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写出了最畅销的历史书，却也留下无数争议

说起最著名的历史著作，十有八九，会有人提及《万历十五年》。在黄仁宇之前，我们不知道历史还可以这样写，它似乎只能在象牙塔之内乏人问津；但黄仁宇之后，不仅明史走入了公共阅读的视野，整个历史学都在大众范围内引起一场又一场关注热潮。与此同时，围绕着黄仁宇史学观及治学方法的各种争议也接踵而来。

今天，是这位著名历史学家逝世的纪念日。18年前的今天，2000年的1月8日，黄仁宇因突发心脏病去世。我们在这个日子来跟大家聊聊黄仁宇，不仅是一个功成名就的黄仁宇，还有留下诸多争议的黄仁宇。

文末，我们还特别准备了“彩蛋”，请学界几位老师谈了谈他们对黄仁宇及《万历十五年》的看法和思考。你如何看待这本风靡时代、畅销不衰的历史著作？你是否也是经由黄仁宇先生爱上了历史？欢迎你留言跟我们分享你的看法。

撰文  |  宗城 

黄仁宇把自己活成一个现象，或者说是一个传奇。他本来是单纯的学者，安居象牙塔，但过了六十岁，由于太久不出新书，考核不达标，他被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解聘，学术之路拉响警报。可是，人生大起大落，令纽普兹分校没想到的是，第二年，黄仁宇就出了一本新书，书名《万历十五年》，一经问世就洛阳纸贵。从此以后，他的每一本书都成了畅销读物，有人崇拜他，还筹办了"黄学研究会"，并申请创办《黄学研究》学术丛刊。

他的一生有很多巧合和趣事，这种巧合甚至贯穿生死。黄仁宇于2000年1月8日离世，坊间传闻：那一天他去看电影，突发心脏病。在通往电影院的路上，黄仁宇笑着对夫人格尔说：“老年人身上有这么多的病痛，最好是抛弃躯壳，离开尘世。”不想一语成谶。

在民间，黄仁宇是大名鼎鼎的历史大师，但在史学界，黄仁宇更像一位“旁门左道”，国内主流的明史专家并不太采纳他的看法，甚至有人专门分析黄仁宇的作品硬伤，批评他的治学态度。生前身后，黄仁宇誉谤一身，如今，当我们回顾这位历史学家，剥开漫骂与追捧，理性看待他的作品和争议，也许会对后人更有启发。

大历史

现代性的不合时宜

黄仁宇本身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被史学大家余英时称为“奇侠”式的学者。有生之年，他留过学、参过军、当老师、做学问，一本《万历十五年》，让他被誉为最会讲历史的作家。

他之所以立志成为历史学家，与父亲的遭遇有关。他的父亲来自湖南一个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曾加入“同盟会”，投身革命，但十多年的动乱让父亲厌恶革命，最终只是在时代的夹缝中苟活幸存。黄仁宇曾说：“他（父亲）让我自觉到，我是幸存者，不是烈士。这样的背景让我看清，局势中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我不需要去对抗早已发生的事。”

黄仁宇，（1918年6月25日，2000年1月8日），1918年生于湖南长沙，美籍华人，1936年考入南开大学理学院机电工程系。抗日战争爆发后，黄仁宇曾辍学参军，后赴美求学，获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师从余英时），以历史学家、中国历史明史专家，大历史观的倡导者而为世人所知。著有《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等畅销著作。 

做学问后，黄仁宇主攻明史。早在1974年，他就写了本《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黄仁宇在那本书中指出：明代财政注重形式，但官僚体制和老百姓之间缺乏法律和经济的联系，因此无法建立有效的税收体制。这本书的观点影响了《万历十五年》的写作，没有这本书，就没有《万历十五年》。

除《万历十五年》外，黄仁宇比较卖座的书还有《中国大历史》、《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等。在这些著作中，“大历史”是一个屡被提及的词。黄仁宇认为：惟有大视野才能见到大历史，整个中国的历史，不是孤立的，而是有它的内在规律和联系。总的来说，“大历史”是要求学者从宏观视野去把握历史，不拘泥于细枝末节，在世界历史的图景中去诉说特定朝代的更替演变。

