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历史的垃圾时间”这个概念比较火，网上出现了大量的相关讨论，那么我也从历史的角度，聊聊对这件事的看法。“垃圾时间”，以前是体育赛事的专有名词，指一场比赛中，两支球队的分数差距太大，胜负基本确定，但比分落后的球队即便不能改变结果，也要派出队员继续比赛，直到比赛结束。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从分数差距拉开到比赛结束的这段时间，就是没有意义、空耗精力的垃圾时间。在“垃圾时间”前面加上“历史”两字，意思就变成，两个国家的竞争胜负已定，或者一个国家的败亡已成定局，但还没有出现明确的标志性事件，那么从“胜负已定”或“败亡已成定局”到标志性事件出现的这段时间，就是没有意义的历史垃圾时间。历史的垃圾时间该如何度过，网上的主流观点是躺平，不投资不努力不奋斗，等待历史的垃圾时间过去、历史的红利时间来临，再出来做想做的事。中国自古以来都有“影射史学”的传统，历史的垃圾时间这个概念突然流行起来，无非是疫情结束以后经济低迷，人们不知道怎样才能回到以前的美好时代，便借用历史影射今朝，表达自己的情绪。既然是历史的垃圾时间，我们要解开这个问题，就要从历史中找答案。《春秋左传》里有一个故事，就讲到历史的垃圾时间这个问题。公元前540年4月，晋平公和齐景公联姻，纳了来自齐国的少姜做夫人，结果数月之后，少姜便去世了。为了巩固晋、齐的盟友关系，齐景公决定再送一个女子到晋国，给晋平公做夫人。次年春，少姜下葬，新人入晋，两国再结盟好。定婚典礼结束之后，齐国的晏子和晋国的羊舌肸，举行了一场私人宴会，两人边喝酒边聊天，逐渐谈到晋、齐两国的现状。羊舌肸问晏子：“齐国现在怎么样？”晏子长叹一口气，说道：“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现在是齐国的衰微末世，我不知道，姜氏公族是不是要被陈氏取代了。陈氏，即齐景公的宠臣陈无宇，因陈无宇是田氏，故而也称田无宇。自从公元前672年，陈国的公子完投奔齐桓公出任工正（管理百工），陈氏在齐国经营了133年，此时，陈无宇已出任上大夫，成为齐国最高层的几人之一。为了收买人心，陈无宇还利用齐国的度量衡，让利于民。齐国的计量单位有五种——升、豆、区、釜、钟，统计粮食的时候，四升为一豆、四豆为一区、四区为一釜、十釜为一钟，齐国的一钟就是640升。但陈无宇规定，陈氏的计量单位要扩大一些，五升为一豆、五豆为一区、五区为一釜、十釜为一钟，那么陈氏的一钟就是1250升。随后，陈无宇下令，给农民放贷的时候用陈氏的计量单位，向农民收贷的时候用齐国的计量单位，这样一来，农民贷一钟的粮食，便能平白获得610升的利益。此外，齐国的赋税很重，农民辛苦劳作一年，三分之二的收入要缴纳赋税，自己仅留三分之一——“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日子非常惨淡。而陈无宇下令，凡是和陈氏合作工商项目，都没有额外的溢价成本，农民在山上开采的树木值多少钱，运到市场上就卖多少钱，海里捕捞的海货值多少钱，运到市场就卖多少钱——“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这中间的运输成本，只能是陈无宇出钱补贴了。这样一来，农民和渔民的成本没有增加，便拥有价格优势，可以大量出货，购买者的开销没有增加，可以大量进货。齐国的市场经济，就在陈无宇的百亿大补贴下，迅速活跃起来。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齐国人民受到陈无宇的恩惠，自然要拥护陈无宇，以求保住来之不易的利益，于是齐国人民不断的投奔到陈无宇门下，陈氏的实力持续壮大——“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正因如此，晏子才说，陈氏有可能取代姜氏公族，实际掌控齐国。听到晏子的感叹，羊舌肸感同身受，说道：“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雠。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吏，政在家门，民无所依。”羊舌肸说的是三件事——晋国国君的直属军队缺乏战马、缺乏大将、缺乏基层骨干军官，以至于军备废弛无法使用，极大的损害了晋国国君的实力。原本人才辈出的外姓家族，在政治斗争中纷纷败落，晋国的政权被赵、韩、魏、范、中行、知氏等六卿把持，五湖四海演变为寡头政治，六卿瓜分晋国的日子不远了。民间经济凋敝，民不聊生，但晋平公和六卿家族却越来越奢靡。无论怎么看，这都不是一个健康的国家。晏子问羊舌肸：“那你准备怎么办？”羊舌肸能怎么办呢，哀叹道：“晋之公族尽矣。肸闻之，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则公室从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无子，公室无度，幸而得死，岂其获祀”——晋国公室大宗衰微，旁支远宗绝大部分也衰败了，唯有羊舌氏能留在朝堂。而在羊舌氏中，我是地位最高的人，可我偏偏没有儿子，后继无人。完了，晋国完了、羊舌氏完了。从晏子和羊舌肸的对话来看，他们都认为现在是“季世”，国家将亡，无论如何也无法改变，历史的垃圾时间开始了。但是要注意，晏子和羊舌肸所说的“季世”，都是站在齐国公室、晋国公室的立场上来说的，而不是站在齐国陈氏、晋国六卿的立场上说的。齐、晋公室是周朝开国时受封，距离他们对话时，已做了五百年诸侯，属于旧贵族。齐国陈氏、晋国六卿是春秋中期起家、春秋晚期崛起，属于新势力。换句话说，晏子和羊舌肸所说的“季世”，只是齐晋公室的历史垃圾时间、周朝旧贵族的历史垃圾时间，而不是齐国陈氏和晋国六卿的历史垃圾时间、不是春秋中晚期崛起的新势力的历史垃圾时间。对于齐国陈氏和晋国六卿来说，服从周礼并仰望诸侯的礼序乐和时代，才是他们的历史垃圾时间。现在这种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的时代，恰恰是他们的历史红利时间。所以，到底有没有历史的垃圾时间？有。是不是每个人都同时处于历史的垃圾时间？不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历史垃圾时间，是否进入历史垃圾时间，要看身处那个时间点的人，站在旧贵族一边、还是站在新势力一边。此后的历史，莫不如此。秦末爆发了楚汉战争，打的尸山血海、十室九空。毫无疑问，这是以项羽为代表的六国旧贵族的历史垃圾时间，却是以刘邦和丰沛功臣为首的平民帝王、平民将相的历史红利时间。东汉的功业远远不如西汉辉煌，其间又充斥着宦官和外戚的血腥政治斗争，完全符合历史垃圾时间的标准。但正是这段时间，各郡县的经学世家在默默积蓄实力，最终在黄巾起义以后，以袁绍为代表的经学世家，彻底掀翻外戚、宦官以及阴、马、窦、梁等东汉开国功臣家族，成为东汉江山的实际控制人。数十年后，河内司马懿在经学世家的支持下，发动“高平陵政变”，逐渐铲除曹魏的统治根基，开启了经学世家最辉煌的时代。可以说，汉末三国是外戚、宦官和东汉开国功臣家族的历史垃圾时间，却是经学世家的历史红利时间。唐末五代充斥着战争、兵变、人相食，绝对是中国历史的垃圾时间，但“兵强马壮可为天子”的时代潮流，恰恰造就了军人的历史红利时间。宋朝成立以后，采用偃武修文的政策，军权逐渐被关进笼子里，军人进入数千年来最严重的历史垃圾时间。但重用士大夫的宋朝，文风璀璨远迈汉唐，文人开始了最辉煌的历史红利时间。再往后，宋朝和明朝分别遭遇了靖南耻、崖山海战、甲申国难，汉人两次进入历史垃圾时间，但这又何尝不是女真人、蒙古人、满人的历史红利时间？用辩证法的眼光来看，从来没有绝对的历史垃圾时间，只有针对某一个群体的历史垃圾时间。而这个特定的群体，往往是长期享受既得利益的旧贵族。历史的经验证明，旧贵族的历史垃圾时间，就是新势力的历史红利时间。如果哪个人觉得进入历史的垃圾时间了，那只能说明，他没有找到新势力、没有参与新势力，仍然处于旧贵族的阴影下。要想摆脱历史的垃圾时间，唯一能做的便是顺应潮流、及时转型。躺平摆烂，绝不是摆脱历史垃圾时间的最佳方式。如果在旧贵族的历史垃圾时间，这个人躺平摆烂了，那么将来新势力崛起以后，这个人仍然停留在属于他的历史垃圾时间。没有给新势力流血流汗，就想分享时代红利，那是想屁吃。至于如何找到代表未来的新势力、新行业、新产业，考验的是个人的认知和眼光。能不能参与到新势力、新行业、新产业，考验的是个人能力。参与的新势力、新行业、新产业到底能不能成功，则是考验参与其中的所有人的命和运。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世间的分分合合是常态，一味的埋怨历史垃圾时间，对我们个人没有任何意义。在分分合合中寻找历史红利时间，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事。我的新书《大国浮沉500年：经济和地理背后的世界史》出版了，点击下方链接即可下单：点

最近在广州旅游，原本准备停更一周的，但看到特朗普的新闻，还是决定用手机写一点东西。前段时间，特朗普和拜登辩论的时候，说了这么一段话：“我希望他是一位伟大的总统，因为那样我现在就不会在这里了。我会在我的众多房产中享受生活。我不会被起诉，因为我不会成为他的政治对手。我希望他是一位伟大的总统，我宁愿那样......但我在这里的唯一原因，是他做为总统太糟糕了，我要让美国再次伟大。”尽管“让美国再次伟大”不是一个陌生的词语，特朗普在任时就经常说，但看到这段对话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小小的震撼，让我对这个理想主义者充满敬意。对特朗普产生敬意，不是忘记他发动贸易战等针对中国的事情，我的意思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美两国各自为恢复巅峰期而做出的努力，特朗普想做的，正是我们在做的。尊重特朗普，其实也是尊重我们自己。而将近八十的特朗普，仍然在探寻美国的前途，难免让人想到一句曹操的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昨天早上，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竞选集会现场做演讲，遭遇枪击。从传出来的视频看，特朗普听到枪声以后，摸了一下耳朵，见手上有血，便立即蹲下身子，藏在讲台后面。紧接着，安保人员迅速冲上讲台，围绕在特朗普的周围。过了一分钟左右，安保人员拥簇着特朗普站起来，准备带着他下台避难，但就在这个时候，特朗普艰难的在人群中露出头来，然后握拳、摆臂、呐喊。见到这样的场景，美联社驻华盛顿特区的首席摄影师埃文·沃奇，冲到特朗普的讲台下，举起相机一顿狂拍，拍出了那张特朗普的刷屏照。在那种生死攸关的场合，换做一般人，早就吓得不敢站起来了，起码也是茫茫然不知所措。特朗普，竟然还能站起来挥拳呐喊。不论是他演技大爆发，还是内心的野性被激发出来，都不能否认，特朗普的内心素质极其强悍，把握住了这个有可能改变历史走向的瞬间。不知你们看到特朗普遭遇枪击，想到了什么，反正在他挥拳呐喊的那一刻，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人：汉高帝刘邦。公元前203年，刘邦亲自统兵坚守荥阳、成皋一线，吸引项羽的主力兵团，彭越在梁地开辟了敌后根据地，不断的骚扰项羽后方，“往来苦楚兵，绝其粮食”，而韩信利用这样的有利条件，武力夺取齐国，并大破项羽的援兵、斩杀其大将龙且。项羽困守一隅，意味着刘邦的“三路合围”战略基本成功。迟迟不能消灭刘邦，项羽是非常着急的，战略层面的不顺利，也让项羽有些焦虑，于是他在前线向刘邦喊话，提出两王决斗、一战定胜负的要求。把争天下简化为决斗，刘邦自然是不同意的，回了一句“吾宁斗智不斗力”，然后又开始数落项羽——违背“先入关中者王之”的约定，把刘邦封在蜀汉。矫诏谋杀卿子冠军。擅自劫持诸侯兵入关。焚烧秦国宫室。诛杀已经投降的秦王子婴。坑杀秦国二十万降兵。鼓动大将背叛诸侯。无故驱逐义帝。谋杀义帝。为政不平，天下不容。整整十条大罪，颇有一种“我希望项羽是伟大的王，但他实在太糟糕了，我要让天下再次安定”的感觉。而听到刘邦的数落，项羽直接破大防，弯弓搭箭射向刘邦，正中胸部。但刘邦演技大爆发，说道：“虏中吾指”，项羽只是射中脚指了，我没事。刘邦为什么要掩饰伤情？他的动机可能有两个——1、安定基本盘的人心，给支持自己的人一个继续支持自己的理由，不要因为身体健康问题，让他们对自己丧失信心。2、数落项羽的十条大罪，让刘邦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立于不败之地。现在中了一箭却没有伤到要害，更能示敌以强，营造一种天命所归的氛围。在三路合围项羽的大背景下，刘邦掩饰伤情的策略取得极大的成功。次年，刘邦就在垓下大败项羽，在定陶即皇帝位，开创大汉王朝。人类的悲喜，有时候是相通的。美国人的某些价值观，和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也有类似的地方。特朗普中枪之后的挥拳呐喊，和刘邦的“虏中吾指”实在太像了，这是人类政治智慧在一瞬间爆发的耀眼光芒，这是两个老年人在生死危机时刻，将拯救国家的事业推向高峰的垫脚石。有了这次挥拳呐喊，特朗普的人生将被分为泾渭分明的两截。此前，特朗普是个屡战屡败的糟老头子，此后，特朗普将成为美国的一座图腾，成为“让美国再次伟大”理想的现实代言人。如果特朗普仍然不能当选总统，他也会以斗士、不屈、为理想献身的身份写入美国史册，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后世那些想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理想主义者，都会奉特朗普为教父，在他的旗帜下努力奋斗。也就是说，大难不死的特朗普，有了开宗立派的资格，有了引领后世青年的地位。以“立德、立功、立言”的不朽标准来看，特朗普在美国已经摸到门槛了。如果特朗普凭借挥拳呐喊赢得的地位，重新当选了美国总统，那么“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美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必定爆发全方位的激烈争锋。而两个理想主义国家的较量，注定是不输于美苏争霸的人类奇观。我的新书《大国浮沉500年：经济和地理背后的世界史》出版了，点击下方链接即可下单：点

1现在流行的《毛选》共有四卷，其中后两卷是教员成熟之后的作品，政治色彩相当浓烈，选题和文风大开大合，颇有一种“天下尽在诸掌”的感觉。而前两卷是教员成长期的作品，里面有很多分析问题的方法论，在这些文章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教员是如何一步步成长的。相比起来，我更喜欢读前两卷的文章，每次都有新收获。最近重读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对中国古代、近代的一些历史问题，又有了新的理解。这篇短文，我们就来简单聊聊这些想法。《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写于1928年10月，是教员起草的“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一部分，原名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普遍认为是教员“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开篇之作。在文章的第二段，教员提出两个观点——1、中国各地分散的农业经济，以及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导致中国出现军阀割据，割据各省的军阀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又必然爆发战争。2、因为军阀割据和长期战争，导致各个军阀的势力范围之间，出现巨大的权力真空，也就是所谓的三不管地带，这些军阀顾不上的地方，就是红色政权可以扎根生长的沃土。那时是举国悲观的革命低潮期，教员上井冈山一年以后，就能在绝望中发现希望，在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一统天下时，发现革命力量发展壮大的机会，简直是不世出的神人。但教员在文章的第三段又说，这种机会不是永久不变的——“军阀间的分裂和战争，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势力。因此，小地方红色政权得以乘时产生出来。但军阀之间的战争不是每天不停的，每当一省或几省之间的白色政权有一个暂时稳定的时候，那一省的统治阶级或几省的统治阶级，必然联合起来用尽力量来消灭这个红色政权。”也就是说，军阀割据和战争的时候，军阀势力范围之间才有权力真空地带，革命力量才能纵横捭阖。一旦军阀割据和战争消失，权力真空地带便不存在了，弱小的革命力量就要面临生存危机。后来的历史走向，和教员的论断基本一致。1928—1930年间，广州张黄事变、第二次北伐战争、蒋桂战争、中原大战极大的牵制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精力，让其无法全力应对革命力量。正是在这段时间内，井冈山、鄂豫皖、湘西等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基本完成了武装革命的原始积累。1930年10月，中原大战结束，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汪精卫纷纷落败，蒋介石和张学良平分天下。这就意味着，军阀割据和战争暂时消失，蒋介石可以腾出手来，应对革命力量了。于是，各地红军开始面临“围剿”，中央红军也开始了惨烈的五次反围剿战争，最终在百万国军的“围剿”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1936年，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张学良和杨虎城不满蒋介石的“围剿”政策，准备联合红军成立西北政府，并在年底发动了“西安事变。”受益于南京国民政府和军阀的分裂，红军终于获得喘息之机，在陕北这块根据地生存下来。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中国出现史无前例的民族危机，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顺势扛起“抗日”的大旗，和各省军阀、南京国民政府建立起“抗日统一战线”，把“你我”变成“我们”，和中国各阶层深度融合在一起。八年后，三万红军就成了百万八路军。日军侵华，事实上做了中国人民的反面教员，推动了中国革命。2用教员的观点，看待中国古代历史里的某些事情，就一目了然了。唐朝末年的黄巢起义军，刚起事的时候实力并不强，屡次被唐朝官军击败，后来把“小范围流动作战”改为“大范围流动作战”，黄巢才摆脱唐朝官军的追击，从山东一路打到广州，再从广州北上攻破长安，一度灭了唐朝。黄巢起义军能纵横天下，根本原因就在于，安史之乱以后，唐朝逐渐演变成藩镇割据的状态，甚至可以说，长安的朝廷也是众多藩镇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黄巢只要流动作战，不准备夺取藩镇的地盘，那么藩镇为了保存实力，也不会和黄巢死磕。稍微打一仗，放黄巢过境即可，把军队拼光了，被其他野心家兼并了怎么办？正是藩镇割据的社会状态，让黄巢有了纵横天下的基础条件，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拉拢壮丁、裹挟流民，滚雪球一样壮大，直至攻破长安消灭唐朝。这一点，和红军长征非常类似。但消灭唐朝以后，黄巢纵横天下的基础条件就不存在了。因为长安的朝廷能成为最强藩镇，是东南财政通过“江汉漕运”持续供养的结果，而不是长安有多么雄厚的经济基础。黄巢在长安成立“大齐”政权以后，要想取代唐朝的生态位，就需要疏通“江汉漕运”，沟通东南。做为新成立的王朝，东南藩镇显然不可能主动臣服，黄巢必须发动征服战争，才有可能疏通“江汉漕运。”黄巢成立了新王朝，也不可能局促在关中一隅，必须发动兼并战争，消灭各地的割据藩镇，开拓“大齐”的疆土。这样一来，黄巢和藩镇就成了不死不休的敌人。最终，黄巢在诸多藩镇的围剿下，战败了。明朝末年的李自成起义，则是另一番景象。历来都有人批评李自成是“流寇主义”，不懂得建设根据地的重要性，其实吧，不是李自成不想建设根据地，实在是不具备建设根据地的条件。因为明朝直到崇祯年间，都是一个完整的大一统王朝，崇祯皇帝的诏令可以畅通无阻的发到各地，轻而易举的罢免内阁大学士或诛杀六部尚书，各地的地主士绅也紧密团结在北京朝廷周围。从王朝统治构架来看，明朝从头到尾都是铁板一块。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起义造反，难度是非常高的，李自成不论在哪里建设根据地，都要面临明朝的十面围剿，就像中央红军遭遇五次“围剿”一样。李自成唯一的出路，便是大范围的流动作战，利用天灾人祸发展队伍，然后在运动中歼灭明朝的有生力量，从根本上取代明朝在各地的统治。但问题是，走完这条路要耗费漫长的时间，等李自成消灭明朝的有生力量，初步建立起根据地了，就要立即取代明朝，行使大一统王朝的职责。对于李自成的个人能力、团队的综合素质来说，这些都是巨大的挑战。事实证明，李自成和明末农民起义军都没有通过考验，在他们“毁灭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间隙，满清一战入关，并利用数十年打造的成熟政权，裹挟九边精锐，拉拢地主士绅，建立了落后的、殖民式的满清王朝。可以说，尽管黄巢和李自成都是流寇主义，但他们面对的统治阶级是不一样的，而统治阶级的分裂和团结，也间接塑造了五代十国和满清王朝。3用统治阶级的分裂和团结，看待近现代的一些事情，可不可以？其实是可以的。自1980年代起，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开始席卷世界，垄断一国市场的资本主义，逐渐发展成垄断国际市场的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把全球整合为统一的大市场，但同时也意味着，资本主义世界暂时成了铁板一块，不再是美英日法德割据、分裂的状态。而那时的苏联，早已和中国交恶，所谓的输出革命，也异化为武力争霸，不再是世界革命的灯塔。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中国继续坚持革命，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做斗争，那就是以小博大、以弱击强，很容易被资本主义世界十面围剿。于是呢，中国暂时放弃革命，积极融入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化大市场，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给中国造成翻天覆地的变化，切切实实的造福了中国人民，但从国际共运的角度来看，这未尝不是走了几十年的长征路。俄乌战争以前，普京一度对美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准备融入美国缔造的世界秩序，为了达到目的，普京积极参与各种国际事务，并不断的向美国让步。那段时间，因为美俄欧的关系相对亲密，中国便缺乏在国际上纵横捭阖的基础，生存环境不能说逐渐恶化，起码没有太大的进展，尤其是各种耻辱性的新闻，充斥着人民的耳目。然而经过十余年的尝试，美国并没有接纳俄罗斯，而且北约持续东扩，俄罗斯的战略纵深日渐缩小。这个时候，普京才明白，美国的目标就是拆解中俄，俄罗斯走错路了。认清了这一点，普京便放弃幻想，逐渐向中国靠拢，中俄关系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俄乌战争爆发前后，俄罗斯和欧美的关系彻底破裂，普京便进一步放宽了远东地区的限制，还在“中吉乌铁路”等一系列问题上松口。而随着美俄欧的分裂、中俄关系的深化，中国在国际事务上便有了更强的话语权，也有资格和美国较量一番。以上两件事的演变过程，肯定和中国内部小气候有关系，但国际上的分裂和团结大气候，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至于我们个人的工作，也可以用教员的观点做出指导性分析。按照“统治阶级的分裂和团结”的逻辑来看，那些有巨头垄断的行业，毫无背景的年轻人闯进去，大概率要遭到老钱们的十面围剿，很难说有什么前途。要想有所成就，一定要寻找到自己的井冈山，在行业垄断巨头之间的中间地带深耕。而这个中间地带，往往是垄断巨头看不上的行业三、四级细分领域。利益虽然少一些，但起码能活下去，等待天时。如果能跨越两三个行业，通过专业知识、技术、技巧等方式，把两三个行业的细分领域结合起来，那么成事的概率就比较大了。以上就是我重读《毛选》时的简单想法，写出来和大家交流一下，咱们回见。点

前文回顾：内部动荡，是一个国家最大的危机1大争之世，胜败只在一线之间。很多时候，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便能引发巨大的连锁反应，成为决定大国势力消长的契机。楚庄王称霸以后，晋楚两国的争锋博弈，就和“夏姬”的香艳故事有莫大关系。夏姬是郑穆公和宠妃姚子之女，可能姚子就是大美女，夏姬生来便拥有倾国倾城的容貌。到底有多美，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但《列女传》里用了六个字——“其状美好无匹。”美貌无可匹敌，一张脸大杀四方。尚未出阁的时候，夏姬便和庶兄公子蛮私通，度过一段激情澎湃的青春岁月。稍微长成一些，夏姬又嫁给陈国大夫夏御叔，诞下长子夏徵舒。出门是高官显爵，回家是倾国娇妻，这可能是夏御叔最开心的日子。但是好景不长，短短12年后，夏御叔便英年早逝，留下夏姬空守闺房。那时，夏姬可能不到30岁，正是最成熟的年纪。而在陈国生活这么多年，夏姬的美貌早已人尽皆知，现在夏御叔不在了，对于那些垂涎夏姬美色的人来说，机会不就来了？于是，陈灵公按耐不住，经常微服私访夏姬的住所。陈国大夫孔宁、仪行父也常常登门拜访，和夏姬做深入交流。后世的史书上说，夏姬是妖女，勾引陈国君臣。但设身处地的想想，夏姬是远嫁而来的寡妇，在一个国君、两个大夫面前，她又有什么反抗的资本呢？就这样一来二去，夏姬和陈灵公、孔宁、仪行父都有了很深的关系。随着他们的关系越来越亲密，陈灵公、孔宁、仪行父甚至结伴而行，一起到夏姬居住的株林饮酒高歌，畅谈美好人生。附近的陈国人民群众见状，还给他们写了一首诗——胡为乎株林？从夏南。匪适株林，从夏南。驾我乘马，说于株野。乘我乘驹，朝食于株。——《诗经·国风·陈风·株林》《毛诗序》的注解更露骨——“《株林》，刺灵公也。淫乎夏姬，驱驰而往，朝夕不休息焉。”夏姬和陈国君臣的香艳故事，陈国人民群众都知道了，自然瞒不住夏徵舒。有次他们聚会的时候，陈灵公和仪行父说：“夏徵舒和你好像啊”，仪行父没有任何回避，回了一句：“和国君您也好像啊”，两人相视大笑，株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但他们忘记了，夏徵舒就在旁边，亲眼看着这一切，而那时的夏徵舒，已经继承夏御叔的官爵，做了陈国大夫。堂堂一国大夫，被国君和同事如此羞辱，夏徵舒大怒。等他们离开的时候，夏徵舒埋伏在马厩里，一箭射死陈灵公，随后便自立为陈国国君，而陈国太子午逃往晋国，孔宁和仪行父逃往楚国。可能是理解夏徵舒的处境，陈国朝野对夏徵舒自立的事，倒没有太强烈的反应，但楚庄王认为，这是陈国分裂的迹象，随即出兵灭陈、诛杀夏徵舒，迎回太子午，再立陈国社稷，把陈国紧紧绑在楚国的战车上。如何处理夏姬，是件棘手的事。楚庄王见到夏姬，顿时惊为天人，准备把夏姬纳入后宫。但申公巫臣说：“您召集诸侯讨伐陈国，是为了替天行道，如果把夏姬纳入后宫，就是为了美色发动战争，这不足以服诸侯啊。”楚庄王一听，觉得有道理，便放弃了纳夏姬的想法。见楚庄王不要夏姬，楚国司马子反（公子侧）开始心动了，申公巫臣又劝道：“公子蛮、夏御叔、陈灵公、夏徵舒、孔宁、仪行父乃至陈国都因夏姬而亡，说明夏姬是不祥之人。天下美女千千万，你何必盯着夏姬不放呢？”听到申公巫臣的话，子反有些发怵，也放弃了夏姬。为了避免引起纷争，楚庄王便把夏姬赐给连尹襄老为妻，然后收兵回楚。连尹是官名，襄老是人名。不过，连尹襄老的幸福生活，也只维持了一年。公元前597年，晋楚爆发决定性的“邲之战”，晋国大败，楚国赢得问鼎中原的最重要一张门票。在这场大战中，连尹襄老战死，楚庄王之子公子谷臣被俘，这一生一死的两个人都被带回晋国。楚国则俘虏了晋国的知罃（ying），此人是晋国中军佐荀林父之侄、下军大夫荀首之子，地位非常重要。现在夏姬又成寡妇了，垂涎夏姬美色的人，开始出手。第一个出手的人，名叫黑要。此人是连尹襄老之子，听说父亲战死沙场，他便迫不及待的逼夏姬私通。这种私通庶母的做法，称为“烝”。第二个出手的人，便是申公巫臣。他私下和夏姬说：“你想办法回郑国，我明媒正娶你做妻子”，然后通过私人关系，让郑国派出使者召夏姬回国，并通过郑国使者之口告诉夏姬，只要回到郑国，郑国就向晋国讨要连尹襄老的尸体。此时的夏姬孤立无援，非常需要一个靠山，便接受了申公巫臣要求。就这样，夏姬回到郑国，申公巫臣向郑国下聘礼，迎娶夏姬做妻子。不管婚前的承诺有没有做到吧，反正申公巫臣是得偿所愿，抱得美人归了。公元前591年，楚庄王薨逝，申公巫臣又借出使齐国的机会，趁机带着夏姬逃往晋国，晋国任命申公巫臣为邢大夫。见到这样的情景，楚国司马子反立即明白了：“你小子不让我娶夏姬，原来是自己要娶夏姬”，大怒，随即发动兵变，诛杀申公巫臣的族人，并把掠夺的财产占为己有。从此以后，申公巫臣在楚国再无牵挂，开始一心一意的为晋国服务。晋楚争霸的故事，也将围绕讨要尸体、归还人质等线索次第展开。2晋楚的新一轮争霸，战场是齐鲁两国。早在公元前595年，楚国在“邲之战”大败晋国以后，又出兵包围宋国都城商丘，齐、鲁见到楚庄王称霸已成定局，便纷纷倒向楚国。《春秋左传》里写道——“宣公十四年冬，公孙归父会齐侯于谷，见晏桓子。”“宣公十五年春，公孙归父会楚子于宋。”公孙归父是鲁国大夫东门襄仲之子，自东门襄仲去世，公孙归父就继任为鲁国大夫，执掌鲁国的军政大权。他这么紧凑的会见齐顷公和楚庄王，目的无非是撮合齐、楚的关系，借机提高鲁国在新霸主阵营的地位。可以说，自楚庄王称霸，晋国就被逼到华北一隅，暂时在各诸侯国中失去了影响力。但晋国是外姓大臣掌控的姬姓大国，这三个身份，决定了晋国不会甘于平淡。公元前592年，即楚庄王称霸的两年后，晋国便命郤克出使齐国，邀请齐顷公会盟。见到晋国使者到来，齐顷公自然安排了隆重的见面仪式。郤克是跛子，从理论上来说，齐顷公应该照顾郤克的自尊心，见面的时候，避免提到跛子的话题，把齐、晋两国的对话控制在国事层面。但在见面的时候，齐顷公专门安排母亲萧同叔子垂帘旁观，结果就是，萧同叔子见到郤克一瘸一拐的走进来，噗嗤一笑。郤克听到笑声，大怒，拂袖而去，回到晋国，郤克就要求出兵伐齐，报仇雪恨。晋景公的态度很坚决，不同意出兵伐齐。在正常情况下，这是一起严重的外交事故，郤克的愤怒情绪应该是自然流露，诡异的是，齐顷公有刻意破坏见面的嫌疑，晋景公却丝毫不在意。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晋景公命郤克出使齐国，其实是故意试探齐顷公的态度，看他是否愿意支持晋国称霸。齐顷公请萧同叔子垂帘旁观，是故意激怒郤克，以此来试探晋景公，是否能容忍齐国的不逊态度。双方各有各的盘算，各有各的底线。后来的结果证明，这一轮外交博弈，齐顷公失败了。听闻晋景公没有出兵伐齐的打算，齐顷公以为事情翻篇了，便在晋景公召集“断道会盟”的时候，命大夫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前往参加。然而，晋景公拒绝齐国参加会盟，并逮捕齐国的会盟人员。因为这次会盟的主题是“讨贰”，即讨伐背叛晋国、归附楚国的诸侯国。换句话说，断道会盟是晋国重整霸业的第一步，各诸侯国的忠诚不绝对就等于绝对不忠诚，晋齐两国之前的见面不顺利，意味着齐顷公没有明确支持晋国称霸，自然就属于敌人的行列。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元前591年，晋景公和卫国太子藏统兵伐齐，一直打到阳谷才停下脚步。齐顷公害怕晋卫联军继续东征，便主动和晋景公会盟言和，并命公子疆到晋国做人质。齐国，暂时臣服于晋国。见到晋齐的关系升温，鲁宣公开始担忧了，他非常害怕晋、齐联手伐鲁。为了自保，鲁宣公向楚庄王求援，希望楚国出兵北上，帮助鲁国抵御强敌。但在那一年，楚庄王薨逝，楚国不能出兵。那么鲁国唯一的选择，便是向晋国示好，借晋国的兵力，防备齐国以“鲁国助楚”为借口伐鲁。下定决心以后，鲁国权臣“三桓”族灭背晋归楚的公孙归父，以此做为给晋国递上的投名状。鲁国，重回晋国阵营。做到这一步，晋国基本从“邲之战”的阴霾中走出来，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国际影响力。但因为齐国的实力没有受损，和晋国做的城下之盟，更像是缓兵之计。更何况，齐国是大国，不把它打疼，它是不可能轻易臣服的。所以现在的局面，表面上是齐鲁归晋，实际上是晋鲁、齐楚互相对立。对于这一点，晋景公是非常清楚的。公元前589年春，齐顷公出兵伐鲁，攻取龙城、巢丘。随后，卫穆公出兵伐齐，但战事不利，没有取得太大的战果。于是呢，鲁、卫都派出使者到晋国求援，希望晋国出兵伐齐。卫国始终是晋国的铁杆，这次出兵，极有可能是受到晋国的指使，想通过“伐齐”的军事行动，迫使齐国回师，避免鲁国遭受更大的损失。而见到卫国战事不利，鲁国又接连战败，晋景公知道，这场代理人战争失败了，晋国必须亲自出兵，才能遏制齐国，并阻止楚国势力的扩张。想明白这一点，晋景公便命中军帅郤克统帅八百乘战车，以鲁国大夫藏宣叔为向导，再和鲁国的季文子、卫国的孙桓子会师，组成强悍的伐齐联军。6月，伐齐联军抵达齐国莘地，占领齐国和卫国之间的交通要道，然后向东进军至靡笄山，在鞌地大败齐军，一路追到华不注山，最终进入丘舆、马陉。莘地是现在的山东聊城莘县，靡笄山、鞌地、华不注山都在济南，而丘舆和马陉在淄博以南，离齐国都城临淄，不过百里之遥。晋、卫、鲁的伐齐战争，可谓是势如破竹，齐国走到灭国的边缘。这个时候，齐顷公着急了，立即命齐国上卿国佐做使者，到郤克的大营求和，并向晋景公献上礼器、承诺归还侵占鲁卫的土地。郤克认为，这些都不足以表明齐国臣服的态度，必须以萧同叔子做人质、把南北向的田亩改为东西向，才能证明齐国真的臣服了——“必以萧同叔子为质，而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萧同叔子曾经嘲笑郤克的腿脚，又是齐顷公的母亲，郤克让她做人质，不论是对齐国还是齐顷公，都极具羞辱的意味。齐国的田亩都是南北向，而晋国在齐国的西方，那么南北向的田亩便不利于晋国战车行进，一旦齐国田亩改为东西向，事实上就是大开国门，任由晋军在齐国境内纵横驰骋。这么苛刻的条件，齐国自然不能接受，于是国佐说了三句话——“萧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敌，则亦晋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诸侯，而曰必质其母以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周朝推崇孝道，如果晋国要求国君的母亲做人质，便违背了人情伦理和社会共识，如何称霸天下？“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则不义，何以为盟主。”根据现实条件决定治国策略，是尧舜禹汤和周文王等先王确立的原则，如果晋国为了方便发动战争，就违背这项治国原则，王道便成了霸道，其他诸侯国会如何看待晋国，晋国如何称霸天下？要尊重各诸侯国的现实，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要一家独霸，让各诸侯国都为晋国利益服务啊。“吾子惠徼齐国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继旧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爱。子又不许，请收合余烬，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从也”，如果晋国能尊重齐国，保存齐国的社稷，那什么条件都是可以谈的，如果您一定要消灭齐国，那我们就决一死战吧。听到国佐的话，鲁、卫觉得有道理，同时也害怕齐国背水一战，便建议郤克：“子得其国宝，我亦得地，而纾于难，其荣多矣。齐晋亦唯天所授，岂必晋。”差不多行了，见好就收吧。齐晋都是大国，天下霸主之位，晋国做得，齐国做不得？其实他们是被国佐给说动了，害怕晋国给齐国开出的条件，成为一项恶例，以后用来对付其他诸侯国。郤克见鲁、卫不支持自己的处理方案，也害怕再坚持下去，两国就支持齐国反对晋国，便放弃了严厉制裁齐国的方案，接受齐国臣服。随后，郤克命齐国归还侵占鲁、卫的土地，罢兵回国。这次三方会谈的过程，便是《古文观止》第二卷的第三篇文章——《齐国佐不辱命》。虽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但通过这场伐齐战争，晋国也正式迈出恢复霸业的第一步。3楚国做为刚崛起的天下霸主，自然不能容忍晋国恢复霸业，而且齐国是楚国的北方盟友，楚国也不可能放任不管。事实上，申公巫臣奉命出使齐国，任务之一就是约定出兵日期，但申公巫臣到齐国以后，正好见到齐国战败，说了一句“吾不处不胜之国”，便带着夏姬投奔晋国，希望得到晋国的政治庇护，保护来之不易的情场战利品。申公巫臣没有完成出使任务，并不影响楚国的决心。楚庄王薨逝以后，年仅十岁的楚共王继位，令尹子重（公子婴齐），代替楚共王处理楚国军政事务。“鞌之战”是6月结束的，数月后，令尹子重便发动倾国之兵，并联合许、蔡两国，浩浩荡荡的远征卫国，再向东扫荡，攻破鲁国的蜀城（山东泰安）、阳桥（山东泰安），陈兵泰山脚下——“乃大户、已责、逮鳏、救乏、赦罪，王卒尽行。彭名御戎，蔡景公为左，许灵公为右。冬，楚师侵卫，遂侵我师于蜀......楚侵及阳桥。”而在楚国炫耀兵威的时候，晋国却没有任何反应，根本没有东征决战的意思。为什么？《春秋左传》给出的答案是——“晋辟楚，畏其众也。”晋国做为楚国的竞争者，都不敢和楚国正面交锋，鲁、卫等小诸侯国，又怎么敢违背楚国呢？没办法，臣服吧。同年11月，楚国令尹子重召集蔡、许、秦、宋、陈、鲁、卫、郑、齐的国君或大夫们，在鲁国的蜀城会盟，重申了楚国维护天下秩序的资格，巩固了楚国的霸业。晋国刚迈出恢复霸业的第一步，尽管不敢和楚国正面交锋，但看到楚国和各诸侯国会盟，其实是非常不甘心的。于是，晋国君臣认为，恢复霸业的下一个突破口，应该是“伐郑。”公元前588年春，晋景公和鲁成公、宋共公、卫定公、曹宣公组成联军，南下伐郑，理由是郑国在“邲之战”时，拥护晋国的立场不坚定。伐郑的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五国联军伐郑，原本以为是稳赢的战争，可能正因为如此，他们有些大意，中了郑国公子偃的埋伏，大败而回。为了向楚国表达忠心，郑国还把俘虏送到楚国，向楚共王献捷。这样一来，晋国就有些尴尬了。和楚国正面交锋，打一场大型国战，刚经历“邲之战”失败的晋国没有信心。想通过伐郑，建立进取中原的地缘优势，同时给各诸侯国信心，也失败了。这个时候，晋国必须放弃争霸的企图，做战略性退让。于是，晋景公决定送楚庄王之子——公子谷臣回楚国，并归还夏姬前夫——连尹襄老的尸体，同时换回晋国前中军佐荀林父之侄、现任中军佐荀首之子知罃。晋国名义上是换人，事实上是向楚国低头。考虑到申公巫臣给夏姬的承诺，就是迎回连尹襄老的尸体，那么晋国做出这样的决定，极有可能是申公巫臣的建议。而对于楚共王来说，连尹襄老的尸体和公子谷臣，都是可有可无的。但如果把知罃送回晋国，可以给主持晋国军政事务的荀首一个面子，有利于晋楚两国发展关系，便同意了晋国换人的请求。临行前，楚共王问知罃：“你怨我吗？”知罃答道：“二国治戎，臣不才，不胜其任，以为俘馘。执事不以衅鼓，使归即戮，君之惠也。臣实不才，又谁敢怨”——晋楚争锋，打仗死人是常有的，我被俘虏是能力不足，怎么敢怨您呢？楚共王问：“那感谢我放你回去吗？”知罃答：“二国图其社稷，而求纾其民，各惩其忿，以相宥也。两释累囚，以成其好。二国有好，臣不与及，其谁敢德”——两国互换俘虏，是为了两国关系长远发展，互惠互利，何谈感谢？楚共王问：“那你回去如何报答我？”知罃答：“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无怨无德，不知所报”——我不怨恨您，也不必感谢您，那我又能报答你什么？知罃的回答不卑不亢，丝毫没有为了活命而低声下气的卑微感，不禁让楚共王生出一种“晋国能人辈出”的感觉，说了一句“晋未可与争”，便隆重的送知罃回去了。可以说，晋国在战场上失败了，知罃却在谈判桌上扳回一局。这就是《古文观止》第二卷的第四篇文章——《楚归晋知罃》。等完成这件事以后，晋楚暂时罢兵休战，两国关系进入稳定期。而利用来之不易的时机，晋国恢复了“六军”制度，并任命韩厥和赵括统新中军、巩朔和韩穿统新上军、荀骓和赵旃统新下军，重新建立起强悍的野战兵团，为将来恢复霸业做准备。历来的丰功伟业都是这样。罢兵休战不是刀枪入库，休养生息不是躺平摆烂，韬光养晦不是装聋作哑，暂时停下脚步，只是为了积蓄实力，奔向下一个目标。事实上，天下各诸侯国都没有放弃晋国。他们承认楚国为霸主，无非是因为楚国的军事实力强大，不得已而为之。在他们的心目中，姬姓的晋国是周朝最正统的诸侯国，最有资格维护天下秩序。一旦晋国有抗衡楚国的实力，他们就会毫不犹豫的背离楚国，投入晋国的麾下。例如鲁成公见晋国伐郑失败，准备再次背晋归楚，季文子就说：“晋虽无道，未可叛也。国大、臣睦、而迩于我，诸侯听焉，未可以贰。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我族也，其肯字我乎？”这是天下的人心，这是楚国霸业的隐忧，这是晋国恢复霸业的资本。4晋楚罢兵休战，给晋国换来宝贵的休养生息时间，很快，晋国就等来一次绝地逢生的机会。公元前587年冬，可能是郑国受到晋、楚等大国的挤压，战略纵深逐渐缩小，想从更小的诸侯国那里弥补回来，便出兵侵略许国，占领了大量的土地。许国被迫进行了一场自卫反击战，在许昌西北部的展陂，大败郑军。郑襄公听闻前线战败，不得不亲自统兵出征，把战线反推回去，又占领了许昌一带的大片土地。郑、许爆发大战，晋楚自然不可能无动于衷。于是，晋景公命栾书和荀首统中军、士燮统上军，以救援许国的名义，南下伐郑，楚国令尹子重，则命司马子反统兵救郑。不过，晋楚没有直接交锋，试探到各自的底线就回去了。这次战争，尽管晋国伐郑是为了救许，但许国是楚国的铁杆盟友，许灵公并不感谢晋国的救援，反而在楚国司马子反面前，控诉郑国的侵略行为。刚刚继位的郑悼公不服，也向子反申诉侵许的原因。控诉，往往是各有各的理，子反听着头疼，不知该如何处理，便建议他们两人到楚国，请楚共王决断是非——“子反不能决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与其二三臣共听两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侧不足以知二国之成。”公元前586年6月，许灵公和郑悼公都到了楚国，向楚共王说了各自的理由之后，楚共王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判定被侵略的许灵公胜诉，发动侵略战争的郑悼公败诉。这样的结果，郑悼公是非常不满意的。楚国要进取中原争霸天下，郑国的支持至关重要。这些年，郑国为楚国付出那么多，非但没有任何补偿，还不允许向许国要些土地。既然无利可图，那郑国支持楚国做什么？想到这里，郑悼公下定决心：“楚国击败郑国进取中原，那都是以前的老黄历了，现在，郑国要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同年8月，郑悼公奔赴晋国，和晋国大夫赵同在垂棘会盟，正式背楚归晋。有了郑国的拥护，晋国便又一次打开进取中原的大门，有了和楚国逐鹿中原的资格。在这样的背景下，各诸侯国看到形势大变，纷纷追随郑国的脚步，背楚归晋，重新回到晋国的麾下。12月，晋景公和齐、宋、卫、鲁、郑、曹、邾、杞等诸侯国君，在郑国的虫牢（河南封丘）会盟，重新确定了晋国的天下霸主地位——“成公五年十有二月己丑，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虫牢。”从这里就能看出来，郑国虽然国力衰败，沦为二流小国，但因为地理位置特别重要，依然能起到“一念定乾坤”的作用。可以说，郑国因地理位置沦为大国争霸的战场，也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导致任何一个大国都不愿意其他大国占领郑国，郑国便有了夹缝求生的资本，国祚顺利延续到战国初期。至于宋国，虽然出现在虫牢会盟的名单里，但那时宋国爆发内乱，宋共公也对楚国围城的惨烈景象印象深刻，事实上没有参加虫牢会盟。于是在公元前585年3月，晋国召集卫、郑以及河南的伊洛、陆浑、蛮戎等戎狄部族，以拒绝参加虫牢会盟为理由，浩浩荡荡的起兵伐宋。6月，晋国又以天下霸主的身份，命鲁国出兵伐宋。面对晋国咄咄逼人的攻势，楚国自然要做出回应，不过，楚国的反攻方向是郑国。公元前584年秋，楚国令尹子重统兵伐郑，驻军氾城（河南襄城），晋国害怕郑国承受不住压力，立即统帅诸侯联军南下救郑。这次，郑国归晋的决心非常强烈。不等晋国统帅的诸侯联军发起攻击，郑国大夫共仲、侯羽便指挥郑军击破楚军，并把俘虏郧公钟仪送到联军大营，向晋国献上背楚归晋的投名状。随后，晋、齐、宋、鲁、卫、曹、莒、邾、杞等诸侯国，在卫国的马陵（河北大名县）会盟，重申虫牢会盟的约定，巩固了晋国的天下霸业。此次会盟，郑国有事没去，宋国是实打实的参加了，没有再逃避。可以说，击败楚军的战绩，让宋国对晋国恢复了信心，敢于以晋国做后盾，和楚国做斗争了。按照以往的惯例，晋楚争霸到这一步就差不多了，但申公巫臣觉得，这些远远不够，还可以再添一把火。因为就在晋楚爆发大战的时候，吴国以极其耀眼的姿态，出现在各诸侯国的视线里——“成公七年春，吴伐郯，郯成。”郯国是己姓国，出自少昊氏，位于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一带。成，即和谈的意思。这句史料说明，在晋楚争霸的间隙，吴国异军突起，兵锋深入到鲁国的势力范围以内。而在“吴伐郯”之后，吴国与郯国的言和，几乎不可能是平等交往，只能是郯国向吴国俯首称臣。吴国能跨越千里伐郯，这份实力和战争潜力，地处黄河以北的晋国君臣可能不清楚，但来自楚国的申公巫臣，可是非常清楚的。于是，申公巫臣向晋景公请求，出使吴国，促成“晋吴联盟”，并把晋国的生产技术和军事战术，教给落后的吴国。这样一来，战略层面便形成了针对楚国的大包围圈，战术层面可以命吴国骚扰楚国侧翼，减轻晋国的压力。晋景公大喜过望，随即命申公巫臣，经莒国出使吴国。申公巫臣带着大批工匠、射手、御手到吴国以后，立即开始工作，用最快的时间，把如何制造战车、如何制造弓箭、战车和弓箭如何编组等技术教给吴国。而吴国为了获得靠山，以及持续不断的援助，自然要放弃和楚庄王的约定，改为服从晋国的命令，不断的骚扰楚国东部边疆，让楚国不能全力北上。郑、吴的背楚归晋，深刻说明一个道理，大国要得到小国的拥护，必须让渡一定的利益，和小国共同进步。强行索取和白嫖，终究是行不通的。那吴国骚扰楚国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呢？答案是，效果非常棒。《春秋左传》写道——“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这句话足以说明，吴国圆满完成了晋国交待的任务，并凭借给晋国做工具的机会，崛起成东南地区的地域性大国。5此时的晋国恢复了晋文公开创的霸业，如日中天，然而，晋国又出了两个问题，差点摧毁来之不易的霸业。其一是晋国统战路线的错误。数年前，齐国侵略鲁国的土地，晋国联合鲁、卫伐齐，夺回被侵略的土地，还给鲁、卫两国。这件事是鲁国拥护晋国的决定性因素。公元前583年春，晋景公可能觉得霸业已成，可以为所欲为了，也可能觉得齐国的国力强于鲁国，那么齐国的统战价值也比鲁国高，便命韩穿出使鲁国，要求鲁成公把那片土地交出来，还给齐国。明明是齐国侵略鲁国的土地，鲁国认为晋国能主持公道，才拥护晋国做霸主。现在晋国让鲁国把土地交出来，不就是随意剥夺他国领土，随意践踏他国尊严吗？这样的晋国，谁相信它能主持公道，维护天下秩序？所以鲁国大夫季文子和韩穿说：“大国制义，以为盟主，是以诸侯怀德畏讨，无有贰心。谓汶阳之田，敝邑之旧也，而用师于齐，使归诸敝邑。今有二命，曰‘归诸齐’。信以行义，义以成命，小国所望而怀也。信不可知，义无所立，四方诸侯，其谁不解体？”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霸，各诸侯国能拥护晋国做霸主，也能把晋国推倒在地。晋国的一举一动，各诸侯国都看着呢，你们不要把路走窄了呀。对于季文子的忠告，韩穿不知可否，晋景公不做回应。很快，这件事就沸沸扬扬的传开了，到了次年春，各诸侯国都知道了，非常害怕晋国来割自己的土地，便有些不拥护晋国了——“成公九年，为归汶阳之田故，诸侯贰于晋。”尤其是郑国，因为处于特殊的地理位置，非常害怕被晋国分割或者吞并，于是在楚国的拉拢下，即位不久的郑成公，到邓城和楚国公子成会盟——“楚人以重赂求郑，郑伯会楚公子成于邓。”紧接着，晋国伐郑、楚国救郑，闹得不可开交。晋国霸业，摇摇欲坠。其二是晋国爆发内乱了，即众所周知的赵氏孤儿事件。元朝戏曲家纪君祥写了一部《赵氏孤儿大报仇》，说晋国大将军屠岸贾为了夺权，设计谋害晋国正卿赵盾，并诛杀赵氏三百余人，唯独赵武被程婴、公孙杵臼救出来。成年以后，赵武在英雄们的帮助下，诛杀屠岸贾，报仇雪恨。但和元杂剧的故事不同，正史中的赵氏孤儿事件，其实是一个包裹着香艳外衣的政治仇杀故事。《史记·晋世家》只写了一句——“诛赵同、赵括，族灭之。韩厥曰：‘赵衰、赵盾之功岂可忘乎？奈何绝祀。’乃复令赵庶子武为赵后，复与之邑。”就这么一句，晋国发生了什么、晋景公为什么诛灭赵氏，统统不提。《春秋左传》写的比较详细，我们来梳理一下。我们以前说过，赵衰陪晋文公周游列国的时候，娶了戎狄部族的叔隗，生下赵盾。晋文公回国之后，赵衰又娶了晋文公之女，生育赵同、赵括、赵婴。也就是说，赵盾和赵同、赵括、赵婴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再后来，赵盾执掌军政大权，成为权倾朝野的晋国权臣，另外三兄弟团结在赵盾周围，为赵氏基业贡献力量，同时也为自己赢得生前身后名。原本这是一个团结的家族，但到了晋景公年间，环境大变。那时赵盾已经死了，这点非常明确，其嫡子赵朔最后一次出现，是公元前597年的“邲之战”——“赵朔将下军，栾书佐之”，此后十年，赵朔这个名字再也没有出现过。极有可能，赵朔也死了，留下正妻庄姬和嫡子赵武。庄姬的另一层身份，是晋成公的女儿、晋景公的姊妹。赵武，即晋景公的外甥。这个时候，赵同、赵括、赵婴还在人世，并活跃在历次伐郑、伐齐、伐楚的战场上。这就意味着，在赵氏家族中，赵盾一系已经没有实力了，却保留着数十年积攒的食邑、人口、土地等资产，另外三兄弟依然掌握大权，为自己一系的后代努力奋斗。那么根据“吃绝户”的惯例，这三兄弟有没有可能觊觎赵盾留下的资产？不排除有这个可能。《春秋左传》里写道——“晋赵婴通于赵庄姬。五年春，原、屏放诸齐。”原是赵同，屏是赵括。赵婴是庄姬的叔叔，庄姬是赵婴的侄媳，他们都是赵氏的核心人物，春秋时期的贞操观念又非常淡薄，如果要解决生理问题，他们根本不缺异性，没必要叔叔和侄媳私通，搞出一场乱伦关系。仅看史料文字，很难理解赵婴和庄姬的逻辑。但如果“吃绝户”的假设成立，这段关系就能解释的通了——赵婴觊觎赵盾留下的资产，便靠近庄姬，准备借机转移，或者生育子嗣来继承。庄姬和赵武是一对孤儿寡母，那么庄姬就需要找一个靠山，通过让渡一部分资产的方式，让他保护庄姬和赵武的安全，并想方设法保留一部分资产。这应该是赵婴和庄姬私通的原因，两人各取所需，谁都不欠谁。但赵婴的目的太明显，引起赵同和赵括的不满，他们两人以乱伦的名义，联手把赵婴放逐到齐国，却把庄姬摘出去，丝毫没有涉及到。面对赵同和赵括的做法，庄姬什么都没有说，悄无声息的过了三年。公元前583年夏，庄姬突然发难，向晋景公诬告赵同、赵括谋反，并请栾氏和郤氏做证人，而栾氏和郤氏也向晋景公保证，赵同和赵括确实要谋反——“成公八年，晋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谮之于晋侯，曰：‘原、屏将为乱’，栾郤为证。”赵婴被放逐三年，庄姬才提起这件事，而且是把自己的乱伦丑闻公之于众，把灭族的罪名送给赵同和赵括。这不是简单的为情夫复仇，而是庄姬以破釜沉舟的姿态和赵同、赵括决战。为什么？可能是放逐赵婴以后，赵同和赵括的手段太粗暴，事后的一系列问题又处理的不干净，甚至有可能是他们两人的吃相太难看，让庄姬感受到危机降临，这才不死不休。那为什么栾氏和郤氏要帮庄姬？因为在赵盾死后，郤克、栾书等人，要么以中军佐的身份主持晋国军政事务，要么统兵出征，都积累了巨大的威望。以他们的地位，要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必须清理以前的权臣及其家族。栾氏和郤氏帮助庄姬做伪证，目的就是借庄姬和赵婴的事，扳倒赵同和赵括，进而清理整个赵氏家族。栾氏和郤氏的诉求，同样是晋景公的诉求。自从赵盾掌权以来，赵氏家族已经尾大不掉，如果能借机清理赵氏家族，无论对晋国还是晋景公，都不是一件坏事。在这样的背景下，晋景公顺水推舟，立即出兵族灭赵同和赵括一系，但把庄姬和赵武藏在宫里。等事情都处理妥当，又听从韩厥的建议，把赵氏的食邑、人口、土地等资产交给赵武——“六月，晋讨赵同、赵括。武从姬氏畜于公宫。以其田给祁奚。韩厥言于晋侯曰：‘成季（赵衰）之勋，宣孟（赵盾）之忠，而无后，为善者其惧也。三代之令王皆数百年保天之禄，夫岂无辟王？周书曰，不敢侮鳏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虚构的赵氏孤儿其实说白了，“赵氏孤儿”就是晋景公为了收回君权、庄姬为了保住资产、栾氏和郤氏为了扩张家族势力，联合起来发动的一场针对赵氏家族旁支的屠戮。尽管身处其中的人有不同的诉求，也有不得不做的理由，但在其他诸侯国看来，晋国爆发内乱，意味着晋国政局不稳。这个印象和晋国失信结合起来，导致各诸侯国得出一个结论，晋国无法守护霸业，必须为自己的前途做打算。晋国现在是稍有不慎满盘皆输，怎么办？亲手造成这一切的晋景公，其实没有什么办法，只能向楚国服软，维持即将崩溃的霸业。之前晋楚爆发战争的时候，郑国不是俘虏了郧公钟仪么，公元前582年秋，晋景公送郧公钟仪回楚国，并向郧公钟仪流露出和谈的意思，借此机会试探楚国的态度。正好，楚共王刚刚成年，需要一段时间熟悉政务，也想罢兵休战。等郧公钟仪回国以后，楚共王明白了晋景公的意思，便命公子成出使晋国，商量和谈的具体事宜。公元前581年，晋景公坠入厕所身亡，公元前579年，经过宋国的来回奔走，晋楚的和谈条件终于达成一致，刚继位的晋厉公和楚共王在宋国商丘的西门外，举行会盟，约定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晋楚共霸天下——“成公十二年，盟于宋西门外，曰：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菑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既然楚国不再是敌国，那些准备脱离晋国的诸侯国，便没有了继续行动的理由。反正拥护谁都一样，那就放宽心态，一起过日子呗。可以说，晋国放弃独霸天下，选择和楚国共霸天下，在那种危急关头，未尝不是一种性价比最高的方案。6其实在晋楚和谈的时候，晋国也想与秦国和谈。早在公元前580年，晋厉公就向秦桓公伸出橄榄枝，希望两国在令狐会盟，重建秦晋之好。但因为秦晋爆发过数次大战，令狐又在黄河以东的晋国境内，故而秦桓公对晋厉公有些不信任，害怕到令狐会盟的时候，被晋厉公扣留下来。于是呢，秦桓公走到黄河西岸的王城，就不愿意再走了。晋厉公和晋国外姓大臣是想和谈的，便极力迁就秦桓公，最终达成另一种会盟方案——秦国大夫史颗到令狐和晋厉公会盟，晋国大夫郤犨（chou）到王城和秦桓公会盟。虽然秦晋勉强完成了会盟仪式，但这种互不信任的会盟，又有什么用呢？秦桓公估计也明白，自己的态度得罪了晋厉公和晋国外姓大臣，所以回到秦国首都雍城以后，便派出使者联络戎狄部族和楚国，准备从西、南两个方向伐晋。幸好，楚国准备和晋国罢兵休战，便把秦国的阴谋告诉晋国，然后举行会盟共霸天下，这才没有让秦国的阴谋得逞。楚国不和秦国站在一起，便意味着秦国没有了盟友，晋国却可以借霸主的身份，统帅各诸侯国力压秦国。晋国伐秦的机会，出现了。只要伐秦成功，晋国就能以战促和，抵消“令狐会盟”不成功的影响，同时也能显示晋国的实力，给之前准备脱离晋国的各诸侯国，注入信心。伐秦，百利而无一害。公元前578年，即晋楚会盟的次年，晋国统帅齐、宋、卫、鲁、郑、曹、邾、滕等诸侯国，准备出兵伐秦。为了师出有名，临行前，晋厉公命晋国大夫魏锜之子魏相出使秦国，宣布和秦国断绝关系，然后历数秦国的错误，最后声明晋国被迫出兵的态度，言辞犀利逻辑清晰，堪称是春秋非常经典的战争檄文。魏相的原话非常长，我们在这里截取几段。“昔逮我献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祸晋国，文公如齐，惠公如晋。无禄，献公即世。穆公不忘旧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晋。又不能成大勋，而为韩之师。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尽管秦穆公有些小错误，但总体来说，秦晋两国有深厚的情谊，光辉的历史。“秦大夫不询于我寡君，擅及郑盟。诸侯疾之，将致命于秦。文公恐惧，绥静诸侯，秦师克还无害，则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秦国和郑国会盟，挖晋国的墙角，这就得罪了各诸侯国。可晋国并不计较，安抚了各诸侯国，解除秦国的危机，这对秦国是重大恩情。“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绝我好，伐我保城，殄灭我费滑，散离我兄弟，挠乱我同盟，倾覆我国家。我襄公未忘君之旧勋，而惧社稷之陨，是以有殽之师。”秦国不灭晋国誓不罢休，晋国无奈出兵反抗，在殽山打了一场自卫反击战。“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领西望曰：庶抚我乎？君亦不惠称盟，利吾有狄难，焚我箕郜，芟夷我农功，虔刘我边垂，我是以有辅氏之聚。”晋国已经忍耐很久了，也给了秦国很多次机会，原以为你秦桓公继位以后，能再结秦晋之好，可你不思悔改，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寡人帅以听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顾诸侯，矜哀寡人，而赐之盟，则寡人之愿也，其承宁诸侯以退，岂敢徼乱？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诸侯退矣。”现在再给秦国一次机会，会盟言和则罢，否则晋国就要统帅诸侯伐秦了，勿谓言之不预也。因为魏锜的封地是吕城，所以魏锜也称为吕锜，魏相称为吕相。根据这样的典故，后人便把这段战争檄文，命名为《吕相绝秦》。《吕相绝秦》，就是《古文观止》第二卷的第五篇文章。晋国的立场和态度，在魏相的战争檄文里已经很清楚了，如果秦国能认清形势，臣服于晋国，事情就翻篇了，但秦桓公毫无动静。这就没办法了。5月，晋厉公统帅各诸侯国，正式出兵。诸侯联军势如破竹，直接深入秦国的关中腹地，在麻隧（陕西泾阳）大败秦军，然后渡过泾水，追击到侯丽（陕西礼泉），直逼雍城（陕西宝鸡）。考虑到不可能彻底消灭秦国，需要给各自留余地，诸侯联军就没有继续西征，稍微停留一段时间，便离开关中，各自回国。经此一战，无论是军事实力还是国际威望，秦国都遭受重创，再也不能向晋国叫板。而晋国通过西征，不仅巩固了西部边疆，也用辉煌的军事胜利，震慑了那些怀有二心的诸侯国，奠定北方霸主的地位，真正实现了晋楚共霸天下。7回顾晋楚争霸的十五年，主线脉络就是文章开头的那句话，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可能成为大国势力消长的契机。鲁国归晋，源自楚庄王突然薨逝。晋国伐齐，源自萧同叔子的爽朗笑声。齐国免除灭国之灾，是因为国佐的一句话，触动鲁、卫的软肋。郑国归晋，源自楚共王“公平公正”的判决。晋国联吴，源自申公巫臣和夏姬的爱情。晋国霸业中衰，源自晋景公的信用破产。赵氏孤儿，源自赵盾留下的巨额资产。晋楚和谈，源自郑国俘虏的郧公钟仪。晋国伐秦，源自秦桓公的高傲态度。缺了任何一件小事，这十五年的历史走向，都不可能是我们看到的样子。可能正是如此激烈的历史变化，韩非子才能总结出“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经典格言。那我们能从中总结出什么经验呢？应该有两条。1、不必执着大局、千古等宏大命题，积硅步才能至千里。改变个人的命运，扭转事业的走向，有时候只需一两件小事就足够了。2、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尽量中正平和的对待每一件事，然后以知行合一的态度做下去。如果能做到这两条，大致也差不到哪里去。即便一不小心走错了，遭遇史无前例的大败局，也能像晋楚和谈一样，把损失降到最低。点

