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建华 | 写于官方叙事的空白处:当代美国历史小说的历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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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新历史主义思潮影响下，当代美国文坛呈现出以小说形式重写历史的热情。美国历史上一些争议事件与法案，屡屡被作家们用作素材进行想象性再现，凸显官方历史叙事缺失和淡化的部分，意在打破线性叙事，引向对历史的再认识。文章不是小说个案的详细解析，而以扫描与点评的方式从整体上呈现当代美国作家的政治介入和对抗书写，并试图从这幅全景图中提出关联性的思考，说明历史沿袭至今的美国国家意志对"他者"实施的权力压迫。

关键词：当代美国小说；新历史小说；新历史主义   

作者简介：虞建华, 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所教授

原文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20年第五期

目录

一 大历史与小叙事：美国的新历史小说

二 从历史开篇到当代：暴力与屠杀

三 西进南扩：蚕食与兼并

四 废奴义举：暴动与镇压

五 法定边缘人：种族歧视与肤色之罪

六 红色恐慌：法律的傲慢与偏见

结语

一、大历史与小叙事：美国的新历史小说

创作理念上受新历史主义思潮影响的历史小说，常被称为新历史小说或新历史主义小说。这类小说与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不谋而合，关注重心从历史的“真实性”转移至叙事意图：历史由谁叙说，如何叙说，“为想象和虚化历史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 。近几十年，此类小说和相关研究在美国文坛颇具影响。与强调文学的主体性、自律性、文本性和审美性不同，“新历史主义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性”。

新历史主义认为，我们无法重现历史，我们所做的只是用语言建构历史、阐释历史。新历史主义批评实践解构本质论的历史真实，强调作者在文本意义生产方面的主观能动性。小说重构的历史不再被视为对历史的篡改，而是对历史的重新阐述。历史与小说的界限不再分明，小说不再为虚构所困，登堂入室，进入历史书写的殿堂。这种文学性的历史再现冲击了同时也丰富了传统的历史叙事。美国的新历史小说作家们自觉地把小说书写当作参与历史言说和重构的举措，艺术化地呈现事件，重构语境，让文学话语与历史话语形成对话或碰撞，一方面提供直接、真切的历史体验，另一方面让读者看到历史书写的多种可能性和历史真相的多面性，取得历史新认识。这种介入性的书写意在补充、修正和重新呈现历史，具有建设性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文学中以历史事件或法案为素材写就的小说引人注目。“对于所有作家，而非仅仅伟大的作家而言，一旦他们拿过某个故事，写成自己的文本，他们就已经卷入了一种异质性的阐释。”作为个人化小叙事的小说再现，是作家对宏大历史叙事的批判性解读和修正性重构，为读者提供了另眼看历史的窗口。当一批小说串联起历史上诸多争议事件，一张政治图谱隐约出现，人们可以看到美国国家意志和法律对异教徒、少数族裔、新移民、左翼青年和战争中的他国平民等边缘群体实施的权力压迫。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小说对美国历史的重构和再现，可以为我们思考、解读当下的政治和社会情境提供借鉴。

二、从历史开篇到当代：暴力与屠杀

美国文坛两部反映1692年塞勒姆猎巫运动的当代历史小说引人瞩目，一是凯思琳·肯特(Kathleen Kent)的《叛教者的女儿》(2008)，另一是凯瑟琳·豪(Katherine Howe)的《迪丽芬斯·戴恩的医书》(2009)。两部小说都取材于审巫事件，两位女性作者都是被送上绞刑架的受害“女巫”的后代。有了这一层血脉和情感上的关联，她们的小说更带有感受的真切性和思考的深刻性。凯思琳·肯特对塞勒姆历史和审巫事件的语境做过多年研究，小说出版后一举登上《纽约时报》年度畅销书榜，获该年度美国历史小说奖(大卫·兰格姆奖)。凯瑟琳·豪获得过历史研究博士学位，专攻早期新英格兰史，后任教于康奈尔大学，是一位学者型的作家，小说出版后在《纽约时报》年度畅销榜位列第二。

