平说明，那次是偶然发生的事件，渔民们一追起鱼来眼前就没有别的东西了。[4]他说，钓鱼岛问题、大陆架问题，现在不要牵进去，可以摆在一边，以后从容地讨论，慢慢地商量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办法。我们这一代找不到办法，下一代、再下一代会找到办法的。[5]大平正芳作为日本自民党干事长，积极支持这一条约的签订，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日本方面接受邓小平的意见。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签订。[6]10月，邓小平为参加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两国批准书互换仪式，作为中国领导人首次访问日本，就是亲自了解日本的工业化现代化。他在访日期间先后参观了日本的各类现代化企业，如日产汽车公司装配线，新日本钢铁公司自动控制轧钢生产线，日本松下电器公司彩色电视线组装生产线；乘坐日本自主开发的高速气垫船，乘坐新干线超特快列车，乘坐特快电车参观，日本的现代化成就使他感到十分震惊。他坦言：“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现代化。”不久之后他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是准现代化，即经济总量翻两番和小康目标，大大不同于毛泽东、周恩来所宣布的“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在乘坐东京-京都新干线列车时感慨道，只有老老实实承认落后，才有希望。▲

【编者按】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大平正芳等10名国际友人颁授中国改革友谊奖章，以感谢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支持和帮助。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1910-1980）长期致力于中日两国友好事业，积极支持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大平正芳长孙女渡边满子代为领奖。12月20日下午，渡边满子应邀参加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举办的“回顾中日邦交正常化与中日关系”研讨会并作主旨讲演。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教授，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孟健军出席研讨会并发言。研讨会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院党委副书记周绍杰主持。以下根据渡边满子现场发言翻译整理。▲

446长按并识别二维码或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在线购买更多阅读专访｜胡鞍钢：我们与改革开放同行改革开放人物志

中国作为几次世界性工业革命的边缘化者、落伍者、追赶者，不是简单地复制工业化先行者的“串联”式路线，而是独辟蹊径采用“并联”式路线，实现跨越式发展。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图：新华网）文丨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原文载丨海外网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在中国人民手中，不可能成为了可能。我们为创造了人间奇迹的中国人民感到无比自豪、无比骄傲！”我们正在经历并见证中国创造人间奇迹的历史！什么是“奇迹”？所谓奇迹，托马斯·达奇定义为：“一个引起惊叹不已的事实，因为其原因深藏不露”。阿兰·佩雷斯认为，发展也是一个奇迹，是指人们知其然而不愿深究其所以然。奇迹有先有后，通过传播竞争和渗透，奇迹从一个国家转到另一个国家。他将经济奇迹定义为那些完全不是由于自然条件取得的成功，指那些无法预见的神速的成功。什么是“人间奇迹”？1949年毛泽东指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改革开放40年，中国创造了人间奇迹。在世界经济史上，过去200多年曾出现过“英国奇迹”，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又出现过“美国奇迹”，引发并推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1870—1913年美国GDP年均增速和工业产出年均增速分别为3.94%和5.4%，超越了“英国奇迹”；二次大战之后出现过“日本奇迹”，1950—1973年日本GDP年均增速和工业产出年均增速分别为9.29%和9.1%，超越了“美国奇迹”。1978年之后，中国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创造了世界经济史的增长记录。1978—2017年GDP年均增速和工业产出年均增速分别为9.51%和10.8%，打破了英美日经济起飞的历史记录。不仅如此，中国直接受益人口从1978年9.6亿人到现在的近14亿，大大超过英国经济起飞的1000万到2000多万人口、美国经济起飞的4024万到9761万人口、日本经济起飞的8381万到1.09亿人口。从工业化的视角看，中国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迹。中国作为几次世界性工业革命的边缘化者、落伍者、追赶者，不是简单地复制工业化先行者的“串联”式路线，而是独辟蹊径采用“并联”式路线，实现跨越式发展。诚如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所指出的那样，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总之，中国改革开放时代就是大踏步赶上来的时代。附：-END-更多阅读专访｜胡鞍钢：我们与改革开放同行改革开放人物志

