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法典评注写作指南（第1版） ∣法典评注
从2016年第一篇评注开始，经过数年探索，评注写作已积累相当程度的经验教训。2019年7月20日，南京大学法典评注研究中心“天同法典评注工作坊”开坊第一期，以“法典评注是什么？”为主题，讨论评注的缘起、功能、写法等基础问题，形成初步共识。2020年5月28日民法典颁布，评注写作亦随之进入第二阶段。为此，评注编委会决定编写评注写作指南，以增进评注写作的规范性与稳定性。指南由朱庆育执笔，经编委会讨论修改定稿。
——2020年6月17日
1．【功能定位】
评注以法律适用为中心，旨在追求理性而正当的司法裁判，在此目标下兼及学术讨论并为立法提供可能的参考。为此，评注应致力于：
1．1 解释。评注应对法条作出以适用为导向的正当解释。
1．2 整理。评注应秉持客观立场，整理所涉法条的立法、司法与学术文献，在此基础上揭示通说或推动通说之形成。
1．3 评论。评注应秉持理性态度，对所整理的立法、司法与学术文献作出分析评论。评论应围绕所涉法条的适用展开，并给出作者的明确立场。
1．4 详备。评注应尽可能覆盖所涉法条各种现实及可能适用情形，力求全面回应司法裁判之所需。
1．5 引领。评注应对未来司法适用、学术讨论与立法具有引领意义。
2．【评注对象】
《民法典》条文系直接评注对象，相应司法解释视为条文重要成分。必要时，条文所涉行政法规亦纳入评注内容。
3．【评注方式】
3．1 逐条解释。原则上，评注应逐条作出解释。例外情况下，如果相关法条联系过于紧密，甚至据其本质原本应属同一法条却因为立法技术被不当分割，非合并解释难以清晰展示法条适用状况，则可合并解释。
3．2 不真正法条。缺乏可适用性的不真正法条，若存在与之直接相关的真正法条，可纳入该真正法条合并解释；若无与之直接相关的真正法条，但不真正法条本身有助于理解规范体系，可作单纯论理解释；若不具备任何意义上的法律特质，可作出必要说明简略处理。
3．3 前置导言。原则上，法典各编条文评注展开之前，应前置导言，就本编基本概念、规范内容及体系作简要概述。必要时，章节之前亦可前置导言。
4．【内容结构】
完全法条的评注结构一般分成规范意旨、构成要件、法律效果与举证责任四个部分。不完全法条则视情况参照完全法条作相应取舍。
4．1 规范意旨。规范意旨部分可包括立法原意、法条功能、规范史略、适用范围及体系关联等内容。若属于请求权基础规范范畴，应一并指明属于主要规范、辅助规范抑或防御规范，以明了该规范在法律适用之网中所处坐标位置。
4．2 构成要件。构成要件应直接从法条中提取，不宜简单套用某种理论框架，亦不宜简单套用比较法对应规范或理论。构成要件之提取，应以对适用具有独立意义的最小元素为单元。
4．3 法律效果。法律效果之分析应具体至能够体现为裁判结论的程度，避免止步于“有效”“无效”“应负赔偿责任”等笼统宽泛的表述。
4．4 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分配可结合诉讼法举证责任分配条款一并作出分析。一般情况下，举证责任应置于评注最后一部分，但如果法条涉及较为复杂的适用情形，为行文的整体考虑，亦可在每种适用情形的讨论中分别分析举证责任分配问题。
5．【形式编排】
5．1 每条评注文前设置目录以及每一级目录内容所对应的段码。目录设至三级，依次以“一、”“（一）”“1.”标示。
5．2 评注正文一般设至四级标题，依次为：“一、”“（一）”“1.”“（1）”。特殊情况下需要设置第五级标题时，用“①”标示。尽量避免设置第六级标题。第一级标题全文连续计数，第二级以下各级标题则在上级标题之下重新计数。
5．3 根据意义单元编制段码。