《叛教者的女儿》的女主人公马瑟·凯利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在塞勒姆审巫运动中被指控为“女巫”处以绞刑。作者肯特是凯利的第10代孙女，这一关联更让这部虚构作品真情涌溢。小说通过遭受株连但幸存的9岁女儿萨拉·凯利的视角，讲述一家人在歇斯底里的猎巫运动中的遭遇，不仅描述了新英格兰清教社会阴暗恐怖的历史，也塑造了女主人公面对宗教暴政英勇不屈、宁死不出卖他人的英雄形象。《迪丽芬斯·戴恩的医书》作者凯瑟琳·豪的祖辈伊丽莎白·豪也在被送上绞刑架的受害者名单之列，历史记载有案可稽。作家让故事在女巫审判时代和当代塞勒姆之间来回穿越。故事的女主人公是哈佛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康妮，受母亲委托去处理塞勒姆破败老宅的出售事宜，被家族老宅隐藏的秘密深深吸引，钻进蛛网尘封的档案室，沿着一个叫迪丽芬斯·戴恩的名字追踪到审巫时代，将该女子的零碎信息，穿成了一个遭受审巫迫害的揪心故事，并意识到自己与塞勒姆过去的关联。作家在故事中非常自然地结合了学术考证和学术话语，为当今美国政治和文化提供了许多可供深入思考的议题。

这两部结合史实的虚构作品，对美国历史早期臭名昭著的审巫事件进行想象重构，通过细节对事件进行戏剧化的再现，描绘宗教暴政统治下的17世纪末塞勒姆的黑暗现实。在两位女作家的笔下，被送上绞刑架的“女巫”们其实是一些走在历史前头的进步女性，在迷信时代向启蒙时代转变的当口，她们不盲从清教律令，让宗教权威感到威胁。尤其是凯瑟琳·豪的小说，通过卷入故事的青年历史学家之口，将当今史学界的新认识融进小说故事：“我把这一事件看作卡尔文教垂死挣扎的表征……事实上，塞勒姆恐慌事件宣告了一个根植于中世纪的时代的结束。”两部小说通过重现审巫悲剧揭示，清教神权针对知识女性的屠杀是当权者为维护统治所实施的政治暴力。

类似的暴行也多次发生在20世纪，如二战尾声对挤满难民的德累斯顿实施的大轰炸。该次轰炸摧毁了被称作“欧洲建筑艺术博物馆”的历史古城，杀死数万平民，成为“全世界观念法庭上反复审判的试验案例”。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的《五号屠场》(1969)将这一美国政府对民众“保密”的轰炸事件揭示于天下。越南战争中的“美莱村屠杀”事件(My Lai Massacre)重复了德累斯顿的暴行。事情发生在1968年3月16日，美军特遣队受命去美莱村剿灭该地驻扎的越南抵抗力量，到达后发现情报有误，该村只有妇女、儿童和老人，但率队的威廉·凯利中尉还是下令开火，杀死所有村民。越南方面公布：美军屠杀了504名平民；美国媒体报道：歼灭了128名越共分子。尼克松政府和美国陆军部都试图用谎言遮蔽或抹除这个肮脏的事实，但一名参与行动的士兵站出来向媒体揭露了这一场对平民的血腥杀戮。事件发酵后，唯有凯利中尉被判有罪，在公寓里住了3年后被解禁，之后官方媒体噤若寒蝉。

“(美莱村屠杀事件)25周年刚刚过去，报纸对此只字未提。”以越战小说著名的蒂姆·奥布赖恩(Tim O'Brien)对此十分不安。他用问卷在任教的大学调查，发现大多美国青年从未听说过这一暴行，于是写下《林中之湖》再现悲剧事件，被《时代周刊》评为1994年度最佳小说。小说中，虚构的主人公约翰·韦德越战结束后回国从政，在公众面前隐藏了曾参与美莱大屠杀这一段不光彩的个人历史，官运亨通，雄心勃勃地备选州参议员。但政敌揭发了他的污点，指控他篡改战争经历，阻断了他的仕途。美莱事件的细节在韦德的记忆中频频闪回，恐怖屠杀的阴影弥漫在通篇作品中。小说以采访、报道、文件、注脚等多种素材合成，既重现了美军屠杀越南平民的野蛮行径，将这一官方试图掩盖的丑闻告知民众，也表现了战争和政治互相纠缠的复杂性。小说发表的1994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硝烟刚散，新战争阴云密布，作者提出了以史为鉴，避免重蹈覆辙的警示。