身为学者，黄仁宇推崇高度的理性计算精神。在治学方法上，他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在比较的基础上进行对比分析。这在《中国大历史》中尤为明显。某种程度上，《中国大历史》与《万历十五年》的思路是一以贯之的，黄仁宇站在批判的角度来看待农耕社会和中国历朝历代的兴衰，这其实是西人研究中国史的典型思路，在他们看来，不同社会形态、经济体制的确有落后和先进之分，后者往往会被美名为“现代型”或“现代性”，而前者的代表就是中国的农耕社会和封建政体，《中国大历史》要讲的就是“现代型的经济体制与农耕社会的冲突”。

《长沙白茉莉》

作者:  [美] 黄仁宇 

译者: 宋碧云 

版本: 九州出版社  2009年8月

除历史著作外，黄仁宇还有一个写小说的爱好，他曾用笔名“李尉昂”发表小说。《汴京残梦》、《长沙白茉莉》等就是他的小说作品。如果不做学问，黄仁宇估计会成为一位勤勉的小说家，但他的小说写得不如历史书出色，说教的部分太多，语言仍具有明显的“史学腔”，在驾驭人物上也缺乏细腻，不像在写小说，倒像是一位史料讲解员。

在写法上，黄仁宇模仿了明清话本和民国通俗小说的路数，披挂着硬朗的理性外壳，骨子里却有些鸳鸯蝴蝶的温柔。他自认是一个有浪漫情怀的人。可以义无反顾地追一个姑娘，也能在抗争爆发时就勇敢参军。他爱出风头，喜欢体验战士的感觉。抗战时，他身为总司令部的人员，偶尔会冒险一探无人地带，哪怕这对战事没有多少助益，而当中国军队在隘口附近折损两辆轻型坦克，他还冒险观察被日军烧毁的坦克。“用手指触摸被点四七反坦克炮打穿的洞。”

1587

从“没有意义”到“大转折”

说黄仁宇，还是绕不过产生巨大影响的《万历十五年》。

四十年过去了，这本书仍畅销不绝，分析这个现象，不是一句“写法新奇”就可以打发掉。1587年表面平静，却发生了一些影响深远的事情。这是万历登基的第十五年，是申时行担任内阁首辅的一年，也是清官海瑞、武将戚继光去世的年份，黄仁宇认为——这是大明王朝的转折年。1587以后，大明朝已经走向死路。

《万历十五年》

作者:  [美] 黄仁宇 
版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年5月

和过去研究明朝的著作相比，《万历十五年》避开了繁冗的史料钩沉，而是以几位人物的生活片段引出作者的观点。书中，万历不满于自己所有事情都被繁文缛节制约；申时行每天都在进行烦闷无聊的工作；戚继光走向生命的尽头；李贽则面临一个王朝的绞杀。1587年，文官阶层纠结于鸡皮蒜毛的琐事，统治机构则小心维持着僵化的道统。黄仁宇认为：明朝失去了国家管理的关键：技术。同时，这个政权在中后期过度重视道德而轻慢法制。

从申时行（编者注：明代著名大臣）的命运可以看出这一点。此公主张和谐少事、信奉儒家经典、强调以德服人、以德量人。他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怎么调和各级官员的争论，久而久之，他成了调解员，却无法像张居正那样改善官僚的办事能力。

可是，申时行想要平衡文官集团和皇帝的关系，和谐少事的苦心经营却并没换来同僚的理解。最终，次辅许国公开了他与万历皇帝的一封通信，申时行彻底失去了文官集团的信任，他只能辞去首辅之位。

重道德轻法制和技术，到头来因为莫须有的德行问题黯然离去，申时行恰恰是被自己维护的体系给赶出去了。在这个体系里，评判一个官员的最高标准，是道德是否完备，而不是技术是否先进、程序是否合理。调解的标准，也不是谁的论点更合理，而是论者的道德是否高尚。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风评，一方面不敢任用技术人才，一方面巴结名士，给自己博一个好名声。