胡鞍钢：展望“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改革开放同行者赵燕菁：城市化转型——从高速度到高质量｜国情讲坛第十五讲实录

研究｜胡鞍钢、周绍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背景、理论体系与重点领域研究｜王亚华

【编者按】11月2日晚，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第十一讲在公共管理学院报告厅开讲。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长聘副教授，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周绍杰就“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主题发表演讲。讲坛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主持。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苏世民书院特聘教授王绍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高宇宁作点评。本文根据周绍杰副教授现场发言整理，内容已经周绍杰副教授本人审定。关于“中等收入陷阱”这一研究主题，首先需要从中国按照世界银行收入组划分的视角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的发展历程。这里涉及到进入21世纪，中国先后完成两次收入组的跨越。第一次跨越在进入21世纪之初，中国完成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低收入国家的跨越，这是2000年的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中给出的结论；第二次跨越，2012年的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给出了中国从中低收入向中高收入国家的发展跨越。这两次两个跨越是在进入21世纪后短短十几年内实现的。那么，中国能否继续从中高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成为我们现在理解中国经济未来展望的一个重要视角。特别是，2008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之后，“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在全世界流行起来。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大国，在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保持了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那么中国对于发达国家的追赶能否持续下去，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专家学者都在考虑这个问题。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做的党的十九大报告为后2020年中国的发展前景，做出了一个战略构想，我们可以把这个战略构想称之为“两阶段”战略构想，即2020-2035年期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目标的实现是比1987年十三大报告提出的“三步走”的第三步目标的实现整整提前了15年。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中国完全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第二阶段是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实际上是对应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五个发展领域。实现“两阶段”战略构想不可逾越的一个发展阶段就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国家。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对“中等收入陷阱”相关的主题经历了长达10年左右的跟踪研究。2007年，世界银行的两位经济学家发表了题为《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的报告，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需要指出的是，该报告并没有对这个概念进行深入阐释，更没有明确给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收入区间。世界银行的这个报告也指出东亚经济可能在将来面临一些可持续增长的问题。这个报告一经发出，胡鞍钢教授很敏锐地看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2008年，爆发了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这对于中国出口导向型的地区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冲击。2008年12月，胡鞍钢教授到广东省进行调研，并应邀在广东省委中心组学习会“广东学习论坛”授课。该次授课的主题是“广东发展模式转型与金融危机应对”。胡鞍钢教授在这次讲座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改革发展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但同时也形成了特定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可能出现“路径依赖”、“路径锁定”现象；如果不能及时地、主动地转型，就可能对未来的改革和发展造成阻碍，陷入所谓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在这个讲座中，胡鞍钢教授特别强调创新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性。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至今的十年，我们可以看到，广东经济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了“腾笼换鸟”，珠三角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周边地区转移，与此同时着力加强了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支撑，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通过政策引导促进创新驱动对广东经济发展的支撑。应该说，经过十年的发展，广东经济基本上纳入了创新驱动的发展轨道。以深圳为例，创新成为这座城市的标签，已经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际创新城市，2017年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达到4.13%，与世界上研发投入强度领先的国家（例如以色列和韩国）相当。按照汇率法计算，深圳2017年的人均GDP水平与韩国相当。2011年和2018年，由胡鞍钢教授领衔的国情研究院团队先后完成了《2030中国：迈向共同富裕》和《2050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两本书。前者是在“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对未来20年的发展展望；后者是党的十八大以后，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进行的展望性研究。应当说，这些研究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关于“中等收入陷阱”这一主题的研究，一个重要的背景是2015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情研究院的研究团队在胡鞍钢教授的带领下，先后撰写了多篇相关论文，包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和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于五大发展理念视角》。这两篇论文一经发表还是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引用。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和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这篇文章获得大量引用，迄今已经被引用了将近600次。这篇论文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实行的“里根经济学”。