1我们在《曲沃代翼》和《楚庄王》里不止一次的说过，一个强大国家最大的危机不是外敌入侵，而是内部党争。其实历朝历代的衰亡，都有这样的特点。西晋的“八王之乱”导致中原沦丧，东海王司马越的幕府成员，在江南建立东晋，仍然不能消除党争的影响，无法全力北伐。北宋的“靖康之变”以后，康王赵构和流亡群臣建立南宋，但南人和北人之争，极大消耗了南宋的国力，以至于岳飞北伐遭到相当一部分南人的反对。到了明朝末年，党争更加酷烈，结果就是，南京成立的南明，明明拥有数十万大军和最富庶的经济基础，却仅仅坚持了一年，便集体倒向满清。正是平定江南太容易，满清打通了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联系，实力越发膨胀，多尔衮才飘飘然，颁布了剃发令、圈地、屠城等暴力政策。这篇文章，我们就来聊聊明朝的党争。明朝的党争，基本是围绕两股势力进行的——其中一个是东林党，另外一个是阉党。东林党的起源，和万历皇帝有关系。自从清算了张居正，万历皇帝就开始消极怠工，常年窝在后宫不理朝政，很多朝廷大臣工作二三十年，都见不到万历皇帝的面，导致明朝的很多事情，都积压在宫里无法处理。既然万历皇帝不理朝政，那么最高权力便要离他而去，逐渐转移到地方。大致来说，地主士绅因无人管束，得到地方自治权，努尔哈赤起兵造反，得到辽东军权，顾宪成在无锡的东林书院讲学，团结了大量的江南文人，他们褒贬人事、议论朝政，获得舆论监督权。努尔哈赤的辽东军权，逐渐发育成满清。顾宪成等人的舆论监督权，则培育出东林党。东林党拥有了舆论监督权，便自我标榜为正人君子，把其他人都贬斥为龌龊小人，并希望主导明朝人事、执掌天下大权。而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又成为东林党崛起壮大的催化剂。万历皇帝的太子是朱常洛，但朱常洛的母亲是宫女出身的王恭妃，所以万历皇帝非常不喜欢他，十几岁了都不允许朱常洛出阁读书。万历皇帝喜欢的皇子，是郑贵妃生育的福王朱常洵。于是呢，万历皇帝便想废长立幼，立福王朱常洵做太子。太子是明朝的“国本”，拥立谁做太子，便演变成“国本之争。”对于万历皇帝违背祖制的做法，东林党是极力反对的。他们不仅发动江南的舆论声讨万历皇帝，还通过私人关系，鼓动朝廷大臣反对福王朱常洵、拥护太子朱常洛。这件事在法理上是完全正义的，所以东林党人的意见，很快成为共识。东林党这么做，表面上是维护正义、维护祖制，但他们真正的目的是，利用祖制和儒家道德逼万历皇帝退步，通过舆论监督权，夺取明朝的日常事务主导权。面对东林党的步步紧逼，万历皇帝自然不肯轻易退让，双方明争暗斗了很多年。在这样的背景下，明朝便爆发了三大案，深深的影响了数十年来的历史走向。公元1615年5月，一名男子手持木棍闯入皇宫，准备袭击太子朱常洛，但打伤守门太监之后，就被宫廷侍卫逮捕。事后，这名男子说，他没有强闯皇宫袭击太子朱常洛的动机，都是郑贵妃的太监庞保、刘成安排的。这就是明末第一大案——梃击案。案件爆发以后，东林党一口咬定，就是郑贵妃指使这名男子袭击太子朱常洛，郑贵妃不守妇道、福王朱常洵不能继位等等。但太监刘若愚在《酌中志》里说，万历皇帝和郑贵妃非常恩爱，郑贵妃的人品操守很不错，那些坊间传言，都是东林党的污蔑。总而言之，梃击案和东林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史料和常理推测，基本可以确定，梃击案就是东林党的钓鱼执法。公元1620年，万历皇帝驾崩，太子朱常洛继位，改元泰昌，史称泰昌皇帝。这个时候，明朝皇位已经没有争议，郑贵妃完全认输了，为了晚年的生活，郑贵妃便给泰昌皇帝送了一些美女，希望能讨他的欢心。可能是压抑的太久，泰昌皇帝刚继位就夜夜笙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身体就彻底垮了。鸿胪寺丞李可灼说：“有个仙方丹药，不如试试”，得到同意之后，李可灼便进献了红色丹药，结果服用丹药不到三天，泰昌皇帝就驾崩了。虽然郑贵妃和红色丹药没有关系，但礼部尚书孙慎行、左都御史邹元标等东林党认定，如果郑贵妃不进献美女，泰昌皇帝就不会纵欲，泰昌皇帝不纵欲就不会吃丹药，所以泰昌皇帝驾崩，就是郑贵妃给害的，想趁机抢班夺权。这是明末的第二大案——红丸案。泰昌皇帝驾崩以后，依据祖制是皇长子朱由校继位，但朱由校的年纪小，李康妃和魏忠贤便住在乾清宫，陪着朱由校。李康妃是郑贵妃献给泰昌皇帝的美女之一，魏忠贤是照顾朱由校的大伴，那么在朱由校继位以后，郑贵妃通过李康妃，依然有机会干涉朝政，魏忠贤出任司礼监秉笔太监，通过奏折的批红权，能掌握朝廷事务的最后决定权。这是东林党不能容忍的。于是在朱由校继位之前，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东林党进入皇宫，逼李康妃和魏忠贤离开乾清宫，把朱由校孤立起来，然后拥立朱由校继位，成为历史上的天启皇帝。这是明末的第三大案——移宫案。通过三场大案，东林党步步紧逼，在拥有舆论监督权以后，彻底掌握了明朝日常事务的主导权，成为明朝真正的当家人。所以在天启初年，明朝号称“东林势盛，众正盈朝。”有人得势，必然有人失势。对于东林党掌权的现实，那些不是东林党的朝廷大臣不满意，代行皇权两百年的太监不满意，被东林党孤立的天启皇帝更不满意。于是三方势力迅速合流——天启皇帝推出魏忠贤做代理人，齐党、浙党、楚党等东林党的反对势力，汇聚到魏忠贤的旗下，通过效忠魏忠贤，进而效忠天启皇帝。这三方势力组成的新党，便是声势煊赫的阉党。此后，明朝党争就在东林党、阉党之间展开。阉党得势的时候，天启皇帝做了一个快乐的木匠，魏忠贤成为权倾朝野的九千岁，东林党要么下狱问罪，要么流放荒野，东林书院都被拆毁了。天启皇帝不幸落水驾崩，崇祯皇帝为了对抗魏忠贤，又启用东林党、驱逐阉党，明朝恢复了“众正盈朝”的局面。东林党甚至相继推荐袁崇焕、孙承宗做督师，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辽东的兵权。后来，崇祯皇帝感觉被东林党架空了，东林党又不善处理政务，吐槽说：“朕御极之初，撤还内镇，举天下大事悉以委大小臣工，比者多营私图，罔恤民艰，廉谨者又迂疏无通”。为了夺回大权，崇祯皇帝便通过诛杀袁崇焕，打击东林党，然后恢复了太监出镇的祖制。但这已经无济于事了。拥有地方自治权的地主士绅，一边盘剥农民祸乱地方，一边欺瞒朝廷不愿意纳税，直接腐蚀了明朝的根基。受天灾人祸的影响，奋起反抗的西北流民，开始纵横中原。拿到辽东军权的满清，一次次的入塞劫掠，兵锋直抵淮河。而不论是自称正人君子的东林党，还是崇祯皇帝派出的太监，都没有能力为国分忧。除非崇祯皇帝能和朱元璋一样，亲自打一遍江山，否则无论他如何勤政，都解不开这个死局。明朝在这样的无序内耗之下，走向1644年。2公元1644年3月，大顺朝的永昌皇帝李自成攻破北京，大明朝的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紧接着，大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指挥八旗兵在山海关击败李自成，北京易手。明朝是南北两京制，北京陷落以后，南京六部就可以转正，做整个江南的权力中心。但谁做皇帝，是个大问题。崇祯皇帝的三个儿子都没有逃出北京，天启皇帝没有子嗣，等于泰昌皇帝朱常洛绝后了。那么根据祖制和礼法，南京朝廷的皇帝，需要在泰昌皇帝的兄弟、万历皇帝的子嗣里选择。而在万历皇帝的子嗣里，有继位资格的只有三位——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再往后就是万历皇帝的侄子，潞王朱常淓。朱由崧，即福王朱常洵的长子。按照儒家礼法和“兄终弟及”的祖制，泰昌皇帝朱常洛一系绝嗣之后，福王朱常洵一系就是最合法的皇位继承人，在福王朱常洵一系里，最有资格继位的就是新福王朱由崧。但问题是，南京是东林党的地盘，以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礼部侍郎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并不愿意朱由崧做皇帝。为什么？东林党在“国本之争”的时候，极力阻止福王朱常洵继位，又通过“明末三大案”打击郑贵妃，可以说，东林党和福王一系已经是不死不休的政敌。现在如果同意朱由崧做皇帝，万一朱由崧翻旧案，清算东林党怎么办？于是呢，钱谦益等东林党就以“立贤”为名，提议名不正言不顺的潞王朱常淓做皇帝。因为潞王朱常淓没资格继位，一旦东林党拥立成功，潞王朱常淓必然对东林党感恩戴德，东林党可以借此夺取江南的一切权力。东林党里，唯独史可法稍微有些底线。史可法是左光斗的学生，从政治立场来说，他是站在东林党一边的，拒绝拥立福王朱由崧。但从祖制礼法来说，他又不愿意抛弃万历皇帝一系，拥立潞王朱常淓。史可法纠结一番，做出一个折中的方案，拥立远在广西的桂王朱常瀛。钱谦益等东林党觉得，也行，能接受。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福王朱由崧急了，好不容易逃到江南，如果不能做皇帝，很可能被东林党清算，不能坐以待毙呀。正好，守备凤阳太监卢九德想立功升职，便联合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刘泽清等总兵，以军队为后盾，拥立福王朱由崧做皇帝。这个决定，还得到凤阳总督马士英的支持。东林党在江南没有兵权，马士英和卢九德有四位总兵支持，福王朱由崧继位，就此成为定局。5月3日，朱由崧成为监国，15日正式继位称帝，改元弘光，朱由崧至此成为南明历史上的弘光皇帝。东林党没有支持弘光皇帝，自然是要排挤打击的。四总兵支持了弘光皇帝，更是需要封赏的。5月17日，弘光皇帝封黄得功为靖南侯、高杰为兴平伯、刘泽清为东平伯、刘良佐为广昌伯，镇守武昌的左良玉也被封为宁南侯。而在5月20日，已经晋升为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的史可法，就被排挤出南京的决策中心，到扬州做了督师，其他东林党也相继离职，回归在野的身份。马士英则晋升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相当于内阁首辅。这一贬一升，党争倾向已经很明显了。再过一段时间，马士英推荐阮大铖做兵部尚书，两人联手操纵南明弘光朝的军政事务。阮大铖曾经依附魏忠贤，是阉党的重要成员，魏忠贤失败以后，阮大铖又给周延儒提供政治献金，助他行贿，晋升为内阁首辅。因为阮大铖的政治历史不清白，周延儒不能直接提拔他，阮大铖便向周延儒推荐马士英，做凤阳总督。也就是说，阮大铖和马士英，早已是政治盟友。现在马士英做了南明弘光朝的内阁首辅，自然也要回报阮大铖。从政治光谱上来看，马士英、阮大铖是阉党的延续，背后的靠山是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等掌握军权的总兵。钱谦益、史可法是根正苗红的东林党，除了史可法的督师职位以外，最强力的靠山是镇守武昌的左良玉。因为左良玉的伯乐，是东林党的侯恂。侯恂之子，就是号称“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他和秦淮八艳之一的李香君的爱情故事，被孔尚任编成戏剧《桃花扇》......总而言之，魏忠贤的失败不代表阉党的失败，东林党和阉党的党争，延续到了南明。南明弘光朝，事实上是阉党建立的。3在1644年的历史节点上，军队拥立的明朝皇帝只有三个——洪武皇帝朱元璋、永乐皇帝朱棣、弘光皇帝朱由崧。前两个是亲自打江山的马上皇帝，他们本身就是最大的军头，唯独弘光皇帝朱由崧，纯粹是军头拥立的，他本人没有任何军功，也没有任何军事能力，甚至连“京营”这种嫡系部队都没有。这样一来，弘光皇帝的军事权威就被消解了，四总兵，事实上成了南明弘光朝真正说了算的人。史可法给高杰宣读圣旨的时候，高杰就非常不满：“旨、旨、何旨也。尔曾见皇极殿中有人走马耶？”这句话说的，和东魏权臣高澄的“狗脚朕”差不多了。黄得功听太监宣读圣旨，如果感觉圣旨里的话不满意，立即站起来驱赶太监：“去，速去，吾不知是何诏也。”如果是洪武年间，谁敢这么对待圣旨，朱元璋不把他的九族都剥皮实草了，都算朱元璋发慈悲，但在南明弘光朝，这就是常态。四总兵凌驾在皇帝之上，那么史可法做为督师，也无法指挥四总兵。刘泽清在淮安营造府邸，发动军人、农民大兴土木，史可法到淮安视察军队的时候，竟然被恶吏视为壮丁，拉到工地扛木头去了，直到刘泽清巡视工地，史可法才跑过去向刘泽清诉苦道：“学生效劳三日矣。”从这件事就能看出来，督师史可法，其实是没有任何权威的。指望一个没有任何权威的东林党督师，指挥四个尝到拥立皇帝的甜头、不需要打仗立功就能升官封爵的总兵，出师北伐收复失地，简直是痴人说梦。对于四总兵来说，掌握部队保存实力是第一要务，防止左良玉东征是第二要务。而对于史可法等东林党来说，以左良玉为后盾，改造或拉拢四总兵，远比北伐重要。在这样的背景下，便产生了“联虏平寇”的基本国策。虏是满清，寇是李自成。毕竟，明朝是李自成消灭的，满清入关以后，暂时没有流露出统治中国的意愿，南明弘光朝的君臣，也不认为满清能统治中国。这样的错误判断，让他们认为，“联虏平寇”可以在不出兵北伐的前提下，解除危机。即便满清真的要统治中国，划江而治，也不是不能考虑。《明史·列传·卷一百六十二》里，记载了一条史可法的奏疏，就是提议“联虏平寇”的——“在北诸臣，死节者无多。在南诸臣，讨贼者复少。此千古未有之耻也。庶民之家，父兄被杀，尚思穴胸断脰，得而甘心，况在朝廷，顾可漠置。臣愿陛下速发讨贼之诏，责臣与诸镇悉简精锐，直指秦关，悬上爵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责成效。”那时李自成已经退回西安，所以要“直指秦关”，和满清一起消灭李自成。当然了，他们不能和满清作战，自然也不可能真的“直指秦关”，所谓的“联虏平寇”只是纸面计划而已。南明弘光朝，就在党争的内耗中，安稳度过一年时间。公元1645年3月，左良玉以讨伐马士英为名，统兵东征南京，临行前，左良玉把武昌城洗劫一空。马士英听到消息，在朝堂里大骂：“尔辈东林，犹借口防江，欲纵左逆入犯耶？北兵至，犹可议款，若左逆至，则若辈高官，我君臣独死耳。”马士英的意思是，东林党和左良玉勾结，要颠覆弘光皇帝、马士英、阮大铖等阉党控制的弘光朝。满清南征，还有划江而治的可能，东林党和左良玉搞事情，阉党就没有活路了。根据马士英的说辞，左良玉东征，极有可能就是东林党策划的。不过，左良玉走到江西九江的时候，就死在船里，东征失败。4月，满清的豫亲王多铎南下江浙，用大炮轰开扬州城，史可法被俘遇难，随后，多铎下令屠城，扬州死难者达八十万人。刘良佐部、刘泽清部、高杰部、黄得功部几乎不做抵抗，陆续向多铎投降。5月，英亲王阿济格抵达九江，左良玉之子左梦庚，带着数万兵马向阿济格投降。据统计，这些向满清投降的兵马，将近24万人，比多铎和阿济格的兵力总和还要多。5月15日，多铎进入南京，南明弘光朝宣告灭亡。随后，这些投降的兵马，成为满清征服整个江南的主力军，并在各大城市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追根溯源，这一切的源头，不就是党争么？4明朝灭亡至今将近四百年，东林党的名声似乎一直不错，现在的很多影视作品里，东林党也都被塑造成“正人君子”的形象。但其实吧，东林党和阉党都是类人生物，人间之屑。东林党的名声不错，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东林党以江浙文人为主，而江浙一直是中国的文化高地，四百年来的江浙文人，都和东林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徒子徒孙们，又岂能不给祖宗贴金？相比之下，阉党是松散的大联盟，魏忠贤的名声又太臭，那么阉党就是没有传承的，自然没人重塑阉党的历史形象。另一方面，东林党的重磅武器的舆论监督权，他们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指点江山褒贬时事，凡是不服从自己的就打倒批臭，凡是认同自己的就捧上神坛，用一根道德大棒横扫天下。这恰恰是没有格局的小文人的通病，也是他们在其他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出人头地的最后手段。而这种没有格局的小文人，任何时代都是批量生产的，他们就是东林党的精神传人。现在东林党消失了吗？似乎没有吧。只要人性不变，东林党就永远不可能消失，东林党就永远存在。读了明朝灭亡的历史，我们一定要警惕东林党，更要警惕酷烈且无谓的党争。点

1晋文公和秦穆公相继薨逝以后，楚庄王后来居上，春秋的时代主线，便从东西向的“秦晋之好”转为南北向的“晋楚争霸”，而争霸的焦点依然是“伐郑。”因为各诸侯国的博弈、站队变化无常，导致这段历史比较混乱，但如果梳理清楚，就能把晋楚争霸和现在的中美关系对照起来，俄罗斯和欧盟类似于秦国，伊朗或台湾则扮演了郑国的角色。接下来，我们来梳理一下吧。公元前626年，即秦晋爆发“崤之战”的同年，晋国凭借战胜秦国的赫赫声威，稍做休整便联合陈、郑南下伐许，把兵锋深入楚国的势力范围，试图逐步蚕食楚国的生存空间，巩固晋国的霸业。做为回应，楚国命令尹子上统兵讨伐陈、蔡，成功之后又调转兵锋伐郑，试图以攻代守，把战火引向晋国的势力范围，开拓楚国的生存空间。于是，晋楚两军在泜水（河南舞阳一带）两岸对峙，但两军都极为克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争，经过一番较量，晋楚同时退兵，然后双方都宣称逼退敌军，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国内。这件事，拉开了漫长的晋楚争霸大时代。事后，晋国和楚国的变化各不相同。楚国的主线是政变灭国。早年间，楚成王准备立公子商臣为太子，为此询问令尹子上的意见。子上毫不避讳的说：“您这么年轻，孩子又多，更何况楚国的惯例是立幼子，现在您立商臣为太子，万一将来要废商臣立幼子，必定有损楚国的根基。依我看，立商臣为太子，不妥。”楚成王不听，还是立公子商臣为太子。令尹子上阻止商臣做太子的事，商臣是知道的，始终怀恨在心。于是在晋楚泜水对峙以后，商臣以“楚国耻辱”为名，鼓动楚成王诛杀令尹子上。这样一来，楚成王便失去得力助手。再过些年，果然如令尹子上的预料，楚成王又要废黜商臣，改立公子职为太子。商臣知道，自古废太子都没有好下场，便问老师潘崇：“这可怎么办？”潘崇问商臣：“你能屈尊降贵，侍奉公子职吗？”“不能。”“你能逃离楚国，做一辈子流亡公子，受人冷眼吗？”“不能。”“那你能起兵夺位，做一番大事吗？”“能。”公元前626年10月，商臣和宫廷侍卫结盟，起兵包围楚成王。楚成王见甲兵林立，有些害怕，但还是向商臣提出要求——吃一只熊掌再死。熊掌又肥又厚，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才能煮熟，所以楚成王要求吃一只熊掌，其实是拖延时间，等待宫廷政变的消息传到外面，然后由宫廷外的军队前来解救他。在这种生死关头，楚成王的算计，可能很多人都不明白，但商臣是楚成王调教出来的，很清楚他要做什么。于是商臣拒绝楚成王的要求，让他自缢而死，留了最后一份体面。商臣，便是楚穆王，在位十二年。楚穆王在位期间，任命潘崇为太师，执掌楚国军政事务。公元前623年秋，楚穆王基本巩固内政，便出兵消灭江国，把“信阳三关”化为楚国疆土，兵锋再度抵达淮河流域。听闻江国灭亡，秦穆公痛哭流涕。因为江国是嬴姓国，不仅和秦国同出一门，又是秦国的战略盟友。江国在，秦国就有淮河流域的据点，可以和楚国争锋。江国不在，淮河流域就和秦国没关系了，必须退回西北。故而秦穆公说：“同盟灭，虽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惧也。”次年春，楚穆王出兵消灭六国（安徽六安），把楚国的东部边疆开拓到大别山一带，又出兵消灭蓼国（河南固始），巩固了楚国在淮河流域的强势地位。不到两年时间，楚国消灭三国、逼退秦国，意味着楚国逐渐走出“城濮之战”的阴霾，开始尝试恢复国际地位和势力范围。晋国的主线是征伐结盟。公元前626年夏，晋襄公出兵伐卫，攻克戚城。戚城是卫国重镇，同时也是齐、鲁、郑、宋等黄河流域诸侯国往来的交通要道，晋国控制戚城，便是控制了黄河流域的咽喉，方便投放兵员和物资。正是在晋国夺取戚城以后，鲁国大夫公孙敖，直接到戚城和晋国会盟，给晋国霸业投上自己的一票。公元前625年，秦穆公不甘心“崤之战”的失败，命孟明视再次统兵伐晋，两军在秦国的彭衙大战一场，秦军大败而回。同年冬，晋、宋、陈、郑组成四国联军，西进讨伐秦国，再败秦军，攻取彭衙和汪城。短短数年时间，秦晋爆发了三场大战，秦军三败，晋军三胜，晋国牢牢掌握着秦晋邦交的主动权。如果考虑到楚国消灭江国、斩断秦国的臂膀，我们也可以说，秦国被晋楚联手堵在函谷关以西，几乎无法争霸中原。所以秦穆公做为“春秋五霸”之一，在史书里只有“遂霸西戎”的地位。公元前621年，秦穆公和晋襄公薨逝，拥有晋国血脉的秦国公子罃继位，史称秦康公，而秦康公支持的晋国公子雍没能成功继位，秦晋两国在令狐爆发一场大战，秦军大败，公子雍不知所踪。最终继承晋国君位的是太子夷皋，史称晋灵公。因为晋灵公年幼，赵盾便代替晋灵公执政，成为晋国权臣。数年间，晋国东征西讨，维护了晋文公留下的霸业，同时力压秦国，保证了晋国的独立自主，但晋国成功的代价就是——1、“秦晋之好”再无恢复的可能，晋国失去强力外援。2、赵盾执掌大权而晋灵公成为傀儡，晋国内政动荡不休。当时人评价说：“赵衰，冬日之日也。赵盾，夏日之日也。”世人需要冬天的阳光，却都躲避夏天的阳光，从这个评价来看，晋国内外都畏惧赵盾，而不是真心拥护赵盾。事实上，正是晋国的内政外交困境，导致晋国在遭遇楚国挑战的时候，逐渐落入下风，不得不把霸主地位拱手让给楚国。2晋国的内部矛盾，很快就爆发了。晋文公刚称霸中原的时候，考虑到形势严峻，便在原有三军的基础上再成立两军，晋国拥有了五支野战兵团，规模仅次于天子六师。赵盾执政以后，可能是为了减轻财政负担，也可能是感觉晋国不需要庞大的野战兵团，便裁撤新成立的两军，恢复了上、中、下三军制。那时晋襄公还在，他很清楚赵盾的危险，想提拔一批忠于自己的人，逐渐蚕食赵盾的势力。于是在裁军换帅的时候，提出自己的意见——原“五军十卿”里硕果仅存的箕郑父、先都统上军，司空士縠、梁益耳统中军，下军留给赵盾分配。但先轸之孙先克是赵盾盟友，直接反驳晋襄公：“狐、赵之勋不可废也”，没有狐偃和赵衰辅佐晋文公，哪有晋国的今天，哪有您的今天？军国大政，还是交给功臣们吧，您安享富贵即可。于是在赵盾的安排下，三军主将开始大换血——箕郑父、荀林父统上军，赵盾、狐射姑统中军，先蔑、先都统下军。同年晋襄公薨逝，狐射姑坚决要求拥立公子乐，和赵盾的意见不一致，赵盾便逼迫狐射姑逃离晋国，任命先克和自己共同统领中军。这六个人里，赵盾是晋国权臣，荀林父、先克、先蔑是赵盾的同党，他们牢牢掌握了晋国的军权。箕郑父和先都没有满足利益，对赵盾非常不满，士縠和梁益耳没有得到军权，也站在赵盾的对立面。而和赵盾结盟以后，先克非常膨胀，直接夺了晋国大夫蒯得的田地，导致蒯得也对赵盾一党有怨气。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元前618年春，箕郑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等五人结盟，准备推翻赵盾取而代之。政变的具体过程，史书里没写，《春秋左传》只用三言两语写了结果——“文公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贼杀先克。乙丑，晋人杀先都、梁益耳。三月甲戌，晋人杀箕郑父、士縠、蒯得。”总而言之，政变失败了，赵盾诛杀五人。这件事，史称“五将乱晋”，可以视为晋国外姓大臣互相兼并的起点，同时也向各诸侯国传递了一条重要信息，那就是赵盾执掌的晋国矛盾重重，和晋文公的晋国有天壤之别。楚国朝野，显然捕捉到了这条信息。晋国政变平定以后，楚国大夫范山向楚穆王提议：“晋君少，不在诸侯，北方可图也。”这句话中，范山说出口的是晋灵公年少无知，没有整合诸侯称霸天下的志向，没有说出口的是，晋国内部矛盾重重，赵盾极有可能被反对势力处死，到那个时候，晋国群龙无首，不足为虑。楚穆王非常认同范山的意见，随即派兵北上，抵达河南许昌一带的狼渊，一战俘虏郑国大夫公子坚、公子尨、乐耳。大败之下，郑穆公向楚穆王求饶请和。同年夏，楚穆王出兵讨伐陈国，攻克壶丘城，楚国的势力范围开始越过淮河，抵达河南新蔡、汝水一带。赵盾倒是联合宋、卫、鲁、许等国援救郑国了，但等他们到了郑国的时候，楚军已经打完撤退了，根本没见到楚军的影子。公元前617年，楚穆王亲自到息城和陈共公、郑穆公会盟，随后到厥貊（河南项城）和蔡庄公会盟，讨论伐宋的计划。宋昭公听到消息，一惊，心想与其让楚国出兵来打，不如先投降吧，随即到厥貊迎接楚穆王，归附楚国。不到两年时间，晋国苦心经营的郑、宋、陈、蔡等中原诸侯国，便倒向楚国。这一切的源头，就是发生在晋国的一场政变。除了中原四国以外，鲁国也是两头押宝。公元前616年，鲁国大夫叔仲彭生（鲁桓公曾孙）到宋国的承匡，会见晋国上卿郤缺，说晋国霸业已经到了危险的关头，如果晋国要弹压背叛者，鲁国一定追随。次年，秦康公命西乞术出使鲁国，送了大量的礼物，希望能联合鲁国讨伐晋国。另一位鲁国大夫东门襄仲（鲁庄公庶子）代表鲁文公，接受西乞术的礼物，并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对秦、鲁关系做了建设性对话。鲁国同时和秦晋结盟，其实就是两头押宝，但秦康公认为，秦、鲁夹击晋国的时机到了，立即起兵伐晋。结果经过几场战争的较量，秦国没有占据上风，撤退回国了。也就是说，在楚国北上轰轰烈烈的时候，晋国抵挡住秦国的挑战，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给曾经的追随者们送上一颗定心丸。在这样的背景下，数年前归附楚国的卫、郑等国，又积极向晋国靠拢。因为鲁国既支持秦国也支持晋国，双方都没有得罪，于是代表各诸侯国向晋国表忠心的任务，便落在鲁文公的身上。为了向晋国说明自己的无奈，郑国大夫子家，还在和鲁文公的宴席上，做了一首《鸿雁》，把要传递的意思隐藏在诗里——“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子家把郑国比喻为没有自理能力的鳏寡老人，请鲁文公怜惜，同时也请晋国怜惜，不要计较郑国的错误。郑国等诸侯国的姿态这么低，归根到底是因为，它们都是地处水陆要冲的小国，必须在大国的夹缝里求生存，谁赢帮谁，根本没有独立自主的资格，更没有挑战大国的实力。公元前613年6月，晋国赵盾和鲁、宋、陈、卫、郑、许、曹在宋国新城会盟，重申了晋文公确定的天下秩序，要求各诸侯国服从晋国、抵御楚国。蔡国不参与会盟，赵盾直接命上卿郤缺统上、下两军伐蔡，逼蔡国签订城下之盟。就这样，晋国在晋楚争霸中扳回一局。3如果就这样下去，晋国霸业能维持很久，楚国几乎没有称霸的机会。但很可惜，晋国很快就犯了两个错误。1、宋襄公的遗孀襄夫人，联合公子鲍等权臣诛杀宋昭公，然后拥立公子鲍为宋文公。晋国赵盾认为这是“弑君”，便命荀林父统兵伐宋，结果荀林父进入宋国以后，收了宋文公的贿赂就回去了——“晋取宋赂。”2、齐国数次侵犯鲁国，鲁文公请晋国主持公道，同样是晋国出兵伐齐，收受齐国贿赂就罢兵停战——“齐人赂晋侯，故不克而还。”收受贿赂，说明晋国见利忘义，不能主持公道，说明晋国无法履行霸主的职责。这两个错误，彻底宣告晋国和称霸天下的功业渐行渐远。所以在公元前610年晋国召集会盟的时候，郑穆公招呼都不打，直接不去了。晋灵公没见到郑穆公，以为郑国重新归附楚国了，便有些生气，说了一些严厉的话。消息传到郑国，郑国大夫子家害怕晋国伐郑，立即给赵盾写了一封信，为不去会盟做了解释。信件的第一段是回顾历史，子家详细罗列了郑国和晋国的友好关系，并借此向赵盾表忠心，以示郑国没有“背晋归楚”的动机——“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与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难，寡君是以不得与蔡侯偕。十一月，克减侯宣多，而随蔡侯以朝于执事。十二年六月，归生（子家）佐寡君之嫡夷，以请陈侯于楚，而朝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蒇陈事。十五年五月，陈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烛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信件的第二段通过晋楚的关系，说明了郑国对晋国的重要性，同时也暗示赵盾，晋国再不降低姿态，郑国就不追随了——“以陈、蔡之密迩于楚，而不敢贰焉，则敝邑之故也。虽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见于君，夷与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绛。虽我小国，则蔑以过之矣。今大国曰：尔未逞吾志。敝邑有亡，无以加焉。”信件的第三段是以郑国的实力为基础，亮明郑国的最终态度，如果欺人太甚的话，郑国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扒下晋国的一层皮——“小国之事大国也，德，则其人也。不德，则其鹿也，铤而走险，急何能择？命之罔极，亦知亡矣，将悉敝赋以待于鯈。唯执事命之。”子家的逻辑清晰、不卑不亢，既向晋国表了忠心，又保留了一定的姿态，实在是现代社会外交谈判的样本。这就是《古文观止》第二卷的第一篇文章——《郑子家告赵宣子》。赵盾看到子家的信，立即明白子家的意思，便没有继续追究郑国不参与会盟的事，而是命赵穿、公婿池到郑国做人质，做为交换，郑国命太子夷、石楚到晋国做人质，晋郑两国重建互信的外交关系。但，无论写信表忠心还是互换人质，都是郑国的权宜之计。郑国不参加会盟，已经说明了郑国和晋国离心离德，后面做的一切事情，无非是害怕晋国冒然伐郑而已，一旦郑国完成“归楚”的准备工作，和晋国的关系就可以结束了。所以在公元前608年，即子家给赵盾写信的两年后，郑穆公便归附楚国，已经继位六年的楚庄王随即统兵北上，在郑国的配合下讨伐陈、宋。“郑穆公曰：晋不足与也。遂受盟于楚。”“秋，楚子侵陈，遂侵宋。”郑楚会盟和楚侵陈宋是两件大事，能够衔接的如此紧密，显然是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出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已经是既定结果了。面对这样的突发事件，晋国赵盾立即统兵南下，救援陈、宋，但无功而返。想和秦国恢复盟友关系，共同遏制楚国，但秦国毫不理睬。这样的局面，意味着晋国处于楚国挑战、郑国背叛、秦国旁观的困境中，晋文公建立的霸业如昨日黄花，再也不复往日光景。4此时的晋国，理应沉心静气，用一段时间来梳理内部矛盾并重建外交关系，然后再南下遏制楚国，重建天下秩序，恢复霸主地位。然而，晋国爆发的一场权力斗争，直接给晋国霸业衰落按下加速键。公元前607年，晋灵公已经继位14年，完全具备了成年人的行事能力，但赵盾没有交权还政的意思。这就导致晋灵公对赵盾非常不满，他准备用自己的方式做掉赵盾，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力。9月，晋灵公请赵盾饮酒畅谈，正当酒酣耳热的时候，晋灵公埋伏的甲士突然暴起，同时放出一条西北猛犬，专咬赵盾。经过一番惨烈搏斗，追随赵盾的猛士提弥明战死，早年间结下善缘的一名晋灵公卫士为赵盾战死，赵盾才脱离险境，逃往晋国南部边境、河南修武县境内的温山。随后，赵盾的堂弟赵穿诛杀晋灵公、迎回赵盾，继续执掌晋国军政大权。在这件事情中，赵盾付出的唯一代价是，史官董狐在史书里写了一句：“赵盾弑其君”，除了给后世留下一些骂名以外，赵盾的现实利益几乎没有任何损伤。《春秋左传》里写过：“赵有侧室曰穿，晋君之婿也，有宠而弱，不在军事，好勇而狂。”晋灵公年少，赵穿不可能是他的女婿，那么“晋君之婿”的意思就是，赵穿是晋襄公的女婿、晋灵公的姐夫。理清这层关系，我们就能明白，赵穿诛杀晋灵公绝对是晋国政治的里程碑事件——晋国经过宗室权力斗争（曲沃代翼、尽杀群公子）、新旧外姓大臣权力斗争（五将乱晋）的数次洗牌，已经进行到外姓大臣和国君的权力斗争。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外姓大臣的利益受到威胁，国君可杀、盟友可杀、至亲亦可杀。从权力斗争的角度来看，三国司马氏事实上是晋国赵氏的衣钵传人。赵衰即司马懿，赵盾是司马师，赵穿是司马昭。重回晋国朝堂之后，赵盾迎接晋文公的幼子、公子黑臀回国，拥立为晋成公，然后就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重建晋国宗室。在晋国历史上，各支宗室嫡长子出仕做官，称为“公族”，其余嫡子务农、作战、习艺，称为“余子”，庶子陪国君出征，称为“公行”，可谓是一支嫡庶有别、老中青搭配的晋国宗室干部梯队。但在“曲沃代翼”成功以后，晋国历代国君都严格防备宗室，要么直接诛杀，要么流放到其他诸侯国，绝不允许他们留在国内，染指最高权力。《春秋左传》里写道：“自是晋无公族。”既然晋国没有公族，那么也不可能有余子、公行，晋国的宗室干部梯队彻底烟消云散了。可是赵盾发现，这是一个权力真空地带，便利用诛杀晋灵公、拥立晋成公的绝佳机会，提议给正卿、大夫的嫡长子封官授田，做晋国的公族，给其他嫡子封官，做晋国的余子，给庶子安排工作岗位，做晋国的公行。“宣公二年，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嫡而为之田，以为公族。又宦其余子，亦为余子。其庶子为公行。晋于是有公族、余子、公行。”这项意见，初来乍到的晋成公无法拒绝，便同意了。封官授田的时候，赵盾认为自己是赵衰和狄女叔隗之子，而异母弟赵同、赵括、赵婴齐都是赵衰和晋文公之女所生，在血脉关系方面，这三兄弟比自己更正统，便请晋成公封赵括为公族，出任大夫职位，赵盾则以余子的身份，平时训练正卿、大夫的余子，战时统帅他们出征。表面上看，赵盾是高风亮节，其实赵盾是务实不务虚。因为赵盾已经是晋国的权臣，再兼任公族大夫的职位，并不能提高他的地位，让赵括做公族大夫，反而可以壮大赵氏的势力。而余子的地位高、人数多，事实上是各个家族的中坚力量，赵盾做余子的老师兼领导，便可以和各个家族结下善缘，进而让各个家族团结在赵氏周围，为赵氏的功业服务。这才是赵盾的真实意图，绝不是所谓的嫡庶之分。做完这件事，以赵盾为代表的晋国外姓大臣，便迈出鸠占鹊巢的最重要一步。从此以后，外姓大臣的势力更加膨胀，并在礼法层面上，破除了取代晋国国君的重要障碍。赵盾是成功的，但政变夺权给晋国造成巨大的内耗，导致晋国更没有精力出兵征伐，维护天下秩序。于是在这个难得的窗口期，楚庄王出动了。公元前606年春，楚庄王利用晋国无力南下的时机，以讨伐陆浑（河南嵩县）的戎狄部族为借口，统兵北上直抵洛水，然后在周朝王畿阅兵示威。楚庄王冒天下之大不韪，向周王挑衅，绝不是不懂周朝礼法、用一句“我蛮夷也”就能解释的。楚庄王的真实目的可能有三个——1、宣告楚国有进取中原的军事能力。2、宣告楚国有取代周朝的综合国力。3、试探周朝承认楚庄王为霸主的可能性。周定王见到甲兵林立的楚军，非常担心楚庄王趁机进攻洛阳，便命王孙满到楚军大营慰问楚庄王，表达友好的态度，结果楚庄王问了一句：“周朝的九鼎到底多大多重啊？”“宣公三年，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王孙满见楚庄王野心勃勃，说了一大段辞令，其中有两句千古名句——“在德不在鼎。”“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言外之意就是，周朝虽然衰落，但余威尚在，你想改朝换代或者做天下霸主，绝不是阅兵示威就能成功的，而是要给天下提供稳定的秩序。现在你还没机会，回南方去吧。王孙满的这段辞令，就是《古文观止》第二卷的第二篇文章——《王孙满对楚子》。王孙满的话，楚庄王显然听明白了，便没有过分纠缠，随即统兵东进，讨伐了归楚之后、又在晋楚之间摇摆不定的郑国，返回郢都。尽管没有实现最重要的目的，获得周朝承认的霸主地位，但楚庄王此次北上，让各诸侯国看到楚国的军事能力和综合国力，成为各诸侯国都承认的第一流强国。5此后八年，晋楚争霸进入决赛季，两国展开白热化的竞争。谁都没有退路，退一步，即是万丈深渊。郑国处于两国的正中间，自然是晋楚争霸的焦点，而晋国和楚国没有决出最终胜负，郑国便无法做到“谁赢帮谁”，始终在“归晋、归楚”之间摇摆不定，晋楚两国也围绕“伐郑、救郑”激烈交锋——“宣公四年冬，楚子伐郑，郑未服也。”“宣公五年冬，楚子伐郑，陈及楚平。晋荀林父救郑，伐陈。”“宣公六年冬，楚人伐郑，取成而还。”“宣公七年冬，郑及晋平。”“宣公九年，楚子伐郑。晋郤缺帅师救郑。”“宣公十年，郑及楚平，诸侯之师伐郑，取成而还。楚子伐郑，晋士会救郑，逐楚师于颍北。诸侯之师戍郑。”“宣公十一年春，楚子伐郑，及栎......乃从楚。”这八年时间，晋楚的目的都是拉拢郑国，双方极少发生直接交锋，始终在保持实力。倒是郑国做为战场，在战争的摧残下，极大损耗了国力，逐渐沦为实力不济的小国，失去摇摆不定的资格。而在这个过程中，楚庄王还抽出时间做了两件事——1、消灭舒蓼，然后继续向东征服，把楚国的东部疆界开拓到安徽巢湖一带，并和吴越会盟，初步整合长江流域。2、诛杀夏征舒，消灭陈国，在陈国故地设立一县。但楚庄王考虑到灭国兼并可能给其他诸侯国造成压力，对楚国名声不利，随后又册立陈国太子午为国君，恢复陈国社稷。一边和晋国争霸，一边开疆拓土，可见楚国的实力雄厚，在晋楚争霸中更占上风。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元前597年春，楚庄王决定不再继续纠缠，一战解决问题，便统帅楚国精锐兵马北上，包围郑国首都新郑。3月，新郑城破，郑襄公肉坦、牵羊出城投降，向楚庄王说道：“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听？其俘诸江南，以实海滨，亦唯命。其翦以赐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我错了，以后不论到江南做战俘，还是您和其他诸侯国瓜分郑国，我都听天由命。从这个态度可以看出来，郑国彻底服了，没心气了。但楚庄王依然是以前的态度，既不愿意瓜分郑国给其他诸侯国造成压力，也不愿意直接统治郑国故地，拉长楚国的战线，便和郑襄公结盟，恢复了郑国的社稷。6月，晋国见郑国差点灭亡，立即明白，这才是楚国真正的实力，决战的时候到了。于是晋国命士会和郤克统上军、荀林父和士縠统中军、赵朔和栾书统下军，此外命巩朔和韩穿为上军大夫、赵括和赵婴齐为中军大夫、荀首和赵同为下军大夫，希望集结晋国的全部精锐人马，伐楚救郑，取得决战的胜利。结果，晋楚第一次爆发大规模决战，楚庄王便获得大胜，晋国外姓大臣统帅的精锐人马一败涂地，晋军士兵逃命时，为了争抢过河的小船，被砍掉的手指能铺满船底。“夏六月，晋救郑，与楚战，大败晋师于河上，遂至衡雍而归”——《史记·楚世家》。“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春秋左传》。公元前595年9月，楚庄王为了彻底征服中原，出兵包围宋国首都商丘。宋文公派出使者到晋国求援，晋国大夫伯宗说道：“天方授楚，未可与争。虽晋之强，能违天乎”，拒绝为救宋和楚国开战。这说明晋国在决战失败以后，也丧失了霸主的傲气，服了。到了次年5月，商丘已经沦落到易子而食，没有任何战争潜力了，便向楚军投降，楚宋罢兵言和。经过这三场大战的胜利，楚国如日中天，正式超越晋国，成为天下最强国，赢得晋楚争霸的胜利。自公元前710年楚武王出场，到公元前595年楚庄王称霸，楚国整整奋斗了115年。这份荣耀，最终凝练成《史记·秦本纪》里的一句话：“当是之时，楚霸，为会盟合诸侯。”这期间的主线，自然是楚国历代君臣的努力奋斗，但晋国激烈的内部斗争、郑国的立场倾向、秦国的隔岸观火，同样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变量。任何一个变量出了问题，楚国都难以成就霸业。而要等待这些变量出现，最重要的是保持战略定力，始终不下牌桌，一旦发现机会就以狮子搏兔之势迅猛出击，争取利益最大化，最终积小胜为大胜，成就无上的霸业。点