《万历十五年》英文版

版本：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2年9月

与申时行形成对比的是海瑞和张居正。海瑞不只是一个道德楷模，他有不错的办事能力和执行力。主政地方，他抑制豪强、疏通河道、推行一条鞭法，以举人出身在明朝做到中央官员。海瑞在自己的内心深处燃烧着巨大激情，为了自己心中的清平盛世孜孜奋斗，他要用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去反对现实生活中自己看不顺眼的一切。可海瑞这个人悲剧在于：世人只把他当道德符号，而不看重他的技术能力。到他死的时候依然如此。万历十五年，海瑞去世。“北所有的官员哀悼他，连皇帝也亲自写祭文哀悼他。”如《大明王朝1566》的作者刘和平所说：“他们哀悼的不是一个人的故去，而是一种精神象征的陨灭。”

张居正比海瑞更有政治本领，他反对用道德代替技术，主政十年，他重用技术人才，可为此经受了巨大的压力，死后惨遭抄家。

利益被切割，文官集团决定拿张居正的私德做文章。张居正试图以一己之力提高官僚集团的技术，用一套世俗的行政效率来解决大明朝的问题，却忽视道德在保守官僚心中的分量，于是被群起围攻。

他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他是在用一己之力推动他的改革，他用的是巨大的权力，可在制度上，张居正缺少变更，这让他的改革果实难以保留。而且，张居正不但要面对保守文官道德上的苛责，还要面对皇权的反扑。所以，张居正死后，明朝政治重回老路。

明朝官场之所以会形成用道德代替技术的风气，与当时的文化有关。有政治学者曾指出：中国政治文化历来是一种“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它异于西方“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文化决定了政治生态，明朝也不例外。明朝是一个理学风气盛行的时代，表面上以儒学为本，却有两大力量交织和冲突，一个，是信奉程朱理学的保守官僚，一个，是推崇陆王心学的新兴官僚。但无论何者，都对个人道德有很大要求，加上帝制时期的中国，本来就有浓厚的人治氛围，历朝历代，号召德治天下、孝治天下，于是，明朝官僚重道德轻法制也就不足为奇。

争议

理性看待黄仁宇

与畅销伴随的，是巨大的争议，史学界对黄仁宇作品及其大历史观的批评早已有之。最大的争议，是黄仁宇对“历史分析”的文学化。黄仁宇在记叙一个历史人物时，可以洋洋洒洒、滔滔不绝，但多形容、少依据。比如写《万历十五年》，讲到申时行、海瑞、张居正这些人物，黄仁宇费了不少笔墨写他们的“心态”、“行为”，可这种揣测依据在哪？他并没有提供，这是历史研究的大忌。

藏匿于大历史观下的是黄仁宇“重判断，轻解释”。黄仁宇是一位造词高手，“大历史观”、“洪武型财政”、“数字化管理”是他爱讲的词，但他往往推出了新词，却解释不足，让人云里雾里，使得主流学术界很难接受。学术界并非不允许新的观点，比如仇鹿鸣对三国历史的研究，他提出“司马懿并非儒家大族的代言人”就是对陈寅恪观点的“异议”，这个“异议”建立在详细的论证和对最新史料的把握上，所以，仇鹿鸣的观点很快被史学界接受。

除了知乎、豆瓣的网友，学术界也不乏批评黄仁宇的文章。比如万明的《16世纪明代财政史的重新检讨——评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朱晓鸣和易承志的《历史的逻辑与<万历十五年>——兼论其中的某些疏漏》以及潘叔明和许苏民的《<万历十五年>对李贽著作的误读》。他们主要批评了黄仁宇引用史料的错漏。其中，潘叔明和许苏民有一个很尖锐的看法，他们认为：黄仁宇的学术偏见是——像中国这样的社会，根本不可能产生任何新经济、新思想的萌芽，只能在外力作用下“被现代化”。

