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下午，高研院邀访讲座第23讲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报告厅举行。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东亚系张旭东教授作报告，题为《批评语言与文学之“道”——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反思》。报告会由浙江大学文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邢程主持。张旭东首先厘清文学研究中的诸种概念，如“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文学史”及“作为科学的文学”。他指出，这些概念内部存在非常纷杂的状况。在文学批评的范畴里，一般意义上的作家作品评论停留在初级的未经理论化、历史化、概念化的经验层面，没有方法论支撑；作品分析涉及理论基础上的文本细读、形式分析，兼及初步的文学史评价和社会价值判断，因为围绕文学作品聚拢着各式各样的思想；批评理论则包蕴“语言学转向”之后的各种分析-阐释方法；最终指向“总体批评”，即文化与意识形态批判。在文学理论的范畴里，张旭东指出，一旦进入批评的活动、批评的思维方式、批评的阅读与批评的写作，就已经处在理论思维的状态，不可能有完全摆脱于理论的批评活动。他按照历史脉络梳理了文学理论在诗学、语文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符号学/哲学层面的发展，“理论的终结”不是理论的结束，而是理论对自身局限性的反思，是走向理论思维的问题性重构。文学史是有关文学事实的实证研究，有关作家作品的知识积累与罗列，有关文学发展史上的转折与变化的观察和总结。张旭东区分了两种文学史，即major（大）文学史和minor（小）文学史，前者指在学科化教研框架下，学者共同体自我再生产的“场域”和“习规”，是体制化的历史叙事和意识形态编码；而“小（minor）文学史”，则是内在于作品、作家间相互影响的“文学风格发生学”。文学科学的定位从19世纪的“精神科学”发展到今天“文学分析的科学”或者叫“历史科学”，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总体论”视野下的理论性“文化批评”及其“历史化”，而当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必然是多语言、超越国族、多学科的，逐渐走向“总体文学”。文学科学还有一个文学对象的重建问题，如果文学学科没法界定自己的研究对象，整个学科则面临危机。随后，在对这些概念所关联的研究范式的反思的基础上，在“批判的文学史”这一主张之下，张旭东以其关于鲁迅文学、当代长篇小说的研究和批评为例，提出现当代文学在方法论层面的可能性，包括“阐释循环”“现代主义”“批评必须说艺术家的语言”、作为摹仿和行动的文学，以及语言如何把握生活与现实等命题。在交流环节，朱天飚、缪哲等学者，以及旁听的学生，就艺术史研究法对文学史的启发，作者主体与批评主体在批评活动中的位置，文学与政治之关系，“纯文学”是否存在及如何界定等话题，与主讲人进行了探讨。文字：夏春璐摄影：陈彧婷编辑：陈彧婷

魏晋南北朝的基层秩序与变奏导读：聂溦萌、华喆7月14日（公开日）9:00-12:00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福建作报告，题为《约翰·密尔论社会管制》。报告会由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贺照田主持。约翰·密尔（John

5月30日下午，高研院学术报告会第261讲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报告厅举行。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李娜作报告，题为《杂志缘起与1983年的台湾》。报告会由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侯俊丹主持。《人间》杂志（1985-1989）是台湾作家陈映真创办于台湾工商经济发展“黄金时代”的摄影报道杂志，留下人文思想回应时代问题、介入社会变革的丰厚遗产。李娜认为，在今天的两岸现实中重读《人间》有特别的意义，为此需要特别探讨《人间》杂志如何承接了1970-80年代陈映真和友人们投入的“回归现实、关怀乡土”文化思潮与实践的能量，如何发展出一种涵育青年主体的意识和方式。她从三个层面展开论述。一是今天为什么要读《人间》？李娜指出，有很多人关切台湾，却缺少深入台湾社会历史的媒介，就此而言，《人间》杂志是一个特别好的媒介。《人间》承接了战后台湾人文知识分子对于“民族生命如何更好迎向现代”在社会、文化、艺术、思想上的持续思考和走入民间的探索，通过对时代转型中的人和社会问题的深度摄影报道，深刻影响、塑造了当代台湾社会、台湾人的一些关键的价值、心理和情意结构。同时，《人间》以对“人”的关切为核心，探索重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丰富连接”的社会生活形式、精神生活形式。这样的《人间》不仅是帮助我们内在理解台湾的媒介，也是经过一些转化，就可以成为帮助我们面对今天时代和人的问题的人文思想资源。二以《人间》“汤英伸案”的报道文本和报道者为例，探讨《人间》杂志对青年的主体意识的涵育。1986年1月台湾邹族少年汤英伸在台北打工时杀死雇主一家，《人间》在投入这个案件的调查、报道过程中，召唤、形成了一个影响非常大的文化行动，同时，《人间》报道对青年主体问题的关切、涵育的意识和方式，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特别的磨练和奠定。通过分析汤英伸案报道文本中如何追踪调查汤英伸的成长轨迹，呈现他身心中累积的压抑与暴力所以形成的经济、教育、山地民族结构性困境等问题，李娜指出，《人间》对报道者和读者达致的深刻“涵育”，不是启蒙，而是与读者共同去探索、认知社会的过程中，体察普通人的尊严和情感方式，以及社会意识推动制度改善的可能。三是《人间》的“人文”内涵。李娜指出，《人间》的人文，是认为人的身心问题无法被社会、政治、经济化约掉，但通过“人”，不是孤立地讨论“人性”或精神，而是对人的身心理解深了，可以更切实地看到身心与社会、政治、经济各个层面的关系——就此而言，《人间》的“人文”不是一种指向某种超越性的“人文精神”，而是一种“知识工作方式”，是一种把握社会历史的方式。由上可以说，《人间》体现了陈映真一个具有贯通性的时代关切，即处于剧烈变动时代中的个体如何成长为充实饱满的主体，承担起对民族生命的责任。那么为何要将透视点放在1983年？李娜认为，1983年文学写作和文学接受都“如日中天”、接受访谈最多的陈映真，并没有明确提出办杂志，但在这外部环境有了关键性变化，同时他的思想高度活跃的一年里，如果对他的小说、文化评论、行迹、访谈、对谈，做细致的勾连分析，可以看到指向《人间》之所以是后来所呈现面貌的关键的意识和思考。比如陈映真在这一年特别强调写作者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是“认知”的问题——即对当时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动的方方面面都要重新认识。着手筹备《人间》杂志的时候，他已经明确这种“认知”是要以变动时代的人状况来作为媒介的。在这个意义上，对《人间》的人文工作方式的探讨，也是对一个没有得到充分认识的历史时刻的打开，对《人间》的思想的丰富性的理解，也蕴含在其中。报告会交流环节，张福建、丁义珏等学者就《人间》杂志出现的社会环境和氛围、《人间》杂志的文本处理模式来源等问题与主讲人进行了深入交流。文字：蒋玉婷摄影：陈彧婷编辑：陈彧婷

