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农民，这样种出中美贸易战中的大豆 | 世界药丸

文 | 顾言

2018年的春天来得格外迟疑，和风与寒雪几经反复。与这反常气候相伴随的，是罕见激烈的中美贸易摩擦。4月4日，作为对美国增加关税的回应，中国宣布对包括美国进口的大豆等商品加征25%的关税——这标志着中美贸易战的一次升级，因为美国大豆的对华出口，占据了美国大豆总出口量的62%。这时，离美国豆农的播种时间不到一个月。

原来，我爸妈厨房里的那瓶食用油，用的原料可能就是斯坦利他们农场种出来的大豆呢。我看着新闻中的数字，想起了斯坦利那个位于美国中西部的大农场，和我那远在中国南方、“种田如绣花”的故乡。与美国豆农打交道的那些回忆与感慨，又重回心头。

伊利诺伊州的家庭农场

“从这个月起，就由你来带领CIG项目吧。”前年秋季的一天，我所在咨询公司的老板把我叫进办公室，宣布了这项任命。

“没问题。”具备了职场应激反应的我迅速做出了标准回答，在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关于美国豆农的研究项目之前。

这家以擅长经济发展研究为卖点的咨询公司，最大的项目之一来自美国农业部的保护创新基金。除了设有专门的研究部门之外，美国农业部还有大量的资金支持美国农业的相关研究，比如每年颁发一次的保护创新基金。2017年，这个保护创新基金发出了两千多万美元，用以资助关于自然保护和农业发展的研究型和活动型项目，任何个人或机构都可以申请。我们的这个项目，主要研究保护性耕种方式是否为美国农民带来经济效益，并将以上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农场为例，完成一系列面向美国农民的、具备可读性的个案报告——所谓的可读性，就是说报告必须保证每个完成了初中学业的人能轻易看懂。

上密西西比河流域，位于美国中西部，指的是美国密西西比河上游约50万平方公里的区域，主要包括伊利诺伊州、爱荷华州、明尼苏达州、密苏里州和威斯康星州，是美国重要的农业地带。这个区域六成以上的面积种植着大豆，2017年的产量占了美国大豆产出的42%。

让我心里没底的倒不是这个可读性的问题，而是农民这一研究对象。我对农民的全部印象，来自于家乡小城市郊的袖珍菜田，以及在西南偏僻山区调研时看到的玉米田。那些田间劳作的、黝黑而精瘦的、常年低头弯腰的身躯，犹如拖在农田里的细长黑影。而在广告宣传中出现的美国农民，带着牛仔帽，硕大的个头，坐在更硕大的拖拉机里，单手扶着方向盘，对着镜头露出爽朗的笑容。说实话，我是带着羡慕嫉妒恨的心情，开始我的美国农民研究的——不就凭着气候好、平原大、土壤肥，再加上大面积的机械化，值得笑得这么灿烂吗？

斯坦利是我接手项目之后的第一个受访人。他家经营的昆恩家庭农场位于伊利诺伊州，是斯坦利的爷爷从1948年的时候就开始经营的。最初的昆恩农场只有120英亩，经过购买和租种，如今的昆恩家庭农场轮种着1800英亩的玉米/大豆、饲养着2500头猪。斯坦利的父亲以及斯坦利兄弟俩一共三人照顾着农场的近40块地，每块地从几英亩到几百英亩，大小不等。

斯坦利有着典型的美国农民形象：白人，六十岁出头，超过两百斤的体重，喜欢烤肉汉堡，喝当地酿造的啤酒，说话爽快，不经意间又会流露出那么一点不善交际的羞涩。我们用facetime视频，他那张挂着雪白络腮胡子的大脸差点挤出我的四寸手机屏幕。

斯坦利显然不是很习惯视频聊天，他一开口说话，总是情不自禁地将嘴巴凑近手机，结果他的脸显得更大了。不过，这不妨碍我们视频采访顺利进行。斯坦利很详细地回答我关于他农场数据的每个问题。农场的地块被毫无创意地用字母命名——从A开始，26个字母用完了，就在后面加一个字母。斯坦利说起“我们那块AA”，如同呼唤爱狗的名字一样亲昵。对每块地的情况，他了如指掌。

