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饰》主编方晓风 | 寻找新范式的设计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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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晓风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装饰》杂志主编
《设计研究新范式》主编
“
设计作为独立的学科，
其历史十分短暂，
短暂到只有百年左右的时间。
设计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其源头可以追溯到远古，说设计与人类同龄并不为过。甚至随着对动物世界的深入观察和研究，发现很多动物似乎也具备设计的意识与能力，简单的例子可以看鸟巢，复杂的则有蚁穴。然而，设计作为独立的学科，其历史十分短暂，短暂到只有百年左右的时间。这两个事实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分裂或者说落差，这种落差在其它学科十分罕见，新兴学科往往与新兴实践紧密关联。那么分析与理解这一现象，或许是一个有趣、也有价值的切入点。
对造物的谋划通常需要
以视觉化的方式进行，
要落实到具体的形态上，
使之便于理解和实施。
设计从朴素的层面来理解，就是造物（做事）之前的预先谋划，不同于一般的谋事，对造物的谋划通常需要以视觉化的方式进行，要落实到具体的形态上，使之便于理解和实施。中文中的“设计”一词出现可谓不晚，但不是现在通行的语义，而是使用计谋的意思，是动宾结构的复合词。以现在通行的语义来使用“设计”已是“民国时期”的事了。英文中的Design，一般认为是脱胎于意大利语的Designo，最早的使用者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瓦萨里，意思是艺术家在从事创作时的谋划，对构图、比例和色彩等问题的预先思考和安排，其行为接近于当下的语境，但内涵远非今日所指这么丰富。从中西词源的追溯来看，中文“设计”一词的使用应是受西方的影响，其确切的传播路径至今仍是学者们研究的一个话题，而在西方的语境里不难体会到设计与美术的亲缘关系。
“在中国传统的道器不相同论的环境里，
造物属于形而下的“器用”层面，
在等级序列中没有优越的地位。
日本的学者认为，在其文化传统中与现代设计对应的本土词汇应是“意匠”，而在中文的传统词汇中，似乎难以找到这样的对应关系。虽然，意匠两字在中文里不乏其例，但也没有得到普遍的使用，并且针对性没那么强。在中国传统的道器不相同论的环境里，造物属于形而下的“器用”层面，在等级序列中没有优越的地位。历史上虽有大匠、哲匠的称谓，细究起来，这种称谓本身就包含着对“匠”的歧视或贬抑。也因此，历史上对于各类造物有记载的文献遗存并不多，被传诵的“设计师”也寥若晨星。这属于文化比较的话题了，暂且打住。
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佛罗伦萨
已经产生了以艺术家
为核心的手工工业体系，
大量创作、生产艺术品。
无论如何，设计与造物的关联是确切的，设计的兴起正是随造物发展的结果。现代设计是工业革命的产物之一，在大工业生产之前的历史阶段，设计之所以不能独立发展，原因在于彼时对物的需求受到压抑，而物的形态也处在相对稳定的状态。虽然从较大的时间尺度去观察，造物技艺和风格形态始终都在变化，但在一个较短的时间段内的感受，却是近乎静止。受制于物的形态和需求，包括生产能力，设计只能是从属于制造、生产的一个环节，而不可能分化出独立的职业地位，更不可能成为一门学科。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佛罗伦萨已经产生了以艺术家为核心的手工工业体系，大量创作、生产艺术品，Designo这样的词汇产生正是由于当时艺术工业的发展，杰出的艺术家、大师已可摆脱大量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专注于更有创造性的那部分工作。