5月23日下午，高研院学术报告会第260讲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报告厅举行。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石硕作报告，题为《历史的另一面：记忆与传说

4月25日下午，高研院学术报告会第258讲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报告厅举行。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副教授任小波作报告，题为《“暗军”新证：吐蕃军政体制探例》。报告会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石硕主持。根据古藏文文献，吐蕃时期曾存在过一个重要兵种Mun

4月20日下午，高研院学术报告会第257讲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报告厅举行。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荣休教授白书农作报告，题为《人之为人与社会秩序重构》。报告会由高研院常务副院长朱天飚主持。基于对植物形态建成过程的多年研究，白书农在本次报告中对生命系统的本质及其运行规律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解读了生命系统的特殊形式——“人类”的起源及演化（即“人之为人”）的基本特点。白书农首先简单梳理了个人科学研究生涯及其对人类演化历史的理解。他指出，人类历史上的文明，归根结底可以分为两大类——人本（不同形式的祖先崇拜）与神本（不同形式的上帝崇拜）。随后，白书农提出了一个在10的9次方年地球生物圈起源与演化的时空尺度下观察人类的视角，讨论了“活”“迭代”“生命大分子网络”等理解生命现象必需的5类、9个节点概念。他分享了一个信念：生命系统是自发的，而自发过程的原理应该是简单的。随后，白书农展开了“人之为人”的阐述。与传统的从基因差异、能否使用工具、是否具有语言来区分人类与其他动物的观点不同，他从动物面临食物与自身之间存在物理距离的现象切入，发现动物都需要媒介来解决这种物理距离，而在动物演化历史中，解决物理距离的媒介出现过从“实体化”（如水流之于水螅）、到“信号化”（感知系统之于绝大部分动物）、再到“符号化”（如蜜蜂舞蹈、鸟类鸣叫、人类语言）的迭代。人类的“认知”本质上是解决上述物理距离的媒介。但与其他动物解决物理距离的媒介不同，人类认知由三个要素构成：抽象能力、语言能力、工具创制能力。后者使得人类认知获得了可以自主发展的正反馈特征。这种独特的认知能力，使得人类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其他生物的“认知决定生存”的全新演化道路。认知能力在帮助人类逐步突破食物网络制约、获得更多生存资源的同时，也打破了动物赖以繁衍生息的、由秩序、权力、食物网络制约三者互作所构成的、具有正反馈效应的“三组分系统”，转变为只有秩序和权力二者构成的、或者振荡或者停滞的“双组分系统”。“双组分系统”的副作用迫使人类不得不开始寻找界定秩序、制约权力的要素。从人类发展历史上看，轴心时代正是不同地区人类寻找“第三极”艰难尝试的产物。在轴心时代形成的不同形式的文明，本质上无非是在感官经验范围内，为人们的行为规范提供是非标准及其终极依据[1]，或者说是一套人类行为的戒律。可是，随着科学认知的出现，人类认知在短短几百年时间内突破了感官经验的范围，“人本”与“神本”文明的局限性逐步显现，越来越无法承担作为行为规范的是非标准的终极依据的功能。怎么办？白书农教授指出，有没有可能从“人是生物”这个基本事实出发，以现代科学所揭示的生命系统运行基本规律作为“超越人类感官经验的戒律”（生本），来替代轴心时代形成的、“限于人类感官经验的戒律”（人本或神本）。以“生本”作为第三极，重构“三组分系统”，使得人类回归地球生物圈做一个负责任的成员，在地球生物圈中实现自身的可持续生存与发展。报告会交流环节，张福建等学者，就文明冲突、社会秩序构建、科学与人文的兼容等话题，与主讲人进行了探讨。[1]

4月18日下午，高研院学术报告会第256讲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报告厅举行。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田洪敏作报告，题为《“择明亦择暗”——列夫·托尔斯泰拒绝文学的思想述介》。报告会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闫雪主持。田洪敏的报告通过梳理托尔斯泰在不同时期的思想嬗变，将考察引向1860年代、1880年代和1900年代俄国文学、历史与思想叙述模式，以这一时期的作家的文学以及非文学史料重新给出一个较为注重对历史和世界开放的俄国现代性思考。田洪敏的考察主要依托于托尔斯泰的日记与书信史料（《托尔斯泰全集》第46-90卷》）。她指出，托尔斯泰早期的日记更接近于一种自我观察和自我体验，主要内容是关于自己在不同状态下的内心生活，关于紧张的不间断自我省察和意识；在生命后期，托尔斯泰将日记纯粹用作“精神用途”，后期所有的日记都具有忏悔性；而以1895年为界，托尔斯泰的后期日记被加工成哲学意识——托尔斯泰讨论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时，刻意回避今天学界约定俗成的20世纪现代哲学范畴，在表述“自由、个体、独立”等现代性意识之际，他采用以“隔绝”或者“拒绝”为基本“自由最小单位”；“离开与边界”亦成为日记中必须使用的时间运动模式，不停地隔绝和不停地与“整体”融合与交互成为1895-1910年托尔斯泰关于自我、关于世界的思辨与隐喻模式。随后，田洪敏结合历史背景，从三个时间段（1850-1860年代、1870-1880年代、1895-1910年代）详细梳理了托尔斯泰的生命历程以及他拒绝文学的思想历程。她指出，从1852年发表第一部小说《童年》到1859年近十年间，托尔斯泰已经有过拒绝或放弃文学的想法；在度过了1850年代的文学创作之后，1860年-1863年俄国农奴制改革的准备期和实践时期，托尔斯泰一直着力完成自己的人民教育事业。1877年，随着《安娜·卡列尼娜》的完成，托尔斯泰公开宣布告别艺术，这一后来被学界论争为里程碑的文学与思想事件，应该进一步给出历史化的解读；而在1895年开始的日记中，托尔斯泰开始密集将自己未来思考的问题编码记录，至1900年，被学界论述为囿于家庭伦理的日记藏匿与归属问题需要进一步给出丰富的史料支撑；从1903年开始直到去世，日记成为托尔斯泰记录个人思想意识的唯一园地。报告会交流环节，张福建、石硕、李娜等学者，就托尔斯泰的教育思想和自由观念、俄国作家涌现的社会土壤、托尔斯泰的文学/非文学作品、俄罗斯文学开放性与特殊性的关系等话题，与主讲人进行了探讨。文字：夏春璐摄影：陈彧婷编辑：陈彧婷