1用人是一门大学问。有的领导用人不拘一格，尤其喜欢搞五湖四海。这样既能发挥集体的智慧，群策群力办大事，又能分而治之，不让某个团体一家独大，另外还能给不同地方、不同系统的人提供上升通道，有利于长治久安。但有的领导用人方式单一，不自觉的就搞成团团伙伙。凡是私下忠于自己的一概提拔重用，凡是和自己意见相悖的一概贬斥乡野，甚至人为的缩小上升通道，不同地方或不同系统的人难以获得晋升。原因么，自然是上升通道狭窄了，更方便筛选。明朝太祖朱元璋，用人原则就是五湖四海，翻阅明朝洪武年间的史料，这样的记录比比皆是，下面简单给大家罗列一些。公元1370年，朱元璋下诏求贤：“诚虑有隐居山林或屈在下僚者，其令有司悉心推访以闻”，重点是尚未出仕和沉沦基层的人，试图把天下贤才一网打尽。公元1373年，朱元璋重新厘定选才制度，以聪明正直、贤良方正、孝悌力田等名目征召知名士人，以儒士、孝廉、秀才、人才、耆民等名目征召普通士人，以太学搜罗各地学子。朱元璋求贤，肯定有“拉拢士人、扩大明朝执政基础”的因素，但朱元璋的求贤政策以及放手任用、破格提拔的魄力，也确实创造了明朝新气象。翰林院编修（正七品）高启、谢徽的学识不错，朱元璋问什么都能对答如流，不禁大喜过望，当场提拔高启做户部右侍郎（正三品），谢徽做吏部郎中（正五品）。因为跳过的品级太多，两人担心扰乱官场秩序，不敢接受朱元璋的任命。朱元璋也不恼怒，赏赐白金放回原职。元朝遗民方克勤，明朝立国后出任县训导，相当于县教育局长，后来响应朱元璋的征召，参加了吏部开设的官员考试，名列第二，朱元璋直接提拔为济宁知府，做了一方父母。方克勤之子，便是名满天下的方孝孺。礼部主事（正六品）曾鲁，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安南国王陈叔明藏在奏表里的猫腻，维护了明朝的体面和外交利益，由此得到朱元璋的赏识，立即提拔为礼部侍郎，跳过六个台阶。范敏以秀才的身份出仕，做了正五品的户部郎中，负责户口、土地、赋税方面的工作。五年后，范敏的工作出类拔萃，朱元璋青眼有加，任命他做了户部尚书（正二品）。苏恭让是河北玉田人，在朱元璋颁发求贤令以后，被评为“聪明正直”，一步到位，出任汉阳知府。履新数年，苏恭让便名满湖广。除了单独提拔晋升，朱元璋还搞批量晋升。朱元璋认为，论资排辈是对大多数人而言的，如果确实有非常之才，就不能用论资排辈的规则束缚他们——“朝廷悬爵禄以待天下之士。资格者，为常流设耳，若有贤才，岂拘常例？”在这样的考量下，公元1378年，朱元璋一次性破格提拔95名官员。四年后，朱元璋又有两次大手笔。其中一次是选拔成绩优异的国子生24人，任命为府、州、县的主官。另一次是任命各地推举的860名士人，做六部、布政使司、府、州、县的各级主官。公元1385年，朱元璋调整六部人事，调太原同知温祥卿做兵部尚书、山东布政使徐铎做户部尚书、广东布政使徐本做工部尚书，又一次在最高层落实了五湖四海的原则。朱元璋能批量任命新锐官员，和“胡惟庸案”空出大量岗位有关系，但这种客观因素，不能否认朱元璋有求贤之心、用人的魄力。所以《明通鉴》里说：“一时山林岩穴之士，由布衣而登大僚者接迹矣。”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遇到这种“有功重赏、有过则罚”的领导，是不是和打鸡血一样渴望工作，是不是坚决不躺平？2破格提拔以外，朱元璋在其他用人方面，也有各种各样的制度性尝试。例如命朝廷官员兼任太子朱标的东宫官员，并允许朱标预先批阅奏章，练习处理政务的能力。于是呢，朱标不仅成了明朝的常务副皇帝，也事实上承担了宰相的全部工作。皇帝和太子，不再是争夺最高权力的竞争对手，而是互相配合的工作伙伴。例如选拔公侯子弟数百人，到国子学读书，给将来科举入仕、征召做官奠定基础。这样一来，和明朝荣辱与共的公侯子弟们，便可以和士绅地主出身的科举文官分庭抗礼，朱元璋拥有分而治之的条件。例如在立国初期，调湖广左丞周德兴为征蛮将军，晚年调鞑靼指挥使安童做刑部尚书，并以“文武兼备”的理由，驳回礼部要求“立武学、开武举”的请求。朱元璋是要效法汉唐，用出将入相的标准来培养文武官员。公元1384年，朱元璋正式开科取士，但他没有过分提高科举进士的地位。落榜举人，朱元璋要量才录用——“洪武二十四年三月丁酉，赐许观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寻又擢下第举人张孟镛等为主事。”没有参加科举的国子学生，朱元璋可以直接授予布政使、按察使等高官——“洪武二十六年十月丙申，擢国子学生刘政、龙镡等六十四人，授行省布政、按察使及参政、参议等官。”公元1394年，朱元璋派出大量的国子学生，监督各地兴修水利，同时观察民生历练政务。一年后，各地向朱元璋汇报，开塘堰40987处、治河4162处、修筑堤坝5048处。这些水利工程，就是明朝经济复兴的根本保证。可以说，朱元璋能在一片废墟上，亲手缔造出强盛的明朝，和五湖四海的用人政策是强相关的。3但到朱棣做皇帝的时候，明朝的用人政策完全变了。洪武年间那种大开大合、五湖四海的用人政策，在永乐年间的史料里，找不到一丝一毫的痕迹，几乎完全消失了。永乐年间的用人政策，影响力最大的只有两条。首先是提高科举进士的地位，尤其是庶吉士的地位。庶吉士是朱元璋设立的官名。每当科举殿试放榜以后，考中一甲功名的进士授翰林院修撰，考中二甲以下功名的进士，择优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职，品级从正五品到从七品不等。那些进入翰林院的进士，以及分配到承敕监、六科的进士，统称为“庶吉士”，而分配到六部、督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实务部门的，依然称为“进士。”因为年轻、能力不足、阅历浅薄等因素，没有分配工作授予官职的，则称为“观政进士。”相较而言，观政进士的地位最低，进士的实权最大，庶吉士的地位最清高，但在朱元璋的用人政策下，他们的前途都一样，没有高下之分。但是在公元1404年，朱棣举行了永乐年间的第一次科举考试，一次性录取470名进士，授予状元、榜眼、探花为翰林院修撰、编修，同时选拔60名二甲进士进入翰林院。这些进入翰林院的新科进士，统称为翰林院庶吉士。从此以后，观政进士没有了，只剩下翰林院庶吉士和普通进士。而因为翰林院是清高职位，翰林院庶吉士的地位逐渐超过普通进士，成为明朝士人眼中最高贵的人群。所谓的“非庶吉士不入内阁”，源头就在这里。其实不仅是不入内阁，到了明朝中期以后，如果不是翰林院庶吉士，你连六部尚书、巡抚、布政使都不一定能做。对于明朝官员来说，这是真正的一考定终生。至于落榜举人、国子学生、乡野贤才，更是想都不用想了。普通进士的政治前途都受限制，你们这些学渣还想有政治前途？在学历决定一切的永乐朝，如果没有翰林院庶吉士的最高学历，仅凭忠厚、老实、清廉、勇于任事等个人品质，朱棣是不可能发现你的。从此以后，朱元璋的五湖四海用人政策，只留下“考进士、点翰林”这一个窗口。而进士有师承、同年等私人关系，翰林院庶吉士又在同一个大院共事多年，等他们登上高位以后，自然更容易抱团取暖，形成各种各样的团团伙伙。腐败也好，架空皇帝也罢，都是顺理成章的。其次是取消基层官吏的晋升通道。公元1409年，朱棣召见了28名新任御史，发现其中4人的出身是“吏”，类似于办事员、科员，朱棣大怒：“御史为朝廷耳目之寄，宜用有学识达治体者”，然后便给吏部下了一道诏书：“自今御史勿复用吏。”既然御史不能用吏，那县丞和县令能不能用吏？六部主事能不能用吏？科道言官能不能用吏？虽然朱棣没有明说，但不喜欢“吏”的态度已经表露无疑，那么对于吏部来说，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全力培养翰林院庶吉士，降一格培养普通进士，选择性培养出类拔萃的举人，关闭“吏”进入明朝官场的大门。这就导致明朝的“吏”没有上升通道，看不到任何政治前途，那么“吏”做为明朝官场最广大的群体，努力工作的唯一目的，就是利用职务之便贪污腐败、吃拿卡要、盘剥民生。高层搞团团伙伙，基层搞吃拿卡要，明朝的政治生态怎么能清明呢？所以后世评价永乐朝的时候，除了征漠北、下南阳、定安南以外，专门写了一句：“官吏贪残，非复洪武之旧。”4用大历史的视角来看，朱元璋一辈子坚持五湖四海的用人政策，不完全是提拔新人、清洗旧人，为政治斗争服务。我估计，这是朱元璋吸取宋朝科举文官独大的教训，然后参考元朝重用色目人、回回、儒生的经验，逐渐摸索出来的一条新路——在汉唐贵族政治退场之后，重建一种能调动官员积极性、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内部互相制衡的政治生态，避免和宋朝一样，因为因循守旧的科举文官而亡国。朱棣修改朱元璋的用人政策，事实上打断了这种全新探索，导致明朝的政治生态极大退步，重新走上宋朝的旧路。中国下一次总结历史经验，探索可行的新路，已经是20世纪了，即教员在革命运动、生产车间、农村劳模、战斗英雄中选拔干部，而不是只重视名牌大学毕业生。名牌大学毕业生确实有专业知识、有开阔的眼界，但工农群众不是没有可取之处，老同志不是没有独特的经验。脱离他们，就是脱离群众了。教员，从来不是脱离群众的人。公元1634年，明朝又到了科举殿试的日子，崇祯皇帝朱由检亲自出题，其中两道是和用人政策有关的题目——士大夫的品行不端，吏治败坏，如何纠正——“所与共治天下者，士大夫也。今士习不端，欲速见小。兹欲正士习以复道，何术而可？”唐宋时文武不分，洪武年间能破格提拔人才，现在的文官队伍，为何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唐宋曾以武臣为中书令、枢密使，文武似不甚分。我太祖高皇帝曾以直厅为布政、典史为佥都，今奈何牢不可破？”希望参加科举的士子回答这两个问题，崇祯皇帝朱由检，注定是要失望的。如果真的想知道答案，不如问问他的成祖文皇帝。点

前文阅读：《团结和克己，处理政治危机的最佳手段》4晋文公安抚了晋国的外姓大臣，那他是如何回报秦穆公的，又是如何成为春秋霸主的？其实，晋文公回报秦穆公和成为春秋霸主是一件事，或者说，晋文公是在回报秦穆公的过程中，抓住机会成为春秋霸主的。公元前636年，即晋文公即位的那年，周朝和郑国因为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发生矛盾，导致周襄王联合戎狄部族讨伐郑国，并命周朝大夫颓叔、桃子到戎狄部族做监军。战后，周狄联军攻克郑国栎城（河南禹县），为了报答戎狄部族，周襄王册封狄女为王后。然而因为周襄王和弟弟王子带一直有矛盾，其父周惠王和惠王后甚至准备废长立幼，凭借齐桓公的帮助，周襄王才继承王位。但王子带始终不服周襄王，周襄王册封狄女之后，王子带便和狄女私通，结结实实的给周襄王戴了一顶绿帽子。周襄王大怒，随即废除狄女，并迁怒于王子带。周朝发生这么大的变故，戎狄部族必然怨恨周襄王，而在颓叔和桃子看来，戎狄部族对周朝产生怨恨，必然是先斩他们两人啊。为了保住性命，颓叔和桃子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奉王子带为主，又以复仇的名义调动戎狄部族，攻破洛阳驱逐周襄王。周襄王一路逃到郑国氾城（河南襄城），同样是为了保住性命，便派出两路使者奔赴秦晋两国，寻求援助。对于秦晋两国来说，这是进取中原的绝佳机会。于是见到周襄王的求援使者以后，秦穆公便屯兵黄河沿岸，狐偃也和晋文公说：“求诸侯，莫如勤王”，鼓励晋文公以援助周襄王的名义进取中原。实事求是的说，这次军事行动是以秦穆公为主，晋文公为辅，但《春秋左传》里写道：“晋侯辞秦师而下”。这句话说明，晋文公和秦穆公出兵之前见过面，商议了“出兵救周”的具体计划，但秦穆公可能觉得路途遥远，便放弃了亲自出兵救周，委派晋文公代表秦晋两国执行任务。换句话说，晋文公是秦穆公的代理人。在这样的背景下，晋文公统帅两军，沿着太行山南下，公元前635年4月迎回周襄王，诛杀王子带。事后，周襄王为了回报晋文公，便把阳樊（河南济源）、温（河南温县）、原（河南济源）、攒茅（河南修武）等四座城池封给晋国，晋文公又任命赵衰为原大夫、狐溱为温大夫。这四座城池都在太行山和骊戎以南、黄河以北，得到这四座城池，晋文公便实现了晋献公遗愿，打通晋国进取中原的东线通道。同年秋，秦晋两国联合讨伐鄀城。鄀城在河南淅川县以南，毗邻汉水和南阳盆地，处于秦楚的交界处，距离晋国非常遥远，唯一的解释是，晋文公追随秦穆公讨伐鄀城，助秦国打通进取南阳盆地的门户。总的来说，晋文公始终是秦穆公的追随者，大事小事都听秦穆公的号令，但这年的两次军事行动，晋文公收获巨大，秦穆公收获较小。5真正让晋文公和秦穆公地位翻转的，是发生在华北地区的一系列纷争。晋文公周游列国的时候，宋襄公送了二十乘车，即便宋襄公薨逝，宋成公依然觉得和晋文公有善缘，便在公元前634年，脱离楚国归附晋国。对于楚国来说，要北上进取中原，必须掌控盘踞中原的郑宋两国，宋国归晋，对楚国是极大的打击，于是楚成王立即派令尹子玉、司马子西统兵伐宋，并借兵给鲁国伐齐。宋国脱离楚国，楚国伐宋即可，和齐鲁有什么关系？其实关系很大。齐桓公薨逝以后，齐孝公成为齐国国君，但齐孝公不能团结宗室，导致兄弟们都流亡在外，其中七个兄弟都在楚国做大夫——“桓公之子七人，为七大夫于楚。”拥有这么有利的条件，只要楚成王拥立一个齐国公子替换齐孝公，就能谋取齐国。所以他选定了公子雍。而就在宋国脱离楚国归附晋国的同年，齐孝公统兵伐鲁，鲁僖公命鲁国大夫展喜带着酒肉慰问齐孝公，希望借机劝齐孝公退兵，保住鲁国江山。齐孝公一边吃酒肉一边问展喜：“怕不怕啊？”展喜说了一句：“你刚继位的时候，各诸侯国都认为你能继承齐桓公的功业，维护天下秩序，故而鲁国边境不设防。现在刚过去九年，你总不会放弃维护天下秩序的责任了吧，那样的话，置齐桓公于何地？”——“及君即位，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岂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废职，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展喜用礼法、孝道直击齐孝公软肋，击破齐孝公的心理防线，让齐孝公处于进则违背孝道、退则劳师无功的尴尬境地。齐孝公思考一番，决定两权相害取其轻，调转战车回到临淄，放弃伐鲁。这件事就是《古文观止》的第十六篇文章——《展喜犒师》。在这样的背景下，楚国要谋取齐国，鲁国有向齐国复仇的欲望，便发生了楚国借兵给鲁国伐齐的事。现在的局面是楚成王下了一盘大棋，一旦成功，郑、宋、齐、鲁都将是楚国的势力范围，楚国的影响力抵达黄河流域，问鼎中原称霸天下再无悬念。晋文公怎么办，要不要出兵？宋、齐都对晋文公有大恩大德，不出兵的话，天下人怎么看他？丧失天下人心，又如何效仿齐桓公“合诸侯匡天下？”可要是出兵，打不过怎么办？一旦损兵折将，损害了晋国外姓大臣的利益，恐怕连国君之位都保不住。晋文公的顾虑很深，迟迟不能下决心。但晋国的外姓大臣没有这么深的顾虑，只要能出兵参战建功立业，他们都愿意搏一搏，输了无非是重新再来罢了。先轸就提议出兵：“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报答私人恩情，奠定晋国霸业，在此一举，咱们别犹豫了，出兵参战吧。狐偃则提出了具体战略：“楚始得曹而新昏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曹国刚归附楚国，卫国刚和楚国联姻，楚国为了给其他国家做榜样，鼓励他们归附，一定不会放弃曹卫。如果我们出兵讨伐曹卫，楚国必定前来救援，到那个时候，齐宋的压力就减轻了。而齐宋的压力减轻，极有可能和晋国联手，共同迎战楚国。一句话，讨伐曹、卫营救齐、宋，再和楚国决战。听完先轸和狐偃的分析，晋文公的战略战术逐渐清晰起来，终于下定决心，出兵参战，进取中原。随后，晋文公设立第三军，命狐毛、狐偃统上军，郤榖、郤溱统中军，栾枝、先轸统下军，赵衰为正卿，荀林父给晋文公驾车、魏武子执戈，组建起37500人、1500乘战车的强悍野战兵团。按照周礼规定，三军已是大国的标准建制。公元前632年正月，晋文公统兵过太行山，以雷霆之势攻克卫国的五鹿城，和刚继位的齐昭公会盟，晋齐结成反抗楚国的统一战线。随后，晋文公击败楚国援兵，逼的卫成公逃往襄牛城（山东范县、卫国边境），鲁僖公诛杀统兵助楚的公子买。黄河两岸的战线基本稳定之后，晋文公便调头南下。3月，晋文公伐曹，4月，统帅晋、宋、齐等诸国联军，在卫国的城濮击败楚国令尹子玉、司马子西，而郑国在晋文公的赫赫兵威之下，不敢再站在楚国一边，5月，郑文公和晋文公会盟，归附晋国。当然，向楚成王承诺的“退避三舍”，晋文公确实兑现了，但那是为了引诱楚军继续深入，拉长楚军的战线，不是道德层面的报恩。短短五个月的时间，晋文公横扫中原，令列国胆寒。经过这场战争，晋文公不仅打掉楚国问鼎中原的野心，还把齐、鲁、卫、曹、郑、宋等诸侯国纳入麾下，事实上取代齐桓公的地位，成为维护天下秩序的那个人。于是在“城濮之战”后，周襄王册封晋文公为侯伯，以周王的名义承认晋文公是天下霸主——“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至此，晋文公超越秦穆公，实现了追随者到主导者的逆风翻盘。完成这样的成就，晋文公只用了五年。这期间有楚国北上的外部条件，有秦国距离中原遥远的内部因素，但最重要的是，晋文公以及晋国外姓大臣发现战机、抓住战机的决断能力。很多时候，能不能成就一番事业，拼的就是双方在关键时刻的决断能力，曹操在官渡战场赌赢了，多尔衮在山海关赌赢了，晋文公也赌赢了。6秦穆公拥立晋文公，原本是希望晋国为秦国服务的，现在晋文公抓住历史机遇，成为周朝和各诸侯国承认的天下霸主，稳稳超过秦穆公一个段位，秦穆公有没有不满呢？肯定有。公元前630年的秦晋伐郑战争，就证明了秦穆公的不满，甚至对晋文公有些忌惮。晋文公周游列国的时候，不被郑文公礼遇，难免怀恨在心。郑国脱离楚国归附晋国，也是在晋文公的兵威下做出的权宜之计，郑国实力并没有受损，晋国也没有用实力降服郑国。而郑国和宋国盘踞中原，晋文公要夯实霸主的地位，必须彻底降服郑宋两国，这个现实需求，和楚成王是一样的。“城濮之战”前宋国便归附晋国，现在只剩下郑国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晋文公便联合秦穆公出兵伐郑，抵达郑国以后，晋文公驻扎函陵，秦穆公驻扎氾南——“僖公三十年九月甲午，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晋军函陵，秦军氾南。”函陵在河南新郑以北，紧邻郑国都城，这里的氾南不是氾城以南，而是氾水以南，大致位置在河南中牟县，距离新郑较远。不论是伐郑的理由，还是秦晋两军驻扎的位置，都证明这次战争是晋文公主导的，秦穆公只是辅助配合。如果你是秦穆公，是不是非常不爽？虽然按照盟约的要求出兵了，但潜意识里是不是希望晋文公失败，借此遏制他的气焰？是不是有一种我得不到的，你也不能得到的报复心理？可能，秦穆公就是这样想的，只是不能明说罢了。秦穆公和晋文公的潜在分歧，显然被郑国捕捉到了，于是郑文公命郑国长者烛之武做说客，到秦军大营见秦穆公，希望能借机分化秦晋。烛之武见到秦穆公，不说客套话，直接抛出三个和秦国利益相关的问题。其一，秦晋伐郑，郑国必亡，但郑国距离秦国太遥远，伐郑对你没好处啊，千里迢迢的跑过来，你到底图什么？——“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其二，秦国要问鼎中原，必须经过郑国，如果你撤兵回国，郑国便向秦国敞开大门，不用付出代价却收实利，岂不美哉？——“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其三，晋国贪得无厌，消灭郑国以后，将来一定西征，到时候你怎么办？——“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不阙秦，将焉取之？”以上三个问题，都是烛之武揣摩秦晋的心理、处境、利弊，知道秦穆公和晋文公的利益不一致，然后实施的分化瓦解策略。这一点，秦穆公不可能不知道，但听到烛之武的话，秦穆公也不可能不动摇。在内外压力之下，秦穆公最终决定，抛弃晋文公，优先获取秦国的利益。紧接着，秦穆公和郑文公会盟，把郑国向秦国敞开大门的承诺确定下来，并命秦国大夫杞子、逢孙、杨孙留下监视郑国，然后招呼都不打，直接撤兵回国。这件事便是《古文观止》的第十七篇文章——《烛之武退秦师》。秦穆公回国了，晋文公伐郑便功亏一篑，但晋文公驻兵函陵，始终威胁着郑国。正好，郑国公子兰很早就投奔晋文公，于是郑国大夫石甲父、侯宣多请求立公子兰为太子，这样一来，公子兰借晋文公的力量继位，郑国又没有实力和晋国抗衡，将来必定亲近晋国。晋文公没有拒绝的理由，便同意公子兰做郑国太子，然后撤兵回国。晋文公拥立公子兰为郑国太子，相当于间接完成伐郑的战略任务，但因为烛之武和秦穆公的承诺，秦国势力也深入郑国，有了问鼎中原的资格，所以下一场战争，必然是秦晋争夺郑国的战争。这一战，很快就来了。公元前628年12月，晋文公薨逝。听到这个消息，负责监视郑国的杞子立即告知秦穆公，并说他能控制新郑的北门，如果秦穆公统兵伐郑，一定能够成功，秦国称霸天下指日可待。但秦国大夫蹇（jian）叔不同意伐郑。蹇叔的理由很简单，秦国和郑国距离太遥远，必须经过的崤山，又处于晋国的兵锋之下，一旦秦国出兵，晋国和郑国就都知道了，怎么可能成功呢？劳师远征孤军深入，可是兵家大忌啊。秦穆公不听，坚决要出兵伐郑。归根到底，秦穆公是被晋文公整破防了。秦穆公费了很大的心血拥立晋文公，结果晋文公反客为主，现在晋文公不在了，还不能力压晋国一头，天下人如何评价他？他已是一把年纪的老人，必须考虑历史定位的问题。更何况，杞子能控制新郑的北门，秦军只要抵达新郑就能进城，无论如何都没有失败的理由啊。所以在秦穆公看来，伐郑利益极大，不伐郑必遭世人耻笑。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元前628年12月，秦穆公命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统兵伐郑。三名大将都是蹇叔的朋友，蹇叔的儿子也在伐郑队伍里，蹇叔知道秦军必败却无法阻止，非常难过，给他们送行的时候痛哭流涕，还说秦国儿郎都将死在崤山下，再也见不到他们了——“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公使谓之曰‘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与师，哭而送之，曰，晋人必御师于崤。”这就是《古文观止》的第十八篇文章——《蹇叔哭师》。事实证明，蹇叔是正确的，秦穆公的个人欲望害了秦国。秦军进入滑国的时候，郑国就得到秦军要来的消息。那时郑文公已经薨逝，公子兰成为郑国国君，史称郑穆公，于是，亲近晋国的郑穆公驱逐杞子、逢孙、杨孙等人，厉兵秣马积极备战。而发现郑国完成战争准备，秦军又失去内应，孟明视知道，伐郑的最佳时机已经错过了，便消灭滑国，稍微弥补一下出兵的损失，然后整军回秦。路过崤山的时候，果然遭遇晋军截击，秦军大败，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被俘虏到晋国。就这样，秦穆公被挡在崤山以西，彻底失去了问鼎中原称霸天下的资格。可以说，晋文公是时来天地皆同力，秦穆公是运去英雄不自由。这，就是命运吧。7尽管秦穆公和晋文公明争暗斗，但并没有破坏“秦晋之好”的大局。晋文公做国君的时候，把庶子公子雍送到秦国，一路做到秦国亚卿，深受秦穆公的重用。晋文公薨逝以后，公子驩（huan）继位，史称晋襄公，而晋襄公的正室夫人是来自秦国的穆嬴。这样的关系，可谓是打断骨头连着筋。但后续发生的一系列变故，还是瓦解了秦晋的关系，导致两国走向不同的方向。公元前622年，赵衰去世，其子赵盾成为晋国正卿，《史记·晋世家》写道：“六年，赵衰成子、栾贞子、咎季子犯、霍伯皆卒。赵盾代赵衰执政。”公元前621年，秦穆公和晋襄公陆续薨逝，秦晋都要拥立新君。秦国的新君没有疑问，太子罃继位，史称秦康公。秦康公的母亲是晋文公的异母姐姐，即晋文公是秦康公的舅舅，那么对于秦康公来说，自然是希望延续秦晋之好，最佳的选择就是拥立公子雍，成为晋国国君。晋国的赵盾也认为，晋襄公的太子夷皋年幼，不能处理国事，而公子雍已在秦国历练多年，拥立公子雍，不仅能立即开始处理国事，还能延续秦晋之好，让晋国有强大的外援。于是，赵盾和秦康公达成共识，命人到秦国迎接公子雍。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发生了两件事。其一是秦康公为保证公子雍成功继位，给他配备了大量的秦国步兵，防止公子雍回晋国以后被人架空甚至谋杀。很明显，秦康公和公子雍是在防备赵盾。那么在赵盾看来，公子雍继位以后，自己极有可能被剥夺正卿职位，遭遇杀身之祸，甚至是毁家灭族。其二是穆嬴抱着太子夷皋到赵盾府邸，请求赵盾按照礼法，拥立晋襄公的嫡子、太子夷皋继位。一个是可能杀自己的，一个是来求自己的，赵盾做出选择并不难。于是赵盾改变主意，决定拥立太子夷皋继位，随后亲自统兵抵御公子雍，秦晋两军在令狐大战一场，秦军战败，公子雍不知所踪。太子夷皋，便是晋灵公。从此以后，“秦晋之好”成为前尘往事，赵盾崛起为晋国最大的权臣，晋国正式走上“三家分晋”的历史进程。晋文公和秦穆公都是一世英雄，两位国君奋斗了一辈子，以天下为棋盘的明争暗斗，也称得上波澜壮阔，临了临了，却是外姓大臣摘了桃子。这真是，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了嫁衣裳。点

前文阅读：《国家的兴衰，早已埋下伏笔》1“师爷，当夫妻最要紧的是什么？”“恩爱”“师爷，当县长最要紧的是什么？”“忍耐”恩爱是团结，忍耐是克己，对于一国之君来说，做到这两条，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春秋时期的晋惠公，既不能团结外姓大臣，又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最终被朝野抛弃，而其兄长晋文公，却能克制自己的欲望、团结外姓大臣，兼顾县长和夫妻，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公元前651年9月，晋献公薨逝，大夫里克诛杀公子奚齐和公子卓子，成为把持晋国朝政的权臣。而流亡秦国的公子夷吾，在大夫郤芮的建议下，用五座城池贿赂秦穆公，希望得到秦穆公的支持，并许诺继位之后，把汾阳封给里克。秦穆公认为利益巨大，便和齐桓公联手送公子夷吾回晋国，里克得到封地，也不反对公子夷吾，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子夷吾顺利继位，史称晋惠公。“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东尽虢略，南及华山，内及解梁城”——《春秋左传》。“遗里克书曰，诚得立，请遂封子于汾阳之邑”——《史记·晋世家》。然而，晋惠公成为国君之后，认为地位已经稳固，便不向秦穆公割让城池，又以权重势大为理由诛杀里克，气的里克大骂了一句：“欲加之罪，其无辞乎？”尽管晋惠公有千万种理由，但结果是确定的——晋惠公毁约了，丧失了秦国等诸侯国的信任，更让晋国的外姓大臣充满不安全感。简而言之，晋惠公的政治信用破产。公元前647年，晋国爆发大饥荒，晋惠公向秦穆公求救。秦国大夫公孙枝认为，既然晋惠公的政治信用破产，秦国完全可以趁机讨伐晋国，必定大获全胜。但秦国大夫百里奚是厚道人，说天灾流行是正常的事，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轮到秦国呢，秦国应该救助晋国。秦穆公思考一番，觉得晋惠公有错，晋人无罪，秦国不能以晋惠公的错连累全部晋人，便同意了晋惠公的请求，向晋国输送大量的粮食。这是晋惠公挽救政治信用的最佳机会，可惜的是，晋惠公没有把握住。次年冬天，秦国爆发大饥荒，按照百里奚和秦穆公的想法，晋惠公应该向秦国输送粮食，回报秦国的恩情，但晋惠公拒绝了，放任秦国饥荒蔓延，根本没有救助秦人的想法。“僖公十四年冬，秦饥，使乞籴于晋，晋人弗与。”无论是护送回国继位还是输送粮食，秦穆公都对晋惠公有大恩大德，晋惠公不报答就罢了，还一而再再而三的挑战秦穆公的底线，秦穆公大怒，便于公元前645年起兵伐晋。秦穆公统兵渡过黄河以后三战三胜，逼近韩原（山西河津县和万荣县之间），晋惠公大惊失色，问大夫庆郑：“怎么办”，庆郑非常不客气：“君实深之，可若何”，这不都是你造成的吗，还问什么问？无奈之下，晋惠公统兵到韩原迎战，结果一战而败，被秦穆公俘虏回秦。军事问题可以在战场上解决，俘虏晋惠公是政治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秦国的公子絷（zhi）提议，诛杀晋惠公以绝后患，但公孙枝说，晋国的国力强盛，现在没有灭亡的迹象，不如送晋惠公回国，留太子圉（yu）在秦国为质。公子絷的提议，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公孙枝的提议，倒是非常考究。晋惠公是秦穆公拥立的，但因为晋惠公的反复无常，秦穆公没有实现“晋国亲秦”的战略构想，那么用战争教训晋惠公之后，再把他送回去，可以向晋国显示宽大。留太子圉在秦国为质，则可以从小培养他的亲秦心理，给将来实现“晋国亲秦”的战略构想做准备。想明白这一层，秦穆公便同意公孙枝的提议，与晋国谈和。“僖公十五年，公子絷曰：不如杀之，无聚慝焉。子桑曰：归之而质其大子，必得大成。晋未可灭，而杀其君，只以成恶。乃许晋平。”听闻秦国君臣的决定，晋惠公立即命大夫郤乞召来阴饴甥，让他和秦穆公谈判，并拨出大量公田赏赐晋国大臣，希望他们能努力工作，营救自己回国。郤乞是拥立晋惠公的郤芮族人，阴饴甥是晋惠公的外甥，因为吕、瑕、阴三城都是他的封地，所以也可以称为吕饴甥、瑕吕饴甥。可以说，他们两人是晋惠公最亲信的人。10月，阴饴甥到了秦国王城（陕西大荔），见到秦穆公。秦穆公开门见山，问阴饴甥：“晋国战败之后，朝野是否团结？”阴饴甥答道：“国君被俘亲人战死，底层晋人非常愤怒，准备拥立太子圉为国君，然后筹备粮食和军械向秦国复仇。高层大臣虽然知道晋惠公的错误，但依然拥护晋惠公，要求向秦国复仇。”阴饴甥表面上说晋国朝野不团结，实际上已经表达了晋国朝野同仇敌忾的意思。于是秦穆公又问：“晋国朝野对晋惠公的前途怎么看？”阴饴甥答道：“底层晋人觉得，我们要向秦国复仇，秦国怎么可能放国君回来？但高层大臣觉得，晋国已经知罪了，秦国一定不会为难国君。况且秦国惩罚不服从的人，事后又不取人性命，天下诸侯一定称赞秦国的恩德，仅凭这件事，秦国足以成就霸业。这么有利的事，秦国怎么可能不做呢？”阴饴甥给秦穆公戴了一顶高帽子，也给秦穆公释放晋惠公做了理论铺垫。既然不准备诛杀晋惠公，晋国又举国动员准备复仇，释放晋惠公还能获得国际声望，秦穆公释放晋惠公便毫无心理负担。这段阴饴甥和秦穆公的对话，就是《古文观止》的第十二篇文章——《阴饴甥对秦伯》。只读《古文观止》的文章，你可能会有一种阴饴甥力挽狂澜的感觉，可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就能知道，秦穆公要的是体面，阴饴甥用谈判技巧给了秦穆公体面，从而完成了一场流传千古的谈判。实力永远是谈判的后盾，谈判技巧只是锦上添花。公元前645年11月，秦穆公释放晋惠公，两年后，晋惠公送太子圉到秦国为质，兑现了承诺，秦穆公又把女儿嫁给太子圉，正式开始晋国太子培养计划。如果事情就这样下去，公子重耳根本没有机会做晋国国君，晋国也不可能成为秦国的大敌，秦穆公将成为真正的春秋霸主。但问题在于，太子圉做了五年质子，公元前638年便抛弃妻子怀嬴，独自跑回晋国去了，次年九月，晋惠公薨逝，太子圉继位，史称晋怀公。晋怀公独自回国，说明他不在乎秦晋联姻，成为晋国国君不是秦穆公拥立的，他便不会对秦穆公感恩戴德。这两件事意味着，秦穆公的晋国太子培养计划、“晋国亲秦”战略构想都失败了。为了弥补损失，秦穆公必须重新选择一位晋国公子，拥立为国君。2公子重耳自蒲城逃亡以后，虽然有一些颠沛流离，但整体来说，日子不错。他离开蒲城，立即带着狐偃、赵衰、魏武子等亲信跑到母亲出身的戎狄部族，投奔外公和舅舅们。这期间戎狄部族讨伐廧咎如（赤狄分支）的时候，俘虏了叔隗、季隗两姐妹，都送给公子重耳。公子重耳娶了年纪较小的季隗，生下伯鯈（tiao）、叔刘二子，把年纪较大的叔隗送给赵衰，他们两人生育一子，取名赵盾。公子重耳和亲信们在戎狄部族整整住了十二年，等阴饴甥与秦穆公谈和、晋惠公确定送质子以后，秦晋关系暂时缓和，公子重耳害怕晋惠公调兵讨伐，便离开戎狄部族，开始周游列国。他们一路向东，翻越太行山来到卫国，卫文公可能觉得公子重耳没有价值，根本不招待他们。再向东走，便是齐国。齐桓公是雄才大略的天下霸主，非常清楚“流亡公子奇货可居”的道理，不仅把公子重耳视为座上宾，送给二十乘车做见面礼，还把女儿嫁给他。在齐国住了一段时间，公子重耳的意志有些消磨，想住下不走了。但亲信们追随他逃亡是要谋取更大的富贵，怎么可能同意他长期滞留齐国？夫人姜氏也认为，公子重耳应该志在四方，不能留恋温柔乡，于是姜氏和狐偃合谋，用酒灌醉公子重耳，然后离开齐国。路过曹国，公子重耳受到曹共公的羞辱，但在宋国受到宋襄公的礼遇，又收获二十乘车。随后，公子重耳到了郑国，没有受到郑文公的礼遇，便南下楚国。楚成王和齐桓公一样，意识到公子重耳的价值，问道：“如果我送你回晋国，你准备如何回报我？”公子重耳给了明确的答复：“如果你能送我回晋国做国君，将来晋楚两国在中原交战，我主动后撤九十里”——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春秋诸侯行军，每天行走三十里，休息一晚再走，称为一舍，三舍就是九十里。听到这句话，楚成王确定公子重耳是有政治野心的人，值得投资，但楚国和晋国距离遥远，楚成王便把公子重耳送到秦国，一方面可以让公子重耳自秦国回晋，另一方面可以给秦穆公送个人情。就这样，公子重耳和亲信们到了秦国。此时是公元前637年，秦穆公正因为晋怀公的事发愁，准备拥立新的晋国公子取代晋怀公，见到公子重耳，秦穆公都不禁感叹一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于是秦穆公送给公子重耳五个秦国女子，再结秦晋之好，其中一个就是侍奉过晋怀公的怀嬴。而此时晋怀公也犯了大错误。因为晋怀公的根基不稳，害怕公子重耳回国夺位，便要求晋国外姓大臣的家族成员放弃追随公子重耳，并下达最后的归国日期，一旦到了日期还没有回来，就永远不要回来了。“僖公二十三年九月，晋惠公卒。怀公立，命无从亡人，期。期而不至，无赦。”晋怀公是要剥夺公子重耳的政治身份，永远流放国外。狐偃之父狐突是晋国大夫，晋怀公便命令狐突，召狐偃回来。可能是想分别押注，可能是坚持一臣事一主，反正，狐突拒绝召狐偃回国。晋怀公大怒，下令处死狐突。晋怀公想用严刑峻法震慑外姓大臣，但在外姓大臣看来，晋怀公一言不合就杀人，实在太没有安全感了，如果不换人，谁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死。大夫卜偃就说的很清楚：“民不见德，而唯戮是闻，其何后之有？”这就意味着，晋怀公在失去秦国外援之后，又失去掌握实权的晋国外姓大臣的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元前636年正月，秦穆公出兵送公子重耳等人渡过黄河，一路向西北前进，令狐、桑泉、臼衰三城陆续投降公子重耳。而晋怀公感受到危险，立即派兵前去阻拦。如果公子重耳和晋军交战，敌众我寡，肯定打不过，怎么办？《春秋左传》写道：“晋师军于庐柳。秦伯使公子絷如晋师。师退，军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晋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晋师。”这句话非常简单，背后却是复杂的政治利益交换。抵达庐柳的晋军都是晋怀公派过去的，愿意服从秦国公子絷的命令退到郇城，有三个可能的原因——1、晋国曾败给秦国，现在不敢和秦国公子起冲突。2、秦穆公在晋军中有暗线。3、公子重耳通过公子絷，向晋军将领许诺，事成以后进行赏赐。如果这三个原因成立，那么狐偃在郇城和秦晋大夫会盟，便是利用会盟的形式，正式承认给晋军将领的赏赐，以及代表公子重耳，重申秦晋之好的诺言。做完这一切，公子重耳便成为晋军的新主人，所以他进入晋军大营，抚慰晋军将士。随后，公子重耳按照晋国国君即位的惯例，回到曲沃，朝拜晋武公庙，同时派兵诛杀已逃往高粱城的晋怀公。公子重耳，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晋文公。3晋惠公、晋怀公不能团结外姓大臣和秦国外援，又不能克制自己的集权独尊欲望，所以才国破家亡，为天下笑。现在晋文公即位，要想坐稳国君宝座并振兴晋国，也必须从这两方面着手。事实上，在丧失权力制衡、外姓大臣一家独大的晋国，国君唯一能做的就是和外姓大臣深度捆绑，借此获得他们的支持，然后利用外姓大臣希望获得封地、开拓政治版图的欲望，争霸中原开疆拓土。和现代类比的话，晋国的外姓大臣相当于美国的军工集团、金融资本集团，晋国国君相当于美国总统。所以《史记·晋世家》里写道：“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赏从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晋文公的政治手段，其实就这么简单，牢牢抓住“团结”和“克己”两项原则，能封的都封，能赏的都赏，尽量不遗漏一人。具体的封赏过程，《春秋左传》里讲了两个故事，很有意思。早年间太子申生自缢以后，晋献公命宦官寺人披讨伐蒲城。原本晋献公的命令是到蒲城以后，休整一夜再战，保证军队的战斗力。但寺人披没有休整，抵达蒲城就去围剿晋文公，逼的晋文公跳墙逃跑，袖口都被寺人披斩下一角。再慢一步，晋文公就没命了。现在晋文公回国即位，寺人披便前来求见，但晋文公拒绝见他，还命人前去责骂：“虽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犹在，女其行乎”，虽然你是执行晋献公的命令，但就不能放我一马？那只断袖仍在，我忘不了以前的事，你走吧。听到晋文公的话，寺人披说了一大段话，其中两句很高明——“君命无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恶，唯力是视”，严格执行国君的命令，是自古以来的制度，为国君分忧解难，要尽全力而为之。这句话，寺人披把自己定位为晋献公的忠臣，而不是晋文公的仇人，言外之意就是，以前我忠于晋献公，以后也会忠于你晋文公。“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众，岂唯刑臣”，当年管仲辅佐公子纠夺位，差点射死齐桓公，但齐桓公不念旧仇，反而任命管仲为相，两人共同缔造齐国霸业，这才是国君应有的胸怀。如果你不愿意效仿齐桓公，那我自己走，不用另行吩咐。但你要想清楚，一旦我走了，晋国朝野会认为你不能容人，到时候走的人更多。这句话，寺人披把自己定位为“千金买马骨”的马骨，而不是谋封赏求富贵的小人，目的就是告诉晋文公，如果你能原谅仇人，其他人就安心了，你更容易团结外姓大臣。寺人披的话，晋文公听明白了，立即召见寺人披，委以重任。寺人披和晋文公的对话，便是《古文观止》的第十四篇文章——《寺人披见文公》。晋文公周游列国的时候，追随者中有一人叫介之推，地位不高，魏晋的杜预说介之推是“文公微臣”，做过的唯一一件大事，是在晋文公没有食物时，从自己大腿上割了一块肉给晋文公食用。经过漫长的时间，晋文公可能已经忘记这件事了，即位以后又事务繁杂，便没来得及赏赐介之推，介之推也没有主动要求赏赐。为什么呢，难道介之推不食人间烟火？其实，不是介之推不喜欢赏赐，而是介之推能认清形势。他说：“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晋献公有九个儿子，现在只有晋文公在世，在晋惠公和晋怀公丧失人心的背景下，除了晋文公以外，再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做晋国国君。既然如此，赏赐是晋文公的恩德，不赏赐是晋文公的本分，还争什么呢？说罢，介之推便和母亲到绵山隐居，直到死都没出来。介之推是清醒的人，但不受赏赐而隐居的事，还是在晋国传开了，成了晋文公必须正面回应的舆情。如果晋文公处理不当，那么团结外姓大臣、收拢人心的一切努力都白费，可要是继续赏赐的话，介之推都隐居了，怎么赏赐？晋文公思考一番，决定坦诚相待。他派出人马到处寻找介之推，间接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流露出悔改的意思。寻找介之推失败之后，晋文公又把绵山围起来，虚封给介之推，最后说了一句：“以志吾过，且旌善人。”经过这么一番处理，晋文公把对自己不利的舆情，转化为忠君爱国的标志性事件，消除了一场政治危机。说到底，晋文公赏赐介之推这个社会性死亡的人，是给活人看的。这件事便是《古文观止》的第十五篇文章——《介之推不言禄》。就这样，晋文公通过赏赐团结外姓大臣，通过克己和外姓大臣形成权力平衡，君臣深度捆绑，真正坐稳国君之位。全文较长，分两篇发，以上是上半部分，明天发下半部分。点