三、西进南扩：蚕食与兼并

阿拉莫抵抗战向来是美国国家叙事中最荣耀的英雄故事，由1960年约翰·韦恩主演的《边城英烈传》和1988年的《阿拉莫：自由的代价》两部好莱坞电影传遍全国。电影追溯得克萨斯人谋求独立，奋勇抵抗墨西哥政府军的事迹，歌颂美利坚民族为民主和自由而战的宏大历史。但这个美国神话省略了许多事实，比如，租用墨西哥得克萨斯土地耕作的美国人，违反墨西哥禁止蓄奴的法令使用奴隶劳动，由此引发冲突。“英雄剧”中被大大颂扬的吉姆·波伊，其实就是个奴隶贩子。美国第7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早有吞并得克萨斯的图谋，1836年怂恿美国移民以捍卫自由民主、反抗墨西哥总统桑塔·阿纳的“野蛮”统治为名，组成志愿军，占领阿拉莫城堡，与美国政府配合，先宣告独立，很快并入美国。美国官方史美化得克萨斯人反对暴政，但谨慎地回避了吞并得克萨斯的正义性问题。

关于阿拉莫事件共有3部当代历史小说，小说家伊丽莎白·克鲁克(Elizabeth Crook)三年之内发表了两部历史小说《乌鸦的新娘》(1991)和《应许之地：一部得克萨斯反叛的小说》(1994)，但斯蒂芬·哈里根(Stephen Harrigan)的《阿拉莫之门》(2000)影响更大。这部小说既获得2001年西部小说声誉最高的马刺奖、得克萨斯图书奖和西部遗产奖，也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榜首。这三部小说都对得克萨斯独立革命史进行了重新书写，探讨被官方历史遮盖的另一面，展露了那些被贴金打扮的“英雄们”不同的面孔。哈里根的小说打破了单一、线性的历史叙事。结合史料和虚构，从美国人和墨西哥人的视角平衡地反映这一历史事件。小说主要围绕3个卷入战火的虚构人物展开，反映事件背后的利益之争，同时也通过墨西哥士兵的见解，比如他们并不认同桑塔·阿纳总统是暴君的说法，质疑美国官方叙事将帝国意识合理化的意图。作家用小叙事解构神话，揭示美国政府的政治野心，展示了很多被官方省略的重要史实，融入了史学界的新认识，强烈暗示杰克逊政府是得克萨斯独立革命及吞并得克萨斯的策划者。

阿拉莫事件发生在美国西进运动期间，西进的白人也侵吞了属于印第安人的大片土地。尤其是1830年的“驱逐法”，即《印第安人迁移法》生效之后，印第安人被赶入保留地，不愿让出土地的屡遭屠杀。西进运动是美国官方颂扬的“光荣史”，但推进“文明”的过程充斥着野蛮。美国军队对印第安人的屠杀事件频频发生，包括1863年的熊河大屠杀、1864年的沙溪大屠杀、1868年的瓦西塔大屠杀、1870年的马利亚斯大屠杀、1890年的伤膝谷大屠杀等。美国官方历史书写往往用“战斗”“事件”“冲突”“行动”等替代“屠杀”，以模糊概念的方式进行洗白。美国政府对待印第安人一直是背信弃义、不择手段的，时至今日仍受很多具有良知的美国历史学者的强烈谴责。著名本土裔作家詹姆斯·韦尔奇(James Welch)以马利亚斯大屠杀事件为背景，创作了获得美国图书奖的小说《愚弄鸦族》 (1986)，从受害者的角度重新书写属于胜利者的历史，艺术化地再现了西进运动中被掩盖、被遗忘的历史。故事发生在西进北线黑脚族印第安人营居区，小说讲述印第安部落自治的最后日子，即19世纪60年代最后3年至1870年马利亚斯大屠杀发生，展示了多彩的部落文化，描写部落人的生存苦斗和灾难将临的心理重压。小说中的“神行”部落主张“以土地换和平”，而“山首”部落则采取对抗的姿态。政府派军队前往给以“教训”，稀里糊涂地袭击了刚刚与当地白人政府签下和平协议的“友好”部落，杀死“神行”部落的173名妇女、儿童和老人(男人们正外出打猎)。学者凯思琳·范格恩语带嘲讽地说，“像马利亚斯大屠杀这样的历史事件，似乎是‘占有西部’过程中丑陋但又缺之不可的部分”。韦尔奇详细描写了本土族裔被西进白人赶尽杀绝的绝望，希望所有美国人记住这类历史的悲剧。