基于这些研究积累，2018年年初胡鞍钢教授和我共同完成的《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书正式出版。本次讲座的内容也是基于这本书的主要研究结论，围绕以下六个问题：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为什么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为什么会成功跨越“贫困陷阱”？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前景展望。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首先，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由世界银行提出的，我们的研究也是借鉴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这涉及到如何定义中等收入国家，包括绝对收入标准和相对收入标准。绝对收入标准是世界银行按照汇率加权法（Atlas法）把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转换为美元值，基于各国GDP的美元值大小划分为四类国家：低收入国家、下中等收入国家、上中等收入国家以及高收入国家。国家收入组的划分是基于收入组间的门槛值的设定，门槛值的设定会根据主要货币相对美元的汇率和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但是，收入门槛值可以认为是固定的。根据这种划分方法，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可以被划分到一个收入组中。基于这种方法，按照1987年的数据，世界上有154个国家和地区参加分类，高收入的经济体只有4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74个。到了2015年，217个国家参加分类，高经济体的数量为79个，中等收入国家是107个。从收入组的人口分布比例来看，1995年高收入国家的人口总数占16.6%，2015年达到18.9%。这表明，1995-2015年期间的20年，高收入国家人口比重仅仅增长了2.3个百分点。这说明什么呢？尽管高收入组的国家数在增加，但是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很多都是人口规模不大的国家或地区，高收入国家的人口总数并没有明显的提高。这可以算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例证。第二个标准是相对收入标准。相对收入标准是按照每个国家或地区以购买力评价为标准的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百分比。借鉴世界银行的研究方法，我们把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水平相对于美国低于5%的就视为是低收入经济体，超过40%就视为高收入经济体，而处于中间区间的就是中等收入国家。世界银行2012年的一个非常有影响的研究，根据1960年和2008年各国或地区人均GDP相对于美国的百分比的对数，把世界各个经济体进行了收入组划分。其中，1960年有101个经济体处于中等收入国家，这些经济体只有13个经济体在2008年迈向了高收入国家，包括日本、亚洲四小龙、以色列、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爱尔兰等欧洲国家，还有2个国家是非洲国家（赤道几内亚和毛里求斯）。此外，这些1960年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中有更多的经济体在2008年落入了低收入国家。这个统计表明，1960-2008年期间，在长达近50年的发展中，只有少数国家实现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这也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例证。我们按照相对收入标准对高收入国家进一步进行了统计。2015年，世界上有53个国家或地区人均GDP的水平超过了美国40%，其中33个是OECD国家，非OECD国家只有20个，非OECD国家中人口超过2000万的国家其实只有4个。基于以上的统计事实，我们会提出以下问题，即为什么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这样一个现象？针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统计事实，尚未在理论上达成一致。但是，作为一种基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现象，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存在经济增长长期停滞。如果按照相对收入标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是因为相对于美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的追赶能力的弱化。为什么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现象？为什么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现象？一个基本结论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停滞或下降，这反映了经济要素配置和使用效率的低下，这是从经济增长核算的角度来理解的。其背后存在诸多的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潜在因素，这些影响因素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经济发展战略。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拉美国家。拉美国家在193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进入到工业化，相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他们是较早进入工业化的。但是，拉美国家的工业化长期奉行进口替代政策。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这一政策使得拉美国家的工业化并不是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导致这些国家的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不能有效提高，最终陷入了债务陷阱。第二是宏观经济管理能力。这个也有鲜明例证，比如东南亚经济危机前的东南亚国家。很多东南亚国家在宏观经济管理能力做的不好，特别是在国内资本市场发展不健全的条件下，贸然开放了资本账户，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第三就是创新能力。可以说，创新能力是中等收入国家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个最关键的驱动因素。第四是收入分配问题。收入分配不公平最终会引发低收入阶层的不满，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缺乏社会发展的支持。最后就是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利比亚。利比亚曾经依靠丰富的石油资源成为非洲最富有的国家，然而，这个国家长期以来政党纷争不断、司法体制不健全，政治和安全局势不断恶化，最终导致经济发展急剧恶化。这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已经从2010年的12000多美元下降到2016年的5000多美元。从国际比较来看，东亚经济体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按照相对标准，日本和韩国都先后实现了迈向高收入国家。从人均GDP的追赶来看，日本相对于美国的水平1962年达到了40%，可以认为按照相对标准进入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韩国人均GDP在1991年超过美国的40%以上，也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迈进。为什么这两个国家实现了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我们引用国际同行关于东亚经济体的一个研究，包括韩国、香港、台湾地区、新加坡、印度和中国。从增长核算来看，人均GDP的增长率可以分解为四部分：劳动贡献、人力资本贡献、资本贡献和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我们可以看到，从1970-2009年差不多30年的时间内，亚洲四小龙、中国和印度能够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因为这些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图.