1最近，马英九访问大陆，并得到大领导的接见，给了最高的接待规格。和以往不同的是，马英九这次访问大陆，带了一批台湾青年，还喊话大陆群众到台湾去玩，主动推进两岸交流。可能有人觉得，马英九是在政治失意、国民党惨败的背景下，通过访问大陆来增加政治筹码，给未来政治翻身以及旧部上台做准备。这个可能是存在的，但不可忽略一个事实，马英九已经75岁了，政治生命即将结束，按照历史经验，这个年纪的政治人物，不能不考虑历史定位。所以马英九带着台湾青年访问大陆，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即意识到统一趋势不可阻挡，便积极推动两岸青年交流，想在更大的政治空间内，谋生前身后名。如果和平统一，积极访问大陆并推动青年交流的马英九，自然是台湾的教父级人物，同时也是我们必须高高举起的标志性人物。如果武力统一，访问过大陆并做出成绩的台湾青年，必然是统战对象，参与到台湾重建的工作中，到那个时候，他们也要尊马英九。也就是说，马英九想造时势。不论马英九的目的是什么，这种事，起码对我们是有利的。于是我们以最高规格接待马英九一行，配合马英九一起造时势，推动两岸青年交流，增加统一的筹码。所以返回台湾后，马英九重提“九二共识”，发表感言时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同属中华民族，我也希望台湾的年轻人抛开意识形态，认识到台湾与大陆的历史、文化连结，不是政治切得开的。”从这次访问大陆的表现来看，马英九已经开始效仿晚唐的张义潮，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去年马英九访问大陆时，我写了一篇张义潮回归大唐的文，今年马英九访问大陆，感觉依然很应景，就重新发一下，我们再来聊聊张义潮和归义军，借用历史的经验，剖析现实，展望未来。2公元755年11月，范阳等三镇节度使安禄山起兵15万，南下攻城略地，掀起改变中国历史的“安史之乱。”那时唐玄宗李隆基正在华清宫，听说安禄山造反，并没有当回事，抱着轻松的态度召朝臣们商议对策。宰相杨国忠说：“今反者独禄山耳，将士皆不欲也。不过旬日，必传首诣行在”，安西节度使封常清正回朝述职，也对李隆基：“臣请走马诣东京，开府库，募骁勇，计日取逆胡之首献阙下。”听到宰相和大将的话，唐玄宗李隆基也放下心来，派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到洛阳募兵6万，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募兵5万，分别出师抵御叛军。由于安禄山麾下都是东北精锐边军，封常清和高仙芝都出自西北边军，李隆基的安排，本质上是用西北边军抵御东北边军。在这样的背景下，李隆基紧接着又下了一道诏书：“其朔方、河西、陇右兵留守城堡之外，皆赴行营，令节度使自将之，期二十日毕集。”整个河西走廊的西北边军精锐，都被李隆基调到长安，用来平定安禄山的叛乱。但是因为唐军大意轻敌，指挥不统一，再加上宦官监军边令诚挑拨离间，导致唐军一败再败，“官军狼狈走，无复部伍，士马相腾践，死者甚众。”李隆基大怒，将封常清和高仙芝赐死。唐军失去大将，但战争还在继续，正好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在长安养病，李隆基便封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统兵8万，和各路勤王之师一起围攻洛阳。然而出兵之后，李隆基又起疑心了：“安禄山能反，哥舒翰凭什么不能反？”于是不敢让哥舒翰在长安附近驻扎，不断派宦官到军营，催促哥舒翰出关决战。结果准备不足的哥舒翰大败，被叛将火拔归仁绑在战马上，投降了安禄山。此战过后，潼关陷落，李隆基知道长安守不住了，便带着文武百官巡幸四川，刚走到马嵬驿的时候，遇到哥舒翰麾下骑将王思礼，随即封王思礼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即令赴镇，收合散卒，以俟东讨。”在马嵬驿赐死杨贵妃后，太子李亨带着2000兵马离开李隆基，由于他曾经兼任朔方节度大使，便北上灵武，准备继续征调西北边军，东出平叛。公元756年7月，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随即给河西节度副使李嗣业下诏，命他带五千兵马赶赴行在灵武，又给安西下诏，命行军司马李栖筠发七千兵马，助朝廷平叛。.........不到一年的时间，河西走廊和西域的唐军，就被李隆基和李亨抽调一空，用到平定安史之乱的战场上。而西北边军调动，意味着大唐对河西走廊、西域的控制力直线下降。盛唐时期，河西走廊是非常繁荣富庶的，《资治通鉴》里说：“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而且安西、北庭、河西三镇节度使掌管13.7万士兵、战马2.7万匹，牧马27万匹、牛羊杂畜百万头。不论是经济、军事、地缘，河西走廊都可以说是大唐最重要的地方之一。大唐抽调西北边军平叛的结果就是，大唐事实上放弃了河西走廊，和大唐征战百年的吐蕃，便趁河西走廊出现权力真空的机会，不断北上攻城略地。到公元763年，吐蕃便攻陷兰、河、廓、秦、成、渭等州，切断大唐和河西走廊的联系。此后二十年，吐蕃陆续攻陷凉、甘、肃、瓜、沙等洲，兵锋一度进入河套地区，从西北两面包围了长安，正所谓“吐蕃尽取河西陇右之地，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皆为左衽矣。”可以说，河西走廊的陷落，完全是大唐东西边军内战的结果。3吐蕃占领了富庶的河西走廊，但吐蕃的治理模式太落后了，和河西走廊的经济、社会环境根本不匹配。据藏史《贤者喜宴》记载，吐蕃的社会阶级以“告身”为标志，而告身又分为六种十二级，用来区别贵贱，等级最高的是金玉告身，次一级是银，再次一级为铜，分别匹配赞普、尚论、兵马元帅、部落长等吐蕃军政等级。在这种社会等级制度下，赞普是全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赞普把土地和牧场封给贵族，贵族再封给军政官员，军政官员再封给庸奴，也就是真正的劳动者。通过层层分封，吐蕃建立起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这个社会结构，其实就是周朝分封的翻版，相比大唐来说，已经落后一千多年了。所以吐蕃的社会结构是非常粗糙的，运用到日常治理上，几乎充斥着各种暴力行为。占领河西走廊以后，吐蕃得到五十多万人口，但吐蕃统治者觉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河西人民根本不值得信任，也就不能以“国人”来对待，于是吐蕃统治者将五十多万人口“悉以为奴仆。”换句话说，你们就安心做最底层的劳动人口吧，享乐没你们的份，苦力活必须全包。而且吐蕃的各级统治者，随时可以对河西人民进行肉体处罚，要么挖眼，要么砍掉手脚，要么剥皮，非常残酷。河西人民生活在这种水深火热的环境中，自然对大唐故国生出无比怀念之情，以至于每到岁末，必向东方叩拜，聊表思念。公元790年，吐蕃攻陷关中，在一番烧杀抢掠之后，俘虏了一万多青壮男性，路过甘肃安化峡时，吐蕃将领告诉他们：“从尔辈东向哭辞乡国”，但吐蕃将领绝不是发善心，他之所以这么做，目的是让这一万多人安心到吐蕃做奴隶。结果一万多人齐声痛哭，其中千余人投入峡谷自尽。公元821年，也就是唐穆宗长庆年间，大唐准备和吐蕃会盟和好，大使刘元鼎路过龙支县时，大唐遗老痛哭流涕——“言从军没于此，今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问天子安否？”大唐丢失河西走廊已将近六十年，那些从中原到河西参军的老兵们，还是对大唐故国念念不忘，问大唐朝廷是不是记得他们，天子是不是身体健康。可以说，河西人民心向大唐故国，一方面是大唐的辉煌成就确实吸引人，另一方面是吐蕃的统治太落后，根本不能征服河西的人心。在这样的背景下，河西归回大唐，便是人心所向。公元842年，机会终于来了。吐蕃达磨赞普有个宠臣，凭借达磨赞普的赏识，做到吐蕃国相。后来达磨赞普死了，这个宠臣为了保住荣华富贵，便拥立达磨赞普小舅子的儿子，做了吐蕃赞普。这番操作，相当于大明朝的朱元璋死了，丞相胡惟庸拥立郭宁妃的哥哥、武定侯郭英的儿子做了大明皇帝。这算怎么回事？于是吐蕃朝野都不服气，洛门川讨击使论恐热以“诛奸臣清君侧”为名，和青海节度使共同起兵，自称国相，准备夺取吐蕃的军政大权。同年，论恐热便攻克渭州，击败真正的国相尚思罗，本部兵马和招降的俘虏加在一起，总兵力达十余万，史称“自渭川至松州，所过残灭，尸相枕籍。”第二年，论恐热忌惮吐蕃鄯州节度使尚婢婢，亲统大军征讨，结果尚婢婢诱敌深入数十里，并派骑兵截断论恐热的退路，两路夹击之下，“论恐热大败，伏尸五十里，溺死者不可胜数。”从此以后，吐蕃便陷入军阀混战的乱局中。一百年前，大唐内乱，吐蕃趁机夺取河西走廊，一百年后，吐蕃内乱，那么大唐也要策划恢复河西走廊。公元844年，大唐朝廷听闻吐蕃内乱的消息，便提出恢复河西走廊，并任命给事中刘濛为巡边使，让他准备粮草器械，训练天德军、振武军、河东的兵马，准备西征。但是没等大唐正式出兵呢，在吐蕃一片混乱的局面中，公元849年初，秦州、原州、安乐州、石门关等七座关城便来归附大唐，唐宣宗在延喜门召见河西父老，他们欢呼雀跃，当着唐宣宗的面脱下吐蕃服装，换上大唐衣冠。也就是说，凭借吐蕃内乱的外部条件，大唐曾经出现盛世的内部条件，大唐兵不血刃便恢复甘肃、宁夏一带的大片国土。而就在差不多相同时间，沙洲地区也爆发了一场反抗吐蕃的起义，这场起义真正恢复了大唐的河西走廊，也在史册里留下一个响亮的名号。4在吐蕃攻陷河西走廊的过程中，沙洲（敦煌）抵抗的时间最长，沦陷的时间最晚。早在公元770年前后，为了和吐蕃打持久战，河西节度使幕府便迁移到沙洲，河西节度使周鼎兼任沙州刺史。也就是说，沙洲是大唐在河西走廊的最后一块根据地。随着吐蕃的攻势越来越猛，周围地缘环境的急剧恶化，沙洲逐渐沦为一座孤城，周鼎向安西四镇求援，但安西本来就兵力不足，能坚守龟兹等地已经很不错了，根本没有多余的兵力来救援沙洲。周鼎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准备焚烧城池，带着军队和人口东归。但沙洲兵马使阎朝不同意，认为周鼎的做法是投降主义，便杀掉周鼎，亲自统领沙洲的事务。然而在吐蕃的优势兵力面前，沦为孤城的沙洲，也坚持不了多久。阎朝坚守沙洲11年，沙洲的粮食终于耗尽，军械铠甲也年久失修，已经没有再战之力。阎朝得到吐蕃“不迁徙百姓”的保证后，便开城归降吐蕃。但，沙洲人民并不甘心接受吐蕃的统治。因为沙洲做为大唐最后沦陷的地方，在数十年的持久抗战中，接收了大量的河西走廊精英人才，这些人才都把沙洲视为抵抗吐蕃的最后根据地。换句话说，凡是有血性有骨气的河西精英，都到沙洲了。这些人怎么可能甘心接受吐蕃的统治呢？在这样的背景下，世代在沙洲军队服役的张议潮，自然而然的产生了“阴结豪英归唐”的想法。公元848年，吐蕃内乱造成河西走廊兵力空虚，“三州七关”已经起义，此外吐蕃的尚婢婢为了对抗论恐热，也传檄河西走廊，说你们都是唐人，现在吐蕃无主，正是回归大唐的机会——“汝辈本唐人，吐蕃无主，则相与归唐，毋为恐热所猎如狐兔也。”于是，已经积累多年的张议潮，便带领沙洲豪杰们发动了起义。关于起义过程，《资治通鉴》里只有一句话：“议潮，沙洲人也。时吐蕃大乱，议潮阴结豪杰，谋自拔归唐。一旦，率众披甲噪于州门，唐人皆应之，吐蕃守将警走，议潮遂摄州事，奉表来降。”整个过程简单而枯燥。但张议潮起义这么简单，背后却是河西人民百年来不断反抗吐蕃的历史进程，是吐蕃暴政激起的强烈反弹，是心怀大唐故国的沙洲人心。随后，张议潮以沙洲为根据地，陆续收复瓜、甘、肃、伊、西、河、兰等十个州，并丈量田亩申报土地，做为收取赋税的依据，把沙洲部分人口迁徙到新收复的州，做为恢复唐土的长远根基。公元851年10月，张议潮派兄长张议潭出使长安，将河西十一州的版图和户口交给大唐，朝廷为表彰忠义迎回河西，决定在河西十一州设立归义军，封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十一州观察使。归义军控制下的河西走廊，“西接伊吾，东接灵武，得地四千余里，户口百万之家，六郡山河，宛然而旧。”至此，沦陷吐蕃七十余年的河西走廊，正式回归大唐。当然了，在河西归唐的宏大叙事下，大唐和归义军还有一些不能摆到台面上说的博弈。对于张议潮来说，在反抗吐蕃暴政、河西人心思唐的大背景下，不可能脱离大唐独立统治河西走廊，那么得到大唐的认可，以节度使的身份做河西领袖，便是最好的选择。但归义军毕竟是沦陷地区的归正势力，要得到大唐朝廷的信任，必须送地位较高、身份最亲的人到长安做人质。于是张议潮的兄长张议潭，就到了长安做人质，做为交换，张议潮以侄子张淮深为接班人，统领沙洲。公元867年，张议潭在长安去世，张议潮放弃归义军节度使的职位，以69岁的高龄到大唐做人质，被大唐封为右神武统军，归义军的军政大权留给侄子张淮深。而对于大唐来说，归义军送人质是远远不够的。河西走廊是张议潮一手收复的，归义军是河西走廊的实际统治者，虽然人心思唐，但大唐朝廷在河西没有实际控制力，把河西走廊的安全，寄托在“归义军不会造反”的假设上，大唐不放心。所以大唐必须寻找一个制衡归义军的筹码。公元863年2月，大唐设立天雄军节度使，管辖秦、成、阶、渭四州。3月，张议潮统帅7000番汉兵马收复凉州，大唐随即设立凉州节度使，管辖凉、西、临、鄯、洮、河六州。连同归义军节度使一起，河西走廊就有了三个节度使。其中天雄军节度使是长安的西部门户，负责拱卫长安。真正制衡归义军的是凉州节度使，因为凉州处于河西走廊的东部，西州在河西走廊的西部，都是河西走廊的咽喉地区。大唐控制了凉州和西州，也就控制住了归义军，即便归义军要造反，或者和关东节度使一样胁迫大唐，大唐也能快速出兵解除危机。这就是张议潮带着河西归唐之后，隐藏在水面下的博弈。5公元872年，张议潮在长安宜阳坊的家里去世，以74岁的高龄走完一生。虽然2年后黄巢和王仙芝就起义了，大唐进入风雨飘摇的乱世，但那是因为大唐已经立国二百余年，走到历史周期律的尾声了，和张议潮、归义军没有任何关系。事实上，在黄巢和王仙芝起义前，不论是大唐谋划恢复河西，还是对张议潮和归义军的处理都可圈可点，尽最大的努力，兼顾了张议潮、归义军、大唐的三方利益。最终大唐得到了河西走廊的主导权，归义军控制河西半壁二百年，张议潮以民族英雄的身份进入史册。可以说，这样的结局是皆大欢喜的。现在新的历史版本里，美国相当于吐蕃，中国依然是大唐，台湾则是河西走廊。如果马英九的时势能成功造起来，马英九或者其他什么人，真的有可能成为新时代的张义潮。那样的话，解放军战士就能避免流血牺牲，避免和美日爆发军事冲突，我们也能把澎湖列岛变为新时代的凉州，“张议潮”和部属们得到丰厚的利益，简直是多赢。点

1中国古代有句名言——“君以此始，亦必以终”，指的是国家或个人的成功经验，极有可能成为其衰败的客观因素。春秋时期晋国的“曲沃代翼”，就是这样的典型案例。晋国始祖是周武王之子唐叔虞，周成王时期，周公旦出兵诛灭唐国，便把唐国故地封给唐叔虞，唐叔虞薨逝以后，其子即位，改唐为晋，晋国正式出现在史册里。《史记·晋世家》里写道：“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唐叔子燮，是为晋侯。”从这条史料来看，晋国位于山西南部、汾河以东，大致是现在山西临汾、运城和长治、晋城的交界地区。周朝把唐叔虞封在这里，是有深意的。周朝定都陕西关中的镐京，镐京的门户要地，又是山西西南的汾河流域，而汾河流域遍布戎狄部族，那么周朝分封晋国的目的便是，坚守汾河流域，拱卫镐京，并消灭戎狄部族，开疆拓土。于是呢，周朝给晋国下了一条训辞——“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在这样的背景下，和戎狄部族的战争胜败，直接影响到晋国的国运，甚至是一种政治正确。周宣王时期，晋穆侯追随王师讨伐条戎、奔戎，结果大败而回，晋穆侯非常不满，回到国都以后，恰逢嫡长子诞生，晋穆侯便取名为“仇”，给人一种铭记战败教训、日后必定复仇的感觉。三年以后，晋穆侯讨伐千亩（山西安泽县）的戎狄部族，大获全胜，正好那年嫡次子诞生，晋穆侯便取名为“成师”，纪念战功。这两个名字，原本都是很正常的，然而在晋国的特殊环境下，这两个正常的名字，却有了不正常的意味。可能在晋国朝野看来，公子仇伴随着战败而生，浑身上下充满不详的气息，如果公子仇成为国君，晋国如何消灭戎狄部族，又如何拱卫镐京？所以在晋穆侯薨逝以后，继位的是其弟殇叔，公子仇逃亡国外。晋国临时变更继承人，事实上是晋国朝野的集体意志，甚至有可能是周宣王在背后操纵，因为周宣王也害怕晋国不能履行职责。直到周宣王驾崩，公子仇才返回晋国，诛杀殇叔，自立为晋国国君，《史记·晋世家》的原文是：“殇叔三年，周宣王崩。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袭殇叔而立，是为文侯。”周宣王驾崩才回国，说明公子仇非常忌惮周宣王。“率其徒”，指的是公子仇只有个人势力，没有得到晋国朝野的支持。“袭”，更说明公子仇不是堂堂正正击败殇叔，而是暗杀、下毒之类的下作手段。从此以后，公子仇便成为历史上的晋文侯。正因为晋文侯的合法性不足，便有了极强的投机性。周幽王时期，晋文侯先是支持周幽王讨伐申国、鄫国以及依附申国背叛周幽王的太子姬宜臼，但周幽王战败、太子姬宜臼成为周平王以后，晋文侯立即改换门庭，以最高的姿态护送周平王东迁，换来一句“周之东迁，晋郑是依。”这件事让晋文侯获得周朝的承认，正式成为合法的晋国国君。但晋文侯依然给晋国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因为晋国朝野不支持晋文侯，那么晋文侯成为晋国国君之后，晋国朝野一定要分化重组，形成山头林立的各路政治势力。晋文侯为了拉拢反对者，必然要让渡大量的利益。于是在晋文侯薨逝以后，晋国政局彻底糜烂，继位的晋昭侯完全控制不住。《诗经·唐风·山有枢》里写了一句：“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内，弗洒弗扫。子有钟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你有庭院房屋，却不打扫清除，你有钟鼓，却从来不敲打，等你死去，这些就都是别人的了。这首诗，其实就是晋国朝野发现晋昭侯不能收缴赋税、不能维护礼乐，才写出来讽刺他的。从这里就能看出来，晋国有多么混乱。在这样的背景下，晋昭侯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把晋国故都曲沃，封给叔叔成师，此后成师便称为曲沃桓叔。2关于晋昭侯封曲沃桓叔，《春秋左传》里写道：“惠之二十四年，晋始乱，故封桓叔于曲沃”，即晋文侯薨逝以后，晋国爆发内乱，晋昭侯为了平息内乱，故而封成师为曲沃桓叔。“故封”两字，是这句话的精髓。那时晋国国都在翼城，位于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境内，曲沃在山西省运城市闻喜县境内，这样的地理位置，意味着曲沃是晋国的南大门，同时也是翼城通往镐京和洛阳的必经之路。除了地理位置以外，曲沃的自然资源也非常雄厚。曲沃的汤王山有铜矿，在以青铜器为主的春秋初期，汤王山铜矿便是晋国最重要的军事资源。涑水河经曲沃汇入黄河，那么便有大量的优质灌溉农田，做为曲沃的经济基础。曲沃向南五十公里是盐池，在工业革命以前，盐就等于暴富，等于经济命脉。可以说，有兵、有粮、有钱、有地理优势的曲沃，在晋国的地位相当于汉唐的洛阳、明朝的北平、新中国的上海。所以晋昭侯封曲沃桓叔，应该有两个目的，其一是以晋国宗室镇守曲沃，防止其他国家侵略晋国，其二是把曲沃桓叔排挤出翼城，防止他谋取晋国国君。用晋昭侯的视角来看，这么做没问题，但曲沃桓叔并不这么看。自从出生起，曲沃桓叔的名字便符合晋国的政治正确，除了不是嫡长子以外，曲沃桓叔的继位资格，远远超过兄长晋文侯。而晋文侯和晋昭侯两代国君，因为合法性的问题，把晋国搞的乌烟瘴气，曲沃桓叔不可能没有“匡扶国祚”的使命感。现在曲沃桓叔得到重镇曲沃，他又怎么可能甘心在晋昭侯之下，亲眼看着晋国衰败？最重要的是，晋国做为立国数百年的周朝诸侯，必定有一批忠臣，他们不愿意晋国衰败，他们有志气匡扶晋国。要完成这样的任务，他们便要拥护有雄才大略的晋国宗室。而在那个时候，他们的拥护对象，只能是血缘最近、实力最强的曲沃桓叔。退一万步的说，晋文侯就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即位的，曲沃桓叔凭什么不行？在这样的背景下，曲沃桓叔发动战争，谋取晋国国君便是顺理成章的事。公元前739，晋国大夫潘父刺杀晋昭侯，准备迎接曲沃桓叔进入翼城，执掌晋国，结果翼城出兵击败曲沃桓叔，诛杀潘父，拥立晋孝侯为晋国国君。翼城不拥护曲沃桓叔，按照常理推测，无非是两个原因——山头林立朝纲混乱，他们才能混水摸鱼，开拓私家势力。曲沃桓叔不是嫡长子，属于晋国小宗，进入翼城执掌晋国不符合礼法，这种情况和晋文侯刺杀殇叔即位，完全是不同性质的。受这两个原因的影响，曲沃桓叔没有一战功成，但凭借雄厚的实力，曲沃桓叔还是立于不败之地。经过曲沃桓叔、曲沃庄伯、曲沃武公三代人的努力，曲沃和翼城较量了三十余年，逐渐占据上风。曲沃的决定性胜利，发生在公元前709年。那时的晋国国君是晋哀侯，《春秋左传》写道：“哀侯侵陉庭之田，陉庭南鄙启曲沃伐翼”，《史记·晋世家》则写道：“晋侵陉庭，陉庭与曲沃武公谋，九年，伐晋于汾旁，虏哀侯。”这两段史料的文字不同，但都是说晋哀侯侵占陉庭的土地，导致陉庭倒向曲沃武公，联合起来消灭翼城的有生力量，俘虏晋哀侯。陉庭之所以重要，和曲沃、翼城、陉庭的地理有关。曲沃东部是历山，北部是景明山，西部也是连绵不绝的低矮山丘，属于三面环山的地形。翼城东部是历山，南部是景明山，西部是低矮的桥山，同样是三面环山的地形。因为景明山在曲沃和翼城之间，我猜测，曲沃和翼城争夺的焦点就是景明山，以及景明山两侧的交通要道。晋国内战迟迟不能决出胜负，地理要占很大一部分原因。陉庭又称荧庭，大致位置在翼城东南部、历山北部、现在沁水县和桓曲县的交界处，控制着晋国通往洛阳的交通要道，即便现在也是临汾到晋城的必经之路。可以说，在曲沃和翼城的战争中，陉庭是唯一的变量，不论陉庭倒向哪一方，景明山都不再是必争之地，而是可以绕道陉庭，出现在另一方的城下，打破焦灼的战局。晋哀侯侵占陉庭的土地，极有可能是认识到陉庭的重要性，希望亲自掌控陉庭，但陉庭想保持相对独立，便倒向更渴望胜利、出价更高的曲沃。决定曲沃和翼城命运的“陉庭之战”，就这样爆发了。曲沃武公统兵进驻陉庭，然后命曲沃桓叔之子韩万驾车、梁弘执戈，亲自冲锋陷阵，一战俘虏晋哀侯，次年处死。“桓公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陉庭。韩万御戎，梁弘为右，逐翼侯于汾隰，骖絓而止，夜获之，及栾共叔。”从此以后，曲沃彻底夺取战略主动权，曲沃和翼城的战争按下加速键。晋哀侯被俘后，周桓王封其子为晋国国君，史称为晋小子侯，公元前705年，曲沃武公再次伐翼，诛杀晋小子侯，彻底消灭翼城势力。公元前703年，虢（河南三门峡）、芮（陕西朝邑）、梁（陕西韩城）、荀（山西新绛）、贾（山西襄汾）等五国联军讨伐曲沃，曲沃武公凭借硬实力，击败外国干涉势力。公元前678年，周僖王命虢公出使晋国，正式册封曲沃武公为晋国国君，允许设立一军。周礼规定，周王统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两军，小国一军，每军编制为一万两千五百人、五百乘车，周僖王只允许晋国设立一军，显然是想在军队规模方面压制晋国。不管怎么说吧，从曲沃桓叔受封到曲沃武公成诸侯，长达六十七年的战争，终于结束了，凭借战争拼杀出来的权威，曲沃的三代人逐渐消灭政敌，整合各方势力，晋国开始以强盛大国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曲沃武公，便成为历史上的晋武公。3虽然曲沃赢得战争胜利，开始执掌晋国，但“曲沃代翼”这件事，还是给晋国造成不可磨灭的后遗症。原本翼城是晋国宗室的大宗，曲沃是晋国宗室的小宗，大宗世代承袭君位是礼，小宗世代拥护大宗是礼，现在小宗取代大宗成为国君，便是破坏礼法，破坏天下默认的政治承袭秩序。那么在晋国宗室诸人看来，兵强马壮者可以做国君，小宗可以取代大宗，以后不需要遵纪守法，只需积蓄实力发动战争，便能复制曲沃的成功经验。公元前677年，晋武公薨逝，其子诡诸继位，史称晋献公。晋献公没有祖辈的战争权威，无法用正常手段，压制晋国宗室的政治野心，曲沃桓叔和曲沃庄伯的旁系子孙们，在政治野心的催逼下，也无法用正常方式对待晋献公，宗室矛盾非常激烈。晋献公如何保住地位乃至生命安全呢？晋国大夫士蒍（wei）给他出了个主意：“第一步，除掉宗室里智谋超群的人，第二步，除掉宗室里剩余的平庸之辈。”“晋桓、庄之族偪，献公患之。士蒍曰：去富子，则群公子可谋也已。”士蒍的祖父是周朝大夫，因犯事被杀，子孙便跑到晋国谋生，从时间上来看，士氏在晋国没有深厚根基，士蒍可能是凭借智谋超群，被晋献公信任，成为晋国大夫。这就意味着，士蒍有充足的动机，在晋国的政治版图上开疆拓土，而晋国宗室占据雄厚资源，一旦借晋献公之手除掉他们，那些资源便都是士蒍等外姓大臣的战利品。士蒍的野心，晋献公或许明白，但他没有选择，便说了一句：“尔试其事”，你试试看吧，如果能成功，你获利我保命，如果不成功，就用你的性命消除宗室的怨气。事实证明，士蒍成功了。公元前671年，士蒍联合大部分平庸宗室，把小部分智谋超群的宗室，驱赶到国外或边疆，不允许他们参与晋国政务，两年后修筑聚城，把这些平庸宗室都迁到聚城居住，晋献公带兵包围聚城，把晋国宗室屠戮殆尽。“庄公二十三年，士蒍与群公子谋，谮富子而去之。”“庄公二十五年，晋士蒍使群公子尽杀游氏之族，乃城聚而处之。冬，晋侯围聚，尽杀群公子。”那些平庸宗室，为什么容易被骗？因为他们都有政治野心，担心将来起事，被那些智谋超群的宗室拔得头筹，自己做陪跑的人。与其如此，还不如借晋献公和士蒍之手，提前清理内部，免得将来给他人做嫁衣裳。但等他们清理了智谋超群的宗室，便没人能给他们分析局势、主持大局了，只能沦为砧板上的鱼肉。说到底，他们的政治野心太强烈，内部分化太严重，晋献公和士蒍利用他们的内部矛盾，各个击破，一举铲除晋国的不安定因素。做为回报，晋献公升士蒍为大司空，成为晋国位高权重的正卿。晋献公安全了，士蒍成功了，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晋献公和士蒍的合作案例，仿佛是一个抛入水中的诱饵，让更多外姓大臣看到谋利的机会，他们就像嗜血的鲨鱼，立即围上来。从此以后，晋国宗室衰落、外姓大臣崛起成为定局。4晋国宗室衰落、外姓大臣崛起的过程，有两条主线脉络。东线的关键词是废长立幼。晋献公的正室夫人来自贾国，但没有生育，反而是晋献公和来自齐国的庶母齐姜私通，诞下长子申生，便立为太子。晋献公随后迎娶戎狄部族的两姐妹，大戎狐姬生公子重耳，小戎子生公子夷吾。讨伐骊戎以后，晋献公又迎娶骊戎的两姐妹，其中骊姬生公子奚齐，姐姐生公子卓子。这一系列联姻生子，背后有浓厚的政治目的。贾国在汾河上游，控制晋国的北部门户，迎娶贾国夫人可以安抚贾国。齐国是天下霸主，和齐姜私通并立申生为太子，可以用齐国做外援。迎娶大戎狐姬和小戎子，可以安抚晋国周围的戎狄部族。而骊戎盘踞在山西晋城一带，晋献公自陉庭讨伐骊戎，再迎娶骊姬姐妹，便通过骊戎打通了进取中原的东线道路，一旦时机成熟，就能渡过黄河和列国逐鹿中原。所以在不同的时期，这些联姻对象的重要性也各不相同。晋献公刚继位的时候，地位不稳，齐国外援最重要，等晋献公清理宗室以后，能帮助晋国进取中原的骊戎最重要。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子奚齐的地位逐渐上升，太子申生的地位逐渐下降。梁五和东关嬖五是晋献公的男宠，立即揣摩到晋献公的想法，便和骊姬结盟，于公元前666年向晋献公提议：“曲沃，君之宗也。蒲与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无主。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与屈，则可以威民而惧戎，且旌君伐”，建议晋献公命太子申生镇守曲沃，公子重耳镇守蒲城，公子夷吾镇守屈城。提意见的关键是给领导递台阶，让领导能顺势实现自己的目的，而没有独断专行的痕迹，即便不成功，也有人给领导背锅。梁五和东关嬖五的话，显然给晋献公递了台阶，于是晋献公大喜，随即命太子申生镇守曲沃，公子重耳镇守蒲城，公子夷吾镇守屈城，晋国都城只留下骊姬姐妹和公子奚齐、公子卓子。这样一来，晋献公实现了自己的战略构想，骊姬和奚齐留在国都准备继位，梁五和东关嬖五成为国君宠臣，大权在握。“庄公二十八年，群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绛。二五卒与骊姬谮群公子而立奚齐，晋人谓之二五耦。”西线的关键词是征伐灭国。公元前661年，晋献公另外成立一军，加上周朝允许的一军，晋国便拥有两军，晋献公亲自统帅上军，太子申生统帅下军。太子申生的地位下降，为什么还能统军？原因可能是晋献公认识到晋国宗室衰落的趋势，便没有立即废除太子申生的地位，命太子申生统帅下军，一方面是强化宗室的力量，另一方面是暂时做替补队员，等待公子奚齐成长起来。于是在两军组建完毕以后，晋献公和太子申生统帅两军出征，并命赵夙给晋献公驾车、毕万执戈，一举消灭霍、耿、魏三国。战争结束，晋献公命太子申生返回曲沃，但把耿国故地赐给赵夙，封为大夫，把魏国故地赐给毕万，封为大夫。赵夙就是赵国的始祖，毕万是魏国的始祖，再加上“曲沃代翼”时的韩万，三家分晋的主角至此齐聚。太子申生远离国都，意味着远离晋国权力中心，赵夙和毕万立功受封，意味着外姓大臣的力量增长，这种晋国政治格局的微妙变化，更加巩固了宗室衰落、外姓大臣崛起的历史进程，比前几年的“废长立幼”走得更远。这样的局面，外姓大臣都看出来了，但他们不准备修补晋国政治格局的矛盾，而是推波助澜，继续开拓自己的政治版图。大司空士蒍，以太子申生面临生命危险为由，极力劝太子申生逃离晋国——“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为之极，又焉得立？不如逃之，无使罪至。为吴大伯，不亦可乎？”晋国大夫里克，以礼法为由，建议晋献公剥夺太子申生的兵权，把军政事务都交给外姓大臣——“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视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夫帅师，专行谋，誓军旅，君与国政之所图也，非大子之事也。”虽然太子申生没有逃亡，晋献公没有剥夺其兵权，但从这些事就能看出来，外姓大臣和硕果仅存的晋国宗室的矛盾更激烈了。公元前656，太子申生在曲沃祭祀母亲齐姜，并把胙肉送给晋献公。胙肉送进宫的时候，晋献公正在宫外耕田，骊姬便趁机在胙肉里下毒，等晋献公回宫后，把有毒的胙肉呈给他，漫不经心的说了一句：“胙肉可能有毒。”晋献公一听，感觉不是不可能，便用胙肉喂狗，结果狗子立即死去，又命侍从吃胙肉，侍从倒地不起。骊姬见状，跪地痛哭道：“太子申生要弑父啊。”消息传到曲沃，太子申生无法自辩，自缢而死。申生死了，太子位便空出来了，但边疆还有两个年长公子，骊姬不放心，和晋献公说：“太子申生献有毒的胙肉，公子重耳和公子夷吾都知道。”走到这一步，晋献公也没有退路，只能一不做二不休，派兵讨伐蒲城和屈城。无奈之下，公子重耳逃亡翟戎，公子夷吾逃亡梁国。晋国爆发这么大的内乱，按道理说，朝野动荡不休才符合逻辑，然而，晋国朝野非常安静，几乎没人替三公子说话。这背后的原因，极有可能是已经获得晋国军政大权的外姓大臣，乐于看到晋国宗室内讧，晋国宗室的力量越衰败，他们的力量便越强大，甚至骊姬陷害太子申生，都不排除有外姓大臣的暗中支持。然而，晋国宗室内讧结束之后，这些外姓大臣立即出场，追随晋献公征伐灭国。因为征伐灭国可以立功，立功可以得到封地，得到封地可以壮大势力。换句话说，晋国宗室内讧和晋国征伐灭国，都是符合外姓大臣利益的。这次，他们的目标是黄河以南的虢国，而要消灭虢国，必须经过虞国，于是在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向虞国派出使者，提出借道的要求。面对晋国的要求，虞国贤臣宫之齐极力反对：“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晋不可启，寇不可玩”，虞国和虢国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万一晋国灭了虢国，回师路上再灭虞国，怎么办？虞国国君不同意宫之齐的意见：“晋，吾宗也，岂害我哉”，晋国和虞国都是姬姓国，归根到底是一家人，怎么可能灭虞国呢？听到虞国国君的话，宫之齐发出一句灵魂拷问：“且虞能亲于桓、庄乎？其爱之也，桓、庄之族何罪？而以为戮，不唯偪乎？亲以宠偪，犹尚害之，况以国乎？”虞国和晋国再亲近，能亲过曲沃桓叔、曲沃庄伯的子孙吗？他们威胁到晋献公，尚且被屠戮殆尽，虞国做为远支亲戚，又算得了什么？说灭就灭了。但虞国国君不听宫之齐的意见，坚信晋国不会消灭虞国。结果，同年8月晋献公统兵南下，12月消灭虢国，回师路过虞国的时候，顺手消灭虞国，顺利打通进取中原的西线通道。“假途灭虢”，说的就是这件事。而晋国消灭虢、虞两国的全过程，便是《古文观止》的第十篇文章——《宫之齐谏假道》。5晋献公的功业非常盛大，号称“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战十二胜”，带着晋国雄踞北方，再进一步，便能进取中原摆布天下，成为周王承认的天下霸主了。但实事求是的说，这些功业是晋献公和外姓大臣共同取得的，他们事实上是合作关系，而不是传统的君臣关系。这样的政治格局，决定了晋国的赫赫武功之下，隐藏着巨大的政治危机。公元前651年9月，晋献公薨逝。紧接着，外姓大臣便开始争夺晋国最高权力。晋献公希望公子奚齐继位，并任命大夫荀息做辅政大臣，但大夫里克召集太子申生、公子重耳、公子夷吾的旧部起兵，10月便诛杀公子奚齐。荀息不愿辜负晋献公的嘱托，又拥立公子卓子继位，11月，里克在朝堂诛杀公子卓子，荀息自杀身亡。《春秋左传》和《史记·晋世家》都说，里克想拥立公子重耳继位。但从历史进程来看，拥立公子重耳是里克的政治旗号，他只是不甘居于荀息之下，他的一系列行为，都是清除政敌，夺取晋国的最高权力。即便公子重耳响应号召回国继位，也不过是里克的傀儡。那晋国没有国君，国内没有近亲公子，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公子夷吾已经自梁国跑到秦国，大夫郤芮便劝他，用重金贿赂秦穆公，借秦国的力量回晋国继位，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反正晋国不是你的，付出多大代价都是赚的——“人实有国，我何爱焉？入而能民，土于何有？”于是，公子夷吾许诺，割让黄河两岸的五座城池给秦国——“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东尽虢略，南及华山，内及解梁城。”郤芮带着公子夷吾的承诺求见秦穆公，又说了一句秦穆公不能拒绝的话：“夷吾弱不好弄，能斗不过，长亦不改，不识其他”，公子夷吾不是雄才大略的人，他做晋国国君，绝不会威胁秦国。这，恐怕也是郤芮以及郤芮代表的外姓大臣，拥立公子夷吾的重要原因。承诺割让城池的弱势公子，正是秦穆公需要的，此时齐桓公也出兵晋国火中取栗，秦穆公便和齐桓公联手，送公子夷吾回晋国继位。刚回到晋国，公子夷吾借秦、齐两国的力量，诛杀谋权乱政的里克及其党羽，暂时坐稳晋国国君之位。公子夷吾，史称晋惠公。到这个时候，尽管晋国内乱平息，但按照春秋的国际惯例，晋国事实上已经成为秦国的附属国，国内政务需要向秦穆公及时通报。晋献公的毕生功业，一朝成空。但换个角度来看，晋献公的功业原本就是脆弱的。曲沃代翼平息了晋国的内乱，却又造成更大的危机，晋献公不得不屠戮晋国宗室，而失去晋国宗室的辅助，晋献公又不得不重用外姓大臣。外姓大臣希望开疆拓土壮大实力，可开疆拓土换来的强盛晋国，却逐渐和晋国国君没有关系。换句话说，外姓大臣绑架了晋国，一旦外姓大臣把晋国瓜分殆尽，晋国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三家分晋，其源头就是曲沃代翼。在这么宏大的历史进程中，《宫之齐谏假道》犹如大江中的小水珠，倒显得微不足道了。一个国家的兴与衰，其实早已埋下伏笔。君以此始，亦必以终啊。点

1这篇文章要聊的是齐桓公，以及《古文观止》里与齐桓公相关的两篇文章——《齐桓公伐楚盟屈完》和《齐桓下拜受胙》。齐国始祖是姜太公吕尚。做为辅佐周武王灭商的最大功臣，周朝刚开国的时候，姜太公便被封为齐侯，定都营丘。周朝初期分封诸侯，并不是把已经占领的土地封出去，而是把想占领却没占领的土地，做为一张空头支票，封给功臣和宗室。如果能把土地打下来，这片土地就是你的封国，如果打不下来，周王便要重新册封诸侯，直到把土地打下来为止。在这样的背景下，姜太公受封之后，前往齐国的路上稍微迟缓一些，就有人说：“您走的这么慢，就不怕夜长梦多么？”姜太公一惊，立即连夜赶路，等到了封国才发现，东夷的莱国正准备攻占营丘，经过一番血战，姜太公才进入营丘，初步兑现了周武王的空头支票。“于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东就国，道宿行迟。逆旅之人曰：吾闻时难得而易失，客寝甚安，殆非就国者也。太公闻之，夜衣而行，犁明至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随后，姜太公再接再厉，颁布了治理齐国的三条纲领——1、尊重地方习俗，和地方势力深度捆绑。2、鼓励工商，搞活市场经济。3、发展渔业和盐业，利用地方特色资源，开发齐国的经济增量。这三条法令非常适合齐国，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齐国便成为政通人和的国家，留在镐京辅政的周公旦都叹息道：“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将来齐国要凌驾于鲁国之上了。到了周成王时期，周朝爆发“管蔡之乱”，为了安定东部边疆，周公旦代表周朝赐予姜太公一项特权——东至大海、西抵黄河、南至穆陵、北达无棣之间的大片土地，都是齐国的势力范围，齐国国君可以代表周朝讨伐叛乱。“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及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齐国的经济繁荣，又有周朝赐予的征伐特权，相当于现在的发达国家兼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很快成为一等一的强国，雄据东方。正是因为有如此雄厚的基础，齐国的第十五位国君齐桓公，才能在管仲的辅佐下，短时间内东征西讨建立霸业。齐桓公和管仲治理齐国的手段，和姜太公非常相似，也是三条纲领——1、重用鲍叔牙、隰朋、高傒等人，和旧势力深度捆绑。2、改革军事制度，全民皆兵。3、发展渔业和盐业，搞活市场经济。“桓公既得管仲，与鲍叔、隰朋、高傒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而在国际事务方面，虽然齐桓公伐鲁败给曹刿，但在其他战场上，齐桓公几乎是每战必胜，无往而不利。“庄公十年冬，齐师灭谭，谭无礼也，谭子奔莒。”“庄公十三年夏，齐人灭遂而戍之。”“庄公十七年春，齐人执郑詹，郑不朝也。”“庄公十九年冬，齐人、宋人、陈人伐我西鄙。”“庄公二十年冬，齐人伐戎。”“庄公二十七年夏，公会齐侯、宋公、陈侯、郑伯同盟于幽。陈、郑服也。”“庄公二十八年春，齐侯伐卫，战，败卫师，数之以王命。”“庄公三十年，齐人伐山戎。”这些《春秋左传》里的史料记载，拼凑出一幅公元前684年到公元前664年间，齐桓公的征战路线图——消灭谭国，控制临淄到黄河的交通要道。消灭遂国，兵锋直抵鲁国都城曲阜。郑国不朝拜齐桓公，齐桓公便逮捕郑国大夫叔詹。齐桓公和宋、陈两国组成联军，逐渐蚕食鲁国的西部边疆，并出兵讨伐戎狄部族，开始承担起驱逐侵略者、守护华夏文明的历史重任。出兵讨伐卫国，以周朝代言人的身份，要求卫国遵循周礼，直接臣服齐国进而间接臣服周王。燕国遭受戎狄部族侵略，请求齐桓公支援，齐桓公统兵北上，一路打到孤竹才罢兵休战，随后又赠送燕国大片土地，帮助燕国恢复元气，坚守北疆。齐桓公利用周朝赐予的征伐大权，经过长达二十年的南征北战，逐步降服宋、鲁、陈、郑、燕、卫等国，把周朝许诺的势力范围化为现实，成为影响力远超郑庄公的春秋霸主。在这样的功业面前，“长勺之战”的失败，根本不足为道。2齐桓公建立霸业的时候，南方的楚国也在蠢蠢欲动。早在数十年前，楚武王便夺取“随枣走廊”、削弱“汉阳诸姬”，开拓了极大的势力范围，楚文王击败蔡国、消灭邓国，打通北渡淮河和进入南阳盆地的通道，于是楚成王刚即位，周王便赏赐胙肉，承认楚国是南方霸主。楚国接下来的开拓方向，必然是继续北上，和各诸侯国逐鹿中原。盘踞中原的郑国，便成为楚国的下一个目标。但问题是，郑国已经臣服于齐国，楚国要征服郑国进取中原，本质上是侵犯齐国的势力范围，蚕食齐桓公的霸业。在国际社会，每个大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一旦遭受侵犯而不反击，便意味着大国的地位动摇，再也无法约束臣服的小国，最终被其他国家吃干抹净，沦为国际社会的失败者。法国不允许北非的卡扎菲失控，俄罗斯不允许乌克兰加入北约，中国数十年来支持朝鲜，归根到底都是这个原因。在这样的背景下，齐桓公便不允许郑国倒向楚国，更不能接受楚国北上中原。于是《春秋左传》记载了一件事：“庄公二十八年秋，荆伐郑，公会齐人、宋人救郑。”公元前666年，楚成王出兵伐郑，齐桓公联合鲁、宋组成三国联军，千里奔袭，打了一场“抗楚援郑”的战争，暂时遏制住楚国的兵锋。面对楚国的野心，齐桓公自然不可能无动于衷，他要以攻代守，和北约东扩一样，蚕食楚国的势力范围，遏制楚国的生存空间。《春秋左传》里写道：“庄公三十二年夏，齐侯为楚伐郑之故，请会于诸侯。宋公请先见于齐侯。”公元前662年，即“抗楚援郑”战争的四年后，齐桓公和各诸侯国会盟，准备集结中原各国之力，南下伐楚，彻底打断楚国的国运。宋国紧邻郑国，是不愿意臣服楚国的中原大国，便积极参加会盟，希望齐桓公早日统兵南下。但这次伐楚战争没有成功，因为就在齐桓公厉兵秣马的时候，爆发了戎狄部族侵略邢国、卫国的战争。齐桓公做为华夏文明的守护者，必须统帅诸侯联军讨伐戎狄部族，随后把邢国迁徙到夷仪、卫国迁徙到楚丘，保存两国的社稷，并做为齐国的外围防线。等做完这些事，四年过去了。公元前658年，齐桓公调整战略方向，矛头重新对准楚国，并主导了一次四国会盟——“僖公二年秋九月，齐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贯”。贯城在山东菏泽曹县，那时属于宋国，说明宋国是此次会盟的东道主。江国和黄国分布在淮河两岸，原本臣服于楚国，现在千里迢迢的跑到宋国参与会盟，意味着江、黄两国脱离楚国，臣服于齐国。做为回应，楚国立即出兵伐郑，俘虏郑国大夫聃伯。齐桓公吹响南下的号角，齐楚争霸已成定局，郑国成为夹在齐楚之间的中间势力，到底该何去何从？对于郑国来说，虽然早年间臣服于齐国，但齐桓公更倚重离齐国较近的宋国，郑、宋又是交战数十年的世仇，郑国对齐、宋难免有不信任的情绪。而楚国已经两次攻破郑国，谁都不能保证没有第三次，武力威胁更加直接。在这样的背景下，郑国便有臣服楚国的倾向——“楚人伐郑，郑伯欲成。”一旦郑国臣服楚国，楚国逐鹿中原便再无障碍，齐桓公的霸业将逐步坍塌。恰在此时，齐桓公的后宫发生了一件事，成为齐桓公决定何去何从的评判标准。蔡姬是齐桓公的夫人之一，性格比较跳脱，有次和齐桓公泛舟游湖时，可能是想逗齐桓公开心，便用力摇晃小船。齐桓公害怕落水，极力制止蔡姬的行为，但蔡姬不听，继续摇晃。上岸之后，齐桓公大怒，把蔡姬送回蔡国。蔡姬的性格跳脱不是一天两天，为什么齐桓公以前没有发怒？一日夫妻百日恩，蔡姬摇晃小船并没有让齐桓公落水，齐桓公为什么要恩断义绝？这件事的所有不合理之处，其实都指向一个合理的目标——齐桓公把蔡姬送回去，试探蔡国的反应。蔡国是淮河流域的大国，如果蔡国好言相劝，说明蔡国愿意臣服于齐国，齐桓公便可以逐步向西蚕食淮河流域，构建遏制楚国的坚固防线，切断楚国北上的通道。如果蔡国没有劝说蔡姬回归，说明蔡国不愿意臣服齐国，齐桓公便要放弃蚕食路线，并以此为借口出兵南下，一战解决问题。果然，蔡国的反应非常激烈，不仅没有劝说蔡姬回归齐国，反而把蔡姬改嫁了。“齐侯与蔡姬乘舟于囿，荡公。公惧，变色。禁之，不可。公怒，归之，未之绝也。蔡人嫁之。”在齐楚争霸的关键时刻，蔡国的做法，明显是和齐国划清界限，准备站在楚国一边。如果郑国和蔡国都臣服于楚国，再进一步，楚国的势力范围便要推进到宋、鲁一带了，局面对齐桓公非常凶险。齐桓公没有选择，公元前656年起兵，开战。3关于齐桓公伐楚，《春秋左传》里写了一句：“僖公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侵蔡，说明齐桓公吸取“长勺之战”的教训，向蔡国不宣而战。诸侯之师，指的是齐、鲁、宋、陈、卫、郑、许、曹组成的八国联军，他们凭借强悍的实力击败蔡国以后，继续南下，向楚国宣战。郑国为什么参加联军？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郑国有臣服楚国的倾向，但没有实际行动，还有争取的空间。另一方面是齐桓公组建起强大的联军，郑国便要做出选择，参加联军臣服齐国可以保存国祚，否则就要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郑国便打消了臣服楚国的想法，做出参加联军、继续臣服齐国的选择。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可谓是千古不变的至理名言。听闻齐桓公统领联军前来，楚国感受到威胁，立即派出使者，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楚国使者向齐桓公传达了楚成王的意思：“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你在北，我在南，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为什么要来侵略我？齐楚两国的战争是争霸战争，是争夺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战争，不是兼并领土的战争，这一点，楚成王不是不清楚。这番话是顾左右而言他，转移事实矛盾，典型的诡辩。陪同齐桓公出征的管仲，一眼识破楚国的计划，便不和楚国使者谈具体问题，而是用齐国的征伐特权、楚国的历史污点做反驳：“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海是东海，河是黄河，穆陵是湖北麻城境内的穆陵关，无棣是河北秦皇岛境内的卢龙县。根据周公旦赐予姜太公的特权，这四个地方以内的诸侯国，如果不服从周朝、不遵循周礼，齐国都能代表周朝进行讨伐。楚国，就在齐国的讨伐范围以内。管仲重提这项特权，意思是齐桓公统帅的联军，有资格进入楚国境内。齐国有一票否决权，楚国不能反驳。苞茅是包裹起来的菁茅，历来都是楚国给周朝的重要贡品，也是周朝祭祀的必需品。但楚国称王争霸以来，很多年都没有给周朝进贡苞茅了，导致周朝祭祀无法正常进行。这是楚国违反周礼、不服从周朝的具体表现，现在成为讨伐楚国的理由。周昭王是周朝的第五位统治者，曾经到楚国巡视，结果死在路上，没有返回镐京，有人怀疑被楚国谋杀了。管仲重提这段典故，其实是挖掘楚国的历史污点，让楚国处于道德洼地，强化伐楚的合法性。管仲的话层层推进，滴水不漏，楚国使者无言以对，便回了一句：“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不给周朝进贡苞茅的错误，楚国认了，以后会继续进贡，至于周昭王之死，楚国一概不认。不给周朝进贡是小事，谋杀周昭王是大事，楚国使者依然在避重就轻，顾左右而言他。齐桓公和管仲大怒，不再和楚国使者做口舌之争，直接统帅联军深入楚国境内，驻扎在陉山。“师进，次于陉。”陉山，是这次伐楚的关键。魏晋年间的杜预认为，陉山在河南郾城县，但河南郾城县在蔡国以北，齐桓公统帅的联军到了这里，便是走了回头路，不符合伐楚的本意。战国时代的苏秦说“楚北有汾、陉，韩南有陉山”，说明陉山是韩楚的交界处，所以王夫之认为，陉山其实是湖北境内的应山。按照常理推断，王夫之的说法更为准确。应山现名广水市，是湖北省随州市代管的县级市，地处“随枣走廊”的正中间，背靠河南信阳的“义阳三关。”楚国北上争霸的道路只有两条，其一是沿着汉水进入南阳盆地，其二是通过“随枣走廊”和“义阳三关”渡过淮河，除此之外没有第三条路。齐桓公统帅联军进驻陉山，实实在在的掐中楚国的咽喉，和解放战争时“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起到相似的效果。现在压力给到楚国，到底该怎么办？根据楚国的地缘条件，能做的选择其实只有两个。要么用“围魏救赵”的战略，沿着汉水进入南阳盆地，袭击郑、宋、陈、许等国，但后勤物资无法保证，即便能够成功，楚国首都郢城兵力空虚，必然要被齐桓公的联军攻破。要么经“随枣走廊”到陉山决战，但齐桓公的联军实力强悍，又占据有利地形，楚国未必能打赢。不论怎么选，楚国都没有任何机会。想来想去，楚国决定求和。同年夏，楚成王任命将军屈完为使者，到联军军营和齐桓公会晤，刚一见面，齐桓公便和屈完乘坐战车，检阅诸侯联军。望着如林的旗帜、雄壮的士兵、陈列的战车，齐桓公和屈完说道：“岂不榖是为？先君之好是继，与不榖同好如何”，齐楚曾经关系融洽，伐楚并不是我的本意，不知楚国是否愿意和齐国修复关系？不榖是齐桓公的自称，等同于孤、寡人。齐桓公的言外之意是，如果楚国继续做南疆霸主，不再进取中原，联军就可以放弃伐楚。屈完听出齐桓公的意思，立即接过话茬：“君惠徼福于敝邑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愿也”，感谢您给楚国赐福，楚国愿意罢兵休战。屈完以极低的姿态，接受了齐桓公的要求，承诺不再进取中原。见到屈完的态度，齐桓公有些飘，便又说了一句：“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即便楚国不接受要求，联军也能横扫楚国。发现齐桓公的态度略微转变，屈完知道，一旦在谈判桌上输了气势，对方就会提出更多的要求，到时候楚国接不接受？接受，前面就白谈了，不接受，需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于是屈完回了一句：“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方城，指的是楚国周围的大别山、桐柏山、大洪山等山脉。汉水，即楚国进取南阳盆地的交通要道。屈完是在告诫齐桓公，如果再提出过分的要求，楚国绝对不接受，而且要依托山脉和江河，与联军打持久战，保家卫国。齐桓公见榨不出油水，便见好就收，统领联军诸侯和屈完会盟，达成北方归齐、南方归楚的共识，然后就撤回去了。这次行动，齐桓公遏制住楚国的北上野心，维护了自己的霸业，虽然屈完硬气了一次，但楚国签署的毕竟是城下之盟，以是否完成战略目标为评价标准的话，齐桓公毫无疑问是胜利者。以上就是《古文观止》的第九篇文章——《齐桓公伐楚盟屈完》的来龙去脉。4齐桓公刚压制楚国的野心，周朝又出事了。那时是周惠王在位，他和王后生育了两个儿子——太子郑和少子带，但周惠王和王后都宠爱少子带，不喜欢太子郑，便想改立太子。《史记·周世家》说太子郑的母亲早死，惠王后是他的后母，这才有废长立幼的举动。但《春秋左传》记载了一句太子郑的原话：“不榖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宠子带”，称为母弟，他们必然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可以说，周惠王和王后拿的是郑武公、武姜的剧本，太子郑和少子带拿的是郑庄公、共叔段的剧本。为了保住太子地位，并保住身家性命，太子郑便向齐桓公求援。对于齐桓公来说，如果能成功操纵周朝的继承人选，必然可以得到丰厚回报，支持嫡长子继位，可以维护周礼，巩固“尊王攘夷”的政治路线。在这样的背景下，太子郑和齐桓公的诉求完美结合起来。公元前655年，齐桓公和太子郑、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国会盟，地点是宋国首都商丘以西的首止，唯一目的是拥护太子郑。齐桓公和太子郑的举动，给周惠王造成巨大的不安全感，你们今天能会盟诸侯，明天是不是要攻破洛阳弑父夺位啊？父子之间的矛盾，至此转变为周朝和诸侯的矛盾。为了保住地位和性命，周惠王也要联合诸侯，他的目标是郑国。就在首止会盟进行的时候，周惠王命周公宰孔赶到首止，向郑国国君说了一句话：“吾抚女以从楚，辅之以晋，可以少安”。楚和晋都是大国，没有参与首止会盟，更没有臣服齐国，周惠王是希望郑国倒向楚国，再联合晋国，构建一条南北防线，和齐桓公抗衡。周惠王的谋划，有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呢？其实是有的。郑国地处中原，属于四通八达的交通要道，齐桓公不遗余力的争取郑国，要的就是这个地缘优势。同样的道理，楚国北上和晋国南下，都要经过郑国。那么面对周惠王的橄榄枝，晋、楚没有理由拒绝。而郑国以前要和周惠王沟通，必须经过齐桓公，现在能建立直接联系，郑国也没有理由拒绝。万一事情做的漂亮，周惠王赏赐郑国一些城池或者特权呢？想明白这一点，郑国国君立即离开首止，不再参与拥立太子郑的会盟。同年，晋国消灭虞国和虢国，向黄河以南开拓。楚国消灭弦国，试图再渡淮河。这两件事，极有可能和周惠王有关系，目的就是向郑国靠拢，构建晋、郑、楚组成的南北防线。齐桓公感到霸业受到威胁，立即发起两次伐郑战争，利用南北防线构建完成以前的空窗期，把郑国打的臣服求和。公元前653年冬，郑国向齐国派出使者，请求会盟，以便正式向齐桓公臣服认错，年底周惠王便驾崩了。时间这么凑巧，极有可能是周惠王遭遇重大失败，精神耗散而亡。周惠王驾崩了，郑国战败了，那么构建南北防线便无疾而终了，晋国和楚国要南下北上，还要继续等待机会，现在的霸主依然是齐桓公。次年正月，齐桓公和鲁、宋、卫、许、曹、陈、郑等国会盟，共同拥立太子郑即位，史称周襄王。公元前651年夏，齐桓公和各诸侯国在葵丘会盟，周公宰孔代表周襄王，给齐桓公赏赐胙肉，承认齐桓公的霸主地位，以及代表周朝统帅诸侯的合法性。“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赐伯舅胙。”可以说，齐桓公成为合法的春秋霸主，是干预周朝继承人之争换来的。这也是齐桓公拥立周襄王的初衷。会盟期间，齐桓公准备降阶参拜，周公宰孔代表周襄王说，您劳苦功高不需要参拜，但齐桓公要维护“尊王攘夷”的政治路线，坚决降阶参拜、接受胙肉。你给我面子，我给你面子，双方各让一步，做足表面工作。这是礼。后来，这件事被单独摘出来，成为《古文观止》的第十一篇文章——《齐桓下拜受胙》。至此，齐桓公完成“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功业，走到人生的最巅峰。5后世称齐桓公为春秋首霸，但实事求是的说，齐桓公只能统领黄河中下游的诸侯国，相当于周朝东方诸侯的首领。《史记·齐太公世家》里写道：“是时周室微，唯齐、楚、秦、晋为强。晋初与会，献公死，国内乱。秦穆公辟远，不与中国会盟。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夷狄自置。唯独齐为中国会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诸侯宾从。”齐楚秦晋都是实力雄厚的大国，但晋国爆发内乱、秦国地处西陲、楚国被打掉锋芒，都无法参与会盟。唯独齐国能给各诸侯国提供局部国际秩序，这才得到周朝的认可、各诸侯国的拥护。换句话说，一旦齐国无法提供各诸侯国需要的国际秩序，便要失去霸主地位，被楚秦晋等大国取代。而齐国要提供国际秩序，需要满足两个条件——1、齐国不爆发内乱。2、降服郑国，占据中原。可惜的是，齐桓公晚年，这两个条件逐渐远去。齐桓公固然有雄才大略，但更重要的是管仲辅佐，齐桓公又特别听管仲的话。管仲要改革齐国内政搞活经济，齐桓公听了。齐鲁会盟的时候，曹沫（其实就是曹刿）劫持齐桓公，要求退还土地，齐桓公先同意后反悔，管仲建议言而有信，齐桓公听了，逐渐得到各诸侯国的信任。戎狄部族侵略邢、卫，管仲提出“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建议齐桓公统帅诸侯驱逐外侮，齐桓公听了，成为华夏文明的守护者。功业大成之后，齐桓公想到泰山封禅，管仲极力劝阻，齐桓公听了，坚守住“尊王攘夷”的臣子本分。可以说，齐桓公的辉煌功业，背后都有管仲的影子。尤其是齐国的继承人问题，管仲也做了精妙的设计。齐桓公喜好酒色，生育了十几个儿子，但管仲建议齐桓公，册立郑姬之子、非嫡非长的公子昭做太子，并送到宋国读书生活。“郑姬，生孝公昭。”“公与管仲属孝公于宋襄公，以为大子。”郑姬来自郑国，那么郑国便是公子昭的娘舅。送到宋国，可以培养公子昭和宋国的感情。郑国和宋国是世仇。这三个因素结合起来，意味着公子昭是齐、郑、宋三国的总代表，将来公子昭继位，完全可以调停郑宋的矛盾，并保证齐国在中原的影响力，占据四通八达的交通要道，延续霸业。然而，公元前645管仲去世，再也没人能给齐桓公遮风挡雨，齐桓公又是在位41年且功业大成的霸主，便开始放飞自我，宠信雍巫（易牙）、寺人貂（竖刁）等人，甚至准备废除公子昭，册立卫姬之子公子无亏。太子之位动摇，野心家们便看到机会，齐国朝野立即分化、站队，出现山头林立的混乱格局。国内有奸佞争权，国外失信于郑宋，齐国霸业摇摇欲坠。归根到底，年老体衰的齐桓公，在巨大的功业面前飘了，以为毕生成就都是靠个人能力奋斗得来，以为可以只手摆弄乾坤，以为时间就此停滞。他忽略了各诸侯国的诉求，忽略了祖宗的雄厚遗产，忽略了人性追逐利益的本能。公元前643年，齐桓公薨逝。齐国随即爆发内乱，经过一番血腥屠戮，公子无亏成为齐国国君，公子昭则逃亡宋国，齐桓公的尸体放在床上整整67天，蛆虫爬满屋子。次年，又发生了三件事——“宋襄公以诸侯伐齐。”“郑伯始朝于楚。”“邢人、狄人伐卫。”虽然公子昭依靠宋国重返齐国，做了十年的齐孝公，但郑国见到齐国内乱，不能提供安全感，转身便臣服于楚国，齐国失去中原。邢国和戎狄部族见齐国不能提供国际秩序，立即讨伐卫国，开疆拓土。齐国霸业，一朝成空。回顾齐桓公的称霸过程，不论用人、治国、谋略还是把握战机，都可谓精彩绝伦，但人生的最后两年，齐桓公还是败给人性。创业不易，守成尤难，千古至理啊。千年以后，唐玄宗没有吸取历史的教训，亲手缔造开元盛世，亲手造成安史之乱，最终走上齐桓公的老路，孤苦伶仃的度过晚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点