设计与美术并非单向的影响
——接受关系，
而是一路相互激荡，
既彼此启发又各走各路。
当生产体系未进入大规模制造和消费社会的时代，产品类型远不如现在丰富，产品的设计需求更多来自形式创造，不难理解实用美术、美术工艺、工艺美术这样的名词，在当时的语境里表达的就是“设计”的意思，也反映了当时的设计观。在这样的语境里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设计与美术的亲缘关系。出于这种强烈的感受，也就很容易理解早期的设计史研究会以英雄史观来书写，代表人物和代表作的体系同样也是美术史研究的经典范式。美术与设计的亲缘关系造就了美术史与设计史的亲缘关系。当然，设计与美术并非单向的影响——接受关系，而是一路相互激荡，既彼此启发又各走各路。
越注重实践智慧，
就越感受到英雄史观的局限性，
真实的历史进步确实
是由大量的无名之辈创造的，
设计史在这方面相较于
美术史有更为明显的反映。
现代主义的审美转向是由设计与美术两个领域共同推动的，并且深受工程技术进步的影响。现代建筑的先驱人物勒·柯布西耶在《走向新建筑》中，批评当时的美国建筑师，因为尽管他们有技术兴建摩天大楼，但审美仍是保守的，哥特复兴以及拼凑各种古典符号的折衷主义大行其道，柯布西耶建议美国的建筑师要向工程师学习，举的例子是当时的大型客轮，无论是整体形象还是客舱的细节，工程师都展现了新的审美范式的可能性。这其实已经揭示了一个事实：设计创新并不是英雄人物主导的，当然先驱人物的倡导也发挥了巨大作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美国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一个展览“没有建筑师的建筑”（Architecture without Architect），后有伯纳德·鲁道夫斯基的同名书籍出版，这个展览在建筑界影响深远。展览主要展出的是各个不同地区、民族的聚落建筑，展现了这些建筑与各自地域的和谐关系，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合理构造，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感人的实践智慧。越注重实践智慧，就越感受到英雄史观的局限性，真实的历史进步确实是由大量的无名之辈创造的，设计史在这方面相较于美术史有更为明显的反映。
“提倡一种新的设计史研究的范式，
在这个范式里研究者
进行更广泛的取样，
甚至关注非典型案例的研究，
其目的不是扮演引领者，
而是建立对真实世界的理解，
真正解读设计现象背后的成因。
英雄史观的研究往往是以“好”案例来指引发展，用意是好的，但背后的问题是这种价值判断的由来往往存疑，其隐含的前提是研究者站在了一个俯视历史发展的上帝位置，以超然的上帝视角进行评判，放大了学者的能力和权力，因此也承受了更大的压力。美国的设计史学者维克多·马歌林曾对此进行反思，而提倡一种新的设计史研究的范式，在这个范式里研究者进行更广泛的取样，甚至关注非典型案例的研究，其目的不是扮演引领者，而是建立对真实世界的理解，真正解读设计现象背后的成因。这显然是一种更为平易的态度，窃以为对于一个年轻学科的奠基而言，也是更为可取的态度。相较于艺术创作，设计成果的诞生受到影响、制约的因素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对设计的理解和评判仅限于形式层面，或许来自艺术史的样板仍是有效的，但这样的限制显然无法使我们真正理解设计，更遑论推动设计发展。
设计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综合性，
设计呼唤我们对真实世界能够建立起
超越学科分界的综合认知，
并将这种认知转化为具体的“物”的形态，
这是巨大的挑战。