罗伯特·康利(Robert Conley)1992年出版的《山风之歌》和戴安·葛兰西(Diane Glancy)1996年出版的《推熊》都与史称“血泪之路”(Trail of Tears)的强迫迁移有关，讲述《印第安人迁移法》颁布后美国土著人被赶出家园的故事。曾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印第安裔作家葛兰西在《推熊》中艺术化地呈现了1838—1839年的悲剧：一万余佐治亚和北卡罗来纳的切罗基印第安人，包括老人、孩子和孕妇，在美军士兵押送下被驱离祖先的家园，给新来的欧洲移民腾出土地。他们在严冬的雨雪中长途跋涉900英里，前往政府分配的新居地——今日俄克拉荷马州乱石遍野的“印第安区”重新安顿，致使四分之一的印第安人因寒冷和疾病死于途中。为了在小说中重现历史，葛兰西阅读了大量有关迁徙的资料，并沿途采访、体验和考证，以栩栩如生的细节地重现了切罗基人经历的苦难，又通过想象描述了失去家园的无助与绝望。《推熊》中，被迫迁徙的印第安人不知道是部落头领出卖了他们，还是受骗在看不懂的协议上签了字，只知道祖先的土地已不属于他们，被无助地赶出家园。小说采用来自文献的记载，搭建了真实的历史框架，同时又将虚构故事融入其间，既凸显小说的历史性，又创造鲜活的画面感。小说以玛丽托尔一家为主线，通过多个印第安人的第一人称叙述，也通过传教士和押送印第安人的士兵之口，为政府的种族政策导致的血淋淋的事实，做了详细的多方位的注释。这种以印第安人为主体的多声部、多视角的叙述，展示了更多的历史细节，抒发了深埋于心的怨愤，是对胜利者历史的一种对抗性书写。此类美国本土裔作家的历史小说还包括路易丝·厄德里克(Louise Erdrich)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圆屋》(2012)，该小说对美国政府不断修正与印第安人最初签订的土地协议，巧立名目制定各类新法，不断蚕食印第安人土地的做法进行了揭露。

四、废奴义举：暴动与镇压

美国文坛近几十年出现4部关于约翰·布朗起义(John Brown Uprising)的历史小说，各具特色，十分精彩：特里·比森(Terry Bisson)的《山火》(1988)、布鲁斯·奥尔兹(Bruce Olds)的《兴师问罪》(1995)、拉塞尔·班克斯(Russell Banks)的《分云峰》(1999)和詹姆斯·麦克布莱德(James McBride)的《上帝鸟》(2013)。起义事件发生在1859年，白人激进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率领包括儿子、女婿在内共19人，武装袭击哈珀渡地方政府的武器库，试图造成一呼百应的效果，引发奴隶暴动，促成废奴。布朗抱着强烈的宗教信仰和良好的社会改革愿望发起废奴圣战，遭到政府军的镇压，失败后参与暴动的19人均被处以绞刑。布朗起义是美国历史上颇具争议的事件，而布朗个人的历史评价也一直褒贬不一，被有些人颂为英雄，被另一些人视作疯子或恐怖分子。上述4部当代历史小说基本都将布朗塑造为抱有强烈正义感的义士。

《山火》属于当代美国十分流行的乌托邦历史小说，学界也称之为“异质历史”(alternative history)或“或然历史”(speculatory histoy)，其基本模式是：假如历史拐入不同航道，世界将会怎样。小说中布朗起义获得成功，历史进程因此改变：奴隶反叛的烈火燃遍南方，最终黑人赢得胜利，在南方成立“新非洲共和国”；林肯发动战争试图收复失地，成为黑人的头号公敌。社会主义的“新非洲共和国”影响了世界历史：巴黎公社取得了胜利，爱尔兰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墨西哥索要被夺走的领土，不少国家效法俄国革命。作家通过虚拟评说真实，通过陌生化创造张力，探讨这种“可能性”所涵容的政治、社会意义。这种“从‘客观历史’到‘主观历史’转变”的书写，是“对历史本质的深刻思考，最终的落脚点是当下，是对某种历史文化或社会困境的回应”。