前几天翻阅教员的年谱，看到《商鞅徙木立信论》和深入群众的时候，感觉教员早年间崇拜过商鞅，晚年也认可“百代皆行秦政法”的观点，但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教员和商鞅完全是两条路子。教员依靠人民群众是众所周知的，那我们就来聊聊商鞅吧。商鞅准备变法的时候，秦国的人民群众不愿意，朝堂也有巨大的阻力，但商鞅和秦孝公说了一句：“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谋於众。”成大事者，决策圈子越小越好，这样可以降低沟通成本，减少内耗。人民群众不需要参要决策过程，更不需要知道为什么变法，只要我们把事情做成，人民群众享受红利即可。即便变法失败，人民群众也可以承担失败的代价。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开始，便不知道为什么结束，茫茫然昏昏然，是变法的绝佳燃料，软着陆的肥沃土壤。这句话透露出来的意思就是，人民群众是牛马，低头吃草抬头拉磨，其他的什么都不要管。商鞅等决策者则是上帝视角，高高站在云端，俯视着疲于奔命的蝼蚁、牛马。“代天牧民”的牧字，就是这种政治生态的凝练表达。兖州牧、豫州牧、雍州牧......每个人划分一片草场，管理草场上的牛马，牛马吃的膘肥体壮可以拉磨，生儿育女可以增加劳动力并生产奶制品，死了以后皮革可以制作盾牌和盔甲。可以说，“代天牧民”就是古代政治大佬的真实立场。在这样的背景下，商鞅徙木立信固然是取信于民，但他真的发自内心的相信人民群众吗？恐怕未必。他要的无非是人民群众服从管理，心甘情愿的奉献一切，成就秦国东出灭国的功业，巩固自己的历史地位。秦国的人民群众享受到的红利，都是变法的附属品，并不是说，商鞅变法就是为秦国人民群众服务的。于是呢，商鞅操持秦国变法的过程中，就出现这么一件事——“令行期年，秦民之国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数。於是太子犯法，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卫鞅曰：此皆乱法之民也。尽迁之於边，其后民莫敢议令。”商鞅颁布的秦国新法运行一年，人民群众都觉得不方便，到秦国首都上访申诉，正好此时太子触犯新法，商鞅便惩治太子太傅公子虔、太子太师公孙贾。商鞅向秦国的统治阶层动刀子，目的是维护新法的权威，让上访申诉的人民群众知难而退。再不退，商鞅的刀子就要向下砍了。那些上访申诉的秦国人民群众，看到商鞅的手段这么狠辣，果然退回乡里，老老实实的执行商鞅的法令。不是他们对新法心服口服，实在是不敢违背了，大家都是混口饭吃，没必要无缘无故的送了性命。在严苛法令的约束之下，秦国的社会治安大为好转，粮食产量日渐增加，秦国人民群众体会到商鞅的法令有好处，便成群结队的跑到秦国首都，准备给商鞅歌功颂德。但商鞅说了一句，这些都是败坏新法的人，全部迁徙边疆。给商鞅歌功颂德，为什么是败坏新法呢？站在秦国人民群众的角度，很难理解这件事，但站在商鞅的角度就很容易理解了，你们都是些牛马，有好处就享受，没好处就承受，好与不好都不是你们能评论呢。管住嘴，迈开腿，尽自己的义务即可，哪来那么多的话。“民莫敢议令”，简简单单五个字，背后是惊慌失措、战战兢兢的秦国人民群众。就这样过了二十年，周天子承认秦国的霸主地位，商鞅也得到十五座城池的封赏，秦孝公赐号商君，秦国变法大成。“王致伯于秦，诸侯皆贺秦。”此时的商鞅是秦国独一无二的权臣，功成名就的商鞅有些飘，便问赵良：“子观我治秦，孰与五羖大夫贤”，我商鞅和百里奚都是秦国国相，论治理秦国，谁的功业更高一些？商鞅要和青史留名的百里奚一教高下。面对商鞅的疑问，赵良的回答很有意思——百里奚出身微寒，起自民间基层，出任秦国国相以后，依然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经常深入民间访贫问苦，身边连个警卫员都没有。正因为百里奚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人民群众便把百里奚视为自己人，他去世以后，举国哀悼。可您商君呢？您是通过宠臣景监见到秦孝公，提出变法方案，是走高层路线成为秦国国相的，和人民群众没有血肉联系。开始变法以后，惩治了贵族代表公子虔和公孙贾，折腾的人民群众疲于奔命。可能您也知道自己的处境，便从来不深入民间访贫问苦，每次出门都要配备大量的警卫员，警卫员不到位宁可不出门。您哪里能称一个“贤”字？“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穆公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东伐郑，三晋置君，一救荆祸。其为相也，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五羖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今君之见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其从政也，凌轹公族残伤百姓。此数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君之危若照露，而尚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赵良的意思是，商鞅依仗自上而下的权威，不是自下而上的拥护，一旦支持商鞅的秦孝公薨逝，商鞅的权威也将随之崩塌，真真正正的孤家寡人。所以赵良建议商鞅，趁早退休，见好就收吧。但商鞅不愿意。从法家学子到秦国权臣，商鞅努力奋斗了一辈子，轻易放弃现在的权势和地位，他实在不甘心。最重要的是，秦国经过变法已经是一等强国，执掌秦国军政大权，便有了摆布天下的资格。那种站在云端俯瞰亿万蝼蚁的爽感，令商鞅非常迷恋，他从未想过离开云端，和他看不起的蝼蚁牛马们混在一起。权力犹如毒品，沾上就戒不掉了。能上能下的永远是少数。五个月后，秦孝公薨逝，秦惠文王继位。刚继承君位，秦惠文王就在公子虔等反对派的支持下，逮捕商鞅。商鞅准备逃往魏国，但魏国不接受商鞅入境，商鞅又回到商於封地，举兵造反，结果被亲手训练出来的秦军击败。秦惠文王把商鞅五马分尸，妻儿子女尽数诛杀。赵良一语成谶。秦惠文王做太子的时候，曾被商鞅惩治过，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喜欢商鞅、不喜欢新法。但登上君位以后，他深刻体会到商鞅新法的精髓，便通过诛杀商鞅团结反对派，继承商鞅新法维护君主权威，成为秦国第二个站在云端俯瞰蝼蚁牛马的人。厌恶商鞅、认可商鞅、干掉商鞅、成为商鞅，这就是秦惠文王走过的一条路。不可否认，商鞅变法塑造了新的秦国，奠定此后两千年的中国生态，但从个人来看，商鞅并没有电视剧里演的那么高尚，什么“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说的和百年前的共产党员一样。真实的商鞅，更像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精致利己主义者，迷恋权力不顾秦人生死的政治机器。商鞅的政治遗产影响深远，百代皆行秦政法，但商鞅本人并不值得尊重。在中国这个地方，最受人尊重的往往是从基层走到高层，能用商鞅的手段富国强兵，又不忘初心，身在高层心怀基层的政治人物。点

1《古文观止》的第八篇文章《曹刿论战》，起点是一场乱伦谋杀案。鲁桓公的夫人文姜没有出嫁时，便和兄长齐襄公私通。公元前694年，鲁桓公和文姜访问齐国，兄妹两人旧情复燃，又翻云覆雨做了一回夫妻。鲁桓公知道戴了绿帽子，大怒，要找齐襄公讨个说法。他哪里知道，齐襄公早已定下杀人灭口的计划。鲁桓公进宫以后，齐襄公大摆筵席，并不断的劝酒，鲁桓公烂醉如泥。等酒宴结束，齐襄公命公子彭生抱鲁桓公上车，公子彭生趁机掰断鲁桓公的肋骨，鲁桓公死在车里。国君死在齐国，鲁国自然不满意。齐襄公无奈，诛杀公子彭生，给了鲁国一个交代，随后鲁桓公和文姜之子、年仅14岁的公子同即位，史称鲁庄公。这场乱伦谋杀案结束了，但文姜的丑事在齐鲁大地流传开来，丈夫又因此而死，即便是亲子即位，文姜也不敢再回鲁国，从此便留在齐国度日。但文姜在齐国并不安分，《春秋左传》里有一份详细的文姜行程记录——“庄公元年三月，夫人孙于齐。不称姜氏，绝不为亲，礼也。”“庄公二年冬，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zhuo）。书，奸也。”“庄公四年春二月，夫人姜氏享齐侯于祝丘。”“庄公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齐师。”“庄公七年春，夫人姜氏会齐侯于防。”“庄公七年冬，夫人姜氏会齐侯于谷。”从这份行程记录可以看出来，文姜和齐襄公平均每年见一面，和牛郎织女似的，当真是兄妹情深。齐襄公和文姜的感情如胶似漆，鲁庄公又年少不能理政，在这样的背景下，齐国对鲁国再无顾忌，开始放心大胆的开拓势力范围。公元前693年，即鲁庄公元年，齐襄公便吞并纪国的郱（ping）、鄑（zi）、郚（yu）等三座城池。鲁隐公年间曾有“纪裂繻来逆女”、“伯姬归于纪”、“叔姬归于纪”的记载，鲁桓公年间，齐国曾谋求吞并纪国，纪国命使者到曲阜求援。鲁桓公不愿意救援，纪国便送女儿给周桓王做王后，希望得到外援。可以说，纪国不仅是鲁国的姻亲、附属国，更是周朝王后的母国。齐襄公吞并纪国城池，显然是不把鲁国、周朝放在眼里。既然鲁国和周朝都不能指望，纪国就要自谋出路，于是纪国分裂了。公元前691年，纪国国君的弟弟纪季，带着一部分城池人口投降齐国，次年，纪国国君离开纪国，踏上前途渺茫的逃亡之路。至此，齐国彻底吞并纪国。“庄公三年秋，纪季以酅（xi）入于齐。”“庄公四年，纪侯大去其国。”面对齐国蚕食自己的势力范围，鲁国发生了两件截然不同的事。其一是“溺会齐师伐卫”，鲁国的公子溺没有得到命令，便统兵和齐国会盟，共同讨伐卫国。其二是“公次于滑，将会郑伯，谋纪故也。郑伯辞以难”，鲁庄公希望得到郑国的援助，共同支持纪国，遏制齐国的扩张，但郑国拒绝了鲁庄公的邀请。这两件事和纪国分裂发生在同一年，说明随着齐国的扩张，鲁国出现两股政治势力——以公子溺为代表的亲齐势力，放弃鲁国的国家利益，准备追随齐国巩固自己的私人利益。以鲁庄公为代表的亲鲁势力，他们不愿意齐国坐大，希望能保卫鲁国的国家利益，同时保卫自己的私人利益。明白这样的历史背景，我们才能明白鲁庄公和曹刿的心理动机。2公元前686年，齐襄公遇刺身亡。这场刺杀案的原因并不复杂。前一年齐襄公命齐国大夫连称、管至父统兵到临淄西北的葵丘（渠丘）驻扎，约定以一年为期，时间到了就回临淄，结果那年约定的时间到了，齐襄公的调兵令却没有到葵丘，连称和管至父请求回临淄，齐襄公也不同意。“瓜时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问不至。请代，弗许。”约定的时间不作数，是不是要我们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啊？连称、管至父和齐国戍边将士非常不满意，便决定起兵谋反，把齐襄公拉下马来，换一个齐国国君。归根到底，他们发现未来出现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决定用手里的武器，给自己和子孙后代寻找确定性。既然要更换齐国国君，那他们拥立的对象是谁？答案是——公孙无知。公孙无知的父亲是夷仲年，夷仲年和齐僖公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但是夷仲年早逝，齐僖公便把公孙无知接到宫里，给与丰厚的地位和待遇，甚至一度和时任太子的齐襄公平起平坐。换句话说，公孙无知是齐襄公血缘最近的堂兄弟，同时也是齐襄公最大的政敌。“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孙无知，有宠于僖公，衣服礼秩如嫡。”正因为如此，齐襄公即位后极力排斥公孙无知，公孙无知感受到巨大的落差，非常怨恨齐襄公。现在连称和管至父准备谋反，便找到公孙无知，双方一拍即合，都称赞对方“看人真准”。齐国的反对势力已经成功串联起来，按照正常情况来说，造反需要内应，那连称、管至父、公孙无知的内应是谁呢？那个人就是连称的堂妹。连称的堂妹很早就入宫侍奉齐襄公，但齐襄公迷恋文姜，根本不宠爱连氏，所以连氏对齐襄公爱恨交加。对于堂妹的命运，连称非常清楚，于是在造反前找到连氏，让她监视齐襄公的一举一动，随时向宫外传递消息，一旦造反成功，连氏就能做新君公孙无知的正室夫人。连氏的命运已经触底，在齐襄公身边没有改变的可能，为了改变命运赢得新生，连氏便同意了连称的要求，做了齐国反对势力的内应。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那年12月，齐襄公到临淄西北的薄姑游玩，夜晚住在贝丘城。正是在贝丘，齐襄公见到一只大野猪，旁边的侍从都说：“它好像公子彭生啊”。公子彭生替齐襄公杀了鲁桓公，但他过河拆桥，诛杀公子彭生平息鲁国的怨恨，可想而知，齐襄公对公子彭生是有愧疚的。见到貌似公子彭生的野猪，齐襄公以为是公子彭生来索命了，大惊，立即取箭射向野猪。谁知道，野猪受了一箭并没有立即死去，反而前腿离地直立站起，大声哀嚎鸣叫，见到这番景象，齐襄公更加确定，这只野猪就是公子彭生，他来伸冤索命了。齐襄公的心神大乱，失足掉下战车，扭伤了脚部。当天夜晚，连称和管至父便统兵攻入贝丘，诛杀齐襄公，拥立公孙无知为齐国国君。齐国反对势力的行动如此迅速，极有可能是连氏把齐襄公行动不便的消息传递出去，甚至说野猪是公子彭生的侍从，也不排除是连称或者连氏，利用齐襄公暴虐无常发展起来的下线人员。在内外合作之下，一场权力更替的政变，就这么轻松完成了。而早在政变爆发前，齐襄公的诸弟便察觉到危险，鲍叔牙和公子小白逃奔莒国，等政变爆发以后，管仲、召忽和公子纠逃奔鲁国。因为公子纠的母亲是鲁国女子，和文姜、鲁庄公都是亲戚。此时的公子小白和公子纠，都以为要做一辈子流亡公子，鲁庄公也准备供养齐国逃奔而来的公子纠，但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公孙无知做了不到三个月的国君，便被曾经的仇人袭击身亡了。齐国君位空缺，各方势力立即行动起来，准备争夺齐国的江山。3公元前685年，鲁庄公已经22岁，具备了处理政务的能力。面对齐国的变故，鲁庄公是怎么想的，其实不难猜测。齐襄公在位的时候，于公，吞并纪国，不断蚕食鲁国的势力范围，于私，和文姜的关系不清不楚，导致鲁庄公难以挺直腰杆做人。现在齐襄公和公孙无知都死了，齐国君位空缺，只要齐国新君是鲁庄公拥立的，便有可能暂时扭转齐国蚕食鲁国的进程，齐襄公和文姜的绯闻也将一笔勾销，鲁庄公可以堂堂正正的做人。在这样的背景下，鲁庄公一定要火中取栗。能助鲁庄公达成目的的人，就是出自鲁国、管仲和召忽辅佐的公子纠。于是在听闻公孙无知死后，鲁庄公立即做了三件事。第一，“公及齐大夫盟于蔇（xi）”，鲁庄公和齐国大夫在蔇城会盟。齐国君位空缺，不仅各诸侯国蠢蠢欲动，齐国大夫们也必定开始站队，都希望拥立对自己有利的公子即位，和鲁庄公会盟的齐国大夫，基本可以确定是拥护公子纠的，他们谈的内容是如何拥立公子纠顺利即位。第二，“夏，公伐齐，纳子纠，桓公自莒先入”，鲁庄公出兵伐齐，准备武力拥护公子纠即位，但公子小白回到齐国的时间更早，做了齐国新国君。鲁庄公已经和齐国大夫约定了，鲍叔牙和公子小白为什么能先返回齐国呢？《春秋左传》里没有写原因，但《史记》里写道——“小白母，卫女也，有宠于厘公（僖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及雍林人杀无知，议立君，高、国先阴召小白于莒。”公子小白的母亲是卫国女子，非常受齐僖公的宠爱，可以想见，公子小白的青少年时期一定是幸福的，那么在爱屋及乌之下，公子小白天然拥有雄厚的政治资本。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逃奔莒国之前，就和齐国大夫高傒结交，而高傒的背后是做为旁支宗室的高氏家族，国氏也极有可能是高氏的政治盟友。换句话说，公子小白早已和高氏、国氏结为政治盟友，组成一个稳定的夺权班子、统治班子。等到齐国君位空缺以后，高、国两族立即做出拥立公子小白的决定，并以最快的速度通知莒国的公子小白，返回齐国即位。这一系列电石火光中做出的决定，没有多年的磨合、相知是做不到的。而公子纠的母亲是鲁国女子，虽然没有齐僖公时期是否受宠的记载，但起码在齐国逐渐蚕食鲁国的齐襄公时期，公子纠必然是受到排挤的，齐国大夫更不会站队公子纠。这次拥立公子纠的齐国大夫，几乎都是临时拼凑起来的，磨合程度远远不够，便没有及早通知公子纠回国即位。即便如此，鲁庄公的反应并不慢。“鲁闻无知死，亦发兵送公子纠，而使管仲别将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带钩。小白详死，管仲使人驰报鲁。鲁送纠者行益迟，六日至齐，则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为桓公。”听闻公孙无知遇刺，鲁庄公立即出兵护送公子纠，并命管仲统兵堵在莒国回齐的路上，管仲甚至和公子小白打了一仗，射中他身上的带钩，公子小白灵机一动，立即躺在车上装死。管仲见到这个场景，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命人到曲阜向鲁庄公报捷，说战士射死公子小白，我们赢定了。听到这个消息，鲁庄公是什么反应尚不确定，但护送公子纠的兵马，明显是相信了，抱着稳赢的心态慢慢前进，足足用了六天才到了齐国。而那个时候，公子小白已经即位为齐国国君，史称齐桓公。就差一点，鲁庄公便要成功了。然而天时、地利、人和造成的一念之差，导致时移事易。第三，“师及齐师战于乾时，我师败绩”，鲁庄公不甘心错失千载难逢的机遇，齐桓公怨恨鲁庄公拥立公子纠，齐鲁爆发了一场大战，结果鲁国战败。这场战争中，亲自在前线指挥的鲁庄公，差点做了齐国俘虏，还是逃离国君专用的战车，换了一辆普通战车才回到曲阜。从此鲁庄公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正面作战，鲁国不是齐国的对手。做为政治和军事的胜利者，齐桓公和鲍叔牙要求鲁庄公诛杀公子纠，并把管仲和召忽送回齐国。鲁庄公无奈，下令诛杀公子纠，召忽自杀，管仲请求回到齐国接受处罚，结果被鲍叔牙推荐给齐桓公，做了齐国的国相。经过这一番政治、军事、胆识、谋略、机遇的较量，鲁庄公彻底错过改变命运的机会。4齐桓公成功做了齐国国君，但他的野心远远不止于此，他要凭借齐国的强盛国力，在这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建立霸业。他瞄准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鲁国。于公，鲁国是齐国的邻国，削弱鲁国才能保证齐国的安全，于私，鲁庄公曾支持公子纠，如果不能彻底击败鲁国，齐桓公难消心头之恨。公元前684年，齐桓公出兵伐鲁。《春秋左传》的原文是——“庄公十年春，齐师伐我。”这个“伐”字很有讲究。“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春秋时期的战争，如果敌方摆出钟鼓，堂堂正正的交战，称为伐，没有钟鼓说明没有战争理由，称为侵，如果用轻兵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称为袭。堂堂正正的“伐”是正常作战，“侵”和“袭”是要被世人耻笑的。齐桓公伐鲁，正是带着钟鼓堂堂正正而来。前一年的“乾时之战”已经说明，正面作战，鲁国不是齐国的对手，那面对齐桓公的伐鲁大军，鲁庄公该怎么做？其实除了硬碰硬以外，鲁庄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但在关键时刻，曹刿来了。春秋时期的姓氏没有普及，曹刿有姓有名，说明地位并不低，起码祖上是显赫的。鲁国的西南部是曹国，始祖是周文王之子曹叔振铎，而曹国和鲁国的关系非常亲密，《春秋左传》里有“曹大子来朝，宾之以上卿”、“公会郑伯于曹”的记载，曹刿极有可能是来自曹国的公子、公孙。正是有这样的显赫身份，曹刿才能轻松见到鲁庄公，否则绝无可能。曹刿问鲁庄公：“你准备如何打这一仗？”鲁庄公说道：“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我不独自享受豪宅美食，准备减少用度，分给缺衣少食的人。曹刿的评价一针见血：“小惠未遍，民弗从也”，你把自己的豪宅美食分出去，又能分给几个人？这种小恩小惠都是形式主义，人民不会认可的。鲁庄公又说：“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祭祀神明用的物品，我一定按规定使用，绝不超标。言外之意就是，狠抓精神文明建设，取信于民、取信于神。曹刿依然不认可：“小信未孚，神弗福也”，还是小恩小惠，不会感动神明的，人民更不相信。见到曹刿较真，鲁庄公终于说出真正的答案：“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鲁国的司法案件很多，虽然我不能处理的尽善尽美，但一定根据实际情况来处理，绝不制造冤案假案。人民追求公平公正，但没有追求绝对的公平公正，那是不可能的，很多时候，人民要的只是一个态度，国君以“为人民服务”的态度来处理政务，哪怕稍微有些过错，人民也能理解。国君有了为人民服务的态度，人民便有了希望，愿意追随国君继续向前走。这才是国君给人民的大恩大惠。曹刿听到这句话，直接表态：“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你有这样的态度，说明是懂事的国君，可以和齐国一战了，我和你一起去吧。“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曹刿和鲁庄公乘坐一辆战车，在长勺遭遇齐军。齐军是带着钟鼓的堂堂正正之军，鲁军也是带着钟鼓的堂堂正正之军，正常情况下，这场战争的流程一定是擂鼓、冲锋、收兵，赢家宣布胜利，输家宣布战败，然后准备下一场战争。不论预估的战争胜率如何，都要按战争流程进行，所以刚遇到齐军，鲁庄公便下令擂鼓冲锋。但曹刿拉住鲁庄公，时机不到，咱们再等等。等齐军擂鼓三次，曹刿才说：“就是现在，咱们冲吧”，然后擂鼓冲锋，一战击败齐军。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对于曹刿来说，“乾时之战”是正面作战，鲁军败给齐军，“长勺之战”同样是正面作战，鲁军战胜的概率并不高。既然正面作战的胜率不高，那鲁军要战胜齐军，必须出奇兵。齐人三鼓，就是曹刿的奇兵。春秋时期，战争爆发以前可以选择不战，拖延敌军的时间，季梁给随国国君提的“弗许而后战，所以怒我而殆寇也”，就是这个思路。可军队一旦开到战场上，鼓声响起就一定要战，这是各诸侯国都承认的潜规则。在这样的背景下，齐军擂鼓三次鲁军却不交战，导致齐军出现两个后果——其一，齐军三次准备作战都没成功，士气暴跌。如果你考公三次都没能上岸、表白三次都没能成功，肯定不会再做第四次了，原因很简单，心气没了。齐军就是没有心气了，正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其二，齐军准备堂堂正正和鲁军作战，在齐军的惯性思维中，认为鲁军也会堂堂正正作战。齐军擂鼓就是发给鲁军的邀请函，鲁军三次都不接受，在齐军看来，鲁军极有可能不愿意打仗。齐军伐鲁，鲁却不愿意应战，可以视为鲁臣服于齐，齐军的战略目的就达到了。既然达到目的，又没有再战的能力，齐军便离开战场准备回国。可以说，齐军是遵守礼法的，始终按照各诸侯国的潜规则做事，但齐军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鲁军开始进攻了。有准备打没准备，一打一个准，齐军大败。随后，曹刿下车察看齐军的车辙、旗帜是否混乱，确定齐军真的战败而逃之后，又建议鲁庄公发动追击，彻底战胜齐军。那鲁庄公为什么同意曹刿的战术呢，鲁国是最遵守礼法的，以这种不讲武德的战术击败齐军，鲁庄公就不怕被世人戳脊梁骨？可能曹刿制止鲁庄公以后，鲁庄公也冷静下来，想到“乾时之战”的教训，不敢在战场上赌国运，左右权衡之下，决定先渡过眼前的难关再说，便默认了曹刿破坏礼法、破坏潜规则的战术。总的来说，鲁庄公和曹刿利用齐军遵守潜规则的漏洞，把“伐”转变为“袭”，用不光彩的方式取得长勺之战的胜利。之所以说长勺之战不光彩，是因为鲁庄公和曹刿，真的颠覆了世人的认知。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能享受到最丰厚的红利。战胜齐军保家卫国，长勺之战流传千古，就是鲁庄公和曹刿享受到的丰厚红利。5经过“长勺之战”的胜利，鲁国彻底黑化，不再遵守礼法和潜规则，此后鲁国故技重施了两次。第一次是公元前684年夏天，即“长勺之战”的数月以后，齐桓公和宋国组成联军，进犯鲁国的郎城。战争的策划者，毫无疑问是齐桓公。按照以往惯例，鲁国要堂堂正正的迎战。但鲁国大夫公子偃不同意，命人给战马蒙上虎皮，然后统领前锋悄悄出城，鲁庄公统领大军跟随其后，袭击了立足未稳的宋军，一路追到乘丘。宋军大败，齐军孤立无援，便撤回去了。“庄公十年夏六月，齐师、宋师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师不整，可败也。宋败，齐必还，请击之。公弗许。自雩门窃出，蒙皋比而先犯之。公从之。大败宋师于乘丘。齐师乃还。”这座郎城是鲁隐公在曲阜郊外修建的，乘丘在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境内，距离曲阜也不远。齐宋组成联军，意味着齐国和宋国结盟，形成夹击鲁国之势。如果鲁军战败，曲阜便要被齐宋联军攻破，鲁国必然要签订城下之盟，沦为齐国的附属国，鲁庄公更没有资格堂堂正正的做人。恰恰是不遵守礼法和潜规则，鲁国才打赢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第二次是公元前683年夏，宋国为报乘丘战败的仇，出兵伐鲁，鲁庄公亲自统兵迎战。两军遭遇之后，不等宋军完成布阵，鲁庄公便统领鲁军冲杀过去，一举击败宋军。“庄公十一年夏，宋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御之。宋师未陈而薄之，败诸鄑。”经过“长勺之战”和这两场战争，鲁庄公基本遏制住齐国蚕食鲁国的进程，挽回拥立公子纠失败而造成的损失，保卫了鲁国的江山社稷。清洗鲁国的亲齐势力，巩固鲁庄公的执政地位，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6现在来看《曹刿论战》，我们可以说，最遵守礼法的鲁国，要用违背礼法的手段保家卫国，其实是迫不得已。鲁隐公想重建的政治秩序，因为出身卑贱、遇刺身亡没有建立起来。鲁桓公没有战略定力，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瞎折腾18年，导致山头林立、卿大夫坐大成为鲁国常态。鲁庄公受命于危难之际，礼法已经成为他的绊脚石，他只能和现在的朝鲜、伊斯兰国家一样，在裤裆里挂两颗手榴弹，谁敢来侵犯就和谁拼命。但他能做的也仅此而已了。鲁庄公凭借个人能力，勉强维持了32年，公元前662年薨逝以后，其弟庆父、叔牙、季友因为继承人问题争斗不休，最终三个家族互相妥协，成为鲁国政治山头、卿大夫势力的代表。因为庆父、叔牙、季友都是鲁桓公之子，史称为三桓。“鲁由此公室卑，三桓强。”鲁国再也无力回天。而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整顿国内政治秩序，用鱼盐之利开拓经济增量，以“尊王攘夷”的口号维护周朝礼法，已经成为公认的天下霸主。“内政不修，外举事不济”，这个大争之世，唱主角的终究是齐桓公。鲁庄公的毕生努力，更像一场困兽之斗，被逼到绝境的自卫反击。点

