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伯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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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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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南北之争

1这篇文章回答一个问题——司马光和王安石到底在争什么?这事说来话长,不过来龙去脉是清晰的。北宋和汉唐明等王朝相比,有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用兵变的方式黄袍加身,直接篡夺了后周的江山,在“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乱世立国。这样的时代背景,塑造了北宋的基因。因为江山是赵匡胤继承自后周的,那么为了团结后周的文官,从朝廷到地方的政府班子要保留下来吧,否则就是动了既得利益者的蛋糕,赵匡胤的江山就坐不稳。五代十国的战争和兵变都很频繁,结果就是武将权重,赵匡胤为了降低反抗的烈度,就必须保留武将的地位,并且赏赐他们丰厚的经济利益。文官和武将都原封不动,那么地方上的地主也不能动,北宋便没有进行土地重新分配,也就没有数量庞大的自耕农阶层。由于以上的特点,北宋自从立国起,就有了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汉唐明用一百年走完的路,北宋直接一步到位,相当于别人六十岁做保安,你二十岁就做了小区保安,少走四十年弯路。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后,吸取了五代十国到处是骄兵悍将的教训,决定进行科举扩招,重用文人士大夫们,并且在土地、工资等方面给与优厚的待遇。这样一来,北宋的既得利益集团便越来越膨胀。而得到利益的人,最直接的反应是保住利益,尽量避免任何变动,于是北宋养成了“不折腾”的政治风气。大国崛起不需要、土地分配不需要、改革制度也不需要,只要大家能岁月静好,一切都是OK的。但问题是,既得利益集团越来越膨胀,必然造成人民负担加重、国家财政萎缩的双重困境,体现在政治层面,就是教科书里说的冗员、冗兵、冗费。到了宋仁宗年间,官员人数从1万人暴涨到2.4万人,导致“食禄者日众,力田者日耗”,禁军人数到了80万,所谓“八十万禁军教头”就是借用了这个数字。而官员和禁军的数量膨胀,再加上皇帝逢年过节的例行赏赐,结果就是“天下财赋岁入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挣的多花的多,赤字水平保持的非常稳定。范仲淹等文人士大夫们觉得不行,这样下去迟早要完,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才能延长国祚,避免出现江山倒易的危险。北宋的主流政治风气,逐渐从“清净”向“有为”转变,改革变法成为有抱负的士大夫们的共识。于是宋仁宗年间出现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虽然失败了,但改革的理念星火相传。1063年宋仁宗去世,宋英宗简单过渡几年,1067年宋神宗继位,把头发梳成大人的模样,雄心勃勃的准备改革图强。此时,北宋有两种改革方向,代表人物就是司马光和王安石。没错,司马光不是顽固守旧派,他是主张改革的,只是和王安石的理念不同。司马光建议,“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必力救其弊”,即不要大规模授官、取消对文武官员的不必要赏赐、皇帝节省用度、朝廷减少开销。减少开销降低税赋,让朝廷和百姓都能喘口气。司马光的思路是,既然重新分配土地不现实,那就在不改变现有利益格局的基础上,进行温和渐进的改革,能苟一年是一年,真到了大厦将倾的时候,那也没办法。而王安石建议,“窘乏非今日之急,得善理财者,何患不富”,即现有的财政开销可以继续保持,关键在于国家调整“理财”方式,增加财政收入填补国库。那什么是理财呢?其实王安石的理财,不是代表劳动人民清算官僚地主的阶级运动,也不是改变生产关系或者促进生产力,而是国家改变财赋的征收方式,用一切手段搞钱。用王安石的话说,“今之税,亦非重于先王之时,但不均,又兼并为患耳。”看到了吧,王安石不是均田地,是均赋税。如果理财的刀砍到官僚地主身上,那就说声对不起,如果理财的刀砍到百姓身上,那就苦一苦百姓。反正,我王安石就是要钱,你们看着办。所以,司马光和王安石不是改与不改的分歧,而是改什么、如何改的分歧,这是改革的路线斗争。2司马光和王安石的改革理念,很难说哪种是对的,哪种是错的。