也许这不能归功于斯坦利的记性。昆恩农场的电脑有一个安装了二十多年的专门软件，详细地记录着农场经营管理的数据，从作物的播种和收割，到农药化肥的使用，每块地的数据都非常完备。虽然斯坦利至今仍不知道如何将软件里的记录转化成文件截取出来，需要我们远程登录他的电脑进行操作，但是这一点都不妨碍他为了安装这个软件、在80年代就购进了电脑。

那个时代，我离电脑最近的距离，是一台小霸王学习机。

“告诉我，你们国家的农民是怎么种田的？”听说我从中国来，斯坦利这样问。

我愣了，那些田间的细长黑影，犹如电影的闪回镜头，从屏幕上斯坦利那张神采奕奕的大脸上掠过：“嗯，你知道，中国农民的地很小，很难机械化生产。”

“是呀，我们算是中型的农场啦，很多农场面积都比不上我们。”2012年，美国农业普查的数据显示，美国平均农场面积是434英亩，其中，88%是小农场——小农场的平均面积是231英亩。斯坦利那个近两千英亩的农场，相当于1120个足球场的面积。

“事实上，中国农田的平均面积是1.6英亩。”我磕磕巴巴地报出了这个来自纽约时报的数字，“所以，要做到农业机械化生产，很难。”

“啊……”显然，仅靠父子三人就经营了一千多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农场的斯坦利，无法想象在比一个足球场还小的农田上如何耕种，他尴尬而不失礼貌地回答，“有意思。”

其实，更为精确的比较来自国务院2015年的数据：我国农业劳动力平均经营耕地面积为9.24亩（相当于1.5英亩），而美国农业劳动力平均经营耕地面积为957.47亩（相当于157.6英亩）。经济学原理的第一节课就会告诉我们，在劳动力低廉的地方，合理的做法，是使用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而非资本密集的机械化生产。可是，为什么在以生产成本低廉闻名的中国，按照这么劳动密集的生产方式，2015年我国大豆生产的成本，却比美国高出了五成多呢？缺少足够的机械化生产，无法解释我们大豆成本为何如此之高。或者说，高度机械化，不是美国大豆低成本的唯一原因。

转基因大豆、仿制型农药

和斯坦利的免耕法试验

“这个增长……”听到我问起大豆增产、收益增加的原因，斯坦利很是琢磨了一阵，“是技术的进步，是时代的原因。我不好说是我们自己种得特别好。”

斯坦利觉得实现产量提高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种子技术的改善，也就是转基因大豆的研发和推广。1994年，转基因大豆被美国政府允许商业化生产和销售。这款转基因大豆叫做耐农达大豆，在业界家喻户晓的代号是“GTS 40-3-2”。农达即农达草甘膦，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有机磷除草剂。在美国，杂草是对农业危害最大的因素，因为美国杂草具有难以防治的生态特性，而大豆又是极容易受到杂草影响的产物。因此，大豆有了对农达的抗药性，农民就可以放心地往地里喷洒除草剂，不必担心豆苗会和杂草一起受损。而少了杂草的干扰，大豆产量得到了显著的提升。这对于用拖拉机，甚至是飞机洒农药的美国豆民来讲，无论从时间成本看，还是从大豆增产的角度看，诱惑力都是极大的。

直升机洒农药

（图片来源: Bestland Air Ltd.）

1996年，孟山都公司的耐农达大豆正式上市，随即席卷全美豆田。如今，美国几乎所有的豆农都采用这种经过基因改造的大豆种子——我国那些来自美国的大豆，也绝大部分是转基因大豆。

农达草甘膦（Roundup）是一种几乎可以杀死一切绿叶植物的除草剂，有效成分是草甘膦酸。孟山都公司的化学家在1970年发现这种物质可以作为除草剂使用。1974年，孟山都公司将它命名为“农达”，上市销售。孟山都公司的专利权一直持续到2000年，其后许多公司也开始生产和销售这类以草甘膦为配方的除草剂。因为长期以来，只有孟山都公司拥有这个产品，使得“农达”这个名字广为流传。直到今天，许多农民都直接将草甘膦的仿制型农药称为“农达”，即使它不一定印有这个商标。

