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老北京人手头一定有好几套房子？| 短故事
文章 | 安吉
编辑 | 胖粒
本文由短故事学院辅导完成
2011 年的某个周五。我放学回家，一踏进小区，便觉气氛非同寻常：往常一簇簇坐着聊天儿的大爷大妈都是那几张老面孔，这一天却加入了好些新人；看自行车车棚的李大爷夫妇周围已经围了一圈儿人；互相搭话儿的人也猛然间多了起来。每个人都像在兀自强压着愉悦的心情，然而这依然不能阻止小区内外充满快活的空气。
回到家才知道，原来是有开发商看中了我们这块地儿。
“最好是能回迁，”我妈跟我说，“就是不知道钱够不够。”事实证明，妈并不需要担心钱不够：拆迁的消息等着等着就没了影儿。听说是因为小区里有人狮子大开口，要六套房，把房地产商吓得撒丫子颠儿了。还有其他各种传言，不知来源，难辨真假。也许是因为小区太老太破，或者是因为隔壁小区好几年前就已经拆了，当然，更有可能是因为小区居民实在是太巴望着拆迁队来，每隔几年，我们小区就会传一次拆迁的谣言，只是 2011 年的这次传得格外地真。
我家住在北京某条街上的 X 号院。不少人听了这“几号院”的名字以为它是个军队大院儿，其实不然。日伪时期，日本人想改造北京格局，于是在远离四九城的地方建了个 X 号院，当作日军机关的办公区。解放后，X 号院被划给了某出版社。文革时期，出版社的知识分子大多被下放到干校，X 号院就成了工人阶级的地盘儿。
时至今日，小区里还残存着两幢 20 世纪 30 年代盖的三层尖顶小楼。墙面上曾经用白漆刷着标语：“毛泽东思想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小区里多是五、六层的板楼，是 1970 年代中后期，某大型发电设备制造厂建的职工宿舍。每栋楼有三个单元，单元内，同一楼层的三户人家儿围成个缺了一边儿的正方形。若是挨着的两户一个门朝左开，一个门朝右开，两扇门能“砰”地直接撞到一起去。在我的大部分记忆中，小区的墙砖都是褪了色的砖红。事实上，由于褪色过于严重，你很难再将它形容成红色。2008 年北京奥运会，整个小区被粉刷一新，如同干裂的唇重新滋润了、上了唇彩，成了饱满的赭红色。
20 世纪 30 年代盖的三层尖顶小楼
凌晨四点，环卫工人挥摆着如孔雀尾羽般披散的竹制扫帚，节奏舒缓地滋拉着蹭过地面。九点，他在 X 号院里的环卫工作将告一段落。他身后的五号楼里，早间新闻正从二层一扇开着的窗子中飘出，“中国”“访问”的字眼儿间，夹杂着楼前杨树枝子上喳喳的喜鹊叫声。
五号楼对过儿的自行车车棚里，看车的李大爷也正放着新闻，从纱窗中还能看到电视机晃出的白光。车棚的两扇铁门旁，挂着一个长二尺、宽八寸的满脸坑洼的木牌，牌面已经脏污得隐隐发亮，上面用墨写着“象棋俱乐部”，右侧还注着“二零壹陆年”几个小字。以李大爷为首的几个老爷子每天都在这里，搬几张椅子围着下棋。椅子们不是没了座儿，就是少了腿儿，重新用楼里人家儿装修时丢掉的木板钉了，凑合着用。
一号楼与自行车车棚
车棚另一侧，一号楼旁的葡萄架下，每天七、八点钟就会聚起一波人来。要是开了窗子，稍微支棱着耳朵听一下，便能知道最近国内外发生的各种大事。小区里的多数原住民（小区里的不少房子已经被卖掉或是出租了，我们单元的这一比例在三分之一左右）和这些在外边儿聊天儿的大爷大妈们一样，是厂里的老职工，年纪也都差不多在 70、80 岁。
20 世纪 50、60 年代，九年制义务教育尚未普及，更别提高等教育了，因此，大多数小区原住民只读完了小学，拿到初中文凭的都不多。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学历并不少见：小升初、初升高都是选拔性考试，大人挣的工资也不一定够所有的孩子念书。因为种种原因没能继续上学的孩子，有一部分便去了工厂。食品厂、造纸厂、服装厂、电子器件厂等小型厂建在当年的北京城区(东城、西城、崇文、宣武)，而其他厂子则在北京周边。宿舍区和厂区一般离得比较近，也有离得远的。我们小区属于后者。