设计学研究寻找新范式的动力，绝不只是由于其自身和美术学的差异，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设计的快速发展，人们对设计的认识也在不断更新，每一次设计观的更新必然推动相应的设计研究的更新。事实上，作为后发学科，设计学研究的模仿对象不止美术学，理论研究对人文学科的模仿、量化分析对工科的模仿，这些并不能简单否定，模仿也是学科发展、进步的一部分。但设计的快速发展，使得种种模仿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形势。当我们对设计的理解更多在形式层面展开的时候，形式分析、图像学研究、符号理论就成为好的工具；当我们意识到设计承载着文化表达的时候，人类学的考察、文化批评、哲学思辨就是必然的选项；当我们关注技术进步带来的应用层面的创新时，科学理论、应用实验、技术研发等等也无可回避；而在上述种种之上，设计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综合性，设计呼唤我们对真实世界能够建立起超越学科分界的综合认知，并将这种认知转化为具体的“物”的形态，这是巨大的挑战。
“今天的设计，所倡导的
也不再是简单地对
现实需求的被动式响应，
而是在深刻理解现实世界的基础上，
主动设问，定义问题，
进而提出解决方案。
设计定义的不断更新，并非理论家的闭门造车，而是由不断的新兴实践倒逼的。设计学科的根本特点就是围绕现实问题，可能没有一个别的学科像设计学这样不断受到时代发展的挑战，学科定义的更新速度也非其它学科可比。尤其在今天倡导经济发展创新驱动的形势下，无论是政府还是大大小小的企业、甚至社会团体都对设计寄予了前所未有的期待，设计的社会认知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同时设计学也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今天的设计，所倡导的也不再是简单地对现实需求的被动式响应，而是在深刻理解现实世界的基础上，主动设问，定义问题，进而提出解决方案。在人类的制造能力极大发展，物质丰裕的前提下，设计关注的不仅是能力建设，而是如何使用能力、控制能力。人们的需求不再是单纯满足生存的基础性需求，而是如何定义各自的生活。设计在今天必须站到社会的前端去直面这些复杂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使得寻找设计研究的新范式成为当务之急。
设计研究新范式的探索，
并不意味着对之前经验的否定，
也不是为了显示差异而故作不同。
设计研究新范式的探索，并不意味着对之前经验的否定，也不是为了显示差异而故作不同，这里需要清楚两点：既然是新范式，也就不是当下立刻就能详为描述的，其成型需要过程和时间，需要经过探索和检验，因此具有很强的开放性而不是规定性；另一方面，研究范式的确立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设计研究的特殊性并不导致其超越于其它学科之上或之外，仍然遵循学术研究的一般规律，只是在具体的方法、呈现方式、研究路径、问题切入点上由于对象的不同而与其它学科相区别。由于设计学科对知识的综合性要求，完全可以想象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仍然需要对其它学科进行大量的学习甚或模仿，但作为手段的模仿与作为目的的模仿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无论什么学科，
基本目标都脱不开
求真、求知和求解。
无论什么学科，基本目标都脱不开求真、求知和求解。求真意味着理清基本事实，探求研究材料的真实性、可靠性；求知一方面是对一般规律的归纳、总结，另一方面是逆向还原事物发生的过程；求解则有两个层面：一是基础的理解，能够解释现象、分析现象，另一个则是解决问题，即能够运用相关知识破解困局。以求真、求知、求解的目标来对照设计学的研究，其新范式的可能性也能约略显现。以求真而言，马歌林之所以提出更广泛的取样，甚至非典型案例的取样，真是基于设计史研究的特殊性，设计的世界并不是艺术家的世界，所谓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品”其代表性并不真实。