5．3．1 作为段码编制依据的意义单元，其基本功能，一是提示作者行文须言之有物，尽量去除无实质意义的空泛之言，二是便于读者精准查询与援引。为此，单元划分以所讨论问题的相对独立性为标准。每一个意义单元对应一个独立问题，每一个意义单元均具有独立援引价值。
5．3．2 段码以阿拉伯数字从1开始全文连续计数，为与第三级标题相区分，用全角中括号括起。示例：［1］。
5．3．3 一般以一个意义单元为一个自然段。若意义单元内容少于3行，可以数个意义单元为一个自然段，但一个自然段一般不超过10行。若意义单元内容超过10行，可分成数个自然段。
5．3．4 无实质意义、仅作起承转合的自然段，不单独编制段码，视情况编入相邻上下单元。
5．3．5 修订时，若有新增意义单元，接上一意义单元段码序号加短横杠“-”，“-”后面用阿拉伯数字从1开始计数。例如，如果段码［3］之后新增3个意义单元，则依次标示为“［3-1］”“［3-2］”“［3-3］”。若有删减意义单元，段码编序保留，内容则注明“删”，用小括号括起。例如，如果段码［7］所对应的内容删去，则标示为“［7］（删）”。如果新增意义单元正好接续删减意义单元，标示方式为“［7］（删）”“［7-1］”。
5．4 评注作品发表于期刊时，形式编排另须遵从期刊要求。
6．【解释方法】
法条解释，应综合运用文义、目的、历史、体系等解释方法，以达到清晰、正当、融贯之解释结果。常规解释路径是：始于文义，终于文义。
6．1 文义是解释的事实始点，而不是具有规范拘束力的应然始点。
6．1．1 探究文义从平义解释开始，以语词通常用法为出发点。
6．1．2 将平义解释的初步结论与规范语境相印证，初步探知语词规范含义。
6．1．3 如果存在数种可能的规范含义，结合规范目的、规范体系与规范历史作进一步解释，选择其中最能融贯各项因素的一种含义。
6．1．4 通常情况下，最终确定的语词含义须在其用法射程之内。但如果既有用法射程无法恰当体现规范目的，亦无法与规范体系相协调，可突破语词通常用法。
6．1．5 语词文义确定，即意味着解释结束。
6．2 规范目的指向规范实质功能，系确定概念与规范含义的实质标准，语词则是规范目的的语言载体。
6．2．1 探寻规范目的时，应关注立法原意与规范客观意旨，但无论立法原意（主观解释）抑或规范客观意旨（客观解释），皆非唯一或决定性标准。解释时，应结合二者作综合考量。
6．2．2 在数个可能的规范目的之间，应选择较具衡平效果的解释。
6．2．3 在数个可能的规范目的之间，应选择较合乎私法自治理念、较少管制的解释。
6．2．4 在数个可能的规范目的之间，应选择与规范体系较融贯协调的解释。
6．2．5 在数个可能的规范目的之间，应选择较顺应规范史变迁的解释。
6．2．6 法条文义所显示的规范目的过宽或过窄时，应作目的论限缩或扩张，俾使法条规范目的得到恰当界定。
6．2．7 法条文义无法指示所欲实现的规范目的时，应比照蕴含相似规范目的之法条作类推解释。
6．2．8 规范目的之确定，应体现于语词文义。
6．3 概念与规范意义应在历史变迁中寻求理解。
6．3．1 对于理解语词概念与规范具有意义的立法、司法与学术变迁均应纳入历史观察视域。
6．3．2 历史视角的解释，应避免泛化。以有助于直接理解现行规范的文义、目的与体系为限，对于规范理解不具有直接意义之历史过往，不必涉及。
6．4 概念与规范意义，应作“通过部分理解整体，通过整体理解部分”之体系解释。
6．4．1 文义、目的与历史相互调适的过程中，应随时检验体系融贯程度，适时作出必要的校准。
6．4．2 体系融贯之检验，不仅应关注技术性外在体系，亦应关注功能性内在体系。若外在体系无法兼顾，应选择对体系冲击最小的解释；若内在体系无法兼顾，应选择更有利于私法自治的解释。外在体系与内在体系无法兼容时，应优先考虑维护私法自治之规范功能。