《中国大历史》

作者:  [美] 黄仁宇 
版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年2月

其实，黄仁宇的学术态度与他的人生流向密不可分。这位浪漫而张扬的湖南长沙人，早早接受了美国的学术训练，又直观感受到那一时期不同社会生态中截然不同的风貌，这使得黄仁宇积极拥抱现代性，强调技术与法制的作用，而对农耕社会与宗法传统持以批判态度。

对于争议，黄仁宇没有回避，他不断重申和补充自己的“大历史观”，《大历史不会萎缩》等著作和讲稿集里就有他的回应。他首先反对把历史人物从具体语境中剥离，轻率地进行道德判断，所以他说：“中国人重褒贬，写历史时动辄把笔下之人讲解成为至善与极恶。这样容易把写历史当作一种抒情的工具。”同时，他主张把局部历史纳入整个大历史的生产演变中，观察者介入历史进程的同时，把握历史中的空间互动和故事性。《万历十五年》等著作就是他这一系列观点的实践，戚继光被从“抗倭英雄”的语境中拿出，海瑞也不只是一个道德符号。

当然，大部分人肯定了黄仁宇的叙述魅力和他对明史传播的巨大推动作用。

吴思说：“我读过四遍《万历十五年》。1986年初读的时候，只觉得写得好，说到了要害，而要害究竟何在却说不出来，但觉汪洋恣肆，犹如神龙见首不见尾。”这种汪洋恣肆是黄仁宇讲述历史的特点，他总是站在高处，试图将历史的肌理纹路娓娓道来，读他的书，纵横捭阖的气息扑面而来，哪怕观点不同，读罢仍会享受。黄仁宇在历史叙述的贡献或许更大于他本身的历史观点，他开辟了一种别开生面的书写方式，市场的反馈证明其行之有效。八十年代初，中华书局出版了中文版的《万历十五年》，初印的2.5万册一销而空。直到今天，这部作品仍十分流行。

《黄仁宇全集》

作者:  [美] 黄仁宇 
版本: 九州出版社 2012年2月

今天，我们重新回顾这些争议，为的不是对逝者横生指责，而是重新审视作品及所谓的“黄仁宇现象”。尽管存在错漏，但黄仁宇的作品仍为学术界提供了“走出去”的启示。学术研究不是闭门造车，学术写作也不必拘泥于陈腐形式，如果说黄仁宇有何过人之处，那就是他的写法兼顾了少数的精英与非专业化的读者，证明枯燥的史料也能转换为引人入胜的生动叙事。

有趣的是，黄仁宇在著作中高度肯定数字管理，认为数字化商业社会是比农耕社会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但黄仁宇被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辞退恰恰由于“精密的数字化管理”。他的“业绩点”（FTE）不达标，治学思路也不符合现代性学术生产所推崇的“专业分工”。对一位学者而言，被辞退是一个巨大的挫败，这也是黄仁宇一生的难言之隐。

当更“进步”的社会形态将自己赶出门外，到底是自己的问题，还是这个“进步”也要打上巨大的问号？更何况，那个黄仁宇在著作中高度推崇的计算理性时代，我们已经亲眼目睹。电脑、手机、大数据、云计算，再没有哪个时代比当下更推崇“计算”、更高度分工，知识分子被哺育为专家，城市市民用工具理性打量走过的每一个人，我们甚至可以预言自己的未来，赛博朋克的智能世界不是幻想。但在这个时代，黄仁宇所担忧的问题解决了吗？黄仁宇已经离开，他无法解答这个问题，但这是我们时代的难题，也是今人治学应该反思的困境。

圆桌会

他们如何看待黄仁宇，以及《万历十五年》？

采写｜新京报实习记者  郭雪岩  丁振伟

争议和批评，都显得苍白

易中天，1947年2月出生于湖南长沙，198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知名历史作家、学者、后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是巨大的，令人感激不尽，常读常新。