司马光不动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肯定不可能彻底改变北宋积重难返的局面,无非是把致死病调理成慢性病,延缓历史周期律的到来。但动了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就能改变北宋的局面了吗?大概率也不行。北宋走到那个时候,已经立国百年了,如果算上五代十国的既得利益者,整个历史周期律已经走了一百五十年,可以说,既得利益者是北宋的支柱。如果彻底推倒重来,既得利益者们必然抛弃赵官家,重新选择利益代言人,那结果就是天下大乱改朝换代,北宋连一天都苟不下去。司马光的改革理念,不是最好的,但起码不是最差的。而王安石的改革理念完全着眼于理财,同时以理财为手段抑制兼并,但王安石又怎么能保证,理财的改革政策一定能抑制兼并呢?比如青苗法是每年青黄不接时,官府给农民贷款,秋收后连本带息一并偿还,年息是两分,比民间私人贷款利息低很多。政策是有利于农民的,但金融贷款的权力收归官府,官府又没有适当的监督,结果就是腐败和层层加码。很多地方春季发放一次贷款,秋季收回本金和两分利息,然后秋季再发放一次贷款,春季收回本金和两分利息,这样一来,两分的年息变成四分。相当于贷款十万块,王安石规定收利息两万,地方官府能收回四万甚至更多。这些钱自然都出在农民身上。那农民不借高利贷行不行?不行。农民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不借钱就活不下去,而且官府有放款指标和盈利指标,完不成任务是要摘乌纱帽的,所以官府会主动给农民放款,留下一句话:“这些钱你拿着,半年后连本带息给我,就这么定了。”青苗法,就这样演变成官府强制发放的高利贷。在徭役方面,原本北宋实行的是差役法,即轮到出徭役的时候,富人出钱,穷人出力,各尽其能。此外还有大量“下户”可以免徭役。王安石认为,没钱的人强制出徭役,必然耽误农时,不利于北宋的经济发展。于是王安石推出免役法,不论家庭资产多少、上户还是下户,都要给官府交钱,官府用这些钱招募劳动力做工程,这样便不耽误农时。对于富人来说,差役法和免役法没有区别,反正都要出钱。但对于穷人来说,实行差役法的时候可以“以身代钱”,现在实行免役法必须“以钱代身”,那些免徭役的下户也得出钱。改革的目标应该是“损有余而补不足”,而穷人的有余是身体,不足是钱,王安石的免役法恰恰反过来了,损了穷人的不足。保甲法是兵农合一的强制征兵制度,这就导致农民在出钱之后,还得出人当兵,司马光评价为“舍耕桑、事战阵、一身两任。”最关键的问题是,王安石改革政策的核心是货币,但在美洲白银流入中国之前,中国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数量始终不足,所以唐朝用绢帛做为货币的替代品。在王安石追求货币的改革政策下,原本就数量不足的货币,价值开始迅速攀升,可能之前一文钱能买一斤米,现在一文钱能买五斤米。于是为了给官府交够规定的钱,农民必须多卖粮食,有人甚至卖田卖房、典妻鬻子。在这个过程中,官府、官员、豪商又能赚一波。回顾王安石的改革政策,可能本意是好的,但实际操作的结果就是,既要农民出钱出力,又要农民感恩戴德,还要富国强兵,典型的献了钱再献身,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这样的改革,很难说比司马光的改革理念强到哪里去。所以王安石改革几年以后,被剥夺经济利益的地主豪强不满意,被以改革之名排挤的官员不满意,被剥削财产和身体的农民不满意,但朝廷的财政收入,从宋真宗景德年间的683万石,增长到宋神宗熙宁年间的5201万石。说到底,王安石改革是一场不发展生产力、不改变生产关系的国进民退。3同样是改革派,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政治理念为何截然不同,王安石又凭什么认定,他的改革理念是完全正确的?答案很简单,南北方的经济基础和政治风气,塑造了王安石和司马光。五代十国的各系军阀里,太原李克用和汴梁朱温是实力最强劲的,923年李存勖灭后梁,河东系开始一枝独秀,此后建立的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北宋,本质上都是是河东系的延续。所以北宋的政治法统,源头是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政治上属于北方政权。从人事构成上来说,开国皇帝赵匡胤是幽州涿郡人,开国功臣赵普是幽州蓟县人,后来的宰相里,吕端是幽州安次人,吕蒙正是河南洛阳人,寇准是陕西渭南人,韩琦是河南安阳人,富弼是河南洛阳人,文彦博是山西介休人,司马光是山西夏县人。这些都是清一色的北方人。也就是说,北宋初期是由北方人主导的北方政权。但是自从宋太宗赵光义搞科举扩招开始,南方人逐渐通过科举参与政治,并且希望在北宋的政坛中,开拓南方人的生存空间。经过近百年的积累,到了宋神宗年间,南方人的代表便是王安石。