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相亲鄙视链：不是人之常情，是一种病

“婚姻是两个家庭的事”大概是中国婚姻观念中最为流行的一句话了。恋爱可以自由，但婚姻不行。问题是，怎样理解“两个家庭的事”呢？

有的时候，它是指婚姻涉及到更复杂、更广也可能更微妙的家庭成员关系，包括其中的责任。

有的时候，它只是一种被量化的交易。

近段时间备受争议的“中国式相亲鄙视链”属于第二种。按照凤凰周刊等媒体的描述，在北京的各大公园，最热闹的角落是在相亲，父母拿着孩子资料谈条件——“没有北京户口？免谈！”“没有房子？拜拜！”“如果是本地人，轻度残疾也可以，但绝不能属羊！”公园相亲由来已久，只不过今年尤受关注。

公园相亲。图：视觉中国。

回顾中国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影视作品，可能会看到一种转变：所谓阶层内的“门当户对”婚配越来越占据银屏的主导地位。更早的电影有富老板与底层女的相亲，近年的电影越来越来注重表现不同家庭背景的年轻人，他们性格迥异，价值观迥异，顺理成章地“物以类聚”。

《杨德财征婚》（2005）中的地产大亨与打工女孩相亲。

《Hello！树先生》（2011）中的底层边缘人物相亲。

在《欢乐颂》（2017）中，阶层背景影响着人物性格及其婚恋结局。

是电影更加写实，还是阶层的一种现实映衬？本文从婚姻的角色演变谈起，在作者看来，婚姻自主权已在现实阶层困境中下坠。参加相亲，同时就意味着“自由恋爱”的努力已经失败，“对那些帮自己孩子征婚的老年人来说，这更是一种双重的失败。他们的子女是孤独的，而他们更为孤独。”

撰文  |  张丰

相亲

从传统到21世纪的社交难题

在传统社会，相亲是进入婚姻最普遍的手段。在男权社会，女性很少有机会进入社交场合。相亲就成为女方家庭用来挑选男性的一种手段，女方掌握主动，但这种主动转瞬即逝，一旦双方结婚，女性就成为被压制的一方。生育子女，操持家务，即使在最开明的家庭，女性的地位，也不过是“相夫教子”。

相亲的核心当然是门当户对，媒人的主要功能就是评估双方家庭的地位、实力。即便在当下，有中间人要撮合一对男女的时候，也会向他们讲述对方的学历、收入、房产，这种媒人的功能并未改变。最极端的相亲是“指腹为婚”，两家孩子都还没出生，在完全不在场甚至生命的存在都还没有保证的情况下，就被父母指定为夫妻。“指腹为婚”的前提是，两家不但足够了解，在利益上也已结成了同盟。

《中国婚姻史稿》

作者: 陈鹏 
版本: 中华书局 2005年1月

婚姻状态、婚礼、定婚、结婚、媵妾、赘婿与养媳等婚姻制度的源流呈现。

不管是相亲还是指腹为婚，都和最后婚姻是否幸福关系不大。16岁男女双方第一次见面，有时候甚至都无法交流，但这也有可能让双方在结婚时充满新鲜感。我有一位家庭幸福的叔叔，曾这样形容自己和阿姨的幸福婚姻：“我们是先结婚后恋爱，所以更幸福”。这种说法，其实已经包含一种现代观念。在传统社会，所谓婚姻幸福（满意度），其实是与爱无关的。人们可能更倾向于从功能的角度来评价婚姻的美满与否：是否健康，是否生了几个儿子。所谓多子多福，才是核心价值观。

现代婚姻的核心，是“婚姻自主权”，这是个人意识觉醒的结果。结婚不再是父母说了算，而是自己说了算，幸福还是不幸，一切责任都由个人承担。婚姻自由的本质就是婚姻自主，这是现代世界观念体系的一部分。中国从100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开始，猛烈地推动这种婚姻自主的观念，它成为众多文学作品的主题。

人们开始赋予爱情在婚姻中的核心地位，到了21世纪，这已经是一种共同意识。大众文化的普及，让小学生都知道了爱情的美好。但是，要获得爱情，却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尤其是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市场经济成为主流，大多人都成为生产线上的一个螺丝钉：在整个人生中，人们仍然没有获得自主权，那要获得婚姻的自主权，又谈何容易呢？

