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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的政治:从一个村庄的 70 年饮食变迁,能看到些什么?

赵旭东 南都观察家 2020-08-24

赵旭东,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全文3200余字,读完约需7分钟


 编者按 :《风味人间》第二季正在热映,片中展现的世界各地的风味美食“如约”引人垂涎,其“探寻人与⻝物关系”的内核也依旧触动人心。

饮食,承载着一定地域的风土与历史,也隐含着当地的权力与政治。由此我们看到,不同地方的饮食,形成各乎迥异的“分类-分配”、“偏好-禁忌”模式。对食物的研究,往往会触及到这个文化里最为根本的东西。因为饮食的变迁不仅折射出社会结构的变迁,也暗中引导或左右着我们的生活方向。

我们作为人,首先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是要依靠营养而有的一种身体的成长和维持。通过吃东西,消化食物,我们获得了足够的营养,由此而使得身体的各项功能经过食物的营养转化而为我们身体所接收,通过新陈代谢的作用而达成一种身体内外机能上的平衡。但这实际上是指食物对于人而言的生物过程,是基于人的自然身体结构和功能而实现的。

不过,在这种生物的过程之外,尚有一个文化的过程是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实际上这个文化过程的核心就是我们因为吃东西而获得了某种的力量,这种力量往往是一种观念中的体验,看不见,也摸不着,只能是凭感受来获得,这往往就是一种文化的体验,平日里我们一般不会自觉地用此类研究所说的文化的概念来叙说,而是喜欢用“口味”、“美味”、“好吃”以及“下饭”这样的日常概念。一份美食吃到肚中,感觉到无处不舒服,那就是一种好的口味或美味了。

在这里,食物的好坏是要用人的口味来区分的,但要知道这种区分并不是简简单单能够作出的,背后无形的文化意义之网让口味、美味以及好吃之类的东西有了一种特别的意味,比如“妈妈做的食物”,从来都是味美香甜,让人啧啧称奇的,人们的心目中也不大会怀疑妈妈做的食物的价值。但很显然,并不是所有的母亲做饭都会好吃,要知道这世界之中有很多的母亲根本就是不会下厨做饭的,但是人们心理上仍就不会用这些到处存在的反例来归类自己感受上的集体偏差,绝大多数的人们照旧还是去说妈妈做的饭菜最好吃,在这一点上恐怕是没有人会特别要去加以反对的。

这里,我们的思想认识上的固执并不是单单基于我们的错误认知所致,而是根本上可归因为预先植入到我们大脑中的类别化的概念原因。要知道我们大多数的人是通过分类来去理解自己以及外部世界的。比如好吃与不好吃便是一套分类的概念,这样就把世界中的食物分成了两类,一类是好吃的,也就是可吃的,另一类是糟糕的,坏的,也就是不可吃的。这样分类的好处便是可以使我们的生活常规化简单化,方便易行,不用每一个人每天都要为三顿饭吃什么而劳心伤神,这样实践久了,也就成为了极为富有当地特色的地方饮食文化了。

所以很多人一旦到了自己所不熟悉的异国他乡,第一件不舒服的事情就是要努力和花心思去辨别在那个文化里的食物谱系当中,究竟哪个东西是好吃的,哪个东西又是不好吃的,只有这样一一鉴别出来才肯罢休,否则总觉得是不那么特别适应的。这归根结底就是食物分类的观念在起着作用,这种分类的背后也承载着文化的意义,因此也只有在一种文化的脉络之下才能够对此有真正的理解。

之前我们对分类概念的研究往往是采取一种客观中立的观点,好像它是人人共有普遍存在,有如人大脑中所不断产生的脑介质一样的自然现象,但是后来的理论家都开始去反思这个结论,今天对分类问题的讨论,越来越多去关注的是谁的分类以及分类如何受到了权力支配的问题。比如在这方面男和女便是一个人类基本的分类,但在人类发展历史中有一个很长久的传统就是刻意把男女之间的分类变成是一种男高女低的等级性分类,近代以来的女权运动中,大部分的主张之所以能够有影响力,就是跟这个人类才拥有的存在于大脑之中并映射于现实社会之中的根深蒂固的男女等级分类的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

这就触及到一种分类政治学的问题,即凡是分类,在其背后都会附加上来一种权力的支配,是权力在左右着我们所谓的客观认知。在这方面,正如我们所分析的,食物也是一种分类,也自然隐含着一种食物分类的政治学,这恐怕是我这里所要介绍的华东政法大学郭慧玲博士的《美味与权力:一个华北村庄70年饮食生活变迁》这本社会学与人类学著作中所要集中去关注的一个问题。