也就在这一年，中国由大豆净出口国变成大豆净进口国。之后，中国大豆进口量逐年递增。直到今天，国内大豆的市场需求85%以上依赖于国际市场，最主要是巴西，其次便是美国。这些进口来的转基因大豆，从港口直接进入了建在沿海地区的压榨厂，成为豆油和豆粕。

如果说90年代转基因大豆的出现，让斯坦利的耕种更加便利，大豆产量得到了保障，那么进入2000年以后，随着各种主要农药专利保护期的结束，低廉的替代品——仿制型农药，则让斯坦利的成本进一步降低。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美国的农药工业制造达到了巅峰。农药和种子一样，都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行业，需要持续的高强度研发投入。1982年，美国成立了专门负责上诉案件审理的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使美国专利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格执行。这进一步鼓励了企业对新产品研发的投入。按照专利法，研发出新农药的公司可以在专利期间进行独家销售，同时冠以品牌名称。而20年的专利过期之后，别的厂商就可以进入市场，大量的生产和销售就会大幅度降低原本受到专利限制的农药价格。有了对专利的严格保护，斯坦利才有可能得到新研究的帮助、从而更高效地进行大豆生产；而专利的过期，让斯坦利有机会以低廉的价格购入他需要的农药、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

斯坦利指着记录软件上对各项农药使用的指标，跟我说：“我有时是从销售商那里听说（新产品），有时是从杂志上看到，或朋友处听到。使用这些之前，我通常会跟专家咨询，可能会需要再根据自己农场的情况进行调试，找到最好的配比。”

我看着电脑上那些密密麻麻、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的数字，不知怎地就想起了我唯一知道的农药名称：百草枯。我忽然发现，我对农药的全部印象，竟然只是农村屋角摆的一个个简陋瓶子，以及关于农村女性服药自杀的社会新闻，与斯坦利这些严格得如同科学实验般的记录，全然连不上关系。

斯坦利虽然还没学会如何在Word文档上评论、也没有听说过skype，但这并不影响他紧跟时代的步伐，尝试新出现的、能保养土壤质量和维护农田生态的保护性耕种方法。斯坦利是最早在豆田开展免耕法的农民之一。跟美国大部分农田一样，由于常年的机械化耕种，昆恩农场的土壤板结现象越来越严重，土壤肥力降低。80年代中期，美国颁布了1985农业法案，联邦政府对采用土壤保护性耕种方法的农户进行补贴，其中就包括免耕法。

这种通过全年不犁不耕、减少机械翻动土壤次数以保护生态的方法，引起了斯坦利极大的兴趣。他订阅相关的专业杂志——《免耕法农民》，四处参加田间日活动和农展会，还向农械制造商咨询了多次。那套农场信息记录软件，有效地帮助斯坦利进行前后比较、对田间操作做出调整，比如更换适宜免耕法的机械，改变农药和化肥的使用量，调整播种时间，等等。斯坦利先在部分地块试验，而后慢慢铺开。如今，整个昆恩家庭农场都采用了免耕法——和伊利诺伊州三分之一的农场一样。

“所以说呀，”斯坦利慢慢地总结，“作为一个农民，总是有机会去提高你的农场。新的技术、新的管理方法、新的机械，要一直去尝试，要看到不同的资源、不同的机会。”

六十多岁的美国豆农斯坦利，去年购进了一台16行施肥播种机。他借了一点贷款，不过他相信及时更新设备可以让播种成本更低，这笔投资是值得的。被淘汰的那台12行施肥播种机，购于2000年。就在斯坦利购入12行施肥播种机的第二年，《纽约客》杂志驻京代表、美国人彼得·海斯勒开着车，从公路上经过中国河北的村庄。那正是秋收的季节，他看到了这样的景象：

“农民们把这些作物仔细地码放在柏油马路的一侧，因为柏油马路是最好的晒场和分拣场。对于壳类作物，则一捆捆地摆放在道路中间，确保路过的车辆从上面碾压而过……驶近铺晒着农作物的路段时，我就急踩刹车，摇下车窗问道：“我开过去没有问题吧？”农民们有些急不可耐地大声喊道：“开，开，开！”于是，我就开过去了，只听见小米、高粱、小麦在我的车轮下噼啪爆开。……从后视镜里，我看见人们拿着耙子扫帚，冲上公路。那就是我在秋收时节作出的贡献——开着车子忙脱粒。 ”