Plant、《中国科学》等期刊发表论文一百多篇。海报：蒋玉婷

4月11日下午，高研院学术报告会第255讲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报告厅举行。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王则柯作报告，题为《经济学讨论中的假设与模型》。报告会由暨南大学古籍所副教授张春晓主持。王则柯从“六成居民收入在平均线以下能否作为贫富差距扩大的根据”展开讨论。他指出，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建立模型来探讨——假定居民收入从低到高分成人数一样的10组，相邻两组只以极其温和的15%的比例递增，收入低于平均数的居民也已经超过六成。因此，六成居民收入在平均线以下，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描述。王则柯进一步指出，经济学讨论从假设和模型出发，因为狭义理解的“实际”本身就很难说得清楚，所以经济学讨论首先要对经济现象的“实际”进行简化，捕捉最关键最本质的因素。主流经济学研究（而非经济问题研究）的范式是故事—假设（模型）—推理（演算）—结论。假设和模型的仿真度（是否反映实际，是否抓住本质的因素）体现功力，而推理则依赖训练和技巧，具体研究的价值主要看结果，特别是能否发掘单凭直觉难以发现的规律；方法论的价值，则存在于所有各个环节之中。报告会交流环节，张福建、任小波、朱天飚等学者就苏比克-夏普利权力指数、政治对经济学的影响、政治经济学等话题，与主讲人进行了探讨。文字：夏春璐摄影：陈彧婷编辑：陈彧婷

题：“择明亦择暗”——列夫·托尔斯泰拒绝文学的思想述介主

步发表观察和提供意见。1981年以来，作为访问学者先后访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作为富布赖特学者访问美国密歇根大学，在

3月28日，高研院学术报告会第254讲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报告厅举行。暨南大学古籍所副教授张春晓作报告，题为《从文学题咏到政治文化范本——成书、进献和传播考论》。报告会由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田洪敏主持。《世彩堂集》是北宋末年士大夫文人题咏廖刚（1070—1143）家中五世同堂故事的作品结集。南宋初年，宰相赵鼎将《世彩堂集》进献给高宗，受到高宗褒奖，进而作为政治文化范本广泛流播。一个文学价值不高的地方文人家庭的颂美文本，为何会获得如此高的社会地位？世彩堂及《世彩堂集》是出于怎样的动机建构、结集的？又是如何获得意义增殖的？为了厘清这些问题，张春晓首先溯源考证了“世彩堂”之命名过程。她指出，世彩堂是廖刚以家中长者多寿，取老莱子彩衣娱亲典故而建。而实际上，廖氏经营的“世彩”建筑，历经彩戏亭、彩戏轩而终至世彩堂，其命名的构思过程在《与黄思贤侍郎简》一文中有比较全面的展现。从彩戏亭到彩戏轩再到世彩堂，其名称从俗到雅，建筑体积从小到大，在庭园中的位置从随意到中正。这种变化反映了世彩建筑文化内核的不断丰富：建筑形制从亭到轩再到堂，加强了礼制空间意识；主题词从“彩戏”到“世彩”，伦理意蕴更为丰富；世彩堂的最终定名，确立了家族记忆的“代际之地”。总之，经过这三次命名，世彩堂不仅被逐步改造为具有礼制气息的庄重空间，而且被赋予美好的伦理憧憬，更成为代际故事的记忆载体。这为《世彩堂集》的生成、传播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随后，张春晓进一步阐释了《世彩堂集》在传播过程中是如何获得意义增殖的。她指出，现今《世彩堂集》虽然失传，但通过尚存的记、序，以及为数不多的相关诗词，可以窥见其意义“增殖”的关键在于士大夫的群体题咏。通过文学题咏，交游者阐发并表达了他们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念，廖氏家族世彩故事由此获得了意义的增殖。同时，交游者在道学视域下的共同认知，既是文学题咏的基点，也是世彩故事价值激发并保持连贯性的内在动力。张春晓接着对《世彩堂集》政治文化范本地位的确立过程进行了考察。她认为是当时特定的政治文化建设诉求，促使《世彩堂集》由下而上得到以皇帝和宰臣为代表的朝廷的认可，树立了政治文化范本的地位，进而经由自上而下的政治教化，开启了《世彩堂集》广泛而深入的价值渗透历程。最后，张春晓总结指出，廖氏家族世彩故事经过士大夫题咏，获得意义增殖，凝定为《世彩堂集》；再经朝廷认可，特别是高宗御览，被树为政治文化范本；又经由政治教化，被不断接受、解读、实践，渗透在“社会末端的毛细血管”