这篇文章涉及的地理知识，可参考《南阳和襄阳，绝对不允许团结》。1公元前8世纪末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各路英雄人物都粉墨登场。黄河流域的郑庄公、卫庄公、鲁隐公、鲁桓公搅动风云，长江流域的楚武王自然不甘寂寞，决定趁周朝衰落礼崩乐坏的时机，问鼎之轻重，并在南征北战的过程中，贡献了《古文观止》的第七篇文章——《季梁谏追楚师》。楚国是颛顼帝高阳氏的后裔，但夏商时期衰落，甚至和南方蛮夷混在一起，直到周文王策划灭商大业的时候，楚国始祖鬻（yu）熊发现改变命运的机会，亲自跑到周原，和儿子一样侍奉周文王——“鬻熊子事文王。”鬻熊是把全部筹码都押上去，赌周能灭商，然后做为胜利者阵营的成员，分享改朝换代的红利。事实证明，鬻熊赌赢了。周文王在灭商之前薨逝，周武王灭商后两年也撒手人寰，来不及封赏边缘盟友，随后周成王即位、周公旦辅政，回想起鬻熊侍奉周文王的功劳，便封鬻熊的曾孙熊绎为楚子，定都丹阳（湖北省枝江县）。楚国，正式立国。“熊绎当周成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史记·楚世家》。虽然楚国是周朝的封国，但楚国芈姓和周朝姬姓没有太深的渊源，楚国又和蛮夷混居的时间太久，并不在乎周朝的礼法秩序。于是呢，楚国便不严格遵守嫡长子继承制，有时是父死子继，有时是兄终弟及，有时是政变夺位，蛮夷气质非常浓厚。周夷王时周朝衰落，楚国国君熊渠甚至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随后便自立为楚王，并封长子为句亶王、中子为鄂王、少子为越章王。周礼是周朝的意识形态，更是以周朝为核心建立的政治秩序，熊渠的一句“我蛮夷也”，言外之意便是楚国不再遵守周礼，要另起炉灶，和周朝分庭抗礼了。就像联合国代表二战后的全球秩序，如果哪个国家宣布退出联合国，便是不再遵守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谋求成为新的全球霸主。特朗普的各种退群，也可以视为逆全球化版的“我蛮夷也”。但熊渠失败了。因为周厉王即位后，开始重振周朝权威，熊渠害怕周厉王讨伐，便撤除王号，重新归顺周朝。此后百年，周朝的政治秩序彻底崩溃，楚国也经历数次政变夺位，终于在公元前740年，熊通诛杀侄子执掌楚国，并把都城迁到郢城，史称楚武王。公元前710年，华父督诛杀孔父嘉、宋殇公，宋国爆发内乱。鲁桓公接受宋国的贿赂，把郜鼎藏入太庙，最尊周礼的鲁国开始破坏周礼。面对中原的混乱局面，执掌楚国31年的楚武王，极有可能流露出争霸天下的野心，于是《春秋左传》写了一句：“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楚武王要争霸，和郑、蔡、邓三国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关系很大。楚国在长江和汉水之间，要争霸就必须沿着汉水北上，夺取南阳盆地，然后兵锋向东，扫荡淮河两岸，完成这一切之后，一马平川的河南便是楚国纵横驰骋的战场。而邓国在南阳盆地南部，毗邻汉水，大致位置是现在的湖北襄阳市，如果楚武王提兵北上，邓国便是首当其冲之地。蔡国是淮河流域最有实力的诸侯国，必然是楚武王北上争霸的第二个目标。郑国的郑庄公正在南征北战建立霸业，而且郑国都城新郑在河南的平原上，一旦楚武王渡过淮河，便可以直接威胁新郑的安全。为了刚有起色的霸业和郑国的国防安全，郑庄公必须遏制楚武王。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国的地位迅速提高，如果邓国倾向楚国，郑庄公便有后顾之忧，如果邓国倒向郑国，楚武王便难以北上。助楚还是助郑，胜败都在邓国的一念之间。于是发现楚武王的野心之后，郑、蔡提前一步，跑到邓国举行了一场三国会盟，目的便是要求邓国站在郑国一边，坚守国土，堵住楚武王北上的通道，如果遇到危险，郑、蔡两国也会全力救援。现在压力给到楚武王，他要如何破局呢？其实楚武王要争霸，沿着汉水北上是最佳路线，但不是唯一的路线。汉水以东有一座大洪山，大洪山以东是河南信阳市，那里有武胜关、九里关、平靖关，号称“义阳三关”，属于湖北和河南的门户关卡。而大洪山和河南信阳之间，有一条南来北往的重要通道，因为现在归随州和枣阳管辖，便称为“随枣走廊”。既然经汉水北上的路线被“郑邓蔡联盟”阻挡，楚武王要想实现霸业，便要夺取“随枣走廊”，进而占领“义阳三关”，打通北上的路线。一旦完成这项战略任务，邓国，自然是楚武王的囊中之物。而“随枣走廊”的关卡，便是随国。《季梁谏追楚师》的故事，正式开始。2公元前706年，楚武王迈出夺取“随枣走廊”的第一步。楚武王亲自统帅大军渡过汉水，准备进攻随国，但汉水以东遍布姬姓小国，称为“汉阳诸姬”，虽然每个国家的实力都不强，但国家数量较多，和碉堡似的，如果楚武王直接进攻随国，必然激起“汉阳诸姬”的共同抵抗，如果一个一个的攻过去，楚武王就要付出惨重的代价。为了减少伤亡，以最小的代价达成战略目标，楚武王便命大夫薳（wei）章到随国做说客，希望随国能认清形势，不战而降。楚武王则统帅兵马，驻扎在随国的瑕城等待消息，同时做为遠章的后盾。随国是小国，正面作战不是楚国的对手，面对楚武王的兵锋，随国极力退让，并命少师做使者，到楚武王的军营里，全权负责和谈。“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随，使遠章求成焉。军于瑕以待之。随人使少师董成。”董成，就是全权负责和谈的意思。随国少师到了楚武王的军营，理直气壮的说了一句：“我无罪”，根据周礼的政治秩序，随国没有犯错，楚国也没有征伐权，你凭什么来打我们？既然随国少师以周礼为武器，那楚武王便不能谈周礼，否则就进入随国少师的圈套，在谈判中落入下风，于是楚武王说道：“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现在周朝衰落礼崩乐坏，原来的政治秩序已经不作数了，楚国决定脱离周朝，凭借兵马、战车和周朝分庭抗礼，问问鼎之轻重。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少师，时代变了。话虽如此，但楚武王的困难是客观存在的。接受随国的求和，楚国便不能得到“随枣走廊”，被困在江汉平原，和天下霸业无缘，迟早是胜利者的鱼肉。可不接受随国的求和，直接翻越大洪山进攻随国，付出的代价一定超出楚国的承受范围。正在楚武王难下决心的时候，楚国大夫斗伯比说了一番话：“吾不得志于汉东，我则使然。我张吾三军，而被吾甲兵，以武临之，彼则惧而协以谋我，故难间也。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必弃小国。小国离，楚之利也。少师侈，请羸师以张之。”楚国不能经略汉水以东，其实是形势使然。如果楚国以武力攻取汉水以东，那么“汉阳诸姬”在唇亡齿寒之下，必然抱团取暖，对于楚国来说，这就是遍地碉堡。随国是“汉阳诸姬”实力最强的国家，如果随国有崛起的机会，极有可能脱离“汉阳诸姬”的穷兄弟们，追求自己的霸业。那个时候“汉阳诸姬”的联盟便破灭了，楚国就有机会联合“汉阳诸姬”消灭随国。就像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和乌克兰坚决脱离苏联，那么其他的东欧、中亚国家便失去依靠，对“北约东扩”丝毫没有抵抗能力。随国就是俄罗斯或乌克兰，“汉阳诸姬”就是苏联的东欧、中亚加盟国。所以斗伯比建议楚武王，随国少师是骄傲自大的人，不如向他展示楚国的老弱病残，助长随国的轻敌心态。示敌以弱，诱敌深入。斗伯比的建议是堂堂正正的阳谋，楚武王听进去了，于是“毁军而纳少师”，撤掉精锐兵马，把随国少师迎到中军大帐。斗伯比和楚武王的阳谋，很快奏效了。随国少师见到楚国的老弱病残，果然萌生轻视楚国的心思，回去就建议随国国君出兵，直接和楚国交战，并保证，楚国不足为虑。随国国君非常信任少师，立即准备起兵伐楚，但随国贤人季梁不同意：“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诱我也。君何急焉？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楚国给少师展示老弱病残，目的就是引诱随国出兵野战，这么简单的道理您都不知道吗？何况以小博大能够成功，前提条件是小国有道、大国无道。什么是道？肉食者愿意为人民服务，人民从国家政策中得到实惠，然后由负责祭祀的官员，把现实世界的成果告诉上天神明，这种物质利益和意识形态形成的闭环，就是道。可现在呢？随国人民饥寒交迫，每天都为房子、食物发愁，国君却没有解决办法，负责祭祀的官员为了逢迎国君，大搞形式主义粉饰太平，内政如此混乱却想建功立业，怎么可能呢？随国国君不甘心，说道：“吾牲牷肥腯，粢盛丰备，何则不信？”我用毛色一致的牛、丰盛的五谷祭祀上天神明，挺诚心的呀？季梁都无语了，您怎么就不理解呢？但他不能吐槽，又说了一段长篇大论来解释自己的观点：“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硕肥腯’，谓民力之普存也，谓其畜之硕大蕃滋也，谓其不疾瘯蠡也，谓其备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丰盛’，谓其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谓其上下皆有嘉德而无违心也。所谓馨香，无谗慝也。故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这段话看起来繁拗复杂，其实总结起来无非是三句话——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祭祀要以人为本。国君一人富贵是耻辱，共同富裕才是最终目标。随后，季梁又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庶免于难”，您只要老老实实的为人民服务，同时和“汉阳诸姬”结成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随国便国祚长久，不用惧怕楚国。内修民生，外结盟友，韬光养晦，不争第一。可以说，季梁提出的政治理念和解决办法，和教员的为人民服务、联合亚非拉国家组成第三世界、邓公的韬光养晦、现在的共同富裕，底层逻辑都是相通的。听到这番话，随国国君明白了，便不再听少师的建议，撤军回国，楚武王的离间计没有成功，也不敢轻易伐随，撤回郢城等待下一次机会。“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3季梁的建议非常精彩，随国国君接受建议非常爽快，那随国有没有上演以小博大、以弱胜强的经典案例呢？答案是，没有。还记得斗伯比和楚武王说的话么——“少师侈”，随国少师是骄傲自大的人。其实骄傲自大不是关键问题，斗伯比的真正用意是，利用随国少师的骄傲自大，勾出他“以小博大”的赌徒心理，引诱他把随国的家当都押上去，成为一个赌国运的赌徒。赌徒是没有理智的，这样的敌人，能极大提高楚武王的胜率。正因为骄傲自大滋生了赌徒心理，随国少师见到楚国的老弱病残以后，才会建议随国国君伐楚，回到随国也会继续轻视楚国。赌徒心理是人性，无法避免。如果你不是站在上帝视角看这段故事，而是和随国少师一样，以当局者的身份看到楚国的老弱病残，会不会萌生出趁你病要你命、搏一把的心情？这是极有可能的，季梁那种清醒冷静的贤人，毕竟是极少数。既然少师萌生了赌徒心理，听说楚军都是老弱病残、亲自逼退楚武王的随国国君，自然也不例外，于是就有了《春秋左传》的一句话：“随少师有宠”。有宠，说明随国国君和少师，一定在某些事情上达成共识。只有政治路线一致，国君才能宠爱臣子，只有执行国君的政治路线，臣子才能做国君的宠臣。不出意外的话，随国国君和少师的共识就是——楚国衰落了，伐楚指日可待，随国还要征服“汉阳诸姬”，提兵北上争霸天下。和这条政治路线相比，季梁提出的政治路线虽然是正确的，但成本太高、收益太低，已经被随国国君放弃了。而听闻随国已经进入圈套，楚国大夫斗伯比知道，机会来了，便建议楚武王再次伐随。“随少师有宠。楚斗伯比曰：可矣，雠有衅，不可失也。夏，楚子合诸侯于沈鹿，黄、随不会。使薳张让黄，楚子伐随，军于汉、淮之间。”公元前704年夏，楚武王召集诸侯在沈鹿会盟，但黄国和随国不来。黄国在河南信阳以东、淮河以南，是楚武王北上争霸的目标之一，参与会盟是羊入虎口，不来，情有可原。随国不来，纯粹是轻视楚国。但黄、随不来会盟，恰恰给了楚武王出兵的理由。于是楚武王命薳张做使者，到黄国问责，顺便考察山川地形，为日后占领“义阳三关”做准备，随后亲自统帅大军渡过汉水，讨伐随国。随国的战前准备，完全暴露了随国国君和少师的赌徒心理。季梁提议：“弗许而后战，所以怒我而殆寇也”，拖延一段时间再和楚军作战，因为敌军压境却不能保家卫国，随军必然人人愤恨，千里奔袭却不能攻城克敌，楚军必然士气衰落，粮草无以为继，以怒气值爆棚的随军，进攻饥饿疲惫的楚军，必胜。但少师说：“必速战，不然，将失楚师”，一定要速战速决，否则楚军的粮草消耗殆尽便撤回去了，我们歼灭楚军扬名立万的机会就错过了，随国的崛起大业也将是镜花水月。随国国君站在少师一边，决定亲自统兵出征。到了战场以后，季梁又给随国国君出谋划策：“楚人上左，君必左，无与王遇。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必败。偏败，众乃携也。”楚国以左为上，那么楚武王统帅的精锐一定在楚军左侧，直面随军右侧。于是季梁建议随国国君，不要和楚武王正面交锋，而是统帅精锐站在随军左侧，进攻楚军右侧的偏师，一旦成功便能包围楚武王，必胜。但少师说：“不当王，非敌也”，简简单单的六个字，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随国国君迎战楚武王，王对王、将对将，才是符合身份的战争，堂堂正正的战争。第二层意思是随国国君迎战楚武王，才能亲自俘虏楚武王，建功立业扬名立万。少师的建议，正和随国国君的心意，于是随国国君站在随军右侧，迎战楚武王。这段战前准备，季梁给出的建议囊括了曹刿论战、田忌赛马的精髓，但随国国君完美避开每一个正确的选择，做出的决定都是错误的。为什么？因为他笃定的认为，楚国已经衰落，楚武王是虚张声势，他要到战场上博功名、赌国运。一边是精心谋划数年的楚武王，一边是赌徒心理爆棚的随国国君，而且楚是大国随是小国，这种战争，结果是毫无悬念的。随军一战而败，随国国君跳下战车逃离战场，楚国大夫斗丹俘获了他的战车，以及来不及逃跑的随国少师。“随师败绩。随侯逸。斗丹获其戎车，与其戎右少师。”原本楚武王准备彻底消灭随国，但斗伯比不同意：“天去其疾矣，随未可克也”。斗伯比的话，同样有两层意思。表层意思是楚国俘虏了随国少师，那么随国的执政大臣一定换人，新的执政大臣未必是骄傲自大的人，楚国再去伐随，不可能和这次一样轻松。实际意思是随国国君战败、少师被俘虏，意味着随国伐楚、争霸的政治路线破产，随国新的执政大臣一定是认同季梁路线的人，整顿民生、团结汉阳诸姬，楚国伐随，几乎没有成功的机会。楚武王清楚斗伯比的意思，便和随国签订城下之盟，回到郢城。虽然楚武王没有消灭随国、夺取“随枣走廊”，但不是完全没有收获。楚武王一战击败随国并签订城下之盟，必然给汉水、淮河流域的诸侯国极大的震撼，相当于巩固了楚国的北部边疆，于是利用伐随战争的余威，楚武王暂时削弱楚国北部边防，征调兵马渡过长江，征服了湖南西部的百濮，极大开拓了楚国的南部战略纵深。《史记·楚世家》写道：“与随人盟而去，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失之于随，取之于濮，楚武王的战略眼光，并不亚于郑庄公、鲁隐公。4伐随战争的胜利，让楚武王迈出称霸最重要的一步，此时十余年，楚武王陆续在三个不同方向发动征服战争，给楚国雄踞天下奠定坚实的基础。公元前703年，巴国命韩服出使楚国，请求楚国和邓国放弃旧怨，和好如初。春秋时期，巴国在现在的襄阳附近，和邓国是邻国，如果楚国和邓国征战不休，巴国必定受到战争影响，于是巴国想调停楚、邓。楚武王给了巴国台阶，同意停战和好，并任命道朔为使者，和巴国使者一起出访邓国，结果韩服和道朔即将抵达的时候，邓国附近的鄾（you）国突然出兵，抢走楚国送给邓国的礼物，并诛杀两国使者。“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楚子使道朔将巴客以聘于邓，邓南鄙鄾人攻而夺其币，杀道朔及巴行人。”鄾国为什么突然暴起，目前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但按照常理推测，无非是两种可能——要么是鄾国贪图财富，便劫杀两国使者抢劫聘礼，要么是郑、蔡、邓会盟以后，郑庄公暗地联系了鄾国，请鄾国监视邓国。我觉得，后一种的可能性更大一些，鄾国劫杀两国使者，目的就是破坏楚、邓和好，防止邓国倒向楚国，打开楚国进入南阳盆地的通道。而听闻使者被杀，楚武王命人到邓国问责，邓国说“和我没关系”，楚武王大怒，命楚国大夫斗廉统帅巴楚联军伐鄾，唇亡齿寒之下，邓国命大夫养甥、聃甥救鄾，四国爆发了一场混战。这一战，巴楚大胜，邓鄾大败，楚武王将楚国的势力范围，开拓到汉水中游、南阳盆地的南端。“夏，楚使斗廉帅师及巴师围鄾。邓养甥、聃甥帅师救鄾。三逐巴师，不克。斗廉衡陈其师于巴师之中，以战，而北。邓人逐之，背巴师，而夹攻之。邓师大败，鄾人宵溃。”公元前701年，楚武王命楚国莫敖屈瑕为使者，和贰国、轸国会盟。莫敖是楚国官名，相当于后世的大司马、大将军，屈瑕是人名，而贰国和轸国属于“汉阳诸姬”，都在“随枣走廊”的南部。但贰国和轸国之间，还有一个郧（yun）国，大致位置是现在的湖北安陆。这次会盟的背景，极有可能是贰国和轸国目睹楚国击败随、邓，便做了“汉阳诸姬”的叛徒，倒向楚国，而郧国忠于“汉阳诸姬”继续坚守“随枣走廊”，楚武王便会盟贰、轸，准备夹击郧国。于是在屈瑕前往会盟的路上，郧国直接出兵蒲骚城，并联络随、绞、州、蓼共同伐楚。“楚屈瑕将盟贰、轸。郧人军于蒲骚，将与随、绞、州、蓼伐楚师。”郧、随、绞、州、蓼都是“汉阳诸姬”，而且郧、随在“随枣走廊”，绞国在汉水上游、湖北十堰市，蓼国在南阳盆地、河南唐河县，州国在湖北监利县，从四面八方把楚国包围起来。大战一触即发，怎么办？这个时候，共同出使的楚国大夫斗廉，向屈瑕说出自己的战术：“郧军驻扎在蒲骚城，依仗四国援兵伐楚，必定戒备不严。不如你带一部分兵马回师郊郢城，我带一部分兵马奔袭蒲骚城，必败郧军。一旦郧军战败，其他四国必定不敢来，如此大事可成。”郊郢城在汉水沿岸，如果随、绞、蓼伐楚，只能沿着汉水南下，屈瑕统兵驻扎在郊郢城，一方面可以堵住伐楚联军的道路，另一方面可以拱卫郢都。而斗廉奔袭蒲骚城，核心逻辑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的就是一个时间差。可以说，斗廉的战术非常精妙。但屈瑕不自信，问斗廉：“要不要请求增援？”斗廉说：“兵贵精，不贵多。”屈瑕：“要不占卜吧？”斗廉：“卜以决疑，不疑，何卜”，不知道如何做才需要占卜，现在战术已经确定了，占卜有什么用，难道不吉利就不打仗了？屈瑕和斗廉达成共识，便开始分兵，屈瑕统兵驻扎郊郢城，防备联军南下，斗廉统兵奔袭蒲骚城，大败郧军。随后，他们和贰、轸两国完成会盟，成功向楚武王复命。这一战，楚国成功分化了“汉阳诸姬”，并以兵威再次震慑“汉阳诸姬”。公元前700年，楚武王命屈瑕统兵讨伐绞国。这次战争是伐郧战争的延续。屈瑕统兵到了绞国，先是驻扎在都城南门，然后命民夫上山砍伐树木，并不设兵力保护，以此来引诱绞军出城争功。如此数次之后，绞军的胆子越来越大，开始大规模的出城抢夺民夫和木材。突然有一天，屈瑕在山下、北门埋伏了两股伏兵。等绞军抢夺民夫和木材的时候，山下的伏兵暴起击败绞军，战败的绞军狂奔向北门，准备回城修整，结果北门的伏兵再起，彻底击败绞军，攻入绞国都城。随后，屈瑕和绞国签订城下之盟，撤军回楚。这一战，楚武王把楚国的势力范围，开拓到汉水上游。5经过三场征服战争，楚武王在正北、正东、西北方向开拓了势力范围，再加上征服百濮开拓的正南方向，可以说楚国已经摆脱最初的地理制约，成为长江、淮河流域的最强国。但随国尚未完全臣服，“随枣走廊”没有成为楚国禁脔，楚武王不甘心。而且没有彻底征服“随枣走廊”，便不能谋求“义阳三关”，这对楚国北上争霸非常不利。于是在公元前690年，楚武王决定再伐随国。自从诛杀侄子执掌楚国，楚武王已经在位51年，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那年3月，楚武王拖着垂垂老矣的身体，集结楚国的全部兵力，亲自征伐随国。临行前，楚武王感觉心跳加快、精神恍惚，便和夫人邓曼说：“我心神不宁，是不是预示着出征不顺利？”邓曼叹了一口气：“大王，恐怕你的寿命将尽了，心神不宁是上天神明警示你呢。如果此次出征不损兵折将，便是楚国之福了。”楚武王听到邓曼的话，没有犹豫，依然踏上征程，结果刚渡过汉水，走到樠木山的时候，楚武王便薨逝了。“庄公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师孑焉，以伐随。将齐，入告夫人邓曼曰：余心荡。邓曼叹曰：王禄尽矣。盈而荡，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临武事，将发大命，而荡王心焉。若师徒无亏，王薨于行，国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樠木之下。”大军出征、楚武王却薨逝于外，怎么办？随同出征的令尹斗祁、莫敖屈重认为，如果此时退回郢城，便是示敌以弱，绝对不可以。现在的最佳办法是秘不发丧，护送楚武王的灵柩兵临随国，彻底解决随国的问题。令尹相当于宰相，莫敖之前说过，相当于大司马、大将军。于是斗祁和屈重统领楚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直接到了随国都城。望着兵强马壮的楚军，随国国君害怕了，立即派出使者求和。但负责和谈的屈重说，如果随国不想灭亡，随国国君必须亲自到汉水以西，和楚国会盟。随国国君同意了。“令尹斗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营军临随，随人惧，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随侯，且请为会于汉汭，而还。”随国国君离开国境，亲自到汉水以西、楚国的势力范围内求和会盟，意味着随国臣服于楚国，以后再不敢和楚国争锋，“随枣走廊”完全向楚国开放。等会盟结束，随国国君渡过汉水回到随国，斗祁和屈重才给楚武王发丧，光明正大的护送灵柩回到郢城。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楚武王用一生践行着这句话。楚武王薨逝的时候，楚国的势力范围是北抵汉水绞国、南至湘西百濮、西达长江丹阳、东到随枣走廊，实实在在的南疆霸主。楚武王之后，其子熊赀即位，史称楚文王，《史记·楚世家》里写道——文王二年，伐申过邓，邓人曰楚王易取，邓侯不许也。六年，伐蔡，虏蔡哀侯以归。楚强，陵江汉间小国，小国皆畏之。十一年，齐桓公始霸，楚亦始大。十二年，伐邓，灭之。成王恽（楚文王之子）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楚成王的南疆霸主地位，得到周王的正式承认，楚国终于不再是被世人鄙视的南疆蛮夷，成为真正的乱世诸侯大国。这一切，都是楚武王毕生奋斗奠定的基础。《季梁谏追楚师》里的政治理论是千古至理，但没有保住随国的社稷。因为这种千古至理，更适合成熟期的诸侯大国，春秋乱世是重新洗牌的大争之世，不积极进取便只能沦为鱼肉，不开疆拓土只能成为王者的垫脚石。守成需要和平的环境，乱世需要法术诈力。季梁是无双国士，但他没有出现在正确的国家、正确的时代。人生际遇之悲，莫过于此。点

1《明史·志·卷五十三·食货》有一组田地数量的浮动数据，很有意思，写篇短文和大家聊一下。我们先来看原文。洪武二十六年核天下土田，总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至宣德间，垦荒田永不起科及洿下斥卤无粮者，皆核入赋额，数溢于旧。有司乃以大亩当小亩以符旧额，有数亩当一亩者。步尺参差不一，人得以意赢缩，土地不均，未有如北方者。而诸处土田，日久颇淆乱，与黄册不符。弘治十五年，天下土田止四百二十二万八千五十八顷，官田视民田得七之一。嘉靖八年，桂萼、郭弘化、唐能、简霄先后疏请核实田亩，而顾鼎臣请履亩丈量，丈量之议由此起。万历六年，帝用大学士张居正议，天下田亩通行丈量，限三载竣事。用开方法，以径围乘除，畸零截补。於是豪猾不得欺隐，里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粮。总计田数七百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视弘治时赢三百万顷。然居正尚综核，颇以溢额为功。有司争改小弓以求田多，或掊克见田以充虚额。北直隶、湖广、大同、宣府，遂先后按溢额田增赋云。这段文言文其实不难理解。明太祖朱元璋的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明朝的田地数据是850.7623万顷，并规定农民垦荒的田地，永远不用纳税，所有收益都是自己的。但是明宣宗朱瞻基做皇帝时，发下一道诏令，说太祖高皇帝的优惠政策到期了，农民垦荒的田地必须纳税，而且田地管理开始混乱，无论田多田少，都在隐报瞒报，不提供真实数据。到了明孝宗朱佑樘的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明朝的田地数据变成422.8058万顷，相比建国初期减少一半左右。在这样的背景下，明朝大臣们要求重新丈量田地，整顿财政和赋税，但因为大臣们派系纷争不断，重新丈量田地始终没有落实。直到张居正成为明朝内阁首辅以后，才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政策，其中就包括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推行的丈量田地。这次重新丈量的田地数据是701.3976万顷，虽然不如洪武年间，但比弘治年间多出将近300万顷。田地数据更高，意味着张居正的改革有成效，张居正领导的明朝远超前代，意味着张居正可以得到更高的历史地位，总结成一句话便是“颇以溢额为功。”于是，各级官吏极力的奉迎张居正，要么用小尺丈量，把一亩田地算成两亩，要么把农民的田地搜刮出来，再算一遍。多出的300万顷田地，有相当部分是这样算出来的。这个过程充满了层层加码、虚报数据、形式主义、好大喜功等官僚主义作风。等最终的田地数据汇报给张居正以后，北直隶、湖广、宣府、大同等地便按照虚假的田地数据纳税。他们不仅没有享受到张居正改革的红利，反而比以前的负担更重了。结果就是，张居正得到政绩，各级官吏得到前程，承担一切后果的，唯有被“无中生有”的农民。2张居正改革的财政成果非常丰厚，我们在《一个王朝是怎样崩溃的？》里面说过，这里就不重复了。但前文也说了，改革确实伤害了农民的利益。我们不能因为张居正改革的成果，掩盖张居正改革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是张居正亲手造成的。在清查田地以前，张居正做了一系列的集权工作——第一，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张居正和冯保联手，驱逐了资历深厚的内阁首辅高拱，张居正继任为内阁首辅。随后内阁大学士高仪去世，张居正推荐礼部尚书吕调阳入阁，原因是“调阳暗弱，不敢有所持。”三年后，张居正推荐张四维入阁，原因也很简单，“张居正当国，四维岁时馈问不觉”，张四维对张居正嘘寒问暖，张居正把他当成家人看待，所以推荐他入阁参政。从此以后，张居正独掌内阁，国家大事一言而决。第二，张居正上书请求考察京官，一方面清理那些不称职的官员，另一方面借此排斥不服从自己的官员，属于公私兼顾性质的政策。第三，父亲去世，张居正需要回乡奔丧，原本万历不想挽留，但张居正担心“恐一旦去，他人且谋己”，便一边上书请求回乡，一边暗示党羽们上书夺情，挽留张居正继续工作。最终张居正夺情成功，那些反对夺情的人，都用“仗六十、仗八十”之类的惩罚，打的半死。第四，张居正请万历皇帝下诏，捣毁六十四所私人书院，不允许民间士人议论朝廷政务，将舆论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朝廷的手里，进而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做完这一切之后，张居正便成为平民出身、科举入仕、宋元明清都绝无仅有的摄政文官，真正做到了代行皇权。其赫赫威势能让万历皇帝下罪己诏，回江陵省亲时襄王和唐王在路边等候，接母亲回京后，两宫太后用“家人礼”接待。皇室都这么低声下气了，更不用说文武百官，他们做每件事，都担心“元辅张先生”不满意。为了逢迎张居正，文武百官把张居正比喻为伊尹、周公之类的辅政圣贤，后来随着张居正的地位越来越高，比喻对象也升级为尧舜禹汤。尧舜禹汤是上古圣王，文武百官和儒家士子仰慕的白月光，不论张居正得到多么高的地位、做出多么大的成果，都不可能和他们相提并论。但被比喻为尧舜禹汤，张居正也“恬然居之”——现在，继尧舜禹汤之后就是我张某人了，你们说的没错。到了这个时候，张居正在明朝可谓是言出法随，想要什么，朝野都会想办法给他送到府邸，想做什么，文武百官都会排除万难来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居正下令重新丈量田地，官员们层层加码制造虚假数据，大兴官僚主义作风，其实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张居正身居高位，文武百官是他唯一的信息来源，文武百官说什么，他就得信什么，没有其他选择。而文武百官害怕犯错误，在执行过程中，必然秉持“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态度。这样一来，极端化是必然的。至于交税翻倍的农民，张居正可能知道真相，也可能不知道，但不论如何，张居正为了自己的千秋功业，都有动机和文武百官站在同一立场，苦一苦百姓。可以说，张居正通过集权推行了改革，但张居正的集权也反噬了改革。3类似的事情，苏联也发生过。1929年4月，苏联开始大规模推行农业集体化，9月，各地的集体化方案酝酿完成，正式付诸实施。从此以后，苏联农民的田地、农具、牲畜都被纳入集体农庄的范围。截止到1930年3月，集体化农户占苏联总农户的比例，从最初的7.6%暴涨到56%，有些地方在1930年1月10日到2月1日之间，短短20天时间，集体化农户和地区总农户的比例，便从10%涨到90%。斯大林推进农业集体化，本意是给农民稳定的经济收入，并且通过剪刀差给国家工业化提供资金。这个初心是好的。但在执行的过程中，数据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其中必然夹杂着大量农民利益受损，以及农民为保利益而屠宰牲畜、官员抢夺农民口粮、拆毁农民房屋等不公正行为。1930年3月2日，斯大林发现问题的严重性，发表了《胜利冲昏头脑》的文章，开始纠正农业集体化过程中的问题。然而，斯大林的态度引起退出集体化的高潮，导致苏联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到1930年夏天，集体农庄的农户数量，从1400万户暴跌到630万户，集体化农户占总农户的比例，也从60%跌到23.6%。斯大林感觉不对劲，提出“展开社会主义全线进攻”的口号，农业集体化大踏步向前，集体化农户占总农户的比例，年底便恢复到52.7%，到1934年7月增长到71.4%。后来的研究说，斯大林掩盖了自己的错误，把集体化过程中出现的一切问题，都推给基层执行不力。这个结论到底对不对，要分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斯大林确实是操之过急。这和当时的国际形势有极大的关系，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强大的国力，没有强大的国力就不能保护苏联、不能迎接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斯大林不断的清洗政敌集中权力，让自己的命令成为"正确"的标准，导致基层在执行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宁可损害农民的利益，也不敢忤逆斯大林。4归根溯源，张居正建功立业来自集权，张居正损害农民的利益也来自集权，斯大林振兴苏联来自集权，苏联的一系列灾难也来自斯大林集权。集权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造就伟业，也能造就导致伟业衰败的蚁穴。为什么？自从秦始皇以来的两千多年时间，中国就是中央集权制国家，绝大部分权力和资源都集中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再集中于朝廷，最后集中于皇帝。皇帝一人承担国家的责任，便有了"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的说法。权力是自上而下的，那么各级文武官员便只对上负责，缺乏对下负责的动机。即便有些清廉干吏会对下负责，懂得农民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但那是出于个人化的理想主义，而不是现实需求。后来蒙古吸收了中国的政治文化，俄国又继承了蒙古，在俄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苏联，和中国属于一母同胞的兄弟。张居正改革、斯大林搞农业集体化遇到的问题，事实上就是来自于此。对于两千年传统，我们常常引以为傲。它守护着我们的祖先渡过灾荒，凝聚起庞大的力量抵御外侮，在广袤的土地上实现了长久的和平，但代价就是人人对上负责，内部腐败非常快，进而导致土地兼并的速度越来越快。这也是中国历代王朝都难以破除历史周期律的原因之一。每念及此，就会想起教员和黄炎培的"窑洞对"——"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从历史的脉络来看，教员的这个观点，不仅是给新中国找到的新路，同时也是给两千年中国文明的BUG，找到的一个补丁。点

1如果你是国君的长子，但因为母亲的地位不高，常年遭受国君的冷眼羞辱。成年以后，国君给你娶了另一个国家的嫡女做妻子，即将完婚的时候，国君发现她非常貌美，便临时改变主意，强占了你的妻子。你，会如何看待这位国君父亲？等国君病重的时候，太子年少，根本不能继位理政，需要你这个庶长子担负重任，做一段时间的过渡人物，太子成年以后，再把军政大权交给他。你，会如何做？到底是趁机夺位，发泄数十年积攒的怨恨，还是尊重礼法，坚持做一个过渡人物？这就是《古文观止》的第四篇文章《藏僖伯谏观鱼》的历史背景。2《藏僖伯谏观鱼》是发生在春秋初期鲁国的故事。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国，周朝最亲近的姬姓诸侯国。但因为灭商以后，周公旦要留在镐京辅佐周武王，周武王驾崩，周公旦又要辅佐周成王，便没有到鲁国，而是命长子伯禽代替自己就封。此后，周公旦薨逝，葬在毕地，陪伴在周文王的身边，伯禽则始终在鲁国，事实上成为鲁国的第一代国君。“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辅武王。”“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自鲁公伯禽开始，鲁国共经历了十二代国君，周幽王死后两年，鲁国第十三代国君鲁惠公即位，我们的故事便正式开始了。鲁惠公的原配夫人是孟子，但这个孟子不是儒家的亚圣孟子，而是宋国女子。孟代表家族排行，和“伯”是同一个意思，在“伯仲叔季”中排行老大，子代表姓氏，宋国就是子姓国，排行和姓氏合在一起，便称为孟子。孟子嫁给鲁惠公以后，没有生育子嗣，很快便去世了，反而是地位不高的“贱妾”声子，给鲁惠公诞下庶长子，称为公子息。根据礼法，妾就是妾，没有资格上位做正室夫人，妾生育的子女，除非过继给正室夫人，否则也没有资格继承国君。于是，鲁惠公又迎娶宋国的仲子做正室夫人，两人生下嫡子公子允并立为太子之后，鲁惠公便薨逝了。按照《春秋左传》的说法，鲁惠公迎娶仲子，是因为仲子出生的时候，手掌上有三个字——鲁夫人，鲁惠公认为是天意，便迎娶仲子做正室夫人。“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我。”而《史记·鲁周公世家》里说，仲子原本是鲁惠公给公子息娶的夫人，结果仲子到鲁国以后，鲁惠公发现仲子非常貌美，便临时换上公子息的新郎礼服，和仲子拜堂成亲。“初，惠公适夫人无子，公贱妾声子生子息。息长，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夺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为夫人，以允为太子。”《春秋》是鲁国的官方史书，必然要为尊者讳，关于鲁惠公再娶的事，只能记录既定事实，不能记录具体过程，还编造了“鲁夫人”的神话掩人耳目。我觉得，《史记》的说法更靠谱一些。因为就在鲁惠公迎娶仲子之后，鲁国和宋国爆发了一场战争，宋国大败，鲁宋的关系降到冰点。正常情况下，一边联姻一边交战的事情几乎不可能发生。这样推论下来，真相就很明显了——鲁惠公既是好色，也是看不起贱妾生下的公子息，贵族嫡子继承国君是他的执念，为此不惜和邻国开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元前723年鲁惠公薨逝以后，年幼的公子允继续做鲁国太子，而公子息以庶长子的身份，成为鲁国的摄政，后世称为鲁隐公。“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事实证明，鲁惠公的自以为是，给后人造成巨大的干扰，间接导致鲁国错失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3实事求是的说，鲁隐公有非常出色的治国能力，刚成为摄政不久，他便开始一系列的外交活动，巩固鲁国的国际环境。“隐公元年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邾国是鲁国的附属国，国都在曲阜的东南部，从地理位置上来看，邾国是鲁国的腹心，只要稳定邾国，鲁国就不会出大问题。就像朝鲜是中国的腹心一样，历来的外交活动，都要把对朝关系放到第一位。所以鲁隐公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在公元前722年，和邾国国君邾仪父在蔑城会盟。“隐公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虽然鲁宋联姻暂时破裂，但鲁惠公曾迎娶宋国的孟子、仲子，鲁宋的共同继承人公子允又是鲁国太子，属于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关系。所以鲁隐公摄政以后的第二件事，便是与宋国在宿城会盟。而宋国面对既成事实，也没有理由纠结仲子的婚事，毕竟多一个盟友多条路，鲁隐公都放下心结了，宋国有什么放不下的。和解，对两国都有好处。“隐公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九月，纪裂繻来逆女，冬十月，伯姬归于纪。纪子帛、莒子盟于密。”公元前721年，鲁国有三项外交活动。其一是鲁隐公和戎狄在唐（棠）城会盟。春秋初期和后世不同，所谓的戎狄并不都是在长城以内，而是遍布中原，各诸侯国的国人一旦离开城池，就有可能遇到戎狄劫杀。鲁国境内，自然也有大量的戎狄部族。鲁隐公和戎狄会盟，会盟地点又在鲁宋交界处的唐城，有利于稳定鲁国的南部边疆。其二是鲁隐公把鲁国嫡长女伯姬嫁给纪国。纪国在鲁国的东北部，紧邻齐国都城临淄，鲁国和纪国联姻，不仅可以稳定鲁国的东北边疆，也能在齐国附近埋一枚钉子，一旦齐鲁爆发战争，纪国便可能站在鲁国一边，抄齐国的后路。其三是纪国和莒国会盟。这件事看似和鲁国没有关系，但因为鲁国和纪国已经联姻，那么两国会盟极有可能是鲁隐公的安排，而纪国和莒国处于山东半岛的南北两端，这意味着通过纪国做中间人，鲁国巩固了东部边疆。短短两年时间，鲁隐公通过灵活的外交手段，缓和了摄政初期的不利局面，巩固了鲁国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国际环境，放在整个春秋时期，鲁隐公也是一等一的英雄豪杰。但鲁隐公的问题在于，他只是摄政，不是正式国君。这就意味着，鲁隐公统领鲁国军政事务是没有合法性的，只要有机会，其他实力派随时可以取代他。数百年前周公旦辅佐周成王的时候，管叔鲜和蔡叔度就不服，联合商纣王之子武庚禄父起兵叛乱，更何况鲁隐公是贱妾之子，又没有立国的大功傍身，怎么可能压得住各路实力派，那些鲁国的野心家，怎么可能对鲁隐公心悦诚服？所以在鲁隐公巩固国际环境的同时，鲁国的各路实力派都在蠢蠢欲动。“隐公元年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这件事没有记录在《春秋》原文里，左丘明写的《春秋左传》才提了一句，因为鲁隐公刚和邾国会盟，鲁国南部的费伯，便在没有鲁隐公命令的情况下，私自修建了一座郎城。春秋初期，城池高大且数量多，意味着实力强悍。费伯没有鲁隐公的命令私自筑城，说明他已经有了不臣之心，准备积蓄实力问鼎曲阜，或者割据鲁国西南，在鲁宋之间左右逢源，获取最大化利益。“郑人以王师、虢师伐卫南鄙，请师于邾，邾子使私于公子豫。豫请往，公弗许，遂行，及邾人、郑人盟于翼。不书，非公命也。”同年冬，郑国共叔段之子公孙滑跑到卫国，郑庄公统帅成周八师和虢国兵马讨伐卫国，并请求邾国出兵支援。之所以要请邾国出兵，极有可能是郑庄公不清楚鲁隐公的态度，便向邾国发出邀请函，试探鲁隐公。正如郑庄公所料，邾国接到邀请以后，便派使者到曲阜汇报，但邾国使者没有直接见鲁隐公，而是去见了公子豫。这说明邾国和鲁隐公会盟是臣服于鲁国，不是臣服于鲁隐公，公子豫极有可能是鲁国的实力派，比鲁隐公更得邾国的青睐。而鲁隐公不同意出兵，公子豫直接统帅邾国兵马出国参战，更说明公子豫和邾国不把鲁隐公放在眼里。面对这样的局面，鲁隐公也试图反击，但失败了。“隐公二年，司空无骇入极，费庈父胜之。”无骇是鲁国宗室，官居司空，极是鲁国的附属国，位置在费城西部，费庈父就是费伯。鲁隐公命司空无骇讨伐极国，一方面可以控制战略要地，以兵力威慑费伯，另一方面可以建立军功，震慑曲阜的实力派。但费伯敏锐察觉到鲁隐公的目的，在司空无骇刚准备开战的时候，便率先攻灭极国。这样一来，司空无骇便没有理由继续停留，只能原路返回曲阜，费伯反而可以趁机占领极城，实力越来越强。鲁隐公试图集权而发动的战争，彻底失败了。集权失败，比不集权更危险。鲁隐公没有试图集权的时候，有些实力派不知道他的手段如何，可能还有一丝顾虑，但鲁隐公集权失败，底线便暴露了，所有人都知道，鲁隐公暂时没有能力再次集权，这段空窗期是所有实力派的机会。在这样的背景下，便发生了我们在《石碏谏宠州吁》里说过的一件事——“隐公四年秋，诸侯复伐郑。宋公使来乞师，公辞之。羽父（公子翚）请以师会之，公弗许，固请而行。”公子州吁造反成为卫国国君之后，和宋、陈、蔡组成联军讨伐郑国，因为宋鲁是联姻关系，便邀请鲁国共同出兵，但鲁隐公和大夫众仲认为，公子州吁不能成事，决定不出兵参战。鲁国公子翚则坚决要求出兵，希望在战场立功以后，得到宋、卫、陈、蔡的支持，然后回到鲁国执掌权柄。公子翚数次请求出兵，鲁隐公数次拒绝，最终公子翚不顾鲁隐公的命令，私自统兵出国参战。做了四年的摄政国君，鲁隐公虽然在外交战线上开疆拓土，却在鲁国的政治斗争中一败涂地，摄政地位摇摇欲坠。4面对鲁国的混乱局面，鲁隐公的叔叔藏僖伯，感觉再这样下去要出大事，决定给鲁隐公提些建议。公元前718年春，鲁隐公准备到棠城观看捕鱼，藏僖伯认为时机到了，便提了一系列建议，表面上是劝阻鲁隐公到棠城观看捕鱼，实际上是给鲁隐公提出治国理政和政治斗争的方法论。“隐公五年春，公将如棠观鱼者。藏僖伯谏曰：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材以物章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棠城，其实就是鲁隐公和戎狄会盟的唐城，在曲阜的西南部120公里左右，紧邻费伯的费、郎、极三城。鲁隐公到棠城观看捕鱼，可能是感觉心累，到那里放松一下，但不排除有另外两种可能——鉴于讨伐费伯失败，鲁隐公要亲自考察行军路线、计算粮草消耗，以及棠城附近的地形，为下次讨伐费伯做准备。鲁隐公以身入局，亲自到费伯的地盘附近，试探费伯的反应。但藏僖伯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凡是对祀与戎没用的事物，君主都不应该关心。君主要做的是制定规矩，让人事物都遵守规矩有序运行。规矩如果破坏，君主就要失败。”这段话是藏僖伯教导鲁隐公赏罚分明，建立政治秩序。“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春蒐、夏苗、秋狝、冬狩都是以打猎的名义习武练兵，这样每年就要进行四次小型演习，三年在国都郊外进行一次大演习，演习结束以后，兵马进城可以震慑众人。而给参与演习的兵马赏赐饮水，可以计算实际参演人数以及需要消耗的物资。一旦在军队建立起森严的纪律、明确的等级，国君的威仪便出来了。这段话是藏僖伯教导鲁隐公，如何练兵、如何掌控军队、如何利用军队确立自己的权威。“鸟兽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吏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祭祀不用鸟兽的肉，可以保护制造弓箭的羽毛，国家重要礼器不用皮革等，可以保护制造铠甲、弓弩的军用物资。此外，山林川泽里的民用物资、官吏的工作职责，国君都不能随意干预，只要简政放权，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充分调动社会的活力就可以了。这段话是藏僖伯教导鲁隐公什么是用人，什么是国家经济的底层逻辑。藏僖伯的三段话，完全是针对鲁隐公面临的问题来说的，简明扼要一针见血。藏僖伯的建议是完全正确的，但问题是，这些建议必须由正式国君执行，才能达到目的，而鲁隐公是缺乏合法性的摄政，必须亲历亲为一段时间，用军功和政绩压制各路实力派，才能执行藏僖伯的正确建议。于是鲁隐公听完藏僖伯的话，依然以巡视边境的名义去了棠城，而藏僖伯说自己有病，就不去了。“公曰，吾将略地也。遂往，陈鱼而观之。僖伯称疾不从。”那藏僖伯的建议，鲁隐公听进去了吗？答案是听进去了。同年十二月，藏僖伯去世，鲁隐公非常悲痛，说“叔父不让我去棠城观鱼，我没听，但叔父说过的话，我都记在心里了”，然后提高藏僖伯的葬礼规格，让他风光下葬，哀荣备至。“冬十二月辛巳，藏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所谓正确的建议，往往是以完全中立的立场来说的，但听取建议的人，很多时候都被不同的现实环境所左右，不可能有完全中立的立场。那么能不能接受正确建议、能接受多少，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数千年历史上，永远都是谋士易做，主公难当。5既然藏僖伯的建议不适合现阶段的鲁隐公，那么鲁隐公便只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在诸侯国之间左右腾挪，寻求有利于自己和鲁国的机会。公元前718年，宋国侵犯邾国，邾国知道鲁宋是联姻关系，鲁国不可能给自己撑腰，便向常年和宋国交战的郑国寻求庇护，并愿意放开国境，请郑国绕道邾国，出其不意的进攻宋国。郑庄公统兵出征，直接攻破宋国都城的外城。灭国危机就在眼前，宋殇公立即命使者到曲阜求援，鲁隐公问使者：“打到什么地方了”，使者说“外城已经破了，内城还在坚守”。鲁隐公的重心在鲁国，原本就不想出兵打仗，听到使者的话，大怒：“既然宋国没有灭亡，我们就不去了。”鲁隐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没有出兵救援，自然得罪了宋国。而鲁宋关系破裂，鲁隐公就必须寻找新的西部盟友，谁最合适呢？答案只有一个，郑国。但鲁国和郑国没有联系，数年前公子翚甚至统帅鲁国兵马，参与了诸侯讨伐郑国的战役，如今直接建交不现实。正好，齐国和郑国是盟友，鲁隐公决定从齐国入手，逐步和郑国建立外交关系，用郑国制衡宋国，保护鲁国的利益。“隐公六年夏五月辛酉，公会齐侯盟于艾。”公元前717年，鲁隐公发出邀请，和齐国在艾城会盟，两国决定摒弃前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事实证明，齐国确实是优秀的红娘，鲁隐公很快就收到郑国释放的善意。“隐公八年，郑伯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许田。”郑国始祖郑桓公是周宣王的弟弟，受封立国的时候，另外得到山东境内的祊城，在郑国陪同周王祭祀泰山时提供祭品。周公旦辅政的时候，周成王把许昌东南的许田赏赐给他，用来给鲁国朝觐周王和周公旦时提供住宿。现在天下大乱，周王不再祭祀泰山，祊城就是郑国的一片飞地，而许田就在郑国附近，于是在公元前715年，郑庄公向鲁隐公提议：“我们交换吧，祊城归鲁，许田归郑。”一座城池的得失，对于大国来说不算什么，但交易城池的背后，是远隔千里的两个国家，正在发生一段新的外交关系。这对鲁郑两国意义重大。同年，经过齐国牵线搭桥，宋、卫、郑三国和解，并在温县会盟，暂时罢兵休战，鲁隐公向齐国使者说：“敢不承受君之明德”，其实也是在感谢齐国，给鲁郑两国建交做出的贡献。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元前714年，郑国和宋国重新爆发战争的时候，鲁隐公坚决站在郑国一边，并亲自统帅兵马和郑、齐两国伐宋。鲁隐公不是不愿意出兵参战吗，为什么突然改变立场了？因为这次出兵讨伐的是宋国，费伯的三座城池就在鲁宋交界处。一旦成功，鲁隐公就能得到军功，获取巨大的声望，回到曲阜便能顺利推行改革，落实藏僖伯的正确建议，甚至可以利用战争的有利时机，构建起针对费伯的战略优势，为铲除地方割据势力奠定基础。一句话，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这就是鲁隐公等待的机会。“隐公十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盟于邓，为师期。六月戊申，公会齐侯、郑伯于老桃。壬戌，公败宋师于菅。庚午，郑师入郜。辛未，归于我。庚辰，郑师入防。辛巳，归于我。”公元前713年正月，鲁隐公和齐、郑两国会盟，约定正式出兵的日期。六月，战争正式爆发。鲁隐公亲自统兵向鲁西南进发，在菅城大败宋国。郑庄公陆续攻破郜城和防城，随后又交给鲁隐公接防。这样一来，鲁隐公便得到三座城池。郜城和防城在鲁宋交界处，离郑国非常遥远，郑庄公为什么要跋涉千里，进攻这两座城池？极有可能，这次作战计划是三国会盟时谈定的——鲁隐公要借助郑国的兵力，扎根鲁西南，郑庄公帮助鲁国完成战略目标，来换取鲁国的支持。于是在战争结束后，鲁国的西南边疆就成了这样——鲁隐公曾两次去棠城，说明棠城始终在鲁隐公的掌控之中。菅、郜、防这三座新占领的城池，牢牢的钉在鲁西南。这样一来，费伯的三座城池，就被包围起来。这意味着，鲁隐公苦心经营八年，终于构建起针费伯的战略优势。走到这一步，鲁隐公既建立军功，又得到地盘，此次出兵的战略目标基本完成，但做为回报，鲁隐公必须帮助郑庄公，完成郑国的战略目标。“隐公十年九月戊寅，郑伯入宋。”“隐公十一年夏，公会郑伯于时来。秋七月壬午，公及齐侯、郑伯入许。”公元前713年10月，郑庄公助鲁隐公夺取城池以后，亲自统兵攻入宋国都城。史料里没有记载详细的战争过程，但齐、鲁、郑既然是盟友，那郑庄公攻宋，鲁隐公不可能置身事外。公元前712年夏，鲁隐公和郑庄公到时来城会盟，然后亲自统兵和齐郑攻破许国，和郑庄公完成等价交易。攻破许国以后，齐国建议郑庄公兼并许国土地，郑庄公拒绝了，而是把许桓公迁到许城东部，治理许国故地，命郑国大夫公孙获居住许城西部，名义上是辅佐许桓公，实际任务是监视和镇守。随后，郑庄公说了一段话：“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孙日失其序。夫许，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厌周德矣，吾其能与许争乎？”周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以后的天下归属，谁能知道呢？兼并杀戮只能积累仇恨，不如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今天我保存许国社稷，万一以后郑国衰落，希望胜利者也能留些情面。郑庄公已经看出天下大势，明白天下已经进入乱纪元，再也回不到从前了。没有人能真正决定自己的命运，能做的无非是走一步看一步，日常行善积德，给子孙留些自保的资本。仅此而已。这段话充满了春秋第一个霸主对命运无常的哀叹，后来被收录到《古文观止》，便是第五篇文章《郑庄公戒饬守臣》。6公元前712年，三国灭许之后，鲁隐公回到曲阜。此时的鲁隐公有显赫的战功、极高的威望，可以说是周公旦和伯禽之后，鲁国最出色的英雄豪杰，不再是那个毫无威信的庶长子摄政了。只要再给鲁隐公十年时间，他极有可能铲除费伯的割据势力，削弱曲阜的各路实力派，落实藏僖伯的正确建议，真正建立政治秩序，重塑鲁国。这一点，公子翚也看出来了。公子翚向来不服鲁隐公，甚至没有鲁隐公的命令，都敢私自统兵出国参战，此时也开始向鲁隐公表忠心：“您虽然是摄政，但公子允依然是太子，再过几年您还是要交班的，不如我替您杀掉公子允，事成之后，您封我做宰相。”“隐公十一年，羽父（公子翚）请杀桓公，将以求太宰。”鲁隐公到底想不想做合法国君，我们不做过度揣测，但在鲁隐公的计划里，屡次不服从命令的公子翚，必然是铲除的目标之一。和公子翚合作，虽然能成为合法国君，但公子翚的实力必然更加膨胀，以后尾大不掉，再想铲除就困难了。于是鲁隐公拒绝了公子翚：“因为公子允年轻，我才暂摄国政，等公子允成年，我就要交班了，到菟裘城安享晚年。”“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听到这番话，公子翚明白了，既然鲁隐公摆出不合作的态度，那就是不给各路实力派留退路，以后迟早要兵戎相见。而且鲁隐公要交班给公子允，如果公子允知道了这件事，将来也要报复他。这个时候，公子翚彻底没有退路了。为了自己的性命，为了各路实力派的利益，公子翚诬陷鲁隐公要诛杀公子允，并以忠臣的面目，请求为公子允诛杀鲁隐公，整肃鲁国朝纲。公子允同意了。然后，鲁隐公遇刺身亡，十年大业毁于一旦，公子允即位，史称鲁桓公。回顾鲁隐公的一生，他有分析天下局势的能力，有步步为营的耐心，有抓住机遇翻云覆雨的决断力，可惜贱妾之子的身份，导致鲁隐公步步维艰。如果说郑庄公是春秋时期第一个觉醒者，那鲁隐公就是春秋时期第一个献祭者。从此以后，藏僖伯的建议成为往日云烟，鲁国再也没有振作起来，堂堂周公旦的封国，沦为大时代的旁观者。点