尤其以传统的工艺美术史来说，其主要内容是帝王将相的物品，确实反映了不同时代工艺方面最高的水平和成就，其中也包含设计智慧，但这些题材，显然无助于我们还原不同时代的一般面貌，缺少大众日常生活内容的支撑，缺少日常用品的工艺认知，实际上就是抽掉了造物领域最庞大而坚实的基础，其局限和片面之处是不言而喻的。正如展览“没有建筑师的建筑”所揭示的，当设计研究的目光投向无名者创造的大量成果时，就是打开一扇新的窗户。这不仅是价值取向的调整，也是研究路径的变化。设计学的研究，需要我们建立对传统造物的理解和认知，但绝不是重复工艺美术史的方法，一方面同样的对象也需要有新的眼光去看待、去分析，另一方面则需要大大拓展研究对象和学术视野，借助多个学科的理论工具来谋求“真实”。
如果设计学的研究紧紧
围绕造物和流通展开，
主轴清晰，在研究手段上
无论跨到哪个学科，
都不会丧失设计的本体地位，
而面目不清。
设计学以一门以实践为主的学科，这就要求设计学的研究能支撑实践。对于一门年轻的学科而言，慎言“引领”可能是当下较为可取的态度，在大量基础研究尚未开展，许多基本事实没有清晰的时候，奢谈引领是危险的。而对于研究者来说，采用平视的视角更易于研究的开展。设计以造物为核心，造物的目的不仅是使用，还有流通，在求知的目标下就要围绕这些环节展开研究。对造物研究，离不开两个语境，一个是技术语境，一个是人文语境。技术语境主要是材料、工具、工艺这些基本问题；人文语境则需要考察造物主体的个人或群体，以及更宏观一些的时代、地域、习俗。在造物之外，对流通的关注，也是设计学研究走向新范式的一个要点，流通是设计造物的重要目的，也是设计成立的前提条件，构成了设计的特殊性，区别于其它类型的创造。而流通的研究，也把设计学研究置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学术领域，其中蕴含了丰富的可能性。造物与流通结合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设计过程，流通某种程度上讲是更为复杂的研究课题，相对隐性，不像造物成果那么直观，但流通直接影响了造物的构想，也是造物行为可持续的条件，尤其在日益信息化的当代社会，流通方式的变化对设计形态和组织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如果设计学的研究紧紧围绕造物和流通展开，主轴清晰，在研究手段上无论跨到哪个学科，都不会丧失设计的本体地位，而面目不清。
“今天的设计学需要
发展定义问题的能力，
把复杂问题、宏观问题转化为
具体而微的设计机会，
而这种能力获取的基础
是对现实世界的深刻理解。
在求真、求知的基础上，求解似乎是水到渠成的事了，实则不然。任何一个学科，在求解的过程中都倍感艰辛，一方面是问题没有穷尽，解决了一个问题就带出下一个问题，层级越多，问题的难度也越大；另一方面则是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不是从经验中直接可以得到的，需要创新性的思维介入。相较于其它学科，设计学的求解在这个时代则更有其特殊性，正如前文所述，设计所面对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功能性问题了，而是走向了更为开阔的领域，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设计学院，即采用问题制模式进行教学，而所提的问题看上去似乎都与习惯所理解的设计领域无关，比如：如何在两党制的政治体系中促进两党合作、如何降低贫困地区的新生儿死亡率、如何改善非洲贫困人口的生活状态等等，而针对问题拿出的具体设计成果又真真切切有效，显示了设计思维的巨大潜力，也是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为什么设计学越来越成为一门显学。设计学的两个属性最为时代所需要，一是综合性，一是实现能力。综合性使得人们能够跨越学科界限重新组织知识和经验，寻找创新点；实现能力则意味着成果不是停留在纸面上，而是有明确的物的形态，对现实社会直接产生影响。在求解方面，今天的设计学需要发展定义问题的能力，把复杂问题、宏观问题转化为具体而微的设计机会，而这种能力获取的基础是对现实世界的深刻理解。因此，当求解的问题转换的时候，需要我们重新检视已有的知识和经验，设计学是一门历久弥新的学科。