我爸曾经是这家工厂的工程师，因为是技术部门，所以对学历的要求高些。他是 20 世纪 50 年代的名牌大学毕业生，毕业后从上海分配到北京，一路辗转，最终去了职工大学教书。我妈则是“老高中”（“老高中”指的是文革爆发时，正在上高中的学生），上山下乡时去了边境插队。1974 年，北京中学急需老师，从边疆招老高中生，我妈从此进入教师队伍，一教三十年。
按照我爸或我妈的职称，和 2007 年住房面积要与职称挂钩的政策，我家的住房面积应该是 90 平米。不过，当年厂子分房时，参考的是职工工龄和家庭人口，所以我家房子面积不大，加上阳台还不到 50 平米。至于我妈那边儿，1990 年代，学校还能分些房子，而我妈作为分房委员会的教师代表，愣是一平米都没给自己分。我第一次知道妈是分房委员会代表的时候，忍不住嘲讽她怎么没给自己分房，结果我妈来一句“我自己就是分房委员会的，给自己弄套房子，怎么合适啊”。 根据 2007 年的政策，住房面积不够的，应给予相应的货币补偿。妈算了一下，当时的补偿在我家这儿能买 14 平米。不过，由于房价疯长，2011 年我们拿到钱时，补偿款只够买不到三平米了。
我家是两室一厅、一厨一卫的格局。熟悉老旧小区的人都知道，1970 年代的老房子厅都很窄，与其说是厅，倒不如说是一条极细的过道。两个房间一大一小。我爸睡大屋，我家平日里吃饭、看电视也在这屋。摆了床、搁了饭桌、放了电视和书柜，人就得侧着身子从缝隙间由屋子这头挤到那头了。我和我妈睡小屋，我平常学习、工作也在这儿。除了书柜、书桌和床，剩下的空地儿还不够跳郑多燕减肥操。
虽然房屋狭小，但其实住惯了也没觉得什么，不过偶尔，我们还是会因此感到我家与周围一些人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差距。比如，我爸的同学聚会曾一度在各家轮换着举行，在高校、机关退休的老同学们房子宽敞，来场聚会完全没问题，而我家因为地方太小，都没法儿让人来。而这种差距也是亲戚间产生矛盾时，对方的炮火攻击目标。“你爸一个 50 年代的 XX 大学毕业生，现在混成这样，住这么小的房子……”上海做展会策划的二表哥曾给我发过这样的信息。
“小”只是我家房子的两大问题中，不太重要的那个，真正让人糟心的是“危”。打我记事儿起，阳台的地面就一天天地向楼外倾斜。大屋屋顶的预制板接缝裂了两条，每条半指来宽，横贯天花板，偶尔会漏下水来。这时候，我爸就得上楼告诉邻居赶紧擦地。小时候，我经常仰头望着裂缝想，楼板会不会一折，从楼上掉下个沙发、摔下个人来啊。
据我爸说，不只是天花板，大屋西边儿的墙上原来也有好几条斜裂纹——房子地基没打好，四周沉降不一样，造成脆性材料（比如砖、混凝土）断裂。房子是从工厂手里买的，工厂领导来家看过之后，决定在我们楼周围箍一圈儿钢筋。听我爸讲起这事儿的时候，我怎么听都觉得这楼就像是系了条裤腰带，说实在的，我真怕哪天北京震一震、晃一晃，裤腰带一松秃噜下去。人没了裤腰带最多丢个脸，这楼没了裤腰带怕是就丢命喽。
又“小”又“危”，我家自然想要换房，但奈何钱一直不够。我家没钱换房的一大原因是我爸我妈和我的年龄差太大。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增长的福利我没赶上，我爸我妈赶过了头儿。我今年 27，账户里上下浮动的数字估计下辈子也追不上脱了缰的房价。而我爸妈退休早，工资大幅增长的时候已经退了休。整天蜷在我家小巧但不精致的房子里，偶尔我也会励志一把，想努力赚钱，给家里买房。然而所在行业工资实在不高，就算把心肝脾肺肾一起卖了，凑出来的钱也不够换房的。