所以王安石的早期政治生涯,结交了韩琦、富弼、文彦博、司马光等北方人,一旦执掌政权开始改革,搜罗的改革派成员便都是南方人,如王安石是江西抚州人,吕惠卿是福建泉州人,曾布是江西南丰人,章惇是福建南平人。可以说,王安石借北方人的支持执掌朝政,然后联合想夺取北宋政权的南方人搞改革,遭到以司马光为首的北方人的反对。王安石和司马光之争,表象是改革路线之争,背后是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地域性权力斗争。而改革路线之争、地域性权力之争,最终目的是夺取朝政的主导权,制定倾向于己方的政策。其背后的决定性因素是南北方的经济基础。北宋时期的南北方经济总量,差不多是五五开,比汉朝的北富南穷、明朝的南富北穷均衡一些。但经济总量的均衡,不代表经济模式相同。北宋的北方,依然是自古以来的小农经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田里种出来的粮食用做口粮、种子、交税,没有大量的市场交换,货币流通量也很少。这样的经济基础,显然更适合司马光等北方人的改革路线——经济上降低财政开销,政治上不折腾,以稳为主。而南方经过六朝和晚唐的开发,农业已经完全成熟,再加上内陆的江河湖泊和海外贸易,导致南方产生“农商并重”的经济结构,市场经济繁荣,货币大量流通。所以南方的经济基础,更适合王安石等南方人的改革路线——以货币为中介物,在经济上解放人力,在政治上推动官民交易,最终士农工商围绕货币,重塑国家模式和社会结构。站在司马光和王安石的立场上,他们都有各自的道路,但北宋是大一统国家,不可能根据南北方经济基础的不同,就搞一国两制。到底用哪种经济模式的政策改革,那就需要争一争了。宋神宗选择了王安石,把适合南方经济的政策推广到北方,于是便产生了南方喜气洋洋,北方怨声载道的局面。北宋文人邵伯温就说:“吴蜀之民以雇役为便,秦晋之民以差役为便”,即北方人喜欢旧的差役法,南方人喜欢新的免役法。罗从彦也认为:“安石之法,正如杨炎之两税,东南人实利之”,说王安石的改革政策,只适合东南人。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安石成为南方经济的代言人,激进的改革派都到了王安石的旗下,司马光成为北方经济的代言人,温和的改革派,拥护司马光为拨乱反正的老同志。所以王安石和司马光之争,归根到底是南北方的经济模式之争。4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从秦到唐,中国历史的主线是关东和关西之争,从宋到清,中国历史的主线是北方和南方之争。如果说安史之乱是东西之争的终点,那么王安石和司马光之争,就是南北之争的起点。终北宋一朝,围绕王安石改革产生的新党和旧党,始终在政治斗争的最前线,新党上台清算旧党,旧党上台清算新党,直到女真南下,把汴梁一锅端了,才结束这场六十年的斗争。后来南宋不积极北伐,并且提出“南人归南、北人归北”,和新旧党争未尝没有关系——既然争不出结果,不如南北分家另起炉灶,用自己的经济模式过自己的日子,不必照顾另一方的感受。后来朱元璋混一南北,再造中华,但南北方的隔阂依然很严重,直到朱元璋在科举上分南北榜,朱棣迁都顺天府、疏通大运河,才在政治经济上打通南北,重新奠定中国大一统的根基。不过在人事方面,明朝阁老们还是以南方人为主,难得出一个北方籍的内阁首辅张四维,还是以清算张居正改革的面目,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张四维和张居正的斗争,也可以视作王安石和司马光的翻版。到了明朝末年,不论是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农民起义,还是北方地主和满蒙结盟征服南方,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北方小农经济对南方货币经济的清算。而清朝末年,要求独立西化的革命党兴起于东南沿海,保皇派则集中在北方内地。千年历史上,真正混一南北的政权,只有以全民公有制为经济基础、政治上党领导一切、人事方面讲究五湖四海的新中国。没有区别了,人心也就定了。不过随着改革开放,南方沿海地区迅速崛起,国企和重工业基地集中的北方积重难返,南北方重新产生了不同的经济基础。所以现在要求全球化自由经济的,大多是长三角和珠三角人,崇尚计划经济和体制的,北方人居多。最近疫情放开,江浙政府马上组织企业出国抢订单,北方省份还在纠结要不要做核酸、病毒大规模传播怎么办。这些行为的背后,还是经济基础决定的现实理念。所以吧,司马光和王安石之争远远没有结束,以后还会以相同的内核、不同的形式,继续演变下去。点
2022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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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在《出师表》里的历史规律