3月21日，高研院学术报告会第253

题：从文学题咏到政治文化范本——《世彩堂集》成书、进献和传播考论主

3月14日，高研院学术报告会第252讲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报告厅举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籍所教授刘成国作报告，题为《有善有恶——王安石的人性论演变新探》。报告会由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贺照田主持。“人性”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儒释道三家历来都重视对此问题的阐述，且相互间论争不休。北宋时为应付佛道在心性领域的挑战，以及理想秩序的重建之需，“人性论”的建构成为儒学复兴的时代课题和重要使命。作为宋学的领军之一，王安石积极投入引领仁宗朝新兴的论“性”之风。他对“人性”有多篇论述文章，如《性情》《原性》《性说》《性论》《扬孟》《答王深甫书》等，但其中观点相互冲突，造成了理解上的困扰，这也是后世研究其“人性论”的难点。刘成国指出，综观近几十年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大致有三种论点：一是以贺麟、夏长朴等为代表的人性演变论立场，即王安石的“人性论”经历了一个从性情合一到“性善恶混”、“性无善无恶”，再到晚年回归孟子的“性善”论的演变过程；二是认为王安石早年是“性善”论，中年是“性善恶混”，晚年是“性无善无恶”论；三是以“性善恶混”为定论。其中第一种观点受到很多学者拥护，也是当前王安石“人性论”研究的主流观点。刘成国认为，近些年虽然关于此问题的研究更为深入了，但王安石不同文章中人性论观点之间的冲突问题并未根本解决，其不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现有的研究中对王安石论性诸文的理解大相径庭；二是在文章的编年与阐释间存在循环论证；三是对新材料，即《礼记发明》存在误用。对此，刘成国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思路，即结合王安石思想的整体脉络，从材料考证入手，先对王安石关于人性论表述的最关键的一篇文献的编年，以及近年来学者广泛利用的新材料分别进行考证辨析，并进一步澄清相关论点，再辅以新学弟子的阐释，最终厘清王安石“人性论”演变的四个阶段。一是早年的沿袭“性善论”阶段，根据对王安石最容易引起理解分歧的一篇文章——《性论》的文体风格、论题和阐释的考订，以及对《礼记发明》的成书年代和编纂的考证，即可推定。二是质疑批判前人论性阶段，即王安石在庆历后走出古文运动，驳“性三品”、“性善情恶”等论说，提出性“不可以善恶言”。三是整合前人，提出己见阶段，即嘉祐、治平间（1056-1067），整合孟、扬，正式提出“性有善有恶”论。四是王安石新学门人的阐述佐证，即王安石在熙宁后虽未继续系统探讨人性的问题，但从其门人杨时、郭雍的旁述，可以佐证“性有善有恶”是王安石晚年“人性论”的定论。由此，可以说王安石的人性论经历了一个从话题沿袭，到反驳前人，再到正式确立己见，最终由门人发挥阐述的四个阶段。接下来，刘成国进一步阐述了其关于王安石“人性论”特点的思考：王安石的“人性论”处于一种论辩的语境中，其“性不可以善恶言”论，是建立在正名的逻辑之上，以性情关系的认识为前提；与理学的“人性论”比较而言，王氏拒绝直接以善恶来规定性之内涵，坚持性“不可以善恶言”，这与理学将伦理道德先验化、本体化的取向有根本性差异；王氏的“人性论”建构，呈现出另外不同的思想结构系统——制度儒学，它并非是为道德伦理进行本体、心性的深化，而是试图为制度变革提供内在的人性根源。最后，刘成国指出，王安石的“人性论”在北宋的影响，远在二程、张载等理学家之上。王安石新学成为北宋后期朝廷意识形态，“诵说推明，按为国是”“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在其影响下，性命之学泛滥。客观上为理学的振兴，提供了必要的思想氛围。佛、道中的性命学说，堂而皇之地进入到学校、科场，并与儒家经典中的心性论述相互碰撞、彼此融合，促成了儒家心性话语模式的形成。

点：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三楼报告厅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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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2日上午，高研院2022年秋冬学期总结会在线上召开。会议由高研院常务副院长朱天飚教授主持，高研院本学期访问学者及全体行政人员参加了此次会议。朱天飚向学者们说明了访问结束流程及后续安排，随后，高研院工作人员补充说明了访问学者离校事项，以及后续学者与高研院的互动形式。最后，学者们分享交流了在高研院的驻访心得和体验，在肯定高研院学术环境和行政服务的同时，就学术会议、短期学术考察、学术交流成果输出等方面给出了宝贵建议。文字：夏春璐编辑：陈彧婷

11月17日下午，高研院学术报告会第246讲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报告厅举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闫雪作报告，题为《回向圣地——西藏甘丹彭措林寺壁画艺术》。报告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云妍主持。闫雪首先简要介绍了觉囊派的情况，并梳理了相关的文献及研究。觉囊派兴起于11世纪末；至13世纪末，衮邦·吐吉尊追正式创立教派，并建造觉囊寺；14世纪在笃布巴·喜饶坚赞担任法主期间，觉囊派迎来兴盛阶段；17世纪初，在觉囊祖师多罗那他担任法主期间，觉囊派达到发展巅峰，并兴建达丹丹曲林寺；1650年，达丹丹曲林寺改宗格鲁派，1658年更名为“甘丹彭措林寺”，觉囊派中心东迁康区（今四川省阿坝州壤塘县）至今。甘丹彭措林寺全景

11月15日下午，高研院学术报告会第245讲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报告厅举行。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周月峰作报告，题为《“反社会主义者”的形成：“梁启超系”与早期中共认知中的社会主义论战》。报告会由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李放春主持。周月峰首先梳理了1950年代以来涉及“梁启超系”及社会主义论战的研究。他指出，50年代到80年代的研究基本上认为“梁启超系”是反社会主义/伪社会主义；直到80年代，逐渐有学者提出新的观点。而他所关注的并非此种定性的正、反，而是考察“梁启超系”在当时的自我定位、他人定性之间的错位与背后的思考逻辑以及此种定性的生成肌理。随后，周月峰阐释了时人关于“梁启超系”对待社会主义的态度的定性，以及“梁启超系”的自我定位，重点阐述了张东荪《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引发的论战。他指出，时人常将“梁启超系”视为社会主义的反对者，而“梁启超系”常以社会主义者或社会主义的同情者自居，这种错位的认知与社会主义本身的复杂性不无关系。在“梁启超系”看来，这场论战不是“社会主义的讨论”，而是社会主义不同派别间“关于Bolshevism的讨论”。而随着论战的进行，他们的自我定位也有所转变，从最开始不提自己是什么主义者，到“立着基尔特社会主义原理上，批评别派的社会主义”。与此相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从俄国式“劳农主义”的立场出发进行有组织地反驳，基于“在一个时候，改造社会的方法是只有一种的”，以急进、全部、彻底的革命为社会主义标准。在此标准之下，因“梁启超系”倾向渐进、改良的社会主义，“不主张革命”，也就不是社会主义，且是反社会主义了。周月峰指出，这种定性之所以迅速被广泛接受，又与思想界救亡语境相关，在急迫的心态下，改造（救国）方案常常带有唯一性与排他性。报告会交流环节，邱靖嘉、闫雪、毛亦可、侯俊丹、贺照田、范雪等学者，就思想排他性的背景，论战背后的党团建设，研究与信仰，梁启超与基尔特主义的关联等话题，与主讲人进行了探讨。文字：夏春璐摄影：陈彧婷编辑：陈彧婷

题：“反社会主义者”的形成：“梁启超系”与早期中共认知中的社会主义论战主

11月3日下午，高研院学术报告会第243讲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报告厅举行。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田立年作报告，题为《从阿波罗和苏格拉底到狄俄尼索斯