回乡务农的大学生

2016年，生于1985年的秦玥飞站在“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的舞台上，握着奖杯，聆听着属于他的颁奖词：“在殿堂和田垄之间，你选择后者。脚踏泥泞，俯首躬行，在荆棘和贫穷中拓荒，洒下的汗水是青春，埋下的种子叫理想。守在悉心耕耘的大地，静待收获的时节。”秦玥飞感动中国，因为他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到中国的农村服务。

在这一年，同样是85后的麦克，在美国爱荷华州一个叫做“实干农民”的农民协会的年度大会上，一手拿着话筒，一手用激光遥控笔指点幻灯片，向台下的观众讲述：“在第一年，我们减少了化肥的使用量……结果大豆明显减产……在刚开始使用覆盖法的时候，应当继续使用化肥。”这是麦克获得美国农业部可持续农业研究与教育计划资助项目的义务之一，跟其他农民分享他关于“采用使用卷曲辊压机在豆田进行覆盖法耕种”试验的心得。

覆盖法是一种新的保护性耕种方法，往往搭配着免耕法使用。它指的是农民种植覆盖作物，然后以免耕的方法直接在充满覆盖作物的农田播种，种植经济作物。覆盖作物可以抑制田间杂草的生长，又可以保持水土，甚至增加土壤肥力。不过，覆盖法需要农民根据气候、土壤条件和作物的特性，找到最佳的覆盖作物类型和覆盖时间，否则会很容易影响到经济作物的产量。根据农业杂志《有机与非转基因报告》（The Organic & Non-GMO Report）最新一期里的文章，美国采用覆盖法的农场数目出现上升的趋势，十年前，爱荷华州只有25,000到50,000英亩之间的土地采用覆盖法，如今已经增加到700,000英亩。

美丽的红花苜蓿是一种常见的覆盖作物

（图片来源：Terroir Seeds）

回乡务农的大学毕业生麦克，外表看起来跟许多美国大男孩一样，高高瘦瘦的个子，笑起来一口白牙，就如拍牙膏广告一般。在“大学生为什么要到农村当农民”这个问题上，麦克和我一样困惑不解——他完全不能理解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麦克在密苏里州的威利斯农场长大，大学毕业后回农场和父母一起工作，在他看来顺理成章。麦克90后的弟弟，也在几年后加入经营农场的队伍。麦克兄弟俩回到农场，带来的不仅是劳动力，还有威利斯农场在youtube上面的曝光度——麦克在农场开展了覆盖法的耕种试验，经常参加相关的农民会议分享经验，还与密苏里大学合作，在自家的农场举行了若干次田间日活动。这些活动常常被制作成视频，放在视频分享的youtube网站上。大学生麦克在农民这个行当里，干得十分起劲。

田间日活动是美国农村非常普遍的、学习农场管理的活动。有的田间日活动是大型农业机械公司展示新农机的操作，有的则是农民个人邀请其他农民来自家农场参观、并现场交流耕种经验。这类田间日活动往往并不需要很正式的议程，有时还会有小朋友的加入，几乎可以算邻里农民的社交活动之一。而很多农业相关的专题会议也会设置田间日活动，组织与会者参观相关主题的农场，让大家实地看看，与农场主直接讨论。

我还没来得及想清楚“大学生为什么当农民”这个问题，我的同事欧文索性直接给我上演了一场“研究生辞职当农民”的剧目。欧文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农业发展硕士，咨询公司的数据分析师，某天他忽然宣布辞职，理由是住不惯这个城市。几个月后的圣诞节，我跟他互通邮件致意，才知道他回到他在新墨西哥州的家庭农场。“我还是更喜欢这样的生活，”欧文说，“而且我现在也经常跟大学的教授联系，我们家是畜牧为主，我以前那个实验室的一个教授，做这方面的研究，我们现在常讨论。”