1公元227年,蜀汉丞相诸葛亮准备北伐曹魏,克定中原,恢复大汉江山。出师前,诸葛亮给刘禅上了一篇奏表——《出师表》。诸葛亮在《出师表》里开篇就写了三个重点: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解构归纳一下,诸葛亮的意思很明白,魏蜀吴三国争雄,而蜀汉的经济下行民生凋敝,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候。在这种关键时刻,皇宫和相府必须拧成一股绳,力出于一,避免内耗,才能保护蜀汉政权,进而图谋复兴汉室。诸葛亮说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教训,君权和相权之争,会造成无谓的内耗,削弱国力。现在要北伐了,君权和相权不要再争了,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不利于团结的事不要做,君相一体共创大业。自古以来,皇宫有最高领导权和军权,相府有行政权,相当于一个国家出现两个权力中心,各种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要想君相一体形成合力,要么是开国之君以军功威望压相府,搞强君贤相的模式,如秦始皇和李斯、刘邦和萧何,要么是强势丞相遇到弱势君主,搞弱君强相的模式。诸葛亮很幸运。公元221年刘备称帝,便任命诸葛亮为开府领政的丞相,刘备死前又将蜀汉托付给诸葛亮,而继位的刘禅不管事,尊诸葛亮为相父,于是诸葛亮用“弱君强相”的模式,整合蜀汉的君权和相权,这才有了“疲敝益州”发动的数次北伐。但诸葛亮又是特例。历史上,刘家父子和诸葛亮这种路线一致的贴心人,实在太少了,而大权在握的诸葛亮没有侵夺君权,更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特例。至于刘邦和萧何这种长期合作的开国君相,也太少了,少到一只手都能数的过来。于是呢,诸葛亮以“弱君强相”整合君相权,便成为绝唱,历史上更多的是君权不断削弱相权,最终达到整合君相权力、凝聚国力的目的。2刘邦和萧何去世后,汉朝的“强君贤相”走到尽头,继任君相的刘盈和曹参,很快起了斗争。曹参在相府不理政务,每天饮酒度日,刘盈召曹参入宫问话:“丞相为什么不管事啊,难道是欺负朕年轻?”曹参劈里啪啦说了一大推,总的意思是,你的能力不如高帝,我的能力不如萧何,既然他们定下了规矩,我们就别管了,照办就是。这次君相的问对,表面上看留下“萧规曹随”的美谈,但实际上是刘盈的君权约束不了曹参的相权,只能对相府的做为听之任之。但问题是,西汉的皇帝不是刘禅,西汉的丞相不是诸葛亮,这两个权力中心怎么可能不斗争呢?斗争,就这样延续到汉武帝时期。汉武帝要对外讨伐匈奴、对内整顿诸侯王和豪强,事情多任务重,必须搬开所有的绊脚石,实现绝对的令行禁止,所以汉武帝受够了无效率的君相扯皮,决定兼并相权,毕其功于一役。于是汉武帝开内朝,选拔亲信的人,授予侍中、常侍、散骑之类的官职,让他们和朝廷的三公九卿博弈,由于有汉武帝的支持,朝堂博弈往往是内朝官获胜。长此以往,汉武帝和内朝官便得到行政权,相府沦为橡皮图章式的执行部门,真正实现了“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结果我们都知道,汉武帝的功业,让汉朝的国号成为一个民族的名字。隋唐吸取以往丞相大权独揽的教训,用的是“群相制”,把曾经独属于丞相的行政权,分散到中书、门下、尚书这三个省,每个省的长官都是相,而且还独出心裁的创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得到这个头衔的人,也可以进入政事堂参与政务。群相制确实分散了丞相的行政权,但到了内忧外患的关键时刻,群相制又会造成群相之间的扯皮,不利于君相一致形成合力。