情与势》《作为人间事件的社会主义改造》等十余种。说明：因疫情原因，进入校园须有浙大校内通行码。海报：陈彧婷

11月1日下午，高研院学术报告会第242讲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报告厅举行。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李放春作报告，题为《韦伯学说是怎样进入中国的？》。报告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贺照田主持。李放春首先介绍了学界通常所知的韦伯学说东渐史：1936年，《经济通史》的中译本就已出版，但对当时的中国学界影响比较有限；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伴随现代化的浪潮，韦伯的社会学学说作为重要的西方思想资源被重新引入中国大陆学界，深刻影响了中国学术的问题意识、思想主题、概念范畴乃至精神气质。然而，事实上韦伯学说进入中国的时间要比学界所知的要早得多。随后，李放春梳理了韦伯社会科学学说的在中国的传播路径，重点阐述了主流英美路径之外的德国、日本路径。上世纪20年代，顾孟余、俞颂华等留德旅德背景的中国学人最先为韦伯学说引入中国学界做出了贡献。其中顾孟余率先在北大课堂上传播韦伯的社会科学思想，而俞颂华则在《东方杂志》等公开刊物介绍“德国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的旨趣截然不同）及韦伯学说，并运用中国思想范畴“物”“心”来把握韦伯学说的要旨，但当时他对德奥社会学还只是初步了解，而对于韦伯的理解社会学（Verstehe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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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下午，高研院学术报告会第239讲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报告厅举行。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鲁西奇作报告，题为《王朝国家权力“构造”传统中国社会》。报告会由浙大城市学院特聘副研究员傅俊主持。鲁西奇首先探讨了什么是“社会”。他指出，在中西文语境下以及不同的学术话语中，“社会”这个概念都是指一些人基于某种共同性建立起较为密切的关联，从而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共同性（同一性）与凝聚性。“社会的形成”，也就是一个人群是如何建立起关联并表现出凝聚性和共同性的。它具有两层意涵：一是指具有某种共同性的人们组合在一起，并表现出凝聚性；二是因某种关联组合在一起的人群具有某种共同性，并且同属于维系此种共同性的某种“制度”或“体系”。前者可称为“具体社会”，是因“共同”而形成的“凝聚”；后者可称为“抽象社会”，是从“整体”抽象出“共同”。凝聚性与共同性是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社会形成的充分必要条件。人群要形成社会，其成员之间必须发生“关系”，建立起较为稳定的关联；而“关系”要稳定下来，形成某种“凝聚性”，就必须具有“共同性”。由此，分析“社会”的形成与构造，也就主要有两种思路：一是从人们的共同性出发，分析人们如何立基于其内在的需要，相互交往、互助、团结，并建立规则，从而形成为社会。二是从已经凝聚成（或假设已凝聚）的“整体社会”出发，分析其内在结构与特点，从中抽象出某种共同性，并据之界定其社会的性质或类型。关于“中国社会”的形成与构造的分析，也主要遵循上述两种研究理路，而这两种理路又有一个共同的取向，即无论“在中国的具体社会”，还是“整体的中国社会”，都主要是基于其内在需要、在内因的推动下，在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并表现出其共同性、凝聚性及其结构特征的。鲁西奇进一步指出，“整体的中国社会”或“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根本上是以中国统一的政治体为前提的，国家权力对于“中国社会”的形成、构造、发展都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从而将讨论引向国家与社会这个永恒的话题。从根本上说，国家及其权力是从社会中产生的，先有社会，后有国家。可是，在中国古代诸种“具体社会”与“整体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王朝国家权力却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1.权力产生权力集团，形成权力关系网络，构成不同层次的社会关系网络的骨架；2.权力确定个体及其家庭的身份，构造身份制社会，并形塑其层级结构；3.权力区分人群，从内到外、从“我者”到“他者”、从华夏到蛮夷，划分为不同等级，构成同心圆式的社会体系；4.权力确立“正统的”或“标准的”行为方式，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塑造其思维方式，促进社会共同性的形成与维护，进而强化其凝聚力；5.权力通过符号与仪式等，描述并表达社会及其结构，界定社会及其属性。报告会交流环节，阎克文、余旸、毛亦可、周月峰等学者，就地方自治的思考理路及其作用，权力更替、外交，权力与社会的互构，国家、朝廷与社会等话题，与主讲人进行了探讨。文字：夏春璐摄影：陈彧婷编辑：陈彧婷

9月22日下午，高研院2022年秋冬学期访问学者见面会在浙大之江校区钟楼多功能厅举行，本期访问学者、驻院研究员等出席了见面会。会议由高研院常务副院长朱天飚主持。朱天飚对疫情期间赶赴之江的学者们表示欢迎，并介绍了高研院的创办理念、运作机制和学术活动。本学期是高研院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期，运行模式首次由驻访学者项目为主转变为访问学者项目为主。在相对宽松的考勤要求下，学者们有了更多自由而不受打扰的时间，心无旁骛地做自己的研究，同时也能在高研院组织的学术活动中增进交流、激荡思想。本期访问学者中有不少是回访高研院的老朋友，他们纷纷表示对高研院这一精神家园的留恋；而经历了运行模式转变的新一期学者，也对高研院在面临不确定性下努力坚守理想的学术共同体表示肯定。学者们期待在高研院的访学和交流能为他们的研究带来新的思考。本学期，高研院12位访问学者分别来自北京、上海、湖北、重庆等地的高校及科研机构，所从事的研究涵盖哲学、社会学、中国史、世界史、中国语言文学等各人文社科学科领域。文字：夏春璐摄影：夏春璐编辑：陈彧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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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19日，《中国中古史研究的新思路》研究坊于高研院召开。这是一个“集体跨领域读书”式工作坊，召集人南京大学文学院于溯老师在开幕日介绍了工作坊的组织意图。她表示，目前的学术活动多围绕研究议题来组织，学者们也以研究对象形成交流圈，但这不是“乐群”的唯一方式。年鉴学派几代学者处理的时段、地域和具体对象五花八门，这些人在今天似乎都不可能出现在同一场学术会议上，但事实上他们始终互动密切，不仅维系而且发展了年鉴。这说明以研究方法为中心的碰撞也很重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学术是靠研究方法而非对象维系的。因此这次工作坊虽然仍然给出了一个传统的时段限定，但选取来阅读、讨论的对象是话题最为多元的西方文化史研究成果，希望阅读和讨论能带来对目前研究模式的新思考。研究坊第一场由江苏第二师范学院邓玮光老师领读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邓老师以爱因斯坦的名言为切入口，指出伯克赞同“在持不同理论的文化史研究者眼中，研究对象也不同”的观点。这意味着只存在特定研究理论下的某种文化史，而不存在一个贯通前后的不变的文化史，而这让文化史定义本身成了空中楼阁。所以伯克不得不转换论述对象：“要解决文化史的定义问题，这里也许有一个办法，亦即将注意力从研究对象转移到研究方法上去。”从而将本书从定义概念，变成了梳理文化史研究方法发展脉络。邓玮光认为，根据伯克梳理的脉络，可以将文化史理解成一门先从现象中抽象出符号、再围绕符号进行阐释的学科，其关键就在于所建构符号的普遍性与适用性。而要建构这样的符号，可能需要对某类现象进行长期（至少两、三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跟踪研究。而也正因为对符号的关注，造成了文化史研究中不可避免的主观性，这也导致了对文化史研究的一系列指责。在讨论环节，于溯表示以文化为符号，意味着文化史是方法而不是研究对象，意味着研究将以文化现象为切口进入，但目的地并不落在现象。这与“文化现象资料汇编+基于汇编基础上的对该文化现象的研究”是两种不同的研究。后一种操作方式可能我们更熟悉，但它本质上仍然是一种传统的研究方法。张今提出了一个将文化史与目前中古史研究关联的例子。他认为，传统中古政治史、制度史研究已经为布尔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模型提供了丰富实例和成熟的材料应对经验，例如对九品中正制度、贵族制社会等议题的探讨，归根结底就是要回答体制选拔人才究竟是“选能力”还是“选出身”。在布尔迪厄的理论框架里，能力与出身并不矛盾且彼此关联，因为他将阿尔都塞狭义的资本概念进一步泛化，把资本拆分为四种形式：经济的（金钱与资产）、文化的（知识、审美、品味、语言）、社会的（人脉、家庭、宗教）、符号的（代表所有其他资产形式的事物，可以在其他场域中进行“交易”，比如文凭）。后三种资本的形成和差异化往往取决于经济资本的水平。张今还将目光从中古史的具体问题转移到对学术史的反思中，指出以往的考古学史写作往往成为考古学家和考古学成果的评述，而忽视了对构成队伍大多数的民工、技工和一般学者的选拔动因。此外，一般学者向更高阶项目负责人的跃升机制也往往被遮蔽在纯粹的学术讨论背后，而这些问题或许可以为认识中国考古学史提供新的视角。研究坊第二场由南京师范大学陆帅老师领读阿部谨也《花衣魔笛手》。领读以《阿部谨也自传》切入，回顾了阿部氏的职业生涯及其饱受战争、病痛与亲人离别的童年经历。陆帅指出，阿部谨也对于欧洲中世纪战争、宗教、迁徙、疫疾、饥饿、火灾、家庭离散、痛苦无助的寡妇与幼童等历史面相的关注，正源于其幼年时期的生命体验。随后，陆帅以“花衣魔笛手的史料与猜测”、“传说的史实原点？”、“移民活动与花衣魔笛手的传说”、“其他研究结论”、“传说的变容”五个专题，对本书的结构、内容、核心观点及写作思路进行介绍与分析。陆帅总结认为，本书在方法层面的主要特征，是将传说性的文本引入史学研究中，并在此过程中综合利用了手抄本、壁画、雕塑、碑刻等实物资料。这些方法，在当前的史学研究中已习以为常，似乎不足为奇。然而，如果立足于日本乃至于整个东亚世界史学演进的维度，考虑到本书初版时期的主流史学状况，应当对本书在史学方法论与范式引介层面的先驱性意义给予充分肯定。同时，陆帅还指出，即便在史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极其多元化的今天，作者在本书末尾对于传说性文本如何引入史学的反思依然值得重视：正如上图引文所提示的那样，面对传说性质的文本，史学研究者往往会充分利用各种所谓的“专业”手段，通过各种蛛丝马迹来“证明”早已预设好的结论，但这种做法并不值得赞许。如果跳出既有知识框架，以无知者的态度感受传说本身的情绪与精神内涵，或许能够发现一个新的历史世界。