不过，欧文没有一直把农民做下去，隔年他申请到波士顿大学的农业博士，又回到校园去了。从手机看到他的邮件时，我正在离我家距离开车不到一刻钟的冰淇淋店排队。这是我们这里的一家网红冰淇淋店，开在农场上，店的对面有成片的农田，有牛有鸡，有高高的谷仓。美国的“农村”和“城市”的边界是如此地模糊。我看到的农村人和城里人，都是随意却洁净的衣着，神情活泼生动的面孔，农村和城市的道路上奔跑着一模一样的校车，平整宽敞的公路顺畅地通往远方。如果不考虑人口密集、高楼林立的大都市，生活在美国的农村与美国的普通城市，几乎感觉不到明显差别。不，差别还是有的：有一天，我居住的城市自来水厂被污染，全市停水。我的同事沙丽邀请我去她家洗澡。她那个看起来跟我家没什么两样的房子建在属于农村的地界里：“我们家用的水是自家井水抽出来的，因为不在城市供水范围里面，水没有被污染到，可以尽情使用，”沙丽耸耸肩，“这就是房子买在农村地界的好处。”

在美国，回到农村，不过是对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城乡差异是如此之小，大学生当农民，也许最多只是引来一句“年轻人居然不向往繁华热闹”的感慨，而产生不了“脚踏泥泞，仰望星空”的赞赏。就像欧文那样，名牌大学毕业的他离开咨询公司回到农场，不过是平常不过的一场跳槽，而毫无一丝从”殿堂“坠入”泥泞“的味道。

我说这句话，绝非因为我是崇尚田园的理想主义者，而是因为再实际不过的经济考量。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自9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农民家庭收入中位数，一直都超越所有美国家庭的收入中位数。2015年，农民家庭的收入中位数是76,735美元，比全国平均水平整整多了三成。州立大学的农业专业助理教授，年薪不过六万多；而英语系的讲师，年薪只有四万五。

也是在2015年，“中国经济网”发表了一篇报道，称“农民收入不仅再次跑赢GDP，也又一次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即使如此，2015年中国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过是全国平均数的二分之一。

斜杆农民

其实，中国农民和美国农民一样，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收入并不完全依赖于农业。我父母家的钟点工阿姨，三不五时就会带点初熟的水果给我父母尝鲜——她和丈夫经营着果林，农忙之外的时间，她进城做家政，丈夫在县里的汽车站开三轮车接客。而我美国家里的钟点工，来自一名本地的农民大叔斯蒂夫。与我家乡的果农钟点工阿姨不同，美国农民大叔斯蒂夫只负责估价，以及安排他“最宝贵的员工”——来自墨西哥的几位女性——上门为我们服务。

对于像斯坦利和麦克这样的、管理上千英亩农场的农民来说，农民这一职业已经足以让他们忙碌不已。然而，对于更多的中小规模农场，农场管理并不需要花费他们所有的工作时间。农忙之外拥有自由的时间，让农民们拥有了农民之外的又一个职业，成为当下最流行的斜杆人——2012年的美国农业普查数据表明，超过一半的农民拥有第二职业。只是，美国农民没有变成“农民工”，他们成了“斜杆农民”。他们大部分从事的，是跟农业相关的兼职，比如我项目中的另外两个同样来自上密西西比河流域的豆农。

在我们采访的四个豆农中，法兰克对自己的时薪估价是最高的。“每小时30美金吧，”法兰克想了想，不太确定地问，“其他人是多少？”

“有的说20美金，也有说25的。”

“那我应该是30吧。嗯，30是个合理的数字，”法兰克斟酌着，“我每个小时的咨询费要高得多，当然我知道干农活不能用咨询费的工资计算……不过我觉得30美金已经很低了。”

我也觉得对法兰克来说，30美金的时薪是合理的。除了农场，法兰克还是三河农业咨询公司的咨询师。在美国，农业咨询师的平均时薪是36美元，对于1996年就拥有农业硕士学位、为爱荷华州农业部提供服务超过15年、以及自己亲自经营农场多年的麦克，他显然值得高于平均农业咨询师的报酬。