于是唐玄宗李隆基,走了和汉武帝相反的路,19年间独宠李林甫,无论大小事务都交给李林甫处理。虽然其他人也能做群相之一,但也只是签字盖章,没有丝毫的行政权。所以在唐朝中期,唐玄宗为了应付突厥、吐蕃、契丹崛起的军事外患,均田制、租庸调制崩溃造成的财政内忧,几乎废除了立国以来的群相制,采取了专宠李林甫的独相制。唐玄宗和李林甫,也达到“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的目的。到了明朝初年,八百年前创立的三省群相制早已异化,门下省和尚书省被废除,只留下中书省一家独大,由左右丞相一起掌握行政权。隋唐的群相制,又回到汉初的独相制。白手起家的明太祖朱元璋雄才大略,又怎能忍受相权对君权的制约,于是借“胡惟庸案”废除中书省,朱元璋亲自处理六部和一十三省的政务。朱元璋在法律意义上,把相府搬到宫里,终结了千余年的君相之争,明朝初年的君权,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峰。其实不论是诸葛亮的“弱君强相”也好,汉武帝、唐玄宗、明太祖削弱相权也罢,本质上都是为了“宫中府中俱为一体”,打通治理国家的权力壁垒。只是诸葛亮和刘禅的组合绝无仅有,才让削弱相权成为主流。不过抓住“宫中府中俱为一体”这个主要矛盾,就抓住了中国历史的一条主线。3虽然君权削弱相权是历史主线,但真正能做到“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的时期,其实也只有秦皇、汉武、蜀汉、唐宗、明祖这几个特殊时期。原因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其一是开国之君军功极大、威望极高,可以压制相府,搞强君贤相的模式,甚至直接废除相府,亲自处理行政事务。其二就是诸葛亮在《出师表》里说的,“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在内忧外患的危机下,朝野军民形成共识,倒逼君相一体团结一致。从本质上来说,“宫中府中俱为一体”是一种特殊状态,要么是成功处理危机造成的结果,要么是为应对危机做的准备。等到开国之君故去,或者国家的危机解除,“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的共识便会破灭,君权和相权博弈的戏码会再次上演。于是汉武帝身后,有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和汉昭帝、汉宣帝的斗争。晚唐有士庶的牛李党政和宰相(南衙)、宦官(北司)、藩镇的制衡。中晚明的君权分散在内阁和司礼监,不仅有大学士和宦官的斗争,更有严党、清流、阉党、东林党、楚党、浙党的斗争。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从历史经验上来看,“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的合,能处理危机并做成很多事情,一旦分了,其实也未必是什么好事。不过合与分,都是客观历史规律,不是人力能改变的。我们用唯物主义辩证法看事情,就能得出比较客观的答案。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点
2022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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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佩洛西窜访台湾,送来的军功,利好中国三十年

