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民国，看看让鲁迅倾心的好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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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需要主张』

想“美化”一本书，什么样的设计才是好封面？月份牌上的美女令人向往，然而它引领的是好审美吗？

这是大概90年前，鲁迅在民国时期考虑过的问题。嗯，鲁迅不仅是那个时代最好的文学家，而且在中国平面设计史上，也至少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我们都知道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的起点，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端，而不一定知道的是，现代书籍艺术与平面设计，其实同样是兴起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时期。

今天呢，书评君就和大家一起聊聊民国时的设计。看看当时由鲁迅、陶元庆、钱君匋……设计的那些封面吧，在民国动荡复杂的气氛中，文人艺士们的探索不仅有关审美，而且处处彰显着他们的文化旨趣和政治态度。

民国初期的中国，弥漫在西风东渐的复杂气氛之中，对于这种气氛的渲染，平面视觉媒体及其呈现扮演了重要角色。

 早期平面设计的实践者，多来自于文学圈。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书籍装帧设计作品以及几位重要的平面设计师，如陶元庆、钱君匋、叶灵凤、陈之佛等人，都与当时新文人交往甚密。 当时，在封面设计方面，五花八门，各种派别都有，各种题材都有，各种技法都有，印象的、抽象的、立体的，不一而足。裸体女人上封面已经司空见惯，大胆到极点。

民国初年的平面设计作品——江小鹣设计《自剖》封面

叶浅予设计《无题》（上海漫画，1928年）

民初时期的封面设计仍然体现出了仅属于当时时代精神的视觉语言风格，这种风格杂糅了多种西方风格语汇，呈现出了中西交融的创意方式，具有相当的实验气质。

鲁迅和陶元庆的设计

在蓬勃的出版业及其书刊市场，以鲁迅为代表的文人先锋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一时期文人、作家、翻译家等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书刊封面、版式以及插画等环节的设计之中，成为中国书籍装帧设计史在民国时期的特殊现象。 民国设计史的核心人物之一，是鲁迅。 应该有不少人知道，北京大学的校徽，是由蔡元培委托鲁迅设计的：

但与鲁迅在书籍装帧设计领域对中国平面设计的贡献相比，1917年的标志设计只是其小试牛刀。

 除了推广木刻版画之外，鲁迅一生曾设计过60多个书籍封面。其中《呐喊》与《引玉集》堪称鲁迅书籍封面设计的经典之作。

鲁迅设计《呐喊》封面（1926年）

鲁迅设计《引玉集》封面（1934年）

相对于身体力行的设计实践，鲁迅对晚辈的提携与帮助，具有更大意义的设计史价值。从1924年到1929年，鲁迅与民国时期的美术家、书籍装帧艺术家陶元庆（字璇卿）的友谊与设计合作，开启了中国近现代平面设计尤其是书籍装帧设计最重要的五年。 陶元庆1923年考入上海时报馆，成为专门负责《小时报》刊头设计的美术编辑，后来来到北京西洋绘画创作，并在1924年7月获得鲁迅译作《苦闷的象征》的封面设计机会。

陶元庆封面设计作品《苦闷的象征》（1924年）

在1925年的陶元庆的西洋画展览上，鲁迅对他的《大红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许钦文的回忆，鲁迅当时表达了对《大红袍》的倾心： 

那幅《大红袍》，我已亲眼看见过了，有力量；对照强烈，仍然调和，鲜明。握剑的姿势很醒目！……璇卿这幅难得的好画，应该好好地保存……我打算把你写的小说结集起来，编成一本书，定名《故乡》，就把《大红袍》用作《故乡》的封面。这样，也就把《大红袍》做成印刷品，保存起来了……

陶元庆封面设计作品，以大红袍为原型的《故乡》（1926年）

鲁迅在1917年间曾大量购入老拓本、汉画像等古物研究纹样与图案，其北大校徽的设计，灵感就来自于中国传统汉族建筑部件——瓦当。在20年代，他与陶元庆设计的《工人绥惠略夫》、《桃色的云》、《心的探险》，其图案或取自汉代画像砖的人物动物以及云纹主题，或取自六朝墓门的画像石。