6月29日上午，高研院2022年春夏学期驻访学者项目总结会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多功能厅举行。会议由高研院常务副院长朱天飚教授主持，高研院2022年春夏学期驻访学者、驻院研究员及全体行政人员参加了此次会议。首先，朱天飚向学者们说明了驻访项目结束流程及后续安排，并详细介绍了高研院驻访学者的回访以及暑期研究坊、工作坊、周年庆等活动。随后，李菁详细说明了驻访学者离校事项安排。最后，学者们分享交流了在高研院的驻访心得和体验，在肯定高研院学术环境和行政服务的同时，就学者作品汇总更新、网站数据库建设等方面给出了宝贵建议。文字：夏春璐摄影：陈彧婷编辑：陈彧婷

Certainty）是法理学研究的核心主题之一。它主要指法律的表达和运行都需要具有明确、稳定的特性，避免各种形式的歧义和不确定性。与其密切相关的概念还包括法律的可预期性（Legal

6月22日下午，高研院学术报告会第237讲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报告厅举行。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侯俊丹作报告，题为《江湖与山林：十九世纪中叶温州地方军事化演变中的社会转型》。报告会由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富鹏主持。侯俊丹的报告主要从温州士人集团这一侧面观察地方史视角下1854-1898年，中国从传统帝制国家向立宪政体转型的历程。钱穆在《略论中国社会学》一文提出江湖与山林的关系构成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重要维度，士人所在的山林是静态的，而一旦山林具有流动性，则成为游侠所在的江湖。侯俊丹的报告以此为切口，观察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裂解，以理解“江湖”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及其与庙堂、乡野（宗族）、山林（士）的关系。侯俊丹从“江湖”的学术史进入对温州地方史的分析，以人物传为核心材料，探讨“侠”的精神气质及其形成组织化行动之间的关联，以及形成的组织类型和政权的关系。她指出，十九世纪中叶温州匪乱背后的势力（红巾军、金钱会），缘起于抵抗外部侵略形成的地方自卫团练武装，但在动员的过程中，呈现出乡勇的集体群像，其身份多为下层士人，具有轻财好施、急公好义、尚兵伐谋、名节死义的“侠气”。组织化路径上，形成了士与侠共谋的组织化动员，而在动员过程中逐渐产生分流，发展为两种类型：自始至终和政权站在一起的义团，以及后来反抗政权的会党势力。其组织动员的范围和原则都发生了较大分歧：会党的动员范围则逐渐固化在宗族内部及扈从关系，以宗法为动员原则。而义团主要动员下层的流动群体，讲求“义”的原则，同时通过基于地方宗教的神社祭礼来加强组织内部的整合，祭神是赋予个人意气与勇力以神圣性，并使“结义”神圣确当，继而在此基础上否定长幼尊卑等宗法伦理性；同时与“五显神”的结合也意味着这一结盟义会是对深陷囹圄的地方与国家秩序担负责任，与政权的正统性保有一致。正是在这种分歧的动员过程中，两种势力产生竞争，进而导致了地方的暴力化倾向。一方面，流品混杂于团练，导致组织纪律下降；另一方面，地方社会原有的社会矛盾因为动员竞争凸显，比如流民代表的小宗族与大宗族间的土地纠纷，以及富户和伢人的矛盾。最后，侯俊丹总结道，下层文士所胶着的亦儒、亦商、亦侠之社会身份的复杂性，伴随而生的则是杂糅了亦文、亦利、亦技的资质和气质，意味着这一时期士—农—工—商等级严明的身份秩序逐渐裂解了，身份制社会开始朝着夷平的社会结构转型；除了共同的经济利益，世俗生活中的患难与共将“士”与“侠”在饥溺同情的意义上紧紧纽结在一起，这也意味着下层士人在社会身份和精神气质上日趋世俗化，由此促成了士风士习由笃修谨严朝向剽轻躁动的游离，而以士人为精神内核的整个乡村社会也模糊了正统与异端、善与恶之间的分界。以侠气为代表的抽象的主体精神，对传统帝制国家治理提出挑战，构成近现代中国社会和政治转型的心性基础。报告会交流环节，宋立宏、余旸、傅俊、郭涛等学者，就温州地方组织与产业的关系、组织内部的冲突与张力、不同历史时期的组织建设、地方和政权的关系、温州地区“侠义”的特殊性/代表性、西方视角的“侠”、人物集体传记等话题，与主讲人进行了探讨。文字：夏春璐摄影：陈彧婷编辑：陈彧婷