在我为自己没能力改善家里的住房条件而自责时，爸妈会反过来安慰我。我爸整天念叨着要换房，却会跟我说：“其实这房子住惯了也还行。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我妈对于换房则一向比较看得开。在她看来，与其攒钱买房子，不如投钱到我的教育上。有时候说起在美国念硕士的一年，我会觉得花钱太多，但每次提起来，我妈都说，“你留学这一年的钱，是我和你爸花得最值的一笔钱。”对于我未来的婚房，我妈也一直很超脱：“年轻人不用急着买房子，两个人一起奋斗、一起打拼、共同成长才有意思。没必要把自己的人生拴在房子上。”所以打从一开始，我就准备结婚以后租房住。也许是受我妈的影响，我觉得婚后租房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当年北京的房价还没涨到这么癫狂的时候，我家其实起过买房的念头。那还是小二十年前。1999 年，北京建了第一批经济适用房（根据 2007 年 12 月 1 日颁布实施的《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经济适用住房，是指政府提供政策优惠，限定建设标准、供应对象和销售价格，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商品住房）。之前我家虽然想买套大点儿的房子，可手头儿实在不宽裕。建了经济适用房，买房这事儿才算是有了盼头。
然而，等政策出来，爸妈又泄了气：根据规定，年收入在 6 万元以下的家庭才有资格申请，结果我家收入恰好超过 6 万元。不过，爸妈这会儿还没有完全丧失希望，因为申请门槛儿老在不断变化，这一年不符合申请标准，未必过两年还不符合，所以，他们还是会时不时地留意一下经济适用房的申请消息。
终于，到了 2000 年的 12 月 19 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又发布了新规定：“夫妇双方为机关工作人员或教师的家庭”年收入就算在 6 万元以上，也可以申请。那段时间，爸妈经常讨论到底要不要马上申请经济适用房。不想立刻申请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经济适用房的楼盘都建在交通不怎么方便的地界儿，2000 年的北京地铁只有一号线和二号线，我家又没有车，如果真在那么远的地方买房，等我和我妈分别到了学校，学校估计都该吃午饭了。
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家里钱不够。就拿“亚洲第一大社区”天通苑来说，它是 1999 年北京建的第一批经济适用房之一，开盘时的价格是每平方米 2,650 元，比市价差不多要低上 1,000 元/平米。这钱搁到今天来看不算什么，但当时工资少，我家拿不出。
“那你怎么不跟人借一点儿？”我后来和妈聊天儿时问她。“那不行，我不想跟人家借钱，越是关系好的我越不想跟人家借。我没这个习惯。关键是短时间还不上……”她顿了顿，“其实我不管跟谁张嘴，人家都会借我的。这我知道。”爸妈也想过向银行贷款，但是两个人的年龄都超过了上限，银行不给贷。还没等犹豫出结果，双教工可以申请经济适用房的这条政策就悄没声儿地取消了。“我和你爸好不容易下决心想要买的时候去看政策，结果一看，双教工这条儿怎么没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没的。”妈说起来的时候有些无奈。
在经济适用房开盘的前几年，各种证明审查得并不严格，所以需要房子的人不一定买到了房子，买到房子的人也不一定真的需要经济适用房。经济适用房卖了没几年，新闻里爆出经济适用房小区常有豪车出入，那时候，我们才听说个人收入状况完全由单位盖章证明，有些家庭年收入远高于 6 万元，却买了经济适用房。“就算这样，咱家也不会开假证明的。”妈看到新闻报道的时候这么说。这都是后话了。