布鲁斯·奥尔兹的处女作《兴师问罪》也以布朗起义为故事主线，但作家用一种非传统、充满想象力的现代派拼贴手法，让叙述在多个层面并行、交叉、重叠，创造出众声喧哗的效果。该文本介于历史与小说之间，包含很多真实和虚构的资料，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多面人物：具有先见之明但又不计后果，虔诚向善但又狂热莽撞。奥尔兹无意提供经得起考证的布朗生平，但试图走进布朗的内心，解读发动起义的心理动机，并让事实和想象的万花筒在读者眼前翻转。在奥尔兹笔下，布朗是一位有个性缺陷的历史英雄。他认定蓄奴制是罪恶，决意采用非常手段将它铲除，布朗的正面形象由此确立。虽是文坛新兵，奥尔兹老练地使用多种创作技巧，用独到的手法对这位复杂的人物做了出色的描绘。

著名作家班克斯近800页的长篇小说《分云峰》入围普利策奖。小说由虚构的约翰·布朗的儿子欧文·布朗进行讲述，生动再现了19世纪中期的废奴运动。这个被布朗坚信为神圣事业的义举，最终悲剧性地摧毁了他整个家庭的生活。在儿子爱恨交织的回忆中，父亲的个人生平徐徐展开：这位失败的生意人如何受到爱默生超验主义废奴思想的影响，在坚定的宗教信仰中融入了社会革命观念，成为深受黑人废奴领袖道格拉斯和哈莉特·塔布曼信任的同路人。班克斯的故事悬念迭起，精彩纷呈，以现实主义的细节再现了废奴主义者的聚居区、帮助奴隶北逃的地下铁道、血腥的堪萨斯杀戮和哈珀渡暴动。在追忆的过程中，欧文·布朗进一步认识和理解了他的父亲，也进一步认识了自己。

麦克布莱德的《上帝鸟》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小说由黑人少年亨利·沙克福德叙述，用一种幽默独特的语气讲述约翰·布朗和他的废奴暴动。在亨利眼中，布朗是一个具有正义感的好心肠人，但又是个略显神经质的狂热分子。小说中以布朗为代表的废奴派和以亨利的主人为代表的蓄奴派两方的争论演变为暴力冲突，亨利扮作女孩逃离，接下来三年时间跟随坏脾气的布朗，见到了为废奴而奔走的人们，聆听了布朗与废奴领袖哈莉特·塔布曼的交谈，最后经历了1859年袭击哈珀渡的武装行动。起义者均被镇压，亨利成为唯一幸存者。他留下的手稿，在教堂火灾后的清理中被发现，其中记载着这位著名历史人物的故事。

上述4部长篇历史小说都是想象力丰富、引人入胜的作品，其中布朗被塑造成为一个有缺点但为伟大事业做出了牺牲和贡献的伟大人物，颠覆了官方历史将他视为狂热分子、恐怖分子的定论。作家们对他为促进人类平等和社会进步采取的大胆举措都给予了肯定与赞美。小说家们不把人物和事件用非黑即白的二分法进行归类，而对复杂的历史情境进行描述性的再现，追踪布朗从一个普通教徒到废奴活跃分子再到烈士的人生轨迹。4位作家都对这一历史事件和这位历史人物进行了严肃的考证，在创作中将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结合在一起，再现了南北战争前几年美国的政治气候和社会风貌。