今天是2022年最惊险的时刻,历史是否转向,今晚便见分晓。对于佩洛西窜访台湾,不仅我们非常关注,美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省也很纠结。民进党执政的台湾省政府,很清楚佩洛西的窜访,可能带来新一轮的台海危机,甚至遭遇灭顶之灾,于是便撤回邀请佩洛西访问的信函。佩洛西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窜访台湾,蔡英文的班子无奈继续邀请。这是台湾省要保命,不想佩洛西窜访,但必须接待佩洛西。昨天佩洛西到了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当面告诉佩洛西,中美关系稳定很重要。言外之意就是,不要窜访台湾,不要激怒中国政府。这是李显龙害怕台海爆发战争,新加坡遭受池鱼之殃。也就是说,东亚是中国军事力量的辐射范围,台湾省和新加坡都知道,美国是当代之雄,中国是未来之雄,谁都得罪不起,那就不如保持现状。美国内部的博弈就很有意思了。特朗普说,佩洛西最不应该插手的就是中国事务,她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蓬佩奥说,拜登政府没有给佩洛西足够支持,反而任由美国被中国欺凌,虽然自己不认同佩洛西的某些观点,但拜登不应该拆佩洛西的台。而拜登和美国军方,不希望佩洛西窜访台湾,曾经劝阻过她,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在佩洛西窜访台湾的事情上,美国党争之酷烈显露无疑。特朗普是借佩洛西反抗政府积攒人气,蓬佩奥是借佩洛西搞拜登,拜登是被架在火上烤,默念“为之奈何。”现在历史转折的方向盘,掌握在佩洛西的手里。如果佩洛西虚晃一枪,没有窜访台湾,那大家相安无事,继续过安稳的日子,等我们再用几年时间捋顺内部矛盾,以虎扑之势收台更稳妥。如果佩洛西真的去了台湾,那我们也没有退路。这么多天外交部一直在警告佩洛西,一旦窜访台湾必定付出代价。东部和南部战区也在积极备战,昨天起又开始持续五天的军事演习。国内民心更不用说了,始终躁动不安。气氛都烘托到这里了,佩洛西来了却不付诸行动,那就在世界面前下不了台,以后还怎么吸引邻国靠拢,还怎么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且纵容佩洛西窜访台湾,就是向美国示弱,以后在美国面前更抬不起头来。所以佩洛西来了,可能就是冲突乃至战争的开始。我们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不喜欢战争,刚过了几十年好日子,也不想失去来之不易的太平安稳。但是没办法,刀架在脖子上了,不战也得战,退无可退。抗美援朝爆发的时候,我们也不想打仗,但是毛主席力排众议:“打的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最终出兵朝鲜,打出70年的和平。现在又走到这样的十字路口,我们能做的,还是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有些网友说,不论什么形式的战争都一概反对,哪怕是祖国统一的战争也要避免。说这种话的人,可能是看不清客观规律的小布尔乔亚,但也不排除是人类本性中对战争的恐惧。要打仗就会有牺牲,牺牲的可能是我们的亲朋好友,可能是多年工作积累的存款,可能是国家大政方针的改变,可能是熟悉的世界走向陌生的世界。这些牺牲都是未知的,对未知的恐惧是人类的本能,可以理解。但战争就没有好处吗?当然是有的。拿下台湾便得到进入太平洋的通道,以此来挟制日韩的航运,威压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可以进一步整合东亚地区。拿下台湾是堂堂正正的打破美国霸权,自此以后,天下三雄并立,再也不复往日的旧世界。这两点是老生常谈,不必多说,下面说点没人说的。本届政府的大政方针是非常好的,甚至规划了建国百年的任务。但问题是,疫情的冲击以及今年的很多事情,都在消耗此前十年积累的信用。具体表现就是,今年开始社会的主要矛盾变了。前两年,我们的主要矛盾是国际矛盾,更关心中美争锋、更关心中国如何强大。但从今年起,主要矛盾变成阶级矛盾,我们更关心个人生活,对某些官员豪强的痛恨更甚于美国。如果就这样下去,反贪腐、抑豪强、提升生产力、团结人心的工作,可能会遭遇一定程度的挫折。到那个时候,等不到走出去,内部就先出问题。国强,个人才能好。要把既定的工作推进下去,国家政府需要更强的威望和执行力,而威望的最直接来源就是军功,现在能产生军功的地方只有台湾。从这个层面来说,军功对国家的意义,可能比收复领土更重要。国家政府有了赫赫军功,贪官污吏便瑟瑟发抖,地方豪强将毫无还手之力,整顿内部矛盾也会顺理成章。可以说,国家政府有了军功,只要想做,就能做成任何事情,而不必像现在一样畏手畏脚。毛主席时代能改天换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革命三十年的军功威望,让国家政府产生了神性,只要认为是对的,便可以力排众议的推下去,虽然中间走过弯路,但总体是功大于过的。我们现在的很多事情,就需要借军功来继续推动,并且以军功重塑政策路线的合理性。所以这一仗,晚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打起来就是稳赢,赢了就是利国利民。写了这么多,我畅想的很美好,至于能不能实现,就看佩洛西来不来,来了我们又怎么应对。今晚,揭晓答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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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怎么敢得罪小镇做题家?