6．4．3 作体系解释时，应依循波纹原则，以目标法条为中心，从功能最相近法条开始逐步往外验证，直至融贯为止。
6．4．4 经文义、目的、历史、体系综合考量之解释结论，应最终体现于文义。
6．5 原则上，合宪性、比较法解释以及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解释不构成独立解释步骤，需要考量时，应视情况分别化入文义、目的、历史与体系解释过程。
6．6 理解法条时，应穷尽所有解释手段以维持法条之意义。非不得已不宜置实证规范于不顾而直接诉诸公平正义等抽象理念，亦不宜简单主张另立新法。
6．7 必要时，可在评注分析的基础上，就如何合理设置或表述相应规范给出作者见解，以便为将来可能的修法提供参考。
7．【行文风格】
7．1 评注须对法律适用作理性分析，不宜仅仅给出简单的结论，更须展示支撑结论的理由，但应避免过于理论化。一般情况下，论证应局限在教义法学范畴内，理论性、哲学性前提不予展开讨论。
7．2 实质性论证与信息应尽可能显示于正文。一般情况下，脚注仅用于显示援引资料信息，不展开实质论证。
7．3 行文应言简意赅，清晰明确，不宜迂回含糊，不作空泛之谈。
8．【文献使用】
文献使用顺序为：立法文献，司法文献，学术文献，比较法文献。
8．1 立法文献可提供规范变迁、立法原意、规范目的等信息，是确定规范含义的重要参考。立法文献包括历次法律草案、立法说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编辑的立法资料与法律释义等文献。
8．2 司法文献可反映所涉法条的司法适用状况。
8．2．1 司法文献包括各类非属司法解释的司法政策文件、司法案例、最高人民法院编著的“理解与适用”系列释义书等。
8．2．2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意见”“会议纪要”等司法政策文件非属司法解释，但鉴于其对司法裁判具有权威的指导意义，系司法解释的补充，得到各级法院事实上的遵行，可由此推知统一的司法立场，因此评注应予以关注。司法政策文件若以条文形式表现，解释时比照法条解释方法，但因其不能用作裁判依据，故应将解释结果体现于相应民法典条文或司法解释条文；若以叙述文字形式表述，可用以理解、佐证司法解释及民法典相关条文。
8．2．3 司法案例的使用顺序为：指导性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案例，高级人民法院裁判案例，《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人民司法·案例》《人民法院案例选》等最高人民法院机关刊物刊载案例，高级人民法院的公报类机关刊物刊载案例。中级人民法院及基层人民法院案例，纵未入选上述案例系统，但如果（1）所涉法条案例总量较少，或（2）所涉法条适用的法院层级较低，或（3）对于法条适用具有典型或特别意义，亦应纳入搜集与使用范围。
8．2．4 司法案例的整理，应尽可能反映司法适用概貌。为此，评注应在标题注释中说明案例搜集概况。概况应包括案例搜集方法、案例来源、案例构成、案例数量、案例选择依据等内容。
8．2．5 《民法典》颁行之前的司法案例不因《民法典》颁行而失去意义。一般情况下，案例搜集回溯至1995年为止，尤其关注近10年案例。经典案例不受时间限制。
8．2．6 对于司法案例，可视需要作类型化整理。所涉法条构成要件缺乏或不明确时，尤应通过类型化案型总结法条适用情形。
8．2．7 使用案例时，同类案型不必全面列举案例，选取代表性案例即可。选取标准除依循8.2.3所示顺序外，裁判理由质量亦系重要考量因素。
8．2．8 下级法院与上级法院裁判冲突时，除非作者认同下级法院裁判并给出理由，否则应仅以上级法院裁判为分析对象。同级法院裁判冲突时，原则上均应列出并分析。