1最近东方甄选的小作文事件，闹的沸沸扬扬，我从开始关注到现在，感觉整个事件的脉络越来越清晰了。东方甄选是电商平台，董宇辉借助东方甄选的平台，成为现象级IP，这是毫无疑问的。很多人说，两年前是董宇辉挽救了东方甄选，这么说其实是不对的。如果没有老俞数十年积累下来的资源，东方甄选如何打造那么庞大的供应链？如果在遭遇双减政策的时候，老俞没有捐出八万套桌椅，狠狠刷了一波好感，那么东方甄选开始做电商的时候，观众就不会对东方甄选抱有同情心，然后去东方甄选买东西。董宇辉的口才、文采确实非常厉害，但在东方甄选的整个产业链中，是锦上添花，是宝塔上的明珠，而不是全部。就像互联网企业的市值非常高，但互联网企业能崛起，是因为中国数十年来完成水利、电网、城市、通信、教育等方面的硬件建设。但问题是，现在的电商、自媒体、短视频领域非常依赖IP的作用。这就导致很多人去东方甄选买东西，是冲着董宇辉去的，而不是冲老俞去的，是冲着现象级IP去的，而不是冲东方甄选的硬件建设去的。然而还有更重要的问题。董宇辉以前的身份是打工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老俞给了他直播的机会，然后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共同作用下，成为现象级IP。那么在老俞看来，你是我培养的，理应听我的。在东方甄选的员工看来，你也是打工人，凭什么以你为主，我上我也行。在董宇辉看来，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东方甄选，你们怎么能搞我？凭我现在的身份地位，即便多拿一些，又算得了什么？三角不可调和的矛盾，就这样出现了。而且现在的电商公司和自媒体公司，一般都是老板亲自出镜做IP，如果做不起来就拉倒，可如果做起来了，老板兼IP的身份就有绝对的话语权，可以避免一切内耗。老俞做为老板却没有出镜做IP，董宇辉做为IP却是打工人，这种不对等的地位，迟早要出问题。这次小作文事件，打前阵的是CEO小孙，背后有没有老俞的默许纵容，我不敢妄下定论。但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一个皇帝绝不允许臣子一家独大，出现这种情况以后，必然要制衡和削弱。一个老板也绝不允许员工风头正盛，那会威胁到老板的地位，同时也给具体业务增加不确定性。所以，老俞是有"去董宇辉化"动机的。唯独出乎意料的是，董宇辉这个IP的号召力太强，直接把"去董宇辉化"的行动给冲了，为了弥补损失，减少战损比，老俞又站出来免除小孙的CEO职务，现在又把董宇辉提拔为高级合伙人。回顾整个小作文事件，小孙其实扮演了严嵩的角色，借皇帝的威严，组建了代表行政力量的严党，帮皇帝稳定朝政，进而换取自己的荣华富贵。董宇辉扮演了徐阶、高拱、张居正的清流角色，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却是公司内部巨大的不安定因素，需要用严党制衡。老俞则扮演了嘉靖皇帝的角色，高高在上维持平衡，谁对他有利就支持谁，小孙搞"去董宇辉化"的时候他就纵容小孙，眼看小孙要失败了，他又站在董宇辉一边，打感情牌来稳定战线。老俞免小孙又提拔董宇辉，无非是嘉靖贬严嵩又提拔徐阶的翻版而已。2我们是"历史照进现实"的号，聊完现实，还是要说一些历史。嘉靖皇帝是怎么重用严嵩的呢？起因就是"大礼议"事件中，严嵩帮嘉靖处理了突发危机。公元1521年，正德皇帝驾崩，留下遗诏命血缘最近的兴王朱厚熜继承皇位，内阁首辅杨廷和按照遗诏，把朱厚熜接到北京，第二年改元嘉靖，于是朱厚熜就成了嘉靖皇帝。但是按照传统的宗法制，嘉靖必须过继给伯父弘治皇帝做儿子，然后以"兄终弟及"的名义，继承正德皇帝的皇位，那么嘉靖的亲生父母，便只能称为叔叔和婶婶。最关键的问题不在于称呼，而是朝政话语权。因为宗法制是儒家意识形态里的内容，而掌握儒家意识形态解释权的，是以杨廷和为首的朝廷大臣，如果按照宗法制更改父母的称呼，那就是嘉靖向朝廷大臣们低头。对于从外藩入主中枢的年轻皇帝来说，如果不能打的一拳开，就不能避免百拳来，如果刚到北京不能打开局面，以后再想抬头就难了。于是嘉靖坚决不同意更改父母称呼，一定要给亲生父母的封号里，加入"皇帝、皇后"两字。到了这一步，杨廷和等朝廷大臣也明白了，坚决不能退让，一旦退让，朱元璋和朱棣这种强势皇帝就回来了，朝廷大臣们这么多年得到的权力地位，又要让出去。嘉靖与杨廷和等人就开始硬刚，一直刚了三年。公元1524年，杨廷和感觉非常疲惫，便请求辞官回乡，嘉靖同意了。等杨廷和刚离开北京，嘉靖又命朝廷大臣们讨论，称弘治皇帝为"皇伯考"，自己的亲生父母加"皇帝、皇后"称号。眼看嘉靖步步紧逼，朝廷大臣们坐不住了。那时嘉靖住在文华殿，杨廷和之子杨慎便带着两百多名大臣，跪在紫禁城左顺门外（今协和门），一边大哭一边捶门，请求嘉靖改变主意。嘉靖也知道决战的时候到了，立即调动锦衣卫，逮捕五品以下官员134人，四品以上的86名官员戴罪停职，杨慎被贬到云南永昌。经过这次打击，朝廷大臣们明白了，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便纷纷改变主意，再也不参与"大礼议"事件。至此，嘉靖完全赢得"大礼议"事件的胜利，不仅给亲生父母加上"献皇帝"、"献皇后"的尊号，还彻底夺取大明朝政的绝对话语权。但经过这次事件，嘉靖也想明白一个道理，皇帝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必须扶持一个拥护自己的班子，有事情的时候让他们去冲锋陷阵，自己高高在上，稳坐钓鱼台。很快，机会就来了。嘉靖在给父母上尊号以后，又想把亲生父亲"献皇帝"称为"宗"，请入太庙享受祭祀。时任礼部尚书的严嵩不同意，准备和朝廷大臣们驳回嘉靖的意见，结果是"帝不悦"，严嵩可能想到了左顺门案、想到了流放云南的杨慎，顿时一惊，马上改变主意，举手同意嘉靖的意见，并提供了详细的方案。在严嵩的支持下，嘉靖的亲生父亲又成了"明睿宗、献皇帝"，仪式完成之后，嘉靖赏赐严嵩大量的金币，表彰严嵩的功劳。这就是一个信号。在严嵩看来，嘉靖表彰他的功劳并赠送金币，意思就是——"追随我，有数不尽的荣华富贵，违逆我，杨慎就是前车之鉴。"于是，严嵩彻底变了，从以前的"颇有清誉"，变成"自是，益务为佞悦。"凭借追随嘉靖，短短几年时间，严嵩便以礼部尚书兼任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入值文渊阁，可谓是位极人臣。而嘉靖感觉到严嵩非常好用，也把朝政都交给严嵩处理——"政事一归嵩。"从此以后，嘉靖借严嵩之手统治天下，严嵩借嘉靖之威弹压异己、谋求荣华富贵，并且组建了严党，全心全意为嘉靖服务。嘉靖和严嵩，就此结为大明朝的攻守同盟。那嘉靖后来为什么不喜欢严嵩了呢？答案就是，严嵩越界了。严嵩借嘉靖的威势执掌朝政二十年，自以为能替嘉靖遮风挡雨，大明朝离开谁都离不开严阁老，但事实上，能替嘉靖遮风挡雨的只有嘉靖自己，大明朝离不开的不是严阁老，而是朱元璋传下来的朱姓社稷。《明史》里用了两句话，说的很清楚——"久之，帝微觉嵩横。""嵩握权久，遍引私人居要地，帝亦浸厌之。"严嵩太横，便意味着嘉靖错了，严党太咄咄逼人，嘉靖同样不满意。就像小孙太横，大众就会觉得老俞用错人了，小孙咄咄逼人的给粉丝们开会，老俞同样不满意。在这样的背景下，嘉靖"渐亲徐阶"，然后开始"去严嵩化"，先是严世蕃被贬到边远蛮荒的地方，紧接着严嵩退休回乡，最终严世蕃被逮回北京处死，严嵩"寄食墓舍以死。"那这一切是谁在推波助澜呢？答案就是徐阶——"其坐世蕃大逆，则徐阶意也"，严嵩和严世蕃不死、严党不灭，徐阶的地位就不稳，就不能成为嘉靖的唯一合作伙伴。同样的道理，小孙做为东方甄选的严嵩，虽然被免职了，但"严党"还在，董宇辉做为东方甄选的徐阶，虽然成为高级合伙人，但并没有自己的班底，没有提拔起自己的高拱、张居正，甚至没有能够辅佐的裕王。董宇辉和老俞现在是平安着陆了，但以后的事，谁又能说得清呢。3乾隆、和珅、嘉庆的案例，我们也可以拿来参考一下。在乾隆朝初期，乾隆重用的是富察皇后的弟弟，傅恒。因为乾隆继位的时候只有25岁，但大清的朝政都被满人鄂尔泰、汉人张廷玉把持着，乾隆就像一个刚接手公司的富二代似的，发现自己被元老们架空了。于是，乾隆一方面对鄂尔泰和张廷玉委以重任，另一方面开始提拔自己的亲信嫡系，而和乾隆关系最近的便是傅恒。公元1745年，24岁的傅恒被提拔为军机处行走。公元1747年，傅恒被任命为户部尚书。公元1748年，傅恒刚满27岁，便成为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学士、川陕总督，统领满汉数万兵马。和年羹尧是雍正的西北代言人一样，傅恒也成为乾隆的西北代言人。从此以后，傅恒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并且在军机处任职23年，可谓是位极人臣。在这23年中，傅恒凭借乾隆的信任，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乾隆通过以傅恒为首的嫡系人马，逐渐清除了鄂尔泰、张廷玉等雍正朝旧势力，牢牢的掌控朝政。但就在公元1770年，傅恒因病去世，乾隆不仅少了一位嫡系宠臣，也缺少一把掌控朝政的工具，他必须重新寻找傅恒的替代者。一个偶然的机会，乾隆选中了和珅。很多人都以为和珅是穷苦出身，但其实和珅的起点非常高，高到绝大部分人努力奋斗一辈子，都不能仰望和珅的起点。因为和珅家族世袭三等轻车都尉，这是个从三品的官，相当于现在的副部级，虽然没有实权，却有极高的品级和社会地位。正因如此，和珅小时候才能到咸安宫官学读书。所谓咸安宫官学，是雍正设立的大清朝后备干部学校，专门招收上三旗子弟和景山官学的优秀学生，名额为一百一十人，学习满汉文字和骑射技术，教师则是翰林学士和宫廷侍卫。这么一所学校，穷苦人家的孩子能进去？但和珅进去了，还熟读儒家经典，掌握了满汉语言文字，练了一身的好功夫。就在傅恒去世的那年，年仅20岁的和珅便继承了三等轻车都尉的官职，成为大清朝从三品的大员，随后被任命为三等侍卫，得到正五品的实权职位。所以说，和珅的起点非常高。紧接着，发生了一件事。乾隆读书比较多，喜欢引经据典，有天突然说了一句："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也"，老虎跑出笼子，玉器在木柙里毁坏，是谁的过错啊？正在别人不知道如何回答的时候，三等侍卫和珅站出来说："典守者不能辞其责也"，看管的人要负全部责任。乾隆看着和珅，突然就喜欢上这个人了。可能是喜欢他的学识渊博，可能是喜欢他遇到事情敢出头的劲头，甚至可能是喜欢他不顾一切想要向上爬的野心。我觉得三种可能都是存在的。乾隆正在寻找新的宠臣，替他掌握朝政的新工具，和珅这种有知识、有野心、敢出头的年轻人，正是乾隆需要的。于是，和珅迎来火箭式提拔。公元1775年，年仅26岁的和珅，被提拔为御前侍卫兼副都统。公元1776年，和珅成为军机大臣、户部侍郎、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直接做了位高权重的一品大员。和珅之所以提拔的这么快，除了做傅恒的替代者以外，还有另一层身份，那就是在公元1773年的时候，皇十五子永琰被秘密册立为继承人，和珅比永琰年长十岁，正好培养起来制衡永琰。此后的25年，乾隆与和珅结成了攻守同盟。乾隆晚年需要大量的银子，和珅便提出议罪银制度，允许犯错的官员，用交钱的方式来抵消错误，保护官位。乾隆不希望永琰的势力太大，和珅便极力阻止永琰的老师朱珪，回到北京做内阁大学士。总而言之，凡是乾隆想要的，和珅就极力去办，凡是乾隆不想要的，和珅一定要全力阻止。而做为回报，乾隆对和珅贪污腐败，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以此做为对和珅忠勤办事的奖赏。正因为有和珅的全力配合，乾隆的后半生才能那么滋润，以七八十岁的年纪继续掌握朝政。当然了，和珅与严嵩一样，既然走上这条路，那么等乾隆退位、永琰登基成为嘉庆以后，必然要承担一定的代价。和珅贪污受贿得到的财富，是嘉庆渴望得到的，和珅党羽占据的位置，是嘉庆的亲信们孜孜以求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清算和珅就势在必行，如果不能清算和珅的话，那大清朝到底是谁说了算，到底是开展贪污腐败的传统业务，还是开展与民休息的新业务？于是，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在这个故事中，小孙扮演了和珅的角色，董宇辉扮演了嘉庆的角色，老俞则是乾隆的角色。董宇辉这个嘉庆到底能不能吃饱，还要看小孙这个和珅，到底何去何从，甚至还要看老俞这个乾隆，等这件事尘埃落定以后，到底有没有新打算？4不论是古代王朝还是现代职场，每个领导都要培养一些亲信，然后把自己不方便做的事，交给他们来做。而这些亲信通过给领导做脏活，换取自己的荣华富贵。这是一个双向选择。亲信做脏活之前，要做好被领导抛弃的准备，领导在委任亲信之前，也要做好弃车保帅的准备。这些事，嘉靖和乾隆肯定门清，严嵩与和珅在二十年的职业生涯中，大概率也有心理准备。老俞估计也是有准备的，但不知小孙有没有准备？话说回来，既然身处一个用帝王心术布置的局中，董宇辉这个年轻人，能成为徐阶和嘉庆吗？目前来看是有难度的。点

1最近读了一本古书，书名叫《酌中志》，作者是明朝万历、天启年间的太监刘若愚。一般来说，生计没有着落的贫困家庭，才会把孩子送到宫里做太监，混口饭吃，但刘若愚不一样。刘若愚家族可能在开国初年立过战功，便被封了世袭军职，他的父亲更是在万历初年做到总兵，可以说是高门大户的人家，完全不用为生计发愁。结果在16岁的时候，刘若愚做了一个梦，第二天醒来以后，心有感悟，便挥刀自宫。具体什么梦，他自己没有说，只有一句模糊的"因感异梦而自宫"，是个狠人。公元1601年，18岁的刘若愚被选入宫里，正式参加了太监的工作。可能对于他的父亲来说，堂堂总兵的公子，竟然自宫成了太监，简直是侮辱家门，于是便很长时间没有理他，准备让他自生自灭。但那毕竟是自己的亲儿子，在民间是没有任何出路的，后来又以总兵的身份运作一番，送到宫里去了。进宫以后，刘若愚一直在司礼监工作，并拜在司礼监太监陈矩名下，属于宫里前景光明的青年太监。到了天启年间，魏忠贤成为统领朝政的九千岁，刘若愚又被调到魏忠贤亲信李永贞手下掌管文书。后来天启皇帝落水，崇祯皇帝继位，然后便和东林党人联合起来清算魏忠贤。刘若愚做为给魏忠贤工作过的人，自然被投入昭狱。他在狱中回首往事，恍然如梦，便写下这本《酌中志》，详细记录了万历到天启年间，在宫中的所见所闻。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到网上买一本看看，很有意思。当然了，这篇文章不是推书的，而是我读完之后，再结合以前读过的《明史》等资料，对"明亡于万历"这个话题，又有了一些新的看法，用一篇短文简单聊聊。2实事求是的说，万历皇帝是很聪明的。早在做皇太子的时候，其父隆庆皇帝在宫里骑马，万历就来劝谏："陛下天下主，独骑而骋，宁无衔橛忧"，您可是天下的主人，要是骑马摔了，可如何是好？不到十岁的孩子能有这份觉悟，很不简单了。公元1575年，万历皇帝已经13岁了，亲自写下"谨天戒、任贤能、亲贤臣、远嬖佞、明赏罚、谨出入、慎起居、节饮食、收放心、存敬畏、纳忠言、节财用"的格言，放到书案上用来自警。历代明君在青少年时期，能做的也不过这样，可以说在青少年时期，万历皇帝颇有一番明君气象。但这么聪明的万历皇帝，却是在非常严格的环境下长大，这对他的性格影响非常大，导致万历皇帝出现了严重的叛逆心理。他的母亲李太后性格严厉——"慈圣训帝严"，每当万历皇帝犯错误，李太后就要严厉训斥，然后再加一句："使张先生闻，奈何？"摊上这么一个母亲，恐怕万历皇帝是非常压抑的。然而内阁首辅张居正更严厉。有次万历皇帝和太监们深夜离开皇宫，穿小衣、骑马、持刀到离宫别苑游玩，结果被李太后知道了，找来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内阁首辅张居正商量对策，最后张居正一锤定音，亲自替万历皇帝起草罪己诏，向全体朝廷大臣公开。差不多同一时期，万历皇帝命工部铸造铜钱做为宫里开支，张居正给停了。言官请求暂停苏州、松江的织造业务，万历皇帝不同意，但张居正也给停了。万历皇帝想重修武英殿，张居正又坚决不同意。陪万历皇帝长大的冯保，同样很严厉。如果万历皇帝和小太监们玩笑的时候，冯保来了，他便立即正襟危坐，说"大伴来矣"，可见冯保的威严。李太后是想让他做个明君，张居正想让他养成节俭的作风，冯保想让他勤于政务，但万历皇帝可能就要想了："凭什么你们能大权独揽，享受豪宅美食，我堂堂皇帝就要过清苦的日子？"叛逆的种子，就这样种下了。于是在公元1582年张居正去世后，万历皇帝立即开始清算张居正，不仅剥夺了张居正的太师、上柱国官职，追回张居正的谥号，甚至还派人去张居正的荆州故宅里抄家，以饿死十余人的代价，抄到黄金万两、白银十几万两。一代贤相张居正，在呕心沥血的工作十年之后，最终迎来灰飞烟灭的结局，就连【张居正】三个字，也成为万历年间的禁词——"终万历世，无敢白居正者。"等清算完张居正以后，冯保也被发配南京，数十年积累下来的家财，都被万历皇帝夺走，用做潞王的婚礼花费。以兵力支持张居正改革的戚继光，自然也受到张居正的牵连，被迫调离坐镇十六年的蓟镇，前往广东，从此离开大明朝的权力中心。至此，这些完成大明朝中兴的英雄豪杰们，都因为万历皇帝的叛逆，彻底离开了大明朝的历史舞台。3随着张居正以及大明中兴豪杰的离开，大明中兴的局面也一去不复返。因为虽然张居正对万历皇帝非常严厉，但确实完成很多重要成就，尤其是在大明财政方面，张居正的贡献巨大。《明实录》里记载道：万历六年七月（公元1578年7月），诏江北诸府民，年十五以上无田者，官给牛一头、田五十亩开垦，三年后起科。九月，诏苏州诸府开垦荒田，六年后起科。大明朝给长江以北的无地青年，发放一头牛、五十亩地，三年免税，鼓励长三角的农民开荒，六年免税。这是开辟经济增量和新税源。万历七年六月（公元1579年6月），核两畿、山东、陕西勋戚田赋。北直隶、南直隶、山东、陕西有大量的勋贵、外戚田庄，以前都能逃避赋税，现在要重新核实，以后按时交税。这是大明朝的自我革命，在既得利益者身上动刀子。万历八年十一月（公元1580年11月），诏度民田。度民田便是丈量田地，不论是豪强地主或者升斗小民，都要有实实在在的田地数据，以后田多的多交税，田少的少交税。这是盘活存量经济，重塑大明朝的财政来源。万历九年正月（公元1581年正月），裁诸司冗官、裁南京冗官。是年，裁各省冗官，核徭役，汰诸司冒滥冗费。凡是不重要的官职、领俸禄不做事的官员，都在这一年被裁汰了，随之一并裁汰的，还有各部门乱用公费的现象。这是在体制内动刀子，节流瘦身。万历前十年，一切政务都是张居正在处理，以上的改革措施虽然用万历皇帝的名义发布，但所有人都知道，这是张居正的政策。等万历皇帝清算了张居正以后，既然【张居正】这个名字成为禁忌，那么和他相关的一切，自然都是不正确的，张居正发布的这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政策，自然也是需要否定的，需要推倒重来的。于是呢，大明朝一朝回到解放前，以前勋贵占田免税现在依然是占田免税，以后田地数据不清晰现在依然不清晰，以前冗官和滥用公款现在依然照旧。万历皇帝要清算张居正发泄不满，并通过清算张居正拿回最高权力，但他事实上毁掉了大明朝继续向前走的根基。而且张居正执政的时候，纪律严明赏罚分明，达到"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的程度，那么清算了张居正之后，这套效率高超的政治秩序，也被摧毁殆尽，大明朝再次回到因循守旧、效率低下的旧时代。朱棣在靖难之役以后，开创了依赖"强人政治"的大明第二王朝，这就意味着大明朝依靠雄才大略的人物，才能维持正常运转。张居正便是继永乐皇帝朱棣、嘉靖皇帝朱厚熜之后的政治强人。万历皇帝的正确做法应该是，继承张居正、取代张居正，即便一定要清算张居正，也必须以皇帝的身份成为新的张居正。但万历皇帝什么都没有做，清算完张居正之后，便在"太仓粟充盈、可支十年"的功劳簿上躺平了。但不能开源节流的钱，总有花完的时候——至二十年，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乎尾八年，费帑金七百余万。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至二十四年，乾清、坤宁两宫灾。二十五年，皇极、建极、中极三殿灾。宁夏、朝鲜、播州这三场万历中期的大战，共消耗1200万两白银，把张居正留下的积蓄都消耗一空。皇极殿、建极殿、中极殿便是现在故宫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外朝三大殿和内朝的乾清宫、坤宁宫相继失火，意味着万历皇帝需要大量的白银来重新宫殿。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库空虚又潜在开支巨大的大明朝，终于迎来严重的财政危机。但张居正重建的财政体系已经废了，怎么办呢？万历皇帝给出的办法是——派出太监到各地征收矿税。从此以后，北直隶、山西、河南、山东、江西、湖广、云南、江西、辽东都遍布着征收矿税的太监。早年间冯保掌权的时候，因为不直接参与经济事务，冯保除了贪点，并没有做危害民生的事，但万历皇帝派去征收矿税的太监，直接和经济事务发生关系，于是便难以控制欲望，一旦想勒索某户人家，就对着他们家的房子说一句"彼有矿"，然后就准备拆房挖矿。如果想保住房子和田地，那很好办，交钱。但太监们收到的钱，绝大部分都进入自己的腰包，并没有给万历皇帝交多少。万历皇帝为弥补财政征收矿税的行动，演变成太监打着万历皇帝的旗号，给自己捞钱的合法抢劫。结果自然是确定的——"大珰小监纵横驿骚，吸髓饮血，以供进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而天下萧然，生灵涂炭矣。"尤其是到辽东征收矿税的太监高淮，不仅在辽东盘剥民财，还和辽东总兵马林不对付，利用自己和万历皇帝的关系，把马林调离辽东。从此以后，辽东军政大事都要听高淮的指示。随后，高淮的手伸进军队，一方面在战争中和军人争功，另一方面还统帅兵马到朝鲜索要珍珠、貂皮、宝马等奢侈品，"山海关外咸被其毒。"公元1608年4月，前屯卫兵变。6月，锦州、松山兵变。这些不满高淮的军人，再加上被矿税折磨的辽东汉人，无奈之下，把努尔哈赤视为大救星，纷纷投奔到努尔哈赤的麾下。可以说，明末农民起义和满清崛起，都和万历皇帝的矿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4除了财政政策搞乱天下以外，万历皇帝不上朝以及不确定太子的地位，还引起朝廷的党争，造成大明朝的巨大内耗。关于万历皇帝常年不上朝，这么多年来有很多说法，例如生性懒惰、吸鸦片等等，但我有个看法——万历皇帝清算张居正以后，"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的政治生态随之破坏，再次回到以前官官相护、因循守旧的状态，万历皇帝虽然掌握了实权，但他无法真正推行自己的命令，贯彻自己的意志，于是便产生了巨大的疲惫感和无力感，最终躲进后宫，用醇酒和女色把自己包裹起来。简单来说就是，万历皇帝清算了张居正，却没有能力收拾烂摊子，然后便开始逃避现实。但问题在于，大明朝极度依赖政治强人，万历皇帝躲进后宫逃避现实，便意味着大明朝最重要的政治生态位空缺，一切事情都找不到最终负责的人。纲举目张，大明朝缺了纲。在没有政治强人的大明朝，那些大臣们便开始寻找自己认可的政治强人，就像乱世争雄一样，大明朝的朝堂，最终形成山头林立的局面。这就是大明朝党争的来源。而万历皇帝迟迟不册立太子，更加重了大明朝的党争。早在清算张居正之前，万历皇帝经常到慈宁宫拜见李太后，有次见到李太后的宫女王氏貌美，便私下临行了她，然后王氏就怀孕了，生下皇长子朱常洛。但王氏的身份实在不高，性格也不是太活跃，万历皇帝不喜欢这对母子。毕竟都躲进后宫逃避现实了，如果每天面对沉闷的女子，万历皇帝只会更加郁闷，只有性格开朗的泼辣女子，才能真正抚慰他。郑贵妃就是这种甜辣妹，于是万历皇帝最喜欢郑贵妃，以及郑贵妃之子朱常洵。这样的喜好传到朝堂，便引起了"国本之争。"对于朝廷大臣来说，维护"嫡长子继承制"就是维护宗法制，维护他们赖以立足的儒家意识形态主导权，维护孔子、孟子、韩愈、朱熹传下来的"道统"，于是他们坚持皇长子朱常洛做太子。对于万历皇帝来说，喜欢朱常洵不喜欢朱常洛，是自己的私人事务，而既然朝廷大臣坚持册立朱常洛，那么顶住压力不册立朱常洛，事实上是和朝廷大臣们争夺朝政的主导权。从这个角度来看，万历皇帝的"国本之争"，和嘉靖皇帝的"大礼议之争"是一样的性质。但嘉靖皇帝用霹雳手段制造了"左顺门案"，命锦衣卫逮捕杨慎等数百名官员，或流放或下昭狱，从此拿到大明朝军政事务的决定权。万历皇帝没有这份霹雳手段，一直拖到公元1601年，才无奈的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这就意味着，万历皇帝在"国本之争"中输了。这样的结果又产生了连锁反应，那就是朝廷大臣中谣言四起，说万历皇帝虽然册立了皇太子，但不甘心失败，一直在找机会废黜皇太子朱常洛，册立朱常洵。于是在公元1603年，爆发一件事——朝野流传一本名为《续忧危竑议》的书，宗旨就一句话："帝于东宫不得已而立，他日必易"，然后就有九名朝廷大臣串联起来，准备拥立已册封为福王的朱常洵。他们为什么要铤而走险？《酌中志》给出的答案是："数公皆人杰，无不望分茅胙土如姚广孝，岂止富贵终其身而已乎？他们要和姚广孝辅佐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一样，拥立福王朱常洵，换取世世代代的荣华富贵。虽然这次政变没有成功，但从这里也能看出来，君臣对立的"国本之争"，催化了万历皇帝不上朝引起的党争，导致大明朝的朝堂上山头林立，这样的混乱局面，又激起更多人"博一博单车变摩托"的野心。在大明朝这种中央集权制王朝，朝堂烂一点，地方就得烂一片。大明朝的朝堂都是这种样子，可想而知，地方得混乱成什么地步？可以说在万历后期，整个大明朝的政治秩序都走到崩溃的边缘了。5崇祯皇帝曾说过一句话："神祖时海内少事，今苦多难。"神祖即万历皇帝，那时候天下太平是因为大明朝开国两百年的历史惯性，以及张居正给续命一次，这才有了万历皇帝的数十年好日子。但其实在太平的背后，财政危机、地方穷困、辽东变乱、政治秩序崩溃等乱世的种子已经萌芽。后来的阉党和东林党之争、明末农民起义军、满清入关其实都起源于万历年间。这就是"明亡于万历"的意思了。而这一切的源头，都来自于清算张居正。从这个角度来看，万历皇帝固然聪明，但在政治上远远不如蜀后主刘禅，典型的又菜又爱玩。点

小时候读三国，更喜欢曹操，一句“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不禁感觉到一种唯我独尊的霸气，年轻人对这样的气质，是毫无抵抗力的。后来曹操起兵征战中原，败袁绍、平吕布、灭袁术、定马超，战功赫赫无往不利，更让人感受到曹操的强大气场，想着如果能追随曹操克定中原平息祸乱，便实现了一生的价值。甚至曹操的梦中杀人、在徐州屠城血流千里，也能让人感慨一句，大丈夫当如是。后来年纪渐长，再读三国，发现刘备其实异常强大。刘备一生屡战屡败，多少次都被曹操逼的走投无路。例如刚得到徐州就被吕布夺走，刚被汉献帝认做皇叔接受衣带诏，又被曹操识破，投奔袁绍受到“去邺二百里相迎”的待遇，紧接着就是袁绍在官渡兵败，投奔刘表不到八年时间，便迎来曹操南征，被迫仓皇逃奔。虽然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时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但就功业而论的话，刘备是不如曹操的。那为什么刘备让人喜欢呢？俩字，仁义。公元208年，曹操南征荆州，刘备带着部属进军江陵，大量荆州士民也抛家舍业跟着刘备迁徙，等到了当阳的时候，追随刘备的荆州士民已经有十余万、辎重数千辆，导致刘备每天只能行军十几里。有人劝刘备，这些手无寸铁的人就别管了，赶紧去江陵吧，否则曹操追来，你怎么办？刘备说了一句很温暖的话：“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他宁愿和荆州士民一起战败，也不愿把他们扔到混乱的战场，他宁愿损失自己的士兵，也要给荆州士民谋一条生路。仅这一件事，就让刘备闪耀着人性的光辉。现在再来看“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就能理解了。在后世人们的心目中，曹操是宏大叙事、是辉煌的功业、是大丈夫当如是的洒脱，他代表了人类潜意识里的理想。刘备是面对困境时不屈服、是百折不挠的坚韧、是照亮暗夜的微弱星火，他代表了人类潜意识里对生活的渴望。人生在世，固然要有远大的理想，但归根到底要脚踏实地的生活。理想，也必须建立在生活的基础之上。曹操如炽热的太阳，光大明媚，刘备如阴柔的月光，抚慰人心。对后世人们而言，曹操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刘备是“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我们向往曹操，却离不开刘备。不论何时何地，总是希望在风雨飘摇的世界，有这么一个人能挂念自己，能用他的力量来为自己遮风挡雨。屡战屡败的刘备，最终能比肩曹操，与此不无关系。点

昨天去看了《志愿军·雄兵出击》，剧情中规中矩，不出彩但也不拉跨，不像是专题电影，更像是陈凯歌凑了一帮人拍了一部纪录片。只谈电影的话，能给80分，再加5分的题材分，共85分，不能再多了。最近几年，关于志愿军和抗美援朝的影视作品非常多，其中不乏口碑爆棚的作品，例如《长津湖》系列就不错。那为什么要重复拍一部《志愿军·雄兵出击》呢，这种中规中矩的电影，有存在的意义吗？可能片方有商业因素的考量，但从社会因素的角度来看，我个人觉得还是有意义的。先谈点历史吧。两千多年前，汉朝立国七十年以来始终面临匈奴的侵略，不是兵临长安威胁首都，就是在边塞郡县抢掠财富和人口，给汉朝造成巨大的损失，也严重打击了汉朝的声望。汉武帝继位以后，不能容忍匈奴的嚣张跋扈，便编练骑兵北伐匈奴。在北伐匈奴的过程中，卫青和霍去病脱颖而出，以外戚的身份纵横草原，斩杀和俘虏的匈奴人口达到数十万，匈奴大伤元气，失去和汉朝打国战的实力。而凭借累积的战功，卫青晋封长平侯、大将军，大司马，霍去病晋封冠军侯、票骑将军、大司马。毫无疑问，卫青和霍去病是汉朝的英雄。公元前117年，冠军侯霍去病薨逝，汉武帝给了极高的礼遇——“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冢象祁连山”，命汉军精锐为霍去病送葬，并陪葬茂陵，陵墓修建成祁连山的形状。公元前106年，长平侯卫青薨逝，汉武帝也让卫青陪葬茂陵，“起冢象卢山。”按照汉朝官方的说法，给霍去病“为冢象祁连山”，是为了纪念霍去病开拓河西走廊的战功，给卫青“起冢象卢山”，是为了纪念卫青自代北讨伐匈奴的功劳。那纪念的目的是什么？既是表彰功臣，同时也是把历史化为实体，留给后人看。霍去病的封狼居胥固然伟大，但和此后两千年的现实生活基本没有关系，那为什么历代朝廷和文人墨客，还要一遍又一遍的书写封狼居胥的故事？既是用来勉励本朝将领建功立业，也是把伟大的事业告诉后人。司马迁和班固写汉朝历史的时候，对卫青和霍去病颇有些春秋笔法，但最后依然有两段非常公正的评价——长平桓桓，上将之元。薄伐猃允，恢我朔边。戎车七征，冲輣闲闲。合围单于，北登阗颜。票骑冠军，猋勇纷纭。长驱六举，电击雷震。饮马翰海，封狼居山。西规大河，列郡祁连。这就是上古史家的伟大之处，他们不太喜欢外戚出身的卫青和霍去病，但依然给予公正的评价，因为他们知道，史书要留给后人看。当后人看到卫青和霍去病的雄伟陵墓，读到描写他们丰功伟绩的语句，便会生出无限向往之心，然后在自己身处的时代，以他们为模板努力奋斗。光辉的历史不是发生过就算了，而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去传颂记忆的。就像志愿军出国抗美援朝，已经是七十年前的事，虽然我们现在仍然吃着抗美援朝的红利，但我们的现实生活，确实和抗美援朝没有直接关系了。于是现在就有很多人说——美国根本没有进攻中国的打算，是我们误判了。抗美援朝的牺牲太大，人民群众付出惨烈的代价。抗美援朝耽误了解放台湾，如果不派志愿军出国抗美援朝，台湾现在也没机会整幺蛾子。这就是不明白历史的后果，不熟悉抗美援朝真相的后果。那怎么办呢？只能是通过电影、电视这种最普世的宣传渠道，不断的创作此类题材的作品，不断的向人民群众做宣传。让现代人感知到历史的真相，让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能了解历史的来龙去脉。从这个角度来看，抗美援朝题材的电影，只要登上大荧幕，就有其特定的意义，题材重复根本不重要。因为抗美援朝题材的电影，不仅是纪念先辈的，同样是给后人看的。当然了，一定要保证质量，不能随便搞一部电影出来，利用观众的爱国情绪收割票房。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有座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为纪念近代百年的革命烈士而修建的，上面有教员起草、总理题写的三段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人民英雄纪念碑于1949年9月30日举行奠基典礼，此后每到重要的日子，国家都要向纪念碑献花，并举行隆重的典礼。这是为纪念百年来牺牲的人民英雄们，也是为了把光辉的历史告诉后人。尤其是那句“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就能让后人知道新中国从何而来，革命的意义是什么，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历史使命又是什么。点

1俄罗斯的厨子普里戈任死了，有人说是死在天上，有人说是死在地面然后伪造成死在天上。不论真相是什么，普里戈任总之是死了。要我说，普里戈任就是吃了不读书的亏，尤其是不读中国历史，不懂中国先辈们用鲜血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中国有句古话，叫一不做二不休，出自唐朝中期的张光晟。张光晟原本是唐军，“安史之乱”时在哥舒翰麾下做骑兵，哥舒翰在潼关战败的时候，大将王思礼的战马中箭跌落在地，张光晟见到以后，便把自己的战马让给王思礼，助他逃离战场。后来王思礼晋升为河东节度使，一个偶然的机会，又见到了在河东军效命的张光晟，不禁喜极而泣：“吾有今日，子之力也”，然后两人结为兄弟，关系非常亲密。有了王思礼的大力提拔，张光晟的前途一片光明。他不仅得到大量的田宅、金帛赏赐，成为富甲一方的军人，还陆续晋升为河东兵马使、代州刺史，成为位高权重的唐朝高级官员。王思礼死后，张光晟凭借之前的资历，更是做到单于都护、振武军使，实实在在的一方诸侯。单于都护、振武军使的工作地点在河套地区，日常工作是防御回纥侵略，所以在上任前，唐代宗叮嘱道：“北蕃纵横日久，当思所御之计”。张光晟是完全服从命令的，所以到振武镇以后，“威令甚行”，严格约束部队，给唐朝立下汗马功劳，甚至在公元780年的时候，截获了一支拐卖长安妇女的回纥使团，一口气诛杀了千余人，把解救下来的妇女送回长安。从军人的角度来看，张光晟是有大功的，但在新继位的唐德宗看来，张光晟的做法伤害了唐朝和回纥的感情，不利于国际团结，便在回纥的强烈要求下，把张光晟贬为太仆卿。太仆卿是从三品的官职，负责管理唐朝的车马并在皇帝出巡时提供交通工具，地位并不低。但在藩镇崛起的中晚唐时期，被剥夺兵权，意味着政治地位边缘化，而且张光晟自认为是为国击贼，唐德宗却为了讨好回纥而贬谪大将，明显是不能维护国家权威的庸主，于是张光晟郁郁不得志。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元783年，太尉朱泚被“泾原兵变”的士兵拥立为帝以后，张光晟直接投奔了朱泚，被任命为宰相兼节度使。不过一年后朱泚就失败了，张光晟礼送朱泚出城，然后带着五千精兵投降李晟，重归唐军阵营。《旧唐书》里说：“晟以其诚款，又爱其材，欲奏用之”，李晟喜爱张光晟的才能，准备重新重用他。但张光晟毕竟背叛过唐朝，有了明显的政治污点，所以唐德宗不能容忍张光晟，否则的话，唐朝皇帝的威信如何维护？其他唐朝大臣也不能容忍张光晟，一个叛臣都能重用的话，那我们这些忠臣又算什么？反过来说，如果借政治污点把张光晟处死，不仅能体现唐朝忠臣的政治节操，还能把张光晟的职位拿出来重新分配。于是在唐朝君臣的一致要求下，张光晟被处死，临死前说了一句：“传语后世，第一莫作，第二莫休。”要么不做，要做就不死不休。如果不归附朱泚反对唐德宗，张光晟就不是叛臣，和唐朝君臣的利益是一致的。如果坚决拥护朱泚反对唐德宗，或者兵败时自杀，也算始终如一的好汉。可做了叛臣又投降，有了政治污点还想获得重用，哪有那么好的事呢。张光晟不死，所有人都不答应。2要说“第一莫作、第二莫休”，中国历史上还有很多正反案例。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用的理由是被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逼迫，不得不进行自卫反击。那么以此来看，李世民在玄武门杀死李建成、李元吉之后就可以停手了。但实际上呢，李世民在诛杀两位兄弟之后，立即命尉迟敬德穿着铠甲、手持长矛、带着热气腾腾的鲜血进宫，武装保卫李渊。那意思就是，如果李渊承认李世民的行动，一切都可以商量。如果李渊不承认既定事实，便要送李渊到地下和两位爱子团圆。这哪里是父慈子孝，分明是政敌拆招不死不休。李渊看明白了李世民的用意，说了一句“善，此吾之夙心也”，尉迟敬德仍然不依不饶，请李渊“降手敕”，要求白纸黑字写清楚，省的李渊事后赖账，动用政治势力给李建成和李元吉平反。而李世民做完这一切之后，又杀了李建成的五子、李元吉的五子，可谓是斩草除根，根本不给李渊、李建成、李元吉任何翻盘的机会。所以玄武门之变过后，李世民便得到“国家庶事，皆取秦王处分”的权力，以最小的代价、最坚决的态度，完成了改朝换代。三百年后，后唐庄宗李存勖在河朔，也面临类似的局面。那时李存勖统帅河东军和河朔军，在黄河一线和后梁拉锯十年，始终不能分出最终胜负。公元923年，后梁大将康延孝投奔李存勖，透露了后梁的反攻计划：“令董璋引陕虢、泽潞之兵自石会关趣太原，霍彦威以汝、洛之兵自相卫、邢洺寇镇定，王彦章、张汉杰以禁军攻郓州，段凝、杜晏球以大军当陛下，决以十月大举。”后梁准备兵分四路，以段凝和杜晏球的兵马牵制李存勖，其他三路分别攻取太原、镇定、郓州，最后四路大军回师包围魏州，彻底消灭李存勖。所以康延孝建议李存勖，生死成败在此一举，您不要管后梁的作战计划，可以趁后梁大军出击汴梁空虚的机会，统领骑兵直扑汴梁，一旦汴梁城破，后梁就灭亡了，那些派出去的大军便会顺势归附于您。李存勖拿不定主意，去和郭嵩韬商量。郭嵩韬也是同样的意思，我们和后梁作战十年，如果不能一鼓作气攻破汴梁取得最终胜利，那人心迟早要散，以后再想获胜就很难了，康延孝的建议是对的。于是李存勖说了一句：“大丈夫得则为王，失则为虏，吾行决矣”，破釜沉舟的勇气溢于言表，然后以李嗣源为先锋，亲自统兵攻取汴梁，一举灭亡朱温创立的后梁。以上说的李世民和李存勖的事，都是“第一莫作、第二莫休”的成功案例，他们凭借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决心和勇气，获得巨大的成功，成为当时世界上第一档的人物。那失败的反面案例是什么呢？最典型的就是东汉末年，袁绍策划了世族和外戚联盟诛杀宦官的行动，并调董卓进入洛阳，准备威胁大将军何进。结果等董卓进入洛阳后，何进已经被宦官诛杀，袁绍的最大威胁已经清除，可谓是握着一把好牌。然而在最后的关键时刻，袁绍却不敢和董卓发生正面冲突，导致董卓逐渐整合了洛阳的兵马，袁绍在洛阳没有立足之地，被迫逃到关东。袁绍做了政变夺权的事，却在关键时刻没有做到底，最终兵败身死，为天下笑。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是曹操对袁绍的评语，但实事求是的说，这是袁绍、曹爽、普里戈任之类不能做事做绝的人的通病。3最后说几句普京吧。去年俄乌刚开战的时候，普京当仁不让的成为世界不满美帝的人群的总代表，支持俄罗斯的人并不是发自内心的支持俄罗斯、支持普京，只是不满美帝，仅此而已。但是一年来，普京没有取得预期的战果，战争也从闪电战拖延成持久战，从国际层面来看，普京基本失去“反美帝总代表”的身份，俄罗斯也失去超级军事强国的地位。以后普京和俄罗斯，想以反美帝的名义搞国际统一战线，难度必然非常大，起码不会像去年似的一呼百应了。而普里戈任的死，极有可能成为普京和俄罗斯命运的新转折点。虽然普里戈仁没有“第一莫作、第二莫休”的素质，发动了一场半途而废的兵变，死亡是符合历史规律的必然事件。但普里戈任真的死亡之后，世人还是不禁要问：“几个月前是普京承诺不追究责任的，现在秋后算账，到底算怎么回事？你一国总统，说话不算数？”在这样的先例之下，俄罗斯军政要员对普京的信任度，大概率要打折扣的，世界上愿意帮助俄罗斯的人，以后敢不敢继续站在俄罗斯的船上，也要打一个问号。但问题是，做掉普里戈任，是普京不得不做的事，起码符合普京现在的利益。因为如果不给普里戈任的兵变做出定性决议，那就是告诉其他人，背叛普京不用承担后果，搞兵变不用承担代价，有任何不满直接起兵就好。那普京的地位如何维持，俄罗斯的稳定如何巩固？现在普里戈任的死，让普京能对兵变做出定性决议，可以暂时压制不满普京的人的野心，但普京的政治信用也丢失了，新的问题即将来到。那普京以后怎么办，俄罗斯以后怎么办？谁知道呢，任何事情都有其代价，所有事情的代价结合起来，就是一份盖棺定论性质的历史决议。俄罗斯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咱们且等风来。点

1周末带娃看了《长安三万里》，一部以高适为男一号、李白为男二号，讲述唐朝开元天宝年间诗人群像的动漫电影。虽说是动漫，但其实孩子和成年人都能在电影中，找到适合自己的点。孩子们自然不必说，精彩的打斗和绚烂的动漫效果，都是非常吸引孩子们的要素。而成年人看的是剧情。高适和李白相识于青春年少时，定下青云之志，想着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然而随着剧情的推进，两人蹉跎半生，都没有实现少年时的理想。李白出身富商之家，还做了高宗朝宰相许圉师的孙女婿，顶着“谪仙人”的称号名满大唐，却始终不能入仕报国。高适出身渤海高氏，祖父更是战功赫赫的平原郡公高侃，却半生潦倒，年近五十才混到编制。抛开李白、高适的名声和历史地位，他们两人的遭遇，现代的普通人绝对有代入感。上学时总觉得天下风云出我辈，工作后遭到社会暴打，等人到中年懂点事了，好家伙，经济下行消费降级了。成年人看这部电影，其实就是体会自己前半生的过程。总之，《长安三万里》是老少咸宜的，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看点。2网上有人说《长安三万里》的剧情不符合史实，确实有一些。例如电影里说李白入赘安陆许家，子孙后代都得姓许，不能姓李。但在真实的历史上，李白和许夫人生育了两个孩子，儿子叫李伯禽，女儿叫李平阳，都是姓李的。程元振（程公公）刺杀李辅国，也不是为了给高力士（高公公）报仇。原本程元振和李辅国是政治盟友，共同拥立唐代宗继位，立下“定策之功”，随后李辅国骄横难制，被所谓的盗贼入室斩首，程元振便取代了李辅国的职位，统领禁军，军中称为“十郎”。杀死李辅国的盗贼，大概率是唐代宗和程元振派去，帮助他们夺权的。这些不符合史实的问题，重要吗？历史不是戏说，改编不是胡编，电影不符合史实甚至有移花接木的嫌疑，对于历史剧来说，确实重要。但我觉得吧，只要不是太离谱，不符合史实只能算次要矛盾，不是主要矛盾。现在中国历史剧，甚至是传统文化作品的关键问题，是门槛太高，看懂的人不多，能投入到剧情里感同身受的就更少了。所以每次说到文化产业的时候，我总说形式比内容重要、受众范围比史实重要、影响力比考据重要。不论大俗还是大雅，归根到底是要大，在大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谈论俗和雅。那些一板一眼做出来的内容，最大的问题是没人看，既然没人看，就不能起到宣传传统文化的作用，更达不到繁荣文化市场的目的。脱离群众闭门造车，考据的再详实，又有什么用呢？《长安三万里》虽然略微有些史实问题，但胜在形式普世、受众范围广、影响力大。通过一部动漫电影，让孩子对唐朝诗人的经历有更深的了解，亲身代入了唐诗的写作背景，也让成年人重温一遍曾经背过的诗，对于文化产业来说，这比什么都强。尤其是《将进酒》的片段，李白和高适等人驾鹤直上银河，和九天诸神共舞，一步步推进着《将进酒》的写作节奏，给人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短视频博主意公子提过一个观点，说李白的诗要放声的读，感受情绪的张力带来的痛快，感受与天地同在的气魄带来的痛快。这个观点说的非常好，《长安三万里》的将进酒片段，就有这个意思了。相信看过之后，这些痛快的片段，能长久的留在观众心中。在这样的结果面前，略微欠缺的史实，已经不重要了。3以前说到文化产业，我总说文化要推陈出新，和美帝一样传播到海外。但我今年重新思考了一下，觉得文化产业出海之前，还有件事要做——文化复兴。美帝的文化直接继承了近代欧洲的文化，近代欧洲的文化起源于文艺复兴，到现在已经起六七百年了，这中间没有出现过文化断层。所以美帝可以站在六七百年的文化积淀上，总结提炼推陈出新，借助美帝的国力和军力，把美式文化推广到全世界。而我们虽然有五千年文化积淀，唐诗宋词和诸子百家都很精彩，但是很遗憾，我们从农业国到工业国、从清朝到共和国、从落后到崛起的过程中，文化是出现巨大断层的。我们现在拿起唐诗宋词，只知道机械的复读背诵，拿起诸子百家，只知道一些笼统的概念。唐诗宋词是如何写出来的，格律和布局又是怎样完成的，诸子百家的观点和中国文化脉络有什么联系，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懂，甚至很多教育工作者也是了解皮毛而已。结果就是，我们依然使用中文，但精神内核和思维体系，现代读书人和古代读书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要想文化出海，必须有自己的特色，要有自己的特色，就必须伴随祖国的复兴，来一次文化复兴，把出现断层的文化重新接续起来。我说的文化复兴，绝不是照搬儒家的三纲五常和君君臣臣，更不是呼唤地主乡贤，而是在传统文化的政治因素被革命涤荡之后，把文化因素重新找回来。一句话，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那座长安城曾经破败了，我们要做的就是修补长安城，让这座伟大的城市光耀万年。这是我们这代人的历史使命。那我们这代人能做到吗？我相信是可以的。就像《长安三万里》说的两句话——只要那些黄鹤楼的诗在，黄鹤楼就在。只要诗在、书在，长安就会在。点

前几天和朋友聊起“算法”这个东西，得出几个共识结论。其中一个结论是明线上的，当平台的用户发布了一条内容，图文也好、短视频也罢，首先会进入一个极小的流量池，让这个流量池里的用户观看。如果点击率和完播率表现良好，那么这个内容就会进入下一个较大的流量池，再进行新一轮的数据检验。就这样不断滚动，每个内容都有病毒式裂变传播的机会，让全网的人看到，博主也有机会在短暂的时间内，成为全网知名的网红。反过来看，如果这条内容的开头不够劲爆、逻辑不够完整、结构不紧凑，那么点击率和完播率就表现的不好，不能贴合算法，永远停留在第一层的小流量池。可以说，算法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播学的逻辑，让工业革命时代的新闻学，成为一门落后于时代的学科。另一条结论是暗线上的，即算法永远是扶小抑大的。如果你关注短视频平台，应该知道网红的迭代非常快，颜值类网红往往能一年更换好几波，知识类网红可能更新换代慢一些，但巅峰期最多也只有三年。除了那种真正天赋异禀的人，绝大部分网红很难长久保持高流量。对于网红来说，这种算法是很不友好的。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内深耕那么多年，摸索平台的算法规则付出那么多成本，结果刚刚走红，就要面临被淘汰的命运。所以江湖上一直说，没有算法的微信公众号，是对创作者最友好的平台。但扶小抑大的算法，损害的只有网红的利益，却能实现平台的利益最大化，也让大量的新人抱有希望，不断有新生力量成长起来。也就是说，算法在一定程度上革了网红的命，保持了平台的新陈代谢。从这个角度来看，“算法”在互联网平台上，充当了“天道”的角色，所有的内容、所有的数据，都是算法构建平台生态的工具，真正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数据组成的互联网平台，算法可以充当天道，但在有血有肉的人组成的社会，却没有一种“算法”来构建社会的健康生态。在现实社会中，每个积累到粉丝、获得高流量的“网红”，大概率都能保持长红的状态，自己这一代收割到利润以后，还要更改平台规则，想让子子孙孙继续收割下去。那种新生力量不断成长起来的健康生态，如同昨日黄花，一去不复返。于是就有了“家族传承吾辈则”的江西周公子，有了“指鼠为鸭”的黑色幽默，有了张雨绮在郝邵文直播间说699买不了一双袜子，有了劝你“失业以后把房子租出去”的专家。现实社会没有算法，不能对这些人和事进行新陈代谢，那么新生力量就不能成长起来，只能躺平摆烂。直线降低的生育率，只不过是新生力量通过不生孩子，减轻自己的人生负担，进行自我松绑。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直线降低的生育率将导致不健康的人口结构，给未来的社会埋下极大的隐患。但从个体层面来看，这么做不能说是错的，他们只是在人生的困难面前，做出了能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毕竟社会是由一个个人组成的，每个人的活动和意识，构成了这个社会的运行轨迹。当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做出同一种选择的时候，不论结果如何，他们都是对的。这个无解的问题，一百多年前的哲学家们提出过解决办法。那就是用无产阶级专政，完成对资产阶级的新陈代谢，然后实行全民公有制的经济制度，配以计划经济的手段，来调度资源分配利益。贫者富之，富者贫之，先实现公平公正，再实现共同富裕。这就是马克思等哲学家提出的“算法”。在这套理论之下，国际共运轰轰烈烈的启动了。国际共运的理论有很完美的逻辑，但在最终点上，有个始终无法解决的漏洞，即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实行专政以后，如何才能不脱离无产阶级的队伍，蜕化为新的统治阶级？这个漏洞，导致很完美的理论始终不能形成闭环，但马克思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列宁和斯大林没有提出解决办法，教员同样束手无策。这个问题不解决，地上天国就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国际共运在20世末期的重大失败，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都和这个漏洞有极其重要的关系。观古鉴今。我们要解决当代的困局，开拓未来的新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回答马克思、列宁、教员没有回答的问题，补上国际共运理论的漏洞，构建世界的算法。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社会才能迎来新生，全人类才能走出资本主义的囚笼和原教旨共产主义的束缚，开创新的世界。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目前谁都没有答案，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绝不能重走一遍过去的失败路子。左派不能沉浸在20世纪国际共运的宏大叙事中，右派不能想着照搬欧美的制度和理论，以前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都只是参考，和现代实际相结合，这些经验才有生命力。教员对未来是非常有信心的。1965年1月9日，教员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斯诺，斯诺问教员：“关于中美关系改善，有没有希望？”教员回答说：“我看有希望，不过需要时间。也许我这辈子没有希望了，我快见上帝了，也许你们有希望。”斯诺继续问：“客观条件使革命变成不可避免的，现在没有这种条件了。现在中国条件不同了，下一代将怎样？”教员：“我也不知道，那是下一代的事。谁知道下一代干些什么，无非是几种可能，一是把革命继续发展，一是否定革命，干坏事，跟帝国主义讲和，把蒋介石接到大陆上来，同国内百分之几的反革命站在一起，这就叫反革命。你问我的意见，我当然不希望出现反革命。将来的事由将来的人决定，从长远来看，将来的人要比我们聪明，如同资本主义时代的人比封建时代的人要聪明、要好一样。”随后，教员和斯诺谈起了人的定位。斯诺说：“您一面搞革命，一面给许多教授提供了职业，现在可能很多人成为毛学专家。”听到斯诺的话，教员不屑一顾：“现在我的这些东西，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东西，在一千年以后看来可能是可笑的了。”从这段对话就能看出来，教员对后辈充满信心，但他不希望自己的东西，成为不能违背的金科玉律，他更希望后辈能站在自己的肩膀上，看到更宽广的天地，创造更光明的世界。点