【摘要】作为反腐败的主要执行机构，纪检监察机关的运行机制如何，直接影响到反腐败工作的成效。长期以来，纪检监察机关在推动反腐败工作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随着反腐败工作的深入开展，纪检监察机关自身存在的局限性影响了反腐败机构的效率。为解决好这些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围绕纪检监察体制机制进行了重要改革，使纪检监察机关的运行效率、专业性、独立性、权威性都得到了较大的提升。然而，当前的改革也仍存在一些局限性。在未来的反腐败工作中，必须重视并着力解决好这些问题。文丨过勇

王蔚在四川省广安市邓小平故里进行参观2017年10月28日，在北京高校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博士生宣讲团成立仪式上，王蔚作了一次题为《走近世界舞台中心

2018年11月24日，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举行。研讨会由国情研究院主办，会议主题为“中国道路：经济发展与国家治理”。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教授，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门洪华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报刊社副社长、《中共中央党校学报》《国家行政学院学报》《行政管理改革》主编焦利，《新疆师范大学学报》主编李建军教授，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数量经济理论方法室主任蔡跃洲研究员、环境经济研究室主任张友国研究员，日本名古屋大学经济学院薛进军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刘鹏教授，以及国情研究院部分师生和来自国内外各研究机构、高校和学术期刊的专家学等40余人出席研讨会。▲

聚焦｜国情研究院举办“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学术交流活动研究｜刘生龙：教育影响中国男性老年健康——来自断点回归模型的实证证据孟庆国：数据权与数据权的治理

王绍光：改革开放、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上）｜国情讲坛第七讲实录新书｜胡鞍钢：《我与改革开放同行》书评｜改革方向与民心向背——评《天下为公——中国社会主义与漫长的21世纪》

央地视角下的指标完成情况从中央、地方指标的角度看，中央指标完成情况整体提高，地方指标整体下降(见下页图4)。具体而言，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中央指标完成率远远落后于地方指标，在2003－2005

王绍光：改革开放、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上）｜国情讲坛第七讲实录新书｜胡鞍钢：《我与改革开放同行》书评｜改革方向与民心向背——评《天下为公——中国社会主义与漫长的21世纪》

【编者按】10月27日晚，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第十讲在公共管理学院报告厅开讲。清华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就“40年前：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主题发表演讲。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苏世民书院特聘教授王绍光，哥德堡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国情研究院客座研究员郑京海作点评。讲坛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周绍杰主持。本文根据胡鞍钢教授现场发言整理，全文共计2.4万余字，分上下篇推出，今天推出上篇。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有机会就改革开放40周年这个主题做一个介绍，我的题目是“40年前：改革开放初始条件”。如何去认识40年前，即1978年的中国？邓小平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启动了改革开放？我们来看一看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上海。这是1978年上海陆家嘴的一张图，就是一个典型的大农村，是“一个大城市和一个大农村”。

对一个国家来讲，最大的投资就是对国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对个人来讲，最大的投资也是对自己进行持续不断的知识资本投资。这不仅使我赶上了改革开放的这列时代快车，还能够从飞驰的列车的车尾走到车头。