无论是斯坦利的农场记录专门软件，还是麦克种植计划用的Excel表格，都是在法兰克这样的咨询师指导下开始使用的。法兰克拥有的技术，也给了他勇气在自家的农场试验覆盖法——许多专家都认为法兰克农场的地理位置纬度太高、不适宜实施覆盖法。已经试验了三年的覆盖法，也的确尚未给法拉克的大豆种植带来任何经济效益。不过，法兰克有足够的耐心。而且，他已经看到土壤质量的改善，他所租种的一些土地的地主，也希望他能够继续这个试验，甚至愿意承担一半的覆盖作物种子的费用。“我们要有开放的态度，”法兰克这么说，“当有了新的信息，有了新的技术，你能做出的选择就是改变。”当然，我猜法兰克能有“开放的态度”，跟他提到的“我不需要特别追求短期的利润”也有关系。毕竟，大豆的收益不是法兰克经济的唯一来源，而即使是失败的实验，也能为他的咨询事业提供更多的素材。

不过，就算没有法兰克这么激进，我也从斯坦利和麦克身上看到，这些美国豆农如何用“开放的态度”去对待新技术的运用。只是在态度之外，我觉得对每一个普通的美国豆农来说，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有接触到新技术的渠道。除了找法兰克这样的专业咨询师，农民们常常是从农机销售商、种子销售商和化肥农药销售商那里，得到最新的技术信息。身兼农民和种子销售商两种职业的丹尼，也在自家25英亩豆田开展覆盖法的试验。丹尼最开始参加种子公司的种子销售员培训，只是为了学习更多覆盖法的知识。不过，考取了资格证之后，丹尼也兼职做起了销售种子的生意。

丹尼一直坚持相关农业网站的阅读习惯，每年都会自费参加一两个农民会议——有的是大学组织的，有的是农民协会组织的——以保证自己不错过最新的研究成果。他在自家的农场尝试不同覆盖作物的组合、不同的播种方法，看怎样才能更经济有效地减少成本、增加大豆产量、保护水土。农民购买种子的时候，丹尼会跟他们分享自己最新的学习心得，与他们讨论什么样的种子配比、什么样的种植计划更适合他们的农场。“很多时候，我还带他们到我的农场来看看，告诉他们，说一千道一万，就是起码要去试一试。”丹尼微笑着说，显然对自己农场的示范效应十分满意。他反复地叮嘱我，项目完成的时候一定要给他报告的电子版，“如果有资料简报形式的更好，他们来买种子时，我可以给他们看看——农民不喜欢看长报告，一两页最好。”

农民大会

2017年一月，在科罗拉多州的首府丹佛市中心，我参加了一场美国农民的大会。会议是由一个全国性的农民协会组织，参加会议的除了来自大学、政府农业部门、农业相关咨询公司的专业人士，更多是农民协会的成员，他们大部分是农民。

会议的地点在喜来登酒店，坐落于满目霓虹的商业步行街上。步入酒店堂皇的中庭，是专业会议的标准场景：身着正装的与会者，胸前别着名牌，三三两两地聊天，耳边时不时飘过经典的搭讪开场白：“我对你的题目很感兴趣。” 虽然比起我熟悉的那些专业会议，这里与会者身上的正装大都少有修身款式，他们的身材也以大号的居多。

农民大会的流程与其它专业会议几乎一模一样，有主题演讲、若干专题分会场、茶歇和餐聚，以及系列参观活动。不过，就在我几乎要以为这不过是我参加的又一个专业会议时，我看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开场仪式。

开场嘉宾是一名身材挺拔、头发雪白的农民协会主席。走上台时，主持人介绍他一连串的头衔之后，忽然停顿了一下，加重了语气来对台下说：“他是一名退伍军人。”

台下瞬间爆发出极其热烈的掌声。这突如其来的热情把我吓了一跳，以为自己错过什么重要信息。我低声问隔壁的与会者：“他是一位？”

“退伍军人。”那位挺着一个大肚子坐在我旁边的与会者一边拍手，一边回答我，满是与有荣焉的自豪感。我素来知道退伍军人在美国很受尊崇，退伍军人的节日还是美国仅有的十个全国公众假日之一。只是我没想到，农民这个群体对退伍军人的热情如此之高。