对于我来说，黄仁宇先生和《万历十五年》对我最直接了当的影响，是知道了原来历史还可以这样看待，这样书写。这种影响对于我来说，是革命性的和颠覆性的。

而一个学者选择什么样的表达方式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完全是他的自由，读者的好恶可以通过看与不看来自行选择，有什么好争论的呢？当年我在武汉大学读研，大批非历史专业的研究生争相传阅《万历十五年》。如此影响力，能有几人？所有争议和批评，又岂不苍白？

《万历十五年》的出版开启了史学界新风

解玺璋，知名评论家、学者、近代史研究者。著有《梁启超传》、《一个人的阅读史》、《喧嚣与寂寞》、《雅俗》等。

黄仁宇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提供了历史叙事的新方式，在他之前，我们没有看到过这样讲述历史的方式。我刚读《万历十五年》的时候还是在八十年代初期，看到这本书就有一种新奇感，在大学里同学们之间都很兴奋，没见过这样的书。因为我们之前看到的教科书和国内学者写的史书大多还是四平八稳的，比较教条；但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就既有宏观大历史的框架，而又能够从微观人物去入手，去分析介绍历史，当时的新鲜感特别强烈。对黄仁宇的争议可能是由于国内史学界总的来看有相对保守的一面，很难接受新的东西，看到这本书就会认为黄仁宇这种历史叙事方式不合规范。但是其实我们看西方的许多历史学著作，特别是比较流行的历史书，大都能够和热爱历史的普通读者有一些沟通。

国内这些年来历史研究和历史叙事的方式也变得多种多样了，近年来国内也逐渐出现了类似书籍，但在黄仁宇以前是绝对没有的。在改革开放以后，就像当年金庸、梁羽生对中国通俗文学界的冲击，也像邓丽君对中国流行歌曲的冲击一样，《万历十五年》也是冲击历史学坚硬板块的第一冲击力，他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告诉人们历史也可以这么写，他的影响从这方面来说是很深远的。

当然，对历史具体的讨论，对一些结论和描述方式有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因为历史很难有一致意见，看历史的角度不同、掌握的材料不同、立场和出发点不同都有可能影响历史叙事，有争议是正常的。但不管你是否接受，《万历十五年》的出版都是一股新风，对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的影响是绝对的。

黄仁宇确实厉害，但并没有那么厉害

张明扬，历史作家，《上海书评》主编

我上大学的时候，黄仁宇带着他的《万历十五年》和《中国大历史》横空出世，告诉我们这些“没有太见过世面”的学生，原来历史还可以这么写。即便对于许多历史专业学习者来说，黄仁宇也采用了一种很颠覆的写法，原来我们没有读过这样的历史，也没有人写过这样的历史。

黄仁宇先生的名声在大陆几十年中是浮浮沉沉的，刚开始，黄仁宇在大陆是一个被埋没被忽视的状态，而《万历十五年》一入中国，黄仁宇就被捧上神坛，这种体例的书有一段时间出了很多很多；在2010年以前，黄仁宇的名声都太高，很多人评价他是“几十年来，最厉害的几个学者”之一，但是他的学力经不起这么高的赞誉，我想这对黄仁宇先生来说也未必是一种客观的评价。而在近些年来，读书界进入第三个状态，开始对黄仁宇进行反思，大家开始觉得黄仁宇确实厉害，但并没有那么厉害。我认为这种评价反思是好的，但在重新评价黄仁宇的过程中，也不能矫枉过正，把他说成一个很差的、二三流的历史学家，这是我不能接受的，我认为他还是一个很一流的历史学家。

历史写作是用学术写法还是非学术写法即便在美国也存在争议，曾经担任过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史景迁先生的历史可能更加文学化，美国学界对他也存在很多争论，但他的地位依然非常高。史学界总会存在不同流派、不同性格、不同阅读习惯的人，有这种争议是正常的。我认为历史的写法没有固定的标准，没有非此即彼，还是要看写作者的水平高低，不是写的轻松就不好，写的学术就好。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宗城；圆桌会采写：郭雪岩、丁振伟；编辑：走走。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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