据我所知,慧玲博士所研究的张庄是位于山西长治的一个普通村庄,但它的不普通之处就在于,差不多七十年前美国人韩丁在那里参加了一场热火朝天的土地改革运动,并用笔记录下了在那里所发生的一切,这成为慧玲后来研究和观察这个村子的起点和基点。但是她显然并没有直接去接续有着历史意义的革命话语,这种话语在1978年之后的中国差不多都已经归于一种静寂了。显然,中国的乡村在一个改革开放的大时代里正在发挥着其积压已久的勃勃生机和创造力,由此也带来了中国乡村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巨变。

慧玲博士凭借着她所独有的女性敏感去细致地体味那里人的饮食生活和文化,她试图从人们每天都要吃的食品当中去观察乡村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的一种改变。对今天的世界而言,这种改变无疑是巨大的。

可想而知,韩丁在半个多世纪之前所记录下来的那个村里年轻后生因为偷吃一个大家用来果腹的馒头而犯下重大错误的事件在今天的乡村里一定是不会再发生了,甚至在今日农家的饭桌上代表山西乃至整个华北本土文化特色的面食,也变得不再是那么单一,而是无形之中加入了年轻一代人所喜欢的米饭炒菜的南方食品的花样,但这种添加并非是源自于人们的自然,而是人们从电视剧里看到的带有偏见的饮食文化的一种呈现和诱导,由此而使得新一代的年轻人产生了一种错误的判断和认知,以为当下最为流行的食品乃是米饭炒菜,殊不知不论是南方和城市,乃至更为广泛的稻米主产区,稻米的消费量都在令人担忧的出现了下滑。

不过,在这方面我们似乎无法真正可以去阻挡年轻人的文化选择和偏好,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在这个大量人口来来去去匆匆忙忙的移动之中,人们似乎并无法去坚守一种所谓不变的传统,在这里,变恐怕才是“硬道理”,才是根本,不变则只是一种期望或期待而已。就像韩丁最初去命名他的著作一样,将其称之为《翻身》,这是一次有如天翻地覆一般的改变,是一场革命。显然,今天这种革命的性质已经发生了一种带有根本性质的大格局上的改变,在面临互联网和数字信息的大格局之下,一个小小的乡村又如何能够真正独善其身呢!

但改变绝不是一件坏事,一个事物的存在总会有其有利的一面和不利的一面,就像当年的土地改革一样,土地利用的效率因此而得到了提高,人民的生活逐渐在向一种安定和富足转变,尽管受过穷、挨过饿的年长者们还仍旧固守着节约以及不浪费的习俗和传统,但更为年轻的一代人已经不是在这个层次或意义上去思考问题了,他们在无形之中又集体性地创造着一种新的生活。人们将自己的全部希望都投射到一种日常的实践之中。人们为此又重新发现了宗教生活对他们而言的意义,对他们而言,宗教不再是超越性的,而是实实在在地每天跟神灵之间做着食品和护佑之间的一种翻来覆去的交换或往来,为此他们已经得到了或者正在持续期待着一种使人心安有福的心灵回馈。

应该清楚的是,变化从来都不是观念一蹴而就的一种实现,而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过程中细水慢流的实践发生。当我们去做一种基于韩丁的乡村描述而去做一种前后比较的观察之时,变化确实让人印象深刻,但对当地人而言,这种改变并无实质的意义,他们不会专门去做那种生活之外的前后比较,无论怎样的改变,对当地人而言,他们都会照旧去过一种平静如水的生活和对明天、明年乃至更久远未来生活的规划和安排。

在此意义上,韩丁的《翻身》如果是旧时代中国乡村的写照,是一副清晰的照片,那么赛珍珠曾经虚构过的小说《大地》便是这张照片的底板,细节看似模糊,轮廓却极为清晰。因此,不论是照片还是底板,它留给我们的深刻印象便是一种中国文化里“民以食为天”这个极为突出的意象,挥之不去。不论是韩丁还是赛珍珠,作品中显然都不乏对某种食物需求的细节描述,这种细节并非没有意义,它的意义就在于人为此而活着的同时,也无意之中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文化。

因此,去研究中国文化里的食物,也便是会触及到这个文化里最为根本性的东西。年度性的物产的丰歉在决定着世纪生活之中食品的有无,这个基于长久农业文化所形成的社会传统在决定着这个文化里它的人民对于食物的渴望和文化表达,并围绕这种渴望和表达,人们也在蓄意地且务实地安排着她们每天的生活,至于食物的政治性则像是一只无形的手,暗中在引导着或者左右着她们的生活方向。

*本文摘自美味与权力:一个华北村庄70年饮食生活变迁,原标题为《美味的食物与政治的食物》,经授权摘编;本文已加入“留言赠书计划”,优秀留言将有机会获得《中国治理:中国人复杂思维的9大原则》(中信出版集团)图书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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