6月15日下午，高研院学术报告会第236讲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报告厅举行。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富鹏作报告，题为《皇权的尊荣：〈钦定宪法大纲〉的礼仪渊源及思维延宕》。报告会由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杨帆主持。李富鹏从英国宪法区分尊荣与实效着手，解释了本次报告的问题缘起。他指出，从尊荣的角度出发，中国宪法的近代问题在于“皇帝”虚化带来的朝代、主权、国体方面的一系列问题。面对近代中国宪制的第一次重大抉择，学界普遍强调《钦定宪法大纲》（1908）对日本明治宪法的继受。李富鹏指出，虽然两者在表达上存在相似性，但在立法原则上，《钦定宪法大纲》将本国原有的礼仪制度作为更重要的来源，具体表现在《会典》之中。作为礼仪文本的《钦定宪法大纲》透露出了国家的权力结构，比如抬头方面，皇太后高于皇帝，而皇帝又高于大清帝国。随后，李富鹏从空间、时间、神圣性，比较了中、日、韩三国近代宪法的具体表述。他指出，当时清廷还未彻底放弃宗藩体制，仍暗含以超越帝国的皇帝位格维系多元的空间体制；在时间上，日本《明治宪法》的“万世一系”面向过去，《钦定宪法大纲》的“万世一系”则面向未来，皇权的正当性和神圣性并不来源于万世一系，而来源于祭祀等礼仪制度。随后，李富鹏以1907年广西学界第一次游艺会为例，解读了清末预备立宪下的地方视角。他指出，地方社会充满着历史的复调，官僚、新军与学生内部都充斥着不同的声音。这场活动既是一场身体仪式，一种军国民的过渡仪式，也体现了地方社会以立宪凝聚共识的努力。换言之，立宪成为君主弥补其尊荣缺损的最后方式。从帝制到共和，《钦定宪法大纲》思维方式仍有延宕，只不过尊荣的秩序原点产生了根本性的置换。报告会交流环节，钱江、郭涛、侯俊丹、余旸等学者，就近代宗藩体系向条约的转化，清朝的天下观，北京中轴线及其空间布局，清末立宪的政治史发生学意义，民权、民治、民有、民主等政治逻辑在民国宪法体系的结合，近代宪法中的央地关系等话题，与主讲人进行了探讨。文字：夏春璐摄影：陈彧婷编辑：陈彧婷

题：江湖与山林：十九世纪中叶温州地方军事化演变中的社会转型主

6月8日下午，高研院学术报告会第235讲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报告厅举行。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郭涛作报告，题为《信息沟通与秦汉帝国政治地理格局的构建》。报告会由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教授钱江主持。郭涛首先从史实和学术层面剖析了本次报告的研究背景。史实层面上，秦末汉初的文献出于政治造势的目的，存在很多夸大的成分，尤其是“天下”的概念被夸大，与实际情况不符；另一方面，西楚南郡、南阳郡地区百姓经历了楚、秦、汉的统治，其中涉及从新秦人到汉风转换后文化身份上的“新楚人”身份的代际转换。学术层面上，则存在文书行政与历史政治地理两个理路，郭涛希望通过文书流转与运作研究，解读文书行政所依托的结构或空间关系，探究秦汉帝国的政治地理格局。本研究的核心资料里耶秦简牍出土于里耶古城遗址，在秦代属洞庭郡迁陵县，是秦庞大帝国中的一个边陲小县，但是作为秦帝国的组成分子，迁陵县受到秦代律令体系的制约和文书行政的规范，具有其普遍意义。从秦迁陵县的视角来看，迁陵县的文书交际对象，虽主要是郡内属县和旁郡县，但也有帝国其他地区，理论上迁陵县的文书可以抵达帝国的任意县道，这是郡县制均质化的表现。而从帝国中央的视角来看，秦中央文书可以直达地方边县，深入乡里，文书传送细节呈现了辐凑并进、上下通达的帝国行政结构，两方面共同建构了秦代理想的政治地理格局。随后，郭涛分析了秦代疆域地理的4个圈层与文书行政中实际的差序格局，指出政治边界中的“习惯线”是左右信息沟通效力和秦汉政治地理格局的基准线，贯穿了战国秦汉近百年历史。秦代这条界线的意义在于强化了新地与故地人群的身份差异，影响了秦代对统一政治体认同的塑造，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秦二世而亡的局面。经历了从秦始皇到汉武帝的历史演变，帝国内部对统一政治体达到高度认同，帝国发展出现新的转向，并塑造出新的中华帝国。报告会交流环节，宋立宏、李富鹏、侯俊丹、杨帆等学者，就秦汉文书的套叠结构、文书流转中的信息增量、信息传递的技术、文书对庇护关系的体现、集权帝国实现控制的行政成本、地方风俗对治理规训的抵抗、东故徼两边的双轨制度、东汉以后郡-县的联系、秦汉技术进步对中央集权的推动等话题，与主讲人进行了探讨。文字：夏春璐摄影：陈彧婷编辑：陈彧婷