我想了七天都没想明白,官媒怎么敢得罪小镇做题家。前段时间,易烊千玺考编的事闹得沸沸扬扬,结果还没等闹出结果,《中国新闻周刊》便于7月8日发文评论,里面有两句话特别恶心:“人们还煞有介事地关心招录程序是否公平的问题。”“考编的普通人大有人在,这些小镇做题家每天上培训班,做真题卷,也仍然考不中那个能为他们带来安全感的编制内职务。所以当看见能从市场上赚大钱的明星,还要分走几个编制内身份时,总觉得抢了自己的坑。”关心招录程序还“煞有介事”,把努力奋斗的普通人称为“小镇做题家”,这是官媒该做的事?小镇做题家,我理解的群体是家庭条件不富裕,但为了个人前程和报国理想,努力读书刷题,想通过公平考试,改变自己的命运以及国家命运的人。自从有科举以来1500年,历朝历代的小镇做题家们,都是国家的掌中宝,出台各种政策优惠给以鼓励扶持,从来不敢和《中国新闻周刊》一样出言不逊。那个写稿的杨时旸,恐怕不知道得罪小镇做题家,到底有什么后果吧?唐朝末年的黄巢曾经努力做题,希望习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但是因为唐朝科举不封姓名籍贯,有私下内定的传统,导致没有长安高层人脉的黄巢屡考不中。终于有一天,黄巢投笔长安城下,说老子不做题了,结果在数年后,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那些嘲讽小镇做题家的公卿贵戚们,被黄巢麾下的大军挫骨扬灰,洒在长安天街。二十年后,祖上做过节度使、却屡考不中沦为小镇做题家的李振,怨恨公卿贵戚们勾结垄断职位,便在白马驿劝军阀朱温,说他们不是清流么,不如投入黄河,永远成为浊流。朱温笑而从之。那一刻,李振肯定有一种报复的快感,这是小镇做题家把高高在上的打翻在地、把自以为是的踩在脚下的快感。北宋张元年轻时才气纵横,但是赵官家有眼不识货,在殿试时黜落张元,张元意气难平,便润到西夏,决心在异国一展所学。后来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提拔张元做了中书令,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张元也不负李元昊的知遇之恩,在好水川之战中大败宋军,斩杀一万多人。望着满地的宋军尸体,张元题了一首诗:夏竦何曾耸,韩琦为足奇。满川龙虎撵,犹自说兵机。意思就是,所谓的成功人士也不过如此,就你们这几块料,有什么资格妄言天下事。历史无数次证明,惹怒小镇做题家是很严重的,他们在这里看不到希望,要么用你教的东西来反对你,要么润到别的地方来反对你。所以小镇做题家不是阶级敌人,而是和国家互相成就的。小镇做题家们努力读书博取功名,换来自己的前程锦绣,也用自己的所学帮助国家长治久安。国家用公平考试的方式选拔人才,满足了国家的人才需求,也起到牢笼志士避免资敌的作用。各取所需,互相成就而已。自宋朝以后,历朝历代都是笼络读书人,争取把小镇做题家们吸收到体制内,最差也要让他们具有统战属性,从来没有把小镇做题家当成阶级敌人,往外推的。唯一把小镇做题家往外推的是清末废科举,他们没了上升渠道,又和国家政权切断精神联系,便成了不受约束的力量。六年后,这些小镇做题家们推倒了满清皇权。所以我始终没想明白,那家官媒、那个写稿人,怎么敢去嘲讽小镇做题家,怎么敢得罪小镇做题家。现在的情况当然没有废科举那么严重。但是今年的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先是疫情引起的失业,然后是村镇银行雷暴,最近又是烂尾房和业主停贷。这么复杂的社会环境,小镇做题家这么庞大的群体,正是需要维稳的对象,也是可以安抚进而统战的对象,《中国新闻周刊》竟然火上浇油,羞辱了小镇做题家。现实杀了小镇做题家的人,《中国新闻周刊》诛了小镇做题家的心。杨时旸之流的既得利益者,吃相太难看。还是想问问,你们到底是怎么敢得罪小镇做题家的,还是默默无闻的小镇做题家,压根就不是你们选定的统战对象,头顶流量的易烊千玺才是?不管是吃相难看的杨时旸,还是破坏考试公平的易烊千玺,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允许有这么牛逼的人存在。点
2022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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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都恨犹太人