而浮躁的一个表现
就是缺乏有效的评价机制
《装饰》编辑部自2014年开始对上一年度的五个投稿栏目的论文进行优秀投稿论文的评选工作，其初衷在于两点：一是希望弘扬好的学风，好论文的基础都是好的研究，没有扎实的研究工作，不可能写出好的论文。在快速变化、经济发展迅猛的当代，浮躁之风愈演愈烈，社会对学界多有批评，但奖惩结合才能更好地塑造风气，只有贬抑和批评，没有褒扬同样是失之偏颇的。而浮躁的一个表现就是缺乏有效的评价机制，那么对优秀论文的评选就是一个初步的尝试，从我们自己的日常工作入手，小处做起，积点滴之功而期蔚然之风。
“设计学的研究范式
总体上还处在摸索的阶段，
远未达到成熟的状态，
在现阶段还是需要
对可能的范式有所提示，
推动整个学科更好地向前发展。
另一个出发点则是，设计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确实面临研究范式的问题，在日常工作中接触到大量的来稿不甚理想，原因往往在于受某些错误范式的影响，跑偏了，甚至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工作，但在呈现的过程中不能很好地表达核心内容，轻则影响交流，重则丧失了继续深入挖掘的机会。研究范式的确立，不是朝夕之功可以完成的，但不能因此而不去有所作为。优秀论文的评选，也有逐步厘清学科范式的目的在其中，希望这些优秀论文不仅在写作上对他人有示范作用，在选题、研究方法、研究路径等方面也有启发。范式本身有两面性，好的方面能帮助研究者快速进入状态，不利的方面则可能限制思路，但范式并不是绝对的，设计学的研究范式总体上还处在摸索的阶段，远未达到成熟的状态，在现阶段还是需要对可能的范式有所提示，推动整个学科更好地向前发展。
这项活动也从闭门会议
转化为了学术年会，
越来越多的设计学研究者参与其中，
其成效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这项工作自2014年启动至今，不过短短五年，但在这期间已受到越来越多的作者和读者的关注。每年编辑部也组织一次优秀论文作者的交流活动，这项活动也从闭门会议转化为了学术年会，越来越多的设计学研究者参与其中，其成效超出了我们的预期。今年恰逢《装饰》创刊60周年，优秀论文评选活动5周年，编辑部就决定把首届《装饰》学术年会活动和《设计研究新范式——<装饰>优秀投稿论文（2013~2017）》的出版，作为纪念活动的一部分。本书汇编了50篇优秀论文，分别来自5个常规投稿栏目，每个栏目选10篇，通过这些论文，读者们也可进一步了解《装饰》选择刊发论文的标准，甚而对自己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有所启发。
在史论空间栏目中，既有传统考据型的论文，如王子怡的《时新花样尽涂黄──辽代契丹女性“佛妆”考》、朱博伟、刘瑞璞《“旗袍”和“祺袍”称谓考证》，也有对历史材料以新方法重新解读的，如韩荣、李文璨的《分型图谱量化法与元代陶瓷类高足杯形制研究》，更有以宏阔的文化视野介入造物传统的研究，如姚丹、顾平的《论元代江浙文人圈的形成与湖笔兴起》以及孙明远、李冰湜、黄莹《易木为铅——聚珍仿宋体的开发及其周边》，包括对新问题、新概念的探讨，如马谨的《延伸中的设计与“含义制造”》。这些论文既体现了设计研究范式的开放性，也显露了新范式一定的普遍特征：对造物语境的拓展研究，论证的材料取材广泛，对事实挖掘的深度大大提升，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历史事实和现象。
个案点击栏目则强调对案例的深入解读，一方面小中见大，明晰设计规律，另一方面也是兼顾理论与实践的综合分析，突出设计学科实践性强的特点。如阎评、李蕾蕾、谢丹的《深圳平面设计产业的跨界转型：从单一设计到网络体系》，鲁政的《再论“关联的容器”——美国当代艺术博物馆叙事空间的个案分析》以及张毅、森田昌嗣、马娃君、张强的《伦敦步行计划的公共设计战略》都是对有启发性案例的深入剖析，而钱晓波的《在传统制造型企业中引入产品服务系统设计策略》、顾琰、赵娟娟《城市艺术博物馆规划中的社区化及其时间性——德国慕尼黑艺术区的案例研究》等论文则重在从具体而微的现象出发提取规律性的思考。赵衡宇的《混杂型历史街区自组织更新现象及其启示——以武昌旧城昙华林街区为例》、邵健伟、黄祎华的《折叠设计与街道——香港小贩生活与日常实践》不仅选题独具眼光，其中的讨论也有更深沉的伦理思考。