回过头来看，那可能是我家唯一一次在北京买房的机会。之后的几年，我家依然达不到买经济适用房的标准，当然，商品房就更买不起了。到了 2008 年，在奥运会的带动下，北京的房价蹭蹭蹭地蹿得如同被点着的炮仗。拿海淀区来说，2008 年到 2009 年，房屋均价从每平米 11,000 元涨到了 34,000 元。原本指望着奥运会结束，北京的房价能落回去，这下儿成了泡影。
幸好，当时又建了“两限房”。所谓“两限”，就是限房价、限套型，供应对象是 “中等收入住房困难的城镇居民家庭、征地拆迁过程中涉及的农民家庭及市政府规定的其他家庭”，我家属于第一类。两限房的申请标准之一是，三口之家的年收入在 8.8 万元及以下。本来，爸妈已经决定：豁出去了，拿出家里所有存款，申请、买房。结果，不知道该不该高兴，就在可以提交申请的前一个月，老师们集体涨了工资，我家的年收入刚好超过 8.8 万元。从此以后，我们与保障性住房再也无缘了。
四年之后的 2012 年，北京市开始给老旧小区进行“抗震节能综合改造”，2014 年秋天轮到我们小区。抗震节能前，有关部门在派人调查、鉴定房屋情况时，告诉我们：“你们这不算危房，不需要拆。”于是，我家进行了改造：外墙加装了保温层，厨房和洗手间的上下管道都换了新的，卫生间的地面铺上了防水层。
改造之后，我家的厨房和洗手间时隔多年，终于不再漏水，阳台也倾斜得不那么厉害了。房子这下子有可能卖出去了！这两年，我爸的年纪大了，我妈的膝盖由于老年退行性病变吃不得力，家住四楼，两人上下楼都不方便。单元的楼道窄，如果真到了要叫救护车的时候，担架抬上来都费劲儿。家里实在是需要换一套有电梯的房子。改造还没结束，我家就来了个总动员，找起了二手房信息。
“诶，你们来看看这套房子。”我爸在折叠圆凳上一扭身，招呼我和我妈。
“快 600 万了，你买的起啊？”
“爸你还是看看 500 万以下的。”
“这还有一个 400 多万的。”
“这个倒是可以看看……”
选了几处感兴趣的房子后，我们联系了中介。之前因为觉得换房无望，我家没怎么关注过换房信息。这一查之下，差点儿被中介费噎个心脏骤停。中介费还是小问题。真的操作起来，我们才发现，换房这事儿远比想象的还要复杂。
我从 2016 年起才开始交公积金，贷不出多少钱，而二手房又都要付全款，所以我家必须卖了房子才能有钱换房。关键是卖房、买房手续繁复，二者之间不可能无缝对接，中间的时间拉得越长，就越可能横生枝节。如果先卖房后买房，一旦签了卖房合同后房价飞涨，我家就会面临买不到房的境地。网上类似的血泪帖让人看得心有戚戚。
中介的建议就是先把房子卖掉。“一般不会买不到的。您要真买不着，就跟买您房子的这家商量商量，看能不能还先住着，付他们租金。然后您再慢慢找。”这种建议对于我这样的年轻人来说，还勉强可以接受，但爸妈岁数都不小了，难道让他们到了晚年，都没法儿有个安心睡觉的地儿吗？我的一个比较懂地产的朋友，则是建议我先买房、后卖房：“先把合同签了，以你家的位置还有学区，挂出去一两周就能卖掉。”我向我妈转述了朋友的建议，但妈摇摇头：“如果没那么快卖出去呢？还是周转不过来……”
除此之外，动摇我们买房决心的还有不断变化的政策。在我爸还在到处查房源信息的时候，妈就私底下跟我说：“如果再出台什么政策，房价突然变，不管是咱们这片儿学区房跌价，还是别的地方抬价儿，咱都受不了。”
换房对我家来说是一场豪赌。
我家赌不起。
我和妈已经对换房不抱希望了，爸是家里唯一还没死心的人。现在座机铃声响起，我和我妈已不怎么去接——几次咨询后，推荐二手房的中介从早到晚简直要将电话打爆。只有我爸，虽然比前几个月速度慢了些，但还是会接起电话，刻意放轻了音量，一边笑着，一边客客气气地说：“暂时先不买，谢谢你啦……”