8．2．9 对于司法案例，应重视裁判理由甚于结论。若所涉法条之司法裁判普遍缺乏具有实质意义的裁判理由，应在评注中说明此司法现状，并在必要时根据裁判结论分析可能的裁判理由。
8．2．10 无论是否认同司法裁判，均应显示明确态度及理由。不认同时，应进一步给出作者主张。
8．2．11 最高人民法院编著的“理解与适用”等释义书可用作探知与理解司法立场。
8．3 学术文献反映学者对于所涉条文的理解状况，是司法适用的学理来源。
8．3．1 学术文献使用顺序为：本评注相关内容，其他可使用的评注或类评注作品，教科书，学术论文，专著。
8．3．2 学术观点不必全面列举。若可判断通说，一般援引通说；若存在对通说构成有力挑战的学说，亦应予反映；若难以判断通说，可列举具有代表性的学说。作者可在既有学说之外表达自己的主张，但应附充分且简洁的理由。
8．3．3 评注不承担体系化理论建构之责，且应考虑与其他作者研究进路的协调，因此，不宜在评注中阐述个性过于强烈的理论主张，亦不宜将论述重心置于理论建构而忽略法律适用的现实性。
8．4 作为法律规则与法律知识继受国，比较法文献有助于理解规范来源及其意义。
8．4．1 现阶段下，比较法文献不可避免，但应节制，以必要为原则。尤其是，外文比较法文献不宜单纯用于炫技，亦不宜借此回避我国司法与学术现状。
8．4．2 概念、原理等法律知识即使来自于比较法，但若已为中国大陆学术吸收内化，亦应援引中国大陆学者文献，除非为了纠正中国大陆文献存在的错误。
8．4．3 援引内容为外国法或比较法时，文献使用顺序为：汉译外国文献、外文文献、中国大陆学者文献。若汉译外国文献翻译失真或版本较旧，可以外文文献相对照或直接使用外文文献，但须作说明。有关台湾法律状况，优先援引台湾文献。
8．4．4 解释法条时，如6.5所示，比较法不作为独立解释步骤，因此，原则上不单列“比较法”标题，亦不集中列举立法例等比较法资料。需要使用比较法文献时，应以论证理由的形式用作理解法条文义、目的、历史或体系的辅助因素。
8．4．5 若确有必要整理列举比较法案例、学说及立法资料供参考或对照，一般应置于脚注，以免占用正文篇幅及节外生枝。
8．4．6 使用比较法资源时，应避免主客易位，将比较法当成先在框架套用于我国实证法分析，或将我国实证法处理成印证比较法“定式”的材料。
9．【引注方式】
引注兼采脚注与文内夹注两种方式。
9．1 常规注释采脚注方式。
9．1．1 发表时，注释体例从期刊要求；出版时，参考《法学引注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9．1．2 如7.2所示，脚注一般不作实质性论证，仅显示文献信息以及8.4.5提及的比较法资料。
9．2 同一篇评注前后内容相互援引时，采文内夹注方式。
9．2．1 文内夹注直接在需要援引的正文用小括号标示所援引段码，不使用“参见”或类似提示语词。示例：（［3］）。
9．2．2 原则上，评注前后文内容具有呼应或者参照关系时，应使用文内夹注，以提示评注的体系关联。
10．【知识基础】
评注系集体作品，观点无法强求一致，但若相去太远，又难以形成具有最低限度协调性的体系。为此，评注作者在若干基础问题上应秉持相似立场。例如，应以私法自治作为基石与出发点，解释理论既非固守纯粹的主观解释亦非坚持绝对的客观解释，应根据法律效果区分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等等。
“法典评注”栏目由朱庆育教授主持/主笔，每周二与“民商辛说”栏目交替推送，发布法典评注及相关作品与信息。
查看近期文章，请点击以下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