设计实践栏目希望突出设计学科以实践为主的特性，围绕现实问题展开研究型的设计，如张剑的《由公厕改造展开的尿激酶产业链公益项目》、向帆的《视觉文献的视觉化设计——全国美展获奖油画作品视觉化工具Award Puzzle设计探索》、赵忠超、赵军、周超的《节约型设计实践与探索——南京地铁2号线公共空间概念设计》、吴宗建的《可持续发展建筑设计中乡土材料应用的社会性考量——新会陈皮村大型竹建筑设计实践及思考》等。这些论文都是以富有研究性的实践来展开写作，有观念、不蹈虚，并显示了新的可能性。
民俗民艺是《装饰》始终坚持的传统栏目，同时也是设计研究走向新范式的重要领域，对民间传统的研究不仅夯实了设计研究的基础，也是加深文化理解的重要路径。顾浩的《对两种民间泥塑白色颜料工艺和属性的考辨》、吴小军的《云南新华村银茶壶工艺变迁研究》、王强、李安娜的《深耕易耨——云南红河传统农具哈尼族耖耙设计研究》都是深入田野的深度挖掘，而谢亚平的《器以载艺——四川夹江手工造纸技艺工具和生产空间价值研究》、李彦、陈敬胜、欧阳露祎的《从汇源过山瑶还家愿仪式中“换装”看信仰双重性》、陈亚凡的《血缘与技艺：传统手工艺家族产业代际传承的常态类型及特征分析》等论文，则不仅止于对现象、事实的描述，而是进一步建立体系化研究的框架，显露了民俗民艺研究的潜能。
教学档案栏目是为院校教师特别设置的，希望推介好的课程设计，探讨有效的设计教育模式。教学似乎和设计研究没有很强的联系，与设计研究新范式的探索关系更远，其实不然，俗话说教学相长，教学并不是单行输出的过程，教与学的互动本身就是值得深究的话题。对于设计教育而言，其发展也是随着设计的发展一路演变，其中心得同样反过来影响我们对设计的认知。曾有院校在近年举办了“设计教育再设计”的论坛活动，教学也是设计思维实践的对象。李瑾的《还原以阅读为本的书籍设计课程教学》、林红、杨一丁的《照明设计教学中显与隐的转化训练》和陈顺和、周维崇、傅宝姬的《活化景观设计实践教学的新路径——台湾辅仁大学与闽高校景观专业参与式设计的启示》展示了设计观念带动的教学，杨璐的《法英俄三校插画专业教学模式比较研究》则通过不同学校教学模式的比较揭示模式背后的教学理念，范寅良的《具象与抽象：设计思维基础课程新感悟》、李谦升《挖掘数据之美——信息可视化课程在艺术院校中的教学实践》、王珂《基于建构的艺术造型教学探索——同济大学建筑专业“砖雕·木雕”课程实践》讨论了设计思维如何有效传达并展开相应训练，梁雯、崔笑声的《出入：明代北京城市空间的图像学分析》展示了通过教学进行设计研究的可能性，通过研究深化了教学的一般内容。
设计研究新范式的确立，
需要一大批研究者有说服力的成果，
社会的期待容不得学界有丝毫的懈怠。
年轻的设计学呼唤设计研究的新范式，寻找设计研究新范式的脚步也永远不会停下，因为设计就是一个不断创新的学科，创新是学科的根本目标。此书的编撰希望有助于学界对这个话题的思考与探索，当然也欢迎大家的批评和指正。设计学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时代，前面是一片开阔的空间，蕴藏着丰富的可能性。设计研究新范式的确立，需要一大批研究者有说服力的成果，社会的期待容不得学界有丝毫的懈怠。在斯坦福大学设计学院考察时，看到一句口号，深以为然，就以这句口号与大家共勉：做事情的唯一方式就是去做（The only way to do it is to do it）。
做事情的唯一方式就是去做
The only way to do it is to do it
作者: 方晓风 《设计研究新范式》主编
来源：《设计研究新范式》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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