王绍光：改革开放、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上）｜国情讲坛第七讲实录新书｜胡鞍钢：《我与改革开放同行》书评｜改革方向与民心向背——评《天下为公——中国社会主义与漫长的21世纪》

2018年10月17日晚，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主办的“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研究”系列讲座在公共管理学院举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与社会中心外籍研究员、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陈平应邀出席并作题为《破解经济盛衰之谜——从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谈起》的讲演。讲座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主持。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苏世民书院特聘教授王绍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周绍杰，瑞典哥德堡大学副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客座研究员郑京海做了点评。▲

框架下检验了教育与老年健康之间的经验关系，我们发现教育与老年（不论男女）自报健康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教育与劳动能力丧失（不论男女）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其次，我们在一个2SLS

王绍光：改革开放、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上）｜国情讲坛第七讲实录新书｜胡鞍钢：《我与改革开放同行》书评｜改革方向与民心向背——评《天下为公——中国社会主义与漫长的21世纪》

World等。先后承担国情研究院中央企业“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国际发展援助战略等专题研究。长按并识别二维码报名11月9日晚19:30

【编者按】9月25日晚，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第七讲在公共管理学院报告厅开讲。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苏世民书院特聘教授王绍光就“改革开放、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主题发表演讲。讲坛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教授主持。在现场演讲整理稿的基础上，王绍光教授又增补了大量信息，形成本文。全文共计2.5万字，分上下篇推出，今天推出下篇。▷

中。此外，还有大量手稿笔记，讲课讲座录音、录像等资料。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不只是我个人对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历程的记录，还包括了我在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的合作者和研究团队，

王绍光：抽签与民主，释放对民主理念实现方式的想象力国情研究院召开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项目开题论证会

【编者按】10月19日晚，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第九讲在公共管理学院报告厅开讲。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文扬就“改革开放的经济地理因素”主题发表演讲。讲坛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主持。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王绍光，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希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周绍杰等出席讲坛并作点评。以下根据现场演讲整理，内容已经文扬研究员本人审定。

谷歌Ngram中“普选权”、“政治精英”、“权力精英”、“精英主义”、“社会运动”出现的频率1956年，当赖特·米尔斯出版《权力精英》一书、揭开美国民主面纱背后的军事、经济、政治精英网络时，

10月24日下午，清华大学2018年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课题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内涵和现实意义研究”开题论证会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617会议室召开。参加论证会的专家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贾涛研究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肖自强研究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鄢一龙副教授、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维副教授、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穆阿妮副教授、清华大学科研院文科处武海燕主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干部张军强，相关部门负责人、课题组全体成员参加了开题论证会。鄢一龙副教授主持论证会。张新助理研究员作为课题负责人做开题报告，他从选题研究意义和价值、研究现状、研究框架和内容、研究方法、拟突破的重点难点和主要创新之处、研究进度计划、预期成果等方面向专家组作了开题报告。与会专家充分发表了意见，认为课题选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课题组的前期准备工作比较充分、细致，研究框架较为完整清晰，整体规划设计比较扎实合理。各位专家还从不同角度对课题的研究框架、内容、思路和方法等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希望课题组从“以人民为中心”、党领导一切工作、“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角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建国以来党的经济思想为补充，充分体现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回应时代和社会呼唤，构建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着力提升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实践布局与指导意义，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提升全要素生产力和创新发展提供积极的政策参考依据。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项目负责人张军强还强调，该课题要更加突出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创性贡献。张新在发言中感谢了专家们的意见建议，表示课题组将牢牢把握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的立项初衷及要求，紧紧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一研究主题，强化课题研究问题导向，聚焦研究内容，完善研究框架，合理设计研究进度，保障配置资源，确保课题研究的高质量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END-更多阅读

Yaqub教授还与胡鞍钢教授先期进行了交流，探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所遇到的挑战、潜在合作机会以及未来合作展望等相关问题。交流中，胡鞍钢教授表示巴基斯坦将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最大受益者之一。Am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