1前些天在抖音上刷到一条视频，说是非洲某国的大街上有张硕大的海报，海报上写着：“兄弟们，赶紧到中国去吧，那里经济发达资源丰富，特别是女孩长的特别聪明高贵漂亮，全世界公认的，一旦娶一个，你目前悲惨的命运将彻底改变。你们去了赶紧和他们恋爱结婚，多多生子，记住，一定要多生孩子，这样以后天下就是我们的了。”这是很早以前的一条谣言，已经被辟谣了，海报其实是“无国界医生”运动的公益广告，号召遭受性侵的女性及时就诊，原海报中的女性也不是中国女孩。但就是这么一条已经被辟谣的谣言，在抖音的热度不断飙升，用户制作的视频数量从25万很快到了100万以上，几乎每五条视频就能刷到一条。在众多短视频APP里，我蛮喜欢刷抖音的，但这类视频的热度还是让我大受震撼，尤其是评论区，味道太冲了。我是女生已经刷到！穿我华夏汉裳，兴我礼仪之邦，着我汉家衣裳，嫁我华夏儿郎。我说中国女性，站在这片土地上，面对五星红旗庄严宣誓，我是华夏女子，此生只做华夏儿郎妻。中国男生要保护中国女生。这些评论和十五年前的“不转不是中国人”、“转发钓鱼岛是中国的，马化腾免费送五十个Q币”一样，看起来很热血，实际上毫无逻辑可言。从治安层面来说，中国有人民解放军和人民警察，女孩们被保护的很好，从来没有哪个黑人敢在大街上，当众对女孩进行犯罪活动。从婚姻层面来说，婚姻是自由选择的，只要中国女孩远离黑人，不和黑人恋爱结婚，就生不出有黑人血统的孩子。黑人是移民和留学生，不是侵华武装。只要中国男孩能爱党爱国，做遵纪守法的良好公民，中国女孩的审美正常，按部就班的生活，那么汉族的后代就黑不了。如此热血沸腾的喊打喊杀，大可不必。2既然黑人不是有计划的“改换人种”，那中国的大量黑人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原因也简单。在世界近代史上，中国和非洲国家都是欧美列强的殖民地，有这样的历史渊源，中国和非洲国家就很容易达成“反帝反霸”的统一战线。而从现实利益来说，虽然非洲国家穷、弱、莽、没文化，但他们在联合国里都有选票，在国际事务上有一定的发言权。当年教员创立三个世界的理论，并把中国归入第三世界，和亚非拉国家站在一起，其中一个目的便是团结大多数，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中抱团取暖。1971年，中国能重新获得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些非洲国家的投票，是立下大功劳的。也正因为团结了亚非拉的国家，中国才成为和美苏比肩的世界第三极。后来中国改革开放，深度参与了世界贸易体系，那么除了非洲国家的国际支持以外，非洲的矿产、资源、市场也是中国极度需要的。于是中国和非洲国家，便保持了密切友好的关系。既然非洲国家支持了中国，中国也需要非洲，那么中国就要给予非洲国家回报，例如人道支援、粮食救济、商业贷款、招收工人等等。非洲黑人在华留学生，每年能得到丰厚的生活费，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因为非洲国家的普通人生活都没保障，更不可能读书求学了，能到中国留学的非洲黑人，基本都来自非洲各国的中产甚至高层家庭。他们在中国期间受到关照，认可了中国，等回到非洲参加工作以后，便有可能把这份感情带入工作中，和中国继续保持友好的关系。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中国和非洲国家都是互惠互利的关系，绝不是单方面的付出。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境内就有了大量的黑人，非洲各国也有大量的中国人做生意。只能说，中国境内的非洲黑人是政治经济交流的附属品，我们要得到什么利益，也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很公平。3面对中国境内的大量黑人，很多人不理解，经常说中国是汉族的地方，其他人不能进来。要我说，大汉族主义要不得。中国在处理种族关系时，有一条自古遵循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匈奴鲜卑也好，契丹蒙古满洲也罢，只要认同中国的“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信”价值观，就是中国人。例如南北朝名将慕容恪是鲜卑人，但历朝历代都认可他是中国人。唐太宗李世民的宰相长孙无忌是鲜卑后裔，我们难道不承认长孙无忌是中国人么？蒙古宰相耶律楚材是契丹人，纳兰性德是满洲叶赫那拉氏，仓央嘉措是西藏喇嘛，他们同样是中国人。这就是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可如果有黄皮肤黑头发，却不认同中国的价值观，反而信奉欧美的殖民主义、霸权主义、资本主义价值观，那就是黄皮白心的香蕉人，他们在实质上已经被开除中国国籍了。这就是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正因为这样的哲学文化，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包容的地方，同时也是生命力最顽强的民族，中国能屹立五千年不倒，这种哲学文化是有决定性功劳的。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也有一条自古遵循的基本原则——“藏天下于天下”，即中国不设边界，认为中国就是天下，天下就是中国，那么普天之下苍穹之内，所有国家都可以和中国达成统一战线，也都可以融入中国。我们现在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说到底，就是起源于“藏天下于天下”的基本原则。以上两条基本原则，现在依然是我们看待种族关系、国际关系的依据。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这是毋庸置疑的，也是必须坚持的。但主体民族的身份，不应该是独裁垄断的民族，而是和其他少数民族团结起来，形成以汉族为核心的民族版民主集中制。这样才能藏天下于天下，中国少数民族的名单里，将来才有可能写上东瀛族、高丽族、班图族、阿拉伯族等等。如果坚持搞大汉族主义，那就是自我设立边界，而自我设立边界等于固步自封。按照大汉族主义的逻辑，中国就只能保留汉地十八省，北至长城、东至大海、南至广东、西至嘉峪关，蒙古、新疆、西藏、宁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就不应该属于中国。这可以吗？当然不可以。所以我说，大汉族主义要不得。大汉族主义看似热血沸腾，实际上却是自断臂膀的错误道路。在黑人的问题上，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不团结黑人，那么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就不能持续下去，中国的国际主义理论就不能逻辑自洽。甚至反过来说，如果中国不团结黑人，那还要不要团结藏族、要不要团结维吾尔族、要不要团结蒙古族？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黑人问题不仅仅是黑人问题，黑人问题的背后是政治、经济、哲学理论的问题，一旦处理不好，很多路就走不通了。至于说黑人在中国的待遇太高、有时不遵纪守法，可能暂时没有办法解决。等将来中国的实力再进一步，国际影响力再沉淀一些，国际统一战线再扩大一些，就不必完全依赖非洲国家的支持，才有足够的底气把“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落实到位。到那个时候，便可以通过法律约束中国境内的黑人，真正解决黑人问题。总的来说，发展中遇到的种族问题和国际问题，需要用发展来解决，而不是通过群体无意识的政治盲动来解决。点

1“农村包围城市”是中国革命能够成功的核心战略，那“农村包围城市”为什么能够落地，百年前的中国，城市和农村之间到底有什么矛盾？这篇文章我们就来简单聊聊这个问题。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大清和大英帝国签订了《南京条约》，开放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这五座城市，做为中外的通商口岸，史称“五口通商。”这五个通商口岸名为自由贸易，实际上是欧洲列强在中国的商品倾销地。此后数十年，随着欧洲列强的侵略逐渐深入，通商口岸的名单上也增加了天津、潮州、登州、温州、汉口、苏州、杭州、重庆等城市，总数达到104个。仔细看看这些城市，要么是东部沿海城市，要么是长江水系的重要城市。这些通商口岸城市的分布，也说明欧洲列强侵略中国的过程，基本是以东部沿海城市为根据地，沿着长江水系，逐步向内陆大城市渗透。而欧洲列强进入通商口岸城市以后，由于语言不通、不熟悉当地的环境，便必须把侵华贸易中国化，具体做法就是寻找当地的头面人物，与其结盟，让他们协助欧洲列强倾销货物和获取利益，事后按比例分配利润。这些和欧洲列强结盟的人，就是我们说的买办。所以在晚清民国的大城市里，存在着两套统治秩序。一套是传统的中国秩序，中坚力量是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信奉儒家的三纲五常君臣父子，一套是欧洲列强带来的秩序，中坚力量是欧洲洋大人和中国买办，信奉欧洲的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中国革命的重心放在大城市，便不可避免的要和两套统治秩序做斗争。但相比两套非常强大的秩序来说，不论是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也好，我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罢，力量都非常弱小，斗争成功的希望很渺茫。于是在1920年代，就出现两个结果——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放弃了革命的目标，和中外两套统治秩序媾和，成立了接替大清和北洋的南京国府。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左派革命者，遭到中外两套统治秩序和南京国府的联合打击，在“四一二政变”中损失相当惨重。那此后怎么办？继续以城市革命为主，是根本没有出路的，只有离开城市下沉到农村，才能稍微避开两个强大的敌人，逐渐积蓄革命力量。而且大城市是鱼龙混杂的地方，各种思想争论的非常厉害，留在大城市，我党要统一革命队伍的思想是有难度的。但在识字率不高的农村，农民在思想理论方面却是一张白纸，可以不受干扰的接受我党的共产主义理论。这样一来，下沉到农村的中国革命，就有了避开强敌和壮大队伍的优势。在这方面，教员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就成为革命武装力量下沉到农村的先行者，做了一次伟大的尝试。2那下沉到农村以后，中国革命就一定能成功吗？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不能说一定成功，起码是有成功机会的。在晚清民国时期，虽然经历了洋务运动和各省的初步工业化，但中国的经济格局，依然是农村农业占绝大部分份额，城市工业占小部分份额。农村的小农经济，拥有全中国75%以上的人口，生产的农产品占中国经济总量的65%，农村的小船、牛车、人力车的总运输量，也是城市铁路和航船运输量的三倍以上。而城市人口基本上是官员、商人、军官、文人、工匠、伙计等等，城市的近现代工商业产生的经济总量，只占中国的7%左右。换句话说，农村是生产者，城市是消费者。只有把农村和城市结合起来，用农村的生产补充城市的消费，城市才能得到必要的养分。但问题是，南京国府放弃了农村。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意味着蒋介石和南京国府放弃了改造农村的革命目标，1928年6月的财经会议，南京国府正式决定，放弃征收农村的田税，交给各省征收。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要用田税利益，换取各省对南京国府的支持。这样一来，南京国府便放弃了65%的经济总量产生的赋税，只能以关税、盐税、外国贷款来维持正常运转，其中军费又占了很大一部分。税基这么小的中央政府，就是一座空中楼阁，根基极不稳定。那各省征收田税，不一样可以建设地方吗？理论上这么说没问题，但在实际上却行不通。因为南京国府不参与田税征收，就意味着在田税征收上面，全国没有统一的标准，也没有强有力的监管，各省在征收田税时，有了很大的暗箱操作空间。于是呢，最基层的官员谎报土地数量成为常态，地主富农通过关系逃税成为家常便饭，地方主政官员随意加派苛捐杂税，成为人人都懂的潜规则。为了获取最大化的利益，各省的军阀官僚还大量发行没有担保的货币，例如在1924年，广西就发行了50亿没有担保的货币。国府在名义上统一中国以后，各省的敛财方式改成发行债券、种植鸦片、兵痞抢劫等等。看了这些操作，大明宝钞也得直呼内行。结果就是，农村经济生态造成极大破坏，一个农民要承担的赋税，往往要到法律规定赋税的40倍以上。所以民国的农村，是占中国经济总量大半，欧洲列强和国府无力进入，最终被军阀官僚地主豪商肆意盘剥，急需进行“拨乱反正”的地方。如果有一个人、一个组织能完成这项任务，其实就在事实上取代了南京国府。这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有成功机会的根本原因。3有成功机会是一码事，能不能成功却是另一码事。一百单八将上了梁山，最终落得兄弟凋零的下场，工农红军上了井冈山，为什么能席卷天下建立新中国呢？这里面有很多原因，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革命的愿景不同。在《水浒》位面，晁盖做山寨之主的时候，梁山的愿景还是“造反、聚义”，这个愿景不是最革命的，但起码是独立自主的。但自从晁盖死后，宋江就做了山寨之主，他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把替天行道的杏黄大旗改为顺天护国。忠义，忠的是大宋，义的是伦理纲常。顺天护国，顺的是大宋法统，护的是赵氏祖宗传下的江山。可以说，自从宋江更改梁山路线以后，梁山的愿景也跟着变了，从独立自主的山大王，变成大宋朝的跟班，赵氏的泛走狗。既然宋江下定决心跟着大宋朝走，那么他就不可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改革大宋朝不合理的制度，清理大宋州县的冗余，也不能团结不满大宋朝的群众，壮大自己的力量。结果，梁山好汉们觉得非常拧巴，大宋朝也不把梁山武装当成自己人。在内耗和外力的影响下，梁山走向消亡。在现实位面，梁山的角色是南京国府，宋江则是蒋介石。而创建红军的教员在上井冈山之前，就想明白了革命的愿景，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说：“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角。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看到了吧，他明白了中国衰落的症结在哪里，就有了非常长远的愿景，不会轻易动摇。下沉到农村并改造农村，才是他要做的事。上了井冈山以后，教员领导红军和地方组织，通过打土豪分田地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系，通过教育农民埋下农村变革的种子，通过波浪式扩大根据地建立了红色政权，通过征收田税和贸易建立了健康的财政制度。以上的事情做成，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推翻了封建宗法关系、地主和佃农的生产关系，达到改造农村的目的。而且农村是生产者，经过改造的农村，反过来又给红军提供了庞大的物资，尤其是粮食。“反围剿战争”时，蒋介石曾给前线部队下命令，要求对红军根据地严防死守，不允许人员和物资流通，准备把红军困死在根据地。结果没有红军根据地出口的粮食，江西、福建的十几座城市马上缺粮，缺口大到蒋介石从北方调粮都补不上，没多久，各地就用现金、武器、药品等城市物资向红军根据地买粮食。可以说，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在政治上对南京国府进行了降维打击，在经济上也掐住蒋介石的软肋。后来，我党我军改造的农村越多，控制的物资就越多，这就对南京国府釜底抽薪，让他们的势力集中在孤零零的几座城市里。一旦完成量变到质变的转变，我军便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围点打援也好，三大战役也罢，都是宏大历史进程的收尾工作了。而当占中国经济总量65%的农村完成改造，接下来的改造全中国，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到这个时候，农村包围城市，也就彻底成功了。4总的来说，农村包围城市不仅是军事战略，更是政治战略和经济战略。这个大战略的核心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政治上避实击虚，经济上整合生产者围堵消费者。所以在这个百年未有大变局中，我国一方面坚持建设高标准农田，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另一方面鼓励实体企业的生产，保证城市生产力，努力建设新时代的“井冈山。”在国际上，我国始终在谈和平，尽力推动和欧洲、亚非拉国家的贸易，即便在台海地区也坚持不打第一枪，这是要建设新时代的“赤白贸易线。”随着时间的推移，“赤白贸易线”做为“井冈山”的触手，将把亚非拉等“世界农村”，纳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旗下，这就完成了改造农村的任务。一旦生产力被整合起来，围堵的就是那几个消费型“城市。”到那个时候，“三大战役”也即将打响。一百年，中国搞了两次农村包围城市，一次彻底改变了中国，一次试图改变世界。而在两次农村包围城市中，最关键的一件事就是，不能出宋江，不能重复梁山的投降主义。点

1公元636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给唐太宗李世民提了一个建议：“宣饶二州银大发采之，岁可得数百万缗。”缗是串钱用的绳子，一缗能串一千钱，所以缗也就成了货币单位，一缗等于一千钱，数百万缗就是数十亿钱。在百废待兴的贞观年间，不管怎么算，这都是一笔庞大的财政收入。但李世民拒绝了权万纪的建议：“朕贵为天子，所乏者非财也，但恨无嘉言可以利民耳。与其多得数百万缗，何如得一贤才？”李世民说，他贵为皇帝，要的不是钱而是人才，随后李世民以“专言税银之利”，罢黜了权万纪，让他回家闭门思过。这件事有好几种解读角度。可以说是李世民求贤若渴，可以说是儒家的道德观削弱了国家财政，甚至可以说是权万纪不懂为官之道，但这篇文章想说的是另一个角度——“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来，古代王朝不讲经济，唐太宗李世民都不能免俗。”秦汉隋唐是中国历史的上升期，国力强盛四夷宾服，宋元明清是中国历史的衰落期，除了短暂的雄起以外，总是国力不济社会疲沓。中国历史的两个千年截然不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古代王朝不讲经济”起码是原因之一，也是汉唐强盛明清衰败的历史规律之一。2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起，中国就是中央集权制国家。不论是秦汉的三公九卿、郡县制、军功授田也好，隋唐的三省六部、州县制、计口授田也罢，社会经济往往是由政府主导的，也可以说是政府官员主导的。而秦汉隋唐时期的生产力不发达，市场经济也不繁荣，那么在政府主导社会经济的背景下，经济很容易实现大一统，利出于一。这样一来，中央政府可以有效统筹财富和资源，进行日常运作、救灾、战争等大型事务，却很少遇到纯粹经济层面的抵制和反弹。地方和中央政府的对抗，几乎都是地方豪强和中央集权的权利矛盾，而不是政策调整、作物种植等经济问题。于是在制度层面，中央集权的国家和政府，完全可以涵盖社会经济，形成政治、经济、军事、人才的合力，打造出强悍的国家机器。强汉盛唐，就这样走入历史。可以说，生产力不发达，以及市场经济不发达，是汉唐强盛的重要基础。于是“不讲经济”的秦皇汉武唐宗，才能尽情挥洒天赐的雄才大略，秦汉隋唐和周边部族的技术代差，也被强悍的国家机器无限放大，千年来总体是走上坡路的。3但是从宋朝开始，随着江南开发成熟、占城稻的种植、炼铁水平进步等因素，中国的生产力极大发展，这意味着市场经济有了存在的基础。于是宋元明清的主要经济力量是市场经济，秦汉那种国家垄断大部分经济的模式很难生存下去，隋唐那种国家分配土地的模式也没有复兴的可能。中国历史的后一千年，土地买卖租赁和远程贸易的规模，逐渐壮大起来。在秦始皇创立的中央集权国家里，中央政府不能如臂使指的主导经济，就意味着政权和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是分离的。而且王朝政权内部和市场经济主体内部，都有复杂的派系斗争、地域斗争、市场斗争等等，为了生存下来，市场经济的主体们必须在政权内部，寻找一座靠山，达到合作共赢的目的。这种例子有很多，如李鸿章和盛宣怀、左宗棠和胡雪岩、严嵩和沈一石。结果就是，市场经济繁荣了，人民有了更多的选择，但这也导致政治和经济不能形成合力，很多时间都处于剧烈内耗之中，并衍生出强大的官僚资本势力。在宋元明清时期，国家想回到汉唐那种强盛的局面，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出现王安石、朱元璋、乾隆这种不世出的强势人物，凭借强人的力量，压服朝野各派，凝聚共识。所以在中国历史的后一千年，王朝总是出现几个高光时刻以后，便迅速回到疲软拖沓的状态，很难和汉唐一样，长期保持进取的势头。4那市场经济的主体执掌政权，能不能把中央集权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呢？历史给出的答案是不能。重文抑武的南北宋，土木堡之变开启的中晚明，其实就是中央集权和市场经济深度融合的政权，结果可谓是两场大灾难。因为历史和地理的原因，中国只能实行中央集权制，由国家和各级政府来调集、分配财富资源，这种上层建筑传导到社会上，便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官本位。那么当市场经济的主体拥有政权以后，首先要做的就不是发展生产力、改革生产关系、到长城大海以外开拓市场，而是利用到手的权力保护自己的利益，防止利益被他人侵占。等自己的利益得到保护以后，他们便成为不劳而获的食利者，然后要做的，便是掀起残酷的内部斗争，加固这份权力。宋明那些拥有土地、当铺、丝绸店、矿山的士大夫们，就是这么做的。这点和美国很不一样。美国源自西欧，西欧源自罗马和希腊，历史和地理决定了这些国家不需要政治上的、制度上的中央集权，也就没有这样的传统。于是当资本主义理论、共同的利益、社交圈子把市场经济的主体团结在一起时，他们通过竞选议员、推举总统等方式，便形成了经济层面的、虚化的中央集权，比较容易形成政权和经济的合力。不论他们有什么内部斗争，起码在共同利益和意识形态方面，是有共识的，也比较容易建成国内高层的统一战线。所以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国，就成了世界资产阶级最后的退路，即便几十年后美国衰落了，可能这层属性也不会改变。5总的来说，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前一千年，中国的制度优势，产生了秦汉隋唐等强盛国家，指哪打哪所向披靡。但后一千年的市场经济逐渐繁荣起来，除了政治强人整合资源，缔造短暂的强盛局面以外，总趋势是疲软甚至走下坡路的。以上就是这篇文章要说的历史规律，可以做为解释中国历史变化的角度之一。这个历史规律，用到现代也是相通的。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公有制经济，实现了经济层面的大一统，于是经济、政治、军事、意识形态形成合力，虽然不怎么富裕，但举国一致，不管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后三十年实行了市场经济，人民群众的政治属性减弱，幸福指数直线上升，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代价就是举国一致不再存在，各种内耗都出来了。当然了，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有着先后继承关系，不能互相否定，这篇文章也不是要评价前后三十年，只是聊个历史规律罢了。至于以后如何在国家政权和市场经济之间，形成持久的平衡，并提出一套大家都认可的理论，凝聚人民的共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相信，这种事就和算法似的，只要有大量的案例、经验、事实投喂，终究是可以做到的。毕竟现在的生产力和古代的生产力，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也应该比古人更聪明。点

1这篇文章回答一个问题——司马光和王安石到底在争什么？这事说来话长，不过来龙去脉是清晰的。北宋和汉唐明等王朝相比，有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用兵变的方式黄袍加身，直接篡夺了后周的江山，在“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乱世立国。这样的时代背景，塑造了北宋的基因。因为江山是赵匡胤继承自后周的，那么为了团结后周的文官，从朝廷到地方的政府班子要保留下来吧，否则就是动了既得利益者的蛋糕，赵匡胤的江山就坐不稳。五代十国的战争和兵变都很频繁，结果就是武将权重，赵匡胤为了降低反抗的烈度，就必须保留武将的地位，并且赏赐他们丰厚的经济利益。文官和武将都原封不动，那么地方上的地主也不能动，北宋便没有进行土地重新分配，也就没有数量庞大的自耕农阶层。由于以上的特点，北宋自从立国起，就有了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汉唐明用一百年走完的路，北宋直接一步到位，相当于别人六十岁做保安，你二十岁就做了小区保安，少走四十年弯路。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后，吸取了五代十国到处是骄兵悍将的教训，决定进行科举扩招，重用文人士大夫们，并且在土地、工资等方面给与优厚的待遇。这样一来，北宋的既得利益集团便越来越膨胀。而得到利益的人，最直接的反应是保住利益，尽量避免任何变动，于是北宋养成了“不折腾”的政治风气。大国崛起不需要、土地分配不需要、改革制度也不需要，只要大家能岁月静好，一切都是OK的。但问题是，既得利益集团越来越膨胀，必然造成人民负担加重、国家财政萎缩的双重困境，体现在政治层面，就是教科书里说的冗员、冗兵、冗费。到了宋仁宗年间，官员人数从1万人暴涨到2.4万人，导致“食禄者日众，力田者日耗”，禁军人数到了80万，所谓“八十万禁军教头”就是借用了这个数字。而官员和禁军的数量膨胀，再加上皇帝逢年过节的例行赏赐，结果就是“天下财赋岁入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挣的多花的多，赤字水平保持的非常稳定。范仲淹等文人士大夫们觉得不行，这样下去迟早要完，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才能延长国祚，避免出现江山倒易的危险。北宋的主流政治风气，逐渐从“清净”向“有为”转变，改革变法成为有抱负的士大夫们的共识。于是宋仁宗年间出现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虽然失败了，但改革的理念星火相传。1063年宋仁宗去世，宋英宗简单过渡几年，1067年宋神宗继位，把头发梳成大人的模样，雄心勃勃的准备改革图强。此时，北宋有两种改革方向，代表人物就是司马光和王安石。没错，司马光不是顽固守旧派，他是主张改革的，只是和王安石的理念不同。司马光建议，“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必力救其弊”，即不要大规模授官、取消对文武官员的不必要赏赐、皇帝节省用度、朝廷减少开销。减少开销降低税赋，让朝廷和百姓都能喘口气。司马光的思路是，既然重新分配土地不现实，那就在不改变现有利益格局的基础上，进行温和渐进的改革，能苟一年是一年，真到了大厦将倾的时候，那也没办法。而王安石建议，“窘乏非今日之急，得善理财者，何患不富”，即现有的财政开销可以继续保持，关键在于国家调整“理财”方式，增加财政收入填补国库。那什么是理财呢？其实王安石的理财，不是代表劳动人民清算官僚地主的阶级运动，也不是改变生产关系或者促进生产力，而是国家改变财赋的征收方式，用一切手段搞钱。用王安石的话说，“今之税，亦非重于先王之时，但不均，又兼并为患耳。”看到了吧，王安石不是均田地，是均赋税。如果理财的刀砍到官僚地主身上，那就说声对不起，如果理财的刀砍到百姓身上，那就苦一苦百姓。反正，我王安石就是要钱，你们看着办。所以，司马光和王安石不是改与不改的分歧，而是改什么、如何改的分歧，这是改革的路线斗争。2司马光和王安石的改革理念，很难说哪种是对的，哪种是错的。司马光不动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肯定不可能彻底改变北宋积重难返的局面，无非是把致死病调理成慢性病，延缓历史周期律的到来。但动了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就能改变北宋的局面了吗？大概率也不行。北宋走到那个时候，已经立国百年了，如果算上五代十国的既得利益者，整个历史周期律已经走了一百五十年，可以说，既得利益者是北宋的支柱。如果彻底推倒重来，既得利益者们必然抛弃赵官家，重新选择利益代言人，那结果就是天下大乱改朝换代，北宋连一天都苟不下去。司马光的改革理念，不是最好的，但起码不是最差的。而王安石的改革理念完全着眼于理财，同时以理财为手段抑制兼并，但王安石又怎么能保证，理财的改革政策一定能抑制兼并呢？比如青苗法是每年青黄不接时，官府给农民贷款，秋收后连本带息一并偿还，年息是两分，比民间私人贷款利息低很多。政策是有利于农民的，但金融贷款的权力收归官府，官府又没有适当的监督，结果就是腐败和层层加码。很多地方春季发放一次贷款，秋季收回本金和两分利息，然后秋季再发放一次贷款，春季收回本金和两分利息，这样一来，两分的年息变成四分。相当于贷款十万块，王安石规定收利息两万，地方官府能收回四万甚至更多。这些钱自然都出在农民身上。那农民不借高利贷行不行？不行。农民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不借钱就活不下去，而且官府有放款指标和盈利指标，完不成任务是要摘乌纱帽的，所以官府会主动给农民放款，留下一句话：“这些钱你拿着，半年后连本带息给我，就这么定了。”青苗法，就这样演变成官府强制发放的高利贷。在徭役方面，原本北宋实行的是差役法，即轮到出徭役的时候，富人出钱，穷人出力，各尽其能。此外还有大量“下户”可以免徭役。王安石认为，没钱的人强制出徭役，必然耽误农时，不利于北宋的经济发展。于是王安石推出免役法，不论家庭资产多少、上户还是下户，都要给官府交钱，官府用这些钱招募劳动力做工程，这样便不耽误农时。对于富人来说，差役法和免役法没有区别，反正都要出钱。但对于穷人来说，实行差役法的时候可以“以身代钱”，现在实行免役法必须“以钱代身”，那些免徭役的下户也得出钱。改革的目标应该是“损有余而补不足”，而穷人的有余是身体，不足是钱，王安石的免役法恰恰反过来了，损了穷人的不足。保甲法是兵农合一的强制征兵制度，这就导致农民在出钱之后，还得出人当兵，司马光评价为“舍耕桑、事战阵、一身两任。”最关键的问题是，王安石改革政策的核心是货币，但在美洲白银流入中国之前，中国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数量始终不足，所以唐朝用绢帛做为货币的替代品。在王安石追求货币的改革政策下，原本就数量不足的货币，价值开始迅速攀升，可能之前一文钱能买一斤米，现在一文钱能买五斤米。于是为了给官府交够规定的钱，农民必须多卖粮食，有人甚至卖田卖房、典妻鬻子。在这个过程中，官府、官员、豪商又能赚一波。回顾王安石的改革政策，可能本意是好的，但实际操作的结果就是，既要农民出钱出力，又要农民感恩戴德，还要富国强兵，典型的献了钱再献身，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这样的改革，很难说比司马光的改革理念强到哪里去。所以王安石改革几年以后，被剥夺经济利益的地主豪强不满意，被以改革之名排挤的官员不满意，被剥削财产和身体的农民不满意，但朝廷的财政收入，从宋真宗景德年间的683万石，增长到宋神宗熙宁年间的5201万石。说到底，王安石改革是一场不发展生产力、不改变生产关系的国进民退。3同样是改革派，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政治理念为何截然不同，王安石又凭什么认定，他的改革理念是完全正确的？答案很简单，南北方的经济基础和政治风气，塑造了王安石和司马光。五代十国的各系军阀里，太原李克用和汴梁朱温是实力最强劲的，923年李存勖灭后梁，河东系开始一枝独秀，此后建立的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北宋，本质上都是是河东系的延续。所以北宋的政治法统，源头是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政治上属于北方政权。从人事构成上来说，开国皇帝赵匡胤是幽州涿郡人，开国功臣赵普是幽州蓟县人，后来的宰相里，吕端是幽州安次人，吕蒙正是河南洛阳人，寇准是陕西渭南人，韩琦是河南安阳人，富弼是河南洛阳人，文彦博是山西介休人，司马光是山西夏县人。这些都是清一色的北方人。也就是说，北宋初期是由北方人主导的北方政权。但是自从宋太宗赵光义搞科举扩招开始，南方人逐渐通过科举参与政治，并且希望在北宋的政坛中，开拓南方人的生存空间。经过近百年的积累，到了宋神宗年间，南方人的代表便是王安石。所以王安石的早期政治生涯，结交了韩琦、富弼、文彦博、司马光等北方人，一旦执掌政权开始改革，搜罗的改革派成员便都是南方人，如王安石是江西抚州人，吕惠卿是福建泉州人，曾布是江西南丰人，章惇是福建南平人。可以说，王安石借北方人的支持执掌朝政，然后联合想夺取北宋政权的南方人搞改革，遭到以司马光为首的北方人的反对。王安石和司马光之争，表象是改革路线之争，背后是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地域性权力斗争。而改革路线之争、地域性权力之争，最终目的是夺取朝政的主导权，制定倾向于己方的政策。其背后的决定性因素是南北方的经济基础。北宋时期的南北方经济总量，差不多是五五开，比汉朝的北富南穷、明朝的南富北穷均衡一些。但经济总量的均衡，不代表经济模式相同。北宋的北方，依然是自古以来的小农经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田里种出来的粮食用做口粮、种子、交税，没有大量的市场交换，货币流通量也很少。这样的经济基础，显然更适合司马光等北方人的改革路线——经济上降低财政开销，政治上不折腾，以稳为主。而南方经过六朝和晚唐的开发，农业已经完全成熟，再加上内陆的江河湖泊和海外贸易，导致南方产生“农商并重”的经济结构，市场经济繁荣，货币大量流通。所以南方的经济基础，更适合王安石等南方人的改革路线——以货币为中介物，在经济上解放人力，在政治上推动官民交易，最终士农工商围绕货币，重塑国家模式和社会结构。站在司马光和王安石的立场上，他们都有各自的道路，但北宋是大一统国家，不可能根据南北方经济基础的不同，就搞一国两制。到底用哪种经济模式的政策改革，那就需要争一争了。宋神宗选择了王安石，把适合南方经济的政策推广到北方，于是便产生了南方喜气洋洋，北方怨声载道的局面。北宋文人邵伯温就说：“吴蜀之民以雇役为便，秦晋之民以差役为便”，即北方人喜欢旧的差役法，南方人喜欢新的免役法。罗从彦也认为：“安石之法，正如杨炎之两税，东南人实利之”，说王安石的改革政策，只适合东南人。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安石成为南方经济的代言人，激进的改革派都到了王安石的旗下，司马光成为北方经济的代言人，温和的改革派，拥护司马光为拨乱反正的老同志。所以王安石和司马光之争，归根到底是南北方的经济模式之争。4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从秦到唐，中国历史的主线是关东和关西之争，从宋到清，中国历史的主线是北方和南方之争。如果说安史之乱是东西之争的终点，那么王安石和司马光之争，就是南北之争的起点。终北宋一朝，围绕王安石改革产生的新党和旧党，始终在政治斗争的最前线，新党上台清算旧党，旧党上台清算新党，直到女真南下，把汴梁一锅端了，才结束这场六十年的斗争。后来南宋不积极北伐，并且提出“南人归南、北人归北”，和新旧党争未尝没有关系——既然争不出结果，不如南北分家另起炉灶，用自己的经济模式过自己的日子，不必照顾另一方的感受。后来朱元璋混一南北，再造中华，但南北方的隔阂依然很严重，直到朱元璋在科举上分南北榜，朱棣迁都顺天府、疏通大运河，才在政治经济上打通南北，重新奠定中国大一统的根基。不过在人事方面，明朝阁老们还是以南方人为主，难得出一个北方籍的内阁首辅张四维，还是以清算张居正改革的面目，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张四维和张居正的斗争，也可以视作王安石和司马光的翻版。到了明朝末年，不论是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农民起义，还是北方地主和满蒙结盟征服南方，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北方小农经济对南方货币经济的清算。而清朝末年，要求独立西化的革命党兴起于东南沿海，保皇派则集中在北方内地。千年历史上，真正混一南北的政权，只有以全民公有制为经济基础、政治上党领导一切、人事方面讲究五湖四海的新中国。没有区别了，人心也就定了。不过随着改革开放，南方沿海地区迅速崛起，国企和重工业基地集中的北方积重难返，南北方重新产生了不同的经济基础。所以现在要求全球化自由经济的，大多是长三角和珠三角人，崇尚计划经济和体制的，北方人居多。最近疫情放开，江浙政府马上组织企业出国抢订单，北方省份还在纠结要不要做核酸、病毒大规模传播怎么办。这些行为的背后，还是经济基础决定的现实理念。所以吧，司马光和王安石之争远远没有结束，以后还会以相同的内核、不同的形式，继续演变下去。点

1公元227年，蜀汉丞相诸葛亮准备北伐曹魏，克定中原，恢复大汉江山。出师前，诸葛亮给刘禅上了一篇奏表——《出师表》。诸葛亮在《出师表》里开篇就写了三个重点：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解构归纳一下，诸葛亮的意思很明白，魏蜀吴三国争雄，而蜀汉的经济下行民生凋敝，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候。在这种关键时刻，皇宫和相府必须拧成一股绳，力出于一，避免内耗，才能保护蜀汉政权，进而图谋复兴汉室。诸葛亮说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教训，君权和相权之争，会造成无谓的内耗，削弱国力。现在要北伐了，君权和相权不要再争了，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不利于团结的事不要做，君相一体共创大业。自古以来，皇宫有最高领导权和军权，相府有行政权，相当于一个国家出现两个权力中心，各种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要想君相一体形成合力，要么是开国之君以军功威望压相府，搞强君贤相的模式，如秦始皇和李斯、刘邦和萧何，要么是强势丞相遇到弱势君主，搞弱君强相的模式。诸葛亮很幸运。公元221年刘备称帝，便任命诸葛亮为开府领政的丞相，刘备死前又将蜀汉托付给诸葛亮，而继位的刘禅不管事，尊诸葛亮为相父，于是诸葛亮用“弱君强相”的模式，整合蜀汉的君权和相权，这才有了“疲敝益州”发动的数次北伐。但诸葛亮又是特例。历史上，刘家父子和诸葛亮这种路线一致的贴心人，实在太少了，而大权在握的诸葛亮没有侵夺君权，更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特例。至于刘邦和萧何这种长期合作的开国君相，也太少了，少到一只手都能数的过来。于是呢，诸葛亮以“弱君强相”整合君相权，便成为绝唱，历史上更多的是君权不断削弱相权，最终达到整合君相权力、凝聚国力的目的。2刘邦和萧何去世后，汉朝的“强君贤相”走到尽头，继任君相的刘盈和曹参，很快起了斗争。曹参在相府不理政务，每天饮酒度日，刘盈召曹参入宫问话：“丞相为什么不管事啊，难道是欺负朕年轻？”曹参劈里啪啦说了一大推，总的意思是，你的能力不如高帝，我的能力不如萧何，既然他们定下了规矩，我们就别管了，照办就是。这次君相的问对，表面上看留下“萧规曹随”的美谈，但实际上是刘盈的君权约束不了曹参的相权，只能对相府的做为听之任之。但问题是，西汉的皇帝不是刘禅，西汉的丞相不是诸葛亮，这两个权力中心怎么可能不斗争呢？斗争，就这样延续到汉武帝时期。汉武帝要对外讨伐匈奴、对内整顿诸侯王和豪强，事情多任务重，必须搬开所有的绊脚石，实现绝对的令行禁止，所以汉武帝受够了无效率的君相扯皮，决定兼并相权，毕其功于一役。于是汉武帝开内朝，选拔亲信的人，授予侍中、常侍、散骑之类的官职，让他们和朝廷的三公九卿博弈，由于有汉武帝的支持，朝堂博弈往往是内朝官获胜。长此以往，汉武帝和内朝官便得到行政权，相府沦为橡皮图章式的执行部门，真正实现了“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结果我们都知道，汉武帝的功业，让汉朝的国号成为一个民族的名字。隋唐吸取以往丞相大权独揽的教训，用的是“群相制”，把曾经独属于丞相的行政权，分散到中书、门下、尚书这三个省，每个省的长官都是相，而且还独出心裁的创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得到这个头衔的人，也可以进入政事堂参与政务。群相制确实分散了丞相的行政权，但到了内忧外患的关键时刻，群相制又会造成群相之间的扯皮，不利于君相一致形成合力。于是唐玄宗李隆基，走了和汉武帝相反的路，19年间独宠李林甫，无论大小事务都交给李林甫处理。虽然其他人也能做群相之一，但也只是签字盖章，没有丝毫的行政权。所以在唐朝中期，唐玄宗为了应付突厥、吐蕃、契丹崛起的军事外患，均田制、租庸调制崩溃造成的财政内忧，几乎废除了立国以来的群相制，采取了专宠李林甫的独相制。唐玄宗和李林甫，也达到“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的目的。到了明朝初年，八百年前创立的三省群相制早已异化，门下省和尚书省被废除，只留下中书省一家独大，由左右丞相一起掌握行政权。隋唐的群相制，又回到汉初的独相制。白手起家的明太祖朱元璋雄才大略，又怎能忍受相权对君权的制约，于是借“胡惟庸案”废除中书省，朱元璋亲自处理六部和一十三省的政务。朱元璋在法律意义上，把相府搬到宫里，终结了千余年的君相之争，明朝初年的君权，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峰。其实不论是诸葛亮的“弱君强相”也好，汉武帝、唐玄宗、明太祖削弱相权也罢，本质上都是为了“宫中府中俱为一体”，打通治理国家的权力壁垒。只是诸葛亮和刘禅的组合绝无仅有，才让削弱相权成为主流。不过抓住“宫中府中俱为一体”这个主要矛盾，就抓住了中国历史的一条主线。3虽然君权削弱相权是历史主线，但真正能做到“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的时期，其实也只有秦皇、汉武、蜀汉、唐宗、明祖这几个特殊时期。原因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其一是开国之君军功极大、威望极高，可以压制相府，搞强君贤相的模式，甚至直接废除相府，亲自处理行政事务。其二就是诸葛亮在《出师表》里说的，“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在内忧外患的危机下，朝野军民形成共识，倒逼君相一体团结一致。从本质上来说，“宫中府中俱为一体”是一种特殊状态，要么是成功处理危机造成的结果，要么是为应对危机做的准备。等到开国之君故去，或者国家的危机解除，“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的共识便会破灭，君权和相权博弈的戏码会再次上演。于是汉武帝身后，有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和汉昭帝、汉宣帝的斗争。晚唐有士庶的牛李党政和宰相（南衙）、宦官（北司）、藩镇的制衡。中晚明的君权分散在内阁和司礼监，不仅有大学士和宦官的斗争，更有严党、清流、阉党、东林党、楚党、浙党的斗争。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从历史经验上来看，“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的合，能处理危机并做成很多事情，一旦分了，其实也未必是什么好事。不过合与分，都是客观历史规律，不是人力能改变的。我们用唯物主义辩证法看事情，就能得出比较客观的答案。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点

今天是2022年最惊险的时刻，历史是否转向，今晚便见分晓。对于佩洛西窜访台湾，不仅我们非常关注，美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省也很纠结。民进党执政的台湾省政府，很清楚佩洛西的窜访，可能带来新一轮的台海危机，甚至遭遇灭顶之灾，于是便撤回邀请佩洛西访问的信函。佩洛西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窜访台湾，蔡英文的班子无奈继续邀请。这是台湾省要保命，不想佩洛西窜访，但必须接待佩洛西。昨天佩洛西到了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当面告诉佩洛西，中美关系稳定很重要。言外之意就是，不要窜访台湾，不要激怒中国政府。这是李显龙害怕台海爆发战争，新加坡遭受池鱼之殃。也就是说，东亚是中国军事力量的辐射范围，台湾省和新加坡都知道，美国是当代之雄，中国是未来之雄，谁都得罪不起，那就不如保持现状。美国内部的博弈就很有意思了。特朗普说，佩洛西最不应该插手的就是中国事务，她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蓬佩奥说，拜登政府没有给佩洛西足够支持，反而任由美国被中国欺凌，虽然自己不认同佩洛西的某些观点，但拜登不应该拆佩洛西的台。而拜登和美国军方，不希望佩洛西窜访台湾，曾经劝阻过她，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在佩洛西窜访台湾的事情上，美国党争之酷烈显露无疑。特朗普是借佩洛西反抗政府积攒人气，蓬佩奥是借佩洛西搞拜登，拜登是被架在火上烤，默念“为之奈何。”现在历史转折的方向盘，掌握在佩洛西的手里。如果佩洛西虚晃一枪，没有窜访台湾，那大家相安无事，继续过安稳的日子，等我们再用几年时间捋顺内部矛盾，以虎扑之势收台更稳妥。如果佩洛西真的去了台湾，那我们也没有退路。这么多天外交部一直在警告佩洛西，一旦窜访台湾必定付出代价。东部和南部战区也在积极备战，昨天起又开始持续五天的军事演习。国内民心更不用说了，始终躁动不安。气氛都烘托到这里了，佩洛西来了却不付诸行动，那就在世界面前下不了台，以后还怎么吸引邻国靠拢，还怎么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且纵容佩洛西窜访台湾，就是向美国示弱，以后在美国面前更抬不起头来。所以佩洛西来了，可能就是冲突乃至战争的开始。我们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不喜欢战争，刚过了几十年好日子，也不想失去来之不易的太平安稳。但是没办法，刀架在脖子上了，不战也得战，退无可退。抗美援朝爆发的时候，我们也不想打仗，但是毛主席力排众议：“打的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最终出兵朝鲜，打出70年的和平。现在又走到这样的十字路口，我们能做的，还是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有些网友说，不论什么形式的战争都一概反对，哪怕是祖国统一的战争也要避免。说这种话的人，可能是看不清客观规律的小布尔乔亚，但也不排除是人类本性中对战争的恐惧。要打仗就会有牺牲，牺牲的可能是我们的亲朋好友，可能是多年工作积累的存款，可能是国家大政方针的改变，可能是熟悉的世界走向陌生的世界。这些牺牲都是未知的，对未知的恐惧是人类的本能，可以理解。但战争就没有好处吗？当然是有的。拿下台湾便得到进入太平洋的通道，以此来挟制日韩的航运，威压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可以进一步整合东亚地区。拿下台湾是堂堂正正的打破美国霸权，自此以后，天下三雄并立，再也不复往日的旧世界。这两点是老生常谈，不必多说，下面说点没人说的。本届政府的大政方针是非常好的，甚至规划了建国百年的任务。但问题是，疫情的冲击以及今年的很多事情，都在消耗此前十年积累的信用。具体表现就是，今年开始社会的主要矛盾变了。前两年，我们的主要矛盾是国际矛盾，更关心中美争锋、更关心中国如何强大。但从今年起，主要矛盾变成阶级矛盾，我们更关心个人生活，对某些官员豪强的痛恨更甚于美国。如果就这样下去，反贪腐、抑豪强、提升生产力、团结人心的工作，可能会遭遇一定程度的挫折。到那个时候，等不到走出去，内部就先出问题。国强，个人才能好。要把既定的工作推进下去，国家政府需要更强的威望和执行力，而威望的最直接来源就是军功，现在能产生军功的地方只有台湾。从这个层面来说，军功对国家的意义，可能比收复领土更重要。国家政府有了赫赫军功，贪官污吏便瑟瑟发抖，地方豪强将毫无还手之力，整顿内部矛盾也会顺理成章。可以说，国家政府有了军功，只要想做，就能做成任何事情，而不必像现在一样畏手畏脚。毛主席时代能改天换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革命三十年的军功威望，让国家政府产生了神性，只要认为是对的，便可以力排众议的推下去，虽然中间走过弯路，但总体是功大于过的。我们现在的很多事情，就需要借军功来继续推动，并且以军功重塑政策路线的合理性。所以这一仗，晚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打起来就是稳赢，赢了就是利国利民。写了这么多，我畅想的很美好，至于能不能实现，就看佩洛西来不来，来了我们又怎么应对。今晚，揭晓答案。点

我想了七天都没想明白，官媒怎么敢得罪小镇做题家。前段时间，易烊千玺考编的事闹得沸沸扬扬，结果还没等闹出结果，《中国新闻周刊》便于7月8日发文评论，里面有两句话特别恶心：“人们还煞有介事地关心招录程序是否公平的问题。”“考编的普通人大有人在，这些小镇做题家每天上培训班，做真题卷，也仍然考不中那个能为他们带来安全感的编制内职务。所以当看见能从市场上赚大钱的明星，还要分走几个编制内身份时，总觉得抢了自己的坑。”关心招录程序还“煞有介事”，把努力奋斗的普通人称为“小镇做题家”，这是官媒该做的事？小镇做题家，我理解的群体是家庭条件不富裕，但为了个人前程和报国理想，努力读书刷题，想通过公平考试，改变自己的命运以及国家命运的人。自从有科举以来1500年，历朝历代的小镇做题家们，都是国家的掌中宝，出台各种政策优惠给以鼓励扶持，从来不敢和《中国新闻周刊》一样出言不逊。那个写稿的杨时旸，恐怕不知道得罪小镇做题家，到底有什么后果吧？唐朝末年的黄巢曾经努力做题，希望习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但是因为唐朝科举不封姓名籍贯，有私下内定的传统，导致没有长安高层人脉的黄巢屡考不中。终于有一天，黄巢投笔长安城下，说老子不做题了，结果在数年后，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那些嘲讽小镇做题家的公卿贵戚们，被黄巢麾下的大军挫骨扬灰，洒在长安天街。二十年后，祖上做过节度使、却屡考不中沦为小镇做题家的李振，怨恨公卿贵戚们勾结垄断职位，便在白马驿劝军阀朱温，说他们不是清流么，不如投入黄河，永远成为浊流。朱温笑而从之。那一刻，李振肯定有一种报复的快感，这是小镇做题家把高高在上的打翻在地、把自以为是的踩在脚下的快感。北宋张元年轻时才气纵横，但是赵官家有眼不识货，在殿试时黜落张元，张元意气难平，便润到西夏，决心在异国一展所学。后来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提拔张元做了中书令，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张元也不负李元昊的知遇之恩，在好水川之战中大败宋军，斩杀一万多人。望着满地的宋军尸体，张元题了一首诗：夏竦何曾耸，韩琦为足奇。满川龙虎撵，犹自说兵机。意思就是，所谓的成功人士也不过如此，就你们这几块料，有什么资格妄言天下事。历史无数次证明，惹怒小镇做题家是很严重的，他们在这里看不到希望，要么用你教的东西来反对你，要么润到别的地方来反对你。所以小镇做题家不是阶级敌人，而是和国家互相成就的。小镇做题家们努力读书博取功名，换来自己的前程锦绣，也用自己的所学帮助国家长治久安。国家用公平考试的方式选拔人才，满足了国家的人才需求，也起到牢笼志士避免资敌的作用。各取所需，互相成就而已。自宋朝以后，历朝历代都是笼络读书人，争取把小镇做题家们吸收到体制内，最差也要让他们具有统战属性，从来没有把小镇做题家当成阶级敌人，往外推的。唯一把小镇做题家往外推的是清末废科举，他们没了上升渠道，又和国家政权切断精神联系，便成了不受约束的力量。六年后，这些小镇做题家们推倒了满清皇权。所以我始终没想明白，那家官媒、那个写稿人，怎么敢去嘲讽小镇做题家，怎么敢得罪小镇做题家。现在的情况当然没有废科举那么严重。但是今年的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先是疫情引起的失业，然后是村镇银行雷暴，最近又是烂尾房和业主停贷。这么复杂的社会环境，小镇做题家这么庞大的群体，正是需要维稳的对象，也是可以安抚进而统战的对象，《中国新闻周刊》竟然火上浇油，羞辱了小镇做题家。现实杀了小镇做题家的人，《中国新闻周刊》诛了小镇做题家的心。杨时旸之流的既得利益者，吃相太难看。还是想问问，你们到底是怎么敢得罪小镇做题家的，还是默默无闻的小镇做题家，压根就不是你们选定的统战对象，头顶流量的易烊千玺才是？不管是吃相难看的杨时旸，还是破坏考试公平的易烊千玺，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允许有这么牛逼的人存在。点

伯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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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说清楚为什么全世界都讨厌犹太人。

而且他们在完成财富转移之后，用“二选一”严重伤害了小商的利益，蚂蚁没有科技创新，也不从事生产，却薅了几年羊毛，损害的是“农（白领+万千家庭+实体制造）”的利益。

新疆不是穷么，但是办工业需要资金，怎么办呢？王震在动员大会上说：“我们要在新疆建钢铁厂、纺织厂等项目，但是不能向毛主席伸手要钱，也不能剥削新疆人民，我只能问你们要。”

就要在河西走廊保持战略进攻。

恐龙在地球上没心没肺的生活2亿年，直到6000万年前一颗彗星撞击地球，紧接着引起大规模火山喷发，遮天蔽日的粉尘进入大气层，降低了植物的光合作用，导致恐龙的食物链断裂，造成恐龙灭绝。

对比一下被美国绑架的日本和韩国，就能知道独立自主有多么重要，看一下土豪遍地的印度，就明白铲除地方山头有多么重要，再看如今种族分裂的美国，就知道搞定民族问题才能不拖国家后腿。

所以上位不久，普京便以侵占国家资产的名义拘捕古辛斯基，以洗钱和欺诈的名义指控别列佐夫斯基，逼二人出国避难，然后在机场抓捕霍多尔科夫斯基，将其麾下的尤甘斯克石油天然气公司，低价卖给俄罗斯石油公司。

温乎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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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长征前写过情诗：“一勾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写过少年的雄心壮志：“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还写过对现实的志得意满：“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

温乎曰：

公元765年，既为了收复失地，也为了恢复贸易线，更为与吐蕃进行博弈，郭子仪上书唐代宗：“请遣使巡抚河西及置甘、凉等州长史。”

而孙小果们赖以生存的土壤，也正在被一点点铲除干净。曾经空有其名的战斗堡垒，已经被武装到牙齿，不说小果，巨果也能吞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