五、法定边缘人：种族歧视与肤色之罪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小说《宠儿》(1987)以1856年的玛格丽特·加纳弑婴事件(Margaret Garner Infanticide)为依托，赢得了评论界的高度认可，同时获得美国声誉最高的普利策小说奖和国家图书奖，位列《纽约书评报》“近25年出版的美国最佳小说”榜首。1850年北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与蓄奴的南方达成妥协，通过《逃亡奴隶法》：北方人隐藏逃亡奴隶或为他们提供帮助，被视为违法。南方女黑奴玛格丽特带着孩子逃出蓄奴庄园，在朋友家暂避时，奴隶主带人赶来追捕，玛格丽特在绝望之下亲手杀死怀抱中的婴儿，口中念念有词“他们再不能那样生活下去了”。这一几近疯狂的极端案例——一个母亲宁愿杀死亲生女儿也不愿让她继续当奴隶——成为反抗《逃亡奴隶法》斗争中的一个著名案例，也激发了作为非裔作家代表人物莫里森的创作灵感。《宠儿》中塞丝的原型是历史人物加纳。作家取材于历史事件，但《宠儿》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小说”。故事主体是18年后被杀婴孩“宠儿”的幽灵来到母亲住处，交杂着恩怨情仇与塞丝家人同住，一边让塞丝加倍偿还母爱，一边对母亲曾经的作为施以各种惩罚，不断激活塞丝试图忘却的记忆，让蓄奴制的惨痛经历继续折磨废奴后美国黑人的生活。为此，莫里森在小说中采用了相应的叙事策略，如意识流、倒叙、插叙等，以大胆想象取代写实，言说难以言说的痛苦，重现创伤记忆。这样的叙事增强了悲剧的力度，同时也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美国官方历史对蓄奴时期的书写，历来以笼统、空泛、模糊为特征，而莫里森的虚构再现，则将黑奴遭受的刻骨铭心的苦难写到了最深处。

废奴之后，美国黑人遭受不公正待遇仍是常态。著名种族歧视案例斯考茨伯罗审判，活脱脱地演绎了“黑人即罪犯”的思维定式。1931年3月，两名白人女子露比·贝茨和维多利亚·普莱斯控告9名黑人青年在货运列车上对她们轮奸。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大多关注并阅读此案报导的人都认为，这是两个女子因害怕“流浪罪”而进行的诬告，完全子虚乌有。她们证词不一致，医生含糊其辞，声称目睹事件的证人被证实做了伪证，但法庭和全部白人组成的陪审团对这一切置若罔闻，仅依据两名女子的指控而判处全部9名黑人被告死刑，其中最大的18岁，最小的12岁的罗伊·莱特后被改判为终身监禁。由于来自社会各方面对庭审的抗议，以及原告自己后来否认遭到强奸，反复上诉再审之后，一人仍被判死刑，2人被改判为75年和99年徒刑，罪名改为袭警，其他被撤销指控。斯考茨伯罗案成为美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审判冤案，直到2013才由时任亚拉巴马州州长的罗伯特·本特利签署正式文件宣告9名涉案黑人无罪。这一案例被哈珀·李(Harper Lee)写成著名小说《杀死一只知更鸟》(1960)。近半个世纪之后，历史学家兼小说家艾伦·费尔德曼(Ellen Feldman)从不同视角重写了这一事件，出版了《斯考茨伯罗》(Scottsboro, 2008)。小说进入了2009年“奥兰治”小说奖的短名单。

费尔德曼虚构了一名具有激进女权主义思想的记者爱丽丝·惠迪艾，以她对当年案件采访过程的回忆为作品的主体。惠迪艾的主要采访对象是露比·贝茨，一个既没有社会地位，也没有道德底线穷白人，为求生存不在乎尊严，也不在乎说谎欺骗。作家让这名斯考茨伯罗案的原告“开口”讲述自己的故事，但又强调，是社会大环境剥夺了底层人的其他选择。费尔德曼在故事中提供了历史的不同视角，让人耳目一新。她将人物的性别、阶级融入司法正义、种族歧视等核心问题之中，多侧面地探讨这一审判案所反映的社会现状。小说具有很强的历史感，费尔德曼在重现社会语境方面功力非凡，充分体现了其历史学专长。《斯考茨伯罗》可以帮助读者理解由历史遗传而来的对黑人的偏见和暴力压制的冲动，并解析了缘何美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至今难以消除种族矛盾。