鲁迅设计的封面《桃色的云》（1923年）、《心的探险》（1926年）

陶元庆取材于汉代画像砖的封面设计《工人绥惠略夫》（1927年）

1926年10月，鲁迅给陶元庆就委托其设计封面事宜写了一封长信，转达了包括《坟》在内的四个封面设计委托。信中说：“……《彷徨》的书面实在非常有利，看了使人感动。……《坟》这是我的杂文集，从最初的文言到今年的，可否给我作一个书面？我的意思是只要和‘坟’的意义绝无关系的装饰就好。”

陶元庆设计《彷徨》封面（1926年）

陶元庆的设计，仍然采用了“坟”的意象，但脱离传统中对“坟”恐怖又负面的印象，透露出抽象、几何，却仍然设计了一个高度概括坟的意义的封面，鲁迅非常满意。

陶元庆设计《坟》封面（1927年）

鲁迅对陶元庆的设计创作给以极高的评价。他说：

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灵魂，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虚，则就是：民族性。……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

陶元庆设计《朝花夕拾》封面（1928年）

陶元庆1929年因心脏衰竭在北京离世，年仅37岁。而近现代另一位重要的装帧设计艺术家钱君匋，正是在陶元庆那里对书籍装帧萌生兴趣，并了解到鲁迅对封面设计的理念。

表现主义与蒙太奇

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被战争阴霾与现代性观念剧烈搅动的中国社会，处于各种政治立场、文艺学说、艺术风格的漩涡中心。在视觉设计领域同样弥漫着表现主义与多元艺术风格。既极大地受到日本视觉文化的影响和同化，又大量运用起源于西方社会的新艺术运动及其代表人物比亚兹莱、装饰艺术运动及其装饰风格、立体主义艺术、未来主义运动等等西式视觉风格。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日本平面设计作品

钱君匋曾谈及自己的书籍与西方设计艺术运动的关系：

我在30年代也曾积极吸收西方美术的风格，用立体主义画法画成《夜曲》的封面，用未来派画法画成《济南惨案》的封面。设计过用报纸剪贴了随后加上各种形象，富于达达艺术意味的封面，如《欧洲大战与文学》。

钱君匋设计《欧洲大战与文学》封面（1928年）

钱君匋设计《伟大的恋爱》封面（1930年）

蒙太奇最初是电影剪辑的技术之一，后来被挪用到视觉设计领域。《时代漫画》创刊号（1934年）名为《上海风景》的拼贴作品，以及1936年1月第25期刊出的拼贴作品《标准中国人》，都使用了摄影蒙太奇手法，前者的侧重点是繁华上海对于西方物质文化的接纳及其呈现的饱满欲望，后者的政治意味则更加明显，一方面表现出对外来物质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张力的困惑，另一方面则是面对日本即将大肆侵华时局的焦虑。

《时代漫画》创刊号（1934年）名为《上海风景》的拼贴作品

《时代漫画》1936年1月第25期刊出的拼贴作品《标准中国人》

月份牌与广告：审美的资本主义

书籍装帧中反映出的是新文人气质与知识态度，以及装饰艺术与上海风格的融会贯通。而月份牌、广告等设计，则体现出资本主义的商业审美。

 作为一种商品促销的纯商业手段，月份牌的美一切都是为了促进消费，而不是增加对民族、国家等意象的反思。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月份牌

1930年2月21日，鲁迅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做名为“绘画杂论”的演讲时，对以商业与消费为目的的月份牌设计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月份牌将女性身体病态挪用，对市民大众的审美观起到了非常负面的影响—— 

今天的画家作画，不应限于山水花鸟，而应是再现现社会的情况于画幅之上。中国一般社会所欢迎的是月份牌，月份牌上的女性是病态的女性。月份牌除了技巧不纯熟外，它的内容尤其卑劣。中国现在并非没有健康的女性，而月份牌所描写的却是弱不禁风的病态女子。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月份牌

月份牌以年轻美女为主要视觉内容的设计模式主导了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商业广告设计，不露牙齿的微笑、魅惑的眼神、或深或浅光滑又紧绷的肌肤、放松的姿势、修长的大腿或手臂、性感的身体曲线，导致所有纸质媒体上的摩登女性形象似乎是同一个模子复刻出来的，看不出差别，不过差别不是广告商的诉求，诱惑才是。只要能吸引到消费者对这些新女性形象的艳羡情绪，从而将模仿的热情由人转移到商品，便实现了广告的最终目的。

本文文字与图片整合自《民国设计文化小史》，文字有较多增删处理和顺序调整，由出版社授权发布。整合与编辑：小盐。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民国设计文化小史》

作者：张黎

版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201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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