5月25日下午，高研院学术报告会第233讲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报告厅举行。西南大学新诗研究所副研究员余旸作报告，题为《历史作为象征——卞之琳1937–1949年思想转变研究》。报告会由高研院学术编审李杭春主持。余旸首先剖析1937年抗战爆发前卞之琳的思想认知状态。这一时期，卞之琳的诗歌风格有一个渐变的过程，由早期“用冷淡掩深挚，从玩笑出辛酸”发展为带有明显的相对观念的智性诗，诗中内涵的那些相对的智性概念——大小、远近、虚实、古今、内外——指向的是获得如他在《圆宝盒》一诗中展示的，可以超越现实的、“圆宝盒”所象征的“慧心”。基于对卞之琳这一时期诗歌的文本分析，余旸指出，从中可以看出卞之琳受到纪德、瓦雷里为代表的法国后期象征主义文学的影响。在写于1936年的《成长》一文中，卞之琳通过比较孔子相对的绝对主义与庄子绝对的相对主义，较为完整地表达出了他的人生认知，并用“生生之谓易”的思想来化解人终有一死的困惑，而这一点在1937年暮春时节居留杭州写作的《白螺壳》中得到了清晰的表现。抗战爆发后，卞之琳写作题材与对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个人的人生感悟，转向了“在邦家大事的热潮里面对广大人民而写”，无论是他写的《晋东南麦色青青》（战争随笔）、《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近似报告文学）、《慰劳信集》（诗歌）、《山山水水》（小说）、杂文、译序，始终都与历史（主要是战争）有关。余旸指出，卞之琳把握历史的方式，是将历史作为象征——卞之琳在把握和处理历史时，往往着眼于把握动态历史进程中的“势”，在卞之琳后来的认知中，这也只是他所理解的“自然历史观”——一种包含了历史、人生、生命乃至自然在内的“天道”的一个宣示，其核心是“生生之谓易”。随后，余旸梳理了卞之琳将历史为象征的艺术观的发展过程，并总结道，在把握历史的态度上，对比穆旦在历史的震荡中载浮载沉的挣扎，卞之琳表现出脱略、相对、渐趋透明的智者风格；同时，卞之琳对法国后期象征主义进行了中国化的改造，有机集体组织第一次成为象征主义艺术可以把握的对象；而从主体性生成的角度来看待卞之琳“历史作为象征”的意义，可以看到，卞之琳的主体自我依赖于动态历史中对“天道”——这一既灵活又相对以长时段看待历史的自然历史观——的把握，因此卞之琳既不能轻易地被1920年代后主宰历史的政党政治所吸纳，也不易被具体的时势左右，呈现出较为独立、笃定的主体状态。报告会交流环节，宋立宏、侯俊丹等学者，就卞之琳思想转变的内在逻辑、五四之后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态度、卞之琳的认识论等话题，与主讲人进行了交流和探讨。文字：夏春璐摄影：陈彧婷编辑：陈彧婷

6月1日下午，高研院学术报告会第234讲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报告厅举行。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宋立宏作报告，题为《中国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跨文化的相遇：以上海犹太难民的书写为中心》。报告会由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教授钱江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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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2016）、《罗马与耶路撒冷》（2015）等，并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世界历史评论》，Journal

5月18日下午，高研院学术报告会第232讲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报告厅举行。来自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教育部基地）的张弘（普慧）教授作了题为《「胡」说「八道」——丝路文明交流与互鉴的一个例证》的学术报告。报告会由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孟国栋主持。

题：历史作为象征——卞之琳1937–1949年思想转变研究主

5月13日下午，由浙江大学社会学系、人文高等研究院（下文简称“高研院”）主办的“《从灵光殿到武梁祠》跨学科研讨会”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报告厅举行。此次研讨会重点围绕由缪哲教授所著的《从灵光殿到武梁祠》一书展开，由赵鼎新主持，并邀请来自艺术、社会学与历史等不同学科的学者进行了跨学科讨论。战国至汉代的数百年，是中国绘画传统的“轴心时代”。其发生、发展、确立的过程，仍是一个未被充分讲述的故事。《从灵光殿到武梁祠》一书利用墓葬材料，对现存汉代画像艺术进行了全新的历史诠释。其中最重要的观点是，商周纹样传统向汉唐状物传统的转折，完成于两汉之交；而转折的外部动力，是汉帝国的意识形态构建与传播。在缪哲教授本人对该书进行了简要内容介绍后，上海外国语大学王献华、浙大历史学系陶磊、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鲁明军、中国美术学院陈亮，以及来自浙大社会学系的孙砚菲、郦菁等6位学者进行主题报告，随后进入会议的自由讨论环节，高研院驻访学者和与会学者进行了热烈的交流探讨。会末，由赵鼎新教授总结陈词，并高度评价《从灵光殿到武梁祠》一书为“艺术领域的社会学转向”之作。此次研讨会具体内容将在《历史与变革》杂志第二期刊出。陶磊《分有还是下行：两汉之际意识形态建构模式小议》陈亮《和平祭坛与灵光殿》孙砚菲《当艺术史遭遇社会学——评》郦菁《墓葬艺术的生产与再生产：工匠、文化图式与能动性》王献华《“如生”：走出汉画研究中的埋藏学陷阱》鲁明军《艺术的历史，抑或“艺术即历史”？》文字：吴奕佳摄影：陈彧婷编辑：陈彧婷

题：「胡」说「八道」——丝路文明交流与互鉴的一个例证主

4月10日晚，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学术委员会2022年第一次会议以线上视频的形式顺利举行。会议由高研院常务副院长朱天飚教授主持。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大城市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浙江大学等高校和学术机构的12名学术委员出席了会议。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程丽受邀列席会议。会议首先宣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宁正式出任2022年学术委员会轮值主席。随后，朱天飚汇报了2022年春夏学期驻访项目的进展以及高研院的整体运作情况。程丽补充介绍了高研院二期建设总结评估的情况以及高研院着手三期建设申请需准备的工作事项等。

月轮山中花事正好，高研院终于迎来了本学期第一批到访的学者，沉寂许久的中方教授楼再度热闹起来，未来4个月，学者们将在这里尽情读书，尽兴交流。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2014年12月，浙江大学发文筹建人文高等研究院（下文简称高研院），于次年8月正式揭牌。而如果从2012年浙大校方邀请社会学家赵鼎新共同着手构想建立一所国际化、跨学科的前沿人文社科研究机构开始计算，浙大高研院即将走过第一个十年。赵鼎新于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学系，1984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获昆虫生态学硕士学位。后赴加拿大留学，1990年获麦吉尔大学昆虫生态学博士学位，此后转向社会学，1995年获麦吉尔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1996年起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历史社会学、社会运动、社会变迁、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等。他从2012年开始以访问教授的形式在浙江大学工作，后担任浙大高研院院长，2021年11月起全职担任社会学系教授、系主任，同时还是美国芝加哥大学Max

12月15日下午，高研院学术报告会第228讲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报告厅举行。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井奎作报告，题为《博弈与信念》。报告会由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曹正汉主持。

间：12月15日（周三）下午2:00地

12月8日下午，高研院学术报告会第225讲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报告厅举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锦枝作报告，题为《理学与艺术——一种对话的可能性》。报告会由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特聘研究员李明书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