种族迫害不仅仅限于印第安人和黑人，早期华裔移民也是特殊的受害者。新大陆开发对劳动力的需求，吸引了大量中国移民越洋去美洲谋生。但19世纪70年代出现经济萧条，民怨四起，勤奋工作且愿意接受比白人更低报酬的华工成为不满情绪的发泄对象。媒体煽起“黄祸”恐惧，官方配合，于1882年推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针对单一民族的歧视法案，即《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这一法案直到2011和2012年，参众两院分别通过致歉案承认“排华立法有悖于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原则”才告结束。在华裔美国人长期的反歧视斗争中，汤亭亭的《中国佬》(1980)做出了特别的贡献。小说获得了巨大成功，赢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和全国书评家协会奖，奠定了她在美国华裔作家群中领军人的地位。《中国佬》重现了作者的曾祖父、祖父、父亲、兄弟和堂表兄弟在美国的经历。他们曾参与夏威夷垦荒、西海岸采矿，是修建跨洲铁路的主力军，在城市提供洗衣和餐饮服务，最年轻的一代参加越南战争，出生入死。在文体风格上，《中国佬》后现代主义特征明显，汤亭亭娴熟地使用诸如拼贴、戏仿、改写等典型的后现代技巧，使碎片化的呈现有效地突出作品的主调。小说为被迫沉默的华人劳工发声立传，强调华人对美国发展立下的汗马功劳——那是美国官方历史从未记载的部分。小说同时也揭示，华人移民的奋斗史也是一部血泪史。华裔长期遭受“合法”歧视，挣扎于美国社会的边缘，没有地位也没有话语权。小说从整体上批判了以《排华法案》为代表的美国的歧视政策，具有补正和重写美国华裔历史的意义。特朗普政府的民粹主义又让排华思潮蠢蠢欲动，这样的当代语境，赋予了《中国佬》特别的意义。

六、红色恐慌：法律的傲慢与偏见

芝加哥曾是风起云涌的美国劳工运动中心，发生在该市的草场街事件充分说明了劳资斗争的残酷性。这一事件在美国正史中被称作“草场街暴乱”(Haymarket Riot)，为其后镇压性的审判提供合法性依据，但草场街并未发生过暴乱。历史学教授马丁·杜伯曼(Martin Duberman)以其独特的洞察力和丰富的知识储备，创作了长篇小说《草场街》(2003)，还原事件并对事件的社会语境进行了深刻的解读。1886年5月4日晚，工会组织在芝加哥的草场街附近举行工人集会，警察前来驱散集会人群，突然一颗炸弹爆炸，7名警察和至少4名平民死于爆炸和随后的警察扫射。后来8名工运领导人被捕(包括不在现场的)，其中7人被判死刑，另一人被判15年徒刑。一年后其中4人被执行绞刑，一人狱中自杀，两人被州长减刑。这样的判决是在没有找到谁制造、投掷炸弹的情况下做出的。草场街事件和审判震动了全美国和欧洲，而当今法学界基本达成权威的认识：该审判“是美国司法史上空前绝后的一起野蛮的强权事件”。小说《草场街》用大量篇幅进行铺垫，讲述事发之前劳资斗争。杜伯曼显然希望重塑语境，展现事件的前因后果。小说的主要人物是被处绞刑的工运领袖阿尔伯特·帕森斯和他的妻子，以他俩为叙述主线，透过他们的眼睛，让读者看到芝加哥工人极为凄惨的生活状况：低收入、高负荷、长工时、无保障。正是体察了工人的疾苦，帕森斯参加了工人运动，成为领袖，最后为事业牺牲。小说的后半部详细再现了那场完全站在资方立场的惩罚性审判，凸显事件所反映的权力政治和舆论操纵。这一权力镇压的实例，在杜伯曼的小说中得到生动再现。这样的故事仍然能触动今天读者的神经，迫使他们反思产生此类悲剧的深层因素。

草场街事件是“红色恐慌”催生的怪胎，而这种心理在“麦卡锡时代”登峰造极，造成罗森堡间谍审判(Rosenberg Spy Case, 1950—1953)这一轰动事件。当时的美国政治被极右势力掌控，在冷战意识形态助推下，官方媒体渲染美国遭受红色势力侵袭的威胁，煽动对共产主义的仇恨。罗森堡事件正发生在这种特定的情境中。生活在纽约贫民区、热衷于社会主义活动的朱利叶斯·罗森堡和妻子艾瑟尔·罗森堡被指控给苏联提供过核机密。提出指控者是艾瑟尔的弟弟。1950年6月和8月，罗森堡夫妇相继被捕入狱。法庭并无确凿证据，但在媒体煽起的歇斯底里的反共狂热中，两人于1952年被判死刑，次年执行。现在一般认为，朱利叶斯可能在二战后期向苏联提供过情报，但当时美国和苏联还是盟友，而且他是个小人物，不可能接触有价值的机密。而艾瑟尔的间谍行为则完全子虚乌有。