简短的开场致辞完毕，接着走上台的，不是进行主题演讲的行业内知名人士，而是三位年过半百的女士。她们身材丰腴，穿着印花连衣裙、白色短开衫，在台上的右侧一排站开。“下面，请田纳西三姐妹为我们唱国歌，”主持人说道，“请大家起立。”

会场上三百多人都站了起来，将右手放在胸口，跟随着台上的女声一起哼唱起美国国歌。在美国，我参加过若干专业会议，不管是学术性的，还是技术性、行业性的，都没有遇到过唱国歌环节。作为完全不会唱美国国歌的中国人，我忍不住好奇心，偷偷打量起周围的人。每一个年轻或不年轻的面孔，都异常认真，有的眼中甚至还泛起了泪光。忽然之间，我明白刚才那位协会主席以退伍军人身份得到掌声的缘故——他们爱着这个承载着他们土地的国家。

的确，农民才是跟“国土”联系得最为紧密的人群。蓝领可以随着工厂搬迁，换地方工作对白领来说也是常事，更不用提那些全球飞的专业人士。唯有农民，他们植根在土地上，他们的双脚感受着土地的温度，他们的双手触碰着土地的质感。“国土”对他们来说，不是抽象的文化政治名词，而是日夜相伴的对象。我不难想象，比起一副标准全球精英模样的希拉里，言语粗鲁、高呼“让美国重新伟大”的特朗普，会如何打动这群美国农民的心。

奇怪的是，“农民”和“国家”这样直接的联系，竟不曾出现在我的政治想象中，仿佛农民之于国家，要不就是远离，要不就是从属。我从来没有想过，农民会在他们的专业大会上，眼含泪光地齐声唱国歌。

当然，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跟一群农民一起参加研讨会、分享探讨彼此的研究。然而这一切发生得如此的自然。我几乎觉察不出它与我博士期间参加的若干学术会议有何差异——台上有专业的幻灯片显示，发言者或自信满满或略带拘谨的认真讲述，台下有时而颔首时而凝思的观众，答疑环节的交流也非常热烈。

茶歇的时候，我在走廊上被一位看起来有五六十岁的女士叫住。她身着紫色套裙，妆容精致，一边伸出手与我相握，一边用她那浅褐色的眼珠认真地看着我：“我很喜欢你的研究，我喜欢数据说话。我们经常听到的是农民自己农场的情况，我们很想看到这种有好几个农场比较的研究。”

这是一个农民，我握着她那双手指节粗大、触感粗糙的手，在心里对自己说。那些在田间弯腰劳作、面容模糊的身影又一次出现在我脑海中。一时间，她那真诚的目光仿佛有了让人无法承受的重量，压得我不得不移开眼神，投向走廊的另一端。在那里，我看到像麦克一样的年轻人，在低头刷着智能手机，也许他正在将他觉得精彩的会议内容分享到twitter或facebook上面。还有跟斯坦利一样胖胖的白胡子老头，和一个种子公司的代表聊得正欢——那个种子公司的代表在我发言后递给我一张名片，他说他们公司业务之一就是研发培养覆盖作物的种子，希望我完成报告之后能够发一份给他。戴眼镜的大学农业教授和一名伊利诺伊州农民协会理事并排站着，我认出那名教授，因为他的照片在那个协会的网站上出现过，他是协会去年举办的系列技术讲座的主讲人……

北京时间2018年5月20日凌晨，中美两国在华盛顿就双边贸易发表联合声明，中美贸易战暂告一段落。联合声明特别指出，中美双方同意“有意义地增加美国农产品和能源出口”——斯坦利农场里的大豆，可以继续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的港口、最终进入我父母厨房里的油罐了。只是，吃着这些食用油的他们，可能永远都不会想到，这些生长出比中国大豆便宜许多的美国大豆的农田，不仅上面奔跑着拖拉机，周边还林立着研发新品种的公司和研究机构、受过专业培训的销售商、提供专业建议的农业咨询师。就好像以前的我从不曾想过，阅读着专业杂志、用电脑管理种植、会自费参加研讨会、与大学教授讨论耕种方法的农民，可以露出怎样灿烂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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