争取说清楚为什么全世界都讨厌犹太人。
2021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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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被罚182亿,背后是中国两千年不变的国策

而且他们在完成财富转移之后,用“二选一”严重伤害了小商的利益,蚂蚁没有科技创新,也不从事生产,却薅了几年羊毛,损害的是“农(白领+万千家庭+实体制造)”的利益。
2021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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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和HM永远不懂,中国能为新疆付出多少牺牲

新疆不是穷么,但是办工业需要资金,怎么办呢?王震在动员大会上说:“我们要在新疆建钢铁厂、纺织厂等项目,但是不能向毛主席伸手要钱,也不能剥削新疆人民,我只能问你们要。”
2021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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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关系中国命运的地方

就要在河西走廊保持战略进攻。
2021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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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百万年的冰河时代里,人类的时间只剩10000年

恐龙在地球上没心没肺的生活2亿年,直到6000万年前一颗彗星撞击地球,紧接着引起大规模火山喷发,遮天蔽日的粉尘进入大气层,降低了植物的光合作用,导致恐龙的食物链断裂,造成恐龙灭绝。
2021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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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毛泽东决定了中国的气质?

对比一下被美国绑架的日本和韩国,就能知道独立自主有多么重要,看一下土豪遍地的印度,就明白铲除地方山头有多么重要,再看如今种族分裂的美国,就知道搞定民族问题才能不拖国家后腿。
2020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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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年前的毛主席说:他们懂什么是资本主义?

所以上位不久,普京便以侵占国家资产的名义拘捕古辛斯基,以洗钱和欺诈的名义指控别列佐夫斯基,逼二人出国避难,然后在机场抓捕霍多尔科夫斯基,将其麾下的尤甘斯克石油天然气公司,低价卖给俄罗斯石油公司。
2020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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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能颠覆国家,也能毁灭文明

「黑命贵」是美国人的政治正确,美国人可以心里看不起黑蜀黍,可以「内隐性歧视」,甚至警察可以把黑蜀黍乱枪打死,但是「种族歧视」的事情可以做,「种族歧视」的话是一定不敢说。
2020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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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前后的毛泽东,完全是两个人

他在长征前写过情诗:“一勾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写过少年的雄心壮志:“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还写过对现实的志得意满:“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
2020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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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千年往事

公元765年,既为了收复失地,也为了恢复贸易线,更为与吐蕃进行博弈,郭子仪上书唐代宗:“请遣使巡抚河西及置甘、凉等州长史。”
2019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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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小果案件:庙堂终将收回遗失的江湖

而孙小果们赖以生存的土壤,也正在被一点点铲除干净。曾经空有其名的战斗堡垒,已经被武装到牙齿,不说小果,巨果也能吞下。
2019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