两名重量级的当代小说家罗伯特·库弗(Robert Coover)和E.L.多克特罗(E.L.Doctorow)相继出版了《火刑示众》(1977)和《但以理书》(1971)，艺术化地再现了罗森堡事件，对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政治生态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畅快淋漓的嘲讽。库弗的《火刑示众》用疯狂的想象将罗森堡夫妇的行刑过程呈现为一场闹剧。行刑地点不在监狱，而被设在纽约的时代广场，让人联想到中世纪对异端分子实施火刑的野蛮。作家用狂欢式的语言讲述这一则令人心情沉重的迫害故事。小说的主要叙述者是时任副总统的尼克松，他带着政治功利心和些许未泯的良心陈述这一事件。除了尼克松之外，小说的第三人称叙述者用调侃和讥讽的口吻不时插入对事件、对民众心态的评述。美国的国家力量被拟人化，呈现为一个趾高气扬、自以为是而又冷酷无情的山姆大叔的形象，他在小说中执导了这场狂欢会。小说不是事件的历史回叙和重现，而用后现代手法将事件的荒诞性进行放大，用黑色幽默造成震撼的阅读效果，在嬉笑怒骂中迫使读者对事件产生的政治气候，以及媒体、司法的角色等方面进行深刻反思。多克托罗的《但以理书》虚构了罗森堡夫妇的一对子女丹尼尔和苏珊，叙述的主要部分围绕受害者下一代的生活展开。小说出版后获得1972年国家图书奖提名和1973年古根海姆奖。小说中的两个小主人公深陷于父母被处死的悲痛，小小年纪一心为父母伸冤，心有怨愤而又无能为力，被创伤记忆所折磨，也被情感重压所纠缠。兄妹俩参加反越战运动，建立基金会纪念被害的父母，希望在与政治强权的对抗中获得生活的意义，但最后苏珊精神失常，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年轻的生命；丹尼尔虽然成为博士研究生，但行为异常，性格扭曲。小说在罗森堡夫妇与子女两代人和两个时代之间切换，叙述语言充满了政治反抗的力量。《火刑示众》和《但以理书》都不是以事件为叙述中心的历史小说，但两位当代大家通过重写罗森堡事件，将政治偏执的国家心态揭露得淋漓尽致。

结语

特里·伊格尔顿指出：“历史是文学的终极能指，也是文学的终极所指。因为只有给表意实践提供物质母体的真实社会形态才可能是表意实践的根源和目标。”在新历史主义思潮影响下，当代美国文学创作呈现出明显的历史转向，文学研究也呈现出文化政治转向，走向空间性和对话性历史。美国作家们推出了不少优秀的新历史小说，以个人视角的小叙事表达被排斥、被压制的它异之声，与代表权力话语的宏大叙事形成对抗。小说化的历史书写因此也是作家争夺意义阐释权的文化斗争。虽然小说叙事具有虚构性，但这种虚构是作家们平等参与历史建构的筹码：他们运用小说的“虚构特权”表达不同声音，打破一言堂，呈现历史的不同侧面，尤其浓墨重彩地凸显国家历史叙事中缺失的部分。

伊格尔顿又说：“一个民族既由她传承的记忆，也由她试图抹除的记忆进行定义。”遮蔽或者忘却历史的教训，就意味着历史悲剧重演的可能。美国官方历史叙事充分利用了语言的统治力量，对中心权力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自圆其说，而美国作家则通过小说进行颠覆性的再现，利用语言的解放力量，以虚构叙事对抗权威叙事，以微观叙事对抗宏大叙事，以个人叙事对抗总体叙事，从而解构中心，解构神话。小说家关注的历史事件，一般都是美国种族、阶级、宗教矛盾激化的产物，而作家的再现在选材上具有针对性，在思想上具有颠覆性，在呈现方式上具有多元性，提供了“另眼”观察美国政治体系和民族道德体系的渠道，可以引向对美国的建国理想、民族精神、政治信仰等意识形态重大方面的再思考和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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