最大的难题是，一个人为了生存而斗争，已经占据了大部分时间。工作忙碌，影视和游戏又占据人一部分时间，他（她）很难再有时间去结交现实中的异性。一个后工业时代的青年，与传统社会的精英相比，用于沉思爱情的时间，其实大为减少。

微信的诞生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社交，你可以随意向一个异性发出聊天表情，但是在电子社交时代，人的孤独感非但没有减少，而是大为增加了，甚至有不少人产生了对面对面社交的恐惧。在这种情况下，相亲再度流行起来，也就非常自然。

阶层固化与固化阶层

一种相亲恐慌

并非巧合，在相亲复兴的时候，人们也开始广泛讨论阶层固化的问题。

过去20年，中国经济的进步催生了一个数量相当庞大的“城市中产阶层”，这个阶层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在大中城市拥有房产。“固定资产”，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象征资本，是一种身份的确证。但是，随着大城市房价的高企，那些还没有买房的青年，想通过自己努力，加入到这个“有房阶层”越来越难。尤其是京沪深这样的一线城市，一个外地大学毕业生，靠自己努力买房的可能性已经基本为零。

《婚姻史: 婚姻制度的精细描绘与多角度解读》

作者: 伊丽莎白·阿伯特 

译者: 孙璐 

版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年4月

在人类历史上，婚姻跟金钱有着怎样的关系？什么样的条件决定了金钱（或阶层）在婚姻选择中的位置？

这就是“阶层固化”的一个标志。在收入和生活方式上，每个人都有提升的空间，但是要买房却很难了。婚姻，成为进入“有房阶层”的一个通道。那些反映80年代爱情的影视作品，经常出现两个人把被褥搬到一起就结婚的镜头，这是由当时的“福利分房”决定的，哪怕只是暂住宿舍，结婚后也可以等待福利的降临。

至少在10年前，上海的家长，更愿意把女儿嫁给有房的男子。在2005年的时候，普通人要买房，已经开始变得困难了。现在，在大城市，拥有房产就能让一个人在婚姻市场中占据主动，而双方都拥有房产，无疑将大大有利于保持和提升家庭的阶层地位。

因此，我们也就能够理解那些在公园里帮孩子征婚的老人，他们列出自己的条件：户口、房产，孩子的收入，这些都是数据化的实力，也是一个阶层的介绍信。他们对结婚对象的要求，也是基于同样的考虑。北京的老人，更愿意标榜户口的价值，因为户口和房产一样，都是象征阶层身份的硬通货。

有些极端的老人，甚至提出“如果对方有北京户口，身体残疾也可以”，这样的征婚要求总让人觉得辛酸而荒诞。这种对“硬通货”的强调，其实是一种固化自己阶层的顽固努力。当然，残酷的现实是，他们的阶层地位已经在下滑了。

即使像传说的那样，一个北京户口价值50万，在房价面前也不值一提。能够买得起房的“新北京”，让那些仅仅依靠户口的“老北京”感受到了深深的危机和恐慌，他们正在捍卫的，其实也正是他们正在失去的。

帮子女相亲的父母

双重孤独

对年轻人而言，相亲其实是一个自我确证的旅程。

你对自我的评价，将受到一个客体的检验。你可能认为，自己最大的优点是才华、性格，而对方则更看重财产、长相。“自我意识”这一现代社会的核心观念，在婚姻市场中受到了最直接的检验。

对步入相亲场景的年轻人来说，他面临着失去主体性的可能。在传统社会，父权压制着自我，而如今，对个人意识进行压制的则是资本或者财产。《冈仁波齐》的主题曲中，朴树高唱“寻找真正的我”，但是，在相亲的时候，你必须展示的，是一个“更适合结婚的我”。

相亲毫无疑问是一种社交难题，你参加相亲，同时就意味着“自由恋爱”的努力已经失败。对那些帮自己孩子征婚的老年人来说，这更是一种双重的失败。每天去相亲角的老人，以孩子的婚事为自己生活的核心，基本上已经丧失了自我，他成为子女困难的一个延伸。

据说，那些常去相亲角的老人，为孩子征婚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成为每一天的戏剧。他们在其中体会着自豪和失落。他们的子女是孤独的，而他们则更为孤独。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张丰；编辑：阿东。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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