放下电话没多一会儿，爸就会去查房源信息。爸的肩膀向屏幕压过去，脖颈松下来的皮肤纹路几乎绷成平面，在老花镜和放大镜的双重放大下，一张张房屋图片扭曲变形。看着看着，爸的头一下一下、幅度越来越大地点起来，“呼”地坠下去。猛然间醒来，爸又揉揉布满褶皱的眼皮继续看。其实，我不太明白我爸为什么还在查，我只能理解为换一套房已经成了他的一个执念。我不想问他。有一份执念，或许也不错。
终于，今年的某一天，我忍不住跟爸妈建议：“不如我们离开北京吧。去上海、去苏州、去武汉。都行。”在这之前，我从没想过离开北京，即使是留学的那一年也没想过。但是在北京，我家大概是永远也换不起房了，离开，也许还能改善一下居住条件。而且，如果哪天真的拆迁，谁知道我家的钱还够不够在五环内买合适的房子呢？在我想来，与其被动挨打，不如主动出击。然而，对于父母来说，气候的适应、亲友圈子、异地医保报销等都是问题。
我很希望永远换不起房是因我看问题太过悲观产生的错觉，希望现实能比我的预期稍微强上那么一点儿。从我家厨房窗口抻了脖子向外望，正正好能瞅见坐着聊家常儿的老太太们和悬在她们脑袋上的倭瓜。倭瓜胖胖瘦瘦地结了七个，旁边的石榴树上挂了三个红石榴。隔壁门洞儿不知道名字的大叔晃着两条白色的膀子，穿着件儿漏了个洞的背心儿，正在给楼对面的一排植物浇水。窗外，还是一片岁月静好的样子。
作者家楼下爬在藤上的倭瓜
后记
经常有同事在知道我是北京人后，调侃地问我：“你家是不是有五套房？”真的没有啊！而且据我所知，住房比较困难的北京家庭并不在少数。
我一位朋友是本地人，跟我同岁，在外企工作，她先生原来是北漂，在一家国字头单位。前几年，男方的单位盖了房子，拖家带口的员工优先。于是，朋友他们提前了婚期，然后提交了购房申请。然而，在国企这样论资排辈的地方，能不能轮上、什么时候才能轮上都是个未知数。朋友家里只有一套房，男方家之前在北京也没买过房子，而且，两家的经济条件也都不允许他们在本地买房。于是在他俩结婚后，朋友的爸妈搬到了她的爷爷奶奶家，把房子让给了女儿女婿。朋友其实还算比较幸运，毕竟老家儿还能给腾房出来，如果老家儿自己都没有房子呢？
我认识一位长辈，比我大将近二十岁。她家当年也想买经济适用房，但一时犹豫，错失了机会。这位长辈是老师，打小儿就长在北京，家里的住房情况比我家还要困难：她自己没房，刚结婚时便和公婆一起住，后来小叔子一家也搬了进来，以致她们一家三口、小叔子一家和公公婆婆都挤在一个三居室里。2000 年出头时，她和丈夫商量着打算买经济适用房，可又因为觉得几个地方都太偏，就一时没下决心。结果这一犹豫，政策变了。
2014 年，这位长辈的儿子要高考，她才和孩子出去租房住。我们聊起来她的租房感受时，她叹息着说：“我第一次知道，自己出来住这么舒服。”虽然她和婆婆关系不错，可是做什么事都老有个人盯着终究是不够放松。我有时会想，她的儿子要怎么解决婚房问题。男性在准备婚房上的压力远远大于女性。他家里不可能给他腾房——他父母自己还没有房子呢；如果能买房，家里早就买了，也不会等到现在了。
说回我家。虽然我家住房条件一般，但我觉得家在北京还是挺幸运的，至少我可以和父母住在一起，不用把每个月的一半工资都交房租，也不用和室友磨合。但同时，我家和其他北京家庭的确是被迫承担了节节蹿升的房价。我身边也有北京人因为觉得无力负担房价想要离开，然而又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如果北京人真的开始逐渐散落到各地，那就成了漂着的北京人，没准儿会被冠上个“漂北”的名头。这些年，北京人和北漂们在网上互相掐得越来越凶。北京人觉得外来人口太多，抬高了房价，原来住二环里的快给挤到五环外了；北漂们觉得北京人天生占了好资源，能在北京有套房，孩子上学、老人看病都不用愁。然而，又何必相互攻击呢？北京人与北漂之间的争论再多，背后都不过是面对